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

核心提示：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原文： Why We Still Need the World Bank | Foreign Affairs 发表：2012年3月－4月号 作者：Robert B. Zoellick （世界银行行长）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世界银行行长发表年度演说。 (Yuri Gripas / Courtesy Reuters) 】 2007年，世界银行处于危机之中。一些人认为，世界银行在领导层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另一些人将责任归咎于世界银行本身。当世界银行集团的基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1944年成立时，饱受战争蹂躏的穷国几乎没有获得私人资本的途径。然而，60年后的今天，私营部门的资金流量超过了政府发展援助。世界银行前董事经理杰茜卡·艾因霍恩2006年在本刊撰文时写道：”因此，中等收入国家依赖官方援助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看来好像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机构。”圆桌讨论和报纸的舆论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世界银行吗？ 2007年，我带着一种不同的积极观点接掌世界银行，这种观点来自历史视角、个人经验和我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多边体系的创造者设计了一个国际经济架构，应对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他们认为会在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世界银行是这个框架的一部分。这个框架包括金融和货币问题、贸易、投资发展以及被破坏国家的重建。 2007年，这些挑战依然存在，尽管情况大不相同。现在，私人资本和自由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崛起和扩展，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然而，并不能因此而不需要世界银行，因为它从来不是简单地提供贷款和拨款。它的作用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 促进增长、机会和希望，在一个更好的政治和安全秩序中消除贫困。 不仅世界发生了变化，世界银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它包括四个政策和融资部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为79个最穷国家设立的基金）、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的私人部门）以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它给投资者提供防范政治风险的担保）。 为了实现其使命，世界银行需要新的方向、更加坚定的指导以及更好的执行手段。它不得不适应经济影响的变化，新兴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发展不再关乎南北霸权。在发展中国家，它需要帮助私有部门 ―― 不管是来自国外的投资者还是国内的公司 ―― 消除自主创业的障碍。它需要促进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共同承担责任。我们领导团队的工作是指出新的方向，建立支持和伙伴关系，将总体设想转变为具体行动，注意创新的机会，然后执行、执行、再执行。 没过多久，世界银行的辩论就从能否存在的问题转向新的务实问题。在粮食和燃料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它可采取什么措施促进粮食安全和改善人们的营养？它如何帮助中国完成向市场经济和较少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的过渡？它如何帮助中东国家满足现在的就业需求，并在未来建立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它能向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传授什么经验？ 清楚地揭示这项新使命仍是一个挑战。世界银行的问题之一是，它被称为银行。多数人将银行与发放贷款联系在一起（至少直到最近是这样），但是融资只是本组织工作的一部分。当融资最有效的时候，世界银行传授知识，发展持久的市场、机构和能力，提供各种各样的融资（不管采取的形式是股本、担保、贷款、拨款还是风险管理）。将所有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世界银行就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国家的状况。 这是我们在2007年前面临的挑战。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世界银行是一个更大的战略问题的一部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使多边机构实现现代化？世界继承了”智者”在二战后创建的机制和机构。冷战之后，多边机构增加了，不过只是略有改变。 2007年以来，国际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强国关系进行了重新组合，同时，国际经济力图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打击中复苏。过去5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占所有增长的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还成为经济思想、发展模式、投资、甚至外援的来源。为旧秩序设计的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如今，一些只看到多边机构的弱点和失误的人主张彻底放弃这些机构。