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译者：韩旭 原文： From Beijing to New York: The dark si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作者： Rachel Nuwer 在中国最大规模的其中一家中药店里，嘈杂的背景声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尖锐的声音：“不准照相。”一个身穿白衣的工作人员满脸怒容地指向一个标志–一个相机的图案，上面是一个大大的红叉，挂在一排排明亮的玻璃盒上。在这些玻璃盒的黄色和红色绸制衬里上，整齐地摆放着风干的动物和动物制成品，从海参、蜥蜴，到燕窝、麝香。 在北京同仁堂，一家中药店里，药剂师们正忙着驱赶吵闹的，带着相机并对陈列的风干动物不停问来问去的游人。刘宁（音译），一位年轻的中国生态学家，小声地说，我们的这些照片和问题“让他们绷紧了神经”。最近中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详细审查，而且这些白衣工作人员知道这个。 不同的文化 有超过一千五百种动物的身体部分被用作中药材，其中一些动物类药材，如虎骨和犀角，造成了物种数量的明显下降。但是许多中药从业者认为这些药材是不可替代的：“所有东西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大连神谷中医的中医专家周云（音译）这么告诉我们。周是在我们访问了三家中医诊所后同意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从业者。周一边对一个刚刚做完拔火罐的患者进行按摩，一边说他认为所有的药材都是必要的，包括濒危物种的产品。许多中国人看起来同意这一点。由于富裕人群的增加与野生动物制品的现状，中药材的需求正在上升。 但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相信中医。湖南的中南大学科学史及科学哲学博士张功耀就站在反对中医药的最前线。钟在一篇2006年发表在中国期刊《医学与哲学》上的论文《告别中医中药》中说，中医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编造出来的谎言”。张知道他的观点在中国只有很少的支持者，而且他的想法已经造成“许多争议和众怒”。虽然他相信传统中医的理念是大错特错，但他同时解释道中医已经施用了数千年了，所以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张的反对者是出于情感而不是科学角度来对待他的观点，张说，而且“（许多）中国人缺乏以客观角度看待此事的能力。” 中医里基本上对于每种病症都有相应的治疗。用穿山甲之类食蚁兽的胎儿制成的汤据说有增强男性性功能的作用。龟甲用于治疗热病，能止盗汗，滋阴潜阳。海马（龙落子）通常用于治疗哮喘，阳痿和心脏疾病。蛇油用于治疗关节痛。这些动物中的许多物种已经由于过度捕猎和生境萎缩而处在灭绝的边缘，而中药对它们的需求不断升高使得情况更加恶劣，专家说。 犀牛已经在中国绝迹了。现在用于中药的犀牛制品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张指出，而老虎种群也在减少，濒危的藏狼也由于可制成中药材而被捕杀。并且这种情况正变得愈加严峻，他说。 浙江中医药大学的项目负责人陈烨（音译）说，中医是整体地对待人体的。中医治疗利用形而上学的而不是科学上的原则，而且经常不能通过临床实验和常规科学验证，导致大多数的治疗没有科学证据来证明它们的有效性甚至安全性。但是陈认为把传统中医硬塞到西方证据主导的药物治疗的框架中是不公平的。“两者的哲学是不同的。”他说。 对于很多患者来说，被治疗的疼痛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张说，而且中医从业者经常根据某种动物和某种疾病的汉语书面符号的关系来配制药方。在汉语里，枫树皮的汉字是“枫”，而关节炎疼痛是“痛风”。这种语音上的巧合使得中医里认为枫树皮可以治愈关节炎痛。如果名称可以匹配上，他们就相信他们找到了一种治疗该疾病的方法，张说。 迄今还在使用的传统中医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约公元前1600到1100年。它严重依赖于经历了几千年时间考研的药方。传统中医是建立在道家阴阳平衡学说的基础上的，它通常是用于治疗慢性病而不是急症。在他大连的诊所里，周正在为一位患者进行针灸，他说道“中医的情况有点复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技术。”