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

3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蔡学恩律师是本届湖北代表团惟一一位律师代表，也是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湖北律师“第一人”。他说，“湖北省能产生一个律师人大代表，这代表了一个理念。站在一个律师职业人的角度来看，我感到我国法治的春天来临了！”

 　　在网上读到诺将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的文章《??霖教授欠莫言一??公?道歉！》，文章极力为莫言在2011年的11月8日首发腾讯微博的《打油诗赠重庆文友》辩护。文中马悦然极其自信的认为：“对于一个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读者，莫言的诗显然都不应该看作歌颂的诗歌，而应该是讽刺，对薄熙来有严肃的批评，并且莫言警告自己的朋友不要卷入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但是，许纪霖教授却“错误的”把这首诗解释为是“歌颂薄熙来所倡导的唱红打黑运动”的，在网上造成极大影响；所以，“许纪霖教授和他的追随者欠莫言一个公开的道歉”。马悦然的文章很快就受到了清华大学著名批评家肖鹰的正面回应，马悦然的自信心不免遭遇了一次重大打击，莫言的“神话”因此又不免又添上一些新的“阴影”了。 　　一、 　　莫言的这首打油诗究竟是“歌颂”还是“讽刺”，按理不应该引起这么大争议，因为这实在只不过是一首打油诗而已，怎么会弄得这么复杂？这究竟是一首怎样深奥的“打油诗”呢？肖鹰的分析文章我以为还有些说得不透，这里，我想不妨再来做一番细致的解读。莫言原诗如下： 　　唱红打黑声势隆， 　　举国翘首望重庆。 　　白蛛吐丝真网虫， 　　黑马窜稀假愤青。 　　为文蔑视左右党， 　　当官珍惜前后名。 　　中流砥柱君子格， 　　丹崖如火照嘉陵。 　　马悦然认为，诗歌“第一段是清楚地批判薄熙来和他的运动”。列举的理由是： 　　“第一句：‘唱红打黑’诠释了薄熙来呼吁恢复文革精神的口号； 　　第三句：包括对网络上支持该运动的疯狂行为的一条说明； 　　第四句：‘窜稀’（黑马）是指过去无名小卒目前在薄熙来王国之统治下获得声望的人，其行为就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愤怒的青年’。” 　　马悦然解释了第一段四句诗中的三句，却偏偏没有解释第二句，实在是有些“糊涂”得可以，不，或许这正是他精明的地方。因为第二句“举国翘首望重庆”，其实就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莫言“歌颂”的态度了。因为“对于一个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读者”来说，“翘首”这个词在汉语语境里，是一个明显的褒义词，即含有“大众瞩盼，众望所归”之意，联系当时的重庆“唱红打黑”运动，正处于这样一种“如火如荼”的态势，当时的舆论都是高度赞扬重庆的做法，期望重庆的“改革”能够领风气之先，为全国做出表率，而王立军正是春风得意的全国公安界的领军人物，已成为公安部广泛宣扬的国家“英模”级人物。所以，诗的前二句表达的“肯定”“歌颂”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再如何巧言辩解都无以自圆其说的。 　　至于诗的三四句“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的具体所指，似乎还真有些隐晦含糊的意味，但从诗意的逻辑走向分析，应该指当时社会上舆论对重庆“政治形势”的巨大反应。前句可以指网上的热烈讨论的声音，这种声音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真诚关注，所以，被形容为“真网虫”；但当时社会上还有另一种“愤世嫉俗”的“愤青”思潮，不满社会的腐败现实（或许也包括不满意“唱红打黑”的做法），但是缺乏严肃认真的思考，只会不负责任地发泄怨语、恶意攻击，胡乱否定，所以，莫言把这种人称之为“窜稀”的“假愤青”。马悦然把这两句解释为是莫言对薄熙来支持者的批评和讽刺，实在过于牵强无据，且完全与第二句的“举国翘首望重庆”的殷切期盼之意相违，这是完全说不通的。 　　第二段的内容应该是莫言对文友的一些赞扬之语了。前三句赞扬文友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不受“左派”“右派”的力量所影响，而能写出具有真正深度的“蔑视”“左右党”的文章，起到了一种“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从这些内容看，这位文友应该是一位高官，且做官正直，珍惜“君子”节操，“中流砥柱”就揭示了他在官场上的巨大影响。 　　最后一句“丹崖如火照嘉陵”，可以视为对当时重庆“红红火火”的政治形势的一种形象的象征。“丹崖”即“红岩”之意，而“红岩”自然让人想到罗广斌、杨益言著名的弘扬革命精神的小说《红岩》，想到小说中的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壮举。