但是，世界上的多边机构提供了一个为寻求共同利益的主权国家牵线搭桥的单薄然而重要的纽带。那么，务实的方针是使这些并不十全十美的机构发挥更好的作用。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提供度身定制的服务，为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各种发展中客户解决问题，扩大资本基础和创新的金融工具，强调良好治理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公开和透明的形式实现民主化的发展，调整代表份额和业务，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责任。世界银行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是，它能够并且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 为客户服务 发展中国家是世界银行的客户，而不是旧有”结构调整”政策的对象。这种主张似乎不言自明，但是它代表着重要的心态变化。世界银行应该是解决办法的寻求者，而不是方案的提供者。如果最佳教科书解决办法不适合客户的政治经济背景，世界银行就没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专家需要能够传授别国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知识。正如一位印度高级官员对我说的那样：”我不需要另一位印度问题专家。这样的专家太多了。我需要的是研究养老金制度、公私基础设施开发和教育的世界级专家。”仅仅提供资金很少能解决问题。 客户有着大不相同的需要。努力摆脱暴力、不良治理、不稳定和贫困循环的国家，需要的远远不是发展理论。在美国政府供职期间，我看到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常常在受冲突困扰的国家密切配合。世界银行能够帮助为这些领域牵线搭桥。1944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英文字母”R”代表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复兴。今天，它代表的是世界银行在阿富汗、海地和利比里亚等多事地区的工作。 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些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仍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它们面临着自己的突出发展挑战。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世界经济和别国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行动将对制定跨国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必不可少，不管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保健、贸易、环境还是金融一体化。世界银行不仅需要帮助中等收入国家，还需要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鼓励它们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早期的一项挑战表明了世界银行解决问题的新方针。2007年底，粮食价格上涨，燃料价格的上涨给这个问题雪上加霜。一些从总体角度考虑问题的世行专家说，大宗商品的高价格带来的收益会让多数国家抵消这种危险。另一些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最好由人道主义机构而不是长期发展机构解决。但是数千万穷人不具备能够减轻这种打击的缓冲力量。家庭食不果腹。农民得不到需要的投入。饥荒随即发生。除非民众和政府能够解决短期危机，否则谈论长期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世行迅速采取行动，与联合国机构一道设立”全球粮食危机响应计划”，创建一个快速融资机制，支持农民。与此同时，如果世行能够帮助提供高生产力和产量的话，人口的增长推动更高的价格以及对农产品的更大需求，从而将提供促进增长的机会。现在，世行的危机响应计划帮助了47个国家的4000万脆弱人口。它的投资扩大到整个农业价值链，涉及科研、知识产权（包括女性农民的知识产权）、种子、灌溉、化肥、储存和营销 ―― 始终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世行的金融专门知识可帮助农民和粮食购买者通过天气衍生品、农作物保险和期货市场控制风险。 当粮食和燃料危机被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压倒的时候，世界银行调动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金融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并迅速分配了其中的大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世行通过扩大贸易融资、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注资以及收购问题资产，解决具体的市场崩溃问题。它与澳大利亚、日本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向印度尼西亚提供55亿美元资金，如果情况恶化就可以利用；这笔备用资金的存在允许印度尼西亚政府增加开支来抵御衰退，并向投资者保证它能够为其扩张性预算提供资金。世界银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盟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宣布它将提供多达250亿美元的资金鼓励欧盟的银行继续向欧洲东部提供信贷。 世行还与客户合作，提供长期投资，为复苏奠定基础，重点是三个领域。首先，它投资于基础设施，帮助创造就业机会，为明天提高生产力，提高对机器和服务的需求，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第二，它扶植安全网络，保护最脆弱的群体。