的确是这样，传统中医缺乏西方医学的精确的，精心权衡的公式，每位患者的药方都是预先准备好的，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一种随意的做法。在药店里，工作人员急匆匆地从这跑到那，猛地拉开抽屉，抓出一小撮草药，再从另一个抽屉抓出另一种草药，扔进银制的盘子里。这些混合物会送到患者家里用来治疗各种疾病。 陈认为使用濒危野生动物的身体部分，比如用来增强性功能的虎鞭，用来凉血清热的犀角，是一个问题。张同意这个观点：“杀害濒危野生动物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且毫无益处。”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立法禁止在药品中使用濒危动物如老虎和犀牛，“教育大众还需要时间”，陈说。 熊的故事 一条教育大众的可行之道就是走进一家熊农场，谢罗便臣（Jill Robinson)说。她是亚洲动物基金（Animals Asia Foundation)的创办者，该组织总部设在香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用于收集用作中药的熊胆汁的农场。1993年，谢罗便臣参观了其中一家。当她回忆起这次经历的时候仍然非常激动：“我完全被这种折磨击溃了。”离开旅行团，她偶然遇到一只寂寞的熊，“尽管从她的腹部伸出一个七英尺长的导管，她仍表现出（对人）极度的信任。” 在它们三十年的生命期限中，熊被关在小小的钢丝笼中，它们身体上被开了一个永久性的洞，用来收集胆汁。不愈合的创口导致细菌感染，并且经常引起大范围的癌症发展。如今，在中国收集熊胆汁仍然是合法的。像谢罗便臣曾参加的那种娱乐性参观仍然存在，而且这些熊的近况仍和在1993年一样，谢罗便臣说。 谢罗便臣在期刊《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报道说：每年有数以吨计的熊胆汁以这种方式从一万到两万只养殖的熊身上采集，而中国政府官员和农场主都认为这是人道的。在中国有大约180家制造商生产123种含有熊胆汁的不同产品，这些产品可以有效地分解胆结石，对慢性肝病的治疗也有帮助效果。但是与胆汁相比，合成药的效果更好。 对于采集胆汁持支持态度的中国记者冯磊在2011年三月写到，“主张停止使用熊胆粉的提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危重病人”，并且也不利于中药产业（贸易总额超过二百万美元）的发展。冯同时还声称熊胆“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而这并不符合事实：有超过50种草药可以替代熊胆。熊去氧胆酸，胆汁中的有效成分，也可以在实验室中轻易的合成出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冯的观点。 除了熊胆汁，还有很多的原料取自野生动物，这些药材使用与熊胆相似的手法采集而来。然而很多医生被养殖户“说服”并推销像熊胆汁这样的产品，谢罗便臣说，而其他人，例如有钱的生意人，会把熊胆当做昂贵的礼物馈赠给同事和朋友。 据谢罗便臣所说，许多胆汁充满了杂质。在动物亚洲对胆汁样品进行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熊胆汁中有锈屑，尿，脓液，排泄物，癌细胞，细菌和抗生素，她说。越南传统医学协会的主席阮春香（Huong Xuan Nguyen）博士说，在越南发现了使用污染的胆汁与肝、肾损伤相关的初步证据。越南文化与中国密切相关，许多越南人同样喜爱中药和野生动物制品。自1985年起，阮已经治疗了十位由于熊胆汁中毒的病人，其中两人似乎因此而死。同时他也在越南推动停止使用熊胆汁的行动，尽管他赞成使用其他的传统疗法。 地域趋势 顾客需求导致的采集熊胆汁和其他动物成分的活动，不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整个亚洲甚至其他地方都在发生，克里斯·谢泼德（Chris Shepherd)说。他是马来西亚的一家野生动物贸易监视组织–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的地区副主任。他说，虎骨–通常被研磨成粉沏茶服用，用来治疗关节疼痛，瘫痪和腰膝痿软–数千年来被列入药方，对它的需求是对老虎生存的最大威胁。对于犀牛来说，它们因犀角而濒临灭绝。其他用作传统中药的动物例如壁虎和海马的交易量数以吨计，但是往往能够避开监视雷达，因为它们不像老虎、犀牛这种大型的动物那样引人注目。谢泼德说，“对于禁止非法贸易的谈话已经足够多了，（我们）需要将其变为真正的行动。” 2006年，越南对传统中药的需求达到了顶峰。