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目    录 序       邵燕祥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第一篇    官僚主义起源论 一、人贵有自知之明 能逃脱地球的引力，却逃不出官僚主义的迫害 替穷人效劳自己变成富翁，为平民造福自己当 上老爷 幽灵身上还有幽灵附体 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人的生物性就在于社会性：由劳动说向社会说 复归 社会创造人类的过程永无终止 劳动创造人类说未尽完善 创造人类的还有非劳动因素 新造神说的理论渊源 恩格斯反对恩格斯 食人之风在古人类学上的关键性意义 原始社会是压迫剥削最残酷的社会 人对人是狼又是同志 善恶互依的辩证法是官僚主义政治原罪的滥觞 幽灵规律就在于寄生规律 三、雨由泉而降，泉自雨中生 个人官僚主义和体制官僚主义的相互关系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绝对权威和百依百顺 大皇帝和小皇帝 兵马俑狂想曲 一言堂的威风和愚民政策的惩罚 最专制的统一和最分散的基础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必然表现在偶然中 从古代人治基本规律到现代法治基本规律 四、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离不开国家，又痛恨国家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及其前提   国家消亡论的前提未必全真 国家是分层次的，不能统通打碎 国家消亡论也是后患无穷 人民也需要充分认识载覆规律的巨大破坏性 五、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 愁云惨雾中的一线欣慰之光 和风细雨的启蒙教育 治本之道：使民富，教民智 第二篇   官僚主义元模式论 一、散之在理，统之在道 人类发展的模式千差万别 人类发展的元模式：统分结构 不存在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 历史和逻辑运动的轨迹 发展模式的永久病理因素 革命官僚主义过激症 革命官僚主义急性病 二、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官僚主义元模式 权力的基本结构：支配和被支配形态 滚雪球规律 贬值规律 蚯蚓规律 泥石流规律 摇摆舞规律 个人崇拜规律 轮流坐庄规律 老化规律 透支规律 遗传规律 裙带规律 两栖规律 三、天公莫施恩，施恩强者得 人民权威和政府权威 人以群分，官以类聚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20 世纪的“堂·吉诃德现象” 专制和自由调情的结果是强奸 市场化和民主制度化双管齐下才是官僚主义的 克星 后记   附录一 干校心踪（诗歌）   附录二 心灵和自然的对话   韦弦 思想者永不寂寞   李辉 我想说的   常大林 思想家的标志   丁东 从王亚南到孙越生   谢泳 孙越生自传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三位神九航天员就有两位山西人                                                                      谢 泳                       现代人的籍贯概念很淡了，但我有。我祖籍不在山西，但在山西出生长大，工作二十多年后才离开。我非常怀念我在山西的时光。     今天下午，我看到三位神九航天员中，有两位是山西人，感到非常自豪。特别是刘旺的简历中，说他是山西平遥人。我是山西榆次人，离平遥很近，现在均属晋中市。     1982年，我在晋中师专的最后一年，有两个月要教学实习，我到了平遥一中，教初中一年级英文。那时的学生，非常单纯可爱。我离开平遥一中后的一个多月里，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原来学生寄给我的信，当时很感动，曾产生过干脆当一辈子中学教员的冲动。     我注意刘旺简历中，他是1969年出生，1982年应该是13岁。平遥当年只有两所中学，如果1982年他是平遥一中的初中学生，说不定我还有可能教过他英文呢！如果真是这样，我甚至还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学生中出了一个航天员！这是我心中的美好希望，真实情况大概不可能这样，但这确是我的希望！     我再一次为山西骄傲，三个航天员，两个山西人！谁说山西光出煤老板？                                                           2012年6月15日下午于厦门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思维习惯 ——从丰子恺一张漫画的改动说起                                                            谢 泳 社会主义经验与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有理论深度的命题，可惜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相当陌生，不可能在二者之间找出什么话题，我想通过另外一个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一个画家的内心世界，我选择了丰子恺的一幅漫画。 从世界范围内观察，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时期的一种理想和社会实践，目前还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而且这个考验基本是以一种消及的状态留在人类的记忆中，也就是说，作为理想和社会实践，它的空想成份可能多于它的事实经验。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形态，比如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有苏联（包括苏联解体前的整个东欧社会）式的社会主义、有朝鲜式的社会主义、有古巴式的社会主义还有利比亚式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等等。