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喷嚏图卦20120226】看看人家,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分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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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陶文 :道歉:我是合肥市审计局职工陶文,由于教子无方,儿子陶汝坤给周岩及周岩一家造成的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表示深深地愧疚,并对广大网民深表歉意。我会竭尽全力为周岩治疗,陶汝坤已被关押,案件按司法程序在进行,我将接受法律判决,绝不回避我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吉四六 :周岩母亲介绍,关于网友们关心的为什么到现在才报出来。是因为事情发生之后,陶家一开始很配合的来陪着去医院看病。且承诺,说要管周岩10年20年。还要送她到韩国去整容。所以周家就相信了陶家的话。同时也为了女孩子的面子。没有把事情弄大。 在一开始的时候,除了警方和最亲近的人,周岩家人都没有跟她们的同学亲戚朋友说,周岩是因为有男孩子追她不到才把她烧伤的。只说不小心烧伤了。直到现在,陶家已经不管他们了,才不得已找媒体。周母哭着说,再顾孩子的面子,家里的面子,孩子就毁了。 @合肥警方 :【微发布】关于陶某伤害周某一案,警方对广大博友嫉恶如仇、同情受害者的心情完全理解。警方现就广大博友关注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蛋猪-小P :反转剧神马的最狗血了,转一下陶汝坤父亲在当地论坛的一个帖子,听听双方的声音才能了解真相。比起受害人母亲的语焉不详一味示弱,我更相信陶父,至少时间人物事件牵涉金额都说得很清楚,也不像是恃强凌弱的人。持续观望,如果这都是事实,我只能说女方家人扮猪吃老虎太无耻 http://t.cn/zO4euAU 【4】忽悠的原理和技巧 @破破的桥 :忽悠的原理和技巧——以对韩寒《求医》一文的分析为例。 http://t.cn/zO4dDox 本文非常长,但是阅读完本文,其它方韩战文章基本不用读了,所以还是值得的。它主要讲述了当前代笔质疑产生的原理,拆解方法,并解释了为何有人相信有人不信。 慕容雪村 :再转发一次。“很多知识分子纠结什么是正常质疑,什么是构陷。有事实,有分析,怎么不是正常质疑呢?其实当用到信息控制的手法,就已经不是求真,而是构陷了。”如果质疑者完全无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只是不断强调对自己的有利的,那就是构陷。 许多人会问:韩寒为什么不出来辩解?而我觉得,他已经辩解过了。你说他有代笔,他出示手稿。你说《求医》是假的,他拿出医疗卡。但每次辩解,都会引起更多的质疑,说什么你都不信,看什么都你觉得可疑,这还怎么辩解?一个人面对镜头不愿说话,不想说话,甚至乱说话,我都有过,也许不对,但很正常。 熊培云 :以赵鼎新的逻辑,为韩寒辩护就是不道德,就是要把中国拖向无尽的黑暗,那中国为什么还要律师行业?如此水准,真是连累芝加哥大学。胡适有云,“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赵教授百分之千肯定的口气,劝不同意见者从良,在他的学术词典里,“存疑”这个词是没有了的。 【5】“水军”营销 @李开复 :建议 @归真堂 不要再用虚假的微博转发来转移视线,攻击他人。我从没有转发下图的微博,也没有要求亚洲动物基金公开财务。我查了几位名博,他们也没有。用造假的微博来造势,只会适得其反。 @月光博客 : 早先 @归真堂 曾经用已经去世的新浪微博网友的帐号进行“水军”营销,现在又伪造别人发言混淆试听,归真堂的道德水准令人质疑 【6】江苏邳州商人承认2.2亿元“汉代玉凳”由其组装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做旧处理,哪个朝代的都能做,时间大概需要半个月。” 【7】看看人家,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分得很清楚! @圆排骨 :看到网友议论司马南儿子在波士顿留学的事。这个事应该不是什么秘密。 他的儿子在波士顿好几年了, 在校园内外都很活跃。 很多人都知道。 司马南前不久还去看望过他的儿子,父子之情,很正常的事。 这是司马南儿子的住处。   司马南先生儿子在美国波士顿留学,好几年了,他一直不说。 高级干部不说, 是害怕。司马南不说,则是伟大的谦虚。父亲去看望爱子,天经地义。 但是, 司马南高风亮节,儿子在美国幸福生活的照片贴出来了,还是不说~~~~~   @变态辣椒2012 :最愚蠢的五毛就是被司马南这种贱人忽悠得真恨美国的,你们太2了,看看人家,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分得很清楚! 【8】五毛真卖国 @张农01 :【五毛真卖国】金熙德,中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多次参加cctv、人民网、新华网访谈,以痛骂汉奸卖国贼为己任,极受脑残热捧,文章也被左翼网站、杂志连篇累牍的刊登。去年,因为向日、韩出卖情报被判处14年徒刑。靠,五毛原来假爱国! 【9】“愤怒的小鸟”计划在上海建主题公园 芬兰Rovio公司的首席市场官的皮特•韦斯特巴卡2月24日透露,“愤怒的小鸟”希望在上海开一家主题门店,并计划今年在上海建立一个以游戏为主题的公园,公园的选择尚未确定。目前在上海已有一个“小鸟门店”,但还未正式营业。 【10】在我眼中竟然幻成了上市公司报表粉饰 @马靖昊说会计 :在网上看到云峰基金那个美女主席李颖前后对比的两张照片,在我眼中竟然幻成了上市公司报表粉饰。。。 【11】 新孙悟空为马季相声搞笑音配像 http://t.cn/zO4py53 【12】china 【13】巴基斯坦开始拆除本-拉登最后藏身院落 法新社援引巴基斯坦警方和目击者的消息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5日开始拆除位于该国阿伯塔巴德市的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最后藏匿院落。目击者称,两辆推土机实施拆除作业,执行拆除工作的是安全部队。去年5月,本-拉登死于美军的一次突袭行动。 【14】美国受伤老人爬行2分钟无人帮助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86岁的二战老兵布兰特利在底特律的一个加油站被一个男子袭击,车也被开走,老人腿部受伤,用了2分钟爬到窗口才获助。监控显示加油站里车来车往,期间至少4个人从他身边走过。老人事后说道:“我觉得自己就像不存在一样。” http://t.cn/zObzTu5 【15】查韦斯在古巴接受手术前体检 法新社报道,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25日在哈瓦纳机场迎接前来进行癌症治疗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古巴官方声明称,查韦斯25日进行了体检,他将按计划切除盆腔中的病灶。报道称,查韦斯癌症复发使他10月的连任竞选陷入各方质疑。查韦斯正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 @老榕 :查韦斯原来切除癌症的部位,竟然很快又长出了癌。昨天,他前往古巴首都哈瓦那,下周将再接受癌症手术。日前,查韦斯发表电视直播讲话,讲话中他敲着桌子大喊:“我会活着!我会活着!”,并不时唱歌大笑。另外,查韦斯这次出国治疗并未移交权力。 — 他是不是有点儿疯掉了? 【16】我崇拜秦始皇 最恨胡适 @石华宁 :我崇拜秦始皇,我为慈禧翻案,我热爱亲民领袖朱元璋,佩服康熙是科技英才,敬仰汉武帝奠定我大汉疆土文化,我把李世民看成是伟大的政治家。我最恨胡适,把洋奴哲学灌输进中国人意识里。我恨鲁迅,让年轻人都崇尚叛逆。蒋介石丢了大半疆土,是近代第一大罪人。毛泽东带领中国挺立世界,是第一大英雄。 @周天勇 :今天我从微薄上截选了一个网友发的图表,看了叶帅细数的这些数据,非常难过,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不能回到文化大革命去了,那是一场灾难和悲剧,再也不能往走回,我们需要坚决推进改革开放,往前走,建设一个民主和法制的现代国家。 @北京兵人 :我以为这个数字出台较晚,且出自权威机构,而非某领导人,更可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 【17】他人即地狱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大概:纳德(佩曼·莫阿迪 Peyman Moadi 饰)与西敏(蕾拉哈塔米 Leila Hatami 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女儿叫特梅(萨日娜·法哈蒂 Sarina Farhadi 饰)。西敏希望一家三口移居国外,但是纳德坚决反对,原因是纳德的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需要照顾。两人为此对薄公堂,准备离婚,但是法院驳回了她的请求。西敏赌气回了娘家。西敏走后,纳德分身乏术,聘请了一位护工瑞茨(萨瑞·巴亚特 Sareh Bayat 饰)照顾父亲。但是,父亲如厕问题始终困扰瑞茨,依《古兰经》教义,她感到禁忌重重。瑞茨的女儿陪伴在她左右,也令她分神。几个回合下来,纳德某次回家发现,父亲被绑在床上,出离愤怒的他推倒了瑞茨。没想到怀孕的瑞茨竟然流产,瑞茨丈夫怒不可遏将纳德告上了法庭,他们各执一词,然而真相却出人意料……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对某国人士说:虽然伊朗的审查制度以严苛闻名全球,但在这样的限制下还能拍摄出一部如此打动人心的作品。 【兲朝电影局新政:要求优惠票价不低于正价七成】 电影局出台新政,要求会员票、团体票、团购票等优惠票价格不得低于正价七成。 【18】飞行婴儿 美国摄影师瑞秋-胡林最近以她6个月的儿子亨利为主角创作了这组“飞行婴儿”图片。胡林对时代周刊称:“当我们举起他时,他非常快乐。我当时想,如果我给他拍照,把成人去掉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胡林给其儿子拍照,随后PS掉了支持亨利的手,这使得图片拥有一种别样的可爱效果。 【19】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纳兰容若 ( @迷上古诗词 ) 【20】只要家庭存在,我们的灵魂就有坚强的支点,我们走进狂风暴雨,走向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条可以回头的路在身后,把我们从流浪的荒野引向温暖的炉火。 ——俞敏洪 http://t.cn/zO4rngR ( @喷嚏意图 ) 【21】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思维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 ——卢梭 http://t.cn/zO4BEMr   ( @喷嚏意图 ) @茅于轼 :改革前因政治原因死亡大约是五千万,包括打仗死的,饿死的,斗地主死的,镇压反革命死的,搞运动自杀的,两派群众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因政治原因关监狱瘐死的。五千万相当于打了一次世界大战。但是这期间并没有外国兵侵入我国土地,纯粹是内斗搞死的。巨大的死亡是谁的责任不能不搞清楚。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8315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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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赵鼎新:论方韩之争

