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萧功秦：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进入专题 ： 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一、思考辛亥革命的不同角度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以往存在着两种史学解释框架，它们各自都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第一种解释框架可以称之为“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其要点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成熟，辛亥革命这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失败了，被代表大地主与封建复辟势力的袁世凯篡权了权力，于是中国进入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时代。第二种解释框架可以称之为“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论”，其要点是，辛亥革命是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历史里程碑，当代中国人应该继续先人遗志，将民主事业进行下去。     只有从长时段的视角，对辛亥革命的前因与后果作更广泛的考察，才能理解其实质意义与历史影响。在我看来，如果去掉人们人为地附加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的意识形态光环，辛亥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它摧毁了已经走向了开明专制化的清王朝，却无法建立有效地整合社会的新体制。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用严复的话来说，是“旧者己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社会脱序时代。这场汉族光复中华的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实在毫无关系，它在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多元议会政治模式，只不过是参与革命的不同政治势力为避免分裂而采取的特殊政治安排。事实上，只要读一下当时人的回忆录，就会发现，绝大多数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出于排满目标而起来推翻旧政权，武昌与各地起义者大都对民主一无所知，也并不感兴趣。排满者汪精卫就曾说过，不管这个政权采取的是帝制还是其他体制，即使它引领中国富强成功了，都必须打倒。汪精卫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中国在清王朝统治下真的走向富强了，我们汉人就不得不永远承受它的统治，而在他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可以说，汪精卫一语道破了革命者的反满主义实质。           二、革命的轻易成功为人类历史所罕见          清王朝是由人口极少数的异族统治极大多数人口的被统治民族的帝制王朝。一旦统治民族由于应对西方挑战无能，而使中国陷入深重的存亡危机之中，那么，这个统治民族的统治合法性就陷入危机之中。排满思潮一旦在受统治者中兴起，这种民族主义革命思潮对满清统治的冲击是致命的，理由很简单，人数极少的统治民族满族在亿万汉人中，如同汪洋大海上的孤舟一样，在排满革命思潮的冲击下，处于恐惧中的满族统治者，实际上已经是自动丧失了统治自信心，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武昌起义是由极端排满的少数军人发动的，清政府为了军事现代化，把各省最优秀的青年人送到日本去留学，日本是中国海外革命排满派的大本营，所以学军事的学生几乎毫无例外地受排满革命思潮影响。他们回国后就在新军里串连，形成军队内部的团体，而清政府对军队的组织控制制度极为粗放，居然对此毫无防范。到了辛亥革命以前，排满主义者已经取得了中级甚至高级的领导地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武昌起义者虽然是一盘散沙，他们没有组织能力，没有军事上的足够准备，没有有全国影响力的领袖，更没有治理国家政治经验，他们只不过一批充满敢死精神的热血青年。这些革命党的“乌合之众”一旦起来革命，清王朝统治阶层与旧势力的自信心实在太弱而自我解体。形影相吊的满人或清朝地方官员知道反抗是没有足够力量的，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各省就在排满革命思潮冲击下，形成连锁效应。22个省份有13个省在一个月里面全部起义成功。     只要读一些各省起义的回忆资料就很容易发现，各省起义几乎就是以下简单军事行动的重复：各省起义者实际上只要做成两件事，起义就成功了：先是占领总督府，再就是攻克军火库。于是大功告成。各地清军只要能保住他们本人与家属的身家姓命，就可以不战而降。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除了武汉以外，死人最多的省就是云南，这个省因革命而战死者仅160个人。上海的革命起义者两百人冲到江南制造局，上海就光复了，这种战斗，一般规模极小，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统治者竟如此弱不禁风，再也没有一场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样，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满地的烂桃子一样轻而易举。     这种革命在各省可以看到革命者并没有民主诉求，国人并不是由于专制太深，所以要自由民主，其实清末新政时期已经是开明专制时代，百姓享有的自由程度远比后代人们想像得要高得多。例如军机处各位大员讨论的立宪大政的过程，几天后《东方杂志》上就会指名道姓地报道出来。就这种新闻报道的自由而言，决不亚于二十世纪最发达的国家，对于排满革命者来说，推翻清朝统治以后，各地取消了宣统年号，各自想出自己的年号，黄帝纪元，或孔子纪元，不一而足。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很少有人认真想过，在大家看来，那是以后的事，当时的革命者， 除了孙中山同盟会这样的革命团体有明确的民主诉求之外，大多数革命团体决不是预先想好了一个政体目标，然后考虑通过起义来实现它。           三、临时约法是导致后革命时代的大分裂的“恶法”          一盘散沙状的革命者按常理来说，几乎没有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然而武昌起义居然成功了，这种起义成功之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革命者方面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统一全国，也根本没有能力单独组织革命政府来整合社会，并进行治理国家。于是，武昌革命政府与各种势力实行大联合就是下一步的必然的选择。     首先，第一步是，武昌起义成功以后，湖北革命政府与南方起义各省为了防止全国分裂，于是模仿美十三个州独立的先例，由每个省各派出两名代表到南方开会，采取了美国式的联邦制的形式，因为这种松散的多元政治模式，是当时唯一可以把互不统属的独立各省联合成一个统一整体的制度安排。这种共和联邦制决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只不过是排满主义革命者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其次，由于南方起义军连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有力量进行北伐，军事上完全不是北洋军的对手，于是不得不与北洋军政势力达成的妥协的办法，让北洋军事强人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作为交换条件，在清退位后，由袁世凯担任中华国民正式大总统。     南北合作实现以后，由于南方起义的成果被袁世凯拿去，用章太炎的话来说，袁世凯是“名实具归”了，他既有军事实力，又得了名正言顺的总统大位，南方革命者心理上当然不平衡，再说对袁世凯也不放心，在短短一二个月时间里，宋教仁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设计了一套“临时约法”，用一种特殊的内阁制度来限制袁世凯。尽管宋教仁此前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采取集权制的好处完全了然于心，然而，为了党派利益，他与孙中山都放弃了原来坚决主张的、比较有利于政治操作的总统制。所有这一切“因人设法”的手段，都是出于对政敌斗争的需要，而不是考虑全国政治的有效运作。     这种临时约法下的内阁制的特点是，总统基本上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内阁总理手里，这样就可以把袁世凯架空。其次是，内阁虽然有行政实权，但却受到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的强力控制，国会则对内阁有着很大的控制权与弹劾权。另一方面，临时约法却没有给予总理反制国会的任何有效权力。当总理对国会的做法有质疑，却无权向总统申诉，总统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利。这就意味着，由同盟会占多数的国会，从此可以有恃无恐，滥用自己的权力却不会受到总统、政府总理的反弹。在这种体制下，总统受制于总理，总理受制于国会，国会掌握在南方国民派手中，国会的权力却不受到制衡。临时约法体制是典型的“国会专政”体制。从政治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失去民主制衡的基本精神的、不合理的、缺乏内部平衡能力的体制。     当然，在西方议会政治史上，有些国家采取内阁制，国内政治也会相当稳定，其条件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同时就是内阁首长，这样，国会与内阁之间就可以长期稳定地保持一致，内阁首相享有的权力并不亚于总统。例如新加坡李光耀领导的的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国会，本人又是内阁总理 就是一个显例。然而，在辛亥革命后的议会制中国，南北妥协的产物只能是采取混合内阁，作为国会多数党国民党，为了形成自己的政治优势地位，把国会当作显示威势的利器。例如，新任内阁总理陆征祥只不过在就职演说时讲了自己从来不吃“花酒”之类的家常话，就被国会议员斥责为“庸俗不堪”，而把他提名的众多部长一律予以否决，弄得这位总理下不了台，只好灰溜溜辞职，造成一场内阁危机，在这一体制下，党派之争导致越来越大的政治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也为以后多次内阁危机与府院之争埋下了种子，这一点在研究辛亥革命的时候尤其值得注意。     事实上，辛亥革命者用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总统，就如同用一个”芦苇编的小笼子”去关大老虎一样不合理也不切实际。袁世凯与南方革命派的矛盾迟早必将发生，宋教仁被刺以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正好为袁世凯镇压南方革命派提供了理由与机会，老虎一旦发怒，把小笼子轻而易举地撕破，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废除临时约法，建立起军事强人的威权政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作为亚洲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新型威权主义政权，袁世凯强人政治曾经为全国统一并推进现代化事业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然而，一则由于袁世凯本人利令智昏地要当皇帝，二则由于取消帝制后袁世凯本人因尿毒症突然病故，此前袁世凯本人又没有预先确定最具执政威信与能力的段祺瑞作为新的总统来稳定社会，在此关键时刻，北洋军政集团为了与南方和解，共建统一中国，不得不接受了南方提出的重新恢复临时约法，并恢复旧国会的条件。     令人惋惜的是，当时国人中只有极少数像严复这样的有先见之明的人，才意识到恢复“临时约法”这一恶法对中国政治的危害性，随着“临时约法”的恢复，南方势力再次控制了国会，此时的南方各派中的多数人，已经不是辛亥革命初年那样的质朴简单的种族革命者，而是一批在分裂状态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派系政客了。于是民国二年的议会危机再次重演：冯国璋总统无权，却可以干预内阁做事，段祺瑞内阁有行政权，也有军事实力，却处处受制于国民党控制的国会，临时约法下的国会专制，再次变成关北洋“大老虎”的“芦苇小笼子”，国会任何举措都无法在体制内受到制衡，这样的结果，只要发生政见分歧，就在于势必发生府院之争，并进而因体制内矛盾无法通过制度解决而延伸到体制外，南北分裂再次出现。     整个清末改革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沿着这样的逻辑发展：清王朝专制帝国改革失败引发的排满思潮迅猛发展，由于满汉人口比例的悬殊差距，以及统治者失去统治自信而弱不禁风，辛亥革命轻易成功，由于排满革命在各地的多元性，只能建立联邦共和体制，其次，为了控制政敌而因人设法，又设立了政治上很不合理的临时约法体系，由此产生的结果，印证了严复当年所说的那句话：“旧者己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这是一种新旧制度规则都无法约束人们行为的状态，也就是社会学上所说的“失范”“脱序”状态。此后的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到北洋军阀混战，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临时约法体系。这样的制度安排，就只能让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南北分裂与碎片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场革命很不幸地成为二十世纪政治中国碎片化的历史大灾难的起点。表面上看，十年后的北洋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各省分裂，与辛亥革命无关，然而，实际上，这一切都与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有关，而临时约法体制，又是南北统一带来南北矛盾的“因人设制”的必然结果，这一体制只能引发越来越严重的政争与分裂，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人，重新反思辛亥革命时，我们有必要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超越出来，重新估计这场革命的真正历史后果。          来源: 《探索与争鸣》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428.html    