所以，这句诗的意义就是，经过了“唱红打黑”运动后的重庆，《红岩》的革命传统精神得到了真正的弘扬，这种精神正如熊熊烈火，光照重庆，辉映着嘉陵江。所以，今天的重庆才不愧为“举国翘首”期盼的革命圣地，至此，“歌颂”之意可说形神毕现，“昭然若揭”。 　　然而，马悦然对此的解释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他居然认为诗中的“丹崖”即“丹心”之意，并告诉我们这里的“典故”“出自”“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而据此认定莫言在这里是“清楚地叮嘱在重庆的‘文友’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站稳立场，保持人格”，一字之差，境界迥异。这个错误被清华大学著名评论家肖鹰讥讽为“马先生郑重其事地将文天祥的典扯到莫言这首诗中，表现了一个资深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史不应有的知识缺陷”，真正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中教训，不可谓不深矣！ 　　二、 　　马悦然如此“误读”、“曲解”并“力捧”莫言打油诗的行为实在饶有意味，背后的深意不可不察！ 　　首先，马悦然此时力挺莫言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要向国人宣称莫言其实是一个很有政治责任感、很有文学家道德良心的作家，以此来回应国内的许多莫言的批评者关于莫言是一个圆滑、乡愿式文人的观点。如果他的力挺成立的话，那么，莫言无疑就成为了国内作家中第一个公开批评薄熙来的先知先觉者。试想，在国内主流舆论界对“重庆模式”皆“举首翘望”，赞不绝口时，莫言却出于作家的政治敏感和道德良心，敢于对文友提出如此善良而诚挚的劝告，并委婉地对重庆的“唱红打黑”提出了批评和讽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文人独立人格和道德楷模的表现啊！只可惜莫言的“打油诗”白纸黑字，“歌颂”“讨好”的媚态可掬，而这里是在中国，而不是在瑞典文学院，马悦然是不可能再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了。 　　其次，马悦然此举不仅仅是想为莫言挽回一些影响，更是想借此给瑞典文学院挽回一点面子。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授奖给莫言的如上天恩赐的行为居然会招致国内如此毫不领情的强大的批评声，这绝对是他们始料不及的。而且，他们的授奖莫言的理由偏偏就成为国内最诟病的一个话柄。瑞典文学院的诺贝尔授奖辞对莫言的最大肯定其实就在于莫言作品对现实的批判力度上，请看“授奖辞”一开篇就出现了的核心赞语： 　　“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 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这些赞语首先是从莫言作品的思想高度上来进行肯定的，肯定莫言作为一个作家的历史道德责任感和批判意识；但国内对莫言作品诟病最多的偏偏就是他作品的思想平庸上，认为莫言是一个最典型的犬儒型文人。这对于瑞典文学院来说，实在有些煞风景。 　　这里我可以简单的引用国内目前影响较大的《文学报》“新批评”专刊不久前刊发的一篇批评莫言文章的几个主要观点。作者李建军，是国内目前屈指可数的极有分量、风骨的批评家之一。他在《直议莫言与诺奖》（《文学报》2013.1.10）一文中是这样对莫言作出评价的： 　　“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最高点。他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他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对于莫言的小说艺术弊病，李建军是这样分析的： 　　“莫言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文芜而事假’，——芜杂、虚假、夸张、悖理，这些就是莫言写作上的突出问题。莫言的作品中，没有中国文学的含蓄、精微、优雅的品质，缺乏那种客观、冷静、内敛的特征，缺乏那种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出发的叙事自觉。相反，莫言的写作，是极为任性恣纵的；他放纵自己的想象，习惯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写人物，常常把自己的感觉强加给人物，让人物说作者的话，而不是人物说自己的话；让人物做作者一意孤行要他们做的事” 　　“莫言用西方人熟悉的技巧，来写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经验。他写人物毫无规矩地乱闹，写他们在酒缸里头撒尿，在娶亲路上颠轿，在高粱地里睡觉，——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崇高而诗意的生活，与中国人是无缘的，高尚而美好的情感，与中国人也是无缘的。正是通过一种简单化的、游戏化的叙事，莫言将中国人写成了心智残缺、情感粗糙、行为幼稚的人，写成了一群对暴力、性、乳房、污秽等充满病态畸恋的人” 　　“无思想和无深度，也是莫言写作的一个致命问题。” 　　