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德国之声 | 美国:中国的南海渔业限制是挑衅行为

(德国之声中文网)继中国日前宣布设立 “东海防空识别区” 引来美国的强烈批评后,海南省颁布的新渔业限制再次触动华盛顿的神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萨基(Jen Psaki)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南海的争议海域限制其他国家的渔业活动是挑衅而且具有潜在危险的行为,” 海南省在去年11月通过并于元月实施新规定,要求外国渔船在进入海南省所辖海域前,必须先获得许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萨基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实施的新渔业限制(资料图片) 路透社报道称,若中国广泛实施类似管制,可能使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恶化。中国对几乎整个 南海及其岛群 都提出主权要求,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也在该海域提出主权声索。 帕萨基指出,对于如此广泛海域的主权声索,中方却没有提出任何说明或国际法依据。 “美方长久以来的立场是,有关各方应该避免任何单方面行动,避免提升紧张情势或阻碍以外交和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可能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回应称,中国是海洋国家,沿海省份根据国家法律制订地方法规,规范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利用和管理,完全是正常的、例行的做法。 近年来,越南和菲律宾渔民曾在争议海域遭到中国逮捕。越南在2013年指控中国在南海对一艘渔船开火,以及破坏一艘拖网船,危及渔民的生命安全。 中国在去年11月设立了防空识别区,范围涵盖中日争议岛屿的空域。作为回应,美国在未知会中国的情况下 派遣B52轰炸机飞越该识别区 ,但同时也建议美国民用飞机遵守国外的管制规范。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萨基则未透露美国将对渔业限制作出何种回应。 菲律宾要求大使了解详情 根据海南省政府网站所公布的《渔业法》,外国渔船在海南省管辖水域进行渔业生产或渔业资源调查活动需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据地方政府2011年公布的资料,海南省管辖的海域面积为200万平方公里,而南海总面积约为350万平方公里。 中国和越南过去多次因发生渔业纠纷 新的《渔业法》并未阐明违反规定的惩罚,但所提出的要求与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相同。根据该法令,未经许可进入中国海域的船只,其捕鱼设备可能遭到没收并面临最高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越南在获知中国的新渔业管制规定后,再次重申拥有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越南称黄沙群岛,中称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s,中称南沙群岛)主权。其外交部发言人梁清议(Luong Thanh Nghi)在回答路透社有关提问时表示,所有未经越南允许在该区域活动的外国人士都是非法而且毫无根据的。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赫尔南德斯(Raul Hernandez)表示,马尼拉已经要求其驻北京大使获取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消息。 来源:路透社 编译:张筠青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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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美国:中国的南海捕鱼新规定“具有挑衅性和潜在危险”

美国批评中国海南省颁布的旨在限制外国船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捕鱼的规定。 按照海南省颁布的规定,所有外国渔船在进入北京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之前必须征得中国有关机构的许可。 这项新规定于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范围涵盖南中国海35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一半以上,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莎琪星期四说,中国方面的这一举措将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近年来,该地区的小规模冲突有所增多。 莎琪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对别国的捕鱼活动施加限制是“具有挑衅性和潜在危险的行动”。   莎琪说,这套规定看来是用于中国所谓的九段线范围内的海域。她说:“关于这样大面积的海洋主权声索,中国尚未根据国际法给出任何解释或理由。”   美国一直主张,关于南海的主权争端不应该单方面解决。莎琪说,中国的这一行动就属于单方面行动。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为这项新规辩护。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沿海省份为了保护、管理和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制定一些规定是正常的,也是日常工作。   