秋风：辛亥革命，一个插曲 ——绅士宪政主义脉络中的辛亥革命 进入专题 ： 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        ● 秋风 （ 进入专栏 ）       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史叙述赋予辛亥革命以重大历史意义。这场革命当然具有重大意义，但也许并没有人们所想想、论说的那样重大。本文准备提出的命题是：辛亥革命不过是一场伟大的宪政主运动的一个环节、一个插曲。我把它称之为“绅士宪政主义运动”，其目标是构建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building）。它构成现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始于1895年，终结于1924年。这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思想与政治运动，构成准确理解辛亥革命所无法回避的背景和框架。           理解“共治”体制          为准确理解这场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简单地勾勒一下这场运动之前中国的治理架构。     按照法家所提供的方案，秦政府致力于消灭思想、学术和社会，儒家思想和儒生组织自然在重点打击对象之列。由此，秦建立了一个没有文化、反文化的治理架构，其统治机器由“吏”组成。吏就是刑吏或称刀笔吏、文法吏。他们唯一的知识就是刑名律令，他们唯一的职责是针对每一个人严酷地执行刑名律令。吏同时也是“师”，此即李斯在焚书令中所说：“欲有学，以吏为师”。简单地说，秦制是一个警察国家。     如此反人性、反文化、反社会的统治，终究不能长期维持，秦不二世而亡。刘邦推翻秦的暴政统治，但这个暴政造成的思想与社会空白，让新的机统治集团基本上由游民、军人、文法吏组成，它不具备任何制度构建能力，而不得不沿用秦制。如史家所说，汉承秦制，唯一的变化是，政府放松了刑律的执行。此即汉初“黄老之术”的含义所在。     与民休息的结果是社会的繁荣。但是，宽和的秦制终究还是秦制，皇权的绝对权力只是暂时收敛。一旦社会繁荣，权力就蠢蠢欲动，放纵其无节制的欲望。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就是秦始皇式权力所保障的。为应付这无度的需求，政府伸手抢夺民间财富，同时，政府也收紧对经济过程的控制，制造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为配合这些掠夺财富的活动，皇权也信用酷吏，回到秦制，滥施酷刑。由此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汉初短暂的繁荣很快转换成为巨大的统治危机。     秦制以及宽和的秦制终于走到尽头，儒家发出了“复古更化”的声音。此前，借助于汉初的宽和，儒家获得了发展空间，在教育、文化、进而在社会领域积累了力量，从而发动了一场天道宪政主义的“更化”事业。其理论的主要表达者是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非常简练地描述了汉儒所向往的治理结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第二》）。     儒者这一理想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汉武帝部分接受董仲舒的主张，实行更化。其关键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语境中，“罢黜百家”就是罢黜支持秦制的法家，和面对秦制无所作为的黄老之术。儒者要抽空秦制的价值和观念基础，完全废弃秦制。皇权当然不愿彻底退让。双方角力的结果是形成妥协，形成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之治理体制。汉承袭自秦的治理架构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绝对主义的皇权制被终结。     这一共治体制的哲学表达是道统、学统高于政统，而在治理架构上，至少体现为三项制度：     第一，借助于“独尊儒术”的制度安排，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士人大规模进入政府，改变了以文法吏为主体的秦制之政府形态，而建立起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     儒家士人的心态和行为模式，与组成战国时代王权制政府和秦之皇权制政府的“吏”，大为不同。后者不加反思地执行国王、皇帝的命令，是权力自上而下地进行统治的技术性工具。儒家士大夫则通过儒家教育，具有自成体系的价值、信念、理想，以及一套治理理念。他们具有伦理与道德的主体性。     这样的儒家士人组成的政府与皇权之间，就出现了微妙的分立、对立。后者包括皇帝及依附于他的外戚、宦官、佞幸等人。后世历史上，比如东汉末年、明末，这两者间经常发生分歧，乃至爆发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     第二，借助于儒术的权威和士人在政府内的资源控制权，儒生共同体也在社会中开始树立治理的权威，从而构成了“社会”，并形成了政府与社会的共治。     社会不是天然存在的。从春秋末期以后，中国就没有社会。除了政府的强力统治外，人们相互之间没有找到恰当的联合方式。儒生在汉初则开始构造“社会”。首先，儒生自己通过讲学等方式，结成一个既有地方性、也有全国性的学术与政治社团。华夏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主要就是由儒生维系的。理由很简单：他们一直在活动于一个全国性社团中。其次，儒家士大夫在基层社会积极构造家族等社会自主治理组织。西汉以来，家族制度经历过多次变化，最典型者是汉、晋的士族，与宋明清的宗族。但维系家族制度的核心，都是接受过儒家教育的“绅士”。这样的制度让广大的基层社会具有了自我治理的能力。     至关重要的是，汉武帝以来，皇权承认儒生生存于其中、并发挥领导作用的社会，享有自治性权利，自己则基本上从基层社会退出。因此，儒家主导的社会自主治理乃是“皇权不下县”制度的条件。如果基层社会没有绅士领导的自治，皇权就不可能不下县，因为，人总是需要治理的。     第三，西汉中期以后，也出现了刑与德、也即刑律与礼俗共同治理的格局。     秦制是单纯的“刑治”，治理的唯一依据是刑律，执行的工具则是文法吏。这样的刑治类似于现代的警察国家体制。儒家深度进入社会治理架构之后，封建的礼治得以部分地恢复，而在基层社会演化成“礼俗之治”。礼俗中渗透着儒家精神，其规则的生成者、执行者也主要是社会中的儒家士人。这样一套礼俗之治体系，乃是社会自主治理之本。     因此，从董仲舒-汉武帝以来，刑律与礼俗构成中华法律体系的两个同等重要的部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后者的影响更大。社会合作、市场交易的大多数规则、制度，乃是由礼俗调节的。     综合起来看，共治体制的大框架确实是皇权制，其整体结构则是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在这其中，皇权带有强烈的非理性、堕落的倾向，自秦以来就是如此。现在，借助儒家的共同治理，理性力量被注入皇权制的治理架构中，从多个方面下手，儒家士大夫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皇权的非理性倾向。因此，相对于秦制，这种体制具有明显的宪政主义成分。     理解儒家士大夫与皇权的关系，尤其是其中具有理性精神的儒家的精神状况和思想观念，乃是理解董仲舒-汉武帝以来中国历史的关键。共治体制的灵魂是儒家，这构成了中古中国治理制度演进的基本动力。儒家士大夫基于其道德理想主义和治理理念，对皇权治理的现实一直都不满意，并从各个角度寻找改进之道。儒家思想就是因应这一追求优良治理的努力而变化、创新的。而汉以来历朝的一切重要“变法”事业，均发源于儒家士大夫之道德与政治自觉。     儒家士大夫的道德与政治自觉，同样是清末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根本动力。           曾国藩之宪政主义革命          几乎所有现代中国历史叙事都强调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断裂。上面对董仲舒-汉武帝以来中国治理架构的简单分析，已足可支持这样一个命题：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是一脉相承的，构建现代国民国家秩序的意向，其实是从遥远的古典中国延伸下来的。     十九世纪中期，中国被迫与外部世界大规模接触。面对危机，敏锐的儒家士大夫立刻发出了“变法”的呼声。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无需赘言。但是，如何变法？一直以来，人们较多地关注观念的变化，尤其是仔细地爬梳了西方观念流入中国的过程。     西方观念之引入，对于变法事业之展开当然相当重要。但显然，这并非最为重要的因素。变法固然离不开观念的支持，但变法的前提是一种积极的道德与政治意向。同时，现实的变法必然呈现为波及诸多现实力量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没有意向，人们就不可能寻找新知识；而没有运动，观念就难以变成法度。     但一直以来，这两者均遭到忽视，人们集中于讨论西方观念的引入。这种研究方法以刺激-回应说为预设，反过来，似乎又在证实刺激-回应说的正确性。过分关注观念的引入，强化了人们关于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断裂的印象，仿佛晚清的大变革都是西方观念的产物。     这样的范式当然是不正确的。清末真正呈现为社会和政治运动形态的“变法”，其主体乃是具有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自觉的绅士群体。这个儒家绅士群体的缔造者是曾国藩。曾国藩对于清末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兴起，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这当然不是说，曾国藩本人发出过宪政主义的呼声，而是说，曾国藩推动了绅士群体的成长，从而为宪政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准备了活动主体。     满清以人数极少的野蛮部族入主华夏，出于忧惧，实施严厉的殖民统治策略。其中的重点当然是防范儒生，因为满人深知，儒生乃是社会组织之核心，要消灭有组织的反抗，就必须消灭“士”气。明末士人尚有结社议政的风气，满人入关后，陆续立卧碑于各省儒学，禁止士人上书建言、结社订盟、自行刊刻文字。清廷也大规模制造文字狱，也是为了震慑儒生，禁止其议政、参政。     乾嘉汉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它是儒学之歧出，因为，汉学基本上放弃了《大学》所说儒家之基本规划，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因而，乾嘉时代，学术看来相当繁荣，但儒家士气之低落，却为秦以来所罕见。可以说，一直到咸同之际，儒生普遍没有道德自觉，没有政治主体性意识。因而，清朝出中期，不存在共治体制，士大夫与皇权间关系严重失衡。此段历史实为华夏历史之歧出。     洪杨之变严重地动摇了这一殖民统治大厦。满人的腐朽无能于此暴露无遗，此一治理空虚境况，让儒家绅士趁势崛起，而曾国藩为其中开天辟地者。此前，曾国藩已深切意识到“士”气低落所导致的治理的普遍败坏。为解决此一问题，他转向复兴宋明心性之学的事业。由此，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在暗中滋长，并逐渐影响及于士人小圈子，形成了一场较为隐蔽的道德觉醒运动。     洪杨乱起，曾国藩的政治主体意识立刻觉醒，奋起而救世。曾国藩也发布《讨粤匪檄》中，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曾氏的精神结构：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     本檄文固然是讨匪之檄，更是儒家士人道德与政治觉醒的召唤令，是绅士的政治动员令。曾国藩主要是对儒生言说的，也诉诸儒生的伦理与政治主体意识。这篇檄文乃是清代历史的转折点。     这一点，立刻显示出来了：以曾氏为中心而组成的“勇”，全部是由接受过儒家教育、具有一定程度道德理想主义的绅士组织、领导的。曾氏文集也透露，其大兵所到之处，第一件事通常是寻找、召唤绅士，催促其起而行动。可以说，曾国藩创建的军队，从事的事业，其力量在于儒家绅士。     经过曾国藩的准备，在洪杨之乱中，曾经被残酷压制了一百年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再度登场。这种精神既渗透于部分官员中，也渗透于基层绅士中。借助于这些儒家士大夫，曾国藩平定内乱，取得胜利。随着这一胜利，儒家绅士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完整地树立起来。     这样，洪杨乱定后，满清不得不退回京城，绅士开始全面主导基层社会。即便在京城，自称“奴才”的满人政府宣告解体，政府大体回归传统的士人政府。由此，满清苦心维系的殖民统治架构崩溃，而这也让满清王朝重回华夏历史之正轨，因为此时，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体制基本上恢复了。这才是华夏治理之正统。“同治”年号其实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同治中兴”的深层含义恐怕就是传统共治体制之中兴。     可以说，至此，儒家士大夫已经相当顺利地完成了一次从政治上“驱逐鞑虏”的事业。曾氏此举不仅拯救了中国，也拯救了满人。