许知远

许知远 | 你是党员吗?

“Are you a communist?”他大声喊道。几个维安人员紧紧围住他,把他向会场外推。刚才,他挥舞着手中纸制的坦克模型,用一串广东话向台上抗议,我听懂了他这最后这一句英文。在香港,人人认识他,因为他脑后的长辫子,人们叫他“长毛”。 三位候选人站在台上,逐次陈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与个人能力。台下坐着选委、新闻记者与抽签的公众。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公开讲演,六天后,这1200位选委(他们中的很多今晚并没到来),将投票选出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 不同政见的候选人,公开辩论、四处拜票、曝光的丑闻、相互人身攻击,香港的特首选举,它宣称是一场选举,在一些方面,也像是一场选举。若你置身于辩论会现场,这味道会更浓烈些。在“长毛”发出咆哮之前,两位选委会成员(也是立法委员)已经站在椅子上,用偷偷带入的麦克风,高声抗议说这是一场“小圈子选举”,呼吁人们抵制它,紧接着,他们还与试图前来劝阻的工作人员,发生了轻微的冲突。有一刻,你不禁有时空错乱之感,仿若这不是2012年的香港,而是1987年的台北——朱高正甩开膀子,准备大闹立法会。 这冲突是高度表演性,它的结束与开始都同样迅速。摄影师的镜头早已捕捉了画面,传递了表演者需要传达的信息。香港人熟悉这种表演,将近10年来,他们都是香港政治与社会中最活跃的面孔。他们在街头游行、发表演讲,在电台中口若悬河,还在立法会里的爆粗口,一些时候,他们还不惜用身体直接冲撞,他们在把一套香港人不熟悉的政治语言,演练地越来越纯熟。多年来,这个城市以勤奋、礼貌、实利主义、追求稳定著称,但他们却以激进派自许,还赢得了广泛的追随者。他们捕捉住了这个城市的情绪——人们都感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挫败感,需要某种更直接的语言与行动,来释放这种压力。 被过滤广告 而在今夜的辩论现场,三位抗议者的焦点清晰,他们是针对梁振英而来。58岁的梁振英站在台上,成功地掩饰了尴尬。他表情的沉着与语调的镇定,也明显超过他的竞争者。 这原本是一场毫无悬念的选举。自从去年年末已来,人们多少已默许了唐英年的当选。他是一位久富盛名的上海工业家之子,而这个家族与北京的渊源深厚。他也得到了香港最重要的一些富豪的支持,这些富豪一直是北京主要的统战对象。他还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已有时日,了解特区政府的运转。看起来,他是个再好不过的现状保持者。对于正忙于权力交接的北京来说,它乐于这种延续性,而对于不满的香港人来说,他们把更多期望放在2017年的普选。也因此,其他两位竞争者,不管是同样来自建制派的梁振英,还是来自民主派的何俊仁,似乎不过是某种陪选者,至多能申明一下自己立场。 但因为唐英年一连串的个人丑闻,这个格局突然被打破了。在一个被贫富差距激怒的城市,他却违章修建豪华的地下行宫,而事发后,他又慌忙地躲在了太太身后,接着又是私生女的风波……一个风流成性、却又进退失据的富家公子能在北京与香港之间充当桥梁吗?再加上之前的“████”、“地产商治港”的阴影,唐英年的民望陷入谷底,似乎也在失去北京的欢心。 梁振英则突然崛起。尽管在香港的公共界至少已活跃了三十年,他仍是谜一样的人物。他是一位山东警察的后代,一名自我奋斗的专业人士,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对他的自我克制与深藏不露印象深刻。他与唐英年像是现代香港故事的两个极端,他们的同台竞技也是这个故事中最迷人的篇章——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移民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却仍可能获得均等的机会。正是这种可能性,奠定了昔日香港的繁荣,这个满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自信的中产阶级的城市。但是,梁振英的故事里还蕴涵着些别的东西。尽管没有特别的成就,他却曾令人吃惊地以34岁之龄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在香港的政治与新闻圈,一直流传着他是“地下共产党员”的说法。这个被怀疑的身份,与他一直过度谨慎的行事风格,倒有了呼应。 本地一位令人尊敬的评论家用“猪狼之争”来形容这场特首之争。唐英年是猪,他固然愚蠢,却也没有太多的伤害性,如狼一般的梁振英却可能把香港带入莫测的危险。但直到3月16日前,这警告流传甚广、引人发笑,却没对民意带来太多的影响。比起这个模糊的共产党身份,大商人的垄断对于普通人的影响似乎更直接。 但在3月16日,唐英年对媒体与公众披露,在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发生后,梁振英曾在行政局会议内,主张强推二十三条,以防暴队与摧泪弹对付示威者,还建议缩短商业电台的续牌的年期。在某种意义上,唐英年的行为无异于政治自杀,在原则上,行政局会议是高度保密的。无人清楚唐英年这样做的确切原因,是他真的关心香港的前途,还只是私人恼怒的发泄,但无疑,这一泄露带来了他期望的后果,它激起了广泛与热烈的回响。比起他风流公子的形象,香港可能面临着更迫切与惊恐的威胁。而倘若这一切属实,梁振英的言行正与他“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正好相符。 “长毛”在会场上挥舞的坦克模型,直接(也是过度夸张)地说明了这种的威胁——倘若你梁振英当选,将像23年前的北京一样,用武力来对付反对者。对香港人来说,它也意味着“港人治港”彻底成为了笑料,它被“党人治港”的取代。 当晚的辩论选择在九龙湾国际展览中心,不远处就是狮子山。夜色太苍茫,灯光又太闪烁,看不出那个狮子头的形状。三十多年前,一曲《狮子山下》曾风靡一时,它唱出了整个香港的心声——人们逃离了中国大陆的混乱,汇聚在这里,依靠勤奋与团结,创造新的命运。那也是香港历史上最富希望的时刻。长久的贪腐被逐步铲除,义务教育开始推行,文化中心修建,公共房屋成排地修建,香港把积累的财富转化成社会进步,一种新的象征意识也兴起,香港不在仅仅是个暂时的避风港、或是中转站,而是成为自己的家园。