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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2年经济工作 作者： 来源：新华网 来源日期：2011-1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9 20:44:02 阅读量：834次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变化，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部署，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呈现增长较快、物价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 　　（全文）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变化，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部署，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呈现增长较快、物价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不少有利条件，但经济平稳运行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全党全国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思想和工作准备。 　　会议强调，明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对巩固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为党的十八大召开创造良好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会议提出，要更加有预见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准确把握好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预调、微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要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努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保障在建续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加强对企业投资的引导和规范。 　　要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大“三农”投入，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机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促进农业稳产增产，不断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保障能力。 　　要努力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增强市场调控能力，落实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搞好重要商品产运销衔接，切实降低流通成本。 　　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支持，引导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推进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 　　要认真落实“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减排，继续做好应对气候变化有关工作。 　　要促进对外经济稳步发展，推动出口结构升级，积极扩大进口，引导外资更多投向高端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加快沿边和内陆地区开放步伐，支持企业“走出去”，深化国际经济合作。 　　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化财税、金融、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促进民间投资体制，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领域改革，做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 　　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各项社会建设，加快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安置好困难群体和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切实抓好安全生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胡耀邦与红卫兵领袖 文章原标题：文革后胡耀邦如何对待当年的红卫兵领袖 作者：丁东 来源：《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 来源日期：2011-1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9 22:24:12 阅读量：1142次 　　[导读]蒯大富被判刑，是元老的决定，也是政治的需要。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有自己的看法。他对一个清华同学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 　　胡耀邦还在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位置上的时候，蒯大富是一名共青团员，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63级学生。蒯大富知道胡耀邦，胡耀邦不知道蒯大富。 　　“文革”开始后，团中央负责人“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因为派工作组进驻首都中学，受到批判。此前蒯大富因为与校工作组发生冲突，工作组有王光美参与，幕后有刘少奇支持，曾蒙受极大压力。 　　