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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坛”上下 本站语录：2月27-29日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 13:06:19 阅读量：721次

世行报告《中国2030年》在国内引强烈反应 作者：田大校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 16:23:33 阅读量：510次     改革无小事，方向倍敏感。就连世界银行也没有想到，它与中国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在中国社会所引发的反应，令人意外地强烈。不仅有“独立学者”杜建国在发布会现场表示抗议，有关部门也表示严重质疑这个报告涉及国企垄断部分的根据和结论，世行行长、美国人佐立克也为这个报告进行了说明和辩解。一时间，世行中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成了中国“两会”前的热点和焦点话题。有学者指出，世行的报告是“看准了病，下对了药”，还有专家认为，这是“中西医会诊，不求结果，但求过程”，也有人士认为，杜建国“绝不仅仅是一个人在战斗”。为了帮助网民朋友全面了解情况，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收集整理了各方观点，与各位网友分享辨析。 　　 一、争议的话题有哪些? 世行中国报告说了什么?据报道，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2030年的中国》认为：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年前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这需要中国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加强民营部门，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籍此实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目标。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包括：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围绕世行报告引起的争议，主要围绕国企定位而发。报告认为，现行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的国进民退和国企垄断现象，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因此，开出的药方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向自由市场过渡。而反对方认为，国进民退并不存在，而药方的效果，将会动摇基本经济制度。曾为浙江某大学教授、现自称为“独立学者”的杜建国就在记者发布会宣称：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业。因此，没有理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将打断中国整体经济迅速壮大的势头，一方面将让少数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同时还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下岗……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绝不是私有化，而只能是加强监管，让利润在最大程度上惠及全民，同时提高基层员工的收入，缩小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二、争议的话题引多少围观? 新京报发表评论认为，争议没有什么不正常。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部门表示反对，都无可置喙，前提是，认认真真地做学术讨论。任何研究，即使基于再广泛的基础调查资料，再科学的学术模型，再严谨的逻辑推导，并恰当地置入了变量参考，其结论也可能与结果不相一致，特别是预测性的报告。对于今后18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展望，尤其是一个难题。因为，尽管过去的30年表明，中国的高速发展并非偶然所得，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实践和理论经验，这些经验在总结、甄别和梳理后仍可以作用于未来经济和社会的演进之中，这是事实;但也要看到，转型期的社会形态，有待升级的经济模式，大量消耗的环境资源和人口红利，以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立场，令未来的发展新增了许多不确定性，这也是事实。