已获得共同治理之主体资格的儒家士大夫，不惮于承认满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正当性。因为，此时的满人皇族已不再是外来的殖民者，而是脱去种族敏感性的权威与秩序的象征。也因此，晚清的宪政主义绅士们可以从容地主张“君主立宪”，而反对排满革命。     换言之，谈论晚清变法，必得从曾氏平定洪杨之乱谈起，因为，此一事件所促成的儒家士人的道德与政治自觉，及儒家绅士群体的崛起，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元变法”。它自身就构成了一场宪政主义革命：满清种族性殖民统治转换成为传统中国的共治体制。惟在经历这样一场宪政主义革命后，旨在建立现代国民国家的绅士宪政主义运动，才有可能。           绅士宪政主义运动          同治时代儒家绅士群体崛起之后，满清治理架构发生巨大变化。经历了道德和政治觉醒的儒家士大夫马上投入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事业之中。而因为绅士群体已经具有道德和政治主体性意识，因而，这一次变革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与社会运动的特点。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学界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是否真正上书有所怀疑，但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则是确凿的事实。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上书运动，此即高层官员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三十余件，签名的举人多达一千五百余人次。这两个事件实为晚清政治生态大变之标志。     即便公车上书未送出，康有为的历史地位也丝毫不受影响。康氏对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贡献首先在于，恢复汉、宋共治时代儒者以著书、讲学而论政、参政的传统。康氏从根本上改变了满清儒学之形态，彻底走出汉学歧途，完整地回向儒家整体规划，面向现实的伦理和政治问题进行思考。这样的讲学活动也就是政治训练与动员过程。康氏后来发起多个政党，其骨干就是自己的学生。     换言之，现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并非起源于西方，而是中国传统内生的。儒家师徒结社活动的制度，一转即成为精英主义的现代政党–这当然与后来的列宁式革命政党有本质区别。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只是当时儒家士大夫积极行动的典范。这一觉醒的波及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首先，朝廷上、下相当部分官员的政治主体意识已经非常成熟。其次，受到康梁等人塑造了一种积极参与治理的新士风，由此，基层绅士中相当一部分具有了政治主体意识。第三，至关重要的是，有一部分士人在实业救国理念推动下转入商界，从而形成了“绅商”群体。他们在相当快速地扩大的城市商人中居于领导地位，也就把儒家价值和政治意识灌注于现代商人群体中。     凡此种种接受儒家价值的官员、士人、绅商，就构成了晚清宪政主义运动的主体，绅士，我称这场宪政主义运动为“绅士宪政主义运动”。     这场运动所确定的实体性目标是什么？儒家绅士所期望的治理秩序之蓝图，是由康有为最早、也最完整提出的。董仲舒、汉武帝以来两千余年，儒家士大夫对于共治体制并不满意。很明显，这个体制在很多时候并不能有效地约束皇权，儒家的理想也不能有效实现。他们一直在寻找新方案，而在与西方接触之前，他们寻找方案的唯一资源是历史。经、史之所以不分，就是因为儒者在经学中所形成的理想，必须在历史中寻找制度的鉴借与经验的论证。     当与西方接触之后，一些敏锐的、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儒者立刻发现，西方的很多制度可以有效地实现儒家的理想。这就是徐继畲、郭嵩焘等儒者的基本心态。康有为同样是以这样的心态对待西方制度的。     康有为的一大贡献在于，依据非常有限的资料，对西方现代治理之根本–“国民国家（nation-state）”–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观念，从而在戊戌维新之前上皇帝的一系列奏折中，系统了提出了构建现代国家的方案，包括宪制、法律、商业。他更以天才般的敏感意识到，原来渗透于治理架构中的儒家可能被现代化过程甩出去，因而积极地思考拯救儒家的制度方案。虽然，戊戌维新遭遇挫折，此后也出现了几度政权鼎革，但中国人构建现代国家的事业，始终在康氏方案笼罩之下–此一事业最后的完成，也必须回到康氏方案。     就在清末，经过短暂的停滞后，1900年开始，以《变法上谕》为标志，“变法”再度启动。儒家绅士的变革意愿早已形成，慈禧不可能长期阻止。这场范围本来有限的新政，很快就演变成为波及所有方面的立宪运动。为此，儒家绅士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西方现代国家体制的知识，比如引进西方专家，翻译西方著作，梁启超等人创办报刊，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以及大量留学生之派遣，等等。但是，所有这些知识，都是依靠儒家绅士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才变成法律与制度的。     对清末立宪的基本主张略作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场宪政主义运动与传统地连续性。郭嵩焘出使伦敦，最为羡慕的是英国的议会制度与地方自治制度。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期间提出得最为重要的建议是开国会。在1905年以后的立宪运动，开国会与地方自治同样是宪政主义者心目中最看重的制度。     儒家绅士们坚持这样的立宪诉求是合乎逻辑的，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与清末宪政主义运动的内生性：这场运动就是把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中绅士已经长期享有的非正规的社会治理权，通过地方自治、议会等现代制度，予以正式化，从而对共治体制进行完善和升级，使理性、德性在治理架构中压倒非理性的皇权，而居于主导性地位。     可以说，儒家绅士主导、起源于1895年的现代国家构建事业，就是董仲舒-汉武帝未完成的立宪事业的继续。西方的知识只是为儒家绅士提供了一些新技术，但现代中国的历史与古代历史之间是连续的，而没有断裂–哪怕是辛亥革命，也并未造成人们想象的那种严重断裂。           辛亥革命及其保守化          1894年，当儒家士人在北京发动社会性政治运动之先，发生了一件当时并不起眼、但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情：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根据现有主流说法，此举未得到孙中山期望的响应，孙便踏上革命之路。     这样的反应显然是非儒家的，它带有明显的边缘人行为特征。这一点也一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切激进革命观念和力量的基本特征。不论是反满革命党的积极分子，还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以及后来两大列宁式政党的成员，大体上都不是支持主流社会结构的儒家绅士，而是社会结构中的边缘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没有什么利益，因而可以轻易地形成各式各样的革命念头，毫无顾忌地投身于颠覆现有价值、社会与政治结构的事业中。     这就是梁启超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争论的实质所在。问题不在于新国家的制度架构如何设计，在这方面，两者没有多大差别，两者追求的都是现代宪政制度。唯一的区别在于：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一词之别，影响巨大，波及范围极广。用梁启超的话说：立宪派只追求“政治革命”，也即政体的变化，革命派则追求“国体革命”，或可以“小革命”与“大革命”概括这两者。君主制关联着一系列传统的价值、信念、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在梁启超看来，这些都不应列入革命对象。一旦这些列入革命对象，则儒家为本的华夏文明将不复存在，基本社会秩序也不复存在。文明之皮不在，宪政之毛焉附？     双方的争论是在东京展开的，孙、梁都是流亡者。但两者与国内主流绅士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梁启超与国内有直通车，他的观念代表着国内绅士的主流观念。革命派的观念在国内则少人知晓，除了一些青年学生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呼应。也因此，即便满清成立皇族内阁，绅士们的立宪热情遭遇挫折、因而趋向激进，也与革命派无关。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武昌起义纯属偶然事件，根本不在革命派的计划之中。当然，武昌起义为同盟会打开了一个机会之窗。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纷纷回国，参与建国事业。但是，几乎从一回国始，同盟会内部就出现了根本分裂。黄兴、宋教仁等领袖在同盟会种本来就属于温和派，其心智结构更接近于立宪派绅士。因而，回国之后，他们洞明时势，立刻向立宪派绅士靠拢。台湾刚刚出版的周德伟先生自传即清楚指出，黄兴具有强烈的儒家信念，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赞成激进派的主张。至于孙、宋之间的理念冲突，更是尽人皆知。     也只是在经历了保守化转变后，同盟会才勉强进入当时的政治舞台。对辛亥革命的全景略作观察即可发现，武昌首义后，各地起义的主导者并不是革命者，而是立宪派绅士。革命者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根本不可能站住脚跟，也不可能稳定当地秩序。因而，易帜之后，除少数地方，大多数地方新政府的实质性权力掌握在立宪派官、绅手中。而在南北对峙中，南方大多数绅士与北方绅士心气相同。     因而，清廷于《清帝逊位诏书》中特别指明逊位于袁世凯，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之位，乃是事理之必然–事实上，中华民国之法统来自《逊位诏书》，这本身就说已经明了由帝制到共和，并非中国历史的断裂，其间依然保持着连续性。造成这一连续性之根本，就是儒家绅士。     由此，我们可以从正面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人士比如鲁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古典革命，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说，王者革命，“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白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辛亥革命让政体实现了革命，而社会、文化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从制度大转型的角度看，这才是一种健全的革命–英美革命，也正是这样一种模式。     总之，从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视角来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一个偶然事件，这场社会与政治运动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而中断，而是经过几个月的插曲后，重回原来的轨道。这样说来，中华民国的建立，也是一个意外事件。但它也完全在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逻辑中，由此而具有历史、社会与法理的正当性。     这样，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几个月内，我们就看到了一轮激进-保守倾向快速转换的情形。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确实可以观察到一轮又一轮的激进化。关于这一点，学界有很多研究。但是，在每一轮激进化之后，总是出现一轮保守化。这一点却被人们经常忽视。辛亥革命后短短的几个月，就已经演练了第一轮激进化-保守化的转换，这一点也显示了绅士宪政主义运动强大的社会基础。           辛亥之后          当然，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政治格局确实逐渐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这变化最终酿成历史大转折。但仔细分析或许可以看出，这场大转折也许不是辛亥革命带来的，而另有其深刻的原因。     从1905年到1915年十年间，甚至于到1924年之前的二十年间，儒家绅士群体一直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因而从理论上说，他们本来有机会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反，绅士群体反而趋向衰败，并变成日趋激进的文化与政治力量所欲消灭的对象。     原因也许在于，儒家绅士群体的这一轮崛起，本身存在问题。绅士们崛起于平定洪杨之乱过程中，因而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事功性质。可能由于此一特征，晚清绅士的精神世界乃每下愈况。曾国藩当然是晚清儒家重镇，但此后，李鸿章已无真正儒者气象，袁世凯更是一介武夫，不学而有术–张謇、梁任公对袁的评价都相当之低。他们普遍缺乏具有儒家道德和思想自觉的儒者，而是沿着功利主义的哲学一路下坠。正是这一事功派的徒子徒孙开始训练新兵，进而掌握了现代军事力量。     当然，这个时代不缺乏具有儒家道德理想的思想者与整治实践者，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张謇，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掌握着观念的力量与儒家士人为核心的社会的力量。