而另一方面,南海主权的另一个声索国越南也作出反应。越南捕鱼协会的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越语组说,他们将告诉越南渔民继续在南海捕鱼作业。   中国这项新规包括在一部加强中国渔业执法的政策中,中国没有对中国以外地区公布。   新规定声称管辖的南中国海面积为200万平方公里,整个南海面积为350万平方公里。   这项新规被认为是中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声索。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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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困难的西藏 —— 西藏问题四个层面的分析

作者:一平 西藏问题分有四个层次,它们同时存在,但是比重不同,呈现状态亦不同。这四个层次包括:藏族与中共政权的矛盾——政治矛盾;藏族与汉族的矛盾——民族矛盾;藏族文明与现代化的矛盾——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藏族自身内部的矛盾——本民族内部政治与利益的矛盾。 一我们先说第二层面汉藏民族矛盾。如果国共内战,中共失败,国民党胜利,可以肯定地说,西藏的情况不会是今天这样。如果国民党执政,应该说国民政府也不会允许西藏独立,而且也会在西藏驻军,但这可能会是通过谈判解决;但如果西藏坚持独立,拒绝承认隶属中国,国民政府大概也会强行派军队进入西藏,也会有类似的《十七条》。这是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 国民政府不会允许西藏独立,但会让藏人真正自治,不会干涉达赖喇嘛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当然更不会有所谓的“民主改革”、“平叛”,不会有达赖喇嘛的流亡…….。如果是国民政府执政,藏汉两族关系将会如同清朝,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而且可能会更好,因为现代化的发展会将汉藏两族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当然,即使如此,藏族还会有独立的诉求,并有相应的政治运动;而中央政府也会对之压制,不允许藏族独立建国。此即汉藏两族之间固有之矛盾,非政体、国家、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常态,于今日之人类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国家,即有强权与非公正,这是人类文明的局限,即使是民主国家亦不例外。比如,印度是民主国家,而且有恩于藏族——收留了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和十数万流亡藏民,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印度至今仍然占有西藏近9万平方公里土地(即现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居住有35万藏民,而印度的移民则已在两倍以上);印度政府可以收留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同情它、支持它,但是印度并未将该地区归还给藏人,而且以后印度也不会让“阿鲁纳恰尔邦”独立。要注意,印度军队进驻该地区是1948年(当时印度刚刚独立),较中共军再,即使是发达的民主国家也有其国家、领土与民族之争端,如英国的北爱尔兰、马岛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问题;美国、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之所以不再是大问题,是因为当地土著民族早已基本被消灭了…… 在今天之世界,民族、国家之间的彼此冲突尚不能完全解决,人类尚未完全走出森林法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拳头说了算。比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之间的冲突看不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彼此间的暴力对抗也不会休止,他们之间的冲突可谓你死我活。澳大利亚一些尚存的土著至今要求独立,要求白人归还他们的土地,甚至其还有象征性的政府,但这仅是作为游戏而存在。但是长远地看,人类还是有希望的,比如欧盟的建立。即从根本上解决了其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的对立,彼此间不会再有战争,相对于全体人民的福祉,国家、民族间的合作、通融远远有益对立。欧盟带领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欧盟的模式是彻底解决人类国家、民族间冲突的希望。 不论历史如何,藏人要求独立建国均天经地义;藏人该否独立不是道义问题,而是现实问题,即藏人有没有军事及经济的实力从汉人的控制下强行独立,客观地说没有这种可能,除非中国崩溃、大乱。 达赖喇嘛作为藏人最高领袖,当然希望西藏独立建国,但是这绝无可能,他提出中间道路,是面对现实的选择。依人类当前的文明状况,国家、民族间的冲突不能完全解决,最好的方式只能是非战,通过谈判双方做出妥协。比如达赖喇嘛嘛提出的西藏自治,实际是放弃国家独立,以换取在中国的自治权。为此,有些藏人批评达赖喇嘛;但是出于政治现实,达赖喇嘛已尽到最大努力。至于中共当局拒绝达赖喇嘛的自治要求,这是其极权本质所决定的。如果中国是民主政体,肯定会欢迎达赖喇嘛回归西藏,予以藏人自治——或中国实现联邦,西藏作为其中一员;但是即使中国是民主政体,也不会允许西藏独立, 二回到第一个层面:藏族与中共极权政体的矛盾。1951年之后,所谓西藏问题,主要是中共政权造成的,而并非是汉藏两族之间的冲突——共产学说本质上是乌托邦主义,否定国家,也否定民族;二十世纪的共产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惨重灾难,覆盖了大半个世界。