这一年，越南政府官员公开宣布犀角治愈了一个家庭成员的癌症。这立即激起了对犀角的强烈需求，导致了一波偷猎犀牛的狂潮，在南非有超过330头犀牛被猎杀，犀角出口到越南。于此同时，可能是越南本土极其稀有的爪哇犀牛（Javan rhinoceros）种群中的最后一只也于2010年五月被猎杀，表明这个物种在越南可能已经灭绝了。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道格·亨得利（Doug Hendrie）–他协助成立了总部位于河内的非盈利组织越南保护自然教育组织（Education for Nature Vietnam)–相信越南的年轻一代正变得更加关注环境，但对于很多的亚洲物种–包括爪哇犀牛–来说，这种变化可能来得太晚了。“要改变传统信仰很难，”亨得利说。犀牛问题迫使TRAFFIC实施一项交流项目。这个在越南和南非的警察、骑警和环保部门官员之间的交流项目在2010年十月举行，目的是建立相互理解，并且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要评价他们努力的成效还为时过早。 大熔炉（美国） 西方国家在动物制品贸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2004年，TRAFFIC对旧金山和纽约的中药店进行了暗访。在商店的货架上发现了非法的虎骨、豹骨、犀角、麝香和熊胆。利·亨利（Leigh Henry），现在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的高级政策官员，是实行这次调查的TRAFFIC探员。她发现在旧金山受访的33家药店里只有一家宣称经营虎骨，与之前1999年的调查中22家药店中有7家的数字相比是很大的下降。而纽约的情况就不一样了–27家中有11家经营虎骨制品–亨利认为旧金山更严厉的政策造成了这种差异。但是这次调查之后并没有后续调查，亨利认为目前没有其他的组织在监视传统中药贸易。 如今游览纽约的唐人街的时候，顾客可以在货架上找到产品如鹿鞭和海豹油，但是所有绘有老虎图案的产品都用中英文特别标注“不含真虎。”位于桑树街（Mulberry Street）的爱娃贸易公司（Ewa Trading Company）中的一家店主说，当被问起是否有老虎或犀牛制品的时候，回答是“没有，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们了。”杰弗里·陈（Jeffery Chen),巴克斯特街（Baxter Street）上一家针灸与草药店的主人，说这些产品是被禁止的，要的话“你得回（亚洲）去”。不论是用中文还是英文询问，另外几家店的店主同样否认销售犀牛或老虎制品，有一些人简单地说这些产品很难得到，而一个药剂师暗示道“去东百老汇街”能得到它们。 这个小小的胜利该归功于TRAFFIC和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组织（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的双重努力，然而亨利也认为这努力还不足以禁止用于传统中药的非法野生动物制品的买卖。“不是官员的努力太少，”她说道，“事实上是这些官员太少。”据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贸易数据库显示，2000到2009年间，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组织截获了数百起非法进口的动物及它们的身体部分。查收物品包括243只熊，141只老虎和85只穿山甲（其余数据未显示）。每个数字代表一个完整的动物或可能代表成百的身体部分，如骨、鳞或爪。这些案件中，42%的老虎，41%的熊，28%的穿山甲来自中国或越南。 保护性法令如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与犀牛和老虎产品标签法（Rhino and Tiger Labeling Act）的颁定使得含有甚至声称含有犀牛或老虎成分的产品的销售非法化。但是亨利抱怨说野生动物保护并不是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根据众议院最近提出的一份要削减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组织的多国物种保护基金达32%的提案，她指出，“自然资源保护的预算已经被大幅削减。”“这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一次全面打击，”她说。 