这一个案得到毛泽东的关注，他派周恩来亲自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一下子成为名人，进而成为首都高校的“五大领袖”之一，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但好景不长。以他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卷入武斗，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了“五大领袖”，从此让他们退出政治舞台。接着，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任技术员。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过程中，蒯大富开始受审查，1973年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1983年3月10日，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1984年送往青海共和县塘格尔木劳改农场服刑。和他关在一起的有“五大领袖”之中的另一位韩爱晶，还有许世友的儿子徐青和魏京生。 　　蒯大富被判刑，是元老的决定，也是政治的需要。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有自己的看法。他对一个清华同学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但这只是一种私下议论，并没有影响到对蒯大富的审判。 　　1986年8月19日，胡耀邦到青海视察，听省委书记汇报工作，谈到蒯大富等人在青海服刑时，胡耀邦问蒯大富表现怎么样?省委书记说他表现很好。胡耀邦说：出来以后给他分配工作。胡耀邦又问魏京生表现怎么样?省委书记说魏京生有些急躁。胡耀邦说：年轻人嘛，还可以教育嘛。胡耀邦的话当时在监狱干部中作了传达。 　　胡耀邦为什么要过问蒯大富?蒯大富也不清楚。惟一可以查到的线索是魏京生给胡耀邦写了信，要求解决治病问题。所以胡耀邦在青海视察期间，专门听取了汇报，并指示对魏京生等人按照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应给与普通职工的医疗待遇，并且改善生活条件，达到普通居民的标准。 　　胡耀邦这次视察青海四个多月以后，就辞去了总书记职务。然而，他对蒯大富发出的善意，还在起作用。 　　1987年8月21日，劳改农场派车让蒯大富和魏京生到青海湖鸟岛旅游。蒯大富有如下记录：“车沿着青海湖南岸长驱一百来公里，远望海心山、白石山，广袤无垠，水天一色，赏心悦目。适逢湖边重镇江西沟召开科普大会，联合国亦有官员参加，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可惜鸟群大部南徒，但尚有大批飞鸟在湖边觅食，我亲尝了一口青海湖水，咸度和高汤差不多。返程中车出故障，竟在无人的鸟岛留宿一夜，玩得尽兴，累得也够呛。” 　　他还赋诗一首：“不见白骨无人收，牛羊遍布青海头。影影绰绰倒淌河，熙熙攘攘江西沟。湖光山色争妖娆，雁鸣鸥叫赛歌喉。我爱神州大地美，洗净烦恼忘却愁。”诗虽不工，蒯大富的心情却溢于言表。 　　一个多月以后，蒯大富被释放。比他刑期短一年的韩爱晶已经留场就业，分在农场管教科工作。蒯大富不愿意终老于青海。他向青海省司法厅、劳改局写信，要求回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或者回苏北老家农村种地。 　　当年的另一位团中央书记胡启立，这时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批示，对蒯大富的要求，除了平反，别的都可以满足。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白立忱也说：“关于蒯大富的事我们说不了什么，但在生活上可以尽量给予照顾。” 　　蒯大富返回青铜峡铝厂当了助理工程师，并和北京大学毕业生罗晓波结了婚，生了女儿。当时铝滞销，厂里请蒯大富出马推销。蒯大富带着妻子、女儿，在全国转了三个月，为厂里销售了600多吨铝。他说，各地厂长、处长都是他这个年龄段的，走到哪里，企业负责人都愿意见见他，所以销售很顺利。这也说明，胡耀邦宽厚对待蒯大富，和当时的社会心理是一致的。 　　最近，韩爱晶编著了一本书《清华蒯大富》，记录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大学校长的定位是教育家而非科学家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9 11:28:19 阅读量：53次     2011年新增工程院士出炉，媒体对此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凤凰网报道的标题是：政府高官全部落选中国工程院新增选院士。搜狐报道的标题是：工程院增院士高官全部落选 增选过程现送礼拉票。腾讯新闻报道的是：中国工程院新增54名院士 近3成是大学校长。新当选院士中，有25人来自高等院校，其中13人为现任高校校长、副校长，3人过去曾任校长或副校长，相比上次增选人数明显增加。在名单中，现任高校校长有6人，他们是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段宝岩、云南农业大学校长朱有勇，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他也是此次唯一一名香港院士。副校长有7人，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忠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常务副校长徐惠彬、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詹启敏等。还有3人曾任高校校长或副校长，分别为北京大学教授高文(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东北林业大学原校长李坚和中南大学原副校长邱冠周。 　　不管报道的角度如何，政府官员没当选是个好事，表明官本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对于中国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障碍。问题是大学校长难道不是官员?如果不是官员，那又是什么?如果是官员，官员全部落选就是一个谎言。大学校长就是官员，官员全部落选是实实在在的谎言。 　　官员成院士自然成为人们的议论话题，官员是政客，是政治家，这是对官员的定位，官员当科学家，官员就得退位，科学家就得走上前台。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大学校长很显然是官员而不是科学家，因为大学校长有级别，低者为局级，高者为省部级。大学校长是由相关级别组织部来定，局级由省组织部定，部级由中央组织部定，大学校长也就是一个行政官员，大学校长努力的方向也是政治家，而不是科学家。