纳粹德国、日本军国可以说是种族性的,他们标榜本民族的优越性,并要以之统治世界,因此他们侵害的对象是它国他民族,对本民族人则优待。但共产主义运动不然,其核心是阶级论,主张人类一体,否定国家与民族,它是底层穷人的暴力革命,对象是统治者、富人、僧侣、知识分子,其夺得政权后,则是极权统治,控制住每一个人,不分民族,于此他们确实做到了“民族平等”。 中共之建立,来于苏共的策划和操纵,是苏共的一个分部,由苏共提供资金,也听命于苏共的旨意。之后,中共进行武装革命,在中华民国内部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革命及毛政权是整个世界共产运动的一部分,其终极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在全球实现共产主毛取得政权后,为保障其绝对统治,对内残酷杀戮;而为充当世界革命领袖,在中国极为贫困的状况下,抽国民之血支援亚、非、拉革命。毛眼中并无中国国家与民族,中国只是他梦想世界革命的基地,中国人也仅是其革命的力量。这点,他完全不同于斯大林;对于斯大林,共产主义是手段,而他的目的是扩张俄罗斯帝国。 达赖喇嘛出走的决定点是“民主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内地的土改时一样的,目的是从乡村基层建立“党”的极权统治,从而控制到每个个人和全部物资,方式是:发动下层贫苦人,以暴力消灭“统治阶级”——在内地是乡绅,在西藏是庄园主、贵族及僧侣——夺取他们的权力;在意识层面,消灭西藏宗教,由共产意识取代。在共产党控制的所有地域,他们都是这样做的,不分民族。这是共产极权的本质。由此,“民主改革”自然致使藏人群体反抗,同时中共进行军事镇压,由此导致达赖喇嘛出走,中共确立对藏人的极权统治。由此,西藏不仅失去了独立(由《十七条》始),而且失去了自治。之后,西藏发生的悲剧均是中共极权统治的结果。 达赖喇嘛的对中国的诉求是自治而不是独立,这是达赖喇嘛基于现实不得不有的妥协。作为藏人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当然希望西藏独立建国,但是在地缘政治中,完全没有可能,这是现实。作为领袖,他需要承认现实,谋取藏族的最大利益,而不能只空泛地讲理想、原则,为此他选择中间道路——放弃独立,谋求自治。当初,达赖喇嘛接受《十七条》,也是基于此。藏人当然不愿意接受《十七条》,但迫于中藏军事力量对比之悬殊,达赖喇嘛政府选择了接收,也就是放弃独立,而保持自治——以主权换治权。《十七条》的核心内容是:1、西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中国的一部分;2、收编西藏的军队,中国在西藏驻军;3、中国统管西藏的外交;4、藏人自治:包括他们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文化。略去细节不论,这和达赖喇嘛今天的自治要求大体一致。 清朝期间,中国与西藏是宗属国的关系,如同当时的朝鲜、越南,是小国与大国的依附及保护的关系。西藏有国家属性,自治,但不完全独立,内政、外交受宗主国的制约,同时也受其保护;这种关系是双方自愿的,共生互益。清末,中国势弱,丧失对属国的保护能力,如朝鲜被日本占领、越南被法国占领。辛亥革命期间,西藏则借机解脱与中国的宗属关系,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未予承认);既然宗主国不再能保护从属国,那么后者解除宗属关系而独立,自然也合情合理;自此之后,西藏要求独立。道义上也完全正当。 《十七条》可以说是中国对西藏的占领,但也可以说是大体上恢复到清朝时期的状况,如果国民政府执政,大致也会如此,这和达赖喇嘛今天的自治要求差不多(民国之前,汉藏没有明确的地域概念,因此没有大西藏的问题,而今这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使西藏问题发生质变的则是“民主改革”,其不仅是藏人失去自治权,而且从根本上摧毁了藏文明,包括:对藏人上层社会进行暴力革命、摧毁其宗教、社会、文化,等等。这场“民主改革”是典型的共产革命,在此之前,内地也有同样的运动——土改,而且更惨烈,直接被杀戮者在百万以上。“土改”、“民主改革”,目的都是确立中共的极权统治,从社会基层建立“党”的统治权力,控制到每个人和每份物质。于此,可以说汉藏两族同时“共产革命”的受难者,而且内地的土改因此,我们说当今所谓的西藏问题,即是中共在西藏的极权统治问题;当然,这不意味,其背后没有汉人对西藏的占领问题,但这不是当代西藏问题的结症。比如清朝,西藏也在大清版图之内,中央政权也在西藏驻军,设有驻藏大臣,但是双方相安无事,藏人全权管理自己的事务,西藏的宗教、社会、文化都好好的,清政府不予干涉。 现在藏人中有一种论点,将当代西藏问题视为汉族对藏族的侵占,当然广义上也可以这样认为——中共政权毕竟是汉人,作为受害藏人,他们这样看可以理解。但是这种看法太笼统了,忽略了共产极权的特殊性,未切中要害。而且这种看法缺少政治眼光,如果将当代西藏问题认定为汉藏间的民族冲突,那么就放过了中共极权政权,而中共极权政权不解决,西藏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极权政体下,内地的一个小乡村尚不许可自治,何况是数百万藏人;如果西藏自治,那么十数亿汉人如何控制?反之,如果中国实现宪政,首先会欢迎达赖喇嘛回归西藏。因此,我们说当代西藏问题主要在中共极权政体,而不是民再,“汉族侵占”论会将汉藏两族推向对立。如果汉藏两族走向敌对,西藏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中共政权由于作恶太多,无论是于国际社会,还是于中国民众——饱受其害,都不得人心;藏人如果将中共政权与整个汉族混为一体,并作为对手,那就太糟糕了。客观地看,绝大部分汉人对藏族所知甚少,而且他们对藏人多有好感,而少有对藏族的统治意识;只是出于大一统意识,他们不会接受西藏独立。仅此而已。将汉藏两族推向对立,违背两族的长远利益,而且对补充一点,八十年代后,西藏问题有了较大的改变。