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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关键时刻江泽民现身北京 影响18大人事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本周二(17日)在北京与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Starbucks)总裁舒尔茨(Howard Schultz)会面,有分析认为这次会面安排是为对外显示江泽民健康良好,并仍在积极参与今秋十八大的人事安排。 最早在网上披露这次会面的是在北京长住的美国商人利明璋(Bill Bishop),称有朋友向他透露,江泽民最近与多个访京的外国代表团见面,虽然他本人无法证实消息,但称透露此消息的朋友十分可靠。而彭博通讯社昨日证实,现年85岁的江泽民与星巴克总裁舒尔茨17日在北京见面,但会面详情未见透露。 「他是向世界明确宣示他很健康,而且他仍然是十八大上的一分子。」报道引述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史宗瀚说, 「这就让任何一股力量想要完全控制局面都很困难,尽管最近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星巴克上海总部的发言人王星蓉对事件「不予置评」,中国外交部昨日也回应称「没有相关信息」。 利明璋在网志中写道,他认为江泽民又再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透过接见外宾以传递信息回国内,除对十八大之外,还对薄熙来事件的后续处理继续发挥影响力。 星巴克总裁舒尔茨此次访问中国的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前日他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宣布期望中国于2014年成为星巴克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并实现2015年超过70个城市经营逾1500家分店的目标。据统计,目前平均每4天就有1家新的分店开业,而星巴克去年11月刚刚庆祝过中国内地第500间分店开业。现时中国内地市场收入佔星巴克总收入不足5%,但因中国市场定价相当于美国的水平,有22%左右的中国分店利润率高于美国分店。 根据公开资料,江泽民与星巴克之前并无特别渊源,反而是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4月访美时,曾在一个午餐会上公开品尝星巴克咖啡,并称自己愿意「去星巴克的店里坐一坐」,当时舒尔茨也在场。 去年7月,江泽民一度被传「逝世」,在海内外传媒引发轩然大波。当年10月9日,他在北京出席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之后再无公开露面。新华社去年12月曾发表他为《领导干部外事用语丛书》一书所写的序言,此文落款为9月28日。 相关日志 2012/04/19 — 博讯:江泽民拍板停职薄熙来 胡锦涛被迫承诺18大裸退 2011/07/11 — Emyn:关于太上的事情,官方的说法还是比较严谨的 2012/04/21 — 博讯:江泽民军内秘密讲话曝光,曾庆红幕后操刀十八大人事 2012/04/19 — TGFC:开来必死,不厚死缓。 2012/04/12 — 博讯:薄熙来案大戏刚开始:周永康成为下一个目标 2012/04/07 — 大陆左右派网站集体关停 妄议十八大当局大整顿 2012/03/15 — 牛泪:十八大,俞正声或任政协主席 2012/03/15 —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汪洋入常前景一般 2012/02/20 — 改开以来政治局路线的螺旋发展和18大前的路线斗争 2012/02/13 — 王立军案幕后真相:令计划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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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陸警掩蓋海伍德遇害真相

(中央社台北20日電)1名中國大陸記者曾告訴英國廣播公司,大陸警方雖知道英國商人海伍德去年11月在重慶遇害,但立即採取掩蓋行動。 英廣(BBC)報導,陸警在得知海伍德(Neil Heywood)命案可能與當時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夫婦有關後,惶恐以對。大陸當局直到本月才承諾調查此案,並指薄妻谷開來為嫌犯。 41歲的海伍德去年11月15日被人發現陳屍在飯店房間內,地方官員最初宣稱,他死於飲酒過量。但上述記者在重慶告訴英廣,警方到達飯店後立即明白,他是遭人殺害;同時在得知此事與薄熙來有關後,感到惶恐。 原任「人民日報」重慶特派員的這名記者透露,事後有3名警方調查人員自請辭職,「他們都怕薄熙來」。 重慶前公安局長王立軍正是在此時介入該案,他在元月間告訴薄熙來,他認為谷開來涉案。上述記者說:「薄熙來一聽到案情細節就大吃一驚,開始汗流不止。」 該記者說,半個小時後,薄熙來走近王立軍,緊握王的雙手,當時王以為自己安全無虞,但實則不然。事後他遭到革職,因而前往成都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據報他在館內對美國官員吐露這起凶案案情,並試圖投誠。 美國官員最終勸使王立軍離開領事館,他步出館外接受警方逮捕和調查。(譯者:中央社張佑之)10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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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伍德电脑中找到加密的薄熙来家人的经济帐目

