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

      傅国涌访谈：追忆民国，今天的教育缺了什么？                                 被扭曲的先锋 时代周报：信息爆炸的时代，有关大学生的新闻也是铺天盖地，但最近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关注：一是一些位于中西部的二线城市出现了大学生高昂的反日抗议浪潮，二是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中，作为目击者的大学生们在警方介入后趋于沉默不语。同样是面对眼中的不公，在捍卫国家利益和捍卫身边同学权益之间，学生们的态度判然有别，您怎么看？ 傅国涌：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捍卫国家利益和捍卫生命尊严态度上的不同，因为发生在河北大学校园的车祸已经导致了人的生命的消失，这不仅仅是关乎人的权益问题，而是至高无上、不可复制的生命，关乎对于生命的态度。我的看法可以分作三个层次。首先，这次大学生针对钓鱼岛主权问题爆发的示威游行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大二三线城市，而不是北上广这样一些大城市，这一点显然很耐人寻味，值得深思，在本质上，北上广的高校学生与这些城市的学生与并没有什么区别。   时代周报：具体哪三个层次呢？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大学生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在选择高调的反日游行和说出车祸真相之间，出于直觉、经验的考虑，大学生们觉得前者更为安全，而后者更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具体的麻烦。 在身边同学的生命遭到剥夺时，他们依然保持沉默，这说明他们确实很精明、也可以说很成熟、很世故，他们对于自身安全的判断是如此的精准。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是责备他们，因为这种判断的背后是基于他们对社会真实的了解和感知。不过，这种安全感的丧失随之带来的后果也很惨重，比如许多大学生因此丧失了本该拥有的最基本的良知、激情和正义感。 第二点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大学生们在价值取向上的问题。这些大学生善于将自己隐藏在“国家”、“民族”这样一些宏大叙事中，以避免个人安全的丧失。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与他们的价值取向有关。在国家、民族与个体的生命之间，他们对于前者有着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肯定，但对于身边同学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乃至生命本身被剥夺时，他们并没有应有的表现。对于国家与个体之间价值的取舍，目前很多大学生确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三则是人性层面的问题。从安全考虑到价值取向，再深入到人性层面，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不光是大学生，整个社会都出现了人性层面的萎缩、扭曲。在社会的道德伦理层面，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用一个并非高雅的词来形容，今天中国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阉割的状态。整个民族在精神层面都遭到了集体的阉割，大学生本身应该作为一种先锋力量，“春江水暖鸭先知”年轻人，又在大学校园里过集体生活，他们应该是最敏感的，最敏锐的，但在这个时代他们也和整个民族一同被扭曲了。这一点也是最可怕的。当然，这一切都不能怪学生，还是要追究这个时代的责任。尽管学生还不能因此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   时代周报：当前，作为一种先锋力量的大学生在精神层面遭到了扭曲，我很赞同您的这一判断。这也导致了目前社会对于大学及大学生期待的下降，大学不再是昔日的天之骄子，而是逐渐沦为“蚁族”、“底层青年”。 傅国涌：大学扩招十余年以来，大学已经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呈现了一种推土机般推进的“普及教育”趋势。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比较少见，考上大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大学生被看做未来的希望。民国时的大学生也很少，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整个北京只有北大一所综合性大学，其他都是专科院校。我印象中整个北大加起来也就两三千人，哪像今天的大学，动辄数万人规模。八十年代和民国的大学生是被看作社会栋梁、民族精英的，社会对于他们的期望会很高，他们也认为自己承担着“天下兴亡”的责任。今天上大学的门槛降低后，大学教育成为普及教育，虽然未来社会的精英大部分还是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当中产生，但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已日渐丧失了过去那种地位，社会也不再寄予多高的期待，大学教育的性质本身已发生了变化。   遭偏废的传统 时代周报：您作为民国史方面的学者，民国时期当然很少有校园车祸，但如果遇到类似的学生受到不公待遇的情况，当时的学生的反应会如何？ 傅国涌：在我的印象中，我并没有看到过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发生过类似的因车祸撞死人的记载，更没有看到撞死人以后还大喊“我爸是李刚”这样的事件。我很难想象当时的校园会有这样的恶性案件，我举一个例子，抗战时期重庆的南开中学云集了大量军政要员的子弟，包括王世杰、朱家骅的儿子，还有不少将军的孩子，但是很多同学根本就不知道谁是哪个高官的儿子，知道了也没有什么仰视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穿一样的校服，都过一样的生活，在老师和校长的心目中，每一个同学都是一样的，都会一视同仁。今天的这种特权现象，在那个时代的校园里是非常少见的。 