正是他们，构成了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的驱动力量。李、袁等人如果对新政、立宪也作出过什么贡献，但这并非原创性贡献，而是实施有功。     也就是说，晚清绅士群体中，出现了儒家理想与事功之间的严重分离。皇权秩序尚有能力把这两个整合起来。经过同治之变，皇权秩序已然灌注着儒家精神，成为儒家士大夫主导的治理秩序的象征。在此秩序下，儒家绅士还是一个整体，军人还是绅士，并尊重儒者。军事力量因此受到伦理与政治的有效控制。皇权秩序崩溃后，暴力就享有了崇高地位，军人得以突出于整个绅士群体之上，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而这些军人的儒家价值自觉是较为淡漠的，这样，暴力就逐渐堕落成为一种盲目的力量，变成军人实现私人欲望的工具。     历史似乎故意与儒家绅士们开了一个玩笑：本轮儒家绅士崛起的因缘是军事，他们在平定叛乱过程中掌握了军事力量，凭此恢复了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之传统体制。但在皇权秩序崩溃之前，同样是军事力量让绅士们的权威大受损失。     民国初年，绅士们的权威相对于晚清，大为萎缩。也因此，虽然没有皇权阻碍立宪了，但宪政主义的社会政治力量反而弱化了。晚清没有完成的立宪事业，此时的绅士们更没有能力完成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自己政治上的无能。比如，十几年时间内，他们竟然无法完成宪法的制定工作。立宪的滞后让他们的权威没有及时地制度化，政治上的无能也让他们的威望进一步流失。     各种边缘性力量趁此机会兴起，有意无意地摧毁绅士主导的文化与治理秩序。从政治上看，同盟会中始终存在一股激进力量，这股力量在民国初年曾被其中的稳健派所抑制。但议会政治遭遇挫折，让激进派获得了崛起的机会。     激进派现在也可以方便地找到激进意识形态的支持。辛亥革命之后几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现代性遭遇了最为深刻的危机，宪政主义和现代国家遭到普遍怀疑，宪政的声望一落千丈。此一危机反冲中国，导致儒家绅士群体坚守了二十的“宪政共识”破裂，欧洲各种替代宪政的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涌入中国，这些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就是激进。意识形态越激进，在失望、乃至绝望的边缘中国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党人中的信徒就越多。     《新青年》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些激进观念促成、由边缘化知识分子发动的。因而，它立刻以摧毁儒家主导的价值和社会结构作为自己的目标。1924年国民党改组成为列宁式政党，则是上述激进心态与意识形态结合的产物。这个政党确立了以暴力摧毁旧秩序、构建新秩序的革命规划。     凡此种种标志着，兴起于十九世纪最后几年的绅士宪政主义运动终于非正常死亡。中国进入革命年代–这当然是梁启超所担心的“大革命”。这场漫长的大革命在不同战线上先后展开，且日益激进。     从性质上说，这场绵延不绝的大革命完全不同于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更接近于传统中国的古典革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发生于儒家绅士主导社会的时代。因此，它一经爆发，立刻受到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虽然经常被归功于革命党人，但其实，儒家绅士群体在这场革命中居功至伟：儒家绅士群体是这场革命的真正主体，他们也把这场革命控制在“小革命”的范围内，没有让它走向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     没有了儒家绅士，一切就都根本不同了。革命不同了，中国也完全不同了。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429.html    

秦晖：“宏大叙事”与“祛魅”——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解析 进入专题 ：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 保路运动        ● 秦晖 （ 进入专栏 ）        晚清的大势所趋          前面说过，“秦制”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有来自古儒“三代”理想的质疑，在没有可行的制度参照时，这种质疑（晚清以前最近的代表是明清之交的黄宗羲等人）固然流于乌托邦，但有了这一参照，“秦制”的道德合法性就瓦解了。从“进步的”徐继畬、郭嵩焘，到所谓“极顽固之旧学派”陈兰彬、刘锡鸿，凡是作了中西观察的，都“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尽管当时公开发出这种“叹羡”的郭嵩焘遭到了整肃，而陈兰彬一类人则一边私下同样“叹羡”，一边却积极整肃别人，但毕竟他们也自知理不直气不壮。随着国是日非，国难日深，民生益艰、民怨益积，公开“叹羡”终于成了主流。档案中有一份清末驻奥公使杨晟于1905年写给国内的一封汇报，那已经不是私信而是公文了。杨晟当时报告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发生工潮：     本月初二日奥京工党聚众至二十余万人赴议院要求选举之权，是日卯刻工党会集各分行业，申明此次聚众宗旨，预推有名工党十人为众代表，即由此十人向众约法毕，即赴议院。列队行走，毫无喧哗以及搅扰街市之事。午刻始齐集议院门外，排列整肃，仍由代表之十人入院，递禀答话。旋经首相及两院首领善言安慰，解散而退。是役也，工人以争准举工党为议绅之例，聚众至二十余万人之多，而始终无喧搅市廛之举。是日适为孙慕使离奥之期，晟率本馆各员送至车站。沿途工人礼貌整肃，一如平日。彼为下流社会，尚且如此，足证奥人风纪之纯美也。（何芳川等主编：《清代外务部中奥关系档案精选》，中华书局2001年，149页）     与当年郭嵩焘刘锡鸿看到英国“上下同心”、“人民欢欣鼓舞”不同，这次杨晟看到的是西方的“阶级斗争”。有些人可能会以此幸灾乐祸地大讲那里“万恶的资本主义”激起人民抗议，但是杨晟却相反，他实际上是以民主政治中的抗争为“风纪纯美”，而暗与国内官贪民刁、官酷民暴、官逼民反、世风日下之景相比。杨晟与当年徐继畬、郭嵩焘这些大儒一样把议员称为“乡绅”，因为按儒家思想，乡绅就是“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是代表“公论”而独立于君主的。当然在中国只是理论（而且是古儒的理论，董仲舒以后这种理论也不大讲了）上如此，并没有制度安排来保证我们的乡绅会代表“公论”，倒是在西欧，当年的儒家看到了真正的“乡绅”。按这位公使大人的说法，奥国官方对这些工人“议绅”礼贤下士，而工人更是“知礼好义”，“聚众至二十余万人之多，而始终无喧搅市廛之举”，公使大为感叹：“彼为下流社会，尚且如此，足证奥人风纪之纯美也。”显然在他的眼里，不仅这样的官方（宪政政府）令人羡慕，这样的反对派也令人羡慕。是有这种抗争的社会更和谐更道德，还是抗争无门只有官逼民反的社会更和谐更道德，还用问吗？     杨晟只是一位清朝官员，不仅并非革命派，甚至也不是政界所谓的立宪派。而他不是记日记，而是向国内上级发出这样一份价值判断鲜明的公文，显示国内官场上这样的看法也已经毫不“异端”。显然，他们继续维护“秦制”已经没有了道义上的理由。至于利益上的理由，平时在儒表法里状态下臣民就对“秦制”朝廷畏多于敬，到了王朝末世，“法、术、势”机器已经严重锈蚀时，“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历史上改朝换代时的常态，有无“西学”的输入，清后是否共和，其实都是如此。所以当辛亥的那一幕拉开时，真正矢忠于清廷的臣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前面说过，“封建”传统国家的政治近代化比较容易实现稳定的君主立宪，而“秦制”下就很难。这是就前定条件不同而论，而且是就政治近代化全过程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在同一前定条件下哪一种选择更容易，尤其是就一次“革命”或“维新”而言。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封建”如英国，实现君主立宪固然比较顺利，同样“封建”的波兰，走向共和也并不更加困难。而我们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宪政之路，固然总体上是非常坎坷、艰难而漫长，流血牺牲也非常惨重，但辛亥革命这一幕却是干脆利落，不仅过程简单，流血也相对不多，为什么？     一般来讲，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只是政体有些不同，与实现二者的手段不是一回事。正如专制朝廷之间的更迭不见得比专制到共和的变革更和平一样，实现君主立宪的过程也未必都是和平的，典型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很多人把它作为温和改良的成功案例，其实它虽然还只是“实君宪政”，并没有搞真正的现代宪政即虚君－议会政治，但它的流血已经不比很多国家的共和革命少，光战争就打了长州战争、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好几次，还有频繁的暴力政变与暗杀，从维新先驱吉田松阴，到“维新三杰”中的两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以及坂本龙马、大村益次郎等等，大批明治明星都是死于非命。     日本如此，主张虚君宪政的中国君主立宪派更并非甘地式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当然希望朝廷和平立宪，但从未排除其他选择。从最早的戊戌兵变密谋，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武装“勤王”、暴力维新的传统选项一直就有，保路运动中的“动蛮”因此也并不是偶然的。相反，世界历史上实现共和民主的变革表现为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中国的辛亥革命当然不是“天鹅绒”，但这次革命本身的流血并不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多。所以把革命派与“改良派”之别看成暴力与和平手段之别，只是想当然罢了。     因此从整个大局看，辛亥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           既往“宏大叙事”何以不受欢迎          今天的很多研究者对辛亥做了很多细节上的“祛魅”工作，当年的革命派显得不再那么神圣，甚至显得十分世俗：革命党人乃至立宪派人士或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或野心勃勃、不择手段，或贪财好色、利欲熏心……但其实，辛亥之“魅”主要是在由辛亥之变诞生的民国时期，以及自认为继承了辛亥正统的两蒋时代的台湾为甚。在1949年后的大陆，对这场据说是“软弱、动摇、两面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被认定为“失败的”革命本来就没有太多的“魅”可言，“祛魅”的阻力相对而言也要小得多。只不过，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主要是1990年代以后）的“祛魅”方向相反，过去是嫌辛亥革命不够“激进”，现在是嫌它太“激进”而已。“祛魅”当然是应该的。但细节上的“祛魅”不应当遮蔽我们对历史大局的观察。说到大局，人们往往称之为“宏大叙事”，近年来很多人对“宏大叙事”不再感兴趣。但是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这种“叙事”太“宏大”，不如说主要是由于其太不真实，太迁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需要。其实，理解历史是离不开对大局的认知的，正如一场活剧不能只有演员作秀而没有剧情脉络一样。而细节上的祛魅之所以有意义，很重要的也在于它能够集腋成裘，使人们对宏观的历史过程能有更新更真实更深刻的理解。如果脱离了这一点，只是就细节谈细节，那局限就会很大。     当然，过去“宏大叙事”的教训一定要记取。在我看来，这教训主要有二：     首先，观察历史的大局一定要力求客观（不是说能够达到完全的客观，但至少要“力求”，如果不求客观甚至故意“创作”历史，那就很糟糕了），与现实保持距离。不能重复过去一味根据现实需要建构“宏大叙事”的做法。过去需要鼓吹激进主义，就说辛亥革命不够激进不够“彻底”，现在提倡渐进改革，就说辛亥时代本来可以搞君主立宪和平改良、都怪革命派乃至立宪派无事生非瞎捣乱，那逻辑都是一样荒唐的。     最近一次讲座上有人问：你说晚清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很小，这与我们今天希望推动和平改革不是矛盾吗？我回答：何来矛盾？为什么我们一研究历史就要对号入座，假装我们还生活在晚清？现在主张和平改革就一定要否定晚清的革命，就像改革前主张“继续革命”时就要痛骂晚清的立宪派一样，这不是犯傻吗？我认为历史对现实的启示主要是价值观和智慧积累方面的，历史不能给我们开出现成的药方。对辛亥志士未竟的理想，我们“仍须努力”，但他们的许多具体行为今人无法、也无须复制。即便今天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评论辛亥，指出当时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很小，但我们也没有权利嘲笑当年为和平立宪奋斗的那些人，正如没权利指责那些因失望于和平立宪无果而转向革命的人一样。我们今天研究辛亥、做“事后诸葛亮”，并不是为了指责当年的人们是阿斗，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变成“事后阿斗”。历史不能轻言“必然”，可能性很小也不等于全无，今天的许多条件也已不同于当年，仔细研究这些条件，探讨如何扩大和平改革的空间与可能性，当然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也相信这种努力可能实现。           “祛魅”重在已成为事实的行为，而不在追究动机          其次，重视历史的大局决不能成为给具体的罪恶作辩护的理由。