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关系和1989北京学生运动(节选)

21年来,对“八九学运”的反思中,常常将党内精英的分裂和“派系斗争”作为重点,并以此来解释在“八九学运”中出现的“强硬”和“对话”两种态度的交替出现。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先生的专著 《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关系和1989北京学生运动(节选) 》则不同意这一观点,他 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来解释“八九学运”。他通过“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在经济、政治和观念上的联系”重点解释这一问题:为什么学运积极分子、知识精英和政府领导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景下都曾经寻求过妥协之策,但运动最终以血溅天安门收场?赵先生不认为党内的“派系斗争”是国家在处理“八九学运”上的政策摇摆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政策的变动并促成整个运动的发展动态,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关键因素在于国家控制手段失效;而国家控制手段的失效,则归咎于当时国家高层精英、运动积极分子和其他北京市民对国家合法性基础的相互冲突的理解不一致。 他的分析说明:国家高层精英(包括政治局常委和当时对政策起“超体制”作用的“八老”)所认为的国家合法性仍然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正确,但是广大的学生和市民则已经不认可中共的意识形态是构成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因为“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78-89年期间都已基本破产,市民是以政府的绩效和道德作为政党合法性的基础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和“不可调和”是“八九学运”无法给国家除了暴力镇压之外的其他控制手段的根本原因。 在1989年,政府的绩效因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脑体倒挂”等改革中出现的冲击而跌入了谷底,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对此的不满提升;而在“学运”早期的“下跪请愿”无人理睬、对话不够诚恳和后来的“戒严令”颁布(利用国家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则激发了普通大学生和市民的道德感,因此他们有动力去参与和推进运动。 至于在运动中人数占少数,但其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当作运动的“幕后黑手”遭到逮捕和流放)、激进的学生精英和部分媒体从业者,则认为国家的合法性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在运动中的确提出了“八老”所认为的“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实质性挑战。 更多……由于RSS输出的字数限制,请点击 这里 直接查看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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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合集十:透视八九学运 导读

译者合集十是为了纪念和反思21年前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多城市爆发的、由大规模学生与市民参加的“亲民主”请愿运动的专辑。 在这个专辑中,我们先按照21年来出现的几份重要文件综合整理出 《 “八九学运”过程逐日概览 》 ,并汇编了其中重要的标志性的文件 和宣言、声明等,少数能找到现场视频的则增加了视频链接,希望这些整理后的文档能够帮助不了解“八九学运”的读者重现为时48天的“八九学运”的全过程。 在 分析的部分,我们首先推荐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先生的专著 《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关系和1989北京学生运动(节选) 》, 赵先 生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来解释“八九学运”。他通过“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在经济、政治和观念上的联系”重点解释这一问题:为什么学运积极分子、知识精英和政府领导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景下都曾经寻求过妥协之策,但运动最终以血溅天安门收场?赵先生不认为党内的“派系斗争”可以解 释国家在处理“八九学运”上的政策摇摆,他认为,政策的变动并促成整个运动的发展动态,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关键因素在于国家控制手段失效;而国家控制手段的 失效,则归咎于当时国家高层精英、运动积极分子和其他北京市民对国家合法性基础的相互冲突的理解不一致。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先生在 他所写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为“八九学运”开辟了专门的章节《 天安门: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节选) 》,这篇 在1990年完成初稿的论文也开了以政治理论来阐释“八九学运”之先河。可惜的是,虽然在书中有所提及,邹先生尚未能够全面利用“博弈论”进一步深化这一 阐释便溘然长逝。因此在本合集中我们首先介绍了用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和经典案例“囚徒困境”来看“八九学运”中的两方:政府方面和运动参与者方面,在“不完 全信息”下,由于过去已经形成的规律和习惯,都选择了不相信合作、妥协、长期对话的激进之路,双方都认为“退就是败”,并且会“一败涂地”,因此“天安门 悲剧”错过了许多可以缓和的机会而成为唯一的必然结果。 在“横向对比”《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运动 》中对比了两地学运在所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限制组 织、动员的因素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以及两地学运与其他国家的抗议与社会运动存在哪些不同做出了分析 。在收集这个维度的资料中,我们发现,虽然在民间讨论中,“八九学运”经常用来和“东欧剧变”、“颜色革命”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是“八九学运”促使了其他 “前共产主义政府”的“良心发现”而束手待毙。但是稍微更深入一些地对比这些国家/地区的社会状况,就会知道和这一结论是很不严谨深入的,我们期待着将来 可以发掘出更多这方面的 比较研究 并介绍给大家。 在讨论“八九学运”的时候,还有一个无法回 避的问题是:八九的血腥镇压无疑将执政党的道义表现推到了边缘,当时国内外都有很多人都在想的是“中共还能统治多久?” 但事实却是,中共的合法性从民众感受到的最低谷却缓慢地回升了。这是为什么?又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将用一个完整的合集来讨论“八九后的中共策略调适和社会 抗议的新特征”,在这个合集中,我们只选择了一篇《 天安门屠杀的长期阴影 》作为承上启下的引子。 二十一年来,如何评价“八九学运”?同样有着各式各样的答案。 “改变世界的四十天”、“中 华 民族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最光辉的一次民主运动”……等等不一而足。 要回答 这个问题,似乎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检验。在“八九学运”过去仅仅两年之后,李泽厚、刘再复以对话形式发表的《告别革命》在知识分子圈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批 评者和推崇者各持一辞,争论直至今天都未平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的是《 永恒的造反?中国式抗议中的延续性与断裂性 》,这篇文章将中国的抗议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来看待,明确地指出了“革命”与“造反”的不同。 如果把“革命”定义为大规模的使用暴力的群众运动形式,目 标在于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那么,“八九学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可能不是最辉煌的一次,在它之前就有牺牲更多的、过程更惨烈的“革命”;如果把“革命”定义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或者是邹谠先生明确提出的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解”,那么“八九学运”前期出现的理智的成分:非暴力不合作、对话与协商、呼吁人权和自由的“人的觉醒”……,未尝不可看作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发轫。2089年再次回顾,想必答案会更明确。而写就这一答案的,要取决 于今天的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如何塑造属于我们的公民社会。 是以纪念“八九学运”二十一周年。 点击 这里 查看并下载《 译者合集十:透视八九学运 》 本期合集目录    I. “八九学运”过程逐日概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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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搞民主比1980年代好_误入世界_百度空间

但是他们不能解决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因而不能替代民主制。民主不但为国家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合法性,而且把政府和政体分开了。民主后,骂领导人就无所谓了,你骂就骂好了,反正我是大家选出来的,这样的话,国家执政的压力就小很多,也有助于“言论自由”。 只要当官的皮厚一些就行了 … 《南风窗》:您觉得民主政治必须与资本主义在体制上相结合吗? 赵鼎新:民主是衣服,谁穿都行。中国共产党通过三大战役打下江山,此后又在朝鲜战争中成功地与美国叫板,50年代的民意基础非常好,建立“忠于反对” 完全有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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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现在搞民主比1980年代好

当然了,这样的民主体制本身有很多缺点,它在许多非民主制度的补充下才会更有效率,这包括官僚体制、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甚至是抽签制等等。这些非民主制度可以补充民主的不足。但是他们不能解决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因而不能替代民主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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