而且毫无疑问，美国是传统中药制品的消费者和提供者，例如来自美洲黑熊的熊制品和西洋参，在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组织中的CITES行动的负责人克雷格·胡佛（Craig Hoover)说。他强调，然而“我们（美国）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使我们能够有效的处理问题的一系列法律。”现在有120名野生动物监察员在美国入境港工作，200名特别探员在全国进行相关调查。扩大的活动范围，教育和有效的法律实施，三者共同限制非法贸易，胡佛这种组合充满信心。 然而，TRAFFIC探员亨利警告说，即使自1999年唐人街的调查以来，情况已经大幅好转，认为非法贸易处在掌控之中的想法仍然是危险的。据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组织调查，动物以及动物制品的数量有上涨的趋势。2000年，查获了23批熊及熊制品；200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8,，大幅超过这十年的平均查获量。与此相似的是，2000到2009年间，查收的虎制品的数量从13跳到24（年均14），穿山甲的数量从5飞涨到19（年均8.5）。很难说事情正在向什么方向发展。一方面，加强法律实施力度会使得截获几率增加，另一方面，可能越来越多的动物制品正非法进口到美国。

母亲接触化石燃料燃烧后释放的物质，与孩子的智商降低有关联，而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个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污染对妊娠的危害：科学家警告，孕妇吸入的常见空气污染物会导致孩子智商降低 时间追溯至1999年，纽约一个闷热的夏天，Yolanda Baldwin怀孕已有八个月，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她住在一个加油站附近，街对面的十字路口挤满了大大小小各种车辆，呼呼的排着尾气。有时候污浊的空气浓重到到她可以看得到，呼吸到，闻到，甚至尝得到。她也常常担心这些会不会伤害到她未出生的孩子。 如今，在自己的子女参与完一个长达10年的跟踪监测后，包括Baldwin在内的几百位母亲终于知道了：早在婴儿呼吸到第一口空气之前，母亲吸入的各种常见空气污染物就可能已经对孩子的智商造成了损害。 两项由两个城市中超过400个女性参与的研究发现，5岁的儿童如果在胎儿时期母亲接触的多环芳香烃（或简称PAHs）超过平均水平，那么在IQ测试中的得分就会较低。这种化合物由化石燃料燃烧产生，在城市中无处不在。 纽约的非裔美国人和多米尼加族群中，249名儿童被追踪监测至11岁，以观察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而在大洋彼岸，波兰的克拉科夫，另外214个孩子也参与了平行调查。 波兰在今年春天发布的研究结果与纽约的极为相似：母亲PAHs接触量高于平均值的孩子，在IQ测试中的得分要比母亲PAHs接触量低于平均值的那些孩子低4分。 IQ的差异虽然并不是很大，但专家认为这个差异已足够影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甚至是终生的学习能力。污染带来的这些影响，与低水平的铅暴露基本相当，而铅作为一种导致儿童智力下降的物质早已广为人知。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因为孩子的智商是预测他日后在学业上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Frederica Perera，纽约市哥伦比亚儿童环境健康中心的高级科研作者及主管，如是说。 这两个研究“为接触环境毒物可能阻碍儿童智力发展，增加儿童患注意力集中障碍、多动症和行为障碍的几率，提供了更多的文献支撑，”Bruce Lanphear说。他是英国哥伦比亚西蒙莎菲大学的儿童环境健康学教授，不过他并未参与这个研究。 胎儿暴露于污染环境与其后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成长中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关注”，哈佛医学院环境流行病学家及神经学教授David Bellinger说。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的优势之一就在于科学家们能够准确的知道准妈妈们在一段妊娠期内所接触的污染量到底有多少。 来自纽约市和克拉科夫的Baldwin与其他462名孕妇参与了1998年至2006年期间的研究，她们会携带一个背包48小时，包里面装有可以检测PAHs水平的仪器。