毛时代,西藏同全国一样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不断,中共对于西藏的毁坏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八十年代后,藏人地区也不再搞阶级斗争,而转向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对西藏采取了安抚政策,大量投资进行建设,救济贫困,在毛时代被破坏的宗教、藏文教育也都在恢复,当然这远不是自由状态,而如同内地,宗教、教育要在“党”的控制之下。当今,中共对西藏的政策的核心是严防西藏独立。90年代后,随着西藏更加开放,藏人的独立要求越加普遍,也越加强烈;由此中共对峙的控制也趋向更加严密。近两年间,西藏百多人自焚,标志矛盾已发展到极简单地归纳一下。西藏问题:1、从藏人方面说,最高要求是西藏独立;最低要求是西藏自治;自治是藏人迫于政治现实——汉藏两族力量的对比——所作的让步和妥协。2、从汉人方面说,不接受西藏独立,是汉民族的意愿;不允许西藏自治,是中共政权的意志;3、达赖喇嘛要求的是自治,据此,当今西藏问题主要是中共政权的问题。4、如果中国实现宪政,藏人可获得自治;但仍没有独立的希望。5、当前,将西藏问题当作汉族入侵,会将汉藏两族推向对立,这将使藏人的处境再,中共拒绝政治改革,因此中国很有可能走崩溃,那时西藏就会独立出去,很多藏人寄希望于此,但是这也有很大的问题,甚至可以谁是灾难性的,那就是在民族混居的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域汉、藏、回、维混居,将发生种族屠杀和长期军事混战。这是特别需要提示和 三近代以来,不发达国家的许多问题,深层上来于传统文明与现代化的冲突。中国自身的经历最说明问题。比如,1897年至1904年,德国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大量占用农田,特别是拆毁墓地:“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遇有坟墓,不待迁徙,即行刨掘”;因此引起数万农民暴力抗争,迫使胶济铁路停建一年多。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之一是祖先崇拜,特别是农民,挖其祖坟,等同亵渎他们信奉的神灵,而祖先一旦被否定,那么他们的整个信念、伦理体系就将倒塌。此事件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愚民运动,并且为满清朝廷所操纵,但深层上则是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现代化是全球化运动,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是更高形态的文明。并且其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比如玛雅文明、印第安文明、非洲澳洲的土著文明都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灭亡了。而旧有文明一旦接受现代文明,就需要按照现代化模式重新编排整部文明密码和秩序,而这意味着旧有文明将被打碎、扬弃。这是一个惨烈的过程。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非西方文明之外的各文明体系首先遭受的是摧毁,如果其能经受住冲击,接受现代文明,那么经过自身改造,将晋入现代文明,否则就将灭亡。 1996年,台湾首次实现总统大选,标志中国传统文明在此地区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但是大陆则仍然在转型的冲突中挣扎,如果从1840年算起(其实更早),已历经近200年,其间灾难无数。进而可以说,极权政体(包括法西斯主义)本身即是现代化的产物:无限集中国家权力,以暴力强制,不计代价地迅速实现工业化,强化国家,进藏文明也是一古老文明,有自身完整的体系,也有丰富之特点,从自然环境到宗教信仰,从生活方式到社会构成,从经济活动到政治制度,从语言到思想、文化、艺术。它完整的、自足的,但也是孤立、封闭的。(凡文明均有黑白两面,有其光明,也有其黑暗。对于西藏文明要予以尊重,不简单地视之落后;但也不能将之想象为香格里拉。)如果世界未曾发明蒸汽机,它在高山雪域也会周而复始地独特延续下去。但是一旦有了机械、铁路、电讯、枪炮,它的封闭状态就将被打破,“现代化”将全面冲击其固有文明体系,包括送来外族入侵者,先是英国人,后是印度人,再后是中国人。 就人的存在形态,我们说现代化是更高形态的文明,是指生存型态,而在道义上,它是中性的,善与恶的比例同等地增长;现代文明带来了自由、民主、经济繁荣,但是别忘了,它也带来了印第安人的灭绝、贩卖黑奴、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共产革命和极权政治。文明是人建立的,而人性中善恶同存,因此任何文明都有其恶与黑暗的一面,而且恶总是先于善,过去、现在、未来均如此。 西藏的问题,有政治问题、民族问题,但也有现代化本身的问题。比如,自由经济是现代经济的命脉,但是对一个后发展国家或民族来说,自由贸易则会摧毁其故有的经济、社会、文化、传统。十九世纪中叶之后,现代工业进入中国,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严重危机。如纺织工业进入中国,即导致大量棉农、蚕农、手织作坊破产;长江机轮船的开通是文明的进步,但同时却使该地域木帆船没了生意,致使大量船夫、纤夫失业,其中一部分人因无生计,而被迫沦为匪盗;中国本有自己的传统金融体系——票号,但西方银行进入中国后,票号无法与之竞争,而纷纷倒闭……。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即使今天此类悲剧仍不断上演,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其各国经济惨遭重创,货币贬值40%-70%,多年的经济积累转眼间蒸发。原因是,在自由经济竞争中,东南亚各国金融系统落后,不健全,而国际强势金融集团则乘机对之“围剿”,大肆掠夺。 就西藏而言。撇开政治、民族一层不谈,西藏建铁路乃是其迈向现代文明的重要一步,甚至可以说是标志之一。但是随着铁路的建立,大批汉人进入西藏;铁路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现代经济的竞争中,藏人显然处于弱势,而导致藏人经济的破产。达赖喇嘛惊呼,修鞋的藏人都没了生意。