所以，研究和探讨未来的路径，调整那些因情况发生变化而显得相对不适应的经济和社会模块，意义不必多言。从这个角度说，50多位专家学者合力，花了一年多时间形成的近500页的这份报告，至少是直面并严肃地讨论问题，与此前我们动辄能听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相比，哪种更像哗众取宠，危言耸听，浑水摸鱼，还用比较吗?当然，任何研究，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把问题看得重一些，还是看得淡一些。视角将直接决定对解决方案的选择。世行报告的争议，主要围绕国企定位而发。评论认为，这一争议，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判断。一是对于国企改革是否还在进行的判断，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哪一步的判断。就第一个判断来说，正反双方都可以拿出例子以自证。一方面，央企数量在递减，不少非垄断性央企日子也不好过。另一方面，垄断性央企因为占据过多资源仍为社会侧目。这种矛盾例证，说明央企改革的预期目标和方向并不清晰。而第二个判断，则涉及到改革的力度和决心。但无论如何，不能再退回到“姓社姓资”的无意义循环当中。评论强调，因利益争论不要紧，因立场争议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在情绪上发力，而是学术上的再讨论，再对质，并将结果落实到实践中来。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有积极的争议，历史上，这也是改革的来源之一。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我本人完全不同意杜建国的说法与观点。杜建国不懂这个报告，也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这种做派已经跟不上国内改革的变化和世界经济形势变化。以国企问题为例，我国的国有企业比重曾有过下降趋势，而近几年来却不断上升，这不是好现象，是改革迟缓的一种表现。国有企业的比重不可以一直上升，应该得到有效的控制。学者 舒泰峰也认为，闹场不是一个好办法。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无论是什么形式的表达，前提都是需要理性和有序的。从视频看，这位学者“闹场”后两分钟左右就被保安“请”了出去。这个结果很正常。我们印象中，似乎西方国家这种“闹场”的事很多，不足为怪。杜建国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出现的，理性是学者的必备素养，即使辩论也应当以理性为前提。以强行打断发布会，中断议题的方式介入，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夺自己的话语权，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人的话语权。别人的话都没说完，你就进行抗议，即违法了起码的礼貌，也对理性的辩论无益。如果报告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也不必用谩骂的方式来反驳。何况，以现在中国媒体的多元化，讨论中国是否应该私有化的论题，媒体上完全可以给空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位学者有很多媒体可以作为发表言论的平台。即使正规媒体上不给发表，这些观点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在辩论权利并没有被剥夺的情况下，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除了理解为作秀，搏出位之外，我想不到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事件之后，网络上立即就有人封杜建国为“民族英雄”。除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引发舆论狂欢之外，也同样看不出这种行为对公众或国家有何意义 　　 三、争议之“火”或继续延烧 ?21世纪网报道：反对世行报告《中国2030年》的不仅有大闹发布会现场的“独立学者”杜建国，还有掌控117家央企的国务院国资委。如果不是因为国资委此前的反对，2月27日世行报告发布会的规格将会更高，本已列入邀请名单的超百家中外媒体最终也被缩减至十几家。在形成初步报告后，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并就此给财政部回文，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财政部就此安排了国研中心专家与国资委官员进行直接交流。最终，《报告》根据国资委要求做出了大量删改。报道分析，上述消息未获得国资委的证实，但国研中心一人士的说法也侧面证实了上述消息。他说，这个报告刚刚完成，其中对于国企垄断写了很多，结果国资委给国研中心发了一封很长的函，逐条批判这个报告，说中国根本不存在国进民退，也不存在国企垄断，国资委严重质疑这个报告的根据和结论。