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

“过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今天这种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现在国内还有一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未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条，我把这种观点称为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我想这种观点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 现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张维为，曾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担任邓小平的翻译。 他说，那是他人生中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现在忆起小平，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 20多年之后、行走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张维为进一步体会到，邓小平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就是“头脑清醒”—“他了解百姓的愿望，了解中外不同体制的长处和弱点，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 张维为认为，这一点对于今天认识中国崛起和中国未来同样重要。 首先，“不管中国还存有多少问题，中国过去30来年所取得的成绩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要出色”，要自信地“沿着成功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其次，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中国的问题都有解，天塌不下来”。 更重要的是，美国绝对不是中国的样板—“我们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而在他眼中，中国最大的挑战和风险，并不是常常被提及的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问题，而是中国人“自己打败自己”。 　 　我潜移默化受到“小平精神”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担任邓小平的翻译。这段经历对于你认识中国崛起和发展有何影响? 张维为：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对我后来许多观点的形成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是邓小平的眼光，二是他的思路，三是他的清醒，四是他的大气。 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和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西方政客一般谈的是“一百天内，要怎样怎样”，邓小平是“一百年内，要怎样怎样”，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 邓小平是一个思想者。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汇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的思考状态。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前豁然一亮。 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了解百姓的愿望，了解中外不同体制的长处和弱点，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作为一个人，他大气，他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出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会。 “用人均GDP低来否定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很肤浅的”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虽然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值仍然非常低，甚至落后于一些非洲国家，这说明中国还是不行。而你提出观点说，人均GDP这个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国家实力，需要重新认识，能否细谈? 张维为：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过去说我们自己落后，是实事求是，今天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我们讲韬光养晦，应该是自信的韬光养晦，而不应是精神萎靡不振的韬光养晦。 一些人老是用人均GDP低来否定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很肤浅的。只要实地走访一下世界你就知道，人均GDP造成的误差有多大。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里程碑事件，背后是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举个例子，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中国发达地区多数居民的住房水平已经超过日本。 我一直认为，所有涉及中国的排名，包括人均GDP等，只要融入两个因素，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是用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来计算，而不是用官方汇率来计算。 日本吃一碗面比北京、上海要贵10倍，理发也比北京、上海贵10倍。照官方汇率计算，日本卖面和理发产生的GDP就比北京、上海高10倍，这样计算肯定是严重失真的。所以我认为用货币购买力评价才能更靠谱些。 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英国经济历史学家麦得森。他做了跨长度的跨国比较，认为1992年中国事实上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12个欧洲大国的总和，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等。 第二是中国人的房产。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住房自有率全球领先。我在上海坐出租车，喜欢跟司机聊天，他们普遍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有房产。如果论资产，他们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超过了当地50%人的资产水平。 过去30年，中国人总体财富增加的速度世界上无人可比。在欧洲，能拿到银行房贷，就是对你中产阶级地位的确认。在瑞士，如果你房产付清了，你就是富裕阶层。这种国际比较有利于我们真正读懂中国崛起。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立足中国国情，大胆进行指标方面的创新，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真实面貌。 《瞭望东方周刊》：房子是现在中国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有不少人说，中国现在房价这么贵，年轻人和低收入阶层都买不起，怎么能说中国就已经崛起了呢?你怎样看中国的房子和房价问题? 张维为：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坦率地说，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国，大学刚毕业就可以考虑买房子，女孩子可以坦然地把拥有产权房作为结婚的条件。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这个水平。 我看过电视连续剧《蜗居》，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我们俩加在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这种话在瑞士没人敢说，因为做不到。其实又有哪个发达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一般西方国家典型的中产阶级，一辈子最大的财产就是一套产权房。瑞士的住房自有率为36%，是北京和上海的一半。 实事求是地说，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某种意义上也展现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大多数百姓生活的改善。我们应该自信地肯定自己的成就，然后以创新的精神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于多数人来说，应考虑先租房，有了积累再买房，这也是国际惯例。当然房屋租赁市场需要更好地规范。考虑到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产传统，我们也需要探索解决住房问题的新思路。 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租售结合起来，租赁房屋达到一定的年限，租户就可以优惠价格购买租赁的房子;我们也可以参照1998年房改，以建筑成本价加一些条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给适合条件的年轻家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和消费也是有益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现在有不少中产阶级寻求移民海外，说明中国的安全感和吸引力不够。你如何看待所谓的中产阶级“移民潮”? 张维为：我不担心这个问题。海外移民我接触很多，我有一个粗略的计算，70%出去以后会变得更加爱国。在国内抱怨越多的，出去后往往转变得越快，因为他们把国外想象得太好了，他们对美国的印象是好莱坞电影上看来的，和真实的美国差距很远，结果出去后失望的很多。 过去十年中，假如你生活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发达板块，你的财富可能已经增加了二三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国，你的财富由于赶上了金融危机可能早已缩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锦还乡都不容易了。