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们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事实上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也就是说，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一般不在我们的概念中，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解体前的那种社会形态，而这种社会形态至少目前已被事实证明是失败了。我写这篇小文章的时候，利比亚的命运正在发生变化，卡扎菲政权已在风雨飘摇中，它的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古巴正在变革，越南已发生极大变化，朝鲜正在成为人们观察社会主义命运的一个主要视角，当然，中国的变化是目前社会主义概念中最重要的因素了。 我们现在要问，有没有一种真实的社会主义经验？或者有没有一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我想没有一种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经验，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倒是积累了一点自己的经验，而这个经验中最重要的内容，恰恰是我们以放弃传统社会主义经验所得来的，这就是个人自由。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中，个人自由常常是被否定的，所以无论传统艺术还是当代艺术，如果我们不从个人自由这个角度去观察，那就不可能判断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经验。 我们必须承认，改革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在理论上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追求目标的，在我们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传统，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我们有创造性，这个创造性在理论上一般是不讨论的，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实行，比如个人主义的扩张，个人自由的发展，现在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验中的常识，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的核心价值，其实无不建立在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上，但这个经验来得并不容易。       社会主义留给人们的日常印象是个人缺乏自由，用阿伦特总结极权社会特征时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国家意识形态不但进入经济生活，同时也进入艺术生活，对于艺术家来说，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约束，所以在社会主义的艺术经验中，个人创造力相对来说是贫乏的，或者说个人创造力总是要被意识形态所压抑，而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冲破这种压抑的前提下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保持了传统社会主义形态的国家，在这个时代中，个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一切常态社会中所具有的人类个人自由经验，受到了极大限制，比如迁徙自由等，对艺术活动的干涉，成为这个社会中的常态，或者说，也可以称为是社会主义经验中对艺术的管理方试，如果这个可以称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那么它事实上是一种负面经验，赵丹的名言是对这种经验的最好判断：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现在我想从丰子恺的一幅漫画说起。 1949 年后，丰子恺留在上海，社会地位并不算低，先后做过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美协主席等职务。他是多才多艺之人，文学、音乐之外，他的漫画成为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一种主要方式。文革时期，上海文艺界多次批评过他的漫画。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一幅《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 丰子恺这幅漫画本来是 1947 年完成的，他在《我的漫画》一文中曾说过：“有一天到友人家里，看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壳内插着红莲花，归来又作了一幅‘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 1949 年前，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对艺术家丰子恺来说，他艺术活动中没有束缚他创造力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在艺术活动中，可以不去考虑自己艺术活动和政治的关系，也没有人会把艺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完全联系在一起，艺术家的创造性努力处在一种自由状态中，这种习惯习惯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他艺术活动的一种常态。 