而发布会现场独立学者杜建国的抗议也是基于这点。他在发布会现场意外现身，现场演讲抗议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散发宣传材料，造成发布会几分钟的中断。对此，佐利克为《报告》辩护，说中国改革正在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包括一些垄断企业，因此引发反对很正常。他还说，中国政府关心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主动权还在中国领导人手中。报道表示，对于推进国企改革，国研中心研究员吴敬琏2月13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国企改革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即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他说，我们执行了一段时间十五大的方案后，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他表示，改革是有难度，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反而又不敢改了。“如果是这样，那改革永远不可能推进，越来越不能动。” 杜建国则在世行记者招待会后向媒体表示，我打断了世行行长佐利克的谈话，指出世行报告建议中国采取的措施，如银行私有化并减少监管、国企私有化等，非但不会有益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反而会造成极大危害，是给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的毒药。事前我就断定多数人会支持我的行为，因为我是站在中国那些本分地勤恳地工作着的普通劳动者的立场来发声。事后的反应证实了我的预判。有很多人甚至称我的行为为壮举，这是过高的评价，因为有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只是他们没想到或没条件像我这样在这一特殊的场合采取行动并造成了较大反响而已。事实上，没有我照样也会有另外的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杜声称，有少数人认为我行为极端或偏激，我并不同意。首先，我在会场上的言行并没有过激之处;其次，我发出这样的声音，恰恰是我尊重事实、尊重逻辑的结果，而世行的报告才是既不尊重事实，也不讲道理，更不用提其包藏祸心了，尽管其披着国际权威的外衣。我的抗议信，欢迎大家批评。 还有少数人认为我这是采用了一种借助国际知名机构或人物来炒作自己的巧妙手法。我认为，只有那些将世行或佐利克奉若神明的人，才会认为我是在利用他们来拔高自己。我并不需要这样，因为在我眼里，世行或佐利克只是一帮没有真才实学的金融骗子，因此，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皆可声讨之。而世行行长佐利克在记者会上宣称，世界银行的这项研究的构想肇始于18个月前，并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支持，主要议题是面向2030年，甄别和分析中国中期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此后，这项研究由财政部牵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简称“国研中心”)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得以成文。并且，报告所建议的市场化改革都是可以在一个仍由国家控制所主导的框架内进行的，并不打算削弱中国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权等，又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世行中国报告这把火烧到哪里，烧向何处，有待网友们继续关注观察。       汇编参考文章：      《 世行猛药来得及时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作者为吴木銮；      《 世行报告引争议 国企改革路何方 》，时代周报，作者为本报记者;      《 国资委:世行报告涉嫌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1世纪网 ，作者为炜玄。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除了因为长智齿显得左颊有些肿，韩寒看上去没有任何憔悴的痕迹。妻子金丽华的手机还在响个不停，全是各种采访的邀约。这个曾经在博客说明上写着“原则上不接受面访”，几乎不上电视以“保持作家神秘感”的年轻人，说他现在不得不接受大量的视频采访。他觉得如果依旧保持沉默，很担心陷入对方的“一面之词”。韩寒说自己打官司的目的，是不希望这件事情“将来演变成行业的白色恐怖”。 　　