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风

“顺势而为”的中国经济今后会怎样变化？ ——解读 7 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7 月份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给我们留下了鲜明而又强烈的印象：那就是“顺势而为”。而这种促使中国经济发生变化的“势能”，不是市场“造血功能”的复苏所带来的内在活力，而是政府政策的变化、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化和自然界的灾害所造成的外部影响。 首先，近来中国政府为了保证结构调整的计划能够健康有序的向前推进，对房地产市场、地方债问题和银行高风险的中间业务等进行了大力的整顿，由此带来了固定投资、工业增加值、经理人的信心指数 PMI 、银行信贷规模和由此带来的进口数量都出现了明显的滑落。虽然，一直以来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很大程度都受到国外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但是，近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这一“中国元素”也是导致目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较为疲软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个月度 PPI 回落了，按理说，这对中国经济来讲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它至少缓解了一直以来我们担心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问题”。 但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却超过了人们心理的临界点 3% 的水平。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外力和自然力的变化带来的影响。 CPI 目前的上涨是被动的，不是中国消费者购买力提高而带来的消费增长所致，而是国际农产品价格因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家俄罗斯的禁止粮食流出的政策所推高，再加上国际游资过分夸大中国政府最近玉米大量进口对未来价格走势的影响而采取了疯狂的投机行为所致。当然，我们国内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粮食供给，所以，外力和自然力的合力导致了本月度物价超越了警戒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增长强劲所带来的“贸易顺差”的扩大现象。很显然，二次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进入上升通道，而中国目前最终商品的价格水平也在上扬，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实际出口退税率又在降低，按理说，这些国内因素应该对出口都会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显然，这一次贸易顺差的扩大是外力造成的！它来自于国外企业和消费群体的两大变化。一是金融危机 ( 具体而言，银行业“去杠杆化”行为 ) 所导致的欧美消费者的财富效应依然在萎缩，所以，欧美消费者的偏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原来房地产靠财富效应进行大手笔“信用透支”的奢侈消费生活方式开始转变成现在追求价廉物美的消费方式。于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好迎合了这种需求的变化。这里面也包括全球化环境下美国的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生产活动。也就是说“价格因素”并不能阻挡“收入因素”对出口的影响。而美国海外企业也不会因为价格因素改变了它的海外经营战略，从而打道回府去搞国内生产。这也是一种由“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吧。二是美国企业利用新兴市场经济复苏的势头开始增加自己为增大未来的生产能力所需要的库存投资，一改以前控制成本的“瘦身”计划和无所作为的“观望”态度。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将目前库存投资转变为生产和出口，这还要看今后美国企业的战略变化。但现在至少因为美国库存投资的增加推动了对中国生产品的进口需求。 最后，谈一下近期公布的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原因。这也不能认为是中国经济又回到了危机前靠企业的出口和投资这样旺盛的活力来提升财政收入增长的那种格局，而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效果和财税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尤其这一轮复苏中，国企和央企的税收贡献较为突出。前一阶段房地产市场活跃也带来了增值税的显著增长，同时，伴随财富效应上升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启动所激活的民间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消费税的增长。 总之，中国经济 7 月份表现出来的“顺势而为”的发展特征会给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带来不可小视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处理好今天已经潜在的各种利益冲突，那么，中国经济的活力就一直只能靠中国政府政策的扶持，而肩负重大“压力”的中国政府又不得不增加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和范围来克服可能出现的一道道难关。于是，由此带来的市场经济的活力就会大打折扣。最近，产业资本开始出现向金融资本转变的倾向，甚至大量资金被企业家闲置下来、而且，有的还发展到“流出国门”的危险程度，就是一种市场机制还没有理顺的“信号”。 我这里要提出的第一类利益冲突可能是由于通胀率的抬头和财富效应的“不对称性”所致。因为今天中国社会存在较为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所导致的贫富分化扩大问题，所以，一旦通胀加剧，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就下降，而抵挡购买力下降对生活的影响，中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收入低，财富少，而且只能放在“负利率”现象日趋严重的银行体系。后者收入高，财富多，金融投资能力强，但需要解决的恰恰是前面人数多的群体购买力问题。方法好像有不少，但在今天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产业升级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效果总是不够理想。 比如，给低收入阶层涨薪，谁拿钱来涨，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外向度高，利润薄，业务附加价值低，而恰恰是这类企业在大量解决农民工的生存问题，于是，工资一涨，老板就扛不下去，失业就会增加，产业资本就会转向快进快出的金融市场，增加金融体系的市场风险。而目前企业能够承担涨工资负担的往往都是大型企业，它们利润较为丰厚，资产底子扎实，但是，这些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往往本来就在社会平均水平以上，更何况一些垄断企业靠垄断利润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给员工带来实际收入增长的福利。它们不是扶贫的对象。这种格局更加会导致低附加价值企业产业升级的困难，因为最关键的人才不会愿意去低收入的地方。要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利用自己目前的财力为低收入阶层创造更多的提高工资的有效方法，比如，通过退税鼓励民间资本创业，吸收大量失业人员，同时，进一步扶持这类企业升级，通过利润增长打开“加工资”的空间，从而形成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和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增长所带来的工资增长的效应。