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资中筠：探寻“中国道路” 标签：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 资中筠 （ 进入专栏 ） “中国模式”已成热门话题，而且是国际话题。主要起因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竟似安然度过，于是被认为有独特的“模式”，国人也津津乐道。不少经济界专家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颇有启发，不过我还想从另一角度加以论述。 我认为，“中国模式”之说恐怕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有其共同规律。 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后者则相对成功。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自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 历史反其道而行 分析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搞清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 首先，中国后30年的成就是前30年的继续，还是反其道而行的结果？ 肯定“中国模式”者认为前30年成就很大，后30年是此前基础上的修补发展；反对者认为前30年基本上是“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加高度集权，外加中国特殊的闭关锁国和自己创造的各种“运动”折腾，即使在较好的年月也没有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弄得国库空虚、全民皆穷，经济濒于崩溃。如果没有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弦更张，不可能有今日成就。 其次，这30多年来中国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 是尚未根本改动的“举国体制”以及国有垄断企业“优越性”的表现，还是打破枷锁逐步放开民营经济，部分实行市场化，把受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走现代国家发展的共同道路的结果？ 若是前者，不但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反而应退守甚至强化旧的体制。实际上旧体制也回不去了，只有巩固和加强有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奇迹”论者喜欢说，中国以30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道路，这是无视中国近代史的事实。中国的近现代史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走了170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通过辛勤耕耘逐步奠定了现代化基础，不仅在物质领域有成就，而且在制度、文化、思想领域进行探索。 从这个意义上讲，30年前的再起步绝不是紧接中国的中古社会（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在此以前可算中古），而是至少继承了整个20世纪已取得的积极成果。 回首当年，如果我们在60年前就遵循合乎客观规律的道路，现在理应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而不必付出巨大的“赶超”代价。 建设与破坏交替循环的历史是中国的不幸。 近代以来，中国时常在内忧外患中进两步、退一步，有时还大规模破坏、并大踏步倒退。 远的不说，八年抗战打断和破坏了当时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紧接着多年内战，建设更无从谈起，到国民政府溃败时已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退到谷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休养生息，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全国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迅速走出谷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有欣欣向荣之势。当时也有“奇迹”之称。 但紧接着我们又走了许多弯路，生产力遭到破坏，直至把全民拖入“文革”浩劫，经济再次跌到谷底。 最近30年的改革，是从“文革”后的极低基数出发，出现高增长率的数字，自不奇怪。但在未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维持这样高的增长率。 何况，后30年改革与开放是分不开的。自国门大开以来，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许多壁垒已被打破，先进的发明创造可以现成地为我所用，省去了发明者艰苦探索的过程；繁荣的国际市场和高消费能力支撑了我们出口导向的经济。 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的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大解放，才是这30年来中国得以迅猛发展的动因。 中国13亿人只要将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释放出一部分，就可以产生可观的爆发力，如果称之为“奇迹”或“起飞”，也不是中国特有，许多后发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都有这一现象，这是遵循常规的结果。 如何对现实国情做出评估。也有不同看法。是形势大好，还是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弊病也迅速滋生，腐败弥漫到各个领域，社会矛盾严重尖锐化已到警戒线边缘？ 如果承认现实存在严重问题，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些弊病是改革和市场经济之过，还是改革不到位之过？政府应该继续退出市场还是进一步强化干预？是“国进民退”还是限制国家垄断资本，给民营企业以公平竞争的环境，给公民以更多自由发展空间？