错过了中国迅速崛起的伟大时代和众多机遇，至今都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心头之痛。 现在所谓中产阶级移民，其实绝大多数都把根留在国内，包括自己的企业和资产等，因为他们也了解今后至少10年20年内，中国还将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我们不必担心移民问题，更何况现在每年流入中国的资金远远超过流出的资金。只要我们有一点中长期的战略眼光，适度规模的移民对中国的利远远大于弊。出于各种原因，一些人移民出国了，他们以后回来也好，呆在国外也好，对中国都有好处，因为中国的利益已经覆盖全球，需要更多的海内外华人来保护和推动。 　 　美国崛起时也曾“礼崩乐坏”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中国社会接连出现了“药家鑫案”、“染色馒头案”等恶性事件，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些事件会影响你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乐观判断吗?你认为中国应如何“创新社会管理”?有无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 张维为：这些案件的性质都非常恶劣，但放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其实比例是很小的，不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大局的判断。这种事情，出一桩，抓一桩，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道德滑坡，这是事实，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种滑坡慢慢会被扭转过来的。 历史上大国崛起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美国崛起的时候，也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一方面经济繁荣，一方面各种道德败坏的行径剧增。今天的美国的药品监察局等机构都是后来建立的，同时还设立一整套行政与法律制度，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即使这样，美国今天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根据2011年6月1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每年因食品原因而住院的有32.5万人，死去的有5000人。这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还是一个发达国家，也就是这个水平。 当今中国政府的执行力比当时的美国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府都强。只要我们持续不懈地努力，是可以比美国做得好的。北京、上海等地现在的人均寿命和社会治安等指标都好于纽约就是一个证明。 这里还要指出，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很多媒体为了抓眼球，把负面的事件无限放大，这种媒体生态需要逐步改变。另外，我们还需要一种比较成熟的心态。所谓成熟的心态，就是不要被媒体耸人听闻的炒作忽悠。看问题一定要有概率观念。没有概率观念，你连人行道上走路都不敢，因为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少人在人行道上行走时被车撞死，但这种情况的概率非常之低。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两会”之后，“顶层设计”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个热词。你认为中央政府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应该坚持什么，特别注意和警惕什么?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孙佳宁 发自北京 图/受访者提供 “复杂的中国，复杂的世界” 人物周刊：《环球时报》赢得了百万读者，但也受到了很多争议和质疑，你能比较完整地阐述一下你的办报理念吗？ 胡锡进：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这是我对中国最主要的判断，也是我需要说出来的一句实话。《环球时报》每天有很多文章，每篇文章不一样，但是如果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看成一篇文章，总标题就是“复杂的中国和复杂的世界”。 中国对于世界已经非常不寻常，特别是中国国家道路的问题，影响世界未来的方向和其他国家人的福利。 我认为外国对中国理解不全面，他们看中国不容易看懂，容易从自己利益角度，先对中国进行价值判断，然后再具体解读中国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就想告诉世界，中国很复杂，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口这么多，发展阶段这么特殊，发展又这么快，全世界二百年的成果压缩在几十年，几百年的问题也是压缩在几十年中，中国很不容易。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外界对你们的批评？ 胡锡进：现在爱国主义受到争议，一些人认为，只有对政府的批判才是批判，在西方面前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追求是不正当的。我们主张健康的爱国主义。中国比较弱，你再不爱它不保护它，就完蛋了，这种民族情绪，是弱一点的国家和民族天然产生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到了今天，中国越来越强大，爱国主义不能像过去一样，内涵也在随之发生变化，《环球时报》也是这种变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是一个民族心理历程的自然过程。 但是现在很多人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划成等号，“爱国主义”都变成贬义了，这是国内人不够自信，受了西方给中国贴标签的影响。“民族主义”这个词，不管它的来历是什么，今天使用的时候价值判断的成分非常大，每个国家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别的国家是民族主义，只不过西方的话语权比较大，软实力强，给中国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中国国内又有些人不坚定，独立思考能力不行，顺着西方走。这样比较简单，心理上又比较舒适，自由啊民主啊平等啊，全是一些很好的词，每天都喊些这样的词多愉快，社会又不整你，多愉快啊！ 你想想，中国社会的领导人他们不懂么，谁不知道自由民主好，我们中国在一步一步推动。很多自由派的人老把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比。能比吗？美国下了飞机，高速公路有多宽，租车场有多大，中国和美国真的没法比，拿美国的那一套来套在今天的中国身上是天大的误会。 至于那些关于我们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指责，没关系，我们承受得住，我对同事们说，坚持一下。也有些人在微博上批评我。但是我们既然认为我们做得对，就坚持一下，毕竟大多数人是支持我们的，我们是按照中国主流人群的想法来的。 人物周刊：你在很多场合谈到《环球时报》传递的是真实中国的声音，是民间中国的声音。但也有网友反问，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中国，那为什么国内发生的负面新闻你们不去报道？ 胡锡进：说这个问题的人很不专业，这是模糊的印象，《环球时报》不是报道国内新闻的报纸，它是国际新闻的报纸，主要是从战略层面来报道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可以说报道的是中国的世界坐标。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你们发言的尺度较为宽松，是因为你们获得了主管部门的某种默许或者特许？ 胡锡进：我觉得外国记者向我提这个问题很正常，但有时中国记者也这样问我。谁能有特许执照？政府不会给任何人特许执照，都是冒险做出来的。如果你说的实话，对社会是促进作用，就好一些；如果你比较偏激，给社会带来一些麻烦，自己也就会麻烦。所以需要真诚、勇敢和智慧。 拿2008年奥运圣火在法国的传递风波那个报道来说，当天晚上11点钟，外电有报道，圣火在传递过程中灭了几次。到了那个时间点，稿子怎么做，标题怎么处理，压力很大啊。我拍的板儿，定的标题是“法国没保护好圣火法国警方掌控局面无能”。 当天夜里官方发出的报道是，有关官员称，“圣火传递取得成功”，你说我压力多大。回到家一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上班，人民日报社院里好几个熟人碰到我，第一句都是，“老胡，你们做过了！这影响中法关系啊！”但是其后所有的中国媒体都跟着我们的风向在写，法国驻华大使到处骂《环球时报》。我们最后也没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我们说的是实话。 人物周刊：你一再强调《环球时报》的办报理念是实事求是和讲真话，为什么外界还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对之声，认为你们所呈现的中国并不真实？ 胡锡进：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舆论的分裂。西方肯定认为我不客观，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他们认为我们的报道违背了他们的利益，（在他们眼中）只有站在他们一头，帮着他们说话才是“真实”的。国内有一批人被西化了，价值观和他们一样，这是最大的原因。 当然还有些小原因，比如《环球时报》只是报道国际为主，从战略层面，国家冲突和摩擦，中国国家道路问题，从思想高度上来报道，不会报道日常的事情如药家鑫的事情。 《环球时报》现在有这么大影响力，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使用自己的影响力，转化成对每天具体事情的干预，但是我们做不到，报纸做这样的转向做不来。这是报业市场的问题。做这类报的道媒体已经很多了，不缺一个《环球时报》。 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战略层面来发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平衡。但是有些人不允许别人持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他想到的，他理解的，他喜欢的才是真话，不喜欢的不是真话，不允许不同声音的表现，这是非常武断的要求，与他们宣扬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 人物周刊：有个段子说，“《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你听过这个段子吗？ 