在现代经济的冲击下,我们很难想象藏人传统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还能维持下去,他们必须经受这个冲击,进行革新,调整其文明体系,完成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自由经济的原则是公平竞争,但是作为落后国家、民族、群体,却先在地于资本、知识、技术、经营方式上落后,缺少竞争的能力,因此其首先是“被竞争”——故有经济、社会、传统的破产。在此过程中,落后国家只能接受其失败中——接受现代文明必付的代价,而奋起学习,接受现代文明,包括科技、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并融会于自身文明之传统。能否完成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这是对传统文明的生死存亡之考验。 我们需要看到,在政治、民族的层面之下,西藏也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我相信,藏民族有能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完成现代文明的转型。当然,这是困难的事情,需要付出代价。我在这里提示,藏人需要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自觉地向之努力,培养自己的现代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人才,而不将西藏问题全然视为政治、民族问题——当然,这是目前西藏最直接最主要的问题。藏人既需要延续维护传统文明,又需要革新,汲取现代文明之长,以适应当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藏人在印度建立了很好的流亡社区,其既保持了西藏传统,又属于现代文明,成功地完成了西藏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特别是,去年达赖喇嘛退休,民主选举出新的一届流亡政府,这标志西藏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转型之完成。这很是令人鼓舞。但是,藏人的流亡社区尚未能解决经济问题,其大部分资金需要靠发达国家资助及达赖喇嘛的募捐;如果失去这些外来资金的支持,藏人流亡社区是否能够支撑下去?这对藏人是严峻的考验。这非常值得藏人注意,现代文明中经济是中心命脉,藏人无论是自治或是独立,只有建立起自己的现代经济体系,才能立足现代世界。我们不怀疑藏人的政治、社会、文化能力,但是其经济能力尚让人担忧;当然,我相信他们虽然会有困难有挫折有危机,但是 四第四个层面,藏人自身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当下,西藏在中共的控制下,达赖喇嘛政府又流亡在外,这一层面的问题尚显不出来。但是,如果中共政权崩溃,这一问题马上就成为藏民族的首要问题。藏人应首先是藏人流亡政府和西藏本土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从精神、文化、道统意义上,达赖喇嘛流亡群体无疑更代表西藏民族,但其人数极少,并且半个多世纪流亡在外。而在内地,藏人要存在就必须接受北京的统治,并与其合作,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投靠”中共的藏人官僚集团,当然也是利益集团,掌握着西藏的资源、财富、权力。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未必不赞成达赖喇嘛,内心也并非站在汉人、中共的一边,但他们的实际利益却与藏人流亡政府冲突,并且这部分人不是一个小数目。搞不好,该问题会撕裂藏民族。我注意到,达赖喇嘛未曾他们推向对立面,进行道义谴责,而是充分理解他们的处境,将他们作为藏族的一部分。这是达赖喇嘛的宽容和智慧。 再,藏人内部不同政治派别、路线间的矛盾冲突,比如独立与自治、守旧与革新、藏内与藏外、前藏语后藏、反汉与亲汉、左派与右派、僧与俗之间、各教派之间,等等。前不久,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任阿沛.晋美被解职事件,在藏人内部引发的争执,显示了流亡藏人内部的政治分歧。任何国家、民族、社会、群体都会有种种的内部矛盾与冲突,不足为怪,藏族也不会例外。当下,有达赖喇嘛在,依他的崇高威望,藏人尚可以解决好这些问题。但是,如果达赖喇嘛不在了,这些问题就会凸现出来,藏人是否能够处理好? 有关这个层面问题,我所知甚少,故不多说,藏人自己会有更多更切实更深入地考虑和对应。我祝愿他们! 2012年冬至2013年夏 于伊萨卡 本文免翻墙链接: 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相关日志 2014/01/08 — 《金融时报》与达赖喇嘛对话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05 — 同事去藏区支边回来,藏区喇嘛爽歪歪啊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28 — 既得利益阻止西藏的和解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9 — 西藏新的紧张现状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2 — 中国官员不考虑西藏自治,批评达赖喇嘛 “集团” 的 “分裂性”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06 — 格桑坚赞:中国国内对少数民族政策有不同声音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05 — BBC:自焚–藏人的绝望与悲哀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04 — 唯色:重庆人在拉萨开文革主题的火锅店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1/29 — 英国对华新绥靖政策受到批评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1/28 — 西藏——中西方的道德难题?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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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日报 | 外国渔船进入中国南海需经中方批准