只要“方向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目的高尚”就可以掩盖方法的卑鄙，这样的逻辑正是过去那种“宏大叙事”令人反感的根源。今天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去看问题。“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法国革命中罗兰夫人的这一名言也是我们观察辛亥革命和别的革命时需要注意的。     但是应该指出，这里所谓的罪恶是指已成为事实的行为，而不是指动机、言论（尤其是私下言论）或仅仅是筹划中的设想。无论统治者、革命者还是改革者大都不是圣贤，指引某个革命者行为的除了“革命理想”外，常常还有某种个人动机，包括并不纯洁，甚至可以说是卑鄙的动机。但只有动机是构不成“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     例如，有资料表明孙中山曾经与日本人商谈过由日本资助他的革命，成功后以某种方式予以报答。这个设想如果真的成为了事实，那对孙中山的评价，乃至对他领导的革命的评价必然就要改写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在视夺取权力为至高无上、可以不择手段地谋求的法家传统下，历代都有人打引进外国援助帮自己争天下并且不惜损害民族利益来回报的算盘。明末清初黄宗羲为了抗清曾有“日本乞师”之举，永历帝也曾授权西方传教士到罗马教廷去搬救兵来对付清军，1960年代我国史学界在明清斗争问题上由辛亥、抗战以来的“明朝立场”为主流改变成以“清朝立场”为主流，有人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南明有这种“卖国”企图。但是其实，当时清朝也同样想勾结荷兰人联手攻打中国驱荷复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这难道就不“卖国”？其实所有无论哪一方的这些企图如果成为现实，这一方当然就该受谴责。问题是这些设想都没能实现，我们当然就不能以此谴责南明的抗清斗争或者清朝的反郑斗争是“卖国”。     对孙中山也应该作如是观，搞革命争取外援无可非议，孙中山争取日本支持和后来他争取苏联支持是如此，再往前康有为、梁启超被慈禧追杀时逃亡日本获得避难权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为了得到外援而以牺牲民族利益作为回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孙中山有这样的想法肯定令人遗憾，我们也没有必要神话孙中山，但是毕竟这只是想法而已，并没有变成事实。如果说列宁当年不仅拿了敌国（德国）政府的钱、由德国人安排回国，后来还确实在德军占领着大片俄土的情况下制止了俄国对德作战、签订了包括割让不少领土的《布列斯特和约》，今天尚有很多人为他辩护，甚至还誉为伟大决策，那么孙中山仅仅因为曾经有过联日酬日的不当想法就遭到谴责，甚至连带辛亥革命都受到否定，那显然是不公平的。           关于保路运动的“祛魅”          还有一些事例尽管已是事实，但如何评价也值得商榷。这里典型的是保路运动。     有趣的是，在近年来“告别革命”的“保守主义思潮”中尽管革命派比立宪派更受指责，但偏偏辛亥武昌起义本身找不出太明显的“污点”，而四川的保路运动尽管是立宪派主导的，但作为武昌起义得以发动的条件和先声，又确实被发现了许多“污点”，因此这场并非革命派主导的事变如今却成了指责辛亥革命的主要话题之一。已经有不少人指出，当时的铁路建设实践证明，国营公司主持并借助外资修铁路，比民营公司更有效，所以清廷的铁路国有化和借外债修路的政策是对的，民营公司根本不适合搞川汉铁路这么大的工程。而且民营的川汉铁路公司主要资本来源是当地官绅加重农民负担的“租股”，本身来路不正。兼之公司又经营不善，内部钩心斗角，弊端丛生，先修宜万段的决策也很错误，导致亏损严重，修路实绩不堪回首，虽然借题发挥搞了保路运动，但民国初年该公司还是破产，并且以比当年更不利的条件被国家接管，等等。由此证明四川的立宪运动就是居心不良的绅商制造政治动乱来掩饰经济劣迹的不义之举，而以此为先声的辛亥革命似乎也就失去了正当性。     笔者以为，即便这里指出的不少事实是对的，这样的论证过程也有很多逻辑混乱。首先，即便当时就全国修建铁路而言官办比民办确实更有效（这是可以商榷的），也不能说具体到川汉铁路官修就会比民修更好。现在看来，川汉铁路尤其是宜万段这样的工程在当时确实有点超前，无论官办还是民办，都难免力不从心。实际上就是后来官办了，川汉铁路仍然没有丝毫进展。如果说民国年间是因为政治动荡战争频繁影响建设，那么到了1949年以后的和平时期，在铁路全部国有的情况下，这条铁路仍然长期只是个历史名词。直到宝成线、川黔线、成昆线、襄渝线、内昆线和渝怀线都相继通车后，作为最后一条出川铁路，宜万铁路才于2010年冬最终修通。这已经是保路运动整整一个世纪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有61年的和平建设岁月了。     其实，川汉铁路公司1904年创办时就是个官办公司，由于实际并无朝廷财政投入，洋务运动以来官办企业的劣迹又造成立宪时期流行主张企业商办的舆论，川路公司遂于1907年转制为商办，下距清廷的收归官办决策不过4年。如果商办公司4年劳而无功就证明强行国有化有理，那么此前国有化的3年和1912年再度国有化以后九十多年还修不好川汉路又怪谁呢？平心而论，川汉路之梦难圆的原因无他，就是在三峡地区的高山深谷中穿行的这条铁路确实太难修了。今天的宜万铁路桥隧长度占全路比例为全国之最，每公里造价甚至远远超过青藏铁路。当宜万铁路修成时曾有记者问该路总工程师：在100年前的技术条件下有可能修成这条铁路吗？答曰：按照目前的线路绝无可能，按当年詹天佑选定的线路或许有可能，但不确定，即便可能也绝不是短时间的事，纵使勉强修成，运输效果也会很差。显然，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说，川汉铁路如果国有化了它的修筑绩效就会提高。     曾经有人说，川汉铁路选择先修宜万段是个大错误，如果先修成渝段就会好得多。这是因1950年代成渝铁路成功修建而引发的议论。但是成渝段只是川内线路，不能解决出入川问题。在1950年代，川陕、川黔等多条公路入川通道已经开通，峡江航道也已经过整治，先修成渝路所需的器材设备物资可以运进四川，如果回到晚清的条件下，那时尚无一条进川公路，峡江航道完全是自然状态，主要靠拉纤通过木船，轮船航行尚未脱离探险状态，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情况下，如果先修成渝路，施工运输的困难确实不易解决。当初川汉铁路公司在多次讨论后决定先修宜万段以解决修路设备物资进川问题，恐怕也是个无奈的决定。尽管川汉铁路公司的很多运作被指为有猫腻，但这一先修决策似乎没人说是什么人出于某种不良动机所作出。后来宜万段的施工困难使人对这一决策提出质疑，但其他办法是否更可行，却很难证明。     其实如果要说决策不慎，恐怕整个川汉铁路的修筑就是个问题，而不在于先修哪段。今天看来，出川铁路无论是川黔、宝成还是襄渝线，都要比川汉线好修。不过遗憾的是，与这几条铁路衔接的国内路网，即陇海线、黔桂线与汉丹线，在晚清那时还都不存在，甚至都还没有计划，因而由这几条线路出川的前提并不具备。当时即将修成的只有京汉铁路，四川的铁路只能与它衔接。所以要怪也只能怪四川人盼铁路盼得太焦急了，没有等陕西、贵州先通铁路。           要害不在于是否“国有”，而在于如何“国有”          但是这显然不能成为清政府把川人民间筹集的修路资本“国有化”的理由。于是有人强调川汉铁路公司的经营不善，猫腻很多。可是，当时清政府的官办公司又能好到哪里去？具体经办川汉铁路国有化的盛宣怀不就是个大贪官吗？本来，“国有化”无论是不是个正确的方向，只要赎买、转制得当，也不一定就是掠夺，可是盛宣怀的“国有化”办法确实就是掠夺。他的原计划是把现有商办铁路公司的全部资金冻结、核算后，将原股份全部转成“国有公司”股份，实际出资者还是那些人，资金也不得抽回，国家不付任何赎金，也没有增资扩股的行动，就凭政治权力强行将原来属于商办的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更为奇怪的是，清政府以修路为名向外国借的巨额铁路贷款也不投入公司，实际上仍然用原商办公司的资金去修这条铁路。人们可以设想的惟一区别就是原来由股东按股份组成董事会任命的高管，现在作为“国有公司”由国家，实际上就是由盛宣怀任命了。原出资人除了将来可能获得红利（实际是虚无缥缈）外失去了大部分权益，而盛宣怀无代价地控制了这些资金，诚如研究者所言，这是个“蛮不讲理的方案”。     有人说，川路公司靠摊派“租股”筹资，是不义之举，盛宣怀把它“收归国有”不过是黑吃黑，而体制却可以理顺（他们认为铁路国有更优越）。但是前“黑”岂能成为后“黑”的理由？假如清政府把“租股”归还川人，也算纠“黑”有据，但清廷自己把它吞掉了算怎么回事？前“黑”之怨主是地方官绅，后“黑”之怨主却是朝廷，这就落入了历来改朝换代大规模民变的传统由头：“官逼民反”了。川路公司的摊派不至于灭亡清王朝，而盛宣怀将之国有化的后果是什么，大家都看到了。     还有人认为，“保路运动”实际上并没有保住路，川路公司在民初还是“国有化”了，而且条件并不比当初优惠，如此则当初的闹腾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历史上类似的事多得很：当年英、法的宪政革命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国王要征税，国会不同意。但是推翻了专制后，在“无代表不纳税”体制下，国会征的税比国王征的还要多，国民却愿意交纳，你说他们当初闹腾又有什么意义？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末期曾经暗中搞官员私有化，遭到团结工会的强烈反对，成为民主运动再度高涨的原因之一，但是剧变后在民主政府主持下私有化不仅大规模展开，而且一些国有企业卖得比原来更便宜，抗议的声音倒基本没有了。那么波兰人的闹腾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其实不难理解：这意义就在于争得了个“必须经过我同意”的权利。国会征税经过民选代表讨论同意，税款使用也受民权监督，这就比“皇粮国税”有了道义合法性。公共资产由民选政府主持，在公共参与下“民主私有化”，就是比黑箱操作的权贵化公为私更有公信力。     保路运动也是如此，尽管民初的国家与英法波兰相比还不是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但是川路公司的国有化过程确实消除了强制。1912年5月，革命后的川路公司股东开会，推选刘声元、邓孝可、蒲殿俊等为代表，到北京与民国政府交通部平等谈判善后事宜。这时他们已不再反对铁路国有，只是就国有化的条件讨价还价，通过近半年的谈判，于1912年11月2日与交通部签订了公司转制为国有的正式协议。其条件的确不如保路风潮兴起后清廷最后同意的条件，但却比盛宣怀的最初方案优惠。当然，由于民初国家与四川很快陷入战乱，这些条件最后大多也未能落实，商民股东的损失确实惨重，这其实是民初乱局中全国人民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已经不是川路谈判各方所能控制。但这就能证明他们当初的抗争是毫无意义的，而盛宣怀的“蛮不讲理”倒是对的了？           在国有、私有的“宏大叙事”背后          说实话，国有与私有、官办与商办哪个体制更优越，这倒是标准的“宏大叙事”命题。有人就是认为国有制优越，有人则笃信私有制。而在专制条件下为了“宏大叙事”意义上的优越性采取“细节”上的厚黑手段，这恰恰正是“宏大叙事”的误人之处。晚清官府先以强权摊派租股形成不义之“商产”，再以纠偏之名同样用强权“蛮不讲理”地把商产没收入官，程序先后有别，而实质有什么两样？像这样一左一右同样都蛮不讲理的折腾，老百姓受得了吗？     有人认为，既然晚清四川强制摊派“租股”形成“商产”加重了农民负担，清廷把“商产”强行“国有化”就是减轻农民负担，而农民不领情，反而汇入保路风潮，他觉得这表明农民素质差，不能把握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不是“农民素质”问题，而是“体制素质”问题。类似的事情在我国的历史上曾一再重演：西汉末豪强霸占土地颇多，农民很受其害。王莽以此为由头发动土地国有化，说是打击豪强，农民却受害更甚，结果农民反倒和豪强联合起来，一场大规模民变风暴把号称为了农民的王莽吞没了。北宋的王安石痛恨“兼并”，说是为保护小农要用官府垄断来制裁“大农、富工、豪贾”，结果在垄断中产生了蔡京那样的巨贪，而被“苏杭应奉局”、“西城刮田所”这类“国有化”措施逼反的农民们反倒跟随不堪官府“酷取”的漆园主方腊等，掀起了两宋最大的民变潮。南宋末的贾似道再次重复这一幕，他号称为反“兼并”而推行的“公田”法同样加速了赵宋的灭亡，自己也成千夫所指。这些专制“国有化”的灾难当然不证明强权积累私产的“兼并”就是有理由的，相反，强权下的“私有化”和强权下的“国有化”构成了笔者过去论证过的“尺蠖效应”：“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晚清的“强摊租股－强行国有化”只不过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王朝倾覆的又一例。          来源: 南方周末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 保路运动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430.html    