在这种氛围下，假如民国大学校园里发生类似这样的恶性的伤害学生权益甚至生命的事件，首先第一个反应肯定会在本校的学生群体中引发抗议浪潮，随后很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导火索往往不一定是政治性事件，也有很多非政治性的事件。这其中学生会通常还要发布宣言，组织后援会，向政府和全社会发出呼吁，最后掀起波及全社会的抗议浪潮。比如抗战结束以后的浙大，学生会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因为被当时的浙江保安司令部被捕，接着宣称他在狱中自杀，从而引起全体浙大学生的抗议。浙大的抗议浪潮随即引发了全国性的游行，即著名的“于子三运动”。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学生上街游行并不是因为出于政治考虑，而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现在回顾民国时代，我们发现学生的活跃和激情一直贯穿始终，尽管有值得反思的一面，也有一些运动拥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比如“沈崇案”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如果当年在校园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一定会引发非常强烈、持久的抗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时代周报：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在大学中，为了捍卫国家利益而爆发游行的传统依然存在，但捍卫个体权利、关注生命尊严的价值却日渐退却。对此，您觉得其中原因是什么？ 傅国涌：总体上说当然是时代有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大的时代背景则可以归结于制度层面的转变。当年大学生们的激情和声音在今天的制度下已经无法得到延续了，八十年代还有一些，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其次一点则是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作用，很多现行制度的理念已经被内化了到今天人的人心深处。逐渐的，人的潜意识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良知、道德层面的变化，比如现在的人在做一件事情时更多的是考虑一种风险和收益，但在民国时期，很多大学生不会像今天的人这么精于计算，对得失会考虑得那么清楚   时代周报：这种精于计算的心态是因为我们所在国家的整个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还是因为整个世界的潮流也是使人开始趋于计算？ 傅国涌：首先是制度的变化，然后是整个时代的变化，比如商业化、娱乐化的因素。商业化和娱乐化时代的到来，我们作为人的基本良知，包括人性中善的一面都很容易被掏空。因为商业首先讲究的是利，而不是义，它讲究实用价值，而不是讲究道德，这也是造成我们这个时代人心冷漠的深层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层面的变化带来的。                           启蒙时代的人文教育 时代周报：民国时的大学虽然在水准上参差不齐，但还是有不少学校达到了“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程度，比如五四时期的北大，后来的清华，以及一大批教会学校都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这些高校在培养学生时，不仅仅注重专业技能，还对人文、公民教育极为重视，您能谈谈当时的人文和公民教育吗？ 傅国涌：需要说明一下，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主要重视人文教育，公民教育上面不是重点，因为于公民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就已经完成，一个人得以进入大学，就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公民教育。中国的公民教育始于民国初年，1917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不久，中国就有了历史上的第一种公民教科书《公民须知》，是小学生的课本。1922年，这是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建设趋于完备的开端。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套涵盖各个学科的“新学制教科书”，其中就有公民科教书，从小学到中学。从那时到1949年，公民教育开始贯穿中小学阶段。我记得李慎之先生曾经做过学公民课的教师，他晚年回忆当年的情形，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这样一个公民教员。   时代周报：所以，人文教育主要集中在大学阶段？ 傅国涌：对，大学时期比较重视的是人文教育。在当时主要的大学中，尤其是综合性大学都非常重视人文教育，比如北大、清华、浙大这些名校。比如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出身的竺可桢，本身并不属于人文学科，但他拥有非常高的人文素养，他对当时浙大学生的人文教育非常重视。他当时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叫做“不能只谋食而不谋道”，意指大学教育不能只注重物质层面，而应该多进行“人”的教育。他认为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精英，每一个人毕业之后都会成为所在领域的领袖，这种领袖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官员，而是一个行业的标杆。所以，他强调大学时期的跨学科教育、通识教育，一方面认为理工科学生应该拥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又认为文科学生应该了解基本的科学常识，这种教育方针背后就是一种人文教育的理念。   时代周报：这种人文教育是当时大学的主流吗？ 