最近各大学校长走马上任，官员回到大学，这不是一件好事，把本来就是官僚的大学变成更加官僚，使大学更加失去自己原来的本色。大学校长是官员，官员当院士，这是错位，而不是正位。 　　大学校长如果成为院士，就应该辞去大学校长职务，一心一意搞科研，给学校带来新风气。院士加大学校长，显然是不伦不类。在中国官本位的体制下，大学校长忙于业务之外的事要远远多于业务之内的事，结果可能是两头都得政绩，两头什么都干不好，不得不通过搞腐败来获取名誉。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任何人都不可能长命百岁，就是长命百岁也没那么多有精力，这是自然规律，没有人能够违背自然规律。大学校长也是人，精力也有限，管得了校务就管不了业务，管得了业务就管不好校务。一个既想当好大学校长又想搞好科研业务的人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让自己的学生和同事去搞业务，校长作为负责人坐享其成，窃取别人的科研成果就是必然。 　　退一万步说，大学校长即使不是官员，也不应该成为院士，不应该成为科学家。科学家有其生成的机制和规律，大学校长也有其生成的机制和规律，二者生成的机制和规律是不同的。大学校长的理想是教育家，而不是科学家。教育家的目的是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给大学以学术自由，让教授治校，给大学发展提供健康的理念，为大学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科学家的目的是恪守科学精神，怀疑、求证、实验、试错、改进是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一个科学家必须是不断探索，不受任何教条所左右的人。很显然，科学家的精神品质与教育家的精神品质是不同的，科学家不能以教育家的方式行事，教育家也不能以科学家的方式行事，教育家和科学家两者都不能以政治家的方式行事。为了把大学搞好，还是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吧，希望下一次当选院士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校长。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察哈尔学会网站兼职编辑招聘启事 作者： 来源日期：2011-1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9 11:02:19 阅读量：630次           察哈尔学会网站兼职编辑招聘启事

方绍伟：中国会有“实质正义”吗？ —-“政治浪漫主义”与“政治书面学”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9 10:38:16 阅读量：171次     核心提示：如果民主的本质是“突破政治垄断”，那么中国的民主就必定是有利于“维护政治垄断”的书面民主。中西方之间的“一党政治垄断”、“两党政治垄断”和“多党政治垄断”的质的区别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初阳先生的“政治浪漫主义”是针对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浪漫主义，在对待西方政治时，初阳先生用的反而是批评多于祝愿的“政治现实主义”。这种信念的不对称只能是“价值上先入为主”的结果。“政治书面学”至少可以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用书面粉饰现实，二是用愿望代替现实，三是用价值附着于事实。总之，是中国特色的“书面思维”代替“现实思维”。 　　初阳先生(陈红太)与我之间关于中国民主的讨论变得越来越有意思(见“ 回应方教授关于《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一文的判断和逻辑 ”)，整个对话已经从“民主的本质”转化成了“政治浪漫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对峙。就是说，问题已经不仅是“对民主的认识”，也不再仅仅是“冷酷实证”与“规范冲动”之间的方法论差异，而且是基本政治信念的交锋。 　　从认识、方法到信念，初阳先生的“政治浪漫主义”是明显的。他这样一个政治学者对政治的浪漫态度，却已经使我羡慕多于吃惊。我希望本文能够把我对“政治浪漫主义”信念的羡慕充分表达出来，特别是希望把“信念压倒逻辑”这一点表述清楚。 　　在“民主本质”的问题上，初阳先生与我的分歧是“实现民权”与“突破政治垄断”之间的分歧。初阳先生强烈地抱怨，抱怨我对他“价值上先入为主”的批评“太主观”、“太绝对化了”。可是，“实现民权”本来就是“民主的目的”而不是“民主的本质”，“民主的目的”是“价值指向”的含义而“民主的本质”则是“实证指向”的含义。初阳先生用“民主的目的”去解读“民主的本质”，用“价值指向”的“实现民权”去描述“实证指向”的“民主本质”，这难道还不是一种“价值上的先入为主”吗? 　　“民主的目的”确实是民主的“价值属性”，可“民主的本质”反映的应该是民主的“非价值属性”，即那个一旦不存在就会使“民主价值属性”无法实现的“民主行为属性”或“民主制度属性”。这就是我在“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一文里所论证的“突破政治垄断”的属性。不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政治垄断”，“实现民权”根本就不可能。这也正是历史上各国的民主那么难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的激进民主论者希望进一步打破现行民主中因“自由的价值”不平等所造成的“政治垄断”的原因。 　　当初阳先生说：“如果把‘防止政治垄断’作为民主实践的进程或过程表述，我是赞成有经验依据的;但您的‘防止政治垄断’是作为高于或比‘授权’、‘限权’更深一层次的民主实践层次或更高级的民主化程度的表述。这样的认知，经验依据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他也已经在“规范价值”的层面上使用了“授权”和“限权”两词。如此，初阳先生“用规范取代实证”正是我所说的“愿望型学术”的基本特征，是“不把价值规范附着到实证描述上就无法思考问题”的表现，我对初阳先生“价值上先入为主”的批评一点都没有冤枉人。 　　但初阳先生的回应把这个认识和方法论上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到了信念层次，这反映在他对人类政治和中国政治的理解和期待上。 　　初阳先生是这么说的：“权力争夺也不是国家政治的本质，什么是国家政治的本质，学界看法不一。我的看法倾向于是实现阶级的或公民的、或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姑且不提“实现共同利益”又是在用“价值指向”的判断去代替“实证指向”的判断，我要批评的也不是这个愿望的合理性，可这个美好愿望本身只是一种“特定主体目标”的表达，根本不是我们所观察到和能想象到的政治现实。