而这种意识很大程度来自于“我们与中国大陆不同”,他们接受那个文化与传统上的中国,却厌恶那个政治上的中国,那个共产党主导的政权。 当我听到“长毛”的发问时,真是感到一种特别的荒诞。香港回归已经15年,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却仍如幽灵一样存在于此。它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却从不表明自己的身份。而在倘若你在中国长大,当你听到“你是共产党员吗”,它一定指的是你该跳入河中救人、拒绝了贿赂、或是揭露了腐败,至少在宣传系统中,它与美好的、崇高的、政治的联系在一起。而在这里,“共产党员”则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特质。 这些特质将进一步破坏香港吗?或者按照过去几年来最时髦的说法,它会破坏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吗?对共产党的敏感,变成了香港深层焦虑的一个爆发点。 对香港来说,这是双重的挑战,似乎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香港人必须了解自己的过去,它的成功的原因,它的内在价值系统,同时,当他们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忧虑时,他们又真的理解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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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站务>北斗2011.6-2011.12精选集半年刊的正式通告

    北斗2011.6-2011.12精选集半年刊的正式通告       我想大家都已经久等了。精选集在北京部分地区试运营已经一周了,但迟迟没有正式的宣传,欲购买者也总被告知继续等待。这是完全是考虑到以后可能出现的混乱,做了一些部署。当然,目前部署并未完全完成。但已经可以向读者发放了。以下就是本次精选集的正式通告。   目的: 首先仍然说明一下北斗为什么要制作精选集:北斗制作精选集完全没有利益上的目的,为精选集所做的定价也完全是考虑到印刷成本,运输成本,以及运营中可能的失误造成的额外成本而定的。精选集的工作人员不会得到任何金钱上的利益。(实际上,上次精选集我们的工作人员赔了很多钱)。 北斗制作精选集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精选集是交流圈内成员之间情感,增加认同感的一种方式。 2. 起到对半年来网站内容的总结、纪念、收藏的作用。 3. 入选精选集是北斗对一篇文章以及一个撰稿人的最高肯定,北斗希望借此能激励更多撰稿人写出更优秀作品。 4. 精选集是撰稿人、责编、美编、运营人员通力合作的结果,是集结斗内最优秀的资源做出的产品,是北斗实力与形象的一个最佳展示。 因而,购买北斗精选集完全取决于读者自愿。 精选集的目录已经提前放出,http://blog.renren.com/blog/182792098/809776630。其中的文章在我们主站(ibeidou.net)上全都可以找到。不愿购买的读者可以在主站上免费阅读。   参数: 本次精选集采用A4大小,105g铜版纸印刷,内页108页,封面和封底为250g铜版纸。     和去年80g铜版纸的对比,略微厚一点,手感更为结实,耐用,更适宜做蹂躏的对象。     今年的最大亮点就是专业的排版。前后三位排版人员参与其中,从版面的美观,阅读的流畅,概念的表达三方面仔细斟酌。力求使读者在翻阅精选集时,除了思想的碰撞外,还能得到审美上的享受。     关于购买方法: 首先要告诉读者的是,上一本精选集我们的工作人员赔了很多钱。原因是多方面的,邮件收发过程中的信息核对错误,被邮局没收、快递寄错后的赔付,以及银行卡汇款信息无法核对造成的没汇款就发货等。上次的经验使我们感受到,北斗在应对大规模邮件来往及交易时,仍显得力不从心。 所以本次精选集经营,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错误,也为了读者的实惠,本次精选集将采取 自取为主,邮购为辅 的方式。在全国在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南京,杭州,西安——设立代理,在以上城市的读者鼓励向当地负责人当面拿取。(这些城市的选取原则是城市的大小,往年发放的情况,调查问卷的结果,以及当地是否有北斗工作人员。)在此附上调查问卷的结果:     可以看出,八大城市占据全国60%左右的份额,考虑到京沪的数据可能偏于保守,所以需要邮购的应该不足40%。   关于价格: 由于找到了比较好的印刷厂以及印量加大到了1000本,所以比上次大幅降低了成本。 本次精选集定价15元。 而选择邮购的朋友需自付运费。 由于北斗精选集是没有刊号的非正规出版物,走邮政会被扣下。 我们统一选择国内口碑最好,丢包率最低的顺丰快递,采用顺丰到付的形式。 顺丰到付为首重1kg以下20元,距离较近可能12元。 请在接受这个运费的情况下再向我们邮购。 由于运费较高,所以鼓励联合同一学校的几个人组团购买,这样可以分摊运费,也能减轻工作人员的运营成本。   邮购付款方式: 上次的运营的另一个错误来源就是银行转账信息很难确认。实际上,银行转账是很难查询转账来源的卡号、姓名等信息的,所以分不清究竟是谁付的款。 所以这次我们请读者尽量选择支付宝。 如果您实在实在实在实在厌恶支付宝,实在实在实在实在热爱银行转账,那也可以。但请加上校验位,即在15元整的小数点后面加个零头,如15.12元。校验位将作为您个人的独有信息帮助我们确认付款信息。   八大城市代理: (名字是超链接,可直接点击)   北京:清华 应宁康 ,北大 王也 ,人大 于灵歌 ,北大医学部 龙匡夔 ,北邮 伍鹏程 ,首师大 姜元昊 ,中国传媒大学 李东瑶 上海:同济 刘一舟 ,卢湾区 広川護 武汉:武大 田军 广州:华南理工 苗硕 南京:南大本部 钱广盛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 钟欣格 天津:天津大学 黄希敏 西安:西安科技大学 徐海星   在以上八大城市的读者可就近选择代理点当面自取。 