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

萧功秦：新保守主义能否成为左右之争外第三种选择 进入专题 ： 新保守主义 左右之争 民粹主义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如何克服转型期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转型期困境矛盾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当下中国的社会认同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最近由所谓新左派主办“乌有之乡”网声称有22个省的新左派人士要集体“公诉”茅于轼与辛子陵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公诉文”后面的跟帖支持率高达95％。有意思的是，有人把此类“公诉状子”转贴到其它的网站，却没想到出现意外的结果：这些网站内的跟帖的立场恰恰反了过来：网民对所谓“公诉文”是一片批评与斥责，反对者同样高达95％。论争双方不但是观念上完全对立，而且都表现得相当情绪化。这表明，当下中国社会共识裂度已经十分明显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这个阶段，是国内的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时期。那时新左派的话语权不是很强大，自由派也不是很绝望。新左派势力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并不像现在网上那么自我膨胀。现在他们却自认为得到了某种鼓舞，认为中国开始回到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他们网站上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说，2009年是新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则是他们的“战略相持阶段”，到了2011年，他们认为时局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了。     如何看待现在社会上的新左派思潮？人们提到新左派与毛左，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新左派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现代化纵深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批判性思潮。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他们把现在的中国现实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新左派可以分成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类。温和派是学院型的，他们从法兰克福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激进派是民粹主义动员型的。毛左是指新左派中的激进派和更极端的一种，特点是把“文革”中的毛泽东偶像化，使之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浪漫寄托的象征，以表达他们对公正与平均理想的诉求。     要判断某人是新左的温和派还是激进派，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凡是文字艰深晦涩，看不懂的，那就是温和派；凡是写得很通俗，那就是激进的毛左派。前者沉溺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乌托邦自得其乐，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后者要进行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表面上，新左派在网络上咄咄逼人，但他们在全国网民中的比例不会高于1％。     新左派的对立面是西化自由派。他们相信，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可以通过移入西方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来实现。其中极个别激进的人也希望出现一场“茉莉花革命”，但他们人数很少，当政者大可不必把他们放在心上。事实上，大多数有自由主义价值倾向的知识分子都赞同民主法制与人权自由的理念，但他们总的趋势是温和化，主张在体制内推进民主与法治。近年来他们大多数人又开始感到失望，对体制有疏离感，对政府的认同度也在下降。一个体制失去这样一些温和派的内心支持是很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     正因为现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认同分裂，早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新保守主义，也许可以作为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选择，起到重新寻找一种社会共识的作用。     1980年代后期知识界出来的“新权威主义”，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前身。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针对改革中的激进主义而确立自己的立场。20年以前新保守主义提出时，主要是针对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激进主义而言。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八九事件是知识分子的浪漫激进主义与务实政府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新保守主义有三个批判对象，一是西化自由派，二是毛左派，三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三者都属于不同类型与方向上的激进主义。     新保守主义强调的是什么？第一点是强调在保持共产党所缔造的历史上的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走向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在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执政党，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一是它起到对社会各部件进行整合的功能，二是共产党的权威也是转型与发展所必需的有效的杠杆，不能脱离这个杠杆来进行现代化。因为中国既没有成熟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和公民社会组织力量，也没有第三种力量。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原教旨主义的正统派与新保守主义者都尊重执政党的统治权威。两者的区别何在？从政治哲学上说，正统派对正统的捍卫，是基于认为这种传统制度符合某种“终极真理的信仰”，而新保守主义者维护现存制度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制度的存在至少在功能上是具有有用性的。用美国学者彼得?伯格的话来说，长期确立的制度所凝聚的崇敬感，使其具有潜力去满足社会的新目标。     其实，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第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严复的名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可称得上中国近代新保守主义的宣言。这里的“守”字非常值得玩味。所谓传统旧物的“守”，就是指传统所具有的维持秩序的功能。严复显然并不是从信仰的意义上肯定传统的意义。严复不是正统主义者，而是新保守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要点是，它主张开明与渐进。这是一种开放性的保守主义，其发展方向不是回归到过去的时代去，而是要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更新的、更开明的社会。     新保守主义的发展逻辑可以这样简单概括：一、通过具有开明的大家长式的威权体制，来实现政治稳定；二、通过政治稳定，来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三、通过经济发展来引导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多元化变迁；四、通过社会多元化与利益分殊化，来发展公民社会；五、不同公民社团与利益团体的相互交往，就要求彼此之间的妥协与协商，以交换彼此利益。     契约精神、妥协精神、法制与理性精神，所有的这些被他们称之为公民文化的东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公民社团组织中通过自教育培育出来的。公民社会也是培育公民文化的社会大学。     经由这五段式的逻辑，中国将在经济发展中逐渐成为具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国家，此后建立整合性的民主体制，就水到渠成了。如果不是这样，超阶段地建立民主，势必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那对中国必将是一场大灾难，这些正是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     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历史上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已经被革命扫荡殆尽，正因为如此，中国重建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过程比一般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韩国这样的前威权社会）更为艰难，更为漫长。这就决定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对于中国来说就更为值得重视。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民主应是一个渐进的发育、生长过程，而不是用一套现成制度通过休克疗法的方式，或俄罗斯的“五百天计划”那样，简单地把西方制度移植进来的结果。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从开明家长下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 会 多 元 化——公 民 社会——公民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序列。其实，李泽厚先生过去也提出过，中国现代化要有“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可见，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民主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民粹主义：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危险之一          新保守主义特别要警惕的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就是广场动员型政治，就是大众口味决定政治选择。新左派强调的广场动员，自由派主张的一人一票的直选民主，都是民粹主义的不同表现。可以说，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有民粹民主的取向。如果我们跳过公民文化与公民社会的发育阶段，通过所谓的直接思想启蒙与制度移植，来实现所谓的选举民主，其结果将是谁掌握了票仓，或谁掌握了广场上的“人民公意”，谁就可以决定民族的命运。这常常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公民文化的训练或者多元力量的制衡。     比方，如果中国实行民选总统，有人站出来说，他上台后一定要解放台湾，或把外蒙收回来，把俄国强占的土地搞回来；或者说，要向日本清算第二次大战的所有赔款；又或者说，要让所有富人交高额税，交到差不多让他们破产，来解决社会贫富不均……当一个政客用这种话来煽动大众的情绪，他就能比冷静务实理性的政治家更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选票。     此类靠民粹主义上台的政客，要么把整个国家引导到一个很危险的战争深渊当中去，要么大搞平均主义福利主义，使国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阿根廷的庇隆总统（1895—1974）在短时间里让全国劳工工资涨了40％，结果是资本外逃，外资撤走，大量失业，福利又不能降低，于是政府大印钞票，大借外债，阿根廷从二战以前全世界生活水平前六位，跌到现在的七十几位。