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作者：杨银波 来源：吴敏老师荐文 来源日期：2011-8-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7 12:08:05 阅读量：64次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作者： 《思想》  |  评论(1)  | 标签: 思想 , 王超华 , 两场革命 , 佩里安德森 , 改革 文/王超华 二、改革中的「亮剑」与「摸着石头过河」 如上所述，安德森将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三十多年经验，作为中国1980年代改革的对照，被合并在讨论「变异」的第二章。同时，作者又在第三章集中讨论中国在1989年「六四」镇压前后的转变。这个结构的动因之一在于，他将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从此脱离「社会主义」方向，拥抱并汇入世界资本主义主流(3：2，开头)。可是这个架构也使他的叙述出现前后重复甚至矛盾的地方，例如中国1980年代改革中的价格双轨制，以及面对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理论空白，同时出现在第二、第三章里，却得到作者相反的评判(2：3；3：1) 。不过，仔细分辨可以发现，第三章第二节虽然简短，对中国1990年代改革进程的主要特征却表达了有节制的负面判断，而且同样有节制的评判也出现在作为总结的第四章中，与篇幅最长的第二章在比较1980年代的苏中时，一边倒地贬损苏联肯定中国形成新的平衡。这种节制也显示，作者决定继续观察中共发展趋势时，对这个仍顶着革命政党头衔的统治集团仍保有善意期望。 将这几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在近年来众多关于中国崛起的论述中，安德森对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有他特定的观察角度和分析上的侧重。与分析两国革命经验时类似，安德森在第二章里注意到各种不同力量。他认为，在中国改革初期的成功经验当中，下面几项历史因素和政策方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必须承受的工业更新和全国调整等负担相对苏联来说规模很小；农村积极性很高；国际环境敌对程度低；民族问题相对轻微(以上四项见2：3)；中共元老一代的政治性格坚定果断(2：4)；中华民族自信心强烈(2：5)；党在路线和程序上的改革(2：6)；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工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高企的乡村储蓄和海外华人资本带来的投资优势；以及各省相对自治的经济和省际竞争。(以上五项见2：7) 逐一讨论这十几项内容既重复繁琐也没有必要。简要而言，前四项是历史条件，后五项是改革初期的政策方向和实际效果，中间三小节基本都是在讲中共元老的政治性格及其相对于改革的决定性作用。但过于强调领导人性格和前瞻性，也会造成对史实的误读。具体到苏中两国1980年代的情况，笔者以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强调了中共元老性格上的决断，一是低估了中国工业改革中的混乱。另一方面，第二、三、四章里分析中国经济时特别关注就业状况和农村人口，是西方观察者比较少见的角度，值得注意。以下分别就这几个问题略做辨析。 1、安德森并不回避他的一个中心观点——领导人的政治性格是决定国家走向的最重要的历史偶然性因素之一(如2：2，「当姗姗来迟的改革时刻终于降临时，苏联僵化的体制中最大的赤字并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方面」，而且这主要是表现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又如2：4，「在改革的开端，中俄两国所有差异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恐怕还是在其政治领导的性格」)。这不妨说是很有洞见的观点，也令人回想起在中国大陆曾经非常流行的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当他用这个因素解释1989年的六四镇压，认为这是「一种能量碰上了另一种」(3：1，结尾)的时候，无论何种立场的读者都不能不怀疑这种「亮剑」式表面平衡的分析。 问题在于，安德森将中共老一代革命将领的性格特征归诸「来自一个更古老的、同时也受到外来压迫更大的威胁的文化那最深邃的资源之中」(2：5，结尾)，措辞几乎近于某种神秘的「文化原教旨」，表现得完全没有能力理解鲁迅关于中国文化兼具自大与自卑的批判。可是中共元老在1989年表现出来的强悍，并不是向来如此的不变特性。安德森赞赏中共在1980年代初期，邀请四千名干部学者参与对文革的检讨(2：6)。很显然，元老们那时在党内党外的行事风格既开放又大度，并非以强悍为标志。毕竟，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复出，需要克服政治障碍，当时元老们在改变方向时必须随时积累同僚和民众的支持，以作为结束文革、进行改革开放的依托和后盾 。其实，从苏中比较的角度来观察中共元老那时的表现，安德森文章的一个脚注，意味颇为深长(2：1，注4)。斯大林治下灾难性的合作化和大清洗，在他本人1953年去世之前就已告一段落，而他因战胜纳粹和支持战后新起社会主义国家而来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赫鲁晓夫作为继承者，没有多少余地探索新的方向。与此相反，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都是因同僚在他生前死后极力反对而骤然中止，从而两度形成必须由这些同僚来收拾残局的场面，并因此提供了开创新局面的势头。 为什么1980年代末期，中共元老特别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日趋强硬？经济方面，主要是因为改革初期成效明显而增强了自信心，次要是因为1988年通货膨胀引起危机意识的警惕。政治方面，则是因为意识型态立场日益架空，底线从多面向的社会价值转化为单纯经济指标的「小康社会」。没有了思想上的原则立场可坚守，政治上的策略灵活性和宽容风度也就无从谈起。掌控的考虑越来越胶着在中共政权是否受到威胁，所以才会有胡耀邦1987年的下台和其他政治批判运动，直至1989年的六四镇压。 与元老们相对，安德森将赵紫阳视为中共内部类似于戈尔巴乔夫那样立场软弱、膜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相信赵在1989年的表现造成党内分裂，引致元老们更坚定镇压的决心。为了认定1980年代的邓小平与赵紫阳不同，仍然代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安德森还两次引用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的谈话(2：4，结尾；3：2，开头)，藉以说明中共对国际形势和改革开放必要性的认识，并作为邓小平曾明确区分社会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改革的证据。事实上，这次谈话是在大军压城、六四镇压即将发生，中共元老早已确认抛弃赵紫阳，而且江泽民已经应召进京并与邓小平面谈之后发生的。 