鉴于有些精选集还没到送到代理人手上,请先向代理人询问并预定。 请相信,您的一点点不便,在工作人员这儿将会被放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邮购方式: 本次邮购将有北京和上海方面的工作人员同时运营。 江浙沪 和 安徽 的读者需要邮购的,请 通过邮件 向上海方面联系。 上海方面邮箱: jingxuanjish@gmail.com 支付宝账号:shalXXXX988@sina.com;银行卡账号:农行622848 0031XXXXXX917   全国其余地区 需要邮购的,请 通过邮件 向北京方面联系。 北京方面邮箱: jingxuanjibj@gmail.com 支付宝账号:13581XXXX90;银行卡账号:工行622202 0200XXXXXX191   邮件格式: 邮件名 省市-姓名-本数-(学校) 邮件内容:邮编-详细地址-手机号-选择支付方式 发邮件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   再次强调:邮箱只针对需要邮购的同学,能够当面自取的请直接联系代理人员。       最后,要对关注北斗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是你们的支持才使我们走到现在。     您可能也喜欢: 北斗电子书推荐——本期主题:许知远作品精选 北斗应聘咨询专页 <北斗人,北斗文> 某月某日蛋疼记 <北斗人,北斗文>与自己握手言和 <开阳>“卍”与北斗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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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他们和司马南孔庆东

   本报记者 梁为、宋阳标、徐伟 发自北京、广州    时代周报第174期   约访司马南很难,从联系到做成,历时4个月。   孔庆东更难,他几乎从不接受采访。   杨帆则爽快地答应了。   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平邦一听说是南方的媒体,当即予以拒绝,就像之前的方舟子。   对于南方的媒体,他们似乎都有着一份天然的警惕。他们担心,那些“颂扬市场经济的自由派媒体”会假采访之名,歪曲己见,行打击之实。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派论战激烈”的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经常被舆论用来比拟20年前邓小平南巡所处的历史节点。   但正如司马南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所说,“我与‘南方’很多人在观念、政见上有分歧,但不应由此妨碍两者间的交流,你们也可以出现在我所主持的节目上。“    “我左右都不逢源”   2月6日,王立军闯美领馆一个月后,温家宝在“两会”答记者问中说,“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后,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紧接着,“乌有之乡”“西奴网”等网站暂停运营,进行“后台维护”。   此时,国内互联网上响起一片调侃之声,“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还真不习惯”,“我们是不是也该为他们争取言论自由?”   对此,对方未像此前那样给予激烈回应,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静默。   悲哀之余,他们觉得不为时人所理解。   2011年4月,司马南与孔庆东一同出现在一个视频节目中。在他们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本由司马南撰写的由经济科技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民主胡同40条》。民主,正是这一期节目中他们所要谈论的中心话题。   正如每个人所料到的那样,他们批判美国式民主,认为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某一种民主模式,中国必须找到适合于自身的民主模式……”   在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中,司马南说:“中国社会如此之复杂,用幼儿园大班好人坏人的‘二分法’来格式化思想界现状,你不觉得失之于肤浅、简单、片面吗?我这个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    司马南与孔庆东   1989年之后,《中国商报》主任记者司马南开始“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兴趣,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思考,写作”。此前,这位东北汉子在哈尔滨商业大学毕业后,曾任国家商业部教育司公务员,浙江工商大学语文教师。这时,33岁的“记者司马南”尚未发表什么政治言论。   而在这之前的10多年中,他学会了“特异功能”“气功”。他心想,既然我是假的,谁是真的?他开始用他学会的那些“技术”去打假。   于是,从1990-2006年,他利用各种报告会,主持科普节目,现身说法,剑指“神功”。1998年,在终南山上,他被“神医”胡万林及其手下毒打并非法拘禁;次年,在河南商丘再次遭胡万林党羽围殴,但“最后终于把胡万林押上了审讯台”。正是如此,经国内几十家媒体所报道后,司马南被赠予“打假斗士”称号。当时的《南方周末》也对他进行跟踪报道,刊文《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并连载他《神功内幕》一书。   