至今拉美还在承受民粹主义的恶果。所谓的拉美病就是民粹主义病。     除此种民粹主义，还有一类靠民粹主义上台的，就是根本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空谈家，议会变成政治清谈馆。这样的人既没有能力解决经济转型与贫富分化的矛盾，也无法有效地控制局势，就是一个空架子。例如泰国与南亚一些国家就是民粹主义政治下产生的弱势政府。     可以说，凡是靠民粹主义广场动员上台的总统没有一个做得好的。这种人要么是弱势总统，要么就是一个绑架国家的危险政客。     也许有人会觉得现在谈中国的民粹主义是放空炮。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是威权政治严密控制下的极低度的政治参与，用上海话说，全民普选总统的事与中国“混身不搭界”。然而，历史往往会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一旦社会失控，民粹主义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人人心所向的不二选择，那时就来不及了。换句话说，越是集权制国家，越是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上面是统治者与官僚，下面是原子化的个人，缺乏中间的社会组织，也缺乏中间阶层。此类哑铃形社会一旦发生革命，要么变成为超凡魅力的强人振臂一呼，天下芸芸众生景从的革命社会，如毛泽东当年那样；要么变成民主化的民粹主义社会。     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要避免这个洪水猛兽，应该是坚持一个理念，就是在现存情况下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政治文化。某种意义上，一个拒绝发展公民社会的威权政府，就是培育未来民粹主义的温床。           用公民社会克服民粹主义陷阱          民粹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以来势头越来越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权观念的普及。这本是好事，但也造成一旦搞民主，谁用煽情的语言掌握了大众，谁就得到国家权力。拉美有一句有关民粹主义的名言：“只要给我一个阳台，我就会成为总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英国民主发展初期，当时还没有民粹主义，可以通过财产权来划分选民和非选民。在这样一个界限范围内，民主的游戏规则始终受到尊重，不会遇到民粹的挑战，民主规则可以从小范围里逐渐扩大，用既有的民主文化规则与氛围来教化、约束、整合新扩大进来的人们。扩大进来的成员始终处于这个范围当中的少数，他们在学习既定民主游戏规则的过程当中，逐渐养成了遵守规则的圈子中人，按民主规范与游戏规则约束自己。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民主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主文化始终能够保持对新成员的有效整合能力和教化能力。     民粹主义路径正好相反。民粹主义往往发生在长期专制的社会，专制崩倒了，突然之间每个人都享有民主了，每个人都有选票了。但此前谁也没有得到过民主训练，一人一票的权利如此神圣，如此符合“人民公意”，不容置疑，多数票就可以拥有了决定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决定权。然而，新成员如洪水瀑布般涌入民主圈，这样的“乌合之众”最容易受煽情的政客左右。人们如痴如醉，整个民族却面临危险的深渊。     台湾也存在由于民主化过快而出现“民粹主义陷阱”的问题。当年陈水扁正是用极端手段来刺激大陆对台做强势反应，以此来强化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再利用这种悲情来争取本省人选票，于是大得其利，根本不顾战争危险。概括地说，陈水扁的竞选秘诀实际就是“刺激大陆——大陆反弹——悲情动员——省籍划界——民粹多数”，我在台湾访问时，一位台湾学者说，你回去要告诉大陆朋友，中国将来搞民主化，最好是想学习英国模式，不要学我们。     当然，直接学英国也是不太可能的。英国模式是在封建贵族等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当今中国以及绝大多数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旦进入民主化过程，“民众是主人”就成为天经地义，任何小范围递进扩大的民主化路径，将被大众所质疑，人们会问你“凭什么你们可以享受民主权，凭什么我们就不能享受？”这种话语是最强有力的，没有任何人能挡得住。     为什么在民主高潮来临之前，中国要不失时机地发展公民社会？因为只有公民社会这种民众的自我学习的过程，才能比较好地来克服那种民粹主义价值与思维方式。     对于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来说，有官员自然会担心，一旦开放此类自治组织，就可能面临大量对抗性组织出现并与政府发生冲突，出现“井喷效应”，对政治治理造成困难。     必须指出的是，英美这种公民社会抗争式发展路径，其实在人类整个公民社会发展历史上只是一种类型。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的路径并不是英美式的，而是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即政府为了整合不同的利益集团，建立起由政府控制与支持的法团，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一方面，法团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中，另一方面，国家法团组织进一步发展下去，就会蜕变为社会法团，这就是向自治的公民社团的软着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发展公民社会的。     官员们如果开阔一点学术视野，不要以为公民社会只有英美模式，就不会画地为牢，草木皆兵。与其说是有这么一个“公民社会陷阱”，不如说是某些官员由于知识缺陷而陷入了自己的“思维陷阱”。官员个人对公民社会有如此误解，问题还不大，但他的想法一旦影响了决策层，就会使中国丧失发展公民社会的最佳时机。那才是大问题。           警惕极左思潮回潮          令人担心的是，在提倡红色文化的政治运动中，极左思潮会借机获得了它公开亮相的合法舞台。一旦中国出现比较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极左化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中国会出现激进的西化自由派鼓动的“颜色革命”，不如说，更大的可能是出现极左派鼓动的原教旨主义者的“黑色革命”。伊朗的原教旨主义反改革派，就和民间的不满改革的势力结合起来，发动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穿黑袍的，因此叫“黑色革命”。与其说中国要防止红色革命，不如说要防止“黑色革命”。由于中国出现社会不公，底层阶层严重不满，出现了极左的“黑色革命”的概率，似乎要远远高于自由主义的“颜色革命”。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人们会发现，“颜色革命”并不是所有社会都会发生的，它的出现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作为条件。那就是，第一，这个国家采取了多党制的全民普选；第二，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弱国家与弱社会的结构体，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双弱结构”的体制。更具体地说，就是一个弱势的民主政治下的产物。     “颜色革命”发生的机制是，民主政府在弱势国家体制下，既没有足够的政绩来满足人们的心愿，腐败与社会不公又难以治理，人们又没有能力与国家强力部门进行沟通，以解决社会矛盾。这种治理失败必然引起广大选民强烈不满。这就使反对党可以借助民粹主义广场效应，通过煽情而获得大量选票，外国政治势力出于自私的目的也推波助澜，于是在野党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那些靠这种民粹主义手段上台以后的新政客，同样是个弱势政府，仍然解决不了积重难返的问题，老百姓仍然不满。于是风水轮流转，又被下一波反对者利用民粹主义方式再把他选下去。一切又周而复始。     由此可见，颜色革命必须是在弱势民主体制条件下才会发生。中国现在的体制恰恰相反，是“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结构，完全不存在普选总统，以及选票决定政府命运的情况。颜色革命的体制和中国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些人之所以担心中国会出现颜色革命，完全是用肤浅的类比思维。其实中国与前共产主义国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的极强势威权体制，乌克兰或者哈萨克是弱势民主体制，这两者在结构上根本不同。换言之，由于认定中国要防止颜色革命，于是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就形成恶性循环：国家越来越强，受国家控制的社会自主性越来越弱。这就如同是犯了中医上的阳亢症，我们却大服补阳的药剂一样。     其实，邓小平多年一直反对重提阶级斗争。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左的意识形态多么厉害，阶级斗争的潘多拉盒子一打开，就合不上了。中国的“黑色革命”就一步一步从潘多拉的魔盒里向我们走过来了。     邓小平的权威主义是尽量减少公众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从广场请到市场上去，进入威权政治的“政治冷淡主义”（political　apathy）逻辑之中。在国家发展还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的情况下，这种政治恬淡气氛有利于降低公众政治参与的程度，也有利于政治稳定，为政府从容调整经济争取了回旋的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威权政治国家走向成功现代化的经验逻辑。来源: 经济观察报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保守主义 左右之争 民粹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143.html    

　　作者按语：本文是一项中国专题研究的第三稿，第一稿曾于2010年3月30日发表在“选举网”，第二稿发表在2011年8月第41期的《领导者》。第二稿的修改比较大，现在的第三稿则进一步按照“冷酷实证”原则进行“客观中立化”处理，力求“既不亲华、亦不反华”。列宁说：“谁不和我们一起就是反对我们，中立的人最危险”。我深信列宁时代早就过去了。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谜，而且是一个远没有被解开的谜。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谜，中国的政治发展更是一个谜。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内外的不少观察家一直在预言中国政治的崩溃，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本身反倒似乎不太妙。对于希望或不希望中国崩溃的人来说，“中国为什么没崩溃”就成了一个最大的谜。 　　1，“冷酷实证”方法论 　　本文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揭开这个谜。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开这个“中国之谜”，这个办法叫“冷酷实证法”。“冷酷实证”就是尽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去观察中国，尽量不作或只作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并在直达事物的本质之前不提出任何价值主张。 　　我们中国人对亲疏贵贱十分敏感，所以这个“无立场”的方法对大家来说可能很难接受。可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只有采用这个策略，才能不受政治立场所累。一个学者一旦被政治立场所累，他对现实的判断，就会变成对寻求改现实的判断，以致于他会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或肯定现实的因素，他会因为这种“选择性失明”而不再可能直达事物的本质。我把这种以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为代价的感情倾向，称为“规范冲动”。“冷酷实证”就是要在避免“规范冲动”的前提下解开“中国之谜”。 　　老子说“天地不仁”，庄子说“至仁无亲”，要直达事物的本质，就不得不“冷酷无情”。