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处于又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折中的中国，曾经有“独一无二的过去”，也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未来”。百年精神传承，必将崛起一个繁荣发展、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共同富裕、高度文明的现代中国。这个中国，将为民族赢得更多福祉；这个中国，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一)近年来，诸多重大历史节点周年纪念接踵而至：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 　　这些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由近及远，一波接着一波，画就百年中国远山近岑最壮阔的几笔。而这波澜起伏百年历史的起点，始于辛亥年秋日武昌城的清脆枪响。 　　历史悠长的中国，从没有哪一个百年，像这一个百年般惊心动魄、脱胎换骨、翻天覆地。武昌城头的枪声，一举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漫征程。从那一刻起的百年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流经一个世纪的历史深河浩浩荡荡，几代人殚精竭虑，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迎来民族复兴的曙光。 　　尽管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未见彻底，尽管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未被改变，但一切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二)人类社会任何一场伟大变革都不会孤立于其历史阶段，辛亥革命从发生到结束不足百日，承载的是中国煌煌3000年的历史脉动。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亚特兰大宪报》就曾预言，如果这场革命成功，以共和代替帝制，“中国的进步，无可限量”。百年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带领13亿中国人民，以世界舞台的“中国奇迹”印证了这一不可限量的伟大进步。 　　今天，当皇帝的龙袍化作舞台上的戏服，鸦片的青烟消散在历史的风中，行进在辛亥一代开启的现代中国征程上，我们更需深思—— 　　隔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辉煌历史，该如何打量辛亥革命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征途中，这场打响亚洲民主第一枪的伟大革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的社会巨变之下，蕴藏着怎样的时代逻辑、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得失，又凝聚着怎样的思想遗产？ 　　(三)历史总是擅长用偶然展开它壮阔的剧情。 　　一百年前的此刻，不少人难以置信，不可一世的至高皇权，竟然轰塌于武昌新军工兵营里仓促引发的枪炮，正如千百年来养尊处优的中华帝国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它的现代启蒙竟是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境遇下被动开始。 　　任何偶然的背后，都有隐藏着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循着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难以置信”和“不曾想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 　　“中国是带着首都被敌人攻占的耻辱进入到20世纪的”，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起民族痛史。1900年，列强军队在中国的皇宫里举行阅兵，北京居民门口遍悬占领军国旗。1902年初春，西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到京城时，正阳门城楼已在战乱中彻底焚毁。为避免清王朝统治者过分伤心，京城的能工巧匠搭起一个虚幻的城楼布景。 　　这个虚幻的布景，正是晚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的真实写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东亚大陆繁衍生息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开始面临西方入侵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直接导致了两大历史后果，一是在坚船利炮的威胁和凌辱下，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二是在“睁眼看世界”的震惊与觉醒中，传统中国开始发生“新文明裂变”，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历史进程越来越深刻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 　　“衰象古国古，长蛇强邻强”，一个千年古国如何在近代工业文明标定的发展框架内自立、自强？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使得中国的社会历史再也不能延续“改朝换代”的二十四史逻辑，而是前所未有地面临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 　　“耕者有其田”的太平天国运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师法俄日的戊戌变法，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在辛亥革命前的近百年里，中国在磕磕绊绊之中已经艰难地启动了这一新的历史进程。然而，努力的结果，却是甲午战争的折戟沉沙，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日俄战争的“局外中立”，日益猖獗的“瓜分狂潮”。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的君王，注定无法彻底自革其命。