法广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香港《明报》今天引述重庆当地消息称,11月海伍德命案后,重庆公安局在海伍德的电脑中找到一份加密文件,设法打开后发现是薄熙来家人的经济帐目。该报道称,此事令专案组多名成员深感恐惧辞职,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但却令薄大怒,未几免去王的公安局长职务,薄王反目,最终导致王立军私闯美领馆。 今天《亚洲周刊》报道说,追查海伍德案件,王立军五名心腹和司机被薄熙来秘密抓捕,三人遭刑讯逼供后死亡。谷开来绕过王立军,命令重庆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销毁海伍德案证据。薄熙来若证实为这些命案主谋,可能判死刑。 《亚洲周刊》报道说,海伍德死后,王立军即通过五名手下暗中调查海伍德案,于1月28日向薄熙来“汇报”,指出调查线索都指向薄熙来夫人谷开来,为此办案人员感到压力,已经请辞,希望薄熙来妥善处理。 报道描述,薄熙来听到王立军的汇报后大怒,打了王立军一耳光,并称王立军“你就是一条狗”。消息人士称,薄熙来立即抓捕了这五名办案人员,并在秘密关押他们期间严刑拷打,其中两人被刑讯逼供而死,一人不堪折磨自杀。 此前有多家网站流传消息称,薄熙来大秘书吴文康、安全系统官员车克明等人,在薄与王反目之后,抓捕多名与王立军关系密切的警官,并称有两人被刑讯致死。 熟悉重庆政情的一位当地作家对本台透露,“专案组的警察提出辞职,后来王被去职之后,专案组警察几人被收审,这样王才选择出走。” 此前,本台也从多次消息源获知此事,但几经查证,仍无法联系上据称被刑讯致死的警员家属。上述作家也对记者表示,对警察被刑讯致死一事,无法核实。 昨天的《泰晤士报》周四(19)报道说,薄熙来命令停止王立军手下人对其妻子谷开来涉嫌海伍德死亡案的调查,与王立军关系密切的11名警察也遭到逮捕。 《泰晤士报》的报道说,据重庆的消息来源说,这些人是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手下的私人卫队逮捕的。 文章说,薄熙来拥有一支46人的私人卫队,年龄在23到27岁之间,个头都在一米八。这些人从技术上来讲属于重庆市公安局国保总队,但实际上只服从于薄熙来的命令。 中国官方4月10日的通报中没有提及薄熙来在海伍德命案中的角色,但是通报中提及,“在薄熙来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但通报没有详细解释这些办案人员的现状。 前天的《南华早报》则有报道,称重庆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重庆公安局刑侦总队长李阳两人因涉嫌毁灭海伍德案件证据被抓捕调查。 根据本台的消息源,郭维国出身锦州公安局,在薄上任后调往重庆,并在2011年1月27日被提升为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当地消息源称,郭是薄安排在公安局内部制约监视王立军的重要棋子。 亚洲周刊称,海伍德命发生之后,当时作为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被谷开来方面绕开,而让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善后,包括销毁有关证据等。这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王立军已经不被薄家人信任。 本台的消息人士称,对王立军亲信警员的抓捕和刑讯,都由郭主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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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人王康自称与薄家并无私交

最近一周英美媒体在追踪薄熙来事件的过程中不断挖出一些“新料”,而王康这个名字作为“报料人”常常出现在英美媒体的报道中。自称为“民间思想家”的王康说他阴差阳错地就成了“报料人”。 在英美媒体的报道中,王康被冠上“消息人士”、“重庆商人”、“与多个薄熙来权力圈子有来往”的重庆学者等等头衔。王康则自称“民间思想家”,他说,就是民间“有思想的一个家伙”。 王康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他与薄熙来一家并无私交,他只是和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有过一面之交,也已经是20年前的事。他说:“1992年我为重庆电视台制作的一个电视片写解说词,片名叫‘大道’。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意思。重庆电视台想请薄一波题词。薄一波先生看了文本,把我请到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这样我和他见了一面,讨论了一些事。” 王康说,他原本是“对现实政治完全不太关心的人”,“我和他们(英国记者)说,我是个(和薄家)隔得很远的人,只不过刚好我有一个消息来源,知道有关的一点消息而已。” “我可以断定,在重庆在北京在中国比我知道更多内情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原意出面来说,”王康说,“我觉得中国人说中国的事情不应该吞吞吐吐。