我并不认同“存在即合理”或“强权即真理”的观点，本文涉及的只是现实的存在性，不是现实的合理性。总之，立场是认识的累赘，认识才是学者的生命。 　　2，中国的“崛起”与“被崛起” 　　有没有“中国崛起”或“中国奇迹”这回事？这是一个仍在争论的问题。中国的“崛起”和“没崩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这里先简单讨论一下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然后再着重分析“没崩溃”的原因。 　　古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明万历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落后进一步加速。新中国建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GDP一直徘徊在世界前十名开外，到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才突然开始发力，并在10来年内连续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中国进一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再过十多年中国将可望超过美国。 　　从1979年到2011年，中国的GDP连续四次每八年翻一番。从近代历史上看，一国GDP翻一番的时间，英国用了58年（从1780年起），美国是47年（从1839年起），日本是33年（从19世纪80年代起），而印度尼西亚是17年，韩国是11年。历史上，人口城市化的比率由20%升到40%，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经历了30年，日本经历了30年，中国则只用了22年。另外，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中国城市早已超过了200个，远远多于美国和欧洲同等城市的总和。 　　肯定“中国崛起”的人认为，象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时间长度，确实存在国际先例，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有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连续四次每8年GDP翻一番的，在1970年以后做到的也仅有中国一家。 　　当然，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的GDP现在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的十一分之一，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也在100位之外。所以，低调一些的人认为，虽然中国的GDP已经从30年前的10名以外，变成了如今的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遥遥落后”，即便经济增长率和汇率升值使中国的GDP在未来十几年内赶上美国，人均GDP再过几十年也未必能超过美国。更加重要的是，国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欧美大约为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只有1２%左右。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老百姓收入的3倍左右，而很多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当然，如果考虑农民收入难以统计的因素，还有灰色收入等其他因素，中国的比例可能可以调高一些。 　　在另一方面，否定“中国崛起”的人，则偏向于只看中国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不缺的还就是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物价房价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贪污腐败问题，政治民主问题，教育医疗就业问题，社会管理及治安问题，暴力拆迁、违规征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等等。面对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很多人相信存在的只是中国的“被崛起”。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只有政府在崛起，权贵在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中国有的是“一半崛起”或“崛而不起”。 　　所以，有没有“中国崛起”，就要看你是强调规模，强调人均，还是强调问题。但是，本文所说的“中国崛起”既不涉及规模，也不涉及人均或问题，而是强调“制度”。根据标准的西方观点，中国的崛起有“三个不可能”。一是市场化不可能离开法治宪政而成功，二是粗放的外向型经济不可能长期持续，三是权威主义政治不可能长久稳定。按照这种思维，西方的有些中国观察家，不是年年在等中国出问题，而是几乎天天在盼中国出问题。当然，他们未必是出于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而主要是出于一种观念倾向的主观预期。 　　当中国发展的“动车”依然滚滚向前时，观察家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自己的“崩溃预测”。同时，中国的一切被看成了表面的繁荣和稳定，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危机都被认为是“潜伏”在社会的深层，并随时等待爆发；而且，一切可能发生的社会事件，都被当成了“即将爆发总危机”的有力证据和迹象，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也都被认为是在拖延时间、苟延残喘。 　　本文的“中国崛起”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的，它指的是：中国那种非西方的“行政市场经济”，加上非西方法治意义的市场运作和政治集权，居然能够在没有与西方“并轨”的情况下“老不崩溃”，并还能在危机四伏的全球化经济中继续发展。 　　抛开中国现存问题的好坏不说，这种“不崩溃的发展”本身确实是一种奇迹。那么，到底是“早晚崩溃”的“西方观点”出问题了，还是“中国现实”出了问题？到底是“西方理论”错了，还是“中国现实”错了？难道中国人都变成了西方意义上“不合理”的“非理性人”？还是说中国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理”？中国会不会真的不一样？ 　　本文关心的不是西方的“理”好还是中国的“理”好，也不关心人们应该坚持“西方思维”还是坚持“中国思维”。本文关心的是：在西方的“三个不可能”情况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这背后有没有什么依据？不管人们喜欢还是讨厌这些依据，这些依据是不是符合现实的逻辑？ 　　3，中国人的怨气又是哪来的？ 　　中国没有崩溃，但中国人的社会怨气却随处可见。经过了三十多年成绩斐然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怨气似乎不是小了，而是令人费解地变得更大了，并且成了“中国崩溃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最近几年里，社会怨气突出地表现在维权抗争、泄愤杀人、哄变骚乱、恐怖袭击、信访受压、绝望自杀、交通事故等几个方面。“杀童”不为越货、“杀官”只为愤恨、自杀不惜“连跳”、“自焚”不顾一切、信访成了非法、追尾事故不断，加上大量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造成的社会怨气，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背后，竟显示出中国的学者们所说的“溃败”和“溃散”迹象，以至于令人产生了“2012世界末日”的联想。 　　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常被说成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有人认为，这个“供需矛盾论”正在让位于“分配矛盾论”。中国网民则另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智商-道德矛盾论”）。如果从社会怨气的角度看，其实也可以说，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群众日益增长的发泄需要，同政府不断下降的排泄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发泄-排泄矛盾论”）。 　　中国的知识界对社会怨气的原因提出了至少五种解释：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二是贪污腐化加剧，三是社会正义匮乏，四是个人道德沦丧，五是个体信仰迷失。福利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人是一个以“相对福利”为转移的社会动物，当大家都一样穷的时候，人们的气都不会太大，而当大家都好起来、一部分人却好得比另一部分人更多更快时，有些人的气就开始不顺了。人类的公平观念就是来源于人的相对幸福感。在人类的情感中，“憎恨”偏偏又是比“恐惧”更加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再控制，所能产生的“恐惧”无论如何也抵不过“憎恨”的爆发力。 　　当人们没有比网络更好的发泄工具时，“网络发泄文化”和“网络轰动效应”就进入了“中国特色”的家族。网络发泄尽管只是“虚拟发泄”，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中国人泄恨解气和舒缓社会矛盾的有效通道，很多事件没有演变成社会危机，网络发泄实际上立了大功。在传播信息的意义上，网络有利于民主，在舒缓社会怨气的意义上，网络则有利于稳定。 　　可是，中国人现在又是在“憎恨”什么呢？现代政治学给出了直截了当的解释：巨变点燃了人们的期望，期望急速转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参与；而当协调这种大规模能量的制度安排无法同步跟进时，个人挫折和社会怨气便同样急速地蔓延，以至于出现了“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不满的一触即发”这样的矛盾景象。 　　巨变产生期望，期望导致躁动，躁动的落空激发社会怨气。这就是说，这个“社会怨气”可以是“怨恨一切”，“怨恨的形式”比“怨恨的内容”更能体现“怨恨”的本质。“怨恨的形式”便是“时间偏好强化”的形式，通俗地说，就是“现在就要”、“一切都来不及了”、“别人都那样了我怎么才这样”，等等。所以，不是中国人日子改善之后想要更好的日子想疯了，而是绝对福利改善开始被相对幸福感给压垮了，人们已经被“现实”和“潜在可能”的一步之遥给逼急了。中国似乎早就从“大鱼吃小鱼”进入了“快鱼吃慢鱼”的时代。 　　4，“社会加速溃败论” 　　2010年，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有一篇题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孙立平的“社会加速溃败论”把“憎恨”的矛头指向了“权贵资本主义”，他认为：“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 　　文章说：“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因此，“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 　　孙立平还进一步挑明了话说：“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 　　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 　　5，“崩溃论”与中国的政治现实 　　孙立平从一般的“社会动荡”问题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溃败”分析，确实代表了中国自由派解读中国社会的较高水平。“社会溃败论”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二是“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 　　历史上的“崩溃论”存在几种不同的形态，包括“失控崩溃论”（清朝末年）、“扩张崩溃论”（蒙古）、“内讧崩溃论”（太平天国）、“腐败崩溃论”（蒋介石）、“残暴崩溃论”（秦始皇）、“松动崩溃论”（戈尔巴乔夫），另外还有章家敦的“经济崩溃论”和一般意义上的“集权崩溃论”等等。 　　回顾中国的历史，每一个专制王朝的“溃败”都是什么引起的呢？历史学家給出过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比较共同的一点是：“统治者上层”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呢？统治者的“德能”出了问题。