这种引用相当于说，六四镇压是中共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得不走的一步。 可是与此同时，安德森自己也意识到，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并不能提供一幅清晰的图景，可以让他把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与资本主义自由化导向的改革描绘得黑白分明、尖锐对立(3：1，中间；参见上文注8)。邓小平早在1960年代就以其「猫论」闻名，并非只是到了1992年南巡讲话时才改变。而且，邓在1978年就曾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不过那时他还把这个提法谨慎地限定在「按劳分配」的范围内 。1989年天安门抗议带来的党内分裂并不是以经济原则的立场来划分，双方当时的根本分歧在于，人民有没有权利挑战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为曾经闯过枪林弹雨的第一代革命老将，中共元老在面临政治险境时不惮于对人民动武，确实可以说是一种强悍的政治性格，只是这种性格已经与社会主义革命原初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平等的理想，没有甚么必然联系了。 2、强调中共元老的强势性格还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改革非常有前瞻性，而戈尔巴乔夫启动的苏联改革则是一盘混乱。但如果暂时不考虑农业，只讨论工业改革的内在逻辑，则无论多么有魄力，也没有任何政治家能够从长期稳固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顺利导引出有生机的市场经济板块，而不引起大震动。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下的工业经济，全面统筹投资、原材料、生产过程、产品调拨、劳动就业、利润分配、社会文化服务等各项生产要素以及全社会的分工配合，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苏中两国在工业改革时，都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而且都无可避免地经历了长期无解的阵痛。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只是如同安德森已经注意到的，改革前的工业化程度仍然很低，70%以上劳动力仍集中在农业部门，农村改革先行一步的成功，保证了国有银行较高的资金储备，再加上持续吸引外资，「使得进一步的工业成长得以在计划外发展」(2：7，中间)。 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体前后的经济政策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其他可能，但当时采纳「休克疗法」确实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因为苏联经济的计划体制已经运行超过半个世纪，盘根错节地深深嵌入社会活动的每一个关节，农业生产也完全被包容进去，没有中国农村可以提供的那种回转空间，一旦改革政策引起经济危机，可资利用的政策杠杆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中国转型的成功，也常常使人们忘记这个转型并不是从计划体制内部生发出来。工业改革引发的问题，在两国其实是类似的。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抛出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的举措，却仍旧收效甚微」，那中国1979年开始推行的政企分家、利改税、价格双轨制等改革措施，同样收效甚微。在十多年时间里，工业改革中计划内部分仍依赖国家注资，造成持续呆账和政府长期的财政赤字困境。而且虽然中共始终没有失去有效权力，它却遭遇了和苏共一样的问题：一旦价格双轨制创造出便利和空间，「企业经营者便不再按照指定价格向国家提交产品，转而将产品出售给随便甚么人，以换取随便甚么好处」。如果说苏联的「混乱状况在跨加盟共和国的贸易之中尤为严重」(2：2，中间)，中国的类似情形当时主要发生在跨省贸易中，特别是能源和重工业的原料及产品贸易。 在转轨政策的动机与效果方面，苏中两国确有不同，而且这个不同也确实和苏联政改优先而中国经改优先有关系，但却不是说前者避重就轻而后者有魄力。而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要落在何处。政改优先的苏联，虽然遇到各种经济困难，在公民已有的权益和福利上仍然没有做减法。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出去的各个国家还是保留了解体之前建立的医疗与教育等社会福利制度。 而经改优先的中国，工业改革的思路始终是如何减少国家负担，实践中则不断削减政府对社会和劳工的道义承诺。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危机之前，中央政府已经在起草破产法，并着手研议劳动合同法和住房改革。那时邓小平和赵紫阳合作愉快，赵还接替了胡耀邦的总书记位置。1988年后面对工业和城市改革中的困难，舆论上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一直盛行指责国营企业大锅饭、效率低。推行打破就业「铁饭碗」的合同制，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不但与国企私有化政策并行，而且也成为国有控股企业雇用劳工时的基本形式(只有干部和公务员仍享有包括退休待遇的稳定就业保障)。大批城市人口失去就业保障的时候，国家还根本没有开始规划社会保险网络。在30多年时间里，至少整整一代工人被工业改革进程牺牲，完全不亚于一次「休克疗法」。 3、安德森在讨论乡镇企业的兴盛时期和今日中国的私有经济成分时，都引用了就业数据(2：7，中间；3：2，中间)，用以表示对前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批评。而且这个批评是在和国有企业对比下做出的：「巨无霸式的国有企业囊括了全国工业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记录了更高的利润率，并占据着全部国有企业资产的四分之三」，可是到2004年为止提供的劳动就业却只有私有经济就业的一半左右。实际上如上文所述，国有企业就业方式也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转为合同制为主，其中的就业数字本身并不能充分显示劳动的真实处境。过去20年里，不少自诩为左派立场的论述，都强调国有企业决定着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基本上都是以企业经济总量作为论据，似乎只要是「国有」，就必然代表中国革命的正面遗产，代表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安德森认为，当代中国是典型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制度与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而出现的一种新变体(4：2，中间)，可以想象，这个判断中包含了左翼关注就业实质情形的传统立场 。 