作者: 萧功秦 　　 　　　　一、思考辛亥革命的不同角度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以往存在着两种史学解释框架，它们各自都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第一种解释框架可以称之为“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其要点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成熟，辛亥革命这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失败了，被代表大地主与封建复辟势力的袁世凯篡权了权力，于是中国进入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时代。第二种解释框架可以称之为“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论”，其要点是，辛亥革命是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历史里程碑，当代中国人应该继续先人遗志，将民主事业进行下去。 　　 　　　　只有从长时段的视角，对辛亥革命的前因与后果作更广泛的考察，才能理解其实质意义与历史影响。在我看来，如果去掉人们人为地附加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的意识形态光环，辛亥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它摧毁了已经走向了开明专制化的清王朝，却无法建立有效地整合社会的新体制。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用严复的话来说，是“旧者己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社会脱序时代。这场汉族光复中华的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实在毫无关系，它在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多元议会政治模式，只不过是参与革命的不同政治势力为避免分裂而采取的特殊政治安排。事实上，只要读一下当时人的回忆录，就会发现，绝大多数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出于排满目标而起来推翻旧政权，武昌与各地起义者大都对民主一无所知，也并不感兴趣。排满者汪精卫就曾说过，不管这个政权采取的是帝制还是其他体制，即使它引领中国富强成功了，都必须打倒。汪精卫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中国在清王朝统治下真的走向富强了，我们汉人就不得不永远承受它的统治，而在他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可以说，汪精卫一语道破了革命者的反满主义实质。 　　 　　　　二、革命的轻易成功为人类历史所罕见 　　 　　　　清王朝是由人口极少数的异族统治极大多数人口的被统治民族的帝制王朝。一旦统治民族由于应对西方挑战无能，而使中国陷入深重的存亡危机之中，那么，这个统治民族的统治合法性就陷入危机之中。排满思潮一旦在受统治者中兴起，这种民族主义革命思潮对满清统治的冲击是致命的，理由很简单，人数极少的统治民族满族在亿万汉人中，如同汪洋大海上的孤舟一样，在排满革命思潮的冲击下，处于恐惧中的满族统治者，实际上已经是自动丧失了统治自信心，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武昌起义是由极端排满的少数军人发动的，清政府为了军事现代化，把各省最优秀的青年人送到日本去留学，日本是中国海外革命排满派的大本营，所以学军事的学生几乎毫无例外地受排满革命思潮影响。他们回国后就在新军里串连，形成军队内部的团体，而清政府对军队的组织控制制度极为粗放，居然对此毫无防范。到了辛亥革命以前，排满主义者已经取得了中级甚至高级的领导地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武昌起义者虽然是一盘散沙，他们没有组织能力，没有军事上的足够准备，没有有全国影响力的领袖，更没有治理国家政治经验，他们只不过一批充满敢死精神的热血青年。这些革命党的“乌合之众”一旦起来革命，清王朝统治阶层与旧势力的自信心实在太弱而自我解体。形影相吊的满人或清朝地方官员知道反抗是没有足够力量的，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各省就在排满革命思潮冲击下，形成连锁效应。22个省份有13个省在一个月里面全部起义成功。 　　 　　　　只要读一些各省起义的回忆资料就很容易发现，各省起义几乎就是以下简单军事行动的重复：各省起义者实际上只要做成两件事，起义就成功了：先是占领总督府，再就是攻克军火库。于是大功告成。各地清军只要能保住他们本人与家属的身家姓命，就可以不战而降。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除了武汉以外，死人最多的省就是云南，这个省因革命而战死者仅160个人。上海的革命起义者两百人冲到江南制造局，上海就光复了，这种战斗，一般规模极小，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统治者竟如此弱不禁风，再也没有一场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样，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满地的烂桃子一样轻而易举。 　　 　　　　这种革命在各省可以看到革命者并没有民主诉求，国人并不是由于专制太深，所以要自由民主，其实清末新政时期已经是开明专制时代，百姓享有的自由程度远比后代人们想像得要高得多。例如军机处各位大员讨论的立宪大政的过程，几天后《东方杂志》上就会指名道姓地报道出来。就这种新闻报道的自由而言，决不亚于二十世纪最发达的国家，对于排满革命者来说，推翻清朝统治以后，各地取消了宣统年号，各自想出自己的年号，黄帝纪元，或孔子纪元，不一而足。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很少有人认真想过，在大家看来，那是以后的事，当时的革命者， 除了孙中山同盟会这样的革命团体有明确的民主诉求之外，大多数革命团体决不是预先想好了一个政体目标，然后考虑通过起义来实现它。 　　 　　　　三、临时约法是导致后革命时代的大分裂的“恶法” 　　 　　　　一盘散沙状的革命者按常理来说，几乎没有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然而武昌起义居然成功了，这种起义成功之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革命者方面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统一全国，也根本没有能力单独组织革命政府来整合社会，并进行治理国家。于是，武昌革命政府与各种势力实行大联合就是下一步的必然的选择。 　　 　　　　首先，第一步是，武昌起义成功以后，湖北革命政府与南方起义各省为了防止全国分裂，于是模仿美十三个州独立的先例，由每个省各派出两名代表到南方开会，采取了美国式的联邦制的形式，因为这种松散的多元政治模式，是当时唯一可以把互不统属的独立各省联合成一个统一整体的制度安排。这种共和联邦制决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只不过是排满主义革命者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其次，由于南方起义军连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有力量进行北伐，军事上完全不是北洋军的对手，于是不得不与北洋军政势力达成的妥协的办法，让北洋军事强人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作为交换条件，在清退位后，由袁世凯担任中华国民正式大总统。 　　 　　　　南北合作实现以后，由于南方起义的成果被袁世凯拿去，用章太炎的话来说，袁世凯是“名实具归”了，他既有军事实力，又得了名正言顺的总统大位，南方革命者心理上当然不平衡，再说对袁世凯也不放心，在短短一二个月时间里，宋教仁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设计了一套“临时约法”，用一种特殊的内阁制度来限制袁世凯。尽管宋教仁此前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采取集权制的好处完全了然于心，然而，为了党派利益，他与孙中山都放弃了原来坚决主张的、比较有利于政治操作的总统制。所有这一切“因人设法”的手段，都是出于对政敌斗争的需要，而不是考虑全国政治的有效运作。 　　 　　　　这种临时约法下的内阁制的特点是，总统基本上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内阁总理手里，这样就可以把袁世凯架空。其次是，内阁虽然有行政实权，但却受到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的强力控制，国会则对内阁有着很大的控制权与弹劾权。另一方面，临时约法却没有给予总理反制国会的任何有效权力。当总理对国会的做法有质疑，却无权向总统申诉，总统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利。这就意味着，由同盟会占多数的国会，从此可以有恃无恐，滥用自己的权力却不会受到总统、政府总理的反弹。在这种体制下，总统受制于总理，总理受制于国会，国会掌握在南方国民派手中，国会的权力却不受到制衡。临时约法体制是典型的“国会专政”体制。从政治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失去民主制衡的基本精神的、不合理的、缺乏内部平衡能力的体制。 　　 　　　　当然，在西方议会政治史上，有些国家采取内阁制，国内政治也会相当稳定，其条件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同时就是内阁首长，这样，国会与内阁之间就可以长期稳定地保持一致，内阁首相享有的权力并不亚于总统。例如新加坡李光耀领导的的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国会，本人又是内阁总理 就是一个显例。然而，在辛亥革命后的议会制中国，南北妥协的产物只能是采取混合内阁，作为国会多数党国民党，为了形成自己的政治优势地位，把国会当作显示威势的利器。例如，新任内阁总理陆征祥只不过在就职演说时讲了自己从来不吃“花酒”之类的家常话，就被国会议员斥责为“庸俗不堪”，而把他提名的众多部长一律予以否决，弄得这位总理下不了台，只好灰溜溜辞职，造成一场内阁危机，在这一体制下，党派之争导致越来越大的政治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也为以后多次内阁危机与府院之争埋下了种子，这一点在研究辛亥革命的时候尤其值得注意。 　　 　　　　事实上，辛亥革命者用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总统，就如同用一个”芦苇编的小笼子”去关大老虎一样不合理也不切实际。袁世凯与南方革命派的矛盾迟早必将发生，宋教仁被刺以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正好为袁世凯镇压南方革命派提供了理由与机会，老虎一旦发怒，把小笼子轻而易举地撕破，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废除临时约法，建立起军事强人的威权政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作为亚洲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新型威权主义政权，袁世凯强人政治曾经为全国统一并推进现代化事业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然而，一则由于袁世凯本人利令智昏地要当皇帝，二则由于取消帝制后袁世凯本人因尿毒症突然病故，此前袁世凯本人又没有预先确定最具执政威信与能力的段祺瑞作为新的总统来稳定社会，在此关键时刻，北洋军政集团为了与南方和解，共建统一中国，不得不接受了南方提出的重新恢复临时约法，并恢复旧国会的条件。 　　 　　　　令人惋惜的是，当时国人中只有极少数像严复这样的有先见之明的人，才意识到恢复“临时约法”这一恶法对中国政治的危害性，随着“临时约法”的恢复，南方势力再次控制了国会，此时的南方各派中的多数人，已经不是辛亥革命初年那样的质朴简单的种族革命者，而是一批在分裂状态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派系政客了。于是民国二年的议会危机再次重演：冯国璋总统无权，却可以干预内阁做事，段祺瑞内阁有行政权，也有军事实力，却处处受制于国民党控制的国会，临时约法下的国会专制，再次变成关北洋“大老虎”的“芦苇小笼子”，国会任何举措都无法在体制内受到制衡，这样的结果，只要发生政见分歧，就在于势必发生府院之争，并进而因体制内矛盾无法通过制度解决而延伸到体制外，南北分裂再次出现。 　　 　　　　整个清末改革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沿着这样的逻辑发展：清王朝专制帝国改革失败引发的排满思潮迅猛发展，由于满汉人口比例的悬殊差距，以及统治者失去统治自信而弱不禁风，辛亥革命轻易成功，由于排满革命在各地的多元性，只能建立联邦共和体制，其次，为了控制政敌而因人设法，又设立了政治上很不合理的临时约法体系，由此产生的结果，印证了严复当年所说的那句话：“旧者己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这是一种新旧制度规则都无法约束人们行为的状态，也就是社会学上所说的“失范”“脱序”状态。此后的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到北洋军阀混战，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临时约法体系。这样的制度安排，就只能让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南北分裂与碎片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场革命很不幸地成为二十世纪政治中国碎片化的历史大灾难的起点。表面上看，十年后的北洋军阀混战、南北分裂，各省分裂，与辛亥革命无关，然而，实际上，这一切都与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有关，而临时约法体制，又是南北统一带来南北矛盾的“因人设制”的必然结果，这一体制只能引发越来越严重的政争与分裂，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人，重新反思辛亥革命时，我们有必要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超越出来，重新估计这场革命的真正历史后果。 　　 　　来源: 《探索与争鸣》 | 来源日期：2011年第8期 | 责任编辑：王科力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091945551.html