胡锡进：我听过这个段子，一笑就过去了。段子永远是简单化的东西，中国很复杂，世界很复杂，怎么会有这么简单化的东西？这是中国人流行的揶揄的一种方式。但是《环球》是不是宣扬全世界都嫉妒我们，随便拿出一天的报纸就会发现不是这样。可能是我们150万的发行量还不够多吧，所以造我们的谣那么容易，(笑)可能需要上千万的发行量，才能让造谣者闭嘴。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媒体的客观公正？ 胡锡进：这是所有媒体人都必须认真追求的。这要求任何报道不预设立场，不从自己的所谓“政治阵营”出发，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当成所有新闻素材的模子。我觉得现在很多新闻界的一些人并不是这样做的。 人物周刊：你在微博里提到，要警惕“西方”，因为他们可能是我们“别有用心的老师”。有网友笑言这种说法源自阴谋论和阶级斗争多疑论。这是你的完整想法吗？ 胡锡进：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有一篇社评多角度论述了它，微博里寥寥数语，观点表达会有准确度的损失。如果这样再挑出微博里的几个词组成问题，就更刺眼了。但总体看，西方的自私是毫无疑问的。所有国家都有自私性，中国对西方不构成竞争的情况下，西方对中国更容易真诚、自然和善意。到了中国与西方竞争时，这种心态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受到的人权批评比七八十年代要多得多，从常识就能想到，我们的人权状况比那个时候要好得多了。80年代，连人道主义都不能讨论。今天中国的自由状况怎么能够跟七八十年代相提并论？但那个时候中国是他们反苏的盟友，他们很少来批评中国。 现在西方的批评中，有一部分，是出于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他们就是那么想的；还有一部分源自他们的私利。我们应该去琢磨和思考他们的话，但不一定要去照着做。也不能因为我们本来应该那么做，然后因为西方要求我们那么做，我们就反着来，那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中国需要独立思考，自己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像我在《环球时报》社评里写的那样，中国政治经济的闸门，钥匙必须握在自己手里，不可能给美国也配一把，美国得习惯中国的非敌非友。如果我们全听美国的，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个人可以这么做，国家怎么可以这么做？我们自己的政治道路不按自己的利益、承受力去操作，一切听从美国，那是不负责任。 “微博上的声音不能代表主流” 人物周刊：现在左中右划分得很细，比如说中左和中右，你是哪一类？ 胡锡进：很遗憾，我不喜欢这样的分类，我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我鼓励大家要做实事求是派。 人物周刊：你的微博开通第一天就收获了五千多个关注者，但其中多数是批评你和你的报纸的。你在博客中表示了惊讶，此前你不了解有那么多批判者吗？你怎么看待反对派的声音？ 胡锡进：我尊重微博上的声音，但不认为微博上的声音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微薄只是把持有同一看法的人聚合在一起，他们比较活跃，但并不是主流。如果中国社会大多数人都认为我错了，我就会认真思考，要不要改。《环球时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卖一块二还有人买，这么大的发行量，这意味着大家在读我们的报纸，认同我们的立场。大多数人是支持我的。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如此自信，认为大多数人是支持你的？ 胡锡进：我们做过很多调查，关于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的，结果在《环球时报》上都发表了。比如希望中国保持大的稳定，进行渐进式改革，每次调查都有绝大多数人表示支持，比例在70%-80%之间。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目标读者有了解吗？ 胡锡进：我们经常做调查，由于读者群很大，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辐射面同样很大，总体看，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关心国际，城市读者相对较多。我们不能说我们代表社会，但我们读者的代表性比其他媒体要强一些。飞机上每天就10万多份。另外开出租车的、警察、蹬三轮的也都能经常碰到读《环球时报》的。全国有报摊的地方就有卖环球，我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人物周刊：你们有句宣传语，称《环球时报》是全国公信力最强的报纸。 胡锡进：每个媒体都认为自己的公信力强，或者说想做到最强，但这句话不是《环球时报》的标准广告语，也不是我想对社会表白的，我也认为我们的世界观有局限性，我们不是永远是正确的。可能是广告部作为一种广告术语去做，但我从来不这么说。 人物周刊：你觉得《环球时报》的局限性在哪里？ 胡锡进：我想跟每个媒体的局限性差不多，媒体从业者首先都是人，人的经历、所处的位置……都会带来某种局限。我们在北京办报，报道国际新闻，很多人都学过外语，而且是体制内的报纸，这都会带来局限。但是我们在努力突破局限，这是我们非常努力去做的。每天的社评都是我执笔的，但写作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每天早晨编辑部讨论，定下这个题目，编辑会打很多电话，去问很多人的看法，搜集看法，给我看，我们一起来做，我口述，他记录，一起写成，写成之后还要传给几个专家去看，他们就这篇文章的思想、逻辑、文字提意见，写成之后提意见的最少是两个人，总共加起来给社论出主意德尔大约有百名左右，智囊团，这些人分布在大江南北，都是中国一流的专家，比如像房宁、金灿荣、张颐武、张琏瑰……特别多。 人物周刊：前段时间，贵报关于艺术家艾未未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很多争议。 胡锡进：新闻史会给我们正面的评价。通过我们的报道，中国人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也把我们想说的说出来了，这样做对于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一种进步。我们该说话的时候没有沉默，这需要勇气，我们这一两年不断触碰敏感话题，对在第一时间评论艾未未事件，等于是做了准备和铺垫。 中国社会舆论在分裂，造成了一些人把社会上的所有人和事要归队，或者这一派或者那一派，这不健康。我觉得《环球》在努力地站在公正、中立的位置，来谈一些敏感问题，但我也承认，把握准这一点是很难的。比如说像艾未未的事情，我们连续写了4篇社评，并不是每一句话都很准确，但是总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硬要挑一句话，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文字狱。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任何文章如果断章取义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那几篇社评是站在中国的利益上来写的，这里面有我们对世界的总体理解。我不赞成把政府单独挑出来。中国政府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和老百姓、全民族利益是一致的。我不信美国政府会比中国政府更关心中国人的福利，我不相信。 人物周刊：但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判断、举措和民众的利益的确会有冲突、有分歧。 胡锡进：是这样的，因此需要批评。我们是批评的参与者，我们前段时间批评深圳，驱逐8万高危人员离开深圳，我们第一个发社论批评。日本核事件，《环球》第一个发了社评，提出来要实事求是把情况告诉大家，发展核电要谨慎小心，这和核工业部、中国核工业集团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是永远挺政府，这怎么可能？ “中国是一辆巨型卡车” 人物周刊：你接受过多家国外媒体的采访，我很好奇，你接受采访时，可能事先就知道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他们的不一样，为什么还会选择受访？ 胡锡进：人需要与和你观点相反的人接触。我本身做媒体，知道谁不配合，就会很恼火。不接受的话，他还是会写你，会把你写得更糟糕，所以即使有些媒体来采访我是出于恶意，我也通常给予配合。 凡要想做点事情，总得要承担一定风险。其实不做事情，你的媒体也会有被边缘化的风险，你什么都不说，慢慢地，也会累积出一种长期的风险。你要是说了，可能也会有当下的风险。但是恐怕所有人都有风险要面对。 人物周刊：将接受采访，甚至是对立面的采访视为一个完整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的机会，你的这种想法在体制内似乎还是少数。更多人不这么想，比如说很多地方官员在面对质疑和危机时，常常会认为不回答是种好的保护方式，把自己藏起来。 胡锡进：那是摆脱责任的一种好的方式。按照规矩，大家都不回答，那么他就没有责任，媒体爱怎么说怎么说，制造了很不好的舆论，也跟他没关。但是如果他说了，不管是对还是错，也许就会给自己带来意外麻烦，这是中国政治非常不好的一种现状。国家应该鼓励官员们多说话，多接受采访，即使说错了也没关系，大不了澄清一下。我不是官员，我只是个媒体人，只不过在体制内，是个比较另类的媒体人。 人物周刊：你的中国观极大地影响了你对世界的看法。我想了解你对“中国崛起”这个概念的看法。 胡锡进：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关键是怎么理解“崛起”这个词的含义，其实中国官方并不喜欢用这个词，更喜欢用“发展”。外媒喜欢这么用，中国人也就跟着用，用来用去就习惯了。中国崛起是中国目前总的现实，不错的地方是，经济发展很快，也有很多弱点和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比如说关于理论的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成果在理论上怎么对接，这些都没有解决。中国崛起很复杂。 人物周刊：还有一种说法，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有人总结为“中国模式”或者是“中国共识”，你认同吗？ 胡锡进：中国共识还不成熟，中国模式也不成型，至少我们自己还没完全搞明白，但是我们确实走的路和西方不一样。我认识一个混血儿，五六岁，我带他出去玩，中国人都说他长得像外国人，外国人都说他长得像中国人。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在当中。看不清楚。我们需要视距，来回过头来看中国，才会看清楚的。 人物周刊：也有学者认为，要回到常识，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跟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平权有关联的，这是全世界共通的东西，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胡锡进：这条道路是中国独有的，还是不是，我们不能纠结在这个问题里，毫无意义。