总之，是需要退守和加固现有的基本体制，还是做进一步的改变？ 不要只看表面赞扬 对最近30年的中国变化，外国人有各种评论，并非都是赞扬。最极端的有“中国崩溃论”，还有相当多平实而深刻的分析批评，但我们选择性的宣扬往往给人以一边倒的错觉。当然，肯定“中国模式”论的确在国际上也相当流行。这就要研究一下，“客之美我者”所为何来？ 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竞争意识很强，他们的思维习惯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困难时期尤其如此。 例如“一战”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就有斯宾格勒名著《西方的没落》出现；上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率先上天，引起美国一片恐慌，“导弹差距”之说盛行，激励美国加紧发展航天事业；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上升，特别是外贸竞争力骄人，“美国衰落论”流行一时。 此说最早起自长年在美国执教的英国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兴衰》，而最有危机感的是美国人自己。一时间研究日本优越性之著作成为显学，其中突出的有著名东亚学家傅高义的畅销书《日本第一》。 事实证明，“西方”既没有在“一战”后没落，美国实力也从未落后于苏联或日本。 现在中国“崛起”之势令外界瞩目，而又适逢美欧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特别在意自己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感到被挑战甚至威胁，于是夸大中国力量，以激励本国人。 奥巴马对美国教育不满，大讲中国教育如何优越，不久就要超过美国云云，不知家有在校学生的中国家长们有几人相信？ 再者，外国人只重视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和竞争力，而不会真正关心全体中国人的祸福，对中国的民间疾苦也无切肤之痛。 笔者十年前就曾与一位大力推崇中国快速发展的美国学者有过对话。我说：“你不能只看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要忘了，中国还有经济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和上亿的贫困人口。”他说：“这是你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东部发达地区3000万至5000万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这部分快速发展的实力已足以造成我们不能忽视的竞争力量。”我对此谈话印象深刻。 站在外人的角度，他这样考虑问题无可厚非。但我们自己呢？能置13亿人的福祉和长远的民族前途于不顾？即使单纯谈GDP，外人重视的是总量，而我们必须考虑人均水平。 西方人重视人权，而且似乎常常要对中国人权状况有所批评，但是他们关注的也只是精英层面的政治权利，而对于底层劳动者普遍的人权状况低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看不到，或者不关心。 而正是这一状况，部分地成就了中国暂时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跨国资本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在国际气候会议上对中国施压，但是中国增长“模式”造成严重水土污染、资源枯竭之祸国殃民、贻害子孙则不在他们关注之列，从最近国际上对中国稀土出口的压力可见一斑。俗话说：“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作为中国人，我们能随着外人对“中国模式”的赞扬而飘飘然吗？ 毋庸赘言，“外人”不可一概而论。还有不少国际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秉承自己的理念，不辞艰辛，为中国的环保、扶贫等等问题默默做出可贵的贡献。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属于对“中国模式”唱赞歌之列。 地方竞争虚与实 还有一种论点：中国中央集权正在变为地方分权，以后发展动力在于以各地方行政区为单位的竞争，犹如大企业间的竞争，达到繁荣和优化，从而可望走一条中国独特的前进道路。 此说也来自海外，可能受美国联邦制的启发，但是恰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有几个根本概念需要弄清楚： 一、竞争的胜负标准是什么？裁判是谁？企业的裁判是市场，最终是广大消费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必须得到消费者认可，所以才有“消费者是上帝”之说；竞技场上裁判有绝对权威，但必须遵循严格而尽人皆知的游戏规则，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最终的裁判还是广大观众。 反观中国各级政府，在体制上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其辖区内的“子民”对“长官”并无任免权，甚至不能公开评判。其裁判是上一级长官，因此地方官需要竞相取悦的“上帝”首先不是本地老百姓，而是有奖惩、升降、任免权的上级领导，而且游戏规则不透明，只有“潜规则”，其运作不受当地居民监督。 二、竞争的目标是什么？追求名利是人之本性。只是地方官的名利或可与造福一方、名垂青史联系起来，或可不顾“一路哭”，只求一己迁升、一家兴旺、鸡犬升天。 在百姓有充分发言权和监督权，且上下有通畅的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造福百姓与被上级认可的“政绩”也许可以一致起来，但是现在中国远不具备这种机制。 所以“政绩”常常与百姓感受相脱离，也就是敢于为民请命，为百姓所拥戴的官员很可能正因此而失宠于上，仕途不利，甚至惹火烧身。 三、持“地方竞争”论者还忽视了一个他们所称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那就是省级领导最终人事权在中央。这迥异于古代封建领地、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联邦制、20世纪初中国曾有人提倡而未能实现的“联省自治”，甚至是军阀割据时的独立王国。 不论现在地方长官有多大权力，可以如何对中央政策法令阳奉阴违，中央对地方的作为有时的确可能难以控制，以至于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但其升迁终由上级决定。