在“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私念下，清王朝的所谓政治转型，跳不出维护皇权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选择革命，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帝制，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把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革命潮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奔涌而来。 　　(四)“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兴替，只是给这历史的铁律，增添了又一个佐证而已。 　　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艰难时世，辛亥年那个普通的秋日，距中国第一个自称“皇帝”的嬴政登基已经2130余年，距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已经51年，距被迫改革的清王朝实行新政近十年，距林觉民留下《与妻书》、与众多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为天下人谋永福”而慷慨赴死不到半年。 　　我们因此不能不将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放到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考量。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国社会近三千年的发展演进中，才能理解它的意义；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20世纪以来这一百年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中，才能读懂它的追求；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未来一百年的现代化求索中，才能更加明晰它的价值。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历史学家蒋廷黻1938年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这一世纪之问，一语道破此前此后二百年间中华民族的使命与追求。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道路能带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引领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辛亥革命，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黑暗驶向光明的曲折航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渡口”。这场伟大革命，为老大帝国如何“变”才能救亡图存，探索了方向和道路；为中华民族怎样“变”才能跟上世界，积累了经验与教训，开启了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百年现代化进程。 　　(五)列宁视辛亥革命为“亚洲的觉醒”。在鲁迅的笔下，中国的觉醒者们是这样一种战斗姿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辛亥革命中，中华民族最早的一批觉醒者们，以其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陆皓东，“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方声洞……黄花岗之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武昌举义，英雄们临刑时“神色益壮”，当众演说，甘为“四万万同胞受死”，革命军牺牲的战士大多是20岁出头；武装起义屡败屡战，“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舍财”，华侨成为“革命之母”，在“恢复中华”的旗帜之下，形成了全球华人“革命救亡”的强大磁场…… 　　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如此慨叹辛亥革命：“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在亡国灭种的忧愤中，辛亥英烈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悲壮呐喊，以其“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高尚品德，“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坚强意志，追求真理、不断进取的赤子之心，放眼世界、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以及“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为后来者树立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为民族复兴大业注入巨大精神力量。 这是民族民主革命至为关键的一环，精神的觉醒，思想的启蒙，主人翁意识的张扬。革命，革命！“皇帝可以倒去”、“民主可以建立”，这是被称为“世界风暴新源泉”的辛亥革命的现代特质。醒来，醒来！现代化需要民众自主意识的觉醒。辛亥一代人以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昭示世人：国为天下之国，故此中华之兴亡，匹夫有其责；人为自由之人，故此中国之强弱，人皆有担当。 　　(六)辛亥革命激起人们无限的期待，它将中华民族的思想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里程。 　　龙椅被撤走了，称帝、复辟的倒行逆施为世人所唾弃；“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殖民者再难找到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社会结构重新建立，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革命者以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的政治理想，对中国社会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改造。 　　