没有哪个社会是完全与世隔绝发展起来的，这不可能。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一定受到西方影响，没有西方我们也发展不起来，我们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的开放。西方各种思想，好的东西都会对我们产生好的影响，中国发展不是独立的，这毫无疑问。 但中国不可能照搬美国的英国的，这做不到，中国拿各国好的东西来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新组合、重新融合，再往前走，事实是这样，而且也必须得这样。大部分西方国家才多少人？都是人口几千万、几百万，这在中国也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省份，或者一个市。中国是一个巨型卡车，西方是卡丁车，开惯卡丁车的人去开开大卡车试试？那完全是不同的感受。 人物周刊：你曾在一线做过多年记者，还做过战地记者。参与国际报道的经历，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胡锡进：增加了我的见识吧。我跑过一些国家，亲眼看到了前苏联和东欧的变化，直接采访了南斯拉夫战争，在那里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记者，和他们打过大量的交道，所以知道外国媒体是怎么做的，知道中国和西方媒体有什么天然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从发源来讲，媒体是西方发明的，报纸、电视，都是西方社会量体裁衣做出来的，跟他们的社会现实环环相扣，扣得非常紧。中国的媒体，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绝做不到像西方媒体一样。我总跟西方记者说，我们的媒体没有你们那么自由。但是媒体又是改革最活跃的部分，通过改革和媒体人的努力，我们的国家在变化，这是中国媒体的现实。 西方媒体的自由有先决的社会条件，社会组织的三权分立，各个社会集团通过对立来实现平衡，这种对立给媒体的自由形成了大空间。中国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和谐，中国社会没有西方激烈的政治碰撞，利益分歧的时候，社会主张通过协商和友好的方式来解决，不主张对立，这给媒体的发挥空间设置了天然的障碍。中国媒体不可能和西方一样，无论喜欢不喜欢，这是现实，我们可以改造并同它一起变化，但我们绝跳不到这个现实之外。 人物周刊：你的有些观点是对的，是出于一个综合、均衡的考量。但是类似主权高于人权的观点，我不能够赞同。你说把人权和主权对立是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攻势，你不认同全人类有共同的价值吗？ 胡锡进：我认同全人类有共同的价值——人权和自由民主，说它们是全人类的价值，我也非常同意。但是这些词被西方政治化了，它们的现实含义已经超出了这些词原来所对应的概念本身，当西方把自己的这些词作为向中国施压的外交工具时，事情就变味了。其实中国绝大多数人关于该不该搞民主和自由，认识是相同的和有共识的，只不过该怎么做没有共识。 中国在进步，谁要不承认，就是睁眼说瞎话。不能把民主的进步仅仅看成是选票，一人一票，这样理解民主太狭隘，这真是掉入了西方设计的轨道中了。中国人不至于这么愚蠢。我们要更加实事求是看民主，坚定不移推进民主。 关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我认为它们是统一的，人权和主权应分开是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国的人权怎么能离得开主权呢？中国在历史上因为主权问题吃的亏还少吗？我们多少人被外国人杀掉？以前主权不行，在世界上的空间就小。现在世界上各国在争夺发展权，主权强大，国家就会得到大的空间，这和人权有直接关系，干嘛要对立起来？那是西方的话语体系，国内的知识分子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不动脑子，跟着西方跑，或者是故意的，谋取自己的利益。 人物周刊：有人曾经打比方，说一户人家，丈夫好赌又好色，还打老婆孩子，有一天狂打老婆孩子，邻居指责，他说这是我们家的主权，你别来干涉。 胡锡进：用这个来形容中国？这是非常低级的比喻，国家的事情要比这个复杂得多。一个家庭，三五个人，一个国家多少人？国家利益的复杂性要比一个家庭复杂多少倍，打这种比喻的人是脑残或者别有用心，这怎么能一样呢？ 今天来说，中国国力还不够强大，跟西方比还比较弱势，强调别人不干涉中国内政，这符合中国整体国家利益，如果不坚持这一点，而是主张大规模干涉国家内政，这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我们只有一个中国，爱国没有什么坏处，帮助这个国家，尽我们所能，推动她往前走。有一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一朋友很有钱，想移民美国，他就劝他，“你就是到美国去，还是中国人，你还得吃中国这碗饭，中国好了，你在美国地位高点，中国地位低点，你在美国更惨，你融不进那个社会了，你注定是中国人了，你要走的话还不如在国内。船漏一点，咱补一补，咱就能往前走了，就能开到对岸了，就不至于沉没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是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要踩呢？ 反正我是这样的，美国的利益有人去维护，用不着我们。中国好不容易有一个发展机遇，有可能成长起来，我们要打断这个进程吗？有人在网上说，这是一个烂国家。没错儿，我在社评里也那么写过，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毛病让我们不知道是该爱还是该恨它。但我看到它的希望，以及它的现实成就，我选择爱它，保护它。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哪个阶段对美国很向往？ 胡锡进：我现在也觉得美国很好，如果给我选择的机会，我很可能选择生在美国！美国情况好，生活平静，一生享受那么多自由，中国有这么多问题。生在美国没什么不好，但是生在中国给了我另外一种命运，让我不断去奋斗和努力，和我的同伴一起去改变这个国家，我的生活更加有意义。 我们这一代人，穷啊，眼看着国家一点一点变化出来。1984年我和我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在宣武门散步被一个台湾人看见了。那人跑过来跟我们打招呼，说他是台湾老兵，老家是河南的，回大陆探亲，第一次在街上看到手挽手的年轻人。我女朋友那年24岁，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吓得躲在我身后，都快哭了，胆小啊，从来没见过台湾人。我当时还在部队，分手的时候，我跟对方握手道别，说“请回去向台湾青年转达我的问候”，多傻啊！我俩还都是大学毕业生呢，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还有人说这么傻的话吗？ 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这一代闯过来，知道还要往前走，没有一个社会生下来就“咣当”特别好，咱就这个命，没给生在美国，还不错生在中国，经历这种变化，要给你生在利比亚怎么办？咱庆幸吧，没做埃及人和利比亚人。这也是我的一句真话。 两个“环球”？ 人物周刊：有人说《环球时报》中英文版存在“报格分裂”，在题材选取上存有双重标准。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胡锡进：中文版、英文版我都是总编辑，说它们办报理念有什么不同的人根本没看懂。双重人格这个词多么适合在网上流传，多么适合去刻画一个人，特别是你不喜欢的人和媒体。仔细读一读吧，一切就不攻自破了。英文版开创的时候，前半年我天天上夜班，稿子我亲自改，英文版最早的几个比较冒险的报道，涉及异见人士、游行示威的稿子，都是我主持做的，那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改的。 无论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我们的原则都是“说真话，说实话”。中国尽管有很多不足、很多问题和意见，但整体来看，和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经得起实话实说。我讲实话，有的时候会经历来自各方的障碍，不光是官方，还有互联网、微博，但讲真话是有前途的，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大。我们越讲越真，越讲越实。我们的报道、特别是评论形成了创新，不是简单发牢骚，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所以有生命力。如果相反，你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一些很敏感的话题，《环球时报》也碰了，记得有一次，几位外国专家对我们当晚的突破性报道过来向我表示祝贺。总之，我承认，《环球时报》不是鲁迅，现在鲁迅很多，我总是对同事们说，让我们做蔡元培，做胡适吧。 人物周刊：有句话流传很广，“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你怎么看？ 胡锡进：我觉得批评应当越来越自由，我也支持批评，我们经常批评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合适的地方。中国社会需要逐渐习惯批评，官方不用因为批评而那么纠结，民间也不用对官方对批评的有些限制也那么纠结，这是个过程。 批评显然在前行啊，难道不是？网络，微博，这些工具出现就是批评的革命，社会和政府都在越来越适应。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永远需要一个秩序，批评在什么样的限度上会损害国家的基本秩序，会毁灭政府的权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个限度在变化。但总体上，政府的权威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太大太复杂。《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杜德在北京、莫斯科住过几年，他在美国时给《今日美国》做记者，非常有名，他告诉我说中国无论怎么样发展，一定要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凝聚力量。我非常同意。当然，执政党的权威不能总是通过限制批评来维护，这一点中国社会已经有共识。 人物周刊：你对当下社会有无担忧？ 胡锡进：怎么能没担忧？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在变，权力结构在变，他们已经具有反思和纠错的能力，他们有这种愿望，能力也在逐渐建立起来，比如说行政权力制约、自我控制，听证制度，依法治国……没有百分之百做到，但总的来说在往前推，律师行业越来越繁荣，我们看到中国的律师都挺有钱，这就说明法律越来越有作用。 中国大的环境挺紧迫的，全球化的环境，中国人看到了全世界，比如我们的民主跟西方有一定差距，西方的民主搞得不错，这不是虚伪的，但是一时又拿不过来。于是西方批评我们，国内自由派也主张学习西方，形成了两种压力，这两种压力会长期伴随中国政府，会形成长期压力。中国一定要处理好，如果我们处理好了，西方民主实践会提供经验，帮助我们前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荡。