“由于排斥‘思想’，莫言的文学思想与小说作品的主题，往往具有浅薄与破碎的特点。” 　　…… 　　可以说，李建军的观点最典型地代表了国内批评莫言的声音，而莫言的这些“硬伤”，瑞典文学院居然毫不知情，或者视若无睹，居然把这神圣的奖项轻率地授予了这些致命“硬伤”的所有者莫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中国国内对莫言的尖锐、深刻而中肯的批评，与诺奖评委们对莫言的崇高褒奖不啻一种强烈的反讽。扪心自问，他们不免要汗颜羞愧的吧？ 　　现在，诺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自以为看懂了莫言的打油诗，自以为抓到了一根可以“回天”的“救命稻草”，毅然“仗义执言”，以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却不料甫一发言，就漏洞百出，实在有些“弄巧成拙”，“汉学家”的声誉都不免有些掉色，不免让人为之遗憾。 　　三、 　　其实，关于莫言“打油诗”的真义，还可以有另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莫言亲自出来如讲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那样来解释一番，那一切是非就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当然，即便是“讲故事”，也不可过于隐晦扭曲，否则，依然会让大众莫衷一是。就如莫言诺贝尔演讲词《讲故事的人》中的“破庙”故事的寓意，就过于隐晦阴暗，而莫言却偏又保持一种高贵的沉默，不作任何解释，结果，让大家众说纷纭，不得要领，最后只有望洋兴叹的份，无奈“莫言”何！ 　　再如这次的“打油诗”。本来，莫言作为一名著名作家，写的一首普通的打油诗，居然会让人看不懂，而在大家争论不已的时候，莫言作为一名文坛大碗，居然始终不肯出来自我表态，以平息“众惑”，可见其中必有难言之隐。这实在是一种极具特色的“莫言现象”。不仅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一句名言，“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这实在是莫言获奖后面对国内众多质疑而始终保持一种“高傲”沉默状态的绝妙写照（除了在《讲故事的人》中作了一些发泄外）。可莫言的“岿然不动”却让德高望重的马悦然先生沉不住气了，居然主动站出来为莫言主持“公道”，结果又是这样不了了之甚至弄巧成拙，可即便如此，莫言却终不肯出来发一言，比如，哪怕简单解释一下“白蛛吐丝”和“黑马”“愤青”的具体所指也行，让马老先生可以名正言顺的为他正名，于人于己都是一件“双赢”的美事，莫言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在这种重要关头，莫言依然不肯出来“澄清”是非；那么，只剩下最后一种解释，即莫言的“打油诗”确实是属于一种“跟风”“应景”式的“打油”之作，就像莫言的“跟风”“应景”式的手抄《讲话》的行为一样。对此，莫言心知肚明，已是讳莫如深，不谈也罢。却不成想，马悦然老先生殷勤过度，不明就里，偏要“皇帝不急太监急”地来为莫言作解人。之所以会如此，按照肖鹰文章中的说法，这是由“中国古代科举中，主考官与考生的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就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相互间会形成强烈的情感认同和保护关系”。因为马悦然先生，“不仅是莫言作品的重要译者，而且是主张将2012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的该奖评委”，而我们都知道，马悦然是诺奖评委中唯一懂汉语的人，因而莫言的获奖，马悦然，“阙功至伟”。所以，“马悦然这篇文章的表现，就是以座主的身份为门生莫言‘做主’了”。只可惜，这个“主”“做”得实在很有些《三国演义》中的许褚裸衣斗马超式的鲁莽，反让自己，更重要的是让莫言越加陷入一种里外不是人、愈辩愈尴尬的窘况。不知马老先生知不知道金圣叹对此“鲁莽上阵”行为的经典点评，“谁让你赤膊来？”我想，此时尴尬的莫言对于自己“恩师”想说的话也许也只有这一句了吧，虽然有些无情，但确实事出无奈，爱莫能助：“恩师，小生这厢‘无’礼了，自保要紧，出此下策，只好缄默无言，多有得罪！SORRY， SORRY！”

曾几何时，普世价值突然成为一个带有西方价值观霸权的代名词，正如“文明”概念一样——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它们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故此有蛮族入侵罗马一说。及至近代，先发的欧洲人将现代性等同于普世性。 当西方文明的火炬传到美国，更是将这种普世霸权发挥到极致。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垄断了发展模式的话语权，变成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乃“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