历代的“治世”无一不是因为有“贤君明主”，而“乱世”则无一不是因为存在“昏君庸主”。统治者的“德能”又为什么老出问题呢？答案自然在“家族统治制度”本身。 　　家族继承能够克服个人的有限寿命，但从秦始皇开始，代代相传以致千秋万代，一直只是一场春秋大梦。尽管暴力、宗教和意识形态能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几代人里出一个孬种，政权就危在旦夕了，这就是古典君主制在终身专权和继承制度上的“基因悲剧”。“基因悲剧”正是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回”的关键内因，也是制度近似的现代独裁制不能长久稳定的关键内因。 　　王朝崩溃其实就是大白话说的“皇帝镇不住了”，我主张说是“基因悲剧”使统治上层无能，换一个视角的话，也可以说是因为下层太乱。当然，也有人主张用“官僚队伍的扩大和农田触目惊心的集中”来解释王朝更替的原因，或者用“枪杆子”来解释政权的“刚性稳定”。大家知道，官僚和分配集中问题最有名的观点，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用“分利同盟”来解释国家衰落的理论。但是，“分利同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朝代持续那么长，有的却那么短。所以，我倾向于用上层制度而不是社会中下层的“分利同盟”去解释，上层的“基因悲剧”是社会中层的“分利同盟”和社会底层的“破坏能量”失控的关键。 　　枪杆子很重要，但说服力还是差一些，因为如果是上层的统治无能，有枪杆子也镇不住，而且枪杆子可能反倒成了内部分裂倒戈的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多少皇帝都是死在手下大将的刀下并被取而代之，所以，还是统治者上层的“德能”以及相关的制度最关键。２０１１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中东革命”也证明了，不是枪杆子不重要，而是最高统治者有没有能力控制枪杆子更重要。 　　我们知道，北朝鲜有朝鲜劳动党的“金氏王朝”（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古巴有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王朝”（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如果中国现在依然是古巴、北朝鲜那样的“家族政党制”，那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基因悲剧”的必然性就不可能排除。孙立平说“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可是，他忘了进一步问，开放又是沾了什么的光呢？这是个极其关键的一问，这一问当然就问出了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大过渡。这个大过渡的本质是什么呢？还是那个“贤君明主”问题吗？既是，又不是。 　　一般认为，中国虽然不是“家族政党制”，但实质上还是“一党领导制”。但这种“制度主义”还是存在“逻辑不彻底”的问题。因为“毛邓大过渡”的本质不是别的，是“一党领导制”或“一人领导制”向“一党限任制”的过渡。这个“一党限任制”现在当然还没有走到“分权制衡”的地步，但中共的“家族集权”性质本来就很弱，毛泽东时代的“个人集权”性质则由于邓小平的制度化理念而发生质变，并在2002-2004年的“江胡交接”中完全实现；２０１２年的“胡习交接”则会是这一新制度的持续和巩固。可见，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已经从“家天下”经由“旧党国体制”变成了现在的“新党国体制”。 　　这种变迁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中共历史上开创性的“和平与制度化”的权力交接，而且，是这种交接所包含的“首脑限任化、党权非个人化、入党开放化、高层法治化”等制度变革。这个“执政党四化发展”就是“新党国体制”的开始，其中的“限任化”包含了明确的年龄、任期、年限等方面的制度化内容，它已经具有明显的法治化性质。 　　当然，这种制度化还不是自由派所希望的多党民主立宪，其实质仍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可在学术上，我们没必要因为某种“憎恨情绪”而否定中共的“执政党四化发展”的存在。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执政党四化发展”不是我希望或我主张的，而是我观察到正在发生的。我这里只涉及“事实判断”，不涉及“价值判断”，更不涉及“价值主张”。我关心的不是“执政党四化发展”好不好，我关心的是“执政党四化发展”发生了没有，又会导致什么结果。 　　中共的“执政党四化发展”一方面克服了置“苏共模式”于死地的“权力继承陷阱”，另一方面又克服了中国历史上家族统治的“基因悲剧”，统治者上层出问题的历史恶性循环被打破了。还要注意的是，中共的“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同“军委主席制”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它既能有效地选拔出较具“德能”的领袖，也有利于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当然，中共的新体制能否真的占尽“优越性”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新体制使中央的制度权威更大、更巩固了，1994年的分税制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财力，新的中央制度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得到了加强。 　　然而，“新党国体制”的确也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政府费用占国民收入居高不下的比例就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但孙立平所说的改革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这确实是错误判断。更明确地说，孙立平的“权力失控”判断，其逻辑上的漏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区分“上层权力”和“中下层权力”，把“中下层权力”的失控简单化为“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它没有看到“中下层权力”的失控仅仅是一种“事前失控”，并不是一种“事后失控”。 　　我们知道，“上层权力”的制度化和巩固，也体现在中共的纪检和司法还在不断地强化，干部任免考察制度也依然有力，危机处理和事后补救也非常快速。这意味着，整个政治体系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的迅捷，弥补了与社会监督相关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的不足。因此，中国政治的“事后纠错机制”不仅存在，而且运行得力；尽管社会有怨气，但整体的内部约束仍是非常有效的，这不仅表现在对权力腐败的事后惩处，也表现在对群体事件和自然灾害的事后处置。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纠错机制”在某种意义上也靠“强人政治”，如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反腐打黑就颇为有效。 　　与官权的事后约束相比，对民权的约束却具有明显的事前特征。中国政府对民权的事前约束，其实正好反映了“中下层权力”根本没有失控。2011年的“中东动荡”之所以没有波及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地方政府对民权的事前约束，包括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等方面的控制。 　　“权贵资本主义”的横行，实际上反映的并不完全是中共“内部约束的无效”，它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新体制的“政治单一制”和“准财政联邦制”特征上的内在制度矛盾，以及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内部约束失效”的判断是对“中央制度权威”的误读，更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误读。 　　我观察到的现实是，中国现政府不是“腐败无能”，而是“腐败有能”。关键之处是理解中共高层的“执政党四化发展”、约束官权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以及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 　　孙立平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双重误读”呢？我的判断是：因为他对“权力失控和腐败”非常不满。问题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应该更倾向于表达不满，还是应该更倾向于冷静分析呢？平心而论，如果我现在不是身在美国而是像他那样身在中国，我很可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如果设身处地，我很可能也不能避免类似的“规范冲动”。但是，“规范冲动”的确会导致“选择性失明”，导致夸大一部分事实而忽视另一部分事实，而如果忽视的事实碰巧更重要，被夸大的那部分事实就会接近于完全错误。 　　6，中国政治经济的内在矛盾 　　如果说“溃败论”在“内部约束失效”上的判断，一方面是对“中央制度权威”的误读，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误读；那么，中国存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内在矛盾呢？ 　　首先，我们应该把权力市场化的“权贵资本主义”放在一种国际视野中考察。这里，我要借用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约翰斯顿于1997年提出的“精英-机会分析框架”。约翰斯顿在2004年的《腐败症候群》一书和2009年的“民主能抑制腐败吗？—对中国和印度的考察”一文中（与孙燕合著），运用并发展了自己的这个分析框架，它涉及“精英可接触性”和“政治经济机会”两方面的分析。约翰斯顿认为，“精英独立性-可接触性”和“政治-经济机会”一但出现失衡，“权贵资本主义”就会产生。 　　在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由于选民和市场的力量，精英的可接触性超过其独立性，经济机会也多于政治机会；在这种“市场型寻租”中，私人利益集团力量强大，政治精英很容易受到合法捐赠或非法贿赂的双重腐蚀。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印度），精英的可接触性高，政治机会充裕，但经济机会却相对不足，这使得精英的地位易受外力和裙带关系影响，“分权型寻租”就加剧了精英的短期行为和腐败倾向。在传统专制国家（缅甸），精英垄断了政治经济竞争，裙带关系盛行，腐败呈现出“独裁型寻租”的倾向。 　　当代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政治精英一般通过控制政治门路来获得经济利益，充裕的经济机会又使竞争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是一种以“官僚权贵”为特点的“集权型寻租”。这种类型的制度逻辑就是“有钱的人有势，有权的人捞钱”。辛子陵就认为，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１９８０年代利用“双轨制”的漏洞的官倒时期，二是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包揽大型工程时期，三是幕后交易的国企改制时期，四是官场商业化的买官卖官时期。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反映的是“政治单一制”和“准财政联邦制”结合下的内在制度矛盾。这个矛盾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中央要集中和扩大财权，却对地方预算外、非预算项目、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严加控制，这当然是实现不了的。中央要在民生开支上甩包袱，又对地方分权让权不足，这当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中央要信任地方官员“为官一方”，又要对地方官员进行严密的控制，这也是鱼和熊掌的两难。中央要地方发展经济，又不给地方积极性和灵活性，这又是鱼和熊掌的两难。此外，中央要改革开放多元发展，又要解决多元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隐蔽信息与隐蔽行为）；中央依靠经济绩效和政治关系驱动的“政治升迁”，又要地方官员避免地方主义和短期行为；中央要地方保证社会稳定，又在土地产权、人员流动、问责权利等方面控制过紧；中央要地方官员保持政治忠诚，又要限制地方官员中“关系型文化”的滥用；等等等等。 　　