  最近,因“打假斗士”方舟子指责韩寒作品有他人代笔,引发了方舟子阵营和韩寒阵营之间的一场大论战。我也因为以下原因而关心起这一事件。   第一,方舟子打假的成就主要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他这次却闯入了真伪判断比较困难的文学领域。况且,韩寒成名已久,关注、追捧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不计其数,他们读过韩寒的东西,与韩寒也多有接触。如果韩寒作品大多数是他人写的,并且他的确如方阵营人士所说的是个草包的话,俗话说文如其人,按常理那些接触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总是应该有所怀疑才是,但是我们却从未听到他們发出怀疑的声音。基于这些考虑,我的第一反应是方舟子这次很可能走入了误区,认为方韩之争会成为方的滑铁卢,因此就产生了观察的兴趣。   第二,方舟子打假,以往的命中率是很高的。如果这次再被他命中,如果韩寒真如其所言是被假造出来的,将会有什么后果?如果韩寒是假造的,恐怕这可称得上中国文坛史第一丑闻了。因为它不仅反映出韩寒和他背后操纵者的诡诈,而且反映了那些追捧过韩寒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严重缺乏常识甚至腐败。正是他们把韩寒捧到了“当代鲁迅”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方韩之争把大量追捧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也放到了天平上。   第三,方韩之争持续发酵,引得无数网友、知识分子、媒体人参加,是一场规模巨大的论战。此前也有类似的公共论战,如汪晖抄袭门,但此事与汪晖抄袭门有很大不同。汪晖抄袭门的讨论从头到底由意识形态主导。在该事件中我是连一句评论都不敢发的,因为不管你怎么说,你都马上会被定成倒汪派或挺汪派,并进而被划入中国语境下的自由派或左派,这对培养成熟的“公共空间”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方韩之争中大家关心的主要是真假问题,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这就增加了讲道理的空间。我因此也想从这次方韩大战一窥我们公共讨论的质量与公共空间的建设问题。   本以为,这场争论也许不会有胜利的一方。但是只要凭事实讲道理,争论各方就会从中学习,对问题会有更深的认识,甚至学会对他人观点的尊重。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支持韩寒的一方包括韩本人的表现极其令人失望,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在一些基本常识和是非问题上反应麻木,整个论战就像是鸡鸭对话。这就引起笔者想说几句话的欲望。   方韩之争的重要性   方韩之争开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该事件的性质和重要性发表了不少观点。我在这里针对某些比较具有影响的的观点加以点评。   有人说,代笔与抄袭不同,古今中外都有不少代笔的做法,韩寒作品即使有人代笔也不是一件性质严重的事件,不值得大作文章。还有法学教授写文章说:“代笔本属于著作权的私权范畴,只要著作权人自己没有发生分歧,外界无权置喙。”该教授因此指责方阵营人士“不尊重私权”。我的看法是:代笔问题的严重性多大完全取決于以下两个环节。首先,代笔人与署名作者之间有没有一个成年人之间的契约性首肯。第二,一旦当人们知道了署名作者的一些作品是由他人代笔时,这一真相能在多大程度上毁坏署名作者的地位。一般来说,代笔作品在署名作者所获得的地位和利益中所起的作用越关键,署名作者就越不敢把作品的真正作者公布于众,代笔也就越接近于欺骗。   有了这两个准则后,方韩之争的性质就清楚了。假如韩寒未成年时的作品的确是由一位成年人代笔的话,这里不仅仅有韩寒和那一位成年人在对社会共同进行欺诈的问题,而且还有这位成年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个尚未成年、不能做出成熟判断的韩寒的问题。倘若如此,那位成年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目前有人推断这位背后的成年人就是韩寒的父亲,于是接着就有人用大人为小孩做作业为类比来为韩寒开脱。然而,为小孩做作业与为小孩写小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韩寒的作品出版后马上给他带来了荣誉、地位和金钱。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出于一位少年之手。韩寒头上的著名作家、现代鲁迅、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等等光环其实都是少年天才光环的延伸。方阵营中有人说韩寒应该回归他赛车手的身份。但是,如果没有少年天才光环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韩寒会有步入赛车手生涯的物质基础吗?难道我们不知道一个家境普通、七门课不及格的中学生在当今中国最有可能的结局是什么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寒的早期作品到底是谁写的,或者说韩寒在这问题上是否有严重欺诈行为,就成了方韩之争的关键。方舟子紧抓不放,韩寒又发誓赌咒,又出示文稿,又告上法庭,个中原因即在此。   有人抱怨方韩之争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使得更应该讨论的问题,比如吴英的死刑宣判、官员贪污腐败、弱势群体利益等等问题都被忽略了。这个观点我也不能同意。吴英问题很重要。官员贪污腐败和弱势群体利益问题更要关心。但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家仅能容得下几个议题吗?我们不是在追求多元化吗?多元化的关键之一就是社会议题的多元化。笔者认为方韩之争很重要,因为它的核心是道德和诚信。没有道德与诚信,何谈治国平天下?更何况,如果韩寒早期的作品的确是他人代笔的,那就是在利用“少年天才”这一卖点来愚弄和欺骗读者并从中渔利。这和“三鹿奶粉”事件的本质是一样的,而读者群体也是可以以买了假货受骗为理由对韩寒进行集体诉讼的。当然,不少人是很自私的:三鹿奶粉吃了会生病,因此个个义愤填膺;假作品吃不死人,管他呢!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今天能容忍写作上的欺诈行为,明天就会为了某种便利自己加入欺诈行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只配生活在一个充斥劣质产品的社会中。   不久前,网上发表了署名为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不少知识分子摩拳擦掌准备展开辩论。这些人士认为方韩之争使得一个更值得讨论的问题被边缘化了。这我也不能同意。持有这一观点的知识分子缺乏的是如下常识:人文领域文章的力量和重要性往往不在文章本身的观点,而在于这些观点是以什么方式表述的,以及是谁说的和在什么时候说的。“韩三篇”观点混乱、逻辑不清、表述浅薄,从文章质量来看它是不值得给予任何重视和评论的。“韩三篇”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署名作者韩寒是一个著名作家,是一个曾经对时政不断加以抨击的意见领袖。这样身份的作者的言论总是有讨论价值的,更何况这一作者思想突然趋于保守?背后的原因的确有很大的探讨价值。问题是,韩寒是不是“韩三篇”的真正作者?韩寒是不是他以前所发表的那些抨击时政的博文的作者?如果“韩三篇”的真正作者另有他人,甚至是一个有某种背景的人士,讨论“韩三篇”还有意义吗?“韩三篇”之所以讨论不起来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方韩之争的特色:常识加逻辑与奇迹加信仰之间的争斗   首先必须指出这次方韩之争中方阵营的特殊性。以前方舟子与他人论战时,他往往是论战一方的绝对领袖,而“方粉”则积极摇旗呐喊,领袖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每次论战的特色。而这次,方阵营中不断有其他人士加入,这些人在其它议题上很可能会站在方舟子的对立面,他们的价值观和知识构成也与方舟子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加入方阵营只不过是因为关注了韩寒的作品后得出了与方舟子相近的判断。他们的加入丰富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方韩之争的性质。所以,本文所指的方阵营并不是一个“方粉”集团,而是一个以方舟子品牌为平台的松散倒韩联盟。由于是个松散联盟,方阵营所发表的观点和提供的证据始终是参差不齐。但是,在反复看了韩寒的一些文字和采访视频后,我认为方阵营的以下几点质疑由于证据比较确凿再加上符合常理,放在一起看对韩寒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1)韩寒父亲的文章说“韩寒写文章的潜能,其实也是在初二时发现的”,并说此后他给韩寒在县图书馆办了一个证,在那 里,韩寒“接触到众多的少儿报刊”。韩寒的《三重门》是在高一写的。《三重门》中涉及的政治、历史、文学知识无数,直接引用的文本数量非常浩大,其中有些书籍的内容非常晦涩。如果韩寒是一个初二还在接触少儿报刊的小孩,怎么可能在一兩年之间突然读起来了(并且读懂了)这么多书籍,并且能大量和自如地引用其中的典故?   2)韩寒公布了《三重门》手稿,并坚称这是他的初稿也是最后一稿。但是,韩寒所展示的手稿十分干净,修改极少。