“目的只有一个，搞臭你” 　　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8月你有一次接受采访时提起过方舟子，“我觉得他是个挺轴的人，但他打的那些假中，大部分没问题，无论从观点还是其他方面，可能有些小的部分稍微偏执了些……如果他找到我辩论的话，我就直接道歉，甭管他说什么。”当时你是真的这样想的? 　　韩寒：我当时觉得我没有任何假可以打，顶多你说我文章写得不好，我的比赛成绩也是真的，顶多不过是我的高中文凭，但我现在细想起来是初中文凭， 因为高中文凭没有拿到。除此之外我身正不怕影子歪，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他可以在没有假可打的情况下，找出一些谁都无法证明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你还说过，“我越来越觉得，我现在不愿跟任何个人打笔仗，个人打笔仗最终都打成口水仗。”而且在之前“韩三篇”出来之后，你也并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来回应外界的各种争议，是什么原因选择了此次回应方舟子? 　　韩寒：我不想因为任何观点打笔仗，我从前是想驳倒别人的观点，现在的看法是可以先包容别人的观点，再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方舟子不一样，他直接说我的文章是人代笔的，理由是“他觉得”，他认为我的文章是中年人的口吻，比如说他找出大量的证据，类似我那个时候新华书店的标语，他说看上去像是70年代的，但实际上亭林镇的书店是怎么样，他并不清楚。再比如我说身上有点痒，他会说你这个痒的位置不对。其实他的说法也是错的，但是因为他打假有一定的公信力，很多人愿意相信的，久而久之就会对公众产生影响，对我的名誉产生影响，因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第一你无法证明，第二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我只能来回应，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断章取义地回应，不停地说来说去，我本来觉得没意思，后来很多人加入进来，变成一个大家都来找茬的事情。有一部分人原本就是讨厌我的，说我文章写得臭，或者看我不顺眼，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落到实处的可以攻击你的地方，包括我以前写文章得罪过的人。方舟子就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时写了“小破文章”那篇博客来回应，当时是出于理智还是或多或少有点冲动? 　　韩寒：还是愤怒，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当时我想这个怎么可能有人相信嘛，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些人就会觉得“我早就怀疑他了，你说的对，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是这样?我依然没有回应，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去回应这种事情太丢份了，那个文章是不是你自己写的，人家审问你。直到后来，我的同学给我发短信，说你文章到底是不是你写的?你到底有没有团队啊，然后我以前的那个同学，甚至包括我以前的有过合作关系的人，说你团队借我用用，我正好要出个新闻稿什么的。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必须得出来回应，但回应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证明我自己，我不能说，我郑重声明我没有团队什么的，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其实你以前也说过，你在源源不断地挑战言论的边界，包括你曾经质疑过好多前辈级的人物，那有些人就会说韩寒都可以质疑别人，为什么方舟子就不能质疑韩寒? 　　韩寒：这不是同一种质疑。我质疑别人的观点，但我从不质疑这篇文章是不是他爸写的，如果那样做就是诽谤。如果我说老舍，说经过了研究，我断定老舍的文章绝对不是他写的，老舍的文章其实谁谁谁写的，那老舍的家人一定告我诽谤。但是我无论说老舍的文章写得多差，对于老舍来说，或者老舍的家人来说，都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成立的话，那这就意味着，全中国只要看哪个作家不顺眼，然后就可以说，你的文章不是你写的，那这个作家就百口莫辩。作家这个行业很特殊，因为他们都是在家里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质疑成立的话，那这个作家就不用混了，我觉得他就直接完蛋了，他的职业生涯就不用继续了。 　　中国新闻周刊：路金波在微博上也写了类似“韩寒这个老实孩子偏要很认真地回应他”这样的话，一开始是不是周围的朋友建议你不要有任何回应，或者是有什么建议? 　　韩寒：那不可能不回应，因为方舟子他这么说以后，肯定我的很多读者会去骂他，那他会越来越来劲。