在这些“跑和吃草”的矛盾中，中央只能由着地方“既跑又吃草”，然后端着枪“专打出头鸟”，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交易费用”问题。表面看上去是“内部约束失效”，实际上却是省费用减负荷的办法。都说腐败不利于发展，但腐败确实经常是发展的润滑剂。但更深一层的矛盾是，当前的政治制度对“分权制衡”和“民主问责”所包含的“多党自由化”的不确定后果充满了顾虑，因为 “问责制衡”到“多党自由化”确实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僵局”是否存在“可持续性”呢？可能存在。一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市场型寻租”、印度的“分权型寻租”，还是缅甸的“独裁型寻租”、中国的“集权型寻租”，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权贵资本主义”都使各国的政治经济“带病运行”，无病运行的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多党自由化”只能改变“权贵资本主义”的类型，却根本无法彻底消灭“权贵资本主义”本身。 　　在另一方面是，中共有“摸着石头过河”的“邓氏高招”；在内部约束上信息严重不对称时，“问责制衡”依然是中共高层可能使用的办法，变通和创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中共的合法性资源（特别是绩效合法性）并没有因社会抗争而彻底丧失，中央的制度权威也没有因社会不满而下降。还有，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分化利用”和“行政吸纳”实际上也是卓有成效的，福利政策的逐步推行也在不断缓和社会矛盾。 　　当各个社会阶层都能够从制度本身获得一定利益时，制度就会取得自我强化的力量，因为在重大的变革到来之时，人们考虑的首先是失去什么而不是得到什么。人性的弱点是：他伤总比自伤更感疼痛，参与总比排斥更引顺从。政府把异己力量“体制化”和“内部化”经常会有意外的效果。 　　在社会危机到来之时，政府当然也不是吃干饭的，公众的不合作也不是自动的，因为公众面临着协调集体行动的大难题。垄断了暴力的政府在强制个人守法上有组织效率方面的优势，而公众要统一行动，进行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的交易费用实在太高，在政府根本不允许“自由结社”（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公众在组织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政府可以相机行事，随时选择定新法或不守法；公众在包括目标和方法的偏好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政府可以随机应变，随时拉拢和分化公众中不同的利益群体，为自己定新法或不守法进行补救和辩护。无论如何，这个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的“双重协调费用问题”，正是公众统一行动的难点。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解决“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问题时更倾向于容忍。中国人确实更能忍、更能熬。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但熊培云则说：“不自由，仍可活”。难怪有人讲：中国人不怕死，但中国人“怕不活”。“不怕死”是在逼急的时候，“怕不活”则是对现世的留恋。中国人的“忍和熬”取决于外在的单一权威的力量，“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相对而言的。外在权威强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生”；外在权威弱时，中国人的“大谋”是“谋反”。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以“镇得住还是镇不住”为起点，中国人服的是权威而不是原则，在抽象的原则面前中国人“谁也不服谁”。中国是一个“明规则”与“潜规则”奇妙共存的“双轨社会”。 　　7，结语：“新党国体制”可持续吗？ 　　不可否认，中国的问题非常多，而且中国的问题还特别复杂；你如果注意观察对比，你还会发现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也特别明显。如果你只想看坏消息，只关注中国坏的一面，你会非常逻辑地从你想看到的坏消息中得出“一切不可持续”和“中国即将崩溃”的结论，正如你只关注中国好的一面，就会非常逻辑地从你想看到的好消息中得出“中国正在崛起”的结论一样。同样一个中国，崩溃与崛起，看法竟如此大相径庭，全看你在想什么和怎么想。好在两者不可能都对，只是一个比另一个会错得更多些。 　　在“崩溃论”预言一浪高于一浪时，中国政府依然还没有崩溃，就一定是另有原因。而这个原因一定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有关。你可以说这件事情就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关注民生”，你也可以说是“枪杆子”、“加强控制”等等，我认为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不是别的，是“新党国体制”的初步形成，是本文讨论的“执政党四化发展”，即“首脑限任化、党权非个人化、入党开放化、高层法治化”；其中，“高层法治化”又包括“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高层集体领导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制”和“军委主席制”等等。 　　总之，“溃败论”忽视了中共约束官权的事后性“消防灭火制”，以及约束民权的事前性“警察巡逻制”，误读了“中央制度权威”和中国“政治经济的内在矛盾”。中国的“权力失控”是“中下层权力”而不是“上层权力”的失控，“中下层权力”的失控是“事前失控”而不是“事后失控”。现在的问题是：“新党国体制”的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大？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32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1 11:14:57 焦国标：我为什么不担心毛左复辟 标签： 毛左 ● 焦国标       许多人担心毛左复辟，我不担心。为什么？首先它不可能复辟，其次即便它真的能复辟，也轮不到我担心。     先说为什么毛左不可能复辟。毛左大本营乌有之乡“公诉”辛子陵 和茅于轼先生，纠集5万人签名，看起来其声势洋洋乎大哉，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莫说公诉两个“人”，在中国，就是公诉伟大的上帝，随便纠集50万人也是小菜一碟。这是一个生产屎壳郎的族群。     最近有外国记者问我“黑五类忆旧”用英语应该怎么说，我说大概可以翻为“Black five classes recalling the past”，然后再给Black five classes加注：Five types of political pariah during Mao’s time（毛时代的五种政治贱民）。有一种国粹叫株连，五种政治贱民加上被株连的亲属，直接被毛左祸害的人不下1亿之多，这1亿人大约不会参与公诉辛、茅。从毛时代走出来的其他几亿人，政治上虽未遭大伤害，起码遭受过毛时代的物质匮乏之苦和视觉、听觉方面的人道、良知伤害。因而如果发起挺辛茅签名，就不是5万人签名的问题了。     乌有之乡的公诉签名，与其说是倒茅，不如说是练兵。通过签名，发展下线，结成一张潜在的网，一旦风吹草动，可以立即全国发起“啤酒馆暴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权也要取之有道，企图通过复辟毛左获得政治红利，是最邪恶、最丑陋不堪的攫取权力之道。公诉辛茅固然可恶，可是最近上海发生警察殴打“公诉人”的事件也很糟糕，与警察殴打其他访民一样糟糕。不该打。当今中国左派右派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毛左常常吆喝政府去杀这个去灭那个，右派却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政府终于打你了，有何感想？     再说为什么即便毛左复辟也轮不到我担心。轮不到我担心轮到谁担心？第一，轮到当今中国最高统治集团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辟者，君位也；复辟者，恢复原君位也。倘恢复原君位，那么对现君位怎么办？当然只能扫走铲掉，就像当年毛左狂潮扫走铲掉刘少奇一干人一样。毛左的本质是要躐等上位，因而今天倘若毛左复辟，最危机的当数今日处于中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北京最高权力集团，因而若论担心，当然是该他们担心。     第二，轮到企图借复辟毛左浑水摸鱼的人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试问当年毛左得势时的权豪势要诸君结局如何？无一人得善终。因而可以毫无悬念地说，且不说欲借复辟毛左攫取权力不可能，即便可能，最后的下场也与当年毛左横行时的横行分子没有两样。对于这样的人生结局，他们理应忌惮，理应担心。即便他们奉行过把瘾就死，可问题是世间事是死了也没完，毛死了，事完了吗？     毛左是噬人和自噬的妖魔鬼怪，有这两种人在前面顶着被毁灭或自毁灭，离我毁灭很遥远，正所谓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末日审判来了有罪大的顶着，我何忧焉？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73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评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焦国标：我为什么不担心毛左复辟 清华文科，好苗子你怎样培养？ 相同主题阅读 焦国标：我为什么不担心毛左复辟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 次 更新时间： 2011-08-30 20:00:54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标签： 毛泽东 ● 郭罗基            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史明先生应邀为顾问兼编导。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               怎样认识毛泽东，可能是几个世纪的课题。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灾星”。认识毛泽东就是要从根本上研究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而在中国当“伟大领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以及他身后的两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两者都很难平静地谈论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热，一边是非毛运动。有些人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有些人把一切罪错归于毛泽东，褒贬两极同样都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将来，毛泽东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进入了历史，在那个时候，也许毛泽东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但就现在，无论是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颂扬他的功劳还是谴责他的罪错，都有必要讲出自己所认可的毛泽东。这些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样也将为后人所评价。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和影视不计其数，它们的价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国人比中国人的态度客观，由你们制作的《毛泽东》人物传记片，能够成为传之久远的文献。          认识毛泽东主要是根据千百万人的亲身体验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不是探寻“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编写“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从何来？既然不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别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实实地题为“不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卖点。