司马南遂成为名噪一时的“打假斗士”,与《南方周末》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此时,他未来的朋友孔庆东,则在北大师从钱理群攻读硕士学位。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孔庆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可“我看不起只会埋头学习的书呆子,但是要比读书考试这件事,我还真是天下无敌。和第二名的分差,不叫距离,叫天堑”,体育也是满分,“俯卧撑能做100个”。   1989年,孔庆东成为“研究生院自治会主席”,并因此受牵连,被剥夺了继续读博士的资格,“下放”到首都师大附中任语文教师。   在首都师大附中,高中生许知远成了他的学生。许知远被这位“不循规蹈矩,才气非凡”的孔老师所吸引。   3年后,孔庆东重回北大,攻读博士。而许知远也在1995年考上北大,师生情得以再续。在今天,许知远回忆说,“从中文系所在的静园四院走到学五食堂那一路,傍晚的时候,学生下课,路上都是人。我跟他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感觉像在追随什么东西”。   在他眼里,这个时候的孔庆东,有着非凡的魅力。   但是,许知远与孔庆东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许知远无法接受“孔庆东思想逐渐左倾,并支持文革”。   关于对“文革”的态度,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作为一个发达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东西。后来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得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文革是全盘否定的,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文革中的那些坏事,应该用理性的学术态度去研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   博士毕业后,孔庆东留北大任教。    在他们的言论阵地上   2003年下半年,范景刚与韩德强等人筹划成立乌有之乡网站,并经营乌有之乡实体书店。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参与了“乌有之乡”成立后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自称为“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初将网站定性“在民主法制轨道上的”。   “乌有之乡”从2006年后开始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其后便与“四月青年网”等红色网站言论阵地。   在今天,由司马南与孔庆东所撰写的言论文章与视频,大多都能在这些网站上找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司马南开始撰写文章批评《南方周末》。第一篇文章为《冷看 裸体冲锋》。   关于此文,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我在2008年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一夜未眠,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若干篇评论,谈到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普世价值看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也要看齐普世价值,它把汶川地震救灾行为说成是践行普世价值,说成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兑现关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于是,我写了致《南方周末》的公开信,我写了抗震救灾不涉及到普世价值,我写了几十篇针对普世价值这样一个学术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我也发表了《叩问普世价值》这样的演讲。”   从此,“打假斗士”司马南涉足政治评论领域,并逐渐成为“某派思想阵地的领军人物”。   关于毛泽东思想,关于朝鲜模式,他“开始有计划地撰写文章”,并将其汇集成《民主胡同40条》。   对于“普世价值”,司马南认为,无论东方、西方,都没有一种价值主张能”普世”,而中国,应该争取普世价值的定义权、解释权。   而此时正在研究武侠、鲁迅与老舍的孔庆东,开始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笑谈金庸与武侠;还写起了博客,自称孔和尚。   此后的“北大醉侠”频频接受媒体访问,发表各种言论。   他抛出“记者害国论”,言现在的媒体“歪曲报道现在铺天盖地”“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   关于此,他对时代周报说:“媒体要生存、要赚钱、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讨好权贵,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底线在哪里?20年以前,记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呼,是正义的化身。今天的记者是什么形象?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认真地想一想吧。”   他赞颂“朝鲜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政权”。并在2010年9月与“乌有之乡”张宏良等人亲往访问朝鲜,他们瞻仰朝中友谊塔、吃石锅拌饭、唱卡拉OK,参观金日成综合大学。   