楼修了一半，100层的楼修到30层，突然改换图纸，大规模改换图纸，那是改不动的。如果中国发生革命，权力的运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利益在没有铺垫的情况下经历颠覆式的调整，那这场革命就有可能变成灾难。 中国人的价值观跟西方有什么不同？一定是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现在谈普世价值，问题是同样的，普世价值肯定有，但“普世价值”这个词被高度政治化了，好像承认普世价值就是一个政治立场的宣誓，不承认普世价值，就是另外一种政治宣誓，这是很糟糕的一点。中国现在没有理性讨论的环境，大家就是站立场，看你同不同意，这是一个阶段，会过去的。 人物周刊：你的头脑中，一个理想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胡锡进：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认真想过。一个理想的中国不是我们设计出来的，而是我们走出来的。 整个世界有趋同之势，中国和美国，会有一些趋同的地方。美国的优点，中国能尽量多地学来，但是中国，我相信，肯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美国，无论怎么学也变不成的。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的中国，但是民主的形式是什么样，需要我们慢慢、慢慢走出来。美国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是走出来的。怎么走出来，这需要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当前中国需要把握住国家的完整性和凝聚力，这是保证中国未来继续发展的前提。保持住这一点，中国就能往前走，很多问题会在当中一点一点解决。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2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5 次 更新时间： 2011-06-23 16:12:00 夏斌：2020：中国金融战略的主要思考 标签： 金融战略 ● 夏斌 （ 进入专栏 ） 摘要：在世界对中国可能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未知”、“不安全”猜疑太多的状况下，中国更需要以清晰的和谐金融战略昭示天下，回答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命题。文章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未来金融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中国金融战略，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 当人类社会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漫长的历史转折时期，影响各国经济力量剧烈变化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规则（当然最终决定力量必然是经济因素），个别事件的发生、偶然因素的累积，同样不可忽视。面对未来动荡的外部环境，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间的政策博弈，将影响历史的进程。加上不同国家民主力量、民主政治推进程度的不同，其博弈后政策偏离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就此意义讲，研究一国金融战略的难点，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政策博弈中各种复杂组合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在世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的大变革时期，迫切需要的不仅是体现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而且需要能适应世界经济力量发生变化，同时能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指导理论，需要的是能反映大国兴衰更替的政治经济学。对研究一个正处于转轨、崛起的大国经济体的金融战略而言，更具特殊需要的是，必须回答其战略的特殊性和策略性，即在追求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如何顺应世界经济力量和格局的变化，维护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全球化趋势不被中断。战略未必一定是敌对的。战略是制定方为谋取某种利益的计划，它同样可以在基本不伤害他者、寻求和谐的情况下实现，如历史上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其经济发展同样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今天，在世界对中国可能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未知”、“不安全”猜疑太多的状况下，中国更需以清晰的和谐金融战略昭示天下，回答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命题。 一、未来环境对中国金融的需求是矛盾的 中国未来增长存在以下四个主要机遇：一是高储蓄率，二是工业化、城镇化，三是全球化，四是体制改革的空间。同样，也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广泛而言，挑战来自于各个方向，如大国地缘政治问题，领土统一与主权安全问题，气候变化与碳排放问题，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民主政治改革和软实力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国内外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果就纯经济增长长趋势分析，关键性的挑战又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资源、环境制约，三是经济结构的失衡，四是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动荡。 四大机遇与挑战，对金融意味着什么？从机遇看，简言之，要求中国金融应尽快全球化。从挑战看，存在要求加快中国金融全球化进程的需求因素，同时面对外部并不稳定的环境，中国金融的全球化绝对不能操之过急，需要保持必要的“风险隔离”和“减震”装置，存在需慎对金融全球化进程的需求因素。这意味着，汇总未来的各种环境因素，对中国金融的客观需求不得不是矛盾的：既要金融的全球化，又必须是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二、现实的中国金融供给：“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 对中国金融未来环境的分析，是需求分析。现实中国金融能供给什么？其特征是什么？作者概括为“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两大现象。对于前者，人们容易接受：对于后者，也许有些人不赞成。 作者于2007年提出“金融弱国”，主要基于在国际比较中，一国金融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上风”，即是被他国所影响进行的思考。若就此出发，毫无疑问，可列举一系列特征性现象：人民币汇率不敢自由浮动，人民币远不是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这是“金融弱国”的主要标志；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如一国宏观调控受制于他国的“原罪”现象等弱机制问题；在国家层面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从大宗原材料、能源定价的话语权看，中国还只是一个“跛足巨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深度与广度，仍属刚刚起步，海外资金尚不敢让其自由进出；加上国内金融的一系列行政管制，导致中国表面热闹的“金融的发展”、“骄人的成绩”，还只能属于初步的、浅层次的“自娱自乐”阶段。 三、战略方向的唯一选择：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 基于以上四大机遇与挑战对未来金融的需求分析，同时基于“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对未来金融的供给分析，理论逻辑和现实决定了，当今中国没有其他选择。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或者说在到2020年前后的战略过渡期内，作为金融的总体战略方向，只能选择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 所谓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是指，中国经济面对稳定增长的挑战，中国金融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市场准入、资金价格、微观治理到金融运行，实现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资源要素配置。所谓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是指，在汇率、资本管理、一国货币国际化等核心问题上，未必能一步到位，按成熟、发达经济体的惯例或主导的制度运行。如果过快打开“金融国门”，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不仅在方向上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具体分析，中国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有四项：人民币汇率、资本账户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改革。在这四项内容中，国内改革是其他三项的基础和条件。缺乏国内金融（包括经济）的进一步改革，一切金融开放活动都难以推进。因为要与全球化金融全面接轨，基本条件是国内金融充分的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国经济崛起的显著标志，因此也是中国金融战略所谋求的核心内容。只有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渐次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资本管制的放开，才存在不偏离中国经济利益的最后追求。但是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资本管制的基本放开为前提。