傅国涌：对人文教育的重视在当时的高校是很普遍的，不光是浙大，还有清华、北大也是，甚至很多今天并非有名的大学在人文教育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当时江西的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是植物学家，但他在中正大学也很重视人文教育，他本人对文学也很喜欢。   时代周报：今天的大学也一直在鼓吹人文教育，这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呢？ 傅国涌：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并非来源于某个专门的专业，某种工具性的技术，而是从人文教育中发展出来的。人文教育的中心在于对人的重视，学校的一切都在于培养精神上健全的人，包括校长在内的一切行政人员都要服务于广大师生，都要为人的培养而尽心尽力。今天的大学，官本位、行政本位盛行，行政官员凌驾于教授之上，这和人文教育和学本位的理念都是截然相悖的，也是今天的大学沦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时代周报：您刚才提到大学里行政与教学、官员与师生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其实民国以降，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已正处于正常关系的反面，国家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个体一直被置于劣势地位。李泽厚先生曾用“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说法概括五四时期的文化态势，可不说今天中国大学生的沉默便是这样一种文化作用的结果？ 傅国涌：“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是八十年代流行的一种说法，我是读着李泽厚的书长大的，他的东西我也非常熟悉。不过，随着我对那段历史了解和深入，我发现这种说法基本是一个“伪命题”，这种说法在真实的历史面前其实是经不起考验的。即使是在抗战这样的血与火中，包括西南联大、浙大、复旦在内的一大批高校仍然保存了学术自由、以人为核心的基本价值，所以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可以把教育部下达的行政命令挡回去。“救亡压倒启蒙”有一个基本前提在于认为中国近代始终面临着外敌侵的情况，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要服从这个前提。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先解决自身的民族独立问题。 这是对历史基本事实的一个误读，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为何这么说呢？ 傅国涌：李泽厚的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五四”做出的，“五四”的中心使命是启蒙。这一点在学界今天大致上没有什么争议，代表人物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精神领袖，毛泽东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胡适认为他是“五四”大刀阔斧、披荆斩棘的旗手，鲁迅认为自己是“奉将令写作”，这里的“将令”就来自陈独秀。陈独秀作为五四的领袖和象征是没有问题的。恰恰就是这位领袖，由于他本人的思想转变，亲自抛弃了启蒙的道路，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启蒙者亲手掐断了“启蒙”。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良英先生多年前就有这个看法，可惜没有受到知识界的重视。“五四”之后的中国并未遭遇重大的民族危机，“九·一八”事变是是1931年，日本全面入侵是1937年，但陈独秀他们一些人由启蒙转向革命可以追溯至1920年甚至更早的1919年下半年，所以，并不是什么“救亡压倒启蒙”。 当然，陈独秀等人于1915年前后甚至更早从晚清梁启超等人开启的启蒙道路，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而马上终止，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在捍卫启蒙这条道路，尽管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侧重面。从1919年到1949年，中国的启蒙道路一直在延续，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里出发，我们才可以理解民国时期那么多的学校为何能保持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近的状态，才可以理解当年的校长和教授为何会如此注重人文教育，才可以理解当年的大学生为何具有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激情、正义与良知。                         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 时代周报：高校的独立、自由、包容、开放，和当时涌现的很多大师级的大学校长也无不关系吧？ 傅国涌：当年蔡元培、竺可桢、蒋梦麟、梅贻琦这些大学校长，他们并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但是一旦自己的学生遭遇不测，他们一定竭尽全力营救。那个年代的校长各自的政治立场各异，但在面对学生有事时，基本上都是站在道义的立场上，爱护学生、保护学生是当时大学校长和教授的天职。那个时代的人有温情，有良心，有正义感，也有激情，无论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底线。这些底线说白了，就是贯穿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头上共有的“道德律令”，用我们熟悉的说法就是“天地良心”。这些“天地良心”就是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他们守护的也正是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当学生受到伤害或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因为他们头顶的“天地良心”高于一切，高于行政、高于权力、高于计算。   