于是方阵营就有人说,任何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很难从头到底不经修改就写出来的,韩寒分明是誊写了别人已经写完的稿件。   3)《三重门》明显具有文革和八十年代的话语、场景和思维方式。话语和场景,特别是思维方式是很难从书本中学来的。况且,一本写九十年代末高中生的小说也完全没有必要大量运用文革时代的话语和思维方式。(这一论点的逻辑可用如下例子说明:即使是在七岁就写下“咏鹅”佳句的天才骆宾王,也绝不可能以他的生活经历在七岁时去写“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样的词句。这一论点的逻辑非常强大,韩阵营人士至今都采取了回避态度。 )   4)作为《三重门》作者的韩寒拥有大量知识,但是视频访谈中的韩寒却是无知得可爱。比如,韩寒书中用了大量的党史和文革知识,但是他平时讲话中却能把姚文元和延安整风联系起来。他书中熟练运用了《红楼梦》中的典故,但是他却在镜头前坦承没有看过《红楼梦》。他成名作叫《三重门》,但却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他忘了书名的意思。他在另一次访谈中说他并不懂儒学和什么学什么家的,但《三重门》却熟练地引用了老子、庄子和荀子的文字。总之,从有关韩寒的视频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热衷谈论赛车和女人等事的青年,而完全不是一个具有大量阅读经历的文学家和一个对时政有自己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5)韩寒对方阵营质疑的反应很不正常。到目前为止,韩寒对于方阵营提出的关键性质疑,要不就是回避,要不就是回应前后矛盾。大家所看到的韩寒的回应方式更多的是辱骂、发毒誓、两千万元的悬赏、展手稿、挑拨离间、上法院,完全看不出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天才青年的内涵。方阵营中更有人说,如果韩寒确是一个旷世奇才的话,在这么多人对他开始怀疑的情況下,他应该选择与方舟子进行辩论,或者在有方舟子在场的情况下作一篇命题文章和回答几个问题来展示一下才华。但是,韩寒不用最为简单有效的手段来正面回应方阵营的质疑,这是非常令人奇怪的。   在论战中,方阵营的人也许逐渐认识到,除非韩阵营中有核心人士出来揭露内幕,通过考证他们是得不到铁板钉钉式的证据的。因此,他们就不自觉地运用了归谬法 (reduction to absurdity) 来诉诸人们的常识。比如上面第一点,读过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少年在一年多时间是看不完《三重门》中出现的那些书的,并且其中很多书也是一个少年既不会感兴趣也看不懂的。这一点质疑与一般人的常识十分相符。我自己这辈子就没有接触到过一个能与《三重门》作者的读书能力相比的人。当然,别人不行不等于韩寒不行,他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天才。国人相信天才的存在就像义和团相信刀枪不入的神术一样,因此中国各路天才比较多,尽管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是西方人。好吧,就让我们假设这世界的确存在天才并且韩寒就是天才。在这一假设下,我们就会得出“在读书能力、理解能力和对人生的洞察力方面,韩寒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天才”这样的结论。因为,至少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除了韩寒外,我们似乎再没有听说过第二个在短期内看了这么多著作,阅历和思维方式那么早熟,并写出了一部二十万字的、一稿定型的长篇小说的少年了吧?按这个逻辑推下去,中国出现韩寒这样一个天才的概率(连死去的带现在还活着的中国人加在一起)至少要小于十几亿分之一。   鉴于篇幅所限,我就不对方阵营五点中的每一点作出分析。总之,以上一、二、三点的内在逻辑是:如果韩寒是天才的话,这样级别的天才出现的概率是极小、极小、极小的。而四、五点的逻辑则是:如果韩寒的确是个旷世奇才的话,那么四、五两点是不会成立的,但是它们竟然都成立了,那么结论就只能是韩寒不但不可能是天才,而且还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可能是骗子。方阵营的有效推论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逻辑学上的归谬法。笔者想过许多方法试图驳倒方阵营的这些有效证据,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当我想要驳倒以上五点中的前三点时,我必须通过各种证据和方法把韩寒推崇为一个从少年开始就是在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知识和逻辑能力样样超群的天才,但是当我想要驳倒方阵营的第四和第五点时,我又必须要强调韩寒是个平常的人、一个普通的八十年代青年、一个读书前看后忘和说话颠三倒四的人。我把韩寒想成任何一种人都无法全面面对方阵营的核心证据。我碰到的问题也是韩阵营人士所碰到的问题。   现在来分析一下韩阵营在这次方韩之争中的表现。这儿所说的韩阵营主要包括韩粉,发表过有利于韩寒观点的人,以及一些曾经追捧过韩寒并且继续明确或是实质上支持韩寒的一些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也是一个松散的群体。   对于方阵营的质疑,韩阵营的回应手段也可以总结为两个词,即奇迹加信仰。在支持韩寒的文章中有几篇文章体现了一定水准。其中一篇说只要样本量大到一定程度(就是人数多到一定程度),类似韩寒这样的天才是有可能出现的,另一篇则是用老舍手稿的整洁程度来说明至少有作家还是有能力写出非常整洁的手稿的。言下之意,奇迹如果能够发生在老舍身上,那也就能发生在韩寒身上。这两个论点在逻辑上都是成立的。这两篇文章的最大问题是:方阵营的核心推理逻辑并不是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原理,而是归谬法。这两篇文章没有回答方阵营所提出的第三点以及他们提出的第四、五两个疑点。关于方阵营所提出的第四个疑点中的一小部分,即韩寒在访谈中甚至不能说出自己小说书名《三重门》的意思,韩寒辩解说他是不愿意回答,因为现场氛围充满恶意。为此我专门把整个视频再看了一遍。我发觉,在节目的后来阶段,韩寒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气氛的确是有问题,但是在节目主持人问韩寒这一问题时,当时的气氛是相当友好的。   刚才讨论过的两篇支持韩寒的文章都直接向方阵营的核心论点展开了反击,而且他们都采取了讲道理的方式。在韩阵营中,这样的文章非常少。韩阵营甚至有人搞政治正确,这种做法令我感到非常不安。比如,网上有一篇我认为是方阵营中出现的立论最为清晰的文章之一,但是其作者却因为他曾经的异见人士身份而被一些韩粉质疑和辱骂。这篇文章又不是在讲什么政治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把作者的政治观点扯进来呢?当然,这并不是一部分韩粉才有的问题,而是国人的通病。去年司马南在网上指责于建嵘在山东滕州市青年田某“因为强拆自焚”事件上有严重歪曲事实和造谣的嫌疑。我看了之后觉得,如果于建嵘真能把事情说得那么离谱而社会又没有反制的话,那也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分别找了三个人想了解一下真实情况。沒想到,他们三人回答的核心就是:司马南是五毛,相信他做什么?   我们中国人喜欢赋予自己的言行以一种无上的道德感,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我们中国人喜欢把观点等同于人品,并且不知道人品要比观点更重要;我们中国人只喜欢、并只能听懂和相信自己想听的故事;我们中国人往往因为相信自己和同仁目标的正义性而漠视、容忍甚至是理解和保护自己和自己同仁手段的不正当性。正因为如此,在当前中国这样一个失范的国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环保主义、左派、关心弱势群体等等一股脑儿都有可能成为流氓和骗子寻租的大舞台(而不仅仅是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避难所”)。如果韩寒这一品牌真是假造的话,他不就是具有以上弱点的人追捧出来的吗?   韩阵营的其它观点都有以下两个特点:1)他们都回避方阵营对韩寒的一些关键性质疑,2)他们都把韩寒作家身份的真实性作为自己的信仰或者是分析问题的出发点。除了铁杆韩粉外,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对铁杆韩粉来说,韩寒就是崇拜的偶像,是他们的宗教。我除了对韩粉大规模地用脏话骂人很有异议外(少数方阵营人士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真诚信仰我完全理解并且尊重。但媒体人和不少知识分子怎么会和铁杆韩粉的立场如此一致的呢?回答这问题前我们先来听听一些知识分子自己的声音吧:   “无法想象写作这样能够获得巨大快乐的事要交给别人去做。” “我相信我对文字的感觉 …。我的确信现在又多了一个理由——现在韩寒都被众多好事者翻个了底朝天了,依然没有任何靠谱的证据证明韩寒有代笔。”“所有我们至今看到的所谓方韩混战中的证据,无一例外的全部是无效证据!用无效证据指责人,野蛮啊!”但是这三个评论者都回避了方阵营的关键性质疑。   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士在回避方阵营的关键性质疑的同时对方舟子的所作所为乃至人品进行了攻击。有人说:“若说真伪,值得质疑的可不止他(指韩寒),从领导到各种星都值得质疑。偏盘问他?”“所谓代笔大战,最让我震惊的不是公然构陷,而是构陷者的大义凛然和极度道德自恋,与罗伯斯庇尔如出一辙。”对于这类言论,我想指出:以往被方舟子质疑的人物中不少还是有一定权势的。更重要的是,虽然社会上许多人都值得质疑,但是作为方舟子个人来说他想质疑谁就质疑谁,这是他的自由。如果方舟子当上了国家首脑,那也许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方舟子仅仅是一个“打假斗士”,不是集权国家的首脑。再说就证据看,他对韩寒的质疑至少不是什么公然构陷。   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这次不能就事论事呢?原因很多。曾经捧过韩寒而难改口,在发表意见之前沒仔细作过研究,内心善良加轻信,不喜欢方舟子,不一而足。