世行根据巴西和墨西哥的经验教训，帮助40多个国家开始执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这些计划资助贫困家庭供养孩子上学和获得预防性保健服务。第三，世界银行通过国际金融公司向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小额贷款机构提供融资。这种度身定制的方针与过去的普通贷款业务相差甚远。有时，世行必须对拒绝满足有关腐败、环境和治理标准及保障措施的客户说不。然而，大多数客户都想提升其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扩大金融创新 为了筹集资金并进行有效的投资，世界银行必须做出实绩，扩大其金融支持基础，为其客户提供创新的金融工具。每隔三年，世行都需要补充面向最穷国家的基金 ―― 国际开发协会。甚至在目前存在资金限制期间，世界银行的股东 ―― 它的187个成员 ―― 都认为该机构的重要性和表现是给予一流资金支持的保障。2007年和2009年，国际开发协会的两次打破记录的资金补充活动筹集资金900多亿美元。2010年，股东们还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20多年里的第一次资本扩充给予了支持，使该机构能够通过发行AAA-级债券满足客户在危机期间的需要。 这些资金筹集计划取决于能否使新兴经济体在艰难的财政时期发挥”负责任利益相关方”作用，即它们在实力增强的同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对国际开发协会两次资金补充的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新增资本一半以上来自它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每年都有收入，他们用这些收入积累资本，支付行政管理预算的费用（世行规定这些预算实际上与往年持平），甚至对国际开发协会贡献数十亿美元。获得过国际开发协会投资的国家支持资金筹集工作，它们与世界银行一样重视成效和问责，包括使用新的放贷工具，将偿付与特定成就联系在一起。 扩大创新还有余地。随着对受援国的条款的调整，并通过它们的偿付，国际开发协会应该着手增强自我维持能力。同样重要的是，世界银行培育私人投资面临重大机遇。许多非洲国家保持高增长率已有10年的时间。它们在采取措施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世行正在同它们合作改善它们的商业和投资氛围。例如，世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让有关国家评估它们的环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小企业的发展。 2009年，国际金融公司创建了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同时还保持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随后进行投资的传统模式。资产管理公司利用主权基金、养老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国际金融公司发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总共拥有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将近30亿美元来自外界投资者。它们在非洲和其他知名度较小的新兴市场几乎没有风险敞口。现在，这些投资者依赖国际融资公司将发展与回报结合在一起的突出业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更加熟悉这些增长型市场，它们的队伍将扩大。 世界银行在利用融资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在前美国财长亨利·鲍尔森的鼓励下，世行从相关政府那里筹集60多亿美元，用于新的”气候投资基金”，帮助有关国家提高能源效率，改善技术，降低排放，保护自己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基金在45个发展中国家动员了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项目。当谈判代表们还在讨论一项联合国”绿色基金”看上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世界银行已经有了一项基金开始运作。世行还对一些计划进行金融创新，开发药物，保护野生动物，降低人道主义粮食和供给的成本，创立自然灾害保险。 世行的方针是让其他机构参与。世行扩大了对项目的支持，并得益于每一个伙伴的相对优势。它加深了与区域发展银行（包括几个阿拉伯基金和银行）、私人投资者、政府和基金会的关系。国际金融公司可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合作，共担风险，例如通过与其他银行的业务合作关系保持贸易资金的流动。国际金融公司还通过大约180个私人股本基金承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大约30亿美元开辟市场，投资者可通过这些市场给当地公司的业主提供期限较长的风险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基础设施，积累经验，不管是面向本地货币债券市场、股票还是中小企业的融资。 促进善治和防止腐败 促进善治和反对腐败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当我进入世行时，它的反腐败工作陷入失望、怀疑和冲突之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的一个独立审查小组提供的一个宝贵的”线路图”，使世行的廉政工作人员能够更加有效地与实地工作人员、客户、捐赠国和世行自己的执行董事会合作。 然而，世行需要做的工作不光是对有过舞弊和盗窃行为的人员进行调查、起诉和惩罚。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主要挑战是政府如何明智地利用收入，反对腐败，扩大增长的效益。世行在应用其经验时需要实施腐败预防措施，提高透明度，让公民社会参与支持善治。它还必须帮助政府 ―― 越来越多地在地方层面 ―― 加强财务管理、采购制度、审计和其他制约措施。 世界银行将需要新的工具突破更加棘手的障碍。2010年，世行与区域开发银行达成一项协议，确保因从这些银行行窃而被定罪的个人和公司终将受到惩罚。世行的廉政部门提出了适用于犯罪者的解决办法，将制裁与赔偿和对反腐败小组的贡献结合在一起。