你如果不回应，很多人就以为是真的了，你不回应就觉得你心虚。现在，我把手稿1000页拿了出来，还有当时的同学都主动出来给我作证，甚至还有家书。纵然这些证据都在，质疑你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所有对他们不利的东西，他们都是视而不见的，就揪着一些点，比如说你两封家书中，第一封称韩仁均是父亲，第二封称作为爸爸，你这是伪造的。他们就是团结在一起，目的只有一个，搞臭你。 　　“我是深深深深地失望”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次怎么看关于“站队”?大家好像现在在迅速地站队，形成两大阵营。 　　韩寒：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倒也不能说站队，因为就是你肯定会有支持某一方，或者不支持某一方，这个事情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也会很难中立。我觉得它对于政治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标本的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有评论认为其实这件事对大家还是有启示的，比如说关于质疑的边界。你怎么看

“韩战”让人大失所望 作者：国洪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 10:13:39 阅读量：804次     前些天，去个老朋友家(我的文学上的启蒙老师)，谈到最近的方韩事件。我说：韩寒的表现没让我失望，支持韩寒的人的有些表现太让我失望了。 　　方韩斗，斗的是是否“代笔”。这种事，无法证真也无法证假，所以看点不在结果的真伪，而在过程上。 　　方的表现一如既往，一个字：轴。 　　拥方的表现可参看凯迪和天涯上的高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谁说我中华无人?有时我真希望那是韩写的。 　　韩的表现不出所料：前倨后恭，进退失据，一个字：浮。在下这个“不出所料”，源自其评论电影《孔子》时的那句“一堆的子”。一个缺乏历史温情的人，不太可能“沉”的下去。当然，我那时是基于他看过诸子，现在来看，我也要问问他：诸子的著作，您看过几本?大言不惭是什么意思您知道吗? 　　让我大失所望的是拥韩们的表现：不是说你们的观点不对，而是论证过程太有问题了。拥方的文章，无论怎么论证，其结论只是“不太可能”，而不是“就是代笔”;所以只要针对性地论证“也是有可能的”即可，而不是什么“私权不容侵犯”等等。即使是论证“私权不容侵犯”，也不要给人留下党同伐异的印象。我的失望也在这里：我有种党同伐异的感觉。 　　萧瀚先生在其文章中说“韩寒有没有代笔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韩寒的诚信，二是韩寒作品的署名权。前者可视为某种公共利益，后者则是私权。”然后论述为什么不能去质疑“署名权”。署名权是否是私权暂且不表，萧先生为什么认为大家质疑的就是署名权呢?我想，大多数人质疑的是“诚信”吧?质疑的是“那些署名韩寒的文章和书，是否是名叫韩寒的人写的”?而不是“那些署名韩寒的文章和书，名叫韩寒的人是否有资格署名”?萧先生是学法律的，这两个概念应该是能够区分开的。当然，萧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提到了诚信问题，这点我还是很欣赏的。 　　破破的桥写了篇长文，从逻辑上论述是否“代笔”，方向是正确的。但有片面之虞。如“举例来说，大家通过文本分析韩寒的《书店》一文。认为里头好多场景，什么书店闭架等等，是八十年代的事情，而不是九十年代的事情。所以这篇文章，是韩寒父亲代写的。咱们姑且不论这个分析和逻辑是否合理，我们先用逻辑的语言把这个判断标准梳理一下： 　　标准A：韩寒小说内容应该与韩寒生活体验一致。 　　材料：韩寒《书店》一文中的场景是八十年代的，韩寒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小学生时期去买书。 　　结果：因此《书店》一文是韩寒老爸韩仁均代写的。 　　通过这个标准A，运用材料，得出结果。分析结束。当然这个逻辑的形式相当粗糙，很容易击破(比如代入其它作家的作品等等，像张爱玲20岁写老年妇女生活的惊艳之作等，来指出这个标准是失败的。比如指出《书店》文中出现了93年出版的书名等，来否定这个命题的材料)。但最基本的核心是完备的：材料、标准、逻辑、结果。”这段论述，没有太大的毛病，但在论述别人不合逻辑的同时，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对八十年代不熟悉的人，却可以写出八十年代的特点?这个不是靠天才能够解释的，唯一的解释是他确实熟悉八十年代。所以关键点就是：他是如何熟悉八十年代的?”作者能够回答吗?我不知道，至少他的文中没有回答。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这段举例就是授人以柄。 　　易中天易老师我看应该是大力挺的了，虽然他嘴上说要公平。我很欣赏他说的一句话：“因为但凡“问动机”，其实都是“设陷阱”。”(见http://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3854)，这话说的不错，不要去猜测别人的动机，就事论事就挺好。