4、安德森非常关注农村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上，他认为中共藉土地改革实现的农村社会动员，不但帮助中共战胜了国民党，而且无论后来发生过甚么灾难，都保证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1：2，后半；1：4，中间；2：3，中间)。经济上，改革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最有成效也最值得肯定的成就(2：7，开头、中间)。但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中共以粗暴严厉的革命传统压榨农村，乡镇企业被私有化，大批农民被迫抛荒土地外出务工(3：2，中间；4：1，后半)。他同时注意到，改革初期，农民将增加的收入大部分储蓄起来，支持了国家银行系统在工业改革困境中的财政(2：7，中间)。在这个相对全面的分析里，也许还有三点值得适当修正补充。 首先，既然乡镇企业这样成功，为什么会被纷纷放弃，这完全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型态主导的结果吗？从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讨论可以看出，乡镇企业的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整体命运在1990年代中后期急遽下滑。1994年实行财政分灶(分税制)改革，将市场管理、自负盈亏的「承包」观念引进基层政府的行政，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监督和透明度。结果，政府规模膨胀，税费层出不穷，农民负担加重，而种子、化肥、电力等农业生产资源却不断涨价，务农成为完全赔本的付出，直接影响到乡镇企业。另一方面，由于鼓励乡镇企业的政策是此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鼓励人民公社社办企业的延续，而鼓励社办企业的主要思路是要实现地方自给自足，从而导致中共(包括其元老)在改革时期将乡镇企业仅仅视为改善农村条件的权宜之计，不认为这是改革中具有方向性意义的重大事物。结果，一旦发生乡镇企业与城市里的国有企业争利的潜在威胁，政府很轻易就会选择弃农保城的政策路径。李昌平用生动的实例说明，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国家还通过政策保护国有企业，整死了一批乡镇企业」 。也就是说，乡镇企业是在分税制和国有企业的共同压力下，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之后，才不得不面对私有化话语占上风的状况，造成大批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转手给个体。 其次，农村地区1990年代中后期的困境延续将近十年，到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才得到缓解。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困窘与城市地区大规模私有化同时发生，不但工业企业抓大放小、关停并转，教育和医疗推行「产业化」，国有土地拍卖也是在这一时期打开大门。这些方针政策实施的时候，1994年分税制改革已经有效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收入，同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削减了海外来华投资与中国出口贸易，中国正经历连续五年(1997-2001)内需严重不足的通货紧缩。如果保护发展农村经济，本来完全有可能扎实地提高国内消费能力，也为长远发展打下比较好的基础。可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却是加速社会功能商品化，提高农业成本，降低农村发展空间，将危机压力转嫁给基数庞大的农村人口。结果，在严重瓦解农村社会纽带的同时，也为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出口飙升及时提供了大批劳动后备军。中国高度仰赖出口的经济，必须要和既没有城市居民身份又不被当作正式工人阶级的「农民工」现象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不妨说，政府和资本的连手剥削，创造出了世界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超短时间内、将数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劳力出售者的资本主义奇迹 。 最后，这些经历显示出，过去30年里，透过中央财政和外来投资两条渠道，资本主导了中国在经济生产、社会功能和劳动力等诸方面全方位的高度商品化。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角度看，作为商品的劳动，在当代中国极端缺乏博弈地位和博弈能力，与劳动者的人的属性高度剥离。但是这种状况并不是资本独力造成，而是资本与政府合作，在「国家」和「民族」等一系列没有民众政治参与基础的集体主义名义下，通过国家机器(其中包括以资本再生为中心的中央财政)的强力作用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共之所以还不愿放弃社会主义的言说，并不仅仅是因为在消极意义上要应对民众心目中仍然存有的社会主义观念(4：2，开头)。更重要的是，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以国家强势主导的传统，在积极意义上，有利于今日的统治集团维护并巩固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秩序及其既得利益。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思想》的最新更新：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2011-08-08 23:29 / 评论数( 12 ) 凝视巴西（下） / 2011-08-05 23:09 / 评论数( 0 ) 凝视巴西（上） / 2011-08-05 23:05 / 评论数( 0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下） / 2011-07-28 10:08 / 评论数( 1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上） / 2011-07-28 10:04 / 评论数( 0 )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当前社会思潮和未来发展——国内外形势与中国战略发展研讨会第二场”上的发言） 王思睿：杨帆给我发过两个短信，先是让我讲讲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后来又让我讲讲新世纪以来这十年的思潮。我的发言是按照后面的短信准备的。