特别是现在异地为官，任期都不长，对本地并无企业主或封建领主那种主人翁感。他们成功的标准正在于快速升迁，如果持续多年留守一地，反被视为是失败的表现。 所以不少官员只求短期的表面功绩，或者利用手中权力及时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而不愿埋头于长期方能见效的建设。因而只见大小城市高楼拔地起，而年久失修的地下管道系统鲜能得到修治。造成许多悲剧的“强拆”，也与在这种体制下的“竞赛”有关。即使有人下决心开启一项利民的长期事业，一旦工作调动，也往往人去政息。 我无意指责今之个别地方官员，这主要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在现有体制下，地方竞争恐怕很难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 需要改革“举国体制” 归根结底，涉及到建国的目的是什么？若是单纯为了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 若真正以人为本，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之需外，还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除了短期的GDP增长数字，还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那么，应该承认，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已到了拐点。 健康的市场经济本能地需要自由以释放出创造力，需要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需要法治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与之配套的制度自然是民主而不是专制。在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做出成绩，但必将制约长期发展。 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在促进优胜劣汰的同时也造成弱肉强食，制造不平等。百余年来各种各样的改良理论和措施因此而生。一个好的体制既要保护优胜劣汰，又要遏制或弥补弱肉强食的弊病，这也是近百年来发达国家普遍追求的方向。他们已经意识到有些事物是不属于市场的，例如教育和医疗。 当前我们的体制既制约“优胜劣汰”又扩大“弱肉强食”，市场经济受到不合理的压制，而一些本不该属于市场的公共服务却又被推向市场。要扭转这种状况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民生论民生。当前无论哪一个领域要向兴利除弊的方向走一步，都会遇到强大阻力，究其根源，阻力就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其难以动摇的地位与现有体制分不开。 首先需要改革的恰恰就是这“举国体制”——实际上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居庙堂之高者显然比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当然更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 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财政，让财政收入更多用之于民。13亿鲜活生命要的是安居乐业，过“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即便是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多少“奥运”“世博”，建多少孔子学院，也无法遮盖中国特色的贪腐、官员廉洁度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以及社会缺乏诚信等负面形象。 因此，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某一处，只要前进不要倒退，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无法绕过的。 进入 资中筠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51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财经，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官媒经常夸耀两个数字：中国GDP位列世界第二， GDP增速世界第一。这两个数字已成为尤其是许多官员与经济学家谈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依据。 应该说，经济规模增长、GDP排位提升，是令人高兴之事，但对其解读，需全面和理性。 从历史上看，今天中国经济算不上什么奇迹，因为历史上中国经济规模长期居于世界首位，人均GDP也位居前列。如1820年大清帝国GDP占世界GDP的28.7%;1900年仍占世界GDP的11%。即使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GDP也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而事实上晚清和民国都属世界弱国。故GDP即使世界第一，也一定是大国强国的标志。 今天，由于权力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中国经济在“奇迹”的背后代价巨大。以下择要述之，以窥斑见豹。 一、粗放模式 1、资源消耗惊人：据统计，2005年中国消耗了世界47.7%水泥(10.5亿吨)、39.6%原煤(21.4亿吨)、31.8%粗钢(3.5亿吨)、24.4%氧化铝(1561万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38%的铝、35%的煤、35%的钢、33%的玻璃、30%的化肥。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2、资源破坏惊人：①土地大量流失，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②矿产资源掠夺性开采。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③水资源短缺。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由于地下水严重透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目前80%的河流湖泊断流枯竭，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质的五类水。 