“美国之音”电台等媒体9日报道说,中国从本月1日起实施了新条例,要求外国渔船进入中国南海存在主权争端的海域之前必须获得中国当局的批准。“美国之音”说,中国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去年11月末以维护中国渔业管辖权为名,通过了包括上述内容的条例。 南海有丰富的石油、矿产和鱼类资源,是运输石油和货物的必经要道,因此周边国家间的利害矛盾非常尖锐。北京外交消息人士说:“菲律宾和越南等不久就会对中国的措施做出反应。该措施会激起南海新的矛盾。“美国之音”说,菲律宾、越南和台湾等与中国在南海存在主权纷争的国家和地区会提出抗议。台湾外交部当天就表示,无法认可中国单方面制定的新南海渔业管理规定。 (新闻未完待续)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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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朗钧: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上)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指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属于国家体制之争。在反对-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争吵及其全部内涵与外延中,没有丝毫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内容存于其中,也没有丝毫反革命的内容存于其中。林彪顽固坚持“设国家主席”、以及八月的庐山作为和“九一三”结局是其硁执性格与林氏犬儒主义的生存法则发生碰撞的结果。       通观“林彪事件”的全过程,人们不难发现,反对-坚持设国家主席、反对-坚持“天才论”是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曾经发生过公开争执的仅有的两个话题。前者事关林彪“接班人”身份能否在国家政府层面得到相应性的体现;后者事关林彪思想资源的政治学评价。“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这两个话题看似无中生有地出现并引发激烈争吵,且最终演变成为所谓的反党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与废黜-确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紧密相关。毛林关系的破裂就是在这两个话题的争吵声中逐渐趋向公开化。    本文将就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以及这个话题的争吵对整个“林彪事件”的影响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一、坚持-反对“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之争吗?    “九一三事件”爆发前一个月,为了解决林彪问题,毛泽东开始南巡。在途经武汉、长沙、南昌时,毛泽东和地方党、政、军要员进行了谈话。在每次谈话中,毛泽东都提及“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话题,且每次都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滋事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1]]。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修饰,在“纲领”前前缀了修饰词“反党”。在正式下达的中央文件中,中共称林彪的反党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反党理论纲领是“天才(论)”[[2]]。    官方的定性在当时就很令人费解。林彪拥护毛泽东做国家主席怎么和“反党”扯在了一起?林彪说毛泽东是“天才”虽然可以被指责为“唯心主义先验论”,但无论如何不属于反革命言论,被指控为“反党理论纲领”依据何在?很显然,在官方的定性文字中,问题的严重性和事实的呈现度是不对称的。此不对称是因官方陈述中的故意缺失而造成的。    近三十年来,林彪拥趸和林彪“死党”为林彪进行了全面的辩解。林彪的“反党政治纲领”当然是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林彪拥趸和林彪“死党”对官方把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定性为“反党政治纲领”大不以为然,且意识到官方说法存在着明显的不自洽。于是,林拥和“死党”们针对官方的不自洽说法研制出了一个“破坏(改变)-维护国家体制”之说,为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做辩护,其具体表述如下:    林彪“死党”邱会作说:“毛(泽东)为了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破坏国家原有的体制,也不让林(彪)当。其实,林(彪)并不想要国家主席这个虚职,但林希望维护国家体制。”[[3]]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书中说毛泽东建议“不设国家主席”的做法是要“改变国家体制”。