关于三十年，近年来我也做了很多思考，我在这里做个广告：周总的“世界华文传媒出版机构”给我出了一套文集，一共十二卷，其中第二卷的书名就叫做《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所以关于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和周总或者我本人直接联系，买一套我的书，看看里面是怎么说的，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支持。在这一卷里，收入了我以王思睿、喻希来等笔名写的文章以及与何家栋先生合写的文章，对于各个思潮代表人物的评述与对话、争论，有几十万字。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战略与管理》和《领导者》上。我在《战略与管理》发表了四十几篇文章，可以算是该刊的第一作者了。 既然要谈十年，就必须对前二十年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原来以为杨帆会对前二十年做系统的阐述，但是他今天讲得也不太细。大家都说八十年代有一种改革的共识，其实斗争也很激烈。用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中的话来说，有五个起伏，单年怎么样，双年怎么样。作为八十年代的过来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是很尖锐、很曲折的。但是对它的描述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用用一个单维的维度来分析，就是“改革—保守”这样一个维度。 1980年高校竞选的时候，在王军涛和我的系列竞选文宣材料中有一份叫做《现状的分析》，在其中我分了四个派。1989底到1990年初，我在秦城写了《改革十年反思》，其中也延续了这样的派别分析，就是：凡是派、还原派、经济改革派、全面改革派，八十年代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派的较量。 “凡是派”倒台比较早。以华国锋和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是很有力量的，搞“两个凡是”，拒绝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陆续退出了中央的领导班子。当然在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中还不乏“凡是派”，清除他们用了好几年时间。 “还原派”的说法是我最先说的，后来也有人引用过。这个“还原派”，以邓力群、胡乔木、陈云、薄一波为代表。他们是要还原到1957年以前，还原到中共八大路线。我觉得能够还原到1957年以前，陈云立了很大功劳。按照邓小平、王震的想法，不一定要还原到1957年之前，还原到1966年之前也许就可以了。邓小平一出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这也只不过是还原到1966年。肯定“十七年教育是红线”，也是还原到1966年。但是由于陈云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右”，1957年以后就基本上不管事了，所以他不还原到1957年以前是不罢休的。邓小平则和刘少奇管事到1966年，毛泽东还把邓称为“副帅”，他自己是“主帅”。陈云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坚持了这个观点，彻底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路线。我认为陈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这一点上走得比邓小平还远，而且更明确、更坚决。但是为什么还叫“还原派”呢？因为1957年以前陈云做了两件大事，现在我们都是不能给予肯定的。一个就是“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打上了很浓重的陈云色彩，因为在这件事上，毛泽东让陈云拿主意，陈云左思右想以后下了决心。要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这是要毛泽东自己“买单”的，但是“统购统销”是陈云的责任。“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套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陈云也是第一责任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是他的助手，毛泽东对于这一套则不怎么感冒。所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要还原到他们的“黄金年代”。 还有很多中高级干部，对于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与工业上的计划经济也是不喜欢的，他们要退回到《共同纲领》，退回到“三大改造”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他们还要学习南斯拉夫模式与“东亚四小龙”模式，学习日本。这第三个派别就是“经济改革派”。八十年代初期的赵紫阳就是“经济改革派”，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是承认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包括老中青。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有一种换位的关系。赵紫阳是“经济改革派”的时候，邓小平还有一点全面改革的味道。在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中，邓小平还是讲“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1986年他又讲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他镇压了民主墙、竞选以及这样一些要求民主的运动之后，他的“四个坚持”就已经比较明确了，到了1987年初把胡耀邦打下去以后，所谓“自由化”要反五十年、一百年，这个就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路线了。而到了这个时候，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成了“全面改革派”的政治代表。 八十年代的“全面改革派”有一个广阔的光谱。从一开始就包括了很多民间的力量，从“四五运动”到“民主墙与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到后来我所说的各种“边缘运动”——像我所在的“国情组”、“政行所”、“社经所”、《经济学周报》这个民间团体，像陈一谘、何维凌、张木生他们的“农村组”、“三所一会”，像包遵信、金观涛、李胜平、甘阳等人领导的各大丛书编委会。大家都有改变整个体制的思想在里面，政治改革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体制内则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阎明复、杜润生这样的改革派领导人，包括胡绩伟、于光远、李锐、王若水、苏绍智、冯兰瑞、李洪林、童大林、王元化这样的“新启蒙”理论家，还有邓小平勒令开除的“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一直到1989年，全面改革的思潮达到了顶峰。