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封建专制是中国政治无计可逃的唯一选项，“天朝上国”是中国统治者们最为笃定的自我认知。戴皇冠的人或姓李或姓朱，而皇冠永远高悬于华夏众生之上；坐金銮殿的天子或汉或满，而皇权始终是“超级坚固的东方堡垒”。黑格尔曾经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把戴了几千年的皇冠打落在地，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从立宪转向革命的张謇敏锐地觉察出这场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本质区别：“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之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更迥然不同。” 　　对于这个“迥然不同”，毛泽东以极其通俗的语言，道破了它所带来的历史后果——“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国”迷梦在83天里迅速幻灭，张勋的复辟闹剧折腾了12天即告破产，历史的决断，人民的选择，让一个时代强音振聋发聩：“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七)作为二十世纪历史性的三大变化之一，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一起，永远彪炳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史册。 　　由当时中国尚无成熟的社会条件和新旧社会势力力量对比所决定，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尽彻底的变革。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辛亥革命让“朕即国家”的时代成为历史，标志着中国由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闭关锁国、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它从制度层面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探索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辛亥革命启开了封建主义之蒙，带来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使思想解放的大潮奔腾东流。民主精神的苏醒，平等意识的生长，令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为前进而准备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时之间，“自由尽是新风尚”。 　　辛亥革命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条件，一个顺应时代潮流、能够领导中国政治变革的新的政治力量应运而生了。 　　(八)革命者期待着民族的新生，然而这个民族最广大的人民却在未曾改变的国运中备尝苦难。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兵连祸结，百姓饱受欺凌，颠沛流离。这是辛亥一代的未竟使命：如何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如何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如何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他们从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启示，在对辛亥革命精神的继承中实现超越和升华。 　　为什么民主共和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如此之难？为什么孙中山奋斗一生，临终仍感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努力”？因为制度革命可以一举摧毁旧的结构，人的建设和发展却是水滴石穿的漫长过程。 　　“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革命之后，宋教仁曾发此浩叹。划时代的革命为何并未带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因为它未能深入发动和依靠蕴藏在最广大民众中的革命力量，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庶民的革命，让亿万民众构成国家的基本土壤，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向。 　　认识到这一点，接受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创建了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陈独秀、李大钊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将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推向更深层次。年轻的毛泽东投身农民运动，致力于“唤起工农千百万”，进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为什么在新生的民国，封建王朝的权杖依然在冥冥之中统治着社会？曾经期望的平等、自由、博爱，民族、民权、民生的现代国家为什么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崇高的理想固然令人向往，却必须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道路。 　　学者费正清曾有此断言：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体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它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极其遥远。外国学者这样分析它的失败：共和政体是外国的、空洞的仿制品，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土壤中毫无根基。 　　