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回应社会热点话题。他评点药家鑫“就是长着一副杀人犯的面孔,中国很多人不对他人生命安全尊重,只考虑个人权益”;还有,他评点“梨花教母案”,他批评郭敬明抄袭门,均有言辞犀利的批评。    打韩寒是为打公知   2012年2月20日,司马南与方舟子并肩出现在湖北卫视一套脱口秀节目《中国范儿》中。这期的主角是方舟子,而讨论的事件则是“方舟子打假韩寒代笔门”。   当节目进行到第4分钟时,司马南忽然说:“我周围总有人跟我嘀咕,你的朋友方舟子太偏执,韩寒这件事值得那么较劲吗?我就跟他们说,方舟子哪是跟韩寒这个小孩在较劲呀,方舟子是和韩寒身后那帮大人,那帮公知们过不去,因为那帮人把一个小孩包装成了一个神话的男主角,所以方舟子不过是说了句实话。”   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司马南说:“韩寒又扮演成了意见领袖,他用尖端刻薄的语言来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调侃,在网上引来了一片支持声,再后来,韩寒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排名第二的世界一百个重要人物之一,这个事情已经搞笑到了不能再搞笑的地步了。方舟子出来后,韩寒背后扮演枪手的人会感到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是那些包装韩寒、参与制造韩寒神话、并凭借着这点参与和制造分享韩寒在互联网时代光环的那样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如此,让人隐约看到一条逻辑链。   打韩寒,是为了打公知。而方舟子说,这么多年来,你们看韩寒出现在南方报系刊物封面的次数有多少次?正是南方报系参与了制造韩寒这个神话,给他套上光环。   对于被称之为“天下之公器”的媒体,司马南说:“我批判那些总是把社会问题指向根本制度的媒体,那些试图撬动底下最后一块积木的人。”   对于“三骂”,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说:“我其实并没有在电话上骂那个记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时哪里骂过人?那个记者后来也证实了。我是放下电话后,在微博上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其实就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微小说’,目的就是看看媒体和社会如何反应。结果不出所料,中国媒体的毫无理性暴露无遗。”   3月28日,曹林华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孔庆东的确在电话中骂了他,但只骂了孔在微博上所描述的“三妈”排比句中的第一句。    司马南们的2012   2011年与2012年之交,台湾“大选”之际,曾经和孔庆东亦师亦友的一知名作家离开中国,并在网上发布一封《与孔庆东绝交书》。在这封绝交书中,这名作家详述说他与孔相识、相交到交恶的经过,并以刻薄的语气讥讽了孔的出身。   而司马南,在2012年1月20日晚在华盛顿国际机场,被滚梯与悬墙间未设任何防护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受伤入院。这一则消息在微博上传出后,遭到了疯狂的转发与评论。它既成了某些人春节期间的“娱乐节目”,也成了某种阴谋论肇始,有人说,身为反美斗士,为什么司马南去美国过春节,为什么司马南把孩子送去美国念书,司马南是不是用了某地赞助款送小孩去美国念书?   对这些质疑,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说:“首先是我的小孩在不在美国读书,这涉及到我个人的隐私问题,我从来不谈我自己的孩子在哪里,我从来不谈我的家人现在具体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因为我有权利不讲。原因是我过去得罪了一些江湖上的骗子,多次遭到他们威胁、报复;现在我的罪了一些政治上的敌人,他们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理论上无法驳倒司马南,就危害司马南的家人,这是非常卑劣的行径,我不会给他们提供口实,所以司马南到底有没有小孩、有几个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哪里读书,这样的信息我不作任何回应。”   这些,便是司马南、孔庆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刚刚开局的2012年的遭遇。在中国网络社会中,关于他们的新闻,甚至带上全民娱乐性质。    三月的北京   三月底的北京街头,有的人已经穿上了单衣,有的人还穿着羽绒服,大家互相穿过,平静而从容。时局之变幻,犹如三月底的天气,因每人的身体素质和感知能力,对自己所穿之衣,都有自己的判断。   司马南的书房在北京二环边南锣鼓巷。书房进门有一面足有两米直径的大鼓,颇有衙门的气势,每有客人到时,他都会敲一通“咚咚”的鼓声。   在采访中,司马南谈到自己的生活,说他正在筹拍一部纪录片,正在写一本关于六祖慧能的书,说他在北京的书房有很多书,欢迎大家去做客。   而孔庆东则在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邮件中说:“光明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灵魂。正如贝多芬聋了,也能听见最雄壮的交响乐一样。风雨如磐的时刻,曙光,已经熹微在东方了。”   文辞优美的回答,与他在公众面前所展示的形象有强烈反差。我们希望,这些并非幻象。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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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天璇>倒掉的北大