在学生运动中，学生提了两条主要口号“反腐败、要民主”，虽然也有经济的背景，但是直接的表现形式都是政治改革的议题。 八十年代的思潮与派别，我认为详细的论述不是今天的话题，包括刚才杨帆讲的，对于怎么走到1989年春夏之交，“八九民运”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的这套文集的第四卷《民主运动在中国》，里面有十来万字的内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潮，则需要增加一个分析的维度。因为1992年以后，中国才真正融入了全球化，这样全球的问题也就变成了中国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还是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比如说里根主义、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只是在旁边瞅着。到了1992年以后，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就融合在一起了，汪晖把世界思潮与中国思潮绑在一起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很多人讲，波兰尼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大转型》，可以用来作为分析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理论资源。他的一个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双重运动”，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一个是资本的扩张运动，一个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之相对应或者说平行的，是社会的扩张。社会运动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也有不带“主义”的社会运动。这个“社会”是人为的，后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组织起来，和血缘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不是一个概念。按照我的说法，二十世纪是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共同来挤压、缩小“共同体”的地盘。“共同体”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因为家庭、家族还是存在的，亲情、乡情还是存在的，在有些国家部落还是以某种形式发挥着作用。但是从世界范围来说，“双重运动”既互相冲突、互相制衡，同时又联手把“共同体”压缩了。到了九十年代，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在中国同时复苏了，但是前者更加突出，受到国家机器的鼓励，后者则受到国家机器的压制。 在2007年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中，我提出了两个维度和四个象限。因为对于社会运动和在“社会—国家”问题上的态度不同，对于资本运动和市场体制上的态度不同，形成了四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宪政派对于社会运动是持积极态度的，社会运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就体现为政治运动、民主运动。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时候说过，中国“对外的”国民运动已经兴起，他指的是五四运动；他说最期待的是“对内的”国民运动。这种运动如果说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是四五运动，一个是八九民运，这是对内的国民运动、政治运动。关于四个象限的问题，欢迎大家看刚才我提到的文章，也发表在《领导者》杂志上。在此，我再次感谢周总、感谢《领导者》杂志，使我的思想能够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四个象限都已经形成。我的概括叫做“一派在朝、三派在野”，在朝掌权的是专政右派，专政左派和宪政左派、宪政右派这三派是在野的。我说的“联合阵线”也专门讨论到宪政派与专政左派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专政右派在九十年代比较大的利用了民族主义思潮。在1990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何新的长篇文章中，在1991年9月的所谓“太子党纲领”中，都明确提出了这个新的方向。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削弱的情况下，用什么东西来替补，替补的东西只能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杨帆：我认为它也同时利用了经济自由主义。 王思睿：为什么说是右派呢？如果说没有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领域蚕食、吞噬社会领域，也就无所谓右派，只不过它是主张在专政机器的保障下推行这一套，朱学勤概括为“市场列宁主义”，我说是“市场斯大林主义”可能更确切一些。 我今天主要是谈“新世纪的新动向”，我准备从五个方面谈。 一、“新左派”的转向。 在我的四象限分析中，曾经提到一部分“九十年代新左派”的政治面目还不是太清楚。进入2005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以后，他们的面目开始清晰起来了。为什么说“九十年代新左派”面目有点不清楚呢？因为他们到底是赞成专政还是赞成宪政呢？这个不太好分辨。比如甘阳讲“自由左派”对“自由右派”，讲“直接选举”，这显然带有宪政派的色彩。潘维讲“六十年道路”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这里又对专政进行了肯定。在九十年代，当汪晖讲“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批判性，即对于当局要走市场道路的反对和批判。但是到了最近几年，他们却成为“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对于当局是赞赏和表扬的态度。比如说潘维，我在2010年的《谈谈中国模式》一文中，比较清楚地勾画了一下他的转变。十年前，潘维极力推崇“有法治少民主”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当时他提出了“咨询型法治的五大支柱”：（1）中立的公务员系统，（2）自主的司法系统，（3）独立的反贪机构，（4）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5）受法律充分保护但也受法律严格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他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以法治为导向的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在第一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取消目前的“双行政”体制。