王年一还引证的法学家张友渔关于“国家主席的设置是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的说法[[4]]用以旁证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与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的说法是合理的。王年一还写作《“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5]]的长文,进一步兜售他的林彪要维护“国家体制”的活法。    林彪拥趸和林彪“死党”对“设国家主席”问题的解说和官方的说法的有如下之异同:    官方在表述“设国家主席”之争时,完全回避提及映衬在这个争论背后的毛林关系已经开始恶化的政治背景。完全回避讨论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而单纯指责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是想要做国家主席。    林彪拥趸和林彪“死党”在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时,同样不敢正视毛林关系已经开始恶化的这个政治背景。不但如此,他们还有意颠倒毛林关系恶化和发生“设国家主席”之争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将两者做因果倒置的解说。林拥和“死党”企图让人们相信1970年庐山会议以至“九一三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毛泽东要“破坏”和“改变”国家体制,而林彪为了维护国家体制所致。林拥和“死党”们的用意很显然:就是要把一个本无是非可辨的权谋之实施与反实施鉴定成一个所谓的“国家体制”问题之争,并给出孰是孰非的裁决。    林彪拥趸和林彪“死党”的“国家体制”说来源于林彪本人。林彪当年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一个理由就是“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头(吴法宪回忆,林彪这里说的是“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6]]    仅就国家体制而言,“不设国家主席”是不是林彪所言的“名不正,言不顺”呢?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    西方国家无元首的情况以瑞士为最典型。瑞士就是一个没有“国家元首“的国家。瑞士实行的是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执行机关的政体形式。在“委员会”制下,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议行合一”的关系。这种制度源于古希腊的“十将军会”和古罗马的“三头政治。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如法国1793年的“公安委员会”也曾实行这种制度。用现今大陆时髦语言描述叫做“集体领导”制。但是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在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前后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几乎为零。毛泽东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与瑞士模式当然风马牛不相及。    那就看看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它存活过74年间就从来没有设置过“国家主席”。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的常设机构。苏联的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就是苏联的国家元首。但是,在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从未出任过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个相当于“国家元首”的职务。斯大林时代是由加里宁和什维尔尼克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时代则是由伏罗希洛夫和勃烈日涅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烈日涅夫时代持续十八年,前十三年是由米高扬和波德戈尔内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了后五年,勃烈日涅夫才兼任了这个“国家元首”的职务。    苏联的国家体制在二战后被挪用到东欧和北朝鲜。这些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在1971年以前多是不设立国家主席或总统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中只有越南和中国设了“国家主席”。    北朝鲜在1972年以前从未设立国家主席的职位。作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和总书记的金日成在政府内的任职是首相,相当于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当年金日成的尊称就是“金首相”。1972年12月,北朝鲜召开第五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修改宪法,开始设立国家主席。金日成不再做首相,而是去做国家主席。而那时林彪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无法成为林彪维护国家体制的凭据。金日成之所以开设国家主席位置不是因为金日成觉得自家王朝的“体制”有什么不合理而需要改造,而是因为金日成年事渐高,懒得再做首相的那些繁杂之事。    社会主义在欧洲的明灯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北朝鲜的情况很类似。