美中不足的是，易老师随后又说：“这就是“杀一儆百”了。但恰恰是这似乎“很正当”也“很善意”的观念，大有问题。”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质疑是为了杀一儆百，亦即质疑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目的”既然是，那么“动机”也应该是吧?鄙人才疏学浅，哪位高人给指点指点?刚说完的“不问动机”还在那里绕梁呢，这就问上了。您说说，我还能再说什么? 　　实际上，易老师的这句话，最该听的是他们的舵主。这不，那位韩老兄又有了新发现：“是 这样的，因为我也注意到了，比如说方舟子，方舟子其实是一个偏左的人。但是他的支持者里面有很多的是特别右的右派，所以很奇怪，其实就是对于一个人的仇恨，或者说想要搞倒一个人的一种欲望，其实可以跨越派系之争的，我真的发现了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派系之争可以暂时放一放，先把这个人弄臭弄倒了再说 。” 　　记得一个月前我曾说：“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出声，让事情凉下来。”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既然非要去讲，那就再给个建议：不要像韩那样“猪一样的发挥”为好。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一、问动机，是戕害了我们民族多年的恶俗 　　关于“方韩之争”，我的观点一直很明朗，也很明确，从未改变： 　　第一，方舟子有权质疑韩寒，其他人也一样。第二，有权不等于一定要用。第三，如果作家在世，又不存在署名权纠纷，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这种质疑，就涉嫌对作家人格的羞辱和诽谤。因此，本案是方舟子“正当权利的不当使用”。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决反对质疑方舟子的动机。首先，没有意义。代笔与否，是事实判断，代就代了没就没，与质疑者的动机何干？其次，无法证明。方舟子怎么想，你咋知道？其三，自作自受。因为当你质疑别人动机时，你也成了质疑者。你问人家，人家当然也可以反问你：你“问动机”的动机，又是什么？ 　　这就不好回答。因为但凡“问动机”，其实都是“设陷阱”。答案，则是预设好了的，不言自明的，可以心领神会的，比如：整怕了，风声鹤唳吧？心虚了，反咬一口吧？没招了，虚晃一枪吧？好嘛，疑神疑鬼，是虚弱；应对失措，是无能；倒打一耙，是无耻。故，问动机，不能给自己加分，只能减。 　　然而众多的脑残，却乐此不疲。因为有传统。事实上，问动机，是专制统治的“祖传秘方”，官场斗争的“常规武器”，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只不过，古代的问法叫“是诚何心”，现代的叫“想干什么”。预设的答案则有：你图谋不轨吧？反攻倒算吧？沽名钓誉吧？别有用心吧？等等。统统都是“诛心之论”。 　　诛心，是地地道道的恶俗。这种做法，心理阴暗，手段恶劣，而且戕害了我们民族两三千年。如不连根拔起，彻底批倒，子孙万代，将会受害无穷。 　　这个话题，显然已经与本案无关，但还得借此作为“药引”。我想问，方舟子打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拥护？质疑韩寒，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赞成？就因为现在的造假，实在是太严重了。某些名家，因为字画值钱，书稿好卖，就请人代笔，粗制滥造，批量生产，鱼目混珠。这就岂止可以“质疑”，简直可以“报警”。 　　也许，这便是“方韩之争”的时代背景：公众对于造假，早已怒不可遏，忍无可忍，很希望“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也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两个“造假典型”，让他把骗得的东西都吐出来，还要搭上身败名裂，看谁还敢欺世盗名！ 　　这就是“杀一儆百”了。但恰恰是这似乎“很正当”也“很善意”的观念，大有问题。 　　二、杀一儆百，是“求善”吗 　　杀一儆百，怎么会有问题呢？它的目的，不是“求善”吗？求善当然没问题。但怎么求，有讲究。 　　我的主张，是“以善求善”，即“善以善求”。求法不善，则“不得善终”。何况“杀一儆百”，还未必真是“求善”。 　　且看这四个字。 　　首先要“杀”。杀，可以是肉体的消灭，也可以是心灵的摧残。无论哪种，都是不把生命当生命，不把灵魂当灵魂，请问“善”吗？ 　　其次，什么叫“百”？就是百姓。这是“儆”的对象。为什么要“儆”？因为他们都是花果山上的“猴子”，天生就要犯罪、闹事、出问题，所以要杀一只鸡，吓唬吓唬。 　　可见，杀一儆百，就是把民众看作“假想敌”或“嫌疑犯”，时时警惕，处处提防，常常警示。这就是它的内在逻辑和思想背景。当然，这个逻辑和背景，发明人是不会告诉你的，也不要以为你洁身自好就没事。这种文化和制度的设计，是针对所有人的。何况，你没有“罪行”，还可以说你有“贼心”。 　　剩下的只有“一”。