而资本管制是汇率政策的一种配合，汇率政策既是推动国内经济结构改革和稳定发展的杠杆，又是国内经济、金融逐步改革的结果体现，是一个不断演变的适应过程，同样离不开其他三项内容因素的制约。因此，整个战略的实施，关键是要处理好上述核心内容在政策操作上的力度搭配和先后次序。例如，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需要有国内改革汇率进一步趋于弹性和资本管制放开的配合，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加快推进，又可减轻汇率弹性的要求压力。汇率的渐趋弹性，既需要国内改革的配合，又给放松资本管制减轻了压力，给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创造了条件，等等。由此可见，“有限的全球化”，是指在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改革方面，分别逐步推进、相互配合促进中的一种交错发展，是一个逐步逼近全面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动态过程。 “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可以说，“有限的全球化”是战略过渡期内的无奈选择，是为了趋利避害，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发展自己，打好金融强国的基础，为金融更大的开放作好充分准备。如果用近似中医学的语言来表述“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战略的核心意图，即“与虚避邪、以虚固本、固本扶虚、以虚制虚”。这里的“虚”字，更多的喻义为“金融”，“本”字更多的喻义为“实体经济”。 与虚避邪。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又是受益者。中国未来要进一步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必须参与金融全球化。但是在以美元为主导的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多端，在参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又要尽可能避开、防范市场动荡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冲击，即参与的金融全球化是有一定的“防火墙”隔离的、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以虚固本。通过有限的金融全球化，提高中国的金融体系效率，以支持经济结构的调整，壮大实体经济的实力与竞争力。 固本扶虚。在壮大实体经济实力与竞争力的过程中，进一步给金融体系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需求，也可给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以扶植、培育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以虚制虚。在通过参与金融全球化，壮大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大范围的金融开放，逐步形成“金融强国”实力，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改善国际经济、金融的新秩序。 四、现实的金融世界远非西方主流教科书所能概括 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分析，任何金融问题，要真正把握其实质，或者把握相对于经济系统内其他子系统的金融系统功能的实质，必须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一）必须理解金融系统自身是一个大系统的概念 由货币衍生的一系列金融产品，不管其形态、功能如何复杂，其实质是“人类之间的一种信任”的表达。其“信任”的存在或者功能的实现，都首先存在于自身的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的具体特征： 第一，是四维的系统。理解一个金融体系是否稳定、健康，离不开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行为和金融开放（涉及汇率、资本流动等涉外金融内容）四个要素。一国金融体系的具体状态，也是该四要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四要素分别的作用力不同，可以衍生出各种复杂的组合、体现为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各种景象。 第二，金融系统正常功能有效发挥，有赖于与实体经济恰到好处的结合。须关注、明确三项内容：（1）“金融抑制”不行，“过度发展”同样也不行。客观上，一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金融运行形态有显著的差异要求。因此对于处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一国经济，世上所谓最优的金融系统模式，未必是最好的、唯一的。（2）一国金融系统以金融市场为主导还是以银行中介为主导，既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也与一国当时经济本身结构有关，不存在绝对的谁优谁劣的问题。历史上的货币霸权国家，往往采取金融市场为主导的模式。因为该国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需要尽可能将世界其他国家纳入其主导的市场体系中，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但其后的德国和日本，尽管已跨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在国际金融市场已有的路径依赖下，只能惯性地被罩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模式和纽约金融市场影响下，注重于发展银行中介主导的模式。并不是日、德两国不想尽快拓展本国金融市场与本币的国际化。（3）同理，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也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如何合理对待，要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上的金融四要素中结构平衡的需要。同时不排除在不同时期会出现分业和混业经营重点的循环。美国从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到1999年《美国现代金融服务法案》，再到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是对混业、分业经营持偏见者的理论的最好讽刺。 第三，是一般经济学家所不易和不愿承认的，但又是被几百年来各国金融历史所证明的，即金融体系功能的正常发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政治决策架构和民主力量的发展。即不要过高估计金融政策这一单项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稳定作用。 第四，作为逻辑的衍生，既然金融自身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因此金融系统中出现的任何一种信号，反映的应是金融系统的全息信号。只是不同的信号在不同时期，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重点、兴奋点不同而已。 （二）金融“天生的”内在不稳定性和扩张性 导致此特质的原因：一是货币的“公共物品性”与金融使用中的“私人性”，两者的结合一定会产生“公地悲剧”，形成道德风险。二是货币金融“公共物品性”，以相对较为脆弱的、无形的“普通信任”心理因素为基础，表现为基于脆弱基础上的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三是责任义务的不对称，容易引起货币金融的过度膨胀。四是金融系统服务的对象——实体经济——本身具有内在周期性和结构性的扭曲。由于这些原因，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容易引发金融的不稳定性和扩张性。 （三）金融系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系统 对此的判断，不是局限于哲学意义上一切事物是运动的解释，而是基于金融系统“天生的”内在不稳定性和扩张性的理解。因为存在“天生的”不稳定性和扩张性，自然会引发经济的动态波动，从而需要不断寻找金融系统改善的方案以纠正经济的动态波动。指出这一点，既有助于理解系统变革（改革）与既定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也特别提醒了转轨国家的人们，一切改革与开放的举措，都不是一国金融史坐标上的零点。因此在改革开放中，不要疏忽了原系统内正处于渐变到质变变化过程中某个维度的细微变化，及其对系统内互为联系体的“本质”的影响。也就是说，一项新制度的转变过程，实质上是在破坏原系统的平衡向新平衡中的转换过程，是一种新旧因素的重新组合方式。人们往往容易重视“重新组合”中的新因素，忽视旧因素是否或者如何仍在起作用的情形。更需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又是在人的头脑指挥下进行。由于人们认知“偏见”的绝对性，或用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反射理论”说，历史事实本身存在由于人的认知“偏见”的影响，因此迄今的理论永远只是对历史本质和实践的一种近似的、不精确的反映。这一切，决定了金融系统不可能不是一个动态的演进系统。 （四）结构主义或非平等性，是理解现代金融系统的第四个显著特质 全球的金融，是各国多种货币、多种金融系统同存的世界。在这个大系统中，各国货币、金融系统分别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由于金融系统具有自我强化（或弱化）的特性（存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或网络效应），自然，“中心货币”及“中心货币”国家的金融，存在“领先”优势和大国主导优势。该“中心货币”往往在给本国金融发展提供了境外空间的同时，还引导、决定着“非中心货币”国的货币与金融的制度及走势。这在金本位时代也是如此。指出这一特质，特别提醒正处于转轨、“非中心货币”地位的国家，在制定一国金融对外开放战略（主要是汇率、资本管理政策）时，尤须予以充分的关注与小心。 指出这些特质，不是给“阴谋论”提供任何理论根据，只是想告诫善良的人们，现实的金融问题及金融系统是复杂的，绝对不能天真地、书呆子式地，就某一具体的金融问题而论金融问题，应持有系统的、动态的认识视角。尽管如此，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人们还可能只是在逐渐逼近金融的本质。 五、战略过渡期内必须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一国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在寻找于本国最优的货币区边界。