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4年建国后,在恩维尔.霍查统治的41年间从未设立过国家主席。身为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只是在1954年以前出任过部长会议主席和兼任外交部长。在余下的漫长的岁月里,霍查没有出任任何的政府职务,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阿尔巴尼亚的统治。    由此可见,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曾经的阿尔巴尼亚、抑或是中国、朝鲜,所谓国家体制的核心体现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共产党的一党制。对于文革时期的中国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确保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只要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没有改变就谈不上国家体制的改变,“破坏国家体制”更是无稽之谈!因此,用“改变和维护国家体制”来解说反对和坚持“设国家主席”之争是林彪拥趸的牵强附会,对于搞清“设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论的实质内容及其对“林彪事件”的影响没有任何意义。    王海光先生称以舒云为代表的“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派之言为“帮派史学”[[7]]是恰如其分的,只是有点太过政治化。笔者倾向将他(它)们称之为“拥趸史学”。这一派的史学研究风格是:鲜腐不论、香臭不论、黑白不论、曲直不论,趸而拥之、拥而簇之。    总之,用林彪拥趸和林彪“死党”所谓的“国家体制”之争不可能说清楚毛林双方当年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互不相让、争执不休,到底所为何事。在严肃讨论关于“反对-坚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应将林拥和“死党”所谓的“国家体制”之争的说法予以排除。    在排除了所谓的“国家体制”之争的说法后,可以开始对“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这个题目做一次认真的讨论。    在本文的讨论展开之前,有必要先强调一点:不论当年发生过怎样激烈的争吵,也不论这个争吵后来曾经引发出了“九一三事件”那样的惊天大案,在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的争吵及其全部内涵与外延中,没有丝毫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内容存于其中,当然也就没有丝毫反革命的内容存于其中。       二、毛泽东的“三八建议”    邱会作曾说: “我看毛主席想开一个马马虎虎的人大,不想开一个认认真真的人大,……不设国家主席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九大以后,毛主席对林彪就不感冒了,他是要找机会削弱和打击林……”[[8]]    邱会作所言极是。由于林彪在“九大”中央委员选举中操纵黄、吴、叶、李、邱对江青投了反对票,使毛泽东洞察了林彪的离心倾向。而同步发生的李必达事件则暴露了林彪及其喽罗的朋党迹象。于是,毛泽东一还一报,还以颜色,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上的毛主席语录牌,并当着林彪的面发出“王八蛋之骂”[[9]]。至此,毛林之间结下梁子,毛林交恶不可逆转。    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转移了毛泽东的注意力,延缓了毛林关系破裂的进程。但是,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后,中苏边界紧张形势开始缓解。于是,毛林关系的继续恶化又重新转换为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1970年春天,毛泽东建议召开四届人大,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这表明毛泽东就如何解决林彪问题已经有了成熟的构想。确如邱会作所说,毛是要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削弱和打击林彪。四届人大正是这样一个时机。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并建议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下简称“三八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传达了毛的“三八建议”。但是,关于毛泽东的“三八建议”,官方和林彪“死党”的表述不尽相同。    官方这样表述毛泽东的“三八建议”:    当事人汪东兴在回忆录中说:“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10]]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这样写到:“1970年3月8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建议,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3月7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11]]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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