3、环境污染惊人：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吨SO2，60万吨烟尘;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将带来更多的旱灾、水灾、土地沙漠化、热浪、疾病和海水水位上涨等等不良后果。 在《世界发展指标2006》列举的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我国有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癌症村正接连在经济活跃地带出现。一位长期监视和揭露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说：“因为各种化学和重金属的污染，淮河两岸不仅出现了癌症的高发村，而且不孕、不育现象增多，甚至出现了大量畸形儿。”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5 年来，执法行动的时候，见到不少大污染企业不是由当地政府‘挂牌督办’，而是‘挂牌保护’。”(潘岳：建立环保大协调机制)地方政府为了“任期内效益最大化”有两种选择，要么自主创新“开源节流”，要么依赖资源“杀鸡取卵”。而后者显然费时少、见效快，而其结局必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潘岳：环保经济新政箭在弦上) 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瓦茨经过在中国7年的访问，撰写了关于环境问题的旅行日志“当十亿中国人一起跳”。2010年11月11号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演讲说：“工厂主与当地官员的腐败关系，这是污染无法制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如果没有负责任的政府，没有开放的媒体，没有独立的司法，让老百姓单个人去面对造成污染的企业是很难的。” 2008年1月底，德国环境部部长嘉布瑞尔出访中国前告诉“德国之声”，由于环境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于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也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绿色GDP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就会发现中国的GDP增长有可能是负增长。 二、“卖地”支撑 中国的财富增长，基本不是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而主要是靠土地与资源支撑，中国GDP 中占很大比例的是房地产经济。 中国社科院2010《国家竞争力蓝皮书》指出，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业膨胀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中国这些年GDP的增长主要靠放大房地产泡沫拉动，把卖土地，把住房交易做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杨于泽在“圈地运动制造了高增长的假象”一文(2010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中，则把以房地产为支撑的发展模式简化为：政府征地拆迁—房地产大开发—经济高增长，经济高增长又反过来推动政府圈地运动，形成由圈地到增长、再由增长到圈地的恶性循环。 2010年1月8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盘点报告。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杭州和上海成为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两个城市，北京以928亿元排名第三。“卖地”已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不少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例接近五成。 2010年3月8日，政协委员梁季阳的大会发言多次获得热烈掌声，因为他点破了许多人不敢说的事实：“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他引用上述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强调“地方政府是房地产交易中最大的获利者。”其实，高房价岂止支持着地方财政?打破土地垄断谈何容易。 　 　三、廉价劳力 即低人权低福利的劳工代价。世界最低工资平均是人均GDP的58%，中国最低工资只是人均GDP的25%，排在世界第158位，甚至非洲有32个国家的工人最低收入超过我们。(刘植荣：我们的钱被谁拿走了?) 人均每小时工资，德国30美元/小时，美国22美元/小时，泰国是2美元/小时，我们是0.8美元/小时，不到世界平均值15%，而且中国人的人均工作时间最长，一年约2200小时。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0月22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资中筠的文章《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会后我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国家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罢工，工人一罢工资本家就得让步。而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又不许罢工，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最恨中国，因为资本家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低人权优势“竞争力”能持续吗? 四、贫富悬殊 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对苏联模式的冲击和对权力束缚的抗争，创造了巨大财富。