在第二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大幅度减少属非公务员系统的政务官，建立和完善制衡制度。让司法系统真正自主，反贪机构真正独立，社会咨询系统的功能真正实现。在最后十年，主要任务是开放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实践中调整五大支柱的相互关系，提高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稳定性，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现代政体。但是在五年以后，他提出“中国的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这四个特征全是跟那五个特征是相反的。“九十年代新左派”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变成了重庆模式的“化妆师”。这个重庆模式的“化妆师”不同于重庆模式的研究者。他们是领导人的智囊、军师，他们的“化妆术”是独家密技，不外传的。比如杨帆可以在这里侃侃而谈，你要请崔之元来开会，他是不会来的。 有的人说话一直比较暧昧、隐讳，但是我们仔细琢磨也会发现真意。汪晖最近一直在谈“党国”和“国—党”的问题。应当说他还是用批判的口吻说的，并没有正面肯定“政党的国家化”，他指出这个趋势是有问题的。政党应该发挥政党的功能，应该讲政治；国家应该有国家的功能，应该是“中性政府”。但是他说中国“六十年道路”的核心是“完成中国主权性”，把“中国崛起的经验”概括为“独立的主权性格”，而“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把六十年道路和中国改革概括为执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以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言说路数来阐述“党国”模式向“国—党”模式的转型，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客观趋势。这不是比“三个代表”更巧妙的表达方式吗？ 原来面目不清的“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新世纪已经演变成了“专政右派”的化妆师，而且有可能取代现在中宣部所代表的正统理论，成为“专政右派”的首席鼓吹手。这是一种可能的趋势。当然在十八大以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十八大以后有可能，新的中宣部或许会采纳或者部分采纳他们的主张。可以说，他们已经漂亮地完成了从“批判的知识分子”到“政治保守主义”的转身。 二、“专政左派”的分裂。 杨帆刚才已经提到了“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站的分歧。我最近两三年已经写过几篇文章谈这个话题，谈“专政左派”也就是“毛派”的演化。我在2000年写过《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我把当时的左派分成三类：“新左派”、“老左派”和“中左派”。“中左派”既是指“中年的左派”，也是指“中国特色的左派”，就是“毛派”。在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思想界崭露头脚，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华丽转身了。“老左派”虽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央给了大笔的拨款，但是大家都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生命力。真正值得我们分析的还是“中左派”即“毛派”。我上次开会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简析两种毛派——保皇派和造反派》。“毛派”近来已经分化出了“三种人”。 其中第一种，我是用袁庾华来代表的。黑龙江文革夺权后的“红色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范正美尽管至今仍是毛派，但是他比袁庾华更近了一步，不但公开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甚至主张宪政民主。袁庾华在和我私下讨论的时候，也愿意考虑宪政民主的理念。在公开言论中他说要搞“二三四”：“二”是指程序民主或者说形式民主与“大民主”的结合；“三”是要求停止对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轮功分子这三种人的政治迫害，这说明他有结成政治联合阵线的想法；“四”是说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必须实现。他认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这是我说的从毛派分化出来的第一种人。 毛派中的另外两种人，袁庾华也提到了。他说“去年在北京有个论坛，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一些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只能选择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些人“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吵翻了。”本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精神，把主要矛盾对准官僚资产阶级、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派”的正宗应该是这个。但是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现在嗓门最大的一批“毛派”，他们的口号是“保党救国”，宁肯和官僚资产阶级联手，集中力量先把自由资产阶级即民间资产阶级打下去。 “毛派”现在是三分：一派愿意跟宪政派搞统一战线，另外两派都是不愿意搞统一战线的，但是一派主张把矛头对准自由资产阶级，另一派主张对准官僚资产阶级。 三、“太子党”的新思潮。 在通常所说的“太子党”有可能掌权的情况下，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潮，一种是以秦晓、胡德平为代表的“普世价值派”，一派是以张木生兄为代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派”。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太子党”集团的思想新动向。可以将其视为跳出“专政右派”的思想藩篱的努力和尝试。 我首先想说，这两派在我看来都是想干事派，这是针对那些不干事——不想中国的事、不想世界的事，只管往自己兜儿里搂钱的人，跟他们是对立面。