其中，大国、小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此的选择，又会有不同的利益视角，也不存在理论上的唯一性。因为大小不同的经济体，对整个世界的供求产生的冲击完全不一样。大国经济体在一个货币区内无法“搭便车”。从历史角度看，大国经济体同样存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不过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出于内外平衡的要求，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在决定着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不论是在金本位时期，还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抑或在当前的浮动汇率体系时期，其拥有的是更多的“坐庄”式的货币稳定机制。相反，由于货币的网络和规模效应，决定了小国特别是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小国，在汇率制度选择上的灵活性空间并不大，不得不将自己置身于大国所设定的国际货币、汇率体系中，选择相对适应本国情况、种类有限的某一汇率制度。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因为市场大势的作用，市场投机力量和国际合作往往都支持大国“中心货币”的基本稳定。对处于“外围货币”的小国，不但较难获取货币合作，甚至投机努力也是顺周期的。因此，对小国货币来说，往往需要通过汇率以外的额外稳定机制（如资本账户管理）来保证宏观经济体系的稳定。相比发达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不利地位、自身市场的不完善、货币错配和“弱币”的地位，更是决定了汇率选择中的困境。无奈，作为对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往往实行资本账户一定程度的管制。 因此，固定、浮动汇率制度到底谁主沉浮？历史上，西方学者分别以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和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两派争论，始终难有定论。现实中，两派理论在世界上的不同国度内使用，也是各有利弊，需要视条件而权衡。恰恰在世界现实金融中，大量存在的是中间汇率制度，是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组合。对此，全球现存的各种汇率理论中，没有任何理论能否认，一个国家不能实现波动幅度适中的目标区汇率制度：也没有任何理论能说服，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的所有时期。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研究也表明，角点汇率制度（货币局和浮动汇率制）同样难以避免危机的形成。 中国未来的5年、10年内，到底选择什么汇率制度？从根本上，应选择适合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经济体可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货币政策框架。简单选择钉住某个货币的严格固定汇率制度，或者选择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都不符合中国利益。因为钉住他国货币的固定汇率，不符合大国崛起的战略需求。从长期看，与中国经济规模相当且经济结构雷同的国家几乎没有，人民币不适合完全加入国际上现有的某一货币区。且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独立性增强，外在的波动影响逐渐减小，以他国货币政策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名义锚，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而中国的宏观调控能力及市场的发育程度也不支持采取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海外许多文献研究表明，鉴于亚洲国家在贸易关联度、经济周期的相似性，在中长期内，亚洲具有设立独立货币区的潜在利益，而且人民币能在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但是在当前阶段，人民币直接充当亚洲关键货币的条件又尚不具备。 因此，在战略过渡期内，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中国利益之所在。其好处一是尽管美元政策并非完美的政策，但其在国际上的信任度仍是其他任何一种货币难以比拟的（尽管在危机复苏中仍存在短期的贬值风险）。人民币与美元保持相对的稳定（注意：是指相对），“搭便车”、借助对美元区的信任，既可以“进口”美元的影响力，又可以“借船出海”，让国际社会有机会认识人民币、使用人民币，并在此过程中逐步脱离美元，成为世界能接受的独立货币。二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助于及时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这一既体现“有管理”，又体现“浮动”的汇率制度，是基于中国经济未来仍具有较高潜在增长率下实际汇率升值的需要。三是选择这一汇率制度可给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提供适当的条件和时间。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既是大国经济体，又处于复杂的转轨期的经济体来说，汇率制度选择的谨慎性和渐进性更显重要。四是即使是选择这一制度，在后危机时代，对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所需的配套政策，仍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及时的制度安排。 当然，作者指出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具体含义是雷同于但又稍区别于现行的政策内容。一是要确立一定时期的中心汇率，但可以不公开。同时，不排除可适时、主动进行若干一次性的调整。二是“一篮子货币”的内容，先期应以美元为主，视情况发展，调整“篮子”内容权重。随着时间推移，当调整到一定程度后，也就无所谓中心汇率了，而是逐步逼近实际有效汇率。三是在实行中心汇率制度过程中，必须择机、逐步放大汇率的浮动区间。通过逐步地、不断地放大浮动区间的过程，慢慢弱化中心汇率一次性调整的频率。四是上述操作过程与细节，同时必须要与人民币区域化过程相配合。只有在此配合中，才能加快放松资本项下管制，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空间。五是在整个逼近有弹性的浮动汇率过程中，作为“弱势”人民币的崛起，应始终保持微弱的升值压力，起码是币值的基本稳定态势。 六、中国必须仍然坚持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原则 国际上大量学者比国内一些学者更坚定地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确实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是有条件的。如果假定条件不成立，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样是不确定的。资本账户开放与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者“阻止”的关系，但是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未来中国必须坚持资本账户开放，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全球化需要金融全球化的配合；中国未来面临的经济、金融发展中的重大挑战，需要在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中解决，如环境、资源的约束，居民财富高积累后的投资回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需要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的配合；随着市场开放度的扩展、资本账户管制有效性下降后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中国资本账户充分自由化的各种条件又还没满足，简单地扩大市场边界并不能给本土市场带来效率。如果不坚持“以我为主”原则，有可能被迫融入别人市场，不但不会提高本土市场效率，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原则。这一核心原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扩大到一定的幅度，并在基本达到市场均衡汇率水平之前，仍宜保持对资本流出入的一定规模的控制。二是资本账户开放一定要与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衔接。具体包括：要素价格机制改革、服务领域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税制的改革以及金融业充分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把包括金融市场内在的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外部性，尽可能控制在市场可承受的范围内。三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应结合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虽然资本账户开放不能以人民币区域化为单一目标，但可以沿着人民币区域化这一主线相互配合，逐步实现。未来几年内，资本账户开放既可以在以外币为主的环境中实现，也可以在逐渐以人民币为主的环境中实现。这也许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区别于一般转轨国家的显著特点。原则上，今后凡是允许以外币进行的资本跨境流动项目，也应允许人民币进行。四是资本账户开放要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提高宏观调控的灵活性相适应。具体讲，面对逐步开放后的巨额跨境资本流动以及可能产生的巨大套利压力，往往会出现原来以数量、行政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有效性直线下降的现象。因此，必须作好充分准备，推行宏观调控手段转向以价格、间接（以激励约束机制为基础）工具调控为主。五是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资本跨境流动，应采取不同的管制思路。其中，对非法及因政治因素的资金流出入，不是以通常的资本流动管理方式进行管理，而应通过反洗钱的方式解决。 