这是最后一张门帘，也是最后一道门槛。也许你会认为，杀一两三个，警示千万家，不是很值吗？错！一百个人是人，一两个人就不是？反过来，能杀一两个，就不能杀一两百？杀戒一开，无人幸免。而且，只要同意“杀一儆百”，那么，实在找不到“坏典型”，你这个“好人”也能拉来凑数。 　　或许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杀个好人，能起作用吗？嘿嘿，你别忘了，杀一儆百的核心是“警示”，不是“善恶”。而且，一旦目的是“警示”，就顾不上“善恶”，甚至顾不上“敌我”。不信你去看看恐怖分子怎样杀人质。还有，鬼子进村后，第一个拉出来杀掉的，难道一定“抗日”或“通共”？ 　　事实上，杀一儆百的欺骗性，恰恰在“杀”的是少数人。这就让多数人放松了警惕，以为“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甚至参加围观，或者拿着馒头等人血。但其实，“杀一”是手段，“儆百”才是目的。这种混账制度和文化，正是冲着人民大众去的。 　　何况，就算侵犯的是个别人的权利，就可以吗？否！正如萧瀚先生所言，私权，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 　　公共利益，则是为了既保护张三私权，又保护李四私权，亦即保护任何人私权，从而求得的“私权共和”。张三的私权能侵犯，李四就难保。最后，是所有人都没有了个人利益，大家伙也没了公共利益。 　　更重要的是，杀一儆百，谁来执行？公权力。所以，这种文化和制度，无不存在于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喜欢它，是因为独裁统治和君主专政，只能依靠暴力和恐吓来维持。杀一儆百，相比滥杀无辜，成本较低，也可持续。但归根结底，是牺牲少数人，威慑大多数，维护他自己。请问“善”吗？ 　　三、活人献祭与自己负责 　　或许有人会问：世界各国，都有监狱，也都有刑场。难道全世界都是专制国家？ 　　呵呵，抱歉，阁下恐怕弄错了，我反对的不是这个。判刑，恐怕还是必须的。但不能是为了警示，为了杀一儆百。那又为了什么？民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观念是：为了负责。 　　负责的概念源于自由，自由的依据在于意志。也就是说，一个有着公民权利的自由人，他的意志是属于自己的。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选择杀人放火。但同时，正因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因此，他必须为自己的所有选择埋单，而且必须自己来负。故，自由即责任。 　　这样一说，大家也就应该明白。你不是“自由地”选择了杀人放火吗？那好，请你把“牢底坐穿”。因为这也是你自己选择的，是你在选择杀人放火时就清楚的。根据这个道理，判处犯罪分子徒刑，不但不是侵犯人权，反倒是对他自由意志的尊重。 　　哈哈，这就叫“事同而理不同”。换言之，同是判处徒刑，专制国家是为了“警示”（杀一儆百），民主国家是为了“尊重”（自己负责）。介于二者之间的传统观念，则是为了“还债”（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见，问题不在“有无刑律”，而在“立法精神”。但这“一念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专制国家一定要把人犯五花大绑，插上标签，游街示众，然后当众砍头。非如此，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甚至为了加大力度，还不吝发明种种酷刑，比如炮烙、油烹、腰斩，凌迟，无所不用其极。隐私权和辩护权，则根本不予考虑。相反，还要“公审公判”，同时让你“哑口无言”。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活人献祭”了。献祭，原本是一种原始巫术仪式。其本质，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易，我称之为“请神吃饭”。故，凡祭品，皆食品，比如早期的鱼，后来的马牛羊猪狗鸡。但每次，都是人奉献的少，乞求的多，自己也不好意思。为了表示“心诚”，便开始使用“人牲”，活人献祭由是始。 　　献祭有用吗？有。但不是对神，是对人。当一个活人，甚至是王子公主，被洗得白白净净送上祭坛，从容赴死时，族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最早，会产生凝聚力；后来，会产生威慑力。当后一种力量产生时，也就必然被利用。只不过，统治者喜欢的是“政治祭坛”，卫道士喜欢的是“道德祭坛”。 　　四、节妇和淫妇，都有一本血泪账 　　道德的祭坛上，摆放着“坏人”，也摆放着“好人”。这就像远古的祭品，有奴隶，也有贵族。但无一例外，坛上都是生命，坛下都是血腥，杏黄旗上都写着“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一语道破天机。为什么要有活人献祭？为什么要有道德祭坛？就是为了统治者和卫道士心目中的那个“道”，即他们要推崇和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这就不但要“杀一儆百”，同时要“举一反三”；也不但要将“淫妇”沉潭，还要表彰“节妇”，立贞节牌坊，美其名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贞节牌坊，是另一个祭坛。