更应该在社会福利等方面纠正对这类群体造成的机会不平等的严重问题。因为给子女交不起高学费，所以他们的子女也进不了好学校，将来寻找高收入的竞争能力也会大打折扣。而这样不仅继续会影响到这些人老后的生活，也会影响到这个群体给社会所带来无法扭转的贫富差距问题。 另外，“加息”也被市场认为是缓解贫富分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结构调整的压力也不能够让我们轻易妄为。一是我们这个时候的升息就意味着对外释放了退市的信号，就意味着我们要接受来自海外更多的负起“大国责任”的诉求，比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开放中国金融市场，我们今天还没有充分准备好来应对外部大量资金入场对中国实体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中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处于对存款人“同情”的加息，会导致银行负债比例的增加，再加上近期对银行业务的大力整顿，会更加影响到银行业的生存空间。如果同时加息，那么，中国中小企业的成本压力又会在人民币升值和涨工资的压力上再加一码，这有可能会进一步促使中国产业空洞化问题的恶化。所以，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要为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的活力复苏创造良好的环境。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只有企业发展了，老百姓的生存舞台才会得以维持，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才会不断加强。 依靠人民币大幅升值来降低物价水平也是一种理论上能够提高老百姓实际收入的一种办法。但是，今天当中国市场的消费水平还是目前这种温和的状态，当政府还需要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来支撑中国市场繁荣的时候，中国大量对外依存度高的中小企业就会出现像加息一样的境遇。于是，老百姓就会逐渐意识到人民币升值给自己带来的只是一种“货币错觉”，感到手中的钱很管用，但是，未来的收入因为企业的消亡而没有着陆，于是，大家今天即使感到手中有钱也不会大量购买外国品，相反更加节约增加“预防性”的储蓄，以应对失业后的生活需求。 总之，通胀压力下政府更应该创造能为老百姓带来可持续收入增长的就业机会和生存环境。不注意就业条件的恶化、产业升级不到位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缺失等状况，而去大谈特谈“加息、涨工资和人民币升值”的好处都是一种不了解国情，不负责任的、给老百姓吃药的表现。 第二类利益冲突是因为贸易顺差扩大可能带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问题。最近美国经济局势的不明朗，美元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跳水以及美股不稳定的表现都使得国际金融市市场波动加大。于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担自然而然就会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地区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中。要求中国带头多花钱、多花钱就需要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就要求开放市场让欧美投资者来赚钱的这类呼声会日益增大，如果中国方面无法接受这种脱离中国国情的蛮横要求，那么，刚刚抬头的中国贸易顺差现象就会引来更为强大的贸易制裁声音。直面对抗虽然是一种中国大国形象维护所需要的手段，但是，如何“顺势而为”也是需要我们拿出智慧的地方。比如，利用人民币升值的购买力条件，在不会造成国内产业空洞化的前提下，让中国的部分企业走出去，或者在不会造成“后方失火”的条件下让中国金融机构带着人民币走出去，推动其国际化的进程等。最近，银监会要求银行将表外业务纳入到表内来，提高银行的稳健性指标，虽然看上去给银行增添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银行业一旦达标 ( 国际银行业稳健性标准 ) ，政府是否会去推动让我们的银行业进入国际市场开展人民币国际业务的工作，从而提升中国银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的“堵”是出于为了明天的“疏”的目的，那么这轮银行业整顿的意义就非同小可！千万不能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去冒然地“赌”一把运气，而历史上的经验表明，这种侥幸行为最后一定是以“输”的结局告终。当然，还有就是增加政府组织的“海外采购”行为以替代风险较大的人民币升值的做法。但这就要求美方能够给与我们企业以很好的消费和投资环境，而不能设置种种政治壁垒。再有一种方法就是将美元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置换到非美元高收益的资产中，以减少人民币升值后美元资产缩水给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各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外储资产管理工作。 总之，在“内外利益”冲突问题上采用多渠道的解决方法要比单一方法好很多。因为毕竟中国的国力去随着美国“斤斤计较”的那种“纠偏”措施去执行的话，一定会走向比当年日本升值所带来的不利的结果还要遭的境遇。 产生第三类利益冲突问题的可能性是由于政府税收和居民收入没有同步增长的问题。而今天居民收入增长的机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做好解除百姓“后顾之忧”的公共服务工作，也直接关系到降低老百姓“大额支出”负担的问题。比如，政府拿出财税收入去换取城市中的农民工兄弟同等的社会保障条件。加大对中低收入阶层出生的优秀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补贴力度，同时，也应该尽快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群体看病难、药费贵的格局，要安排好失业工人的再教育和再就业的就会，妥善处理好社会福利和个人劳动贡献之间的平衡关系。当然，更要为低收入阶层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多造经济适用房是一种解决办法，但它无法彻底解决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政府要充分认识到今天房地产资源紧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社会为老百姓创造财富的投资渠道和消费渠道太少，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市场追求资金堆积起来的账面上的财富效应，而有消费能力的群体也无法找到他们想要的高档“产品”和给人快乐的高端“服务”，即使有时国内存在这样的产品和服务，也因为其不规范、不诚信而不敢安心地去消费，最终只好把大笔钱放在他们感到相对安全的房地产市场保值。为此，政府要投入财力为这类民间资本进入中国的消费和投资市场创造良好的环境。 我还是相信，下半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二次探底的问题，即使欧美经济再起波澜，中国政府掌控局势的能力是无可置疑的。一开始，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常常被国外人士所严重低估，而后来又被他们任意夸大。不管怎样，还是像总书记和温总理曾经指出过的那样，中国经济未来的活力不在单纯的数量追求上，而是如何把质量做出来。中央政府事前所设定的努力目标从最后公布的经济指标上看往往都会超额完成，但是，为完成指标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年年在降低，执行效率是否年年在提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期待中国能够尽快走出政府主导的输血依赖型经济运行模式 ( 政策一有“风吹草动”，市场就会过度反应 ) ，再重新回到和走进一个完全崭新的充满时代活力的和谐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