薄熙来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命运太不关心,主要是重庆的知识界。比如唱红,很多人都有看法,但是不敢说或者不原意说,打黑也同样如此。如果知识分子总是察言观色看风向,那算什么呢?” 对于“西南王”薄熙来的“倒掉”,王康表示他“感到庆幸”。身为薄熙来的同龄人王康评价道:“薄熙来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和北京的那些高官们有明显的区别,他有强烈的人生抱负,他有着自己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思考。但是,薄熙来基本的理念是错误的,他误判了中国。中国30年改革开放确实在进步的同时也存在深刻的危机,但是解决危机的方式不是薄熙来的方式。如果重庆模式带到北京去,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在中国肯定是一场灾难。不会是文革的简单重演,但本质上是一场新的文革。” 王康说,他认为薄熙来的“陨落”会给“六四”以来中国“23个年头沉闷的政治局面带来一种破局”:“薄熙来在重庆的戏已经演完了,复辟毛泽东的戏演完了。也就是中国走毛泽东回头路在重庆被终止下来,我相信在全国也会终止下来,我相信中国躲过了一劫。 ” “我为中国感到庆幸,为重庆庆幸,”王康说,“我这个态度本身比我讲话的内容,我觉得更重要。现在我是不是受到(官方的)压力,我不会直接地告诉你,请你理解。” 此前英国《泰晤士报》还曾引述“与多个薄熙来权力圈子有来往”的重庆学者王康的话说,“谷开来与海伍德之间‘绝对’有超乎友谊的关系”。王康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谷开来作为一个女人,50几岁了,如果她的家庭生活不像薄熙来宣称的那样幸福,相反是有很多痛苦、苦闷、焦虑和压力,她总要找一种方式让自己解脱。这个倒霉的英国人(海伍德)刚好在人性的问题上做了牺牲品。”他说:“谷开来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我并不认为她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权力腐化人,一个腐化的丈夫不可能给妻子带来真正的幸福吧?权力太绝对之后,一定会毒化这个家庭。它很难让这个家庭保持一种正常的平静的生活。” 作者:洪沙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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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只跟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

011年8月27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第四座万达广场开业。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前方左一)到现场和有关领导一起参加开业仪式。 生于红色家庭、当过18年兵的王健林,在短短24年间建起了万达商业帝国。从为政府分忧解难,到政府上门求援,王健林对官员追求政绩心理的准确掌握,使万达的商业综合体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拿地到开发我们能实现在十八个月内开一个万达广场。对于五年一届急于出政绩的地方政府来说,万达模式是再受欢迎不过的了。” “万达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这种,我就坚决不去,反正请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这个。” 57岁的王健林斜倚在椅背上,脖子上挂着万达的胸卡。在这个矗立于天安门东8公里、北京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的万达广场B座顶层,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拥有一间两个巨大套房组成、坐北朝南的办公室。 王健林早年有过18年的行伍生涯和2年的公务员履历,现在则是中国不动产领域的“教父”。在最新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他以255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排名第15位。 自从四年前他将总部从大连迁至北京,几乎每天都有地方官员造访,他们渴望在这里见到王,并“带回”一两个万达广场。 王健林也热衷于出席“体制内”的各种会议。3月21日,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他受到领导的接见;次日,作为少数几位嘉宾之一,王健林又被邀请座谈党建工作经验;4月10日,他作为“中华慈善奖”获奖代表赴中南海接受领导接见。 在房地产行业,王健林走了与大多数同行们不一样的路——不是简单地卖住宅,而是致力于商业地产。但3月中旬以来,王健林被调查传闻一出,几乎摧毁了王健林着力塑造的万达形象,这家公司早年的崛起及近年来的快速扩张更为引人猜疑。 2012年4月9日下午,王健林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回应坊间的诸多传闻。他自辩说,“没有任何人到万达做任何调查。我跟大连现在被调查的企业家,没有关系。” 