没有人苛求这片园子永远静好,只是希望那些曾经存在过的楼宇草木,不要在人们的脑海中淡忘、遗弃。     倒掉的北大   孙术乔(北京大学)       壬辰年初,北大南门25号楼拆除动工。这座见证了北、燕两校合并以来,新中国60年北大校史的古朴建筑在机器的轰鸣中解体,虽未近开学,已引得嗟叹声随处可闻。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她的整个拆除过程历时之久可谓稀奇,那座“新闻传播学院新楼奠基”石碑,已在楼前孤零零地伫立超过两年。其间关于她的去留发生了怎样的纠葛我们无从查证,或许是文物部门的干涉,又或许是搬迁程序的波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25楼的倒掉缓刑两年之后,原判行刑。 很少有哪片园子能在岁月的变迁中留下这么多让人魂牵梦萦的传说,燕园恰恰是这样一个有故事的园子。美中不足的遗憾则是:每段故事的广为人知,总要以失去些什么作为杀青,仿佛只有让校园的一角成为废墟,才配的上完美的祭旗。所以,也许是时候纪念一下它们了——关于这里曾经发生的那些事。 故事回到九十年代,当时的北大身陷那股浮躁至极的“教育改革”大潮,全国高校无节制的扩招,“建设一流大学”的口号扰乱了一所大学应有的平静。老校友回忆彼时的艰苦环境——老二教教室吃紧,学生们挤在空地上搭建的临时校舍上课;宿舍不够用,甚至有学生被要求自己解决住宿问题——除了风光依旧的湖光塔影,校园的其他角落看不出任何“一流大学”的风气。建设的混乱贻误了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乃至今天的北大还在为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偿还那时的旧帐。在这样的环境中,1998年北大迎来了隆重的百年校庆。校庆工程的标志建筑之一——北大图书馆新馆尤为引人瞩目,李嘉诚捐资,是年5月4日校庆典礼当天落成。堂皇背后的消逝,是曾经的浪漫主义乐园——大草坪。 老图书馆的东边,也就是现在图书馆恢弘的东门坐落的地方,是一块面积很大的草坪。1984年,一个名叫朴勋的朝鲜族男生抱着吉他在这块草坪坐下开始唱歌,引来学子们的围观和赞叹,也自此开始了北大独有的新景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集在这里,弹吉他,唱歌。八九十年代的北大是校园歌手的天堂,学生们从图书馆繁重的功课中走出来,来到广阔的草坪上,明媚的阳光下是阵阵的歌声,和寻着歌声看到的纯真的面孔。那个年代,那块草坪孕育了许多——其中一些,我们后来知道了他们的名字,比如弹唱《星期天》的,20年后成为新东方董事的徐小平;也有一些,我们记住了他们的歌,比如许秋汉那首令人心旌神摇的《未名湖是个海洋》。 与图书馆大草坪相比更鲜为人知的是讲堂翻修前后的变化,这牵涉到另一个朴素的名字——柿子林。老讲堂的门前是一块空地,上面栽上柿子树,成为曾经风云的三角地旁唯一的宁静之地。每至黄昏,林外喧闹的人群与林内细碎的虫鸣对比鲜明,使这里成了情侣幽会的极佳场所。那时,柿子林里常常零乱地摆着自行车——那是学生们去讲堂看电影了,而散场之后嘈杂伴着北大人对电影的尖刻点评离去,留下一对对恋人浸泡在皎洁的月光和柔和的树影中。这是属于幸运儿的记忆。更多人回想那时的林子,想到的则是跳蚤市场和没完没了降价的书市,无数学子流连于此,掏出口袋中屈指可数的几张零钞,只为把一包破旧的书抱回宿舍,爱不释手。据说在尼采热的时候,柿子林书市创造了一天卖出两千本尼采文集的记录,北大校友许知远回忆那时的情景,说林子里一定满是疯子,可爱的疯子。柿子林还是一个集会之地,在那个真正自由的年代,这片黄金地段常有热血青年慷慨陈词,围观的师生们或赞美或谩骂,或鼓掌或嘘声,至少在那些时光里,每一个演讲者都有听众。后来大讲堂成了百年讲堂,柿子林成了广场,树林里曾经充满的演讲,广场上却不再有,唯有留在三角地一角孤寂的新华书店,带着断壁残垣,坚守着属于那个时代最后的一点往昔。 提到三角地,不得不提的一处,是曾经与一塔湖图齐名的三角地公告栏。北大荡气回肠的历史中,她座落在涌动人潮的中央,成为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当之无愧的代言。学生们无数次在此发出呐喊:1957年民主墙运动,大字报写出了北大青年“常为新”精神的心声;七八十年代大学自由潮,年轻的诗人在这里张贴作品;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那场风波,这里则是报名前往的聚集地。再没有哪个公告栏能像她一样声名远扬,物质上,她只是一个生满锈迹的铁板,精神上,她却是无数人信仰的寄托。然而,毁掉这寄托的正是她脆弱身躯的拆除,2007年深秋,北大在一个平常的夜晚悄悄地将她连根拔起,从此这里只留下一块三角形的草地和几颗苍翠的柏树。从风云到湮灭,中间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许多事情:到了九十年代,大学精神的没落和市场的席卷带来了太多嘈杂,学生们被无形的压力笼罩,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公告栏上逐渐充斥密密麻麻的商业广告和考研出国信息,曾经杂乱的美妙变成了混乱的丑陋,慷慨激昂的演讲变成了冠冕堂皇的推销,直到2000年后,她逐渐成了校方的眼中钉,奥运前夕的教学评估期间,以“影响校园环境面貌”为由,她被学校从名单上除名。这样看来,直至彼时,原本在脆弱载体上承载的强大精神力量也已经变得一推即到,这种悲哀是不能归结在哪一方身上的,它属于所有人。拆除三角地公告栏的痛心疾首,老校友比当时的在校学生更能体会。一位八十年代的校友为了大声疾呼,特意来到北大采访学生,当他见到学一食堂一名吃饭的学生茫然地抬起头对他说那里“实在太乱,拆了才好”的时候,一瞬间恨不得冲上去揍他一顿,平静下来之后却又感到无尽的苦涩和哀伤。另一位老校友则在网上绝望地说,“把三角地还我,非要拆的话,你们把博雅塔拆了吧……” 青年人不会整天像毛主席说的那般伟大,草根生活有草根生活的苦乐,而对很多在躁动环境下顽强生长的九十年代北大人而言,这些苦乐就是成府的万圣书园。如今华丽坐落着光华、经院、法律、政管大楼的那片土地曾经是成府园大片的四合院平房。相比同时期南墙的大规模商业街开发,东门边的这个园子能让人们寻到难得的闲适,1993年,万圣书园应运而生。