195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时，可能是一时找不到新的创作灵感，丰子恺又把这幅画重新发表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来的画面上，多出了两个人物。 文革时期，上海市文化局出版过一个简报性质的刊物《文艺简讯》，经常发表批判文章和文革中的各种信息。丰子恺当时受到了批判，特别是他的画作，被认为是“黑画家”。 1967 年 8 月 18 日 出版的第 29 期上，发表了两篇批判丰子恺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批判《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并同时附上了原画。批判丰子恺的文章说：“在 一九五七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大力叫嚷要与苏修搞好团结，学习苏修经验。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国际合作的主张。刘少奇大肆宣扬赫秃的和平政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宣言国内敌人已‘基本上消灭了’、‘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正在这时候，牛鬼蛇神丰子恺也乘机跳出来，帮修正主义说话，极力宣扬‘和平共处’。恶毒地与苏修、刘少奇唱同一个调子，画了一幅‘炮弹作花瓶’的毒画，作为向建军三十周年纪念。丰子恺这个老混蛋反动透顶，他以此漫画来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和平主义以此来取消武装斗争，麻醉革命意志。今天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还在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帝国主义从来没有一天放弃过侵略政策。敌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敌人每天在侵略，蒋介石时时在妄想窜犯大陆，革命人民每天在反侵略战争，丰子恺这个老混蛋休想来麻醉我们。我们决不把炮弹作花瓶，我们要百倍的警惕，握紧枪杆子，时刻准备迎头痛击一切胆敢进犯的敌人。” 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就有一封读者来信在第 33 期上刊出，原信如下：   《文艺简讯》编辑部： 《文艺简讯》第廿九期，刊登了《批判丰子恺的黑画〈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一文。我们看了这幅黑画，觉得文章对这枝毒草的批判还没有击中要害。这幅漫画不仅仅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和平主义，而且是在恶毒攻击伟大的毛主席”，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商榷意见： 一、丰子恺在这幅漫画中，明目张胆地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丑化成为一个泥菩萨，这是对我们领袖最恶毒、最不能容忍的污蔑！ 二、画面上另一个形象是斯大林同志（去掉长的胡须就可以清楚看出斯大林同志的面型和八字须的特征）。丰子恺别有用心地丑化我们伟大领袖，而且把丑化了的毛主席形象紧挨在斯大林身后，其目的是污蔑毛主席步斯大林的后尘在搞‘个人迷信’，丰子恺罪该万死！ 三、《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这个题目是反意，丰子恺想通过画来污蔑我们搞假和平，攻击的予头也是直接指向毛主席的。 用炮弹作花瓶来污蔑我们伪善，这是集了讽刺、中伤的大成，反动透顶！以上意见如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此致            敬礼 解放军出版社（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徐稷香    富寿荪   朱明远 一九六七年·九·六 在丰子恺研究中，面对这则史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如果按上面读者来信的意见，在当时历史处境下，无疑要置丰子恺于死地。但当时间使过去发生的事成为历史后，这则读者来信中的意见，对研究历史还不能说没有意义，作为历史材料，我们在使用时，可能会剥离它在当时作为告密或者揭发的政治功能，而成为另一种理解丰子恺的史料。至少它提示我们，对丰子恺的理解可能还有多种思路。 我们现在要解读的是，在原画上加出的这两个人物，丰子恺有何寓意？虽然我们不可能确定这两个人物就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但作为一种理解思路，从人物造型判断，理解为是这两个人物，还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今天看来，读者来信对丰子恺的揭发和批判，除了政治上早已不可取外，但它指出丰子恺在原画作上加了毛泽东和斯大林，并提出的理解意见，在后来研究历史的人看来，至少是一个可以解读的事实。从人物造型上观察，很难说丰子恺是有意丑化这两位人物，在 1957 年那样的情况下，丰子恺未必有意要丑化他们，因为当时他们声望正如日中天。我个人倾向于理解为对于当时的世界和平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是关键人物，或者说世界和平系于他们两人一身，当然解读出另外的意义也是可以的。我没有看到丰子恺的说明文字（可能根本就没有过说明），但在原来画面上加上毛泽东和斯大林必有寓意却是事实，不然丰子恺何必浪费笔墨？历史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常常要在这些小事上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理解历史人物时有特别注意的。 