七、大国经济体的崛起，必然要求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当今的中国，如果面临世上存在一个稳定的国际汇率制度，存在一个平等、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未必一定要去刻意追求人民币这一主权货币的国际化。问题是，当今的金融世界并不太平，问题太多。要避免现实金融世界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是迫不得已的追求。当然，人民币要实现完全的国际化，即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基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长趋势需求，从现在开始仅是着手启动，则应为中国今后10年金融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着棋。其意义在于： 第一，就中国而言，当前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为的是满足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维护世界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因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各国货币间汇率的稳定是一项基础性条件。面对美国经济的严重问题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世界在呼吁，必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在美元霸权这二现状下如何改革？不可能寻找到最优解。因此，寻求多元的国际储备体系，是全球经济今后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无奈选择。正是在这一世界呼吁背景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仍在快速增长，贸易额全球第一，在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主要驱动力”的亚洲区内，中国贸易更是惊人发展，且人民币币值稳中略升。这一切自然告诉历史，如果人民币能够国际化，则是稳定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期盼，也是亚洲经济的福音，因此也是全球经济利益之所在。这是中国当今在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中，要向全世界宣示的首要意义。 第二，中国经济要保持均衡、持续增长，同样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金短缺，因此出口导向、积累外汇，是经济起飞的必需。其后，国力壮大中的兴奋、成长中的经验不足和增长轨迹的惯性，中国经济因为政策的疏忽或者说不自觉地被卷入美国政府错误政策所引起的前20年全球经济的“过度繁荣”中，积存了大量美元，扭曲了结构的均衡，带来了大量隐患，表现为中国及世界增长的不可持续。另一方面，面对已形成的中国巨大产能以及危机后美国过度消费的中断，中国要想继续维持相对高速的增长，尽可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对世界经济增长多做贡献，则必须通过人民币对外投资、买方信贷、人民币清算等方式，适度扩大中国政府发挥在全球范围内的政策调控影响力，把巨大的产能释放、分配到亚洲、非洲等新兴国家，培育这些国家新的投资、消费能力，才可能稳定亚洲及世界经济的增长。此角色，雷同二战后不久的美国及美元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追求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全面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中国金融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这会强烈促使中国金融业改变中国“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的现状。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切意味着，会倒逼、促进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开放，会加速提高金融效率。 第四，从人类金融史看，大国经济体崛起的本身，迫切需要与本国经济开放度、国际影响力相一致的国际化货币的支持。历史上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其货币往往成为国际货币。特别是在信用货币时代，没有本币的国际化，所谓大国的崛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完全的。 第五，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也是防范经济运行风险的迫切需要。面临当今美元主导的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国际化起码有助于防范大国经济运行中的三个风险：一是流动性风险，因为中国政府毕竟是人民币的“最后贷款人”；二是货币错配下市场价值波动的风险，因为以外币标价的资产风险，本质上是将本国部分金融市场的调控权让渡给了外国政府；三是定价权风险。因为基本不受货币发行约束的发行国，在资金上拥有相对的优势，短期内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摆脱世界市场相关交易的定价权被别人掌握的风险。 第六，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有助于应对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的有力手段。当前美元发行不受约束，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全球在纷纷呼吁，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从未来世界货币体系演变看，建立“超主权货币”自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在建立这一模式之前，恐怕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把人的私欲放大到民族、国家，还真不知道该模式何时能建成？也许是人们永远憧憬的理想。因为“整个货币史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最重要的金融大国拒绝对国际货币进行改革，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因为改革降低了自己货币的垄断力量”（Robert Mundell）。因此，较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形成实力相当的多种国际货币，在互相竞争中，形成有制约的均衡格局。而人民币已成为世界上相关国际组织和专家所期盼、所预测的一种制衡因素。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存在客观的必要性和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但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在当前，人民币己具备区域化的初步条件。在2020年前的战略过渡期内，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首先是追求区域化。区域化只是表明国际货币使用中地域的局限，并不意味国际货币在功能上有任何质的差异。 如何区域化？作者自2009年以来在反复宣传，关键是落实三条思路：一是先要想尽办法让人民币走到境外，如采取人民币境外投资、买方信贷、对外援助、央行互换计划、QDll中增加人民币额度等。二是鉴于中国资本项下未完全放开的现实，可以先让人民币在境外像其他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开展存款、贷款、结算支付、资产管理、汇率避险等全方位业务，在境外形成一定的自我循环规模。三是要让境外机构和自然人愿意持有、投资人民币，必须要做到，让境外持有人能享受或部分享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收益。这就需要打通境内金融市场与境外金融市场在有控制前提下的“管道”。如允许境内机构与企业在境外发行债券、QFII中增加人民币额度、允许境外人民币基金投资境内实体、债券市场等等。基于人民币既要区域化，资本项下又未完全打开的现状，开通境内外市场的“管道”，只能是有限的、逐步的实现。因此，在战略布局上，可在中国政府可控的境外的香港，形成人民币离岸市场，成为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支点。这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当然，也是在“有限全球化”这一金融战略方向下迫不得已的选择。 最后，同样需要关注的是，既然人民币国际化是修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措施之一，因而，对于现在世界上一切有利于此目的的其他动向，中国政府应以同样的战略眼光，给予充分的关注与支持。譬如，IMF的改革、SDR中的人民币份额的增加、其他地区“区域货币”、“货币同盟”的探索、亚洲金融诸内容的合作，等等。 进入 夏斌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584.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夏斌：2020：中国金融战略的主要思考 夏斌：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应进一步到位 夏斌：在国家金融战略下布局沪港两地国际金融中心 夏斌：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及其完善 夏斌：重新审视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大原则 夏斌：针对美国政府滥发货币的中国对策 夏斌：关于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若干观点 夏斌：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调控 夏斌：金融市场完全开放，上海必超香港 夏斌：明年货币政策将有所紧缩 夏斌：当前经济主要结构问题是什么？ 夏斌：对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几点思考 夏斌：从全球通胀到美国金融危机——本轮经济周期的发展逻辑及中国对策 夏斌：大行改革“形似”逼近“神似” 唐斌：中国非营利组织研究的新进展 相同主题阅读 夏斌：中国未来金融的若干重大改革事项（上） 夏斌：2020：中国金融战略的主要思考 宋国友：以美元为中心的中国对外金融战略有损中国利益 夏斌 陈道富：中国金融战略：2020 夏斌：在国家金融战略下布局沪港两地国际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