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选择能有效集结最广大社会力量、保障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开辟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基础上，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九)从“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算起，一百年过去，古老中国有如浴火重生。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其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通往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是让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华民族，融入人类发展进步的浩荡潮流。如果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是把古老中国带往现代化之途的第一个转身，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就是将这艘巨轮推达前所未有境界的最壮阔的历史行进。 　　从辛亥的枪声，到五四的怒吼，从上海石库门和南湖游船上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日夜向往：工厂遍地、机器轰鸣、高楼大厦矗立于城乡，火车轮船往返于原野江海，全国各地皆一派大生产景象。当年，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面对孙中山拿出的画满铁路线的中国地图摇头慨叹：“这个如同游戏拼图一样的东西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然而，百年后的今天，大江南北，海峡两岸，这一切已经成为现实；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关于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的宏伟设想，已经化为今日中国现代化图景中的标志性工程。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未曾想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经济发展持续多年高增长，城市化率超过47%，世界各国研究经济发展的“中国周期”，国际社会关注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西方观察家慨叹，“中国的崛起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台……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转变，奏响了中华大地最激昂的雄浑乐章。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孜孜以求：一个国家，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倡行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从三民主义，到“德先生”、“赛先生”；从“拼将热血筑长城”，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浩荡前行的百年中国逐渐凝聚起这样的共识：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深化、永无止境的历史进程，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尽管未来的征程依然漫长，但共产党人以更大决心全面推进变革，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再创辉煌、全面进步的必然抉择。 　　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令他忧虑重重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令他念兹在兹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十)2011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孙中山，毛泽东，两位世纪伟人遥相对望。 　　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世纪并不遥远。 　　1911—2011，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迎来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演绎了民族复兴史上自强不息的传奇。百年风雨历程，如同历史教科书，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2011—2111，即将到来的这一百年，发展的蓝图已经展开——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处于又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折中的中国，曾经有“独一无二的过去”，也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未来”。百年精神传承，必将崛起一个繁荣发展、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共同富裕、高度文明的现代中国。这个中国，将为民族赢得更多福祉；这个中国，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中华正在复兴，同志仍需努力！