陈寅恪当年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写审查报告时所说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丰子恺的这段经历，发生在经典的社会主义时期，它的特征也体现了经典的社会主义经验，这就是一切从政治出发，对艺术家的艺术活动，总是要从政治观念去解读和判断，而这种解读和判断通常总是以歪曲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为出发点，即令有时候符合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但解读者却要有意去迎合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中，因艺术活动被解释成意识形态事件的例子屡见不鲜，这种特殊时期的社会主义经验，后来却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有时候有意借助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 我个人理解，如果艺术家在常态社会生活中，他们的艺术创造活动应当以自由创造为基本前提，如果艺术家本人没有对自己的艺术活动有意进行政治方面的解读，而读者的任何一种解读，都是艺术欣赏活动，即令解读出与政治相关的内容，政治对艺术活动也不宜进行干涉。                      2011 年 8 月 27 日于厦门 附丰子恺的漫画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最好的西南联大校史                         谢 泳   饶佳荣翻译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最近由九州出版社完整出版了，这对今后深入研究西南联大和中国大学校史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最近我在北京见到佳荣，当面向他祝贺，虽然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佳荣四处漂流，但有此一本译作，我以为佳荣可以说，这几年问心无愧了。 我最早知道易社强（ John Israel ）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我刚完成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研究，想再找个题目，就选择了西南联大，所以选择西南联大，也是由《观察》周刊对她的评价引起的，《观察》周刊当时认为这所战时高等学府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我对这个评价非常有兴趣。我先后去过几次当时还在北大南阁里的西南联大校友会，接待我的是钱惠廉先生，后来我还和沈叔平先生通过几次信，他们当时正在编联大的校史，由上海来的张源潜先生也临时住在北大，专门做这项工作，我在张先生畅春园的临时居所中，和他多次交谈，获益非浅。我由他那里知道了易社强的研究情况，当时易社强的这本书还没有最后完成，自然没有公开出版，但他和联大校友会多有联系，联大校友会译出了他的一部分研究成果，这些东西我当时都读过。后来我还和易社强先生通过一次信，承他不弃，也寄给我一些当时还在研究中的文稿，这些对我后来完成那本《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小书极有帮助。 易社强先生的这本书，向来被认为是西南联大研究中的开创之作，享有“最好的西南联大校史”的美称，我最近重读一遍佳荣的完整译作，感觉易著确实当得起这个评价。易著虽以叙述联大校史为主线，但他的视角和观点在叙述中得到了体现，他的评价和观点，在叙述中自然流露，常有极为独到的见识。 近十多年来，西南联大由历史研究而变为现实热点，这是一般研究者所没有预料到的，因为真实的现实生活和遥远的历史产生感应，这是时代造成的契机，因中国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太多，在现代大学精神方面退化太快，而使人不由得向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中去寻求精神慰藉，在这个背景下，完整译出易社强先生的这本著作，我以为即有学术价值更有思想意义。 我认识佳荣，时在 2006 年，当时我还没有到厦门教书。佳荣本科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本校史学系的研究生，但佳荣心气极高，想到更好的学校去求深造，但一时失误，所以错过了再读书的机会，一度在北京和厦门间漂流，但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学术的青年，也很有学术才能，在四处漂流，为生计奔波时，依然不忘情学术，终始为译这本书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是完全出于热爱才译这本书的，当时也没有人答应出版，这种由喜爱而产生的学术热情，让我非常感动。佳荣到太原访学时，我曾把当时已用过的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材料让他带回去，我和佳荣素不相识，但我感觉，一个青年能对西南联大产生如此的热情和兴趣，一定是个有追求的人，我相信他会把这些材料用好。我认同胡适的话，中年人做学问是本分，青年人做学问一定要鼓励。当我最早看到佳荣译出的书先由台湾出版的时候，我认为我的判断是准确的。 我后来也多次劝过佳荣，能不能再回学校读书，但他都没有首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考虑，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我有时也想，他这样一个对学术有热情和兴趣的人，如果能有大学教授破例让他再去深造，他也许不会反对，可是以我们现行的学术制度，对这样有才能的青年，常常也感觉无能为力。 我以为这是一本出色的译作，个别失误在所难免，但以一个本科史学毕业的资历，做出这样的学术成绩，真是不易。这本译作是可靠的，在翻译过程中，佳荣和易社强先生有过直接的交流，另外近年国内出版了大量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史料及相关研究，再加上互联网时代适时到来，这一切客观条件，加上佳荣本人自己的执着和热情，才能使这个译作完成得圆满。如果早几年译此书，可能会由于学术条件的限制，让译作多有缺憾，而佳荣的选择适逢其时，是在学术条件最好的时候做出的最佳选择，这是佳荣的幸运，也是学术的幸运。   本文已刊《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