但是,我看信力建先生一番直率的言论大概是道出了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内心的担忧:“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这话是过头了,但里面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南方报系和大量的知识分子多年追捧着韩寒,他们与韩寒的渊源较深,韩寒如果陨落的确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儿,我谈一谈近日来我研究方韩两阵营的观点以及韩寒的早期作品和视频采访资料的历程。方韩之争发生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开始关心此事,开始时没有预设立场,只是好奇。后来发觉方阵营加入了不少独立人士,而且有些论点非常言之成理,于是我就开始考察韩寒早期的作品和以前采访韩寒的视频资料。起初,我的一个很大动机就是想看看方阵营的主要论点是否站得住脚。我的学者习惯使我对听上去合理的观点有一种出于本能的质疑心态,虽然我的质疑在调查之后也经常被自我否定。这一次,在我反复研究韩寒的早期作品和采访资料后,我不但没能找出一套能有效反驳方阵营核心观点的方法和证据,而且还发觉方阵营的核心论点和证据是非常站得住脚的。   我并不想把自已的结论强加于任何人。但在文章结尾,我想以朋友的身份恳求那些已经公开站在韩阵营一方的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能和我一样抛开成见、诉诸常识,认真去研究一下韩寒的早期作品和采访视频。我相信,只要韩寒早期的主要作品真是他自己写的,你们就一定能找出令人信服的能直接驳倒方阵营核心观点的证据的。如果你们也和我一样最后发觉方阵营的核心论点是合理的话,那就应该慎重了。你们多年来在中国的公民社会成长、法制建设、环境保护和弱势群体保护等等方面都有过重大贡献。方阵营之所以能在网上对你们进行犀利的抨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你们多年来打造“公共空间”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方阵营人员的构成在不断变化。方阵营早已不限于方舟子和他的粉丝了。网上越来越激烈批判你们的人中,许多人都曾经是南方报系的报纸和杂志的忠实读者。这些人都受到过你们的“启蒙”。因此,一篇如《“差生”韩寒:用十年的时间证明自己》这样的长文不但不能搪塞他们,反而会使他们感到被侮辱,继而愤起从文章中找出一大堆问题使你们难堪。方阵营自认为通过推理已经把“韩寒早期的主要作品由他人代笔”这一命题的可能性证明到了99.999…%,所以你们的如下逻辑 – 如果不能百分之百证明韩寒早期的作品由他人代笔,那你们就是在诬陷韩寒 – 在他们看来是强盗逻辑。方阵营的信心还建立在拥有韩寒这一忠实盟友这一点上。韩寒不但不敢接受质疑者的要求以在公开场合展示一下才华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且说话不断前后矛盾,每每在不经意间发表如下思路不清、语法欠通、行文幼稚的文字给方阵营取乐给你们出丑:   石老师,我是韩寒,借用我爸爸的微博登陆一下。感谢你公正的态度,因为一个公共打假人物如果要确定一个作家有代笔必须要有证据,这是重大指控。而且从世界的共识上,如果方舟子没有证据,却提出和确认这个指控,而所有作家都是无法自证的。这其实从刚开始就剥夺了写作者的言论自由,因为无法辩解。所以在全现今世界范围内都不会有这样的指控存在。谢谢,新年快乐。   笔者认为,在方韩之争中表述的观点曾经有些误区也不是什么大事。谁又能事事正确呢?但是,如果站在韩阵营的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知道出了问题后还坚持下去,手中的道德资源可能就会在方韩之争中消耗殆尽。这是非常不值得的。信力建先生的话做些修改后可作为本文的结尾: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进行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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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进入专题 : 天命观 政绩合法性    ● 赵鼎新 ( 进入专栏 )       摘要:文章探讨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绩合法性。作者认为,这一概念不仅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模式,还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政绩合法性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它承载着具体的承诺,而一旦做出的承诺没有兑现,政治危机将接踵而至。当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权主要基于其政绩时,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因为现代政体往往并非以稳定为目标,而是注重发展,并且会做出过多的承诺。因此,尽管当前的中国政府做出大量努力以改善政绩,增强其合法性,但除非它建立起以法治选举为基础的合法性,否则当中国经济放缓时,它仍将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关键词:“天命观”;政绩合法性;和谐社会;政体          一、引言?          本文将探讨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绩合法性。这一概念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方面,也是马克斯·韦伯在其“支配理论”提出初期所忽略的一个方面。这一概念不仅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模式,还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     当面临来自国家的高压强制时,人民通常会选择服从。然而,这种服从往往意味着要付出因监视、抵抗以及效率低下所带来的高昂成本。为了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进行真正的合作,政权的合法性应该同时被两者所认同。学者们已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政权合法性进行了研究。首先是从人民的角度来分析政权的合法性。李普赛特指出,合法性“包括一套制度国家有能力激发和保持民众的信任,使民众相信现行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当前社会的”(Lipset,1981)。林兹将合法性定义为“尽管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败之处,但它仍然优于可能建立的其他制度,因此应当得到民众的服从”(Linz,1988:65)。弗雷德里希则认为,合法性是“共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涉及统治的权利或者统治的名义”(Friedrich,1963:233)。从这一角度研究的政权合法性显示出一个国家建立共识信念的能力。然而,从一个更具批判性的角度来看,这些信念本身也仅仅是一些虚假意识的产物。相应地,批判理论家从两个方面来研究政权合法性:一个政治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对于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愿景(Habermas,1975,1984;Offe,1973)。批评理论家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分析非常精辟,但同时,此类分析也往往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并且傲慢自大,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难以被证实,在某些情况下更是犯了幼稚的错误。本文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探究将会从第一方面,即人民的角度而展开。?     拉丁语legitimus一词意为合法的、以法为依据。这一概念与中国律法大相径庭。在古代中国,律法仅仅是“执行朝廷旨意的工具,并不是政权存在的合法依据”(Schram,1987)。斯图尔特·R.施拉姆强烈建议,在讨论古代中国政府权力的本质时,应该使用“基础”一词而不是“合法性”。尽管施拉姆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仍将采用“合法性”而不是“基础”一词,理由有三。首先,由韦伯及其后继者所提出的“合法性”一词,其现代用法有了更广泛的外延,超出了“统治者的合法权利”这一最初内涵。其次,施拉姆同样也提出,尽管法律不是古代中国政府的基础,但诸如君权神授(真命天子),合法的王位继承者(正统),以及统治者正当的行为等构成了古代中国政治理论的内核,同时这些原则属于现代意义上政权合法性的范畴。第三,在近期的学术研究中,当源自欧洲的观念被用来分析其他文化环境中的社会现象时,几乎都会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因此,一些新的本土化的观念和新颖的阐述方式得到了认可。尽管上述批评和做法有时会导致某些不同的见解,但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的方式可能更不可取。就合法性这一概念而言,我认为,我们应该采用它,而不是将其舍弃。?     在韦伯提出这一概念之后,合法性成了社会学和政治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Blau,1963;Connolly,1984;Eckstein&Gurr,1975;Huntington,1991;Linz,1988;Schaar,1981)。韦伯认为,习惯、热爱与理性选择是人类服从的三个基础。相应地,他提出国家政权基础的合法性有三个理想型方面:当人民认为一个政权的权利是继承性的或者永恒存在的,该政权便拥有了传统的合法性。当人民认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因某种神秘经历或人格魅力而具有非凡特质,该政权便拥有了克里斯玛(魅力型)合法性。最后,当一个政权的权利来源于一套对社会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的司法和管理原则时,该政权便拥有了法理合理性(Bendix,1962;Weber,1978)。针对这一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分类,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些修正以便于实证分析。