作者: 王瑞芳 　　 　　　　时间：2011年9月16日10：00 　　 　　　　嘉宾：梁启超先生的孙女梁旋 　　 　　　　简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一段令人耳熟能详的话充满着对于国家的热爱，也充满着对于民族强大的迫切渴望。它的作者梁启超，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寻求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变革，他的一生也贯穿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将足迹深地融入了那一段历史。本期中国访谈邀请了梁启超先生的孙女梁旋女士，一起来聊一聊她的祖父，辛亥革命的启智人——梁启超先生。 　　 　　　　中国网：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节目。“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一段令人耳熟能详的话充满着对于国家的热爱，也充满着对于民族强大的迫切渴望。它的作者梁启超，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始终坚持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变革，而他的一生也贯穿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把自己的足迹深深地融入到了那一段历史。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了梁启超先生的孙女梁旋女士，一起来聊一聊她的祖父，辛亥革命的启智人——梁启超先生。 　　 　　　　梁女士您好！ 　　 　　　　梁旋：你好！ 　　 　　　　中国网：梁启超先生应该算那个大时代的风云人物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对于家人非常心思细腻的人，是一个模范好爸爸。我们听说他在外面时经常会给家里子女写信或者寄一些小礼品，带给家人惊喜。您父亲当时和祖父在一起时年纪还小，是否还记得和祖父的一些故事？ 　　 　　　　梁旋：我父亲梁思礼虽然和梁启超在一起生活只有5年，但他确实还记得很多当时的一些温馨和快乐。比如在小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天津，梁启超就经常会带他去天津的起士林吃西餐。我爸爸到现在一直还老在说那个地方的冰激淋特别好吃。梁启超也经常回到北京去讲课，当时北京没有租界，相对比较乱，所以他们住在天津。但他在清华讲课，要回到北京，所以回到北京讲课时还要带着我爸爸一起住在清华园里。 　　 　　　　在天津的院子是两栋房子，现在天津已经把它辟为“梁启超纪念馆”了。一个是大家居住的房子，一个两层楼，意式风格，还有饮冰室，是我爷爷专门写作的书房。梁启超写作时不允许孩子到书房来，但是唯独我爸爸例外，他每次跟家人说把老baby带过来，他的书房差不多有40多平米长方形的房间，书桌也非常大，一般我爷爷坐在那里写作。我爸爸就在屋子里玩。书房墙两边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书柜，非常高，装了各种各样的书，因为我爸爸很小，就在书柜下抽屉里翻，翻出很多明信片和画册，这些都是梁启超当年周游欧美带回来的一些明信片，明信片里有很多西洋建筑、西洋油画。我小的时候还看见过。 　　 　　　　中国网：您父亲都收藏起来了？ 　　 　　　　梁旋：反正放在他那里，慢慢他那儿也有一部分，我们小时候也能看到。我爸爸也告诉我说这是公公以前带回来的明信片。当年我爸爸挺小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玩，我爷爷就在那儿写作。有时候我爷爷就说：老baby，把香烟拿过来。他就跑过去拿了香烟，又把烟嘴、火柴一块拿过来。梁启超觉得这个小孩这么小，考虑问题还挺全面，知道抽烟需要有烟具，特别高兴，每次爷爷都大笑，使劲夸赞我爸爸。 　　 　　　　有时候在我爷爷写作、休息时，就会把着我爸爸的手给年纪比较大的哥哥、姐姐写信。那些孩子当时已经自己独立了，离开家到欧美留学、工作了。拿我爸爸的话说，这是跟他的哥哥、姐姐对话。 　　 　　　　中国网：落款是您父亲的笔名，这应该是小名——老baby。 　　 　　　　中国网：这是您祖父起的名字，有很幽默的感觉。 　　 　　　　梁旋：对，他平时就是这样，对小孩和家里的孩子都有这种昵称，因为也非常喜欢我爸爸，我看他的书信里老说老baby这个，老baby那个。我爸爸曾经生病了，他在那个过程中写了两三封信，给我大姑、二伯伯写信，说老baby病了等等。 　　 　　　　中国网：您父亲眼里和祖父的这样一些故事，我们也听到过很多关于梁先生的故事，他当时给徐志摩和陆小曼证婚，但是在婚礼上把两位新人骂了一通。胡适先生请他去讲学，他在讲学过程中把胡适先生批评了一顿。这些事情可能也在某个侧面反映了您祖父非常直率，不愿意伪装的性格。 　　 　　　　梁旋：对，给徐志摩证婚的事情，也是我从我爷爷给我大姑的信里面了解到的。因为梁启超和徐志摩算是师徒关系，他其实很喜欢徐志摩，他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我从信上看）不太赞成，原因是如果这样结婚，可能以后徐志摩会很累。因为陆小曼之前也是社交名流，生活按照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比较奢华，觉得徐志摩会很累。我看到他给我大姑写信是这么说的。他后来证婚时这么想，后面确实也是这样。 　　 　　　　但是他再怎么不喜欢，如果一般人在婚礼上也不能这么直接地去表达。我认为梁启超确实是一位非常直率、非常真诚、非常真实的一个人。 　　 　　　　中国网：我们常说师徒如父子，我想梁启超不仅把徐志摩当成徒弟，也当成了晚辈，是爱之深、责之切的体现。 　　 　　　　梁旋：对，也有这个原因。总的来说他的直率这些方面确实表达得太直接。他的这个特点也使他文章特别富有感情，演讲特别有感染力、号召力，这是他身上很鲜明的特点。整个人类社会可能有时候人需要有一些城府，但如果做到有城府，还是要有一些掩藏，可能他不太能做得到。这样的性格使他就算有一些政治理想，有一些富国强民的抱负，但也还是不能在官场上生存。 　　 　　　　总的来说，从我的观察，不仅是梁启超，整个梁家人的性格都类似这样。您刚才问对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看法，我觉得梁家人基本上都显得比较直率，让别人看起来有的时候有些幼稚，没有太多城府，我们之间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中国网：以诚相待，真诚相见。刚才我也提到胡适先生请您祖父去讲学，但是在讲学过程中又把胡适先生批评一顿。人可能比较真诚或者比较直接表达自己观点时，会不会影响到他和胡适先生的友谊？ 　　 　　　　梁旋：我觉得这要看人相互之间对这个事情的认识，我之前确实从梁启超的文章和梁启超研究一些学者的文章里看到，我觉得不能说没有影响，大家如果对梁启超的性情也相对了解的话，会觉得他就是这样。对这些达到一定程度的了解，大家最终还是会有一些理解的。 　　 　　 　　　　中国网：我们也称梁启超先生为革命先驱人物，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梁先生一直坚持以开放的心态坚持救国道路，但是戊戌变法还是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否体现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局限性？ 　　 　　　　梁旋：说他是革命先驱，我并不完全这么认为，最多也就是变革的先驱，他有改良的思想，不是完全用暴力。 　　 　　　　中国网：坚持一种比较和平的方法去改良当时的一种社会制度。 　　 　　　　梁旋：对，从思想文化角度，他没有太对枪杆子里出政权（表示认同），他还不是这样的。我倒不觉得他是革命的先驱。我认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基本上梁启超属于热血青年，因为那时候他很年轻，师从康有为先生，是那种热血救国、强国的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逃亡日本，在那个地方他正好有机会接触很多西方思想。在那个阶段，他看了很多国外哲学家，比如像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哲学家的书，研究他们的思想、理论。这个时候他对比中国当时的情况，去思考人类的发展或者革命、改革的路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他是比较明确地被历史写出来是这样的，面对晚清后期比较腐朽没落的现状，其实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探求中国何去何从。但在探求过程中，我觉得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迷茫、困惑，这都是必然的过程。 　　 　　　　要说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实有很多原因，也有很明显的原因，比如帝派和后派之间政治权力的悬殊， 　　 　　　　中国网：当时饱受后派非常强大的打压？ 　　 　　　　梁旋：是的，太后派政治势力强大得多。但是作为戊戌变法的领导者，知识分子肯定也会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局限性。比如他们在政治上相对幼稚，对皇帝抱有过于乐观的期望，不太有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在此之前也没有花更多时间去启发、引导民众能够理解改革的目标或者能够得到更多支持，这也是他们的一些局限性。 　　 　　　　中国网：后来的辛亥革命也对后人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十周年时，梁启超先生也发表了讲话，他当时表示“辛亥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民族精神的自觉和民主精神的自觉”。您认为这两种精神的自觉是否在当今社会也非常重要？ 　　 　　　　梁旋：是的。在1921年10月10日，梁启超有一个演讲。民族精神在他的演讲占有比较重要的篇幅。他认为一个国家被外来的民族征服，从历史上有很多的先例。他认为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种族一般会安土重迁，有一个地方就在这里，慢慢会流于靡弱。其它游牧民族，比较彪悍的就会过来骚扰他们这个地方，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他就分析两三千年来，世界各个文明古国被入侵之后是否还能站得住，以前罗马、古罗马都会有这个过程，但是这些民族能否站得住，要看民族自觉性的强弱如何。他认为所谓民族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的国民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不可分裂的、不可磨灭的整体。 　　 　　　　他列举了很多以前的历史，放眼望去，只有中国受到外族入侵多次，但四五千年前，我们祖宗留下来的这份家产毕竟还在我们手里，他认为这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说，看上去我们中国好像是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历经千灾百难，还像小孩子一样理解事情。他分析我们就是有一种觉悟，我们这一族人都像同胞兄弟一样，用快利的刀也分不开。他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里的优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 　　 　　　　我觉得这就是梁启超在90多年前对民族精神的认识，也是对中国人民心中蕴含民族精神自觉的认识。 　　 　　　　作为梁启超的后代，我们经常去想，如果梁启超能看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觉得如果他看到今天我们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在整个世界上越来越有自己的国家地位，这是梁启超一辈子都在追求的，所以他看到这样的状况也会感到非常的欣慰，我们觉得他肯定是这样。 　　 　　　　我也认为这样的民族精神肯定，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就是我们民族精神在支撑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奋斗的结果。在今天来说，如果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我们一方面应该对我们的民族精神，坚信中华民族的顽强、执着、优秀的信心，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有一个开放的胸怀去反思整个民族、文化、思想、精神方面应该都存在一些低级的，甚至比较落后、比较恶劣的东西。我觉得只有承认这些缺陷，我们才是开始分析差距，我们分析差距其实是为了真正提高，用我们现在的时代精神去弘扬民族精神，使得我们以后能够发挥民族精神中更多优秀的元素。 　　 　　　　至于民主精神，也是当时他演讲中提到的部分，他一直在探讨民主精神在中国应该怎么样去发展。直到最后，他还是在探讨过程中。但是总的来说他希望要实现民主，必须要先有一个民主的社会，大家都有这种民主意识、民主概念，这样我们才可以建立民主制度，并且活用它。 　　 　　　　从他的文章中也看到，辛亥革命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成败的结果，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国民教育和国民意识的启发，在这些方面，这样的国民运动有不可限量的作用。 　　 　　　　在今天，民主精神还依然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了，现在对于民主精神已经有更多人关注、认识，这方面比当年民主进程已经好很多。在现在这个时代，在中国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大前提下，我觉得民主精神其实还是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中国网：1904年，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中可以说是严厉地批评了中国文化，说中国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但在1920年，他又在《欧游心影录》中高度赞美了中国文化。您认为是什么事情使得他思想上有这么大的改变？ 　　 　　　　梁旋：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他在那个地方差不多13年时间，在此期间，一方面他通过日本媒体了解了很多西方的情况，同时他在那段时间里去过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亲自考察一下西方的情况，在那边考察的所见所闻很多记录在《新大陆游记》里。比如当时看到旧金山华人和当地美国民众之间的一些差别，也有联想到中国当时民众的生活状况，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民众很多的缺点。