然后她们的孩子被分为高吸入量与低吸入量两组——标准分别是高于和低于平均值——等到这些孩子成长至5岁，就会接受标准测试以检测他们的认知学习能力。 “一想到生活在一个污染无处不在的社会而人们却有可能从未察觉，我就觉得害怕，”Baldwin说，她现在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了。“我现在才知道我们当下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未来。作为母亲，我们吃的东西、呼吸的空气、所处的环境，无不对孩子产生着影响。”在克拉科夫，这些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家庭供暖和工业生产中的煤炭燃烧，不过在纽约主要来源就变成了各种车辆的尾气排放。 波兰的研究结果于四月发表，支持了一年前发表的纽约市的数据，即尽管生活条件不同所处地域不同，儿童智力受污染物的影响程度是相当的。 纽约市的实验组——成员来自哈莱姆区（黑人住宅区——译注），南布朗克斯区以及华盛顿高地——包括非洲裔和多米尼加裔妇女。不过在波兰的实验组成员皆为高加索人。 “我们在不同人群、不同实验设定、甚至是不同的污染物接触程度下佐证了这一发现，从而巩固了在纽约得到的初步结果”Perera说。“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胎儿时期吸入的空气污染对孩子的智力发展有负面影响。” 在克拉科夫，女性接触到的PAHs水平平均为纽约女性接触量的8倍。（克拉科夫污染物为每立方米17.96纳克；纽约则是2.26） 一些专家提出研究结果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尽管两个实验组所处环境的污染物水平相差八倍之多，IQ值的损失量却是相近的。 “在两个实验组存在如此多差异的情况下，这个发现令人吃惊，”Jennifer Adibi说，她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流行病学家，研究环境对于胎儿发育的影响。“我们希望在更多其他的实验组中都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这样才可以确定环境污染与胎儿智力之间的因果关系。” Adibi还补充了一些纽约市与克拉科夫所不同的因素——例如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种族特点及其他的污染物种类。 “鉴于两个实验组的各种差异以及实验规模不同，想要直接将两者相比较是非常困难的，”Negin Martin补充道，作为国家环境健康科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主要研究的是污染物对于大脑发育的影响。 不过尽管差异存在，Martin认为两项研究结果如此相一致仍然值得关注；两项试验分别发现了“可被测试出的、统计上有显著性的IQ值下降”。科研人员比较了两地女性中污染接触量类似的150位，IQ值确实存在差异。 研究者们也调整了一些会影响到儿童智商从而造成实验结果偏差的因素，例如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二手烟。不过有一个可能造成干扰的因素，儿童幼年期的铅吸收量当时没有检测，而只在胎儿期检测过，胎儿期的铅暴露通常不造成影响。分析这些因素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并且这也是哥伦比亚的研究小组做的非常好的一点，”Bellinger尽管没有参与此项研究，却也如是称赞。 目前研究者们正将几种不同的环境污染物与大脑发育相联系，找出其中关系。 在早前的研究中，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小组发现，母亲对一种杀虫剂——毒死蜱的接触量如果较大，孩子的IQ也会变低，而这种杀虫剂曾被大量使用于日常生活中，直到2001年才被禁止居家使用。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二手烟对胎儿影响的研究中。并且近二十多年以来，位于北大西洋的法罗群岛上，科学家们发现母亲怀孕时从水产品中摄入的汞一样可以损害孩子的智力。 Lanphear指出，PAHs、铅、汞、烟草燃烧释放的烟等都是全身中毒性毒素，即可以破坏身体内的多个器官系统。 “已广为人知的是空气中的污染物——多种毒素的混合体——会造成新生儿体重过轻，肺功能减弱，肺癌以及哮喘。所以尽管这些研究（即与儿童IQ相关的研究）非常新颖，但得出的结果一点也不出乎意料，”他说。 