时代周报：您谈了这么多关于民国时期大学的价值、理念，回到今天的真实境况，您觉得今天的大学生如何才能恢复往日的激情、正义、理想和良知呢？大学的出路在哪里呢？ 傅国涌：我记得，余英时先生获得了相当于人文诺贝尔奖的那个荣誉时，说过一句话：“我是有核心价值的人。”今天和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区别是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个核心价值。在一个核心价值缺失的社会，它能围绕着什么运转呢？显然，只能围绕着钱与权，所以才会导致今天社会出现很多不堪的、败坏的行为。核心价值的消失给了今天的社会出了最大的难题，只有重建这样的核心价值，我们民族的精神才能重新硬朗起来，才能在人性层面复苏过来。在我看来，对于基本道义的恢复远比政治层面观点的融合或者财富层面贫富差距的缩小更为紧迫。以这次河北大学校园撞车事件为例，表面看是一起普通的车祸，再深一层是官民关系的问题，再深一层则是体制的弊病，可是，我们追根究底还是人性的问题。作为根基的人性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我们哪怕把这个个案解决得很好，那也仅仅是治标而已。从长远来看，还是要从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入手，最终让我们在人性上得到恢复，这才是最终的道路。  

来自: 北斗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12日,  已有 6 人推荐 “如果说纪念的是他学贯文理，提倡通识教育的学养和真知灼见，那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纪念的是所谓的“科学报国”，我们就不能不保持一份警觉。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重理轻文造成的后果已经极端严重，而现在继续鼓吹这样的思想，就变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跛子改革的蹩脚辩护。”   对纪念钱伟长的反思   文 / 王箐丰（中国人民大学）   今天，政府为钱伟长举行了盛大的丧礼。这一位享有盛誉的科学家，极尽哀荣。自7月30日以来，中国内地的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和宣传他的生平事迹，旌表他的学术成就与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唯有一些海外媒体对于他的人品进行了质疑。 1986年12月，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等人筹备举行“反右”三十周年的座谈会，向包括钱伟长在内的四十余人发出了邀请。钱伟长却将邀请信转给邓小平，导致该次活动破产。这一事件后，他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并因此在1987年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也是钱伟长一生最广为人诟病的事情，作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一个科学家几十年不能从事正常的科研工作。三十年后，他竟然使用当年那种人整人的方法对待那些曾经和他一样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因而被很多人看作并不光明磊落。 任何一个人都有着历史的局限，钱伟长也不例外。钱伟长“告密”的动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想，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高压统治的知识分子，对掌权者的绝对忠诚首先来源于恐惧。有人说，钱伟长从一个精神贵族沦落成精神奴隶，这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一定道理。但是钱伟长蜕变的过程，反映的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集体精神阉割。 柴静曾经写过一篇博文，叫做《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说的是一位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科学家叶企孙的故事，读来让人心酸。因为学生的冤案，他在文革中身陷囹圄，并在1977年悲惨死去。因而他变成了历史的伤口，至今仍然在中国科学史册上化脓。他是中共认定的“两弹一星”23位功勋人物中9位的老师，却从来不被官方提起，以至于在这个国家，他的名字鲜为人知。作为中国物理学界的真正奠基人之一，在中国内地，他几乎就像从没存在过。   官方所肯定的“三钱”，从来首先都强调他们的“爱国心”，然后才说他们的科学成就。钱伟长的“爱国”，比起钱学森的“爱国”，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个物理学家，居然搞起生物学研究，在全国科学界都没有发言的情况下发表论文，证明“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国知识人都普遍蒙祸的“文革”时期，这个“毛主席的好学生”竟然在后来被中共官方否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剑涛先生曾写过一篇写钱学森的文章《从科学家到社会贤达》，结果没有报纸敢发，任先生曾笑谈，其实改一个字，就不是“社会贤达”，而是“社会闲杂”了。确实，中国当代历史的荒诞，就在于把科学家变成“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又让这些“社会贤达”，逐渐沦为了“社会闲杂”。 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预是中国学术之花日益枯萎的重要原因。而钱伟长、钱学森等“社会贤达”本质上是这种畸形社会结构的代表。权力中心超越了自己的边界，成为了真理的中心。政治家除了掌握权力，还垄断了对是非的判断，这正是这个国家诸多灾难的根源。叶企孙不被提起和“三钱”被捧得老高，正是说明了政府把对政治立场，而不是把学术水平与成就作为判断一个学者的标准。自然科学都沦为了政治的婢女，更何况社会科学领域。   “科学报国”这样的说法，在当今时代是片面的，甚至是极其有害的。