自然，“政党制度的差别本身并不能决定民主政治的优劣”，但“优劣”问题从来都是主体性的，离开特定主体谈好坏会有什么意义? 　　从“实现共同利益”看待“政治的本质”当然是一种“客观主义”或“非主体主义”方法论的思维结果，这种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假定不同的政治主体拥有相同的偏好、相同的意志、相同的目标、相同的行动。它不把政治当成一个有利益冲突的“公共选择”过程，它把政治看成一个利益冲突可以得到协调的“客观选择”过程。我确信，这个方法论一但得到如此明确的批评，初阳先生也许就会在方法论上调整自己。可在事后，方法论的一时调整，将不会影响他继续把原来的它暗含到未来的政治分析中，从而继续把“公共选择”过程中利益共同的部分，夸大为可以从“实现共同利益”看待的“政治本质”。 　　这种错误的方法论，实际上已经是在用一种“书面思维”去代替应有的“现实思维”，这当然是我所吃惊而不是羡慕的，但我要羡慕的是这个方法论背后的美好信念。初阳先生说：“我认为，从西方目前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精英民主’、‘资本民主’、‘自由民主’、‘选举民主’、‘宪政民主’中超越出来，也就是从实际的‘形式正义’的目标模式中超越出来，通过实践创新探索，找到真正实现‘实质正义’的制度形式，才是中国民主政治正在探索的目标和方向”。 　　我曾在“卡扎菲真的该死吗?–与茅于轼先生讨论‘自由主义移情’及‘正义制度’”一文里论证过，“制度正义”根本就是人类的一种空想，“事件正义”已经是人类免为其难的了。初阳先生说：“从民主的本意——‘公民当家做主’来理解，决策民主较之选举民主、选举民主较之宪政民主(这些都是现代代议民主制的实现形式)，倒是更接近于民主的本初含义”。如果他所说的“决策民主”是一种偏向“下行路线”的“直接民主”，那他就远离了“上行路线”的“代议民主”，也因此更远离国家政治的本质了。 　　初阳先生这里的“政治浪漫主义”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宪政”也尝试过一种面向社会文化的“下行路线”，因为在“上行路线”那里，儒家“内圣外王”的现实形态只能是“儒表法里”，结果造成书面的“政治浪漫主义”不断地在掩饰“政治现实主义”。“下行路线”在公民文化相对发达的西方尚且有限，在“单一权威崇拜”的中国就更不用提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讨论“书面文化”、“书面道德”、“书面文化”、 “书面政治”、“书面民主”、“书面正义”、“书面学术”、“书面思维”等等中国这个“双轨社会”里所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能形成一个“政治书面学”，可以用来描述和分析我们中国人如何在“泛政治”的含义上大做着的“书面功夫”。这个“政治书面学”至少可以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用书面粉饰现实，二是用愿望代替现实，三是用价值附着于事实。总之，是中国特色的“书面思维”代替“现实思维”。 　　我要羡慕的当然不是这种破碎逻辑，我要羡慕的是这种破碎逻辑背后的善良。初阳先生说：“西方现代民主可以说实现了‘形式正义’层面的‘自由法治或人权宪政’，没有实现‘实质正义’层面的‘自由法治或人权宪政’。中国正在探索的民主创新实践，我在多数文章中都谈到了，可以大致显现‘两有特色’的目标方向——‘有效执政和有序参与’或说‘共产党有效执政与参与民主相结合，尤其是与决策参与相结合’。……我的基本主张是‘一结合、一避免’——共产党领导或执政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竞争性资源配置优势的有机结合;避免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制度的弊端和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放大;从而实现‘双超越’——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兼有自由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价值，也比较符合追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取向，是一种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形式自由’实现‘实质自由’的社会改良主张”。 　　我自己的认识、方法和信念根本无法设想这样一个社会的到来，所以我不会同意别人对我的“产权国家论”作出类似的“一党民主”的规范解读。如果民主的本质是“突破政治垄断”，那么中国的民主就必定是有利于“维护政治垄断”的书面民主。中西方之间的“一党政治垄断”、“两党政治垄断”和“多党政治垄断”的质的区别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初阳先生也表示同意我的对比分析，所以我忍不住要说：初阳先生的“政治浪漫主义”是针对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浪漫主义，在对待西方政治时，初阳先生用的反而是批评多于祝愿的“政治现实主义”。这种信念的不对称只能是“价值上先入为主”的结果。这当然符合人的本性，只是可能要牺牲一些认识的客观性而已。 　　初阳先生以为：“中国目前的现代化问题，不是一个逻辑或形而上的问题，更不是本本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仅仅经验性的问题，实质是个实践性的问题。最近我又提出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只有从实践探索和创新的层面才能解决中国快速现代化和迅速崛起积聚的众多问题。事情是做出来的，我相信中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学者嘴巴上的功夫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 　　这个所谓“实践性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上面分析的在多大程度上“假定不同的政治主体拥有相同的偏好、相同的意志、相同的目标、相同的行动”的问题。所以，用“实践性”来分析“中国目前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触及中国政治的要害。当然，做一个“社会调研员”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个人偏好，但不能因此把“数据的经验实证”抬高到“逻辑的经验实证”之上。任何“社会调研员”从来都是按照一个“逻辑的经验实证”进行他的“数据的经验实证”的。所以，当你以为关键“不是一个逻辑或形而上的问题”时，嘴巴之外的关键地方就已经出问题了。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