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说过：“以GDP增量来衡量，中国老百姓平均每11年创造一个加拿大，每19年创造一个法国，每22年创造一个英国。”但老百姓创造的这些财富有多少用在老百姓身上呢? 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据中新网报道，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例只有近4%，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全都高于15%。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显示，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倒数第4位。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45.6%，泰国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中国政府只负担17%的医疗费用。就连这17%的费用也没用在多数人身上，中国社科院有一份医疗卫生的调查报告：中国投入的医疗经费，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新快报》2006年6月10日报导)。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如果真的关心百姓治病难问题，拿出“三公”消费的1/6就够了。 中国大学学费世界最高。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比较了16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支，从绝对数字看，日本学费世界最高，教育总支出(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每人每年8930英镑，按1英镑对人民币12.34元汇率计算，相当人民币11万元。但比较绝对数字没有意义，应充分考虑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日本则超过3.1万美元。考虑到日本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 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国GDP即使世界第一，能理直气壮地唱什么优越性吗? 那么，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经济增长的果实，落入了少数人腰包。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多倍，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全国政协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人民政协报2009年6月19日) 基尼系数被普遍用于衡量社会不平等状态。国际上通常认为，一旦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0.4，表明社会财富已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将处于动乱的“危险”状态。新华社2010年05月21日发表丛亚平、李长久的文章：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或致动乱。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如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的存在，一抓个贪官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所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 五，食品毒害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许多行业设法压低成本，甚至不惜伤天害理，毒害到民众的餐桌。 早在2008年，温家宝就提出：“政府下一步就要用最大的力量抓食品安全，我不相信中国在一、两年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几年过去了，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仍触目惊心，从有毒豆芽、地沟油、到注水猪肉、染色馒头，瘦肉精等，再到毒米粉等，对民众日常食品毒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人民日报也发文提到，现在每个人每天吃的添加剂大概就有8、90种，几乎各种食物都有添加剂。有网络民谣，汇集了一日三餐可能触及的毒食品：“早起，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胺牛奶，吃完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滷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番茄、石膏豆腐，回到豆腐渣工程房，喝点甲醇勾兑酒，吃个染色馒头，然后躺在甲醛四散的床上，盖上黑心棉棉被，心满意足地睡个好觉。” 认识经济“奇迹”背后的祸患有重大意义，它使我们的头脑保持冷静而不至发昏，督促我们思考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和中国的真正出路。 一些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结症在政治制度。 2009年5月吴敬琏发表《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文章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他说“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即吴敬琏认为，经济学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2010年10月《新财经》发表《茅于轼 盛洪 高放：社会经济问题只能靠政改解决》一文，他们也强调：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看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政问题。经济问题不是经济领域本身能够解决的，是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的。 所以，改革只能是政治的，没有对权力的限制，没有民主、自由和法制作后盾，所有的“经济改革”都会沦为权力集团捞取私利的手段。 2009,11辛格总理在华府发表演讲，其中提到：“我始终相信有些价值比GDP更重要，例如对人权、法治、多元文化的尊重。所以印度的GDP虽然不如中国亮眼，我仍然坚守印度发展经济的模式。”辛格这番话，值得经济学者和每个中国人深思。