中国社会的种种危机和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的因素，而制度的问题，不是由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落后造成的，恰恰需要人的启蒙与解放，而这需要的是社会科学受到充分的尊重。 央视主持曲向东主持“大家”栏目，曾经采访过许多人，采访钱伟长的时候，问他为何要弃文从理，钱伟长说的是918了，他要“科学报国”。他以为这一个方法可以对所有科学家通吃，可丁肇中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却说:“我感觉学中国历史找不到真理。因为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领导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历史。”丁肇中的答案相对于钱伟长的，显然就多了几分讽刺的意味。 “科学报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条件之下，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现在继续过分地这样的精神，强化“重理轻文”的学科倾向，我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成思危早年是一个著名的化学家，改革开放之后改学经济管理。“文革”期间去烧锅炉的他说，一个不好的制度，让科学家有才华也无处施展，因而他要学管理。霍懋征在先前是金牌的数学教师，“文革”中遭到冲击甚至失去孩子的她在重回工作岗位后选择教语文，因为她说人的爱与善良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制度，或者说以研究制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决定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只有在正确的航向上行驶的船只，才可能到达彼岸。如果说舵手选择了错误的方向，科学技术这样的动力引擎只会是让错误越来越严重，而没有积极的效应。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需要的是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改变这个国家优秀人才不断外流的被动局面，只有这样，才可能赋予民众乃至于权贵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信心。 中国今天成为仅次于墨西哥的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政治避难（主要是裸官出逃），技术移民，合家团聚，各种各样的移民理由，正是映射出这个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何当年的人是百般挽留都要回归中国，而如今的青年却一拨又一拨移民海外，除了“物质生活”以外，深层次的原因何在？这能通过提倡各种钱老“科学报国”的精神来解决吗？   直到今日，所谓“钱学森之问”仍然在媒体中间被热炒，然而其答案就在钱学森自己。如果说一个不懂行的人可以在完全没有涉足的领域随意发表议论，如果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换取行政级别和物质待遇，如果一个科学家要成为政治的奴仆，做权力的婢女，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与创新前景，显然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钱学森用自己一生的实践反动了自己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像他一样的软骨头的“科学家”，中国科学的未来本来是大有希望的。 钱学森和钱伟长，是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语境下的英雄，但就像龙应台先生所说，“国家”只是一个管理的组织，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你说我对它有什么梦嘛。但是她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和社会是有梦想的。我也一样的看法，钱学森和钱伟长，对“国家”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给人民到底带来了多少财富，却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钱学森和钱伟长，是科学上的巨人，却是人格上的侏儒。他们失去了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他们有“士”的抱负，却未能始终坚持“士”的责任，他们有“士”的理想，却没有坚持住“士”的气节。他们也背离了西方历史上一直以来知识人坚守的传统，知识分子永远要站在权力的对面，对权力要不卑不亢。对权力的阿谀逢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是一个有良知知识分子的选择。 今天，我们纪念钱伟长，纪念的是什么？如果说纪念的是他的勤勉，他的学术成就，那是理所当然。如果纪念的是他的“爱国”，这中间就要打上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任何一个现代公民，都必须思考怎样爱国，爱什么样的国家，“爱国”，不是对政府无条件的服从，“爱国”，更不是对于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坐视不管，更不是在遭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还用当年受到打压的方法去对待其他人。 今天，我们纪念钱伟长，纪念的是什么？如果说纪念的是他学贯文理，提倡通识教育的学养和真知灼见，那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纪念的是所谓的“科学报国”，我们就不能不保持一份警觉。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重理轻文造成的后果已经极端严重，而现在继续鼓吹这样的思想，就变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跛子改革的蹩脚辩护。 标签： 三钱 , 爱国主义 , 科学 , 科学报国 , 科研 , 钱伟长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生活在反智的思潮中 (2009年10月15日)”> 生活在反智的思潮中 (4) 诺贝尔的葡萄有点酸 (2009年10月18日)”> 诺贝尔的葡萄有点酸 (0) 风云变幻诚多端──大自然之混沌与分形【“科学解释”专栏】 (2009年03月10日)”> 风云变幻诚多端──大自然之混沌与分形【“科学解释”专栏】 (0) 你到底爱不爱国？——《你爱的是哪门子国》回复选编 (2010年06月3日)”> 你到底爱不爱国？——《你爱的是哪门子国》回复选编 (6) 你爱的是哪门子国？ (2010年05月12日)”> 你爱的是哪门子国？ (68)