首先,我用意识形态合法性代替传统合法性,以此来涵盖任何基于价值观之上的国家政权的正当性。其次,将克里斯玛合法性从政权合法性的理想类型中略去。〖JP2〗虽然克里斯玛合法性非常重要,但它只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种极端形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将政绩合法性列为政权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方面。总的来说,法治选举、意识形态和政绩是经我修改后的政权合法性的三个?来源。?     当一个政权将法律作为全体社会群体,包括国家精英的约束原则,以及高层领导是通过定期选举而产生时,这个政权则是构建在法治选举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指的是一个政权统治权利的合法性来自于某种价值体系,诸如传统、宗教、政治理念。政绩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权统治权利的合法性来自于该政权经济绩效和/或者道德功绩以及捍卫领土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并不是纯粹的分类,而是不纯粹的理论构建。一个政权绝不可能凭借单一的合法性来确保其生存。不过,在某个特定时期,一个国家往往存在一种主导性的合法性,来决定该政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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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

  赵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其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2011年初,于建嵘、薛蛮子等人在新浪微博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网络行动。这场微博打拐吸引了上百万网友参与街拍,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由于国家与民间社会力量空前默契的配合,推动了官方救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展现了微博网友强大的“反向议程设置”能力。   微博打拐”活动标志着公民行动从网络围观推进到了网络参与阶段,给“网络倒逼改革”愿景带来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且自然演变为“随手拍照解救相关部门”,将社会监督的目光从街头民间推进到公权力与垄断机构。随后涌现的多起针对微博行动,都可以在网络时代行动参与的框架下得到解读。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赵鼎新教授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变化的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应对民众诉求的方式与方法,而最为关键,则是政府要增强其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在现阶段,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已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手段,当然,民粹主义情绪也值得关注、警觉。而在未来,发展经济、致力社会公正特别是程序公平、重建福利国家、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诉求的活动等等都是应有选项。   主动型表达成为中国社会新动向   时代周报:你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事件层出不穷,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   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1992-2002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可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地区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农民的税收问题、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   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众表达意愿、维权现象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地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是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明显。   而在新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主动型的意见表达和公共参与日益增多。   特别是随着这几年网络、手机特别是“微博”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公共参与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譬如,最近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其他的一些诸如维权运动、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NGO的活动可能会增多。比方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专门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群体事件持续频繁发生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因此,无组织群体事件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时代周报: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100年时间且不可逆转。对此,你怎么看?   赵鼎新: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能比。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上和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国所不能比的。   当下中国的诉求表达,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诉求表达面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诉求表达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当然,中国集体诉求事件解决特色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库的充足作为背景。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好,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没有制度化。你拥有1000万元,富吗?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就不值钱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不可小视。毕竟人人还是有些“正义感”的。   微博并非必然是“良药”   时代周报:最近这几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特别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后演化成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是如此目前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你看来,这种方式的公众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吗?   赵鼎新:公众参与无可厚非,根本不能说哪种公众参与好,哪种公众参与坏,这是他们的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已经走向多元化,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微博等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   但网络也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谣言传播的温床。   警察打人拍照上微博,可能会被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年微博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但是,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   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总体说来,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促进政府的执政思考力。在目前情况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但是,它并不能让社会矛盾走向良性化。   还有我想指出: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时代周报:从网络的影响看,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抗争中民粹主义有抬头的倾向,一是知识分子似乎也分化得厉害?   