被盗资产收缴计划正在帮助相关政府从掠夺本国国库的领导人那里收缴盗窃的资金。 世行还将一些案件提交各国刑事机构处理，虽然政府可以行使诉讼自由裁量权，但总是不（将案件）提起公诉的政府将会令它们与世行的关系受到损害。为了支持调查人员、公诉人、法官和从事这项经常处于危险状态工作的人，世行于2010年成立了国际腐败追踪联盟，这是由134个国家的200多名反腐败官员组成的网络。世行也正在建立一项基金，帮助当地支持问责的公民和民间社会团体。 使发展民主化 世界银行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在作出可能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时，它必须向最了解这些问题的人征求意见。2011年，中东发生巨变，示威者发出的许多信息之一是，全球经济自由必须与善治、公民的呼声和社会问责结合在一起。 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能否从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道路转向使发展民主化的道路。这意味着给人民提供手段，去搜集数据、更好地了解发展问题以及获得共享洞察力的机会。机构抵制开放。信息就是力量。开放意味着揭露错误，解答批评者的质疑，这是一件难事，但是最终会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就世界银行而言，该机构的开放会改善业绩，并向人民展示它所做的工作和运转情况。透明度是阴谋论的最好矫正方法。 2010年，世界银行推出一项新的信息查阅政策，公布了大量文件，并给公众提供比以往更多的信息，内容涉及世行的项目、分析和咨询活动以及执行委员会的活动。这项政策以印度和美国的信息自由计划为模式，标志着世行处理信息方式的突破性变化，也是所有多边机构的此类政策中最为广泛的。 “开放数据计划”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根据这项计划，世行对凡是能够上网的任何人都免费提供大量数据。从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到肯尼亚的农民，现在都可分析世行的数据。2010年举办的”面向发展应用程序”开发竞赛，鼓励全球各地的软件开发人员对这些数据发展新的用途，世界银行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应用软件进一步扩大数据的可查阅范围。世行还在开发一种”廉洁应用程序”，让公民们在网上查阅世行项目的信息，并给他们提供途径，迅速报告与这些项目有关的腐败问题。世行计划与社区合作，绘制自己的社会基础设施地图，例如诊所、学校和水源，这样，村民们就可让官员承担起责任。下一步是让人们利用手持设备从任何地方都可向世行报告其项目的真正进展情况。 所有这些计划代表的模式都与过去”银行最了解情况的态度”迥然不同。去年，”公布资助信息”(Publish What You Fund)组织认可世界银行的工作，将国际开发协会在58个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当中列为透明度排名第一。 一个更有代表性的银行 最后，由于发展中国家正当地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世界银行必须反映这种变化。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行执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从44%增加到差不多50%。但是，由于董事会很少投票，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一个新董事会席位可能更加重要，使会议桌上又增加了新的声音。一些国家主张控制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分，各拥有一半。这种观点引起了棘手的问题：哪些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由于更多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还应该为剩余的国家保留50%的表决权吗？表决权是否应该反映各国对国际开发协会或其他基金扩充的贡献呢？这样的区分是不是强化了南北逻辑、反映了旧有的模式？ 世行的管理目标是以世行如何开展工作来为基础来分配话语和代表权，首先是以尊严和尊重对待客户，并在世行工作人员中更好地反映世行的会员情况。本地化是有帮助的：设在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处让工作人员更接近于客户和其他股东。世行的雇员来自167个国家，将近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学者林毅夫，他是担任这项职务的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世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50%是女性，雇佣的高级管理人员大约有45%来自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也在逐渐扩展其全球足迹，努力分享知识。它在内罗毕设立一了个中心，帮助经历冲突后的国家，还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分部，聚焦于城市以及公共-私营基础设施开发。正如这些机构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对于今天的发展，知识与贷款同样重要。知识需要流动，南南之间、东西之间、草根和权力中心之间，不再受旧有等级制度的限制。 超越援助 我来世界银行之前的经验使我重视结果。对结果重视可能不言自明，但是公共政策评估常常受到智力上的辩论、政治定位以及当前意识形态趋势的驱动。特别是国际组织可能非常专注于过程和讨论，以至于忽视效率的重要作用。对实际结果的重视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公共组织里特别重要，那里的相互制衡和程序以及各种委员会可能阻碍主动行动。成就营造士气、获得支持、促进问责及合法性。 世行为变得更快、更灵活作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然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高管们需要帮助自己的团队把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注（涉及保障措施、健全的采购惯例、政府的合作以及其他问题）以及他们试图帮助解决问题的国家相关者的关注结合在一起。