     曾经敢说敢为的钱伟长为何成了顺民？ 作者﹕周晓辉   几日前，论文曾经受到爱因斯坦称赞、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的中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上海逝世。逝者已矣，身前身后事俱已成烟。原本不该再说长论短，但内心中深替先生惋惜，似有不吐不快之感。 当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怀着满腔热情，钱伟长从美国回国参与建设，并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同时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中共建政后，他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副教务长、教务长、民盟中央常委、清华大学副校长等职。然而，为人的率真、政治上的天真让他在中共治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不仅让他在晚年发出了“分明拿好马当驴使”的慨叹，也让他从此“幡然醒悟”懂得了顺从。 1957年，在中共的有意诱使下，一些知识份子对中共提出了批评，这就包括钱伟长在内，而这些人最终都被打成了“右派”。当年的钱伟长主张清华理工科结合，批评的核心是“党内党外有鸿沟”，他表示：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 “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像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 “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 钱伟长的言论在中共“反右”开始后即遭到了批判，说他是“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文教界进攻”等言论遍布清华和媒体，这其中还包括与其同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1957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钱学森对其的批判：“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钱伟长说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像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好像并没有什么，但他传播这个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却是一种对人民对党的反叛行为。……钱伟长完全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看看钱学森的言论，怎不令人感到悲哀？ 被批判后的钱伟长从一级教授被降为三级教授，所有职务都被剥夺，他还被剥夺了公开进行科研、发表论着的权利。他的儿子尽管高考成绩优异却受牵连而“不予录取”。文革期间，他还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当炉前工。钱伟长后来回忆道：“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在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聊以度日。” 经历了困苦岁月后的钱伟长，于1979年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并回到了原有的优裕生活。或许曾经的磨难让他从内心对“党”产生了恐惧并认清了“党”的无情，或许眼前“幸福的生活”让他不想再以言获罪，八十年代后的钱伟长变得“温顺”了，对于社会诸多不公正之事，选择了缄默，甚至选择为保全自己出卖良心。 1987年，“右派”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联署倡议于同年2月在北京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钱伟长亦在受邀之列，但却没有回复是否参加。而此前方励之在高校支持民主的一系列讲话，业已传到邓小平耳朵里，让其甚为不满。此时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却把邀请信交给了中共中央，并附上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 随后，邓小平点名批判了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并不点名地批评了保护他们的胡耀邦。邓还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关于三峡大坝问题上，钱伟长1991年撰写了《从海湾战争看三峡工程》一文。文中指出了三峡水库溃坝的危害，同时也指出了三峡大坝将成为外部敌人威胁的目标。因为面对导弹技术，三峡大坝的防御是不可能的。因此，钱伟长建议，三峡工程千万不应上马，否则就是自铸达摩克勒斯剑的蠢举。然而，在文章发表之后不久，钱伟长就收回了他从海湾战争中得到的启示，转而表示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还专程去三峡坝址道歉。或许这又是他从曾经的磨难中所获得的经验吧。 显而易见，我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苛责身处专制环境中的钱伟长，只是深深地厌恶那个将敢说敢为的他变为顺民的制度。不知临终前的钱伟长是否明了了这一点呢？是否像曾经批判过他的钱学森一样彻底醒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