赵鼎新: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被称之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   但另一方面,比如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很多人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过大,而绩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太低—因为美国左派势力太弱,老百姓不会闹。咱们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得好,不但是中央的领导正确,而且是咱们的老百姓会折腾,每个人想发财得厉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厉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就麻烦了。好在现在崩掉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两点:第一,经济发展势头好,一俊遮百丑。第二,知识分子分化得厉害。   对于知识分子分化,我们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首先,知识分子堕落肯定会影响社会的风气,毕竟他们被看做是社会的良心。但是,分化也有好处。知识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没有大型的意识形态,老百姓也不相信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动乱就难以发生。   制度化解决矛盾是长远之道   时代周报:如你所说,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经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从它们那里借鉴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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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赵鼎新: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

本文已更新为 记者 严友良 博客 发布之访谈原始版本,刊发时有删节     从十几岁开始,赵鼎新就显得格外“另类”,爱读书的他,成天思考的,且全是一些超出其年龄的“古怪”问题。如今,作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赵鼎新在学术研究上突出成果,尤其在社会运动与社会治理的研究中。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抗争运动日益增多的现状,赵鼎新教授对其历史和未来走向都有着清醒的把握。在他看来,影响中国社会抗争运动的变化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处理社会抗争的方式与方法,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将社会抗争引入体制 制度框架加以解决的能力。赵鼎新指出,相比较于目前“给钱”处理社会抗争的方式, 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 三十年中国社会抗争的变化   时代周报: 您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抗争事件层出不穷。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发生的那种大规模政治动乱也离我们相去不远。”那么, 80 年代的中国社会抗争是怎样的? 赵鼎新: 总体上, 80 年代社会抗争运动主要是由文革和极左时代的后遗症导致。当时的中国社会抗争有几个特点:一是 大规模 ,二是 政治化 的,三是 针对中央 的比较多。首先,整个 80 年代基本上都是大规模的,当然这样说并非不承认也存在一些小规模的。譬如当时知识青年就近 2000 万人,这么多的人一下都要回城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场景,更何况还有不少的老干部也被文革耽误送到了下乡。 其次,当时的社会抗争运动政治化倾向明显。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比较统一,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承认文革是极左路线和结果和中国的一场灾难,并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这个事情就是党内当时也有共识,邓小平就指出,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美国这种社会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整个社会于是就对“强国家”有巨大的反感——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反感其实也是知识分子在反感自己,因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在追求“强国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够拯救中国。这种情况下,社会抗争运动很容易就打上政治化的烙印。 最后,社会运动针对中央也很容易理解,毕竟文革动乱、知识青年下乡这些政策,包括后来的因为实施价格“双轨制”而带来的“官倒”,都是中央政策实施的后果。 时代周报: 90 年代之后的情况呢,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 在我看来,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先是当时的“自由派”力量走向式微。 92 年邓小平南巡后,党内的“左派”力量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试想一下, 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 1992-2002 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站在今天的视角,我对 90 年代初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的全面式微表示遗憾。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制约和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可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地区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体制衰败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农民的税收问题、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 90 年代后期,抗争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和 80 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是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社会抗争的 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 的趋势明显。这一时期的社会抗争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农民的起义,反贪官不反皇帝。 弱势群体的抗争就是当时形成的。所谓弱势群体就是那些组织能力较差,而维权意识又尚没有起来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当时的确是弱势群体,没有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的支持,他们的抗争基本上是 反应型 的。当时老百姓刚刚富起来,面对一些社会不公问题首先想到的是靠个人的途径想办法解决问题。譬如拆迁了,如其闹事还不如开个后门,一亩地赔不了多少钱, 我就在地上种满银杏树 ,让政府多赔些树钱。 时代周报: 最近这些年又有哪些新变化? 赵鼎新 :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了, 主动型 的社会抗争日益增多了。举个例子说, 90 年代一些化工企业是高污染的,但是因为给了当地老百姓一些补偿,还提供了一些在当时来说是高工资的工作,所以老百姓怨言不多,也不会进行抗争。但是现在不同,如今这些化工企业属于低端行业,不仅工资可能不高,也出不起钱来对当地百姓进行补偿了。同时,当地的老百姓在温饱问题解决了后也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了。污染变成问题了,而补偿的钱又没有了,老百姓当然就不干了,他们肯定要维权了。总之,从表面看,当下 闹事的性质和九十年代相比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随着这几年网络、手机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抗争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 当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 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必须承认,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大多数抗争并不是无理取闹,但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譬如,最近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时代周报: 对未来而言,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抗争运动的走向如何,在您看来有哪些类型(或者群体)的抗争会比较严重? 