节妇，则是这祭坛上的祭品。不过，她们的任务是表演，表演贞洁。如果说，那边杀掉的，是吓唬猴子的鸡，那么，节妇就是听话的猴子，是统治者和卫道士“价值观的代言人”。做这样的猴子，容不得半点闪失。寡妇守节之难，之苦，之悲摧，怕是只有过来人才知道。 　　由是之故，节妇一旦失贞，责罚将超过淫妇。因为统治者和卫道士都是圣明的，岂能“看走眼”？你既然做不了“听话的猴子”，那就只能去做“该死的鸡”。而且，由于你曾经是猴子，还必须比鸡死得惨。这样看，韩寒有点冤，因为并没有人说“学习韩寒好榜样”。他不想做，别人也学不来。 　　这种“节妇表彰”，跟“英雄崇拜”完全是两码事。榜样也许都是英雄，英雄却未必都是榜样。崇拜英雄的人，也未必都跟着学。比如崇拜切·格瓦拉的，并不当真拿起武器，走进丛林。更重要的是，英雄崇拜，是个人的选择；节妇表彰，是权力的奸淫。只不过，有的是诱奸，有的是强奸。 　　因此，榜样的力量，注定是没用的。因为每个人的道路，都只能自己走，也就应该由他自己选。你硬要把他塞进这个模那个范，他就只能“装模作样”。表面上看，好像是你要的那个模型，那个范儿。实际上，你还是你，他还是他。 　　只可怜那些节妇和淫妇，或者在牌坊前活受罪，生不如死；或者在地狱里受煎熬，死不瞑目。真可谓：都有一本血泪账。实际上，她们都是“祭品”，也都是“人质”。统治者和卫道士，要用其一人之“过失”，换取百姓之悚惧；一人之“功德”，换取万众之一心。这他妈的才真是“罪该万死”！ 　　所以，杀一儆百和表彰节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目的，都是要不顾人民群众的自由选择，强制推行统治者和卫道士的价值观。但，把“淫妇”送上祭坛，或让“节妇”自己去，需要一个认证，一张门票。这张门票，就叫“动机”。 　　五、动机，是道德祭坛的门票 　　道德祭坛（也包括政治祭坛），为什么要用动机做门票？因为动机是无法证明的。既然“无法”，也就“无须”。无须证明，岂不方便？指定即可。需要你做“节妇”（道德楷模），你的动机就高尚纯正；需要你做“淫妇”（反面教员），就卑鄙下流。是好是坏，全由“坛主”或“祭司”说了算。 　　如此趁手的武器，倘不利用，就是犯傻。于是，问动机，便首先被“工具化”，用来维护专制统治，进行官场斗争和阶级斗争。比如一个谏官批评皇帝，马上就有人问：是不是想通过诽谤君父，来博取“直言”的名声？好，“大不敬”和“慕虚名”两顶帽子，就结结实实给你扣上了。你说得清吗？说不清。 　　在这样的“诛心之论”面前，没有人能自证清白，自杀都没用。自杀，在历史上叫“陷君父于不义”，在“文革”中叫“自绝于人民”，统统罪加一等，死有余辜。辩白，就更没用。清者自清。没罪，你辩白什么？花言巧语吧？文过饰非吧？不打自招吧？反正，只要认定动机有问题，无论你说啥做啥，统统证明有罪。 　　这就不但剥夺了我们的人身权，也剥夺了思想权和言论权。目的，则是“集权”。集权难免走向专制，专制则必定主张“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就要“问动机”。因为无论追问还是反问，都不需要提供证据，最便于搞“莫须有”。何况这事还“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想把你的动机说成什么，就是什么。 　　事实上，所谓“上纲上线”，就是在动机上做文章。文字狱，也是。文字狱的背面，则是“光荣榜”。因为能够攻击别人“居心叵测”，就可以标榜自己“赤胆忠心”。唯一要做的是表演：表态，站队，晒功劳，秀忠诚，讲信仰，唱赞歌。某些人眼里常含泪水，就因为他对动机爱得深沉。 　　爱动机的，也最爱自己。质疑动机，则可以“一箭双雕”。结果，你是罪犯，他是英雄；你是小人，他是志士。总之，“文革”是为了反修，贫穷是为了守志，所有的错误都是正确，所有的表演都是功德。其结果，是动机变资历，资历变资质，资质变资格，资格变资源，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资金。 　　显然，动机不但可以“工具化”，还能“资源化”。因为只要是拿动机说事，则无论功罪，都可以“莫须有”。于是乎，官场上，市井中，但见“苟且之人行浮夸之事，昏庸之辈话无聊之题”。事实没人讲，逻辑没人讲，规则更没人讲，只有围猎和狂欢。而且一眼望去，满街都是伪君子，人人都是阴谋家。 　　想想，这是什么道德氛围，又是什么舆论环境？一个民族，如果只知问动机，不会摆事实；只知论阴谋，不会讲道理；只知设祭坛，不会求解放，请问还能实现伟大复兴吗？反人性、反人道、反科学，同时也并不道德的“道德祭坛”，难道不该彻底拆除？依我看，连同它的坛坛罐罐，也都该砸了。 　　然而恶俗阴魂不散，沉渣也会泛起，最近又有人鼓吹“婚前守贞”。对此，我真是很无语。没错，人是要有一点精神，也要有一点坚守，哪怕守贞也行。但，你自己守着就行了，为什么要扬铃打鼓，昭告天下，还劝人入伙？无非以处女膜为杏黄旗，表演动机。 　　这就是自己把自己送上道德的祭坛，还要拉上姐妹们殉葬。我并不赞成淫乱，也不反对守贞。但我以为，要守，也是为自己，关别人什么事？要守，也是为爱情，又关婚姻什么事？更何况，一个人如果因为爱情，心里已经装不下别人，还用得着守贞洁吗？ 　　但，这已经是题外话，真的是题外话。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