红色家庭,军人出身 1954年10月24日,王健林出生于四川省都江堰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王健林的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最高官至西藏自治区副主席。 14岁的时候,王健林初中毕业。从电影《林海雪原》中获得的激情,促使他奔赴军营,成为内蒙古边疆扎鲁特旗边防部队的一名战士。 王健林当年的战友于学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虽然是干部子弟,但王健林在部队并没有得到什么优待。当时边防部队条件极其艰苦,长年住在帐篷里,每天以玉米粥充饥,从部队出发去最近的集市也有五百多公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健林由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军官,并入党。 1978年,王健林被部队推荐到大连陆军学院读书。毕业后,王健林被军校的领导看中,破格留校任用,并被提升至团级干部;1986年,“百万大裁军”的大背景下,王健林转业任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1988年,西岗区房管处下属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房地产公司,因总经理的经济问题负债几百万,濒临破产。西岗区政府为了拯救这个“烂摊子”,面向全区公开招贤——34岁的王健林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当年年底,王健林成为了大连市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西岗开发”)总经理。工商资料显示,成立于1987年的西岗开发即大连万达集团的前身,当时还是西岗区区属国有企业,其1989年营业收入为1285.8万元,净利润291.2万元。 据万达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多年以后,王健林有一次在公司内部提起自己的军旅生涯时笑言:“如果不转业,现在最多混个将军,那有什么意思?” 但18年的军旅生活,给王健林的一生都打上了深刻烙印。直到今天,王健林的作风依然是雷厉风行。他每天早上7点就到公司,参加任何活动从不迟到一分钟。 老板的这种军人风格,也直接影响到了万达集团。万达从高管到基层,男员工必须穿深色西装打领带,女员工必须穿职业套装,必须化淡妆。公司要求是8点半上班,但因为老板从来都是7点来公司,因此员工基本上都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岗。据万达集团企业文化部总经理刘明胜称,因为老板的准时,就连万达上千人参加的“万达年会”也无一人迟到,整齐划一地按时开场。 搔着政府的“痒痒肉” 创业之初,当时开发房地产首先要有计划指标,拿到指标后才能申请用地,而大连能拿到计划指标的只有三家国有房地产公司,万达没有计划指标,只能花钱向国企买指标。王健林辗转拿到大连南山住宅项目,并开发成功。南山住宅所挣的200万元成为王健林的第一桶金。此后,他又迅速抓住大连旧城改造的机会,崛起为大连首屈一指的地产开发商。 “包括后来砸钱玩足球,都为王健林在当时的市领导那里,争得了一个很高的印象分。”大连一位开发商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满足主政官员的政绩诉求,搔着政府的“痒痒肉”,是王健林过去二十多年里开疆辟土的利器。 而早在1992年,处于事业起步期的万达集团,在并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就替政府做了众多公众建筑。1990年,企业刚刚成立两年,王健林就捐赠100万元建设了大连西岗区幼儿园;1993年捐资2000万元兴建了大连市西岗区体育馆;1994年,万达又出资5亿元建设了大连大学。 在没有“招拍挂”制度的1990年代,政府当然会投桃报李,给予王健林不少土地实惠。然而,更大的绿灯在于西岗开发的改制上。1991年,国家体改委和大连市体改委准备在大连市选择3家企业,作为东北地区首批股份制试点单位,西岗开发成为首批试点单位。 工商资料显示,1992年8月,大连市股份制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在西岗开发的基础上,成立大连万达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8000万,40%的股份为企业内部职工认购,另外60%的股份分别是向中国工商银行大连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渤海饭店集团和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募集而来。 这其中,大连渤海饭店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为汤闯,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健林,都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1997年6月,大连万达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增至1.2亿,其中大连万达房地产总公司以7000万出资占58.33%股份,中国工商银行大连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1500万出资占有17.5%的股份,企业内部职工认购股份减至20%,其他股东分别为大连渤海饭店集团公司、大连煤气公司、大连电业局供用电技术服务公司等国企。 