这些捞钱的人有很多是“裸官”，在中国以权捞钱，然后到美国去漂白，安家立业。这些人跟毛泽东的精神境界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是要解放全人类的，这些人现在所鼓吹的“中国模式”，则是不想推广到全世界的。他们在“中国模式”的专政机制下捞钱，然后到自由民主国家去花钱。所以他们是“中美国”的拥护者。 秦晓说：“我们试图用现代性转型这样一个命题来表述当代中国问题，实际上它也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逻辑，它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现代性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转变。”“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不应被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即是‘民富国强’，它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性被现代化所替换并表现为一套‘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套叙事的话语包括稳定、和谐、民生、国家利益（民族振兴）、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在稳定与自由、和谐与多元、民生与民主、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治理的效率与制衡之间应寻求一种均衡，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因为后者是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中的核心和基础。” 我在引秦晓这两段话之前，把他已发表的文章都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两段话比较代表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我对这两段话是比较赞成的。我在2009年发过一篇《“五四”九十年——历史转换关头的战略抉择》，发表在《商务周刊》上，这个刊物不久前被停刊了。我说：“回顾1888年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既有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可以计量的现代化表观成绩上连续性、累积性的一面，又有在一系列现代性内在特征上曲折性、反复性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我觉得秦晓前面的两段话对于我说的“清醒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是吻合的。 “2.0版的新民主主义”，木生最近一两年来有很多阐述，在上一次的会上我也做过一些评论。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够提出来就是好事。 　 我认为，如果未来的“太子党”领导人不管是接受这两种思潮中的哪一种，都比不干事的捞钱派要强。这首先表明愿意开展思想争论，愿意吸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当然了，如果让我“二选一”，我更支持前一种。前一种是不是就跟我本人的思想完全一致呢？也不一定，需要大家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 四、“宪政左派”浮出水面。 在十几年前，四个象限中有一个象限是比较弱的，这个弱的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就补充上来了，这就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都有很多的理论表述，而宪政左派过去的理论表述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谢韬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谢韬先生去世后，《凤凰周刊》让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写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怀念谢韬先生》。其中写道：“在‘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李慎之是第一个公开倡导自由主义的人，谢韬是第一个公开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倡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中国大陆的政界和思想界，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最近香港出了一本书，叫做《赵紫阳的道路》，其中也有一篇我的文章，里面有一段话，我读一下：我想指出的是，谢韬文章的功绩是将一种思潮公之于众，而这种思潮在中共党内已经蛰伏了很长时间。据《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披露，早在1993年，赵紫阳就对宗凤鸣说：“看来第二国际的理论是比较实际的。……相反，第三国际的理论则是‘乌托邦’。”1999年，杜润生向宗凤鸣表示，“在现今的世界里，他想同一些志同道合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一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对社会主义的改造，对党的改造问题。并说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还是比较实际的。”并托宗凤鸣转告赵紫阳。2000年5月30日，安志文与赵紫阳谈话时说：“中国也应以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党的自我更新，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安志文还对宗凤鸣说：“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容易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为是要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所谓‘均贫富’的平均思想相符合；而且中国人民这些年来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直在反对资本主义，因此提高资本主义化，在人们心目中不容易接受，而对社会民主党就大不一样。”据《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记载，2004年9月12日，赵紫阳对来访的杜导正说：“安志文来面谈了他的两点看法。