故标榜“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满足人们猎奇的爱好，无非是追求商业价值而已。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却需要马克思的外衣。          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贻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中国领导人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说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有人又提出两个三七开：夺取政权时期是七分功三分过，运用政权时期是三分功七分过。除了不准确的量化比例以外，对前后毛泽东作出不同的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是主观上为了群众还不行；所以第三，要强调一切对群众负责，必须注重客观效果，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行。后一个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与此相反：第一，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第二，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上级。每次运动都下达指标，以完成上级的指标为任务；第三，最终当然也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举一例。你还提到“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往往在战场上就地召开诉苦大会，诉阶级苦，诉当兵苦。国民党的兵都出身于穷苦人家，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在军队里又受长官的打骂。经过诉苦，认识到为何受苦，为谁当兵，马上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甚至制服都没有换，只是摘掉了帽徽。打过长江以后，在新解放区没有搞过参军运动，兵源都是来自俘虏兵。把枪交给原来的敌人，多么危险，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条是中国的传统在近代的演变，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点上，同一个人，在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怎样来到中国遇上了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他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宗教，还没有一种理性的思潮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十九世纪，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欧洲都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但革命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强调人道和民主，第三国际强调革命和专政；第三国际批评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批评第三国际是极权主义、独断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同时发生思想上的分裂。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一种硕大的思想体系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发生分裂，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来分裂为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黑格尔的学说在他身后分裂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分裂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没有达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分裂成为事实。          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向着不发达国家传播，继承了它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继承了它的人道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还是在列宁之前由普列哈诺夫提出的，后来为第三国际所坚持。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则为第二国际所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两者虽然各自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革命越来越不需要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正好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曾经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为“修正主义”，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鲜明的现实。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因素更多，社会公平、人民福利的程度更高。西方的反共人士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比“共产主义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渐渐成为过去；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不发达国家的需要，凸显出革命的精神，成为这些国家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武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使是片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原版，而是经俄国人转手的，通常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将毛泽东的“马克思的外衣”揭开来一看，里面藏着斯大林，“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马克思主义分裂以后又发生变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主要之点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脱胎，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诞生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在被压迫、受奴役走投无路的境况下，革命是有理由的。但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却立即发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越是落后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越快。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之后不过十九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不到七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到了最后一个柬埔寨，虽然比其他国家还要落后，波尔布特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分支，以为凭借革命的手段，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而且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就是不以客观的必然性为依据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当然是出于空想，但它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又不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停留在空想，而主观社会主义则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一套空想，于是产生了灾难。搞了几十年的主观社会主义，最终不是崩溃就是变质，回过头来还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证伪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先进国家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在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还很难相信为了边界纠纷连年打仗的欧洲国家会实行联合。现在马克思的预言越来越清晰了，欧洲国家已联合成为欧盟，在欧盟之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俄国人以“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又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强加给列宁的。列宁本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在先，但进入社会主义可能是德国在先，因为德国比俄国先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以后又一国接一国胜利，虽然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国家的联合，相反，发生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以至兵戎相见。中国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变成“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统统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它的消极作用与历史的发展成正比。戈尔巴乔夫企图将苏联转向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为时已经太晚。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观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展示蓬勃的生机。历史证明，马克思确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为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能制造一种社会主义，也不因为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能阻止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毛泽东将现代的革命接续中国的传统          再说另一条历史线索──中国的传统。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两千多年以来就是王朝专制和农民起义交替的历史。在王朝专制的压迫下，被压迫的农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从陈胜、吴广反对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连绵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义农民推翻了专制王朝后，又建立起新的专制王朝，或者为建立新的专制王朝创造条件。