从未名湖畔东行过去,穿过东操场,拐入几个巷子,穿过几间草房,便来到这间小书屋:一户门面,几级台阶,小小的两块招牌,外表破旧却又生意盎然。很难想象这间其貌不扬的书屋,竟是寻找精品书籍的必去之所,教授学者的第二阵地。徜徉在密密麻麻的卷册之中,浏览被店主从良莠不齐的出版物中精心筛选的藏书,或温习专业,或寻找志趣,时常听得相隔三两个书架,老先生对爱徒的谆谆教诲,青年学生之间固执而专注的争论,又瞥见同行学者沏一壶清茶,坐而论道,相视一笑,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绝佳的写照。平房的拆建充满了变数,万圣的辗转也几经周折,然而她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地位从未改变。如今校园东侧的建设使她远迁到成府路深处,不再是学生途经休憩的凉亭。但也或许在那个相距不远的地方仍然栖息着一群充满情怀与热忱的人们,此刻仍在碰撞出各种火花,酝酿着又一段佳话。 未名湖以北,是朗润、镜春二园,晚清时这里曾是亭台水榭独具匠心的皇家园林,自燕大以来化作校园北角的一片洞天。破旧的平房逐渐影响了园林的迷人精致,只是随处见得的大小池塘留得一丝神韵。在这里安度晚年的季羡林老先生亲手种下的“季荷”,亦是由朗润的湖水天然养成。相比现在学校竭尽全力留得未名湖一池清水,那时的燕园不需人工维系便自成山水风光,圆明园水系的甘露源源不断地汇入朗润镜春形态各异的湖中,构成如诗如画的景色,在当时争强好胜的北大人眼中,远不必未名出马,任拿出这里的一个,与清华的名胜:荷塘相比都丝毫不落下风。2006年镜春重建,作为老燕大“德才均备体健全”七斋之末的全斋计划落架重构,引起当时媒体以“北大拆迁主校园”为题的大肆炒作和学生的忧虑,好在时任许智宏校长主持大局,改造工程进行得妥善而用心。复建后的镜春园既整治了往日的破败,又恢复了古典庭院的精致韵味,这在校园建设上是让人欣慰的进步,而在校史的长河中又何尝不是岁月无情的更迭。 不是所有的拆建都能赢得众望所归,更多情况下是守节与革新的无奈抉择。人们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然而当这样的旋律都已曲终人散的时候,你又能从失望的人群中期待什么呢? 故事来到2007年,南门建筑群开始拆除。 从旧时北大的南门走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风韵独特的景象,这片由16至27楼组成的建筑群与西校门附近的山水园林、东校区一代的现代高楼都不相同,拥有属于她那个时代的气质。50年代初燕大北大并作一校,校舍缺乏,按照梁思成的建筑思路,李瑞环带领青年突击队修建起了这些建筑,十二座楼以三合院为一个单元分建三组, 青砖瓷瓦、雕梁画栋体现出传统建筑艺术之精美,凹形的设计则传达出梁先生一贯注重的空间协调,加之以“解放风”的质朴与沧桑,使得这批建筑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交集中浑然天成。07年,这些楼中细节最为精致的27楼被拆,开了拆除南门近现代建筑群的先例,新建成的教育学院大楼虽在扩充教研功能性的同时极力试图体现中西合璧的理念,仍难以留住老楼饱经风霜的传神。离北大师生更近的是2011年16至18楼的拆迁,由于工程浩大,又毗邻三角地敏感地带,在学生中间引起了不小的波澜。那年初夏的“砍树事件”,更引起了众人喧哗。北大从来是不缺乏异见的,这些是是非非在持续的纷争中永远不会有定论,唯一和谐的是萦绕不散的怀旧心情,和对自己大学故事的一刻回望的感伤——有些东西是失去了才想到留恋的,比如校园,永远的校园。 故事是讲不完的。大故事淹没了小故事,却总有那么一些琐屑的情节让人反复玩味,不能自拔。没有人苛求这片园子永远静好,只是希望那些曾经存在过的楼宇草木,不要在人们的脑海中淡忘、遗弃。   孙术乔 2012年2月3日夜 于燕园   后记: 这不是一篇喟叹“北大已无蔡元培”的骂文,只是北大人爱北大,从不是恃才傲物,不是溢美之词。而且提到的很多工程笔者是支持的,不过时光轮转,怀旧心情难免。写这篇文章目的有二:其一,想要为留住即将消逝的过往记忆做一些挣扎;其二,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用自己的光,照亮前行的路。     (采编:楼杭丹;责编:应鹏华)     您可能也喜欢: <摇光>北大与清华,雅典与斯巴达 中国梦:北大与南周的独角戏 北大精神在哪里? 北大,给中国留下一点偏激的种子吧 从北大《新青年》到清华国学院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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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 暧昧的共识

一 辜严倬云也出场了。她要替九泉下的先生表达愤慨:你们怎能否定“九二共识”的存在!在照片上,她仍风姿绰约。在台湾报纸乱糟糟的版面上,这优雅也提醒着一种更古老的传统的存在。 在最后10天,竞选的主题日渐清晰,马英九与蔡英文的最终角逐不是来自于岛内事务,而是与大陆的关系,它也随即被简化成是否认同“九二共识”。 没人能给出“九二共识”的具体定义,它甚至也不是1992年所提出的。像很多著名的合约、协议、仪式一样,它是被创造出的传统。但正是这种模糊性,也赋予了两岸共存的包容性。文字游戏显得不够诚实与清晰,但有时也能缓和直接、剧烈的冲突,创造更大的回旋空间。 这也是传统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方式了,那种赤裸裸地表现出的欲望与力量,简直就是野蛮的标志。当辜振甫与汪道涵1993年在新加坡会面时,他们的言谈、仪态都在表明,比起表面的国共对峙,一种深层的文化传统似乎仍联结着两岸。他们风度翩翩、谈笑风生,富有历史情怀。看着他们握手的照片,你会一时错乱,两岸为何要分离。而你也感得到,一种新的可能性正在两岸间浮现。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冷战结束了,邓小平与蒋经国的崛起都许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北京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案,台北则开放了赴大陆探亲与观光。