他提到“中国民众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他所说的“市民资格”其实就是“公民资格”的意思，“有村落思想，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 　　 　　　　此外，他还从不同工作状态、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包括会场上的一些情况，因为他也经常在美国演讲，只要他一上台讲话，下面鸦雀无声，一百年前就是这样的。他讲完了之后，人家该有什么回应都有。但是在中国演讲，下面（的观众）咳嗽、打哈欠、擤鼻涕等各种各样的声音此起彼伏，包括走路的形态，相互辩论的情况，他有时候提到，在国外，如果这个人讲话是对一个人讲话，就是用一个人能听见的声音，对两个人讲话用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对十个人讲话就用十个人能听见的声音。中国人在公共场合尽管对一个人说话，他说话的声音大家都能听见，反而在重大场合下，就是需要大声的时候，说得特别小的声音，大家都听不见，类似这样。 　　 　　　　他去分析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很多学者说他是对中国文化方面有一些批判。因为他的文章向来比较犀利，不太客气，当时学者认为他对中国文化不太信任，觉得不好的东西特别多。这是《新大陆游记》。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又一次深入到西方国家中，他和蒋百里、丁文江一起去的欧洲，他们差不多一年，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士、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又有很多所见所闻，还有很多感想，他就把这样整理出来，写成《欧游心影录》。 　　 　　　　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到很多让国外学者赞扬中国文化的地方，他和当地比较著名的记者、学者谈到中国文化方面的东西时，那些学者跟他讲，你们还向我们学习？你们那么多好东西，没看到我们这儿多么困苦，因为一战之后满目疮痍，民众生活非常不好，那些学者就跟梁启超说，我们还等着你们拿文明来救我们呢，类似这些。 　　 　　　　由此他就想到像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这些先贤，像自强不息、各归其根、上同于天、天人合一这些思想，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他当时提到这些。同时他也讲到，年轻人第一步要学好自己的文化，第二步要学好西方研究事物的方法，第三步要把西方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结合起来，第四步要把整合好的新的文化扩展开，让全人类都得到好处。这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也是用西方的分析方法讲这些东西，他说的这些内容也让学者们认为好像他和《新大陆游记》里的思想是有差别的，所以认为有变化，就分析这些变化。你们现在提这个问题，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对于这个变化，因为有很多学者有很多文章研究这个问题，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其实就是几点： 　　 　　　　1、他到了欧洲，亲历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惨状，之前他也知道西方的物质生活当时比较多得高于中国，他去的时候，由于战争、经济危机造成了当时物资奇缺、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所以民众生活下降得非常严重。他当时在文章中说到，像我们原来的生活不是享受西方高档生活的人，到这里来都觉得挺困苦的，西方这些民众得有多大的落差呀。他当时就写分析，说我们还要学习西方的文明，他们的文明那么好吗？我们的文明需要改那么多吗？他考虑这些问题。 　　 　　　　2、因为西方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时间，再一打仗，贫富差距非常严重，又打仗，造成社会民众生活动荡很厉害。他的信里也经常说，一个月里一会儿这儿罢工，一会儿那儿游行，大家好像忍受不了了，他就觉得这种看上去也不是人类发展很好的道路，等于你发展好了，到这个地方又得造反，相互冲突。他在那个时候又继续反思，西方文明和人类发展的道路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也使得他以前想法有些转变。 　　 　　　　3、对于科学的定位，梁启超觉得科学肯定是对社会发展有进步的，因为从他很多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也一直这样认为，也比较推崇科学。但当时他又比较深入地思考科学不能像以前那样这么推崇，推崇到科学万能的境地，所以他觉得也要分析一下。他也在一些文章中说，像西方对物质，对科学的推崇其实可能会让人有一种更为物质化、机械化，人的心灵往另一个方向去倾斜了。他也在想这些也还是需要思考的。 　　 　　　　科学发展到底和人类进步是否可以等同，或者完全成正比，这件事情在现在其实也有需要思考的方向。比如现在大家特别喜欢苹果的产品，像iPad、iPhone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但是就在前些天，中国环保组织出了报告，苹果很多代工厂都有很大污染问题，包括河湖受污染的程度高于其它河湖几十倍、一百多倍；还有代工厂排放污染差不多是其它工厂的几十倍、上百倍。因为苹果现在也是树大招风，会让大家都看到。但同样其它一些电子厂或者化工厂、制药厂的污染排放其实也都很严重，在他们厂周边的人民也受到了影响。 　　 　　　　从整个人类来说，一方面我们得到了科技的好处，我们可以享受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乐趣，好像比较幸福，但那些厂周边的人的癌症发病几率上升，儿童畸形病发率也逐渐上升。从整个人类来讲，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更多还是苦难更多，也是一个问题。在90多年前，梁启超对这样的问题有一些反思，想科技进步到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什么样的关系，考虑这些也是他思想变化的一个方面。 　　 　　　　以上所说的都是说梁启超的思想有一些变化。我倒是认为，不管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对中国民众的意识或者文化里的一些不良东西的批判，还是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对西方文化波折的分析和对中华文化的一些赞扬，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我觉得其实都是梁启超一贯的思想、期望，他其实是在探求中华民族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开放自己胸怀，又能学到别人的东西，真正分析自己的不足，能够真正走向强大，我觉得这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变的一个思想脉络。 　　 　　　　中国网：刚才您所说的，梁启超先生还是比较看重科技技术对于国家进步的动力，他也曾经说过科技进步其实是国家强盛最有力的杠杆。我知道您的父亲也是学理工科的，也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他也是火箭控制系统方面的专家，也是中科院的院士，不知道您父亲选了理工科是受了祖父的影响吗？ 　　 　　　　梁旋：之前也有很多媒体采访我父亲，他也比较直率地说，在爱国，救国图强那种思想，这些方面还是受到我爷爷的影响，因为那时候他抱着科技救国的思想去求学，走上留学之路。他学理工科（也和）他小时候数理化非常好（有关），也顺其自然走上了学理工科的道路。 　　 　　　　中国网：梁启超先生去世的时候，您父亲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可能年纪都不是特别大，但我们经常说“梁家一门三院士”，出了很多的人才，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这是不是因为梁家的家风特别好，或者自己在教育子女方面有什么特别独到的方法？ 　　 　　　　梁旋：梁启超去世时，我大姑梁思顺36岁，大伯伯梁思成23岁，三伯伯梁思永25岁，四伯伯梁思忠22岁，三姑梁思庄21岁。要说起来，他们还是算成年的，后面一些姑姑、伯伯差不多在13-17岁之间，只有我爸爸比较小，只有5岁。一般三岁看老，人的成长还是和家庭的环境、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的。如果要说家庭教育，我觉得这是一门课程，很多人都需要研究这方面。要说到我们梁家家庭教育方面，我觉得有几个词可以和大家分享：尊重、兴趣、自然的爱。我觉得这几个词在梁家的体现比较明显。 　　 　　　　从尊重的角度来讲，整个梁家的风格，从我爷爷那时候开始，都是家长和孩子像朋友式的，都相互非常尊重每个个体，也就是人性的尊重，都非常平等。梁启超有很多家书，和我大姑、二伯伯沟通都是朋友式的，不管是家事或者国事，有时候自己碰到什么不高兴，类似这种都是相互沟通，相互尊重。这是梁家最基本的氛围。如果给孩子这样一个氛围的话，孩子长大后的自尊，对自己一些人性的要求还是会不一样的。 　　 　　　　梁启超有很多演讲和书中一直在讲他是一个趣味主义者，“如果要是说我信奉什么主义，我就信奉趣味主义”。他在文章中也提到，“如果人的生活、工作没有了趣味，人生就像在沙漠中一样，要这个人生有什么用”。反正看到他写东西也好，包括写信、演讲、研究一些事情都非常投入，津津有味地对待事物，他也是这样去培养他的下一代的。比如像我三姑，我三姑也是在女孩中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孩子。 　　 　　　　当时梁启超说中国那时候生物方面发展不太好，以后应该能够很有前途，所以希望我三姑学生物。我三姑后来在加拿大也尝试了一下，但是她不喜欢生物，就写信给我二伯伯，我二伯伯和我爷爷通信时就说了这事。要是一般别的家长会说我让你学你就学，但是梁启超说你要是不喜欢，还是学你喜欢的。尊重她的兴趣，也帮她分析、引导，最后学了图书馆学。后来我三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图书馆学，成为我们国家比较早的图书馆学的专家。在兴趣方面，他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看他给我二伯伯写信也是，让他们以后学建筑等，让他们结婚去欧洲看一下，有一些感受，对一些好的建筑、好的城市规划有一些感受，更增加兴趣。这些也是对他们后来在建筑上有很多思想上的影响。 　　 　　　　在我们家里，自上而下都有一个特点，大家全都去营造一种非常自然的爱，梁启超在写信时抬头都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思庄，还有两个不甚宝贝的乖乖”、“对岸一大孩子们”等等，他当时在国内已经比较安定了，小孩都在国外，要不然就是留学，要不然就是工作在国外，他就写信，在信中像大宝贝、小宝贝、乖乖称呼的那些小孩当时都已经三十出头，二十多岁了，可以想想在当时社会中那种大家庭，有谁家家长这样称呼小孩，应该都是比较严肃、威严的。我这些姑姑、伯伯从小被这么叫大的，一看就是非常直白或者非常明显地去表达父爱，这在当时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这个环境对小孩心灵滋养，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温馨、比较宽松的成长氛围，都会有很多益处。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家庭延续的家庭环境特点。 　　 　　　　中国网：您刚才说到的平等、尊重、自然的爱这三方面，梁启超先生在当时真的应该是很先进的一个想法，这三点在现在的家长可能也做不到。但是这三点用在现代的家庭教育里也真的非常确切，也非常实用。您父亲对于您的教育延续了这三点吗？ 　　 　　　　梁旋：基本上，我父亲从17岁就去美国，20多岁才回来，他的成长过程中，年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成长的，像尊重等方面肯定是这样，另外他更开放一点，肯定也很平等。家长对孩子的爱，现在都在这么宣传，但我觉得实际上不能为爱而爱，不能有意去表示，要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特意地说自然的爱，人类繁衍，慢慢成长的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我爸爸对我们也是差不多的，在我们整个家族，我们家族也经常要聚会，像我三姑家，二伯伯家，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氛围。 　　 　　　　中国网：刚才您也提到梁启超先生在辛亥革命十周年纪念讲话中提到这样一句话，“虽然经过了千灾万难，但还是像小孩子一样处事带有几分幼稚”。我们如何理解这句话？ 　　 　　　　梁旋：他当时讲中国历经千灾万难，但还是像小孩子一样，他说中国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整个国民有一种觉悟，能够觉到自己民族是非常优秀的，不能屈服于别人之下，是一个整体。他强调一个觉悟，如果作为一个人来说，其实也是一样，如果对人生的意义、对社会的责任、对更加进步的文明，对于这些我们也要有更多的追求、向往，不懈地努力，在这些方面去探索的话，可能是对国家和人民有更多贡献的人的共同特征。 　　 　　　　中国网：您的祖父一生也比较坎坷，但在老年时依然是非常乐观豁达的心态。 　　 　　　　梁旋：是。大家也都是这么讲，我能够看到的，像我姑姑、伯伯也都继承了我爷爷这些性格，所以我自己分析，我们梁家的性格特质可能是比较乐观，对很多事情都能够以比较开放的心态，尽量去理解、包容，非常直率，没有太多隐瞒，是这样一种性格。 　　 　　　　中国网：应该算是一种家族性格的遗传吧。我想在节目最后，您能不能从自己的角度，用几个词形容一下您的祖父梁启超先生？ 　　 　　　　梁旋：对于梁启超，要用几个词（形容）的话，我认为一个是“爱国”，一个是“慈祥的父亲”和“孩子们的朋友”。 　　 　　　　中国网：非常感谢梁旋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梁启超先生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责编：王瑞芳/主持：赵薇娜/图片：胡迪/导播：周姗姗/技术：高聪庞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