罗瑞卿与胡风案 作者： 来源：同舟共济 来源日期：2011-10-8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8 1:22:55 阅读量：36次 　　 核心提示：罗瑞卿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大家看怎么办?”另外“两长”也认为证据不足，最后罗瑞卿表示：“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吧!” 　　我读过王康同志一篇题为《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的回忆文章。王康去世后，其家属编了一 　　本《王康纪念文集》，读后颇多感慨。王康原任中宣部干部处副处长，胡风案发生后，被派往中央肃反领导十人小组，任办公室副主任，亲自参加了胡风案的审查。审查中，他发现胡风解放前是被国民党严密监视的左派人士，而被说成是胡风集团重要骨干的阿垅，则已由周恩来等人证明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因此，王康在1956年春天的肃反领导小组办公会议上提出，胡风集团中没有反动历史的人是否可以不定为反革命分子。没想到罗瑞卿却批评说：“王康!你这个意见是个坏意见。”多年后，王康因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其实，罗瑞卿也并非没有与王康类似的看法。某次，公安部罗瑞卿、高检梁国斌、高法高克林等召开“三长会议”，研究审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准备工作。罗瑞卿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大家看怎么办?”另外“两长”也认为证据不足，最后罗瑞卿表示： “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吧!” 　　其后，周扬曾与罗瑞卿商量，是否召开十人小组全体会议讨论一下，但罗表示胡风集团是毛主席定的性，怎么能讨论?又其后，公安部上报过一份给部分“胡风分子”甄别平反的报告，陆定一和罗瑞卿决定压下这个报告。理由是，报给毛主席，毛主席也不会批准，只会干扰主席的全局部署，费力不讨好。 　　明知领导人错了，就是不愿或不敢向领导人提出，甚至将错就错，以错为正。于是，一桩牵连甚广、危害极大的冤案就这样造成了。 　　我想起了孟老夫子的一句话和齐威王的一则故事。孟子说过：“格君心之非。”格者，正也，“格君心之非”，说的是君主有了错误念头，儒者或为臣者可以出面批评他、纠正他。汉朝刘向《战国策》中谈到齐威王的故事。齐威王为了鼓励人们给自己提意见，曾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说，此令既出，提意见的人络绎不绝，齐国因此大治。历史上的齐威王是否真的如此虚心大度，因为没有更多佐证，不敢肯定。不过，这个故事反映出儒家的一种理想：国君的位子虽高，权力虽大，也需要听取批评，越是当面的、尖锐的批评，越应受到奖励。 　　权力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权力越大，为善与为恶的能耐也越大。因此权力需要制衡，使之尽可能为善而不为恶。国君为善，一国之人受惠;为恶，一国之人遭殃。怎么办?于是便有“格君心之非”的提倡与“面刺寡人之过”的故事。儒家虽然承认国君的最高权力，但并不承认国君是最高道德和最高智慧的代表者，希望用“格”与“刺”的方法防止对“权力”的滥用。这是儒家聪明的地方，无以名之，勉强概括，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儒学民主主义”吧。在“儒学民主主义”的培育、熏陶下，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敢于向皇帝提意见的名臣，如唐代的魏征、宋朝的朱熹、明代的海瑞等。他们敢于冒犯天威，犯颜抗争，才使得皇帝有可能少做错事、坏事。自然，儒学提倡的这种“格君心之非”与“面刺寡人之过”对皇权的约束力很小，也很可怜，若碰到“昏君”、“暴君”，儒家就无所施其技了。 　　然而，很可惜，有一段时期，我们连“格君心之非”这样可怜的一点“儒学民主主义”都不允许，自然“面刺寡人之过”更被认为“大逆不道”了。罗瑞卿等固然不敢纠正毛泽东等关于胡风案的错误定性，“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当时又有多少人敢出面指明?彭德怀、张志新等人是勇士，他们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然而，不是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罢官批判，就是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割喉处决。 　　那时候，领袖不仅拥有最高权力，而且被认为是最高智慧和最高道德的体现者。罗瑞卿等审查胡风案的时候，“句句是真理”一类语言虽未出现，但“个人迷信”与“绝对权威”早已形成，罗瑞卿等人的表现，良有以也。 　　历史上，一个人能成为领袖，必有其过人之处。革命领袖，如果能充分掌握并运用人类创造的知识宝库，又善于集中当代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就可能比常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其所言、所思、所行可能谬误更少而真理更多。然而，世界上没有全知全能的圣人，做错事、作出错误决策都是难免的，这就需要民主，需要监督和制衡，做到有“非”允许“格”，有“过”允许“刺”。这样，其“非”其“过”就可能及时改正，不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在这方面，胡风案的定性，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前车之鉴，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在中央电视和《人民日报》上，你看到的全是丰收的捷报和成功的喜讯，在网络博客和微博上，你看到的多是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评。捷报固然可喜，讽刺同样值得肯定，我们不仅从捷报中见识了国家的“富强”，也能从讽刺中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博客和微博上虽然有很多文章常被“和谐”，但写博客和发微博的人毕竟很少强迫去“接受改造”，更没有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大不了请去“喝茶”，大不了提出“警告”，最多也不过是有人盯梢。平心而论，我们社会比三十年前更为开放，也比三十年前更为开明。 　　网友们谴责贪腐的态度相同，而谴责的视角则完全相反。 　　少数网友批评时政，却讴歌“文化大革命”，谴责时下的执政当局，却深深怀念“过去”。这使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非常困惑。我的中小学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的，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今天的青年朋友，“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文化大灾难”。