所以，中国的传统就是农民起义的传统和王朝专制的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          历史一轮又一论地循环。到了近代，传统的农民起义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借鉴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功。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了。          五四运动时，各种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五花八门的主义，什么都有。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模仿西方和俄国，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在上海还发生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都不成气候。毛泽东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准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没有发动农民。现代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他专注于农民运动。是他克服了现代的革命与中国的传统的脱节。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蒋介石翻脸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进行反抗。稍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与南昌起义不同的典型的农民起义。“秋收起义”的规模比南昌起义小得多，但它上了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部，也来投奔毛泽东。到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都无法待了，迁往江西。从此中国共产党潜心在农村扎根几十年，才走向胜利。毛泽东最得意的一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          现代的革命毕竟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五四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人们又向往社会主义。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等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又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作一步走。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者使共产党遭受惨重的损失，其实背后都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清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在落后国家进行人民革命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衔接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时，故应代之以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新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有广大的发展，以弥补中国经济落后的缺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是难以避免的，革命胜利后又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从社会性质来说，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又必须去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相反，还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无产阶级要埋葬资本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说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要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可是，后来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传统的农民起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追求一个新社会。新民主主义是具体的，而共产主义则是虚无缥缈的。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农民也不甚了了。后来出现了“窝窝头共产主义”，连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不如。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传统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流于空想，从未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切实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第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古代还没有工人阶级。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承认近代的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由于中国产业工人的弱小，而革命又长期盘踞在农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已。          第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革命阶级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单打独斗的格局大不相同了。          第五，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中心城市起义，而是经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初级真理，以此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问：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是号召群众报仇雪恨，于是造成不可控制的暴力血腥。您怎样分析这种看法？）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既继承了农民起义，又改造了农民起义。传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依靠勇敢分子打天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农民起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阶级统治，具体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就需要唤起被统治阶级。中国的农民把革命叫做“翻身运动”。追求被压迫阶级的翻身，就不是向某些具体的人报仇雪恨。但在革命中，暴力血腥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比中国革命严重得多。革命群众狂呼“革命不需要科学家”，把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也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连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都丢了性命。          说到报仇雪恨，要问仇恨从何而来？有人认为，仇恨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第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首先是掌权者施行暴力血腥，才引起无权者以暴力血腥进行反抗，你来我往，仇恨越来越加深。在没有仇恨的地方，不可能制造出仇恨来；如果能制造仇恨，等于制造一部产生仇恨的历史。第二，因果关系不可颠倒。国民党以暴力血腥来对付共产党是因，共产党以暴力血腥反抗国民党是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才被迫拿起枪。第三，近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一次不实行暴力血腥。在这一点上，不能仅仅责备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反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受责备的是：掌握政权之后的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留下的几十万特务还在进行破坏捣乱。一九五○年，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另有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和军官并没有触犯现行法律，只因为历史上有罪恶，也遭到镇压。这就是狭隘的报复行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四、夺取了政权的陈胜、吴广向秦始皇转化          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没有触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转而继承另一种传统──王朝专制的传统。毛泽东治国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四九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          因为政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夺取的，于是视政权为己有。稍为有一点变化，不过以“党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传位皇太子”。“党”是扩大了的“家”，还是以天下为私。《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的。所谓“天然首长”就是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官僚。掌了权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长”。所以现代的农民革命，最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轮回，历史又走了回头路。从夺取政权来说，革命成功了；从实现理想来说，革命失败了。          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反面，而陈胜、吴广又转化为秦始皇了。两条历史线索出现了新的结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在寻找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被奉为创造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实践，按林彪的说法“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场吞噬革命者的极端的革命，导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趋于极端，走向反面，连革命精神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徒具躯壳，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亡秦的胜利果实落在刘邦手中。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历史上公认“汉承秦制”。农民起义只为夺取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改变秦始皇的制度。