科学家们已知包括PAHs在内的许多种化学物质都可以穿过胎盘，但是他们仍不清楚这些物质是如何作用于胎儿发育中的大脑的。 Bellinger说，大脑形成的过程非常敏感，在这中间很多环节可能会出现问题。 “大脑发育过程中一切都快速的变化着，且这些变化应该循着特定的方式以特定的顺序发生，”他说。“塑造大脑的过程非常像一连串编排好的舞蹈动作，”这段舞蹈由几百个“演员”组成，每个“演员”都化学信号的指令。污染物则会产生“噪音”影响这个过程，就像对一个电台施放静电干扰一样。 不仅如此，PAHs还可能会直接影响胎儿的DNA。当一个准妈妈吸入了PAHs，这些化学物质会被转化成副产物并在血液中循环，穿过胎盘屏障直接与胎儿的DNA相结合，Susan Edwards解释道。她是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的研究生，波兰研究组论文的的第一作者。 在纽约市和克拉科夫，由于空气污染带来的4个百分点的IQ损失其实是不那么明显的；父母与老师不太会注意到这点微小的差异，因为大多数孩子的智商都还是在正常范围内的。 即使如此，“三四个百分点的IQ损失到底重不重要？当然重要，”Lanphear说道，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铅的影响和儿童神经系统发育。 他提到最近的一个研究发现，在减少铅污染上每多花一美元，社会就会获得17至220美元的收益。“这些收益的来源，就是儿童智力提高后随之而来的一生的收入提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孩子出现学习问题，成绩不好，我们不应该总是责备父母跟老师，而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让他们少接触大范围的神经毒素污染上，”Lanphear建议道。 Perera说，好消息是纽约市PAHs的水平正在逐渐下降。通过孕妇们的背包装置搜集到的数据，研究者发现1998年至2006年期间空气中PAHs的含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多。 Bellinger认为，我们一边减少儿童对污染物的接触，一边也要注意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影响他们的学习认知能力。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虽然这些污染物与健康问题密切相关，它们却并非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父母如何与他们的孩子互动，如何给予孩子正面激励，才更是重点所在，”他说。 Baldwin，这位住在纽约华盛顿高地的30岁母亲，已有了5个孩子，年龄从2岁到10岁不等。她在1999年的时候带上了空气质量检测背包，那个时候她正怀着她的第一个孩子Patience，孕期已至第九个月。 正如其他参与实验的孩子一样，Patience从出生开始就由一组科学家们监测。Baldwin分娩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们就守候在医院以采集新生儿的脐带血用于测试。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她的女儿在两岁时就参加了第一次IQ测试，之后又陆续参加了各种其他的测试，包括近期的一个脑部CT扫描。 没有证据证明她女儿的IQ受到了PAHs的影响。Baldwin说这个小姑娘在学校表现很不错，也没有学习问题，不过她患有中度哮喘。Baldwin也不知道这与她怀孕期间吸入的PAHs是高是低。 Baldwin说由于参与了这次的研究，她现在“非常了解”污染物和杀虫剂所带来的风险了。她的一个儿子在幼儿期被诊断出铅中毒，明显是由于接触到了剥落的油漆。 不过她现在努力不去想这些她怀孕期间接触到的各种物质可能对孩子们造成的影响。“我不喜欢总去想那些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Baldwin说。与其自怨自艾，不如从实际做起，她会避免走路的时候穿过汽车尾气，不使用杀虫剂，买有机食品，及时关窗以阻挡空气污染并且在家里使用空气过滤器。 “也许这项研究将来会改变我们对环境的认识，以及我们对待环境的方式，”她说。“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团体，我们都期盼着这种改变。” 本文最初发表在环境健康新闻上，此网站由非营利性的传播公司环境健康科学运营。 本文地址（转载请注明出处）： 复制 收藏、分享这篇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