除去邓丽君的歌声、琼瑶的小说,商人与资本也涌入,与香港一样,台湾的资金、技术、管理与网络,成为中国大陆通往世界市场的重要助力。 天安门悲剧带来了震撼,被邓小平南巡之后的经济崛起所淡化。而“大中华”的话题则喧嚣一时,它频繁地出现在政客、商人、智库与新闻记者的口中与笔下。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再加上一个广阔的海外华人网络,将构成一个惊人的经济体,它将重塑世界。 这个概念帮助了中国大陆,它帮助人们把目光从天安门的血腥转到它庞大的市场与劳动力。香港、台湾的例证也安慰了可能的道德愧疚,人们相信经济发展最终会改变大陆的面貌,经济发展将带来政治开放、社会进步,令人头痛的政治体制将随之而解。这两个华人社会都为未来中国提供出发展的参照与路径,既然他们有着同样的面孔,流着样的血脉,使用同样的文字,分享着相似的家族观念,尊重同样的神明,都病态式地看重教育,都有着对金钱的敏感……人们也很少注意两岸间失衡的力量。相反的,比起仍贫穷、封闭的大陆,台湾的规模尽管不成比例的弱小,却拥有着资本、观念、网络上的自信,他们可以利用这种优势“四两拨千金”。 古老的文化纽带,崭新的商业机会,这两者真能拉近两岸吗?一个被定义为“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的90年代,却是民族主义兴起之时,海峡两岸同样如此。大陆需要爱国主义教育来弥补意识形态破产后的价值真空,它要强调屈辱的近代史,把屈辱与受害心理转化成新的社会凝结力,其中,领土的丢失、山河的破碎,变成这屈辱最重要的象征,所以收回香港、统一台湾变成了最重要的象征。而在台湾,民主化必然导致所有被压抑情感的释放,而其中就有被压抑最深的台湾自主性意识。也和北京一样,李登辉运用个人影响与行政力量来加速这个过程,在政治上演变成民粹主义,在文化上则“去中国化”。 历史充满了意外。昔日的对手都已离去,仇恨也被时间冲淡,但两岸的距离反而变得更遥远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这多年的宿敌,至少在一点上保持着惊人的一致——只有一个中国。这也是那模糊的“九二共识”与汪辜会谈中的唯一确切的信息,至于这“一个中国”是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台北的“中华民国”,双方都信誓旦旦地宣称正是自己,也都佯装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双方的蜜月,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时嘎然而止。北京有导弹,而台北有“一边一国”、“七块论”这样的言辞,两岸进入冷冻期。但双方的经济联系并未停止,而中国大陆崛起的速度与规模,超越所有人的想象。台湾很快就发现,它开始如此依赖于这个庞大市场。但商业的纽带一定能拉近两岸的距离吗? 二 中国大陆再度逼过来,它不是文化的中国,而是一个政治的中国、经济的中国。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刻,大陆因素如此显著地影响着台湾的政治生态。“总统”选举已进行到第5次,在之前的4次选举中,中国大陆作为历史背景存在,是蓝绿之争的某种攻击借口,它并非选举的中心话题,台湾人忙于清算历史的旧帐、应对民主转型的内部困扰。 而现在,中国大陆前所未有地存在于台湾社会。阿里山、日月潭的中国游客,郭台铭在深圳、武汉的巨型工厂,向中国输出的台湾水果与水产,校园里越来越多的大陆学生。台湾经济高度地依赖于中国大陆。 这一切都始于2008年马英九上台。飞机直航,自由行的开放,ECFA的签订,过去三年的两岸关系,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颠簸的陈水扁时代终于过去了,它再度回复正常。而马英九政府试图让公众意识到,不管你是否喜欢它,中国大陆都是新的历史动力。倘若整个世界都无法回避中国大陆的崛起,海峡这边的台湾又如何可能?而台湾可借于中国大陆市场,再度获得辉煌。 而北京也传达出这样强烈的信号,只要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它仍愿意给予台北更大的经济让步,在国际空间上给予它更大的施展空间,让台湾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获得举办国际性盛会的机会。而与两岸关系密切的国家,都乐于见到这一景象,台湾海峡的和平对整个亚洲地区至关重要。北京也仍是马克思的逻辑的坚信者:经济依赖将最终带来政治和解。 但新的影响也导致新的焦虑。当马英九与国民党政府把大陆政策视作台湾繁荣的保证时,站在金门码头的蔡英文与她领导的民进党,则试图描绘另一幅图景。这种经济成长并没有惠及普通人。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不断上涨的房价、财团力量的扩张、工薪阶层的普遍被剥夺感、台湾产业的空心化,它们都与马英九的亲北京政策、ECFA的签订有关。她也不断警告台湾选民们,马英九过度依赖北京善意,这种经济回报是以付出台湾的尊严为代价的。 她当然也清楚,不管民进党一贯多么强调台湾的自决意识,也不可能回避中国大陆的存在。台湾夹在中、美之间,它的定位不仅来自自身,更与这个国家共同缔造的国际秩序相关。海峡两岸也从不是势均力敌的谈判者。中国大陆不仅强大,而且看起来会更为强大,世界的权力中心也正从西向东转移。在这样一种暧昧与脆弱的状态中,如何创造一个安定与繁荣的民主社会? 至少在短期看来,这暧昧的“九二共识”仍是某种安全阀。但北京也一定从选民们的意向中看到,在他们最终投下的理性、或者说现实的一票中,蕴涵着多少无奈。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已经在台湾社会成熟。台湾社会排斥的不仅是一个政治封闭的中国,而是它对自身主体性的渴望。古老的文化延续,新的商业诱惑,甚至是中国大陆自身的政治变化,都不一定能改变他们的这种渴望。两岸之间的关系,正面临一种全新的挑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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