毛泽东是成功了的陈胜、吴广，权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秦始皇。因为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从陈胜、吴广转化为秦始皇。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转化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等人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被他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结果，只过了三年，过渡时期结束，进入社会主义了。按他自己定的时间表也太“左”了。过了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九六○年，出版毛选四卷时，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回过头去捡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这就类似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了，凡是他认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陈胜、吴广式的小农空想，推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专制高压。在这一点上，顺利地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来了祸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早就说过，厌恶现代工业，热衷公平分配，只能“陷于劳动的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强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人民灾难的起点。邓小平只承认一九五七年以后“越来越左”，这是为了维护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极力保住一个原点。由强制过渡产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一再用强力来弭平，于是他就越来越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复辟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发生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一九五六年的中国还处在前工业化社会，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消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上，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在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身上，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邓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一律，实行变相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在太快了，人们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适应，就会有种种议论，知识分子的议论尤其多。彭真批评这些议论，有一个说法：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脑袋还留在外面。脑袋没有想进社会主义，身子怎么会进去的？还不是被生拉硬扯拖进去的。为了压制怀疑这种生拉硬扯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毛泽东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又发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往公布的数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人；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大有出入，实际是三百十七万人，误差476%.从此，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都噤声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识了。之后，又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先进向落后看齐，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术。          第四，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转向反革命。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总是被赶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权成为秦始皇的毛泽东，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台，也没有人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他自己则是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一九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满情绪。一九五七年他就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大损失、大饥荒，遭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九五九年他就来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为了防止在他死后纷纷翻案，消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打倒一切来掩盖一切。结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绝对正确，不惜毁了共产党。他认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另一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领导革命，后一件事又将革命引向反革命。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反革命的转化。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取得政权以后，缺乏人道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歪曲为暴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国家”。毛泽东却一再加强国家机器，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道而驰。秦始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创始人。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都不要了，只要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所以毛泽东最后回归到古代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               （问：毛泽东不仅利用群众运动来整人，而且也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自己建立的体制，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为什么？利用群众运动反对体制，出现天下大乱。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怎样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这种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民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毛泽东交替使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总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扮演秦始皇，还因为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没有死亡。五四运动是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反传统的产物，但终究又落入传统的窠臼。因为简单地否定传统并不能改变传统。改变传统的根本问题是转换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转换制度又必须相应地改造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们往往谴责“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传统文化，殊不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是来自传统文化。什么抄家、酷刑、烧书、灭佛、毁洋教，哪一样不是古已有之？至于“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更是中国才有的劣质文化。中国的大地具有滋生专制腐败的土壤。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共产党局处一隅。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则专制腐败。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逐渐转变为民主政党。现在轮到统治大陆的共产党专制腐败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毛泽东现象、共产党现象、“文化大革命”现象，值得进行全民的反思。中国人应当共同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          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德国为什么出纳粹？德国人进行了全民的反思。与纳粹无关的人，甚至当年反纳粹的人，都勇于向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道歉。既然把纳粹看作全民族的耻辱，因而纳粹也就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的对象。          （吴敏 荐稿）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毛泽东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68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相同主题阅读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储成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李大伦：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侵略”？ 颜昌海：林彪“死党”吴法宪视野中的毛泽东 刘明刚：毛泽东为何对张闻天怀有很深的成见 李劼：孔、孟政治理念与毛、邓时代的对称性 杨晓刚：不懂毛泽东，没资格谈宪政 姚監復：毛澤東晚年的孤獨凄凉 韩毓海：毛泽东的“强国梦”为什么会实现 李端祥：关于毛泽东城市人民公社思想的历史考察及思考 黄文治：富有历史穿透力 何新：重论毛泽东 杨天石：1945年斯大林电令毛泽东不许内战令毛大发雷霆 刘利华：搞笑的《公诉书》 方绍伟：为茅于轼辩护——“乌有公诉书”批判 丁晓宇：茅于轼辛子陵是否谤毛是否获罪将是法治社会之试金石 刘利华：我的“毛泽东观”和“马克思主义观” 王键：重审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 王也扬：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 倪德刚：我们这个大政党是摧不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