赵鼎新: 首先,农民的集体抗争可能会减少。 90 年代的农民抗争,实际上是抗税。因为当时地方政府变相的摊派实在太多了,可自 2004 年起,农民不交农业税了,这方面的抗争就少了;土地拆迁方面的抗争也会大幅度减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已经过了,且中央也越来越重视,明令禁止强拆问题。因此,这种类型的抗争尽管还在,有时甚至很激烈,但已经不是主流了。 工人群体的抗争则要看地区, 90 年代的东北地区夕阳产业工人的闹事已经过去了,反而东莞等地方年轻的工人闹事可能会增多。譬如去年出现的富士康和本田事件就是一个信号。对于后一种抗争,我以为有 一个原则,即在面对社会纷争时,政府不应该出面管太多,但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国家应当起的是协调作用,并用法律来规定包括罢工在内的劳资矛盾的表达和解决方法,而不能加入到劳资双方纠纷的深渊中去直接干涉,只会使得劳资矛盾政治化。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其他的一些诸如维权运动、 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 NGO 的活动可能会增多。只不过目前关注的人比较少、研究也不多,所以不被大众注意。比方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 NGO 组织专门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骚乱在中国将持续频繁发生。中国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因此,无组织的骚乱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时代周报 : 最近社会运动可谓席卷全球,从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到英国“伦敦骚乱”,再到“占领华尔街”等,这些和当下中国的社会抗争是否相同? 赵鼎新: 区别非常大。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原因上。中国的左派很有意思,他们一听到这种事情,就以为资本主义总体性垮台征兆出来了。实际上,英美等国家出现这些事件,主要原因是“去工业化”。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工资水平就会提高,福利条件就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会提高。可是,提高到一定程度,低端产业就没利润,往更穷的国家走了。所以,英美等国就会往金融、高科技道路上走,但是这种高端企业也雇不了多少人,导致许多老百姓基本上处于失业,经济好的情况下,政府搞好福利还能支撑,可以一旦经济不好就出问题。英国基本上就是这一情况——原来吃福利的人,国家经济一不好就闹。 美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美国左派势力比较弱,右派、保守派势力比较强。这样一来,在那么大的金融危机,就像华尔街的人没什么损失,这的确不公正。在我看来,“占领华尔街”实际上是对美国左派势力过分弱所产生的后果的一种反弹。 另外一个区别是处理方式上。美国和英国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有着相辅相成的“三大法宝”:民主选举、利益政治和法制。民主选举把社会矛盾部分地转向了选举政治并为利益政治和法制的确立提供了保证;利益政治把社会矛盾转化成法律框架下的不同团体之间的讨价还价,使得国家能在面对社会抗争时能担当仲裁人而不是作为抗争的对象;而法制则整合了社会精英的意志,防止了民粹主义的产生,并且由法制而产生的法律程序和镇压措施有效地把社会抗争的形式规范化为制度框架下的利益政治。这就是为什么像“长期占领华尔街”这样的社会运动在美国不会导致任何重大政治动荡,而在中国发生的话就可能会引发一场革命。 在我看来,美国和英国,他们的社会矛盾不比中国小。但是,人家社会容纳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是我们目前不具备的,他们把社会矛盾纳入制度化框架,逐渐将其消化、解决,能力比我们大得多。 时代周报: 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 100 年时间且不可逆转。对此,您怎么看? 赵鼎新: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能比。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上和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国所不能比的。当下中国的抗争,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抗争面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抗争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当然,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解决特色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库的充足作为背景。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好,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没有制度化。你拥有 1000 万,富吗?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也许就不值钱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比较厉害。毕竟人人还是有些“正义感”的,如果通过本事上去的,大家心里的不高兴最多也只能表达为嫉妒,可如果是走后门上去的,人们就会公开表示不满,总想着自己走后门余地不如别人大,到最后人们就会把制度解读得很黑暗。   靠“钱”不能解决社会抗争的问题 时代周报: 就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抗争问题,官方主要做法是强调政府的作用(管得越来越多)、重视民生问题,给“钱”是其惯用的手段,对这一做法您怎么看? 赵鼎新: 的确,目前中国政府主要是靠钱来解决问题,所谓 “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譬如最近杭州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仅仅一天就解决问题了。原因是 政府出面了,司机每拉一趟政府给一块钱,如果拉 30 个人,就有 30 块钱,司机当然都愿意干了。 必须指出,本届中央政府出台一些“民生”政策,给老百姓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政策我是赞同的。因为前一阶段,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中,许多老百姓变成了弱势群体。 但是,以钱来解决问题的背后有两个问题。 一是它背后有着一个不能成立的假设,即“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好人,只要搞好民生,他们就会满意。” 目前政府“给钱”的这种做法,就好比一个有十个儿子的妈妈在分财产。 如果十个儿子不管其贡献如何都得到一样的收入,不但儿子们失去了对家庭做出贡献的动力,而且认为自己做出贡献较大或者是值得被宠的儿子们就会不满意,而如果谁能闹谁给钱多的话那么十个儿子就会欲望越来越高,并且最后个个都成了“刁民”。一旦你闹事就给钱,以为别人会满足,但是这显然不太可能,因为百姓的欲望是会不断提高的。目前,无理取闹型抗争就是老百姓在政府花钱“维稳”的政策上寻找机会的产物。 “给钱”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中央政府会以为只要给钱老百姓就能解决问题,会越来越倾向于把所有的资源抓在自己的手里,越来越变成一个“强国家”。 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深受文革极左思潮危害的国家来说,“强国家”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特别是,一旦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国家力量越强,百姓对你的要求就会越高,政府执政的难度就会不断加大。在我看来,政府应该“给钱”,但只能给那些最应该的“钱”,即国家建设的是普遍性的医疗和权益,提高福利政策。现在,有趣的是,国家给普遍性的钱给的不多,对那些个别闹事的则是“谁闹事就给钱”的特别多。 时代周报: 那么关于社会抗争中“暴力”的使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限度? 赵鼎新: 不做道德评价的话,政府本身是暴力机器,它一点都不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这里面,的确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暴力怎么用法,采用何种手段,这背后是不是有精英共识,是不是有法律基础,是不是能给被压制的一方递送一个清晰的信息,使他们知道他们的“自由”的边界,这些都是关键。在我看来, 暴力,一方面是政府的强制行为,另一方面如果使用合理的、在法律背景下、可预测性的暴力,实际上是老百姓讨价还价的另一种方式 。因为,如此一来,人们便知道我怎么样闹事就不会被镇压,而政府则把抗争纳入到了体制允许的轨道。 可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很多官员不这样想,他们总想自己方便。自己方便了,法律就失去了严肃性。他们有的不讲原则的取悦民众,有时又滥用“暴力”,这些都会造成长期的危害。     抗争中的民粹主义值得警惕   时代周报: 最近这几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特别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后演化成的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是如此,目前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您看来,这种方式的公众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吗? 