安说，这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了，这经济还会继续发展，但中国产生了社会危机。经验教训是什么？怎么办？看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应该搞社会民主主义。安志文说，持这种见解的人越来越多。第二点，中国现在从发达国家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许多人在各级党政部门主政，逐渐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这给中国带来希望。”赵反复地说，“安志文这位老同志，一向持重、稳重，思想开朗，但立论很稳。所以他的这个见解更值得看重。” 上面这段话想要说明的是，谢韬的文章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小块，水面下面的则是赵紫阳、安志文、杜润生、杜导正、宗凤鸣以及“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的相当一部分人。我甚至在想，“2.0版的新民主主义”是不是也属于这个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还不清晰。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更加明确的说法。 我也想介绍一个新的情况，在座的人有些可能还不太了解。在海外民运中也出现了“宪政左派”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如果说在过去三十年的海外民运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最近几年中开始活跃起来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希哲，是文革时著名的“李一哲”中的一个。2007年3月17日，王希哲在《民运的左翼与右翼（对洛衫矶中国社会民主党“二大”的致词）》中说：“一个人走路要左右两只脚。一个社会健康发展要左右两个轮子。左翼右翼，貌似对立，都是不可或缺的。政党与社会领袖的功能，就是一左一右地为社会前进把舵。不久前，社会民主党最接近的兄弟党中国工党，在香港开会，确定了他们党的性质，他们是‘维护士农工商军人及一切劳动群体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民主政党’，也就是说，他们确定了自己是一个左翼的党。今天社民党也开党代会，要通过党章，你们将怎样定位自己的性质，要开完会才知道，但有一种说法，叫‘顾名思义’。社会民主党，从产生于19世纪至今百年的主要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来看，从国凯主席历来的思想言论来看，社民党也应该是一个左翼的政党无疑。民主运动是有左翼和右翼的。就是对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政策，持从左的方向批评与从右的方向批评，两种。民主运动有共同的东西，他们都对共产党统治不满，反对共产党政治上的专制，反对它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政治意见，要求共产党开放宪政下的平等多元。但随着这共同要求的展开，各团体所代表的那些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就会决定他们可能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来对共产党开展批评。”民运左翼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新现象。 五、“宪政右派”的新分野。 在自由民主派或者说“宪政右派”中，最近出现了“零八宪章派”与“反零八宪章派”，“拥刘（晓波）派”和“反刘（晓波）派”的对立，这说明在宪政右派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革命派和宪政派的分野，这个对立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从九一三到四五：回顾与展望》，指出：如果拿当下的思想状况与三十多年前相比较，已经介于1971年“九一三”与1976年“四五”之间。“改革已死”的想法已经比较普遍，就好比“九一三”以后中国思想者与普通老百姓对于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四五运动还没有到来，说明群众还在观望、酝酿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契机形成新的“对内的”国民运动。用当代史来做文章，对于多数作者还有一定的障碍，所以现在流行的是拿晚清史来做文章，用晚清的革命派与立宪派来作隐喻。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上面，革命派和立宪派到底谁的作用大，现在还不好说。但是革命派的出现，以孙中山为例，他也是从改良派、维新派变过去的。康、梁刚刚出去的时候，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对于海内外华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保皇党、立宪派辩论不过同盟会、革命党，主要是由于清廷越来越不象话。他们说是搞新政，搞立宪，却越来越把权力集中到满清皇族手中。这使得立宪派的言论越来越得不到现实的支撑。革命派说你搞新政、宪政都是欺骗，都是变着法的给自己人争权夺利。立宪派在理论上说不过革命派，在实践中也变得越来越激进。秦晖最近写了一个文章，引了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宣传材料，其中提到：“大家把脸翻”，“小百姓一齐要动蛮”，“闹出天外天”，俨然与革命派一个腔调。立宪派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心态上与革命派已经没有多少区别。现在国内朋友的言谈中、海外文章中乃至在国内一些微博和博客文章中，不革命不行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厉害了。我们是看着它从最早的星星点点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这不是算术级数的增长，而是几何级数的增长。四五运动前夕的味道、清季的味道现在很浓厚。 我想说的是在宪政派中不要搞路线斗争，革命派也好，立宪派也好，自己做自己的事。搞路线斗争，矛头指向就错了。过去有一种革命的信仰，不信仰革命就是异教徒，就要革出教门。现在大家都知道，革命只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转型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首先要搞清楚，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要因势利导，手段是不能固定的，不能说这就是唯一的手段，用什么手段要看时势，时势造手段，时势造英雄。我觉得我们首先还要把目标说清楚，至于用什么手段，那是第二位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行情分析家，我们发现谈革命的势头正在急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