资料显示,大连万达房地产总公司也成立于1997年6月,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其对万达集团的7000万出资来自西岗计划经济委员会。 此后的十年间,通过多次极为复杂繁琐的转让,在2007年1月,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结构变为:由王健林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万尚置业有限公司占股49.25%,尹海(大连万达集团副总裁)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万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控股30%,大连一方集团占有6.5%股份,北京合兴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为大连一方董事长孙合喜)占股14.25%。国有股和内部员工认购股此时均已退出。 商业综合体“芝麻开门” 在1990年代,让王健林声名鹊起的招牌莫过于大连万达足球队,中国足球专业联赛的“八冠王”,后无来者。 2000年,王健林在声望的顶点退出足球圈,同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决定淡出住宅地产,转向商业地产开发。 故事的开头后来已经成为业内公开的桥段。在经历第一代单体盒子以及第二代盒子组合的试错后,2006年,宁波万达广场开业,王健林的第三代综合体——“盒子+街区+高层”综合体一下子开启了宝藏之门。 随后的几年里,万达广场以每年十几家的速度迅速在全国批量诞生。以万达广场的就业、税收和形象效应低价获取核心地段的紧缺土地资源,以万达广场周边住宅销售支持商业地产运营,是王健林实现“资金平衡”与“快速扩张”的主要筹码。 “一座万达广场,一个城市中心”的口号开始在全国叫响。商业综合体变成了品牌,地方政府引进万达也构成实在的政绩体现——万达在随后几年里确立了议价权。 对此,王健林也并不避讳。王健林称万达每年做二三十个项目,百分百来自政府“邀请”。每年来万达北京总部上门邀请的城市超过一百个,他一方面抱怨过多应酬挤占了私人时间,一方面为万达对地方城市的议价权而得意:“但我们还没有这么多能力,只能筛选其中最多30%的项目进行开发,现在稍微贵一点儿的地方我就放一放,放一放他着急了,可能第二年把价钱降下来了又请我去。” 显然,地方政府视王健林为解决就业、提升城市形象的骑士。王健林也称万达是一个跟政府关系比较良好的企业,核心原因来自万达的商业模式,“凭借着万达的执行力,从拿地到开发我们能实现在十八个月内开一个万达广场。对于五年一届急于出政绩的地方政府来说,万达模式是再受欢迎不过的了。” 2009年两会期间,宁夏的领导到万达集团总部会见王健林,亲自邀请万达去银川做个万达广场。宁夏当时还没有进入王健林的战略布局中,“但是人家亲自来访问,邀请我去做一个项目。我就去做一个,开业以后效果很好。银川市的领导又来邀请我们做第二个,我当时想银川才70万人,有必要开两个吗?但是人家就在我们这连呆两天,我一看这不答应不行,就又去做了一个万达广场。” “万达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这种,我就坚决不去,反正请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这个。”王健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被麦格理忽悠错过上市 依托城市综合体的这一商业创新及团队的超强执行力,万达攻城。王健林甚至对记者声称要在中国开1000家万达广场,然而令他感到头疼的,是IPO之路。 “也怪我,2006年本来就有机会在香港红筹上市,当时找了JP摩根、摩根士丹利等,框架都搭好了,被麦格理一忽悠,说我别做IPO了,做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多好,于是错过了最好的机会。”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时REITs的形式是万达与麦格理合资成立一家基金公司,万达以物业出资,麦格理以资金出资,这样,万达就拿到了自己进一步扩张所需要的资金,又同时享有物业收租的回报。 更重要的是,基金公司也可以上市,又不受增发的限制,另外,因为基金股东的分散性,万达不必担心自己失去对项目的管理和控制权。 “当时麦格理这么一说,我想这个似乎很好。”王健林于是跟着麦格理去澳大利亚学习REITs管理,还考了一个REITs经理人证书。等他考完证书并成立了全国第一支针对商业地产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2006年7月,国家外管局、商务部、发改委几部委联合发文《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严格限制境外公司收购内地物业。 等万达那时候再去改IPO,香港红筹上市之路也被监管部门封死了。不得已,王健林在2007年回头来做内地A股IPO,但没想到刚做完架构,2008年又来了金融危机,万达上市之路再次搁浅。 “2010年事实上我是有机会上市的,当时有两个上市公司净壳卖给我,我当时没想去要,光想着不缺钱,就自己上市吧。结果没想到一等等到宏观调控来了,眨眼2012年了。”王健林说。   源地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74356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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