赵鼎新: 公众参与无可厚非,根本不能说哪种公众参与好,哪种公众参与坏,这是他们的自由。 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微博等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声张正义的渠道,但网络也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谣言传播的温床。 警察打人拍照上微博,可能会被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年微博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但是, 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作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总体说来,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加大政府的执政压力。 在目前情况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但是,它并不能让社会矛盾走向良性化。还有我想指出 : 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时代周报 : 从网络的影响看,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抗争中民粹主义有抬头的倾向,另外就是知识分子似乎也异化得厉害? 赵鼎新: 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被称之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但另一方面,比如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大家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从长远来说,民粹主义只会增加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从而给一个国家带来革命的危险。其实,加入闹事的民众,加入革命的群众甚至是精英,一般都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历史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来一次革命,换来一个新政府,几十年后准保许多革命者和他们的下一代会后悔。但是,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过大,而绩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太低——因为美国左派势力太弱,老百姓不会闹。咱们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好,不但是中央的领导正确,而且是咱们的老百姓会折腾,每个人想发财得厉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厉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就麻烦了。好在现在崩掉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几点:第一,经济发展势头好,一俊遮百丑。第二,知识分子分化得厉害。对于知识分子分化,我们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首先,知识分子堕落肯定会影响社会的风气,毕竟他们被看作是社会的良心。但是,分化也有好处。因为什么时候革命了,那一定是知识分子思想重新整合起来了——不是亲政府,是反政府,这样就会给老百姓提供大型的意识形态。现在知识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没有大型的意识形态,老百姓也不相信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动乱就难以发生。 制度化解决矛盾是长远之道   时代周报: 如您所说, 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经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在您看来中国需要从他们那里借鉴哪些? 赵鼎新: 欧美政府处理抗争事件方面的原则和经验我在前面已经说了。这儿我换一下角度再说一遍。欧美政府处理抗争事件方面的原则和经验其实很简单: 第一,用选票解决抗争;第二,选择性镇压;第三,搞福利国家。 整个 国家对社会抗争事件进行开放性疏导,并运用法律框架下的选择性镇压(所谓 选择性镇压,就是镇压两个极端,保护大多数社会抗争的合法性。镇压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必须得到精英内部认可,必须有很强的程序性以至于让老百姓知道他的镇压的程序性所在。就像英国骚乱抓了 1000 多人,判 600 多人,没有人说这违法) 加以规范,使之朝着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方向发展。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组织有序的社会运动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破坏较小,对政体没有直接冲击。它既是社会的“安全阀”,又在一定条件下是社会改革与改良的动力。它也是当代西方国家公民的一种常见的政治参与方式。 原则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容易。首先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政府必须有胆量和能力对违法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反制,运用开放和法律两种手段进行“去极端化疏导”,也就是我所说的“选择性镇压”。问题是,这反制的有效与否,完全取决于法律是否严肃,执行者是否有“两手都硬”的智慧,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是否有着开放、拒绝极端的共识。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却是,几乎上述所有条件都不具备。当然,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着深层的结构原因。 时代周报 : 为什么您多次强调 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这一观点,我们该如何把握这里的“制度化”一词? 赵鼎新: 大量的集体性冲突实际上都是起于利益争执矛盾,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就是把组织有序的由利益争执而产生的社会运动纳入制度允许的范围,使得人们能在 法律框架下进行组织有序的讨价还价。 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飞速发展既创造了大量机会,也衍生出许多矛盾。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这是明智正确的论断。但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暴力冲突或社会运动,而在于国家将暴力和社会冲突制度化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从而消除发生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运动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当大多数社会矛盾被制度化以后,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总量大大增加了, 但这些运动对社会的破坏力却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显得越来越弱。也就 是说,随着抗议示威成了社会矛盾表达的正常手段,或者说被“制度化”了以后,发生大 规模骚乱,尤其是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当下中国解决社会矛盾的另一个做法就是上访制度,可是现在的上访难以发挥解决社会矛盾的渠道的作用。必须承认,在毛泽东时代上访曾经是比较有效的制度框架。那个时候,毛泽东拥有 克里斯玛权威的 合法性,共产党是专家,有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所以人家服你这个专家。大家对这一制度有信任感,上访赢了高兴,输了也没办法。可现在谁都不能站在意识形态制高点上,你再以专家出场,大家就不再会服气了。上访案例大多数是特例性的事件。对于这样的事件,其个案必须让法律这样的专家来解决,而许多由于相同原因而产生的上访事件则应该把他们纳入制度化的社会运动的轨道。 我以为,一个国家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矛盾制度化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对一般社会矛盾加以制度化的能力很强,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若情况相反,甚至是一般社会矛盾都有可能引向极端。     时代周报 :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来说,要解决社会抗争问题,有哪几点特别的重要? 赵鼎新: 第一,经济发展是首位的,因为它在一定时间内将决定中国今后集体抗争行动的总体性质与走向。第二,要有社会公正。实质公正很重要,但程序公正才是长治久安的关键。所谓,程序公正就是建立程序政治,用选票,用程序合法性把政府和政体分开,而不是针对“谁闹我给谁多”的公正。第三,重建福利国家。保障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第四,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抗争朝着利益政治型的社会运动方向的转换。。 意见领袖论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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