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不让处理流程瘫痪。 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为实现现代化作出的努力一直是更大的、驱动多边机构现代化的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转向多极增长，这种演变将推动机遇、改善生活和促进创新。与此同时，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多边体系，鼓励更多国家增强共同责任，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应该是帮助有关国家超越援助。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总是存在，今后一段时期，贫穷国家和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将需要发展援助。然而，目标应该是摆脱依赖性。世界银行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创造条件，通过公共卫生、教育和营养以及金融投资，来刺激企业、就业、生产力并联接全球供应和物流链。它还可促进更好的治理、法治、经济自由、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问责。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应该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所有国家都应该利用本国人民的活力和才能，尤其是女孩和妇女。她们在所有地方都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增长来源。 世界银行的大部分历史都与第三世界有关。第三世界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但是，发展则不然。事实上，发展的教训 ―― 就如同合理的经济学原则 ―― 越来越适用于所有国家。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近日，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重庆刮起了一阵阵表态风，与此同时掀起的，还有一阵阵的警告风。从原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撤职开始，民间的热议和争论一直未休。然而，更多人注意的是事态的发展，很少人探究的一个问题是：薄熙来为什么会沦落到“日薄熙山”的地步呢？ 首先，唱红成了走文革老路，打黑成了黑打。薄熙来极力推动的“唱红”，除了耗资巨大又极为扰民之外，还吞噬了市场化经济的成果，比如重庆电视台不得播放广告，只能播放红色电影电视剧，俨然是老大哥时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另一方面是对信息资讯的全面封锁，媒体只能正面报道重庆，即使是市外媒体报道重庆的负面新闻也将受到“双起”对待，是赤裸裸的恐吓。 而打黑，本来是薄熙来的政绩之一，但是将打黑成了黑打。打黑应通过正常程序，黑恶势力固然是极大祸害，但并不代表抓到就判刑，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扫除恶势力也需要走正义程序，让法律来判决，而不是民意，更不是权势方。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教授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认将形同虚设。如果恶势力的罪行没有事实证据支持，就妄自下定论，叫嚣“判死”，那将有悖于公平正义的法则，也使得此次打黑运动名不正言不顺，将使原本的正义大打折扣，依法治国更是无从谈起了。因此，即使黑势力无恶不作，还是应该回归到法律的层面去解决，如何定罪不是依靠舆论依靠权势，而是依靠法律。在法律面前，要遵守人人平等的原则，更要坚持未定罪前被告人都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司法宗旨。在打击罪犯的同时，更要警惕被告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打击罪犯必须与保护人权相一致。如果不能依法保障一个嫌疑人（哪怕他有可能是罪犯）的权利，那么保障人权就会成为空谈——因为每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都可能被诬陷与冤枉。因此，不管你打击罪犯的欲望多么迫切，同情受害者的心情多么强烈，若你不能忠实保护一个被告人的权利，那就背离了法律的正义与公正，使用的工具与方法也就与罪犯同出一辙了。比如李庄冤案，重庆司法机关对法律的肆意践踏，便使这场打黑运动变得让人不寒而栗。 可见，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打黑更像是一种高科技独裁，而不是更接近于民主。薄熙来在中国民主的发祥地为官5年，其讽刺之处恰恰在于整件事情与民主压根儿不沾边。 其次，薄熙来自我人格的缺陷，也为他的仕途渲染了一层宿命论的色彩。薄熙来也许是一个“心有大志”之人，从他的所作所为上都能看出，薄熙来对中国的未来所勾画的“蓝图”可能不比那些夸夸其谈的“改革者”逊色，可惜薄熙来的投机心太重，对权力的向往达到疯狂的地步。从“王事件”不难看出，正因为薄熙来的这种过于“雄心”的强势人格和过河拆桥的性格导致他不可能拥有一个坚固的后盾力量——一个好的团队，导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但坑害薄熙来的罪魁祸首，要数那一班极左派御用文人了。薄熙来之所以坚定走文革倒退之路，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御用文人们的煽动和欺骗，这些御用文人在看到法制民主经济大滑坡的时候，没有及时劝谏薄熙来停止唱红、理性打黑，反而火上浇油，与薄熙来互相利用，结果将薄熙来推向了火坑，两败俱伤，粉身碎骨。 比如，2010年11月，“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苏伟、张宏良、朱文晖、顾晓鸣、沈善增等人都发表了关于“重庆模式”之价值意义的讲话。