“体制内”不是砍伤女记者借口 作者：笑蜀 来源：凤凰网评论 来源日期：2011-6-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5 12:35:02 阅读量：1525次 核心提示：社会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合力的结果，即公民的自治力量与体制内呼应的结果。在体制内外两种极端力量之间，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或者说灰色地带，蕴藏着变革的巨大潜力。这中间地带或者说灰色地带包括体制外和体制内最大多数普通人。需要用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来凝聚他们;而不是妖魔化其中一方，人为地制造仇恨和对立，损耗变革的潜力。 光天化日之下，央视女记者小林竟遭无名刀客袭击，顷刻间血光四溅。但这还不是最让人震撼的。最让人震撼的是，这血光之灾居然引来互联网上一片叫好的口水。叫好者眼里，小林活该，因为体制内没有无辜者：“如果没有这些拼命涌进体制内的庸懦之徒，体制不会这么坚牢。她是代央视受过，但她自身也有一分责任在。为这个体制添砖加瓦的责任。” 这让人恍如隔世，仿佛身处十多年前911事件之时，那时网上也到处翻滚着叫好声浪。只不过那时叫好的借口是爱国，是反帝。现在的借口是所谓自由民主。借口各有不同，然而，对生命的残忍则同;给人贴标签，然后欢呼杀戮，借别人的鲜血浇自己的块垒则同。 而最值得警惕的，是以是否体制内为界区分敌我的二元思维。只要贴上一个体制内的标签，就等于被推上了被告席，道德审判、人身攻击甚至人身伤害，就都可以大义凛然。不客气地说，这一定程度上是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变种，其荒诞显而易见。体制之恶毋庸置疑，但不能因为体制之恶，就对体制中的所有成员做有罪推定，得出报复有理的冷血逻辑。 这就需要了解体制内生态。“只讲法律，不讲党性”;“搞村民自治是要削弱党的执政基础!”这是广东民政官员王先胜遭遇到的上级批评。其中一位上级是王华元。体制内这种纳粹气质的颟顸之徒确实不少，但像王先胜那样日拱一卒、坚韧推进社会转型的开明者也不少。即便如小林供职的央视，不也有新闻调查栏目?如人民日报，不也常有包容异质思维、重视沉没的声音等惊艳之笔?如中央党校，不也常有思想解放政治改革的洪钟之音?包括南方周末、炎黄春秋，又多大程度上能够自外于体制呢?体制内就这么复杂，就这么气象万千，焉可一概而论。 体制内生态的这种复杂光谱其实毫不足怪。如果以财政供养为标准，中国的体制内人群，几乎上亿。这在欧洲简直就是一个大国了。这么巨量的人群，其价值取向，利益取向，行为方式，怎么可能都整齐划一?怎么可能不多元化?更何况，体制内与社会，莫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上有怎样的动向，都会牵动体制内;社会上有怎样的思潮，都会冲击到体制内。社会光谱的千变万化都在辐射体制内。体制内跟体制外，又怎么可能截然分离呢? 有如汪洋大海，万千物质的化合，必然形成丰富的生态。体制中人的复杂互动，以及体制内与更巨大的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也必然形成丰富的生态，产生巨大的变数和变量。这即是说，体制外壳的坚硬，不等于体制内没有弹性空间，对此应有足够的想象力。 而叫好者或者说以体制划线的二元论者，则往往缺乏起码的想象力，往往完全否认这种弹性。在他们看来，体制跟体制中人是没区别的，是铁板一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体制之恶因此需要所有体制中人来背负。这种逻辑当然无法解释，照样在体制中，为什么会有江平贺卫方许志永那样的法律人;有江艺平卢跃刚王克勤那样的新闻人;有吴敬琏朱清时资中筠秦晖那样的学者;有田纪云陈锡文秦晓俞可平那样的前高官乃至现任高官。 体制内的这种丰富生态，还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即体制内毕竟集聚了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占据了这个社会几乎所有的战略制高点。这些资源、这些战略制高点显然不应该闲置，或全部被贪官污吏所盘踞，而应该尽可能用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这种认知、并为之努力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体制内也一直存在着艰巨的拉锯战，一直也有志士在坚守。只不过，他们的坚守鲜为人知罢了。 社会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合力的结果，即公民的自治力量与体制内呼应的结果。在体制内外两种极端力量之间，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或者说灰色地带，蕴藏着变革的巨大潜力。这中间地带或者说灰色地带包括体制外和体制内最大多数普通人。需要用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来凝聚他们;而不是妖魔化其中一方，人为地制造仇恨和对立，损耗变革的潜力。 其实体制内的普通人，跟体制外的普通人一样，大多已经民工化，并没有从体制中获益多少。据说平均收入颇高的央企，一线普通员工照样千辛万苦而所得甚微，盆满钵满的只是央企中的权贵。再如作为小林同仁的很多央视记者，签的照样是两年一次的合同，拿的照样是计件工资，采访中照样被跟踪，被打和关黑牢。只要不是具体的作恶者，作为体制内的普通人，何罪之有?何况，体制内多数职业属于正常职业，譬如教师，譬如医生，譬如铁路员工，总不能说因为从事这些职业，就活该贴上耻辱的标签、遭受类似小林那样的命运吧? 这就意味着，权贵通吃的情况下，无分什么体制内外，只要是普通人，就都是天涯沦落人，就同受体制之苦。简单地以体制划线来区分敌我，所反映出来的思维惯性非常可怕。“不愿意忍受复杂、麻烦和挑战，总是试图用最简便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一切问题。”肖斯塔柯维奇说，这样的“简化”偏好是专制的根本特点。而完全无视体制内生态的复杂性，将体制内标签化和妖魔化，正就充分体现了这个根本特点。期待用这样的简化思维来开创自由民主的新天新地，岂非缘木求鱼?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