2011年6月，刘吉、石仲泉、陈东平等也在“纪念建党90周年党建理论与实践重庆研讨会”上，发表了肯定重庆模式的言论。乌有之乡之徒对重庆模式的吹捧到了极为肉麻的地步，为重庆模式推向全国可谓不遗余力。重庆打黑，乌有之乡抓汉奸，配合得天衣无缝。其手段并无二致，均是文革式手法，毫无道德底线可言。甚至自立党派，煽风点火与中央对抗，并且计划好夺权之后的人事安排，叫板中央。如此蔑视中央权威，岂能不失败收场？ 薄熙来的倒台，想起林语堂的一句格言：在中国，政治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只有凭借这句话才能理清这一事件的线索。过去的必须过去。尽管他的家庭在文革时受到了迫害，却依旧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本来，重庆模式可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多元化发展途径，却因薄熙来的权欲熏心而告终，不得不说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薄熙来的倒掉却也让人看到了另一种隐忧，那就是制度不透明、不公正、不完善的情况下，任何人的上台下台，似乎都系于隐形的权力圈子。毛时代毛可以今天指定接班人，明天也为接班人定叛国罪，生死大权完全掌握一人手上。虽然今日之政治格局未及于此，但权力不存在约束，那么对老百姓来说，不管谁上台下台，都不是一件值得乐观的事。 附录： 重庆模式最终失败却说明了三件事情：第一，重庆的崛起之路即使不迅速急转直下，也将偃旗息鼓，“大势已去”在所难免。第二，企图以退回“红色年代”来否定改革、笼络民意的做法，极不靠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第三，破坏法治、重演文革的做法必将“被失败”，因为正常的人都不会答应让悲剧重现。 那么，在看清事实之后，不妨回顾一下那些年，学者们一起为重庆“打黑唱红”的说辞。 （江湖规矩，排名不分先后） 【孔庆东】 ——现在到重庆市委看看，就没有上访的人，老百姓没有问题可上访了，问题都解决在基层了。人民不上访了，汉奸、走狗反而害怕了，怕推翻不了共产党了。 http://bbs.city.tianya.cn/tianyacity/Content/45/1/1254278.shtml ——重庆卫视这样搞（无广告）了之后，首先他的收视率会大幅度上升。因为人民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看节目了……这不是又回到了伟大的毛主席时代吗？ ——媒体只要为人民服务了，人民的头脑才能真正的觉醒。 http://wenku.baidu.com/view/8d82f296dd88d0d233d46a6e.html 【郭松民】 ——重庆模式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重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合法性就是大家都要认同你的执政，认为由你来掌权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合法性。……“有选举才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就会出现政治动荡”，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重庆通过唱红重新肯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重建了文化、历史自信。……唱红就是一个重建自信、整合社会、增加认同的过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司马平邦】 ——我觉得重庆模式是执政党在三十年之后回归原教旨。就是党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原教旨是革命性。现在一说革命就很多人很受不了，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一方面是选举，一方面是不选举，怎么办。我可以回到原来，代表大多人说话，可以不选举。这个正当本身就代表大多数人，就可以不选举了，要不就得搞西方选举制，我觉得重庆的这个现象就是回归了革命性。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扬帆】 ——在1966年全国打死那么多的教师，我们当时作为学生，都盲目地批判自己老师，后来后悔莫及。现在我们当了教授，一定不能同意再赋予群众和学生这样的权利。 ——能顺利揭发坏人坏事，政府迅速处理。全国什么地方达到了？重庆3000万人，抓五千人差不多，抓五个人太少了吧？ ——重庆通过唱红造就了信仰的氛围，群众免除了恐惧，提供大量证据，所以这是一个有效的法治模式。不是文革模式，也不是无效的法治模式。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祝东力】 ——唱红，我理解它的作用就是“整容”，重塑共产党的形象，更进一步，恢复过去和老百姓的那种党群关系，恢复那种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 ——重庆模式的好处是，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给大家一种出路和希望，比如在政治上搞大下访、三进三同，社会上有什么矛盾、老百姓有什么诉求，执政党主动下来给解决了，用不着其他政党来竞争。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刘仰】 ——中国三权分立是什么，是暴力权，财权和话语权三权分立。……共产党在起家阶段，不管发动群众也好，搞思想教育也好，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的唱红不过是要把共产党自己的话语权拿回来。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顾晓鸣】 （社会学家、复旦历史系教授） ——重庆的领导和百姓在都是山寨、克隆版的中国社会用汗水、眼泪甚至鲜血呈献的创新。重庆模式最重要的模式不是模式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没有最终的真理，我们只是方法。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5da9007e10b958e 【赵磊：重庆模式的成败，事关中共前途，事关中国命运】 （赵磊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如果重庆模式失败了，中共只能“下课”，而中国将重演民族分裂和民族战争的历史。 ——薄熙来的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所读过的“官话”中，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最有历史唯物主义境界、最有理论和实践勇气、最有开拓创新精神、最有共产党人伟大胸怀、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文献之一。即便共产党一统天下，各种“独立势力”都按捺不住，如果搞多党制，那些互相攻讦拆台的党派，哪个能镇住“独立势力”？那些油头粉面、脑满肥肠的“精英”能镇住吗？这些带路党不跟着起哄、火上浇油、趁机凌迟中国，就算给他们祖坟烧高香了。民族战争是民族分裂的孪生兄弟，分裂一旦出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既然多党制阻止不了民族分裂，那么，高喊“民主”的宪政先生们，你们就等着战争来当裁判吧。读读中国历史，看看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样一大一小的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过程，答案不言自明。这个结局谁最高兴？首先是美国和日本，其次是买办和民族分裂势力，以及乱世中的少数野心家。谁最痛苦？当然是广大中国人民。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08-23/4276.html 【马胜荣：“实”字当头，事事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这是重庆发展特点之一】 （新华社原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重庆模式”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什么启发？第一，根据自己的特点设计发展重点，制定长期目标，对亚洲国家有参考价值；第二，政府决策有力，重庆的决策符合发展格局，并产生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崔之元：推动经济发展，关注民生改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重庆找到了发展的平衡点，也找到了实现这个平衡点的切入点！民生十条非常系统，3000字一点水分都没有。这十条提出了民生和经济发展的互补，更重要的是，十项政策之间都有互补性。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2011/0714/39462_2.html 【纪硕鸣：重庆进行的是社会整体改革 是一种核心价值】 （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 ——重庆的很多价值观其实是把已经被社会丢弃的，或者说忽略的理念给重新捡起来，继续发扬光大。……老同志是根，老百姓是本，抓住了这两点就抓住了根本。……重庆的社会综合变革更是领先全国，跳出了改革停留在经济领域的状态。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重庆也在试点它的民主化进程，包括它的投入机制等。我是觉得重庆模式，第一是一个统筹概念，第二它从经济发展的模式变成一个经济社会，甚至于在探索民主化的进程，……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可以维护起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庆模式，摆脱了改革开放之初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序，放下面向一部分人的倾斜，倡导的是科学发展和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重庆以自身总结提炼的模式身体力行，重拾共产党的创党理念，这才是重庆模式最为重要的价值，是全中国都可以复制的价值。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朱文晖】 （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 ——重庆系列改革让人耳目一新 ，重庆领导有总体规划设计，但具体做法还是由基层总结推广的，属于是实践的提炼。重庆模式其实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提炼，不是哪个个领导人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不过，这确实需要领导有这么一种政治的情感，要贴近老百姓去发现他们的诉求，还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发现，发现之后一看这个经验总结得好，就总结、提炼，提炼之后再推广。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 ——“重庆是浓缩中国”。……其他的地方要不要学重庆经验？我说你要学它的精神实质，就像你要探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重庆的网民实际上很少在网上说重庆的坏话，其他地方的网民说本地的坏话那是很多的，我去重庆问过好几个出租车司机，都说重庆好，唯一的不好就是出租车加气的队伍太长了。有这样的民意基础的模式不可以推广，那我们现在应该推广什么？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邱立本】 （亚洲周刊总编辑） ——我觉得重庆模式代表中国政治的一个新的发展，当前中国面临很多公平正义流失的问题，重庆的追求是对GDP主义的一个反思。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胡鞍钢：真知源于实践 创新来自地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重庆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做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注释，也拓展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 ——“重庆经验”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始终坚持了“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顺应民心、符合民意”的总体要求。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陈东平：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巡视员、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 ——2008年以来，重庆市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实践证明，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好载体，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有效途径和举措，应当继续坚持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8461.html 【刘吉：重庆市委加强基层党建的首创实践应在全国推广】 （中国社科院原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重庆市委这些年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基本精神、中央党建的有关指示，与重庆市党组织和社情民意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基层是党建工作的主战场，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基层的国家大事，教育管理服务党员群众是党组织的基本职能”这三大理念，统一了认识，引领基层党建不断前进。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7643.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唱红不是薄熙来组织的，也不是共产党组织的，而是人民大众自发的政治选择，人民大众是在用唱红歌这种方式告诉共产党——路怎么走以及路在何方。 ——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604483&page=1&1=1#66044836604483 【沈善增：我看“重庆模式”的兴奋点】 ——我在“重庆模式”里看到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不是嘴上说说的好听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重庆“新政”的纲。 ——“五大重庆”就是建设健康型价值的重庆，这是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大转换，是老子、孔子梦寐以求的回归自然的社会，回归人的天性，帮助每个人按照他的天性去生存、发展社会，这怎么不是非同小可，怎么不令人兴奋呢？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60805_p_1.html 【张勤德：重庆模式本质是新民本主义】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实行了——我个人的看法——一种新民本主义。根据司马南同志所说的，向社会主义法统的回归，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化，这些提法很有启发意义。我觉得向社会主义法统的回归，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化，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的一个重要观点可不可以这么概括？就是重庆模式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很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在今天讲很有现实意义，就是说它的新民本主义。 ——“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这个口号啊，实际上是配合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一个战略意图，那就是把中东波黑模式引向中国。为了粉碎这场进攻，我们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就是宣传重庆模式、推广重庆模式。为了推广好重庆模式，动员更多的群众来参与，我觉得提出一些口号。我提出的口号就是“人民共富裕、熙来当总理”。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59831|1|0|0 【陈谈强：用马克思《资本论》这把刀子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痈疽刮毒！】 （原《光明日报》副总编） ——在当代时间节点上波及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重庆创新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探索重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世界危机背景下的“重庆新政”，凸显重庆创新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探索重构社会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重庆主政者同重庆人民结合在一起，走历史必然之路、必由之路。 http://mept.gxu.edu.cn/hsgd/254185.shtml 【石仲泉：继续坚决给力预防和惩治腐败】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重庆有了“打黑除恶”、“唱读讲传”，使社会风气有了进一步根本好转，摧毁了黑恶势力，张扬了恢弘正气，这就十分有利于重庆建设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8449.html   源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2e13m.html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