假如说我们今天的现状还只是让人摇头，那么三十多前的状况肯定要让人跳楼。 　　当然，大多数网友谴责贪腐不是依恋过去而着眼未来，不是要通过“红卫兵串联”把贪官赶尽杀绝，而是希望建立民主宪政让贪官无由产生，是希望言论更为自由，是希望社会更为宽容，是希望自己少“被代表”，是希望大家活得更有尊严。 　　《瞧，这世道(六)!》是国庆节期间，逛微博时对博友们微博的评论，是别人在“瞧世道”，而我在“瞧别人”—— 　　(一)、这个世道，由于没有画家，谁都敢在画板上信笔涂鸦;由于没有诗人，谁都热衷于胡诌“诗歌”; 由于没有雅士，谁都敢于附庸风雅;由于满地都是贪官，谁都削尖脑袋去“考”公务员。 　　@书生报国2012: 奇迹,脊梁画家横空出世的。 　　@倪萍：发广告了啊：本人首次画展10月9日下午3点在深圳美术馆开幕。其实这几天已经开始预展了，看的人居然很多且相当震惊，原因很简单：期望值低呀!有一朋友特逗：“听说你把收藏的一百多幅画拿出来展览啦?”哈，都没想过展的是老倪自己的画!在深圳的网友去看吧，至少会有一个收获，“其实我也可以画”! 　　(二)、我国政府最为体贴、大度、慈悲，为了不让人民伤心、痛苦、失望，它从来将丑闻、恶讯秘而不宣，宁可独自承受全民族的苦难;我国政府最为无私、坦荡、豁达，为了让人民健康、幸福、快乐，只要有一点喜事马上就要传遍全球，没有喜事也要捏造喜事让人民手舞足蹈，它总是源源不断地向大众传递丰收的捷报。 　　@人大张鸣：到底饿死多少，其实当局知道。 　　@袁伟时 ：冯克教授的新书披露饿死4500万人的消息，我是在中国政府容许随意阅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看到的。2008年以来，他到内地各档案馆查阅已经公开的档案，分析研究，得出这么一个成果。 　　(三)、正由于能集中那么多劣根性，才能荣升“总编”;正由于敢于当众胡说八道，人们才称他“胡编”;正由于“遭到一致性的抨击”还敢见报，才表明忠心耿耿勇往直前;正由于从不“闭门思过”，才能在主子那里领到赏钱。 　　@陈业文新大都: 很好理解，党媒的总编，很无耻。 　　@北京兵人 ： @胡锡进 作为一家大众媒体的总编，每天在微博上发表的言论，大多遭到一致性的抨击。他本人不思悔改，第二天评论文章照常上报。对这样的人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晓得他的大脑构造是否紊乱。倘若他是做历史研究的书生，尚可理解什么叫独立观点。如果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媒体，他早该闭门思过了。 　　(四)、天生一双手就是要你鼓掌，天生一张嘴就是要你喊爽，天生一双腿就是要你下跪，天生一条命就是要你拥护党!——奴才，还不谢恩! 　　@吴冬律师: 专制者都渴望臣民们都没有自己的脑子。 　　@www503con ： 分享图片【为什么鼓掌?】刘少奇当国家主席一片掌声，刘少奇成内奸工贼一片掌声，文革开始一片掌声，改革开放一片掌声。林彪成接班人一片掌声，林彪摔死一片掌声。高铁提速一片掌声，高铁减速一片掌声;陈良宇主政上海一片掌声，陈良宇锒铛入狱一片掌声;民意就是啥事都鼓掌。 　　(五)、乔布斯这位科技世界的天才，如果生在中国一定就是庸人世界的笨蛋，他的人生格言如果真在中国实行，不是他的事业完蛋就是他本人完蛋——如果你不生活在“别人”世界里，你就会被“别人”挤出世界;如果你不被教条所束缚，你就将成为这个世界的异端;如果不按“别人”的想法来生活，你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如果不让“别人”的观点淹没自己的声音，你整个人就可能“别人”淹没甚至淹死;如果你胆敢听从直觉的召唤，你就可能被某些部门请去“喝茶”或“座谈”;如果要誓死捍卫自己的良心，你就必然要丢掉自己的性命。 　　@时尚经典语录 ：乔布斯格言：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胜若饥、执着若愚。“你的时间很有限，因此不要轻易浪费它。不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不要被教条束缚，不要按照别人的想法来生活，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了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得是，要有勇气听从你的直觉和内心的召唤。” 　　(六)、俗话说“一份钱一份货”，如此锦绣河山自然要卖个辣价，如此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自然要付高费，如果古老的寺庙自然要交高门票，如此优质石油要出优质价格，如此笔直的马路自然要交买路钱。这叫一国两制——大陆是大陆，台湾是台湾，请便! 　　@李刚8341私家历史: 习惯就好了，经常看看新闻联播，洗洗更健康;经常过过收费站，宰宰更坚强。@吴冬律师 :台湾是不产石油的，台湾油价竟然比大陆还便宜，大家能感受公有制的优点了吧。 　　@老茧1967 ： 【一个台湾同胞在大陆自驾旅游两天有感】感觉进行一场被抢劫之旅，加个油，花600元，比台湾贵20%，被抢120元，高速过路费：100元比台湾贵20%被抢20元，一级公路过路费72元，台湾一级公路不要钱被抢72元，寺庙，自然风景门票720元(4个人)，台湾这些不要钱，被抢720元，共被抢劫912元，报告完毕! 　　(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只有闹事而没有游行，只有下跪而没有抗争，只有上访而没有上诉，只有歌颂而没有批评，只有下岗而没有失业，只有捷报而没有恶讯，只有“轻度追尾”而没有“重大事故”，只有“和谐”而没有矛盾，只有统一思想而没有激烈争论，只有二奶而没有爱情…… 　　@赵世龙1967 ： 郑州别有用心的人走上街头挺美国抗议人群占领华尔街。有人说资本主义已走上穷途末路，社会主义不但能救中国，还要救世界。但他显然认知有错误，中国自所谓改革开放起，就实实在在走向了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别灯下黑视而不见，先拯救自个吧。不过提醒下，有力量不会准你拯救自个的。 　　(八)、除了那些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腐化堕落者之外，中国学者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种：一种是眉目传情，一种是暗送秋波，一种是半推半就，一种是投怀送抱，最贱的一种是送上门来主子还不要。 　　@何三畏: 五不搞理论家出世。比不帮国还厚黑。 　　@第一哲学 ： 【李泽厚：一人一票导致民粹主义】搞传统文化研究而出了名的人，大都成了疯子傻逼。李泽厚说：我和自由派有理论上的不同，比如我不同意“天赋人权”等，也有实践上的不同，比如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不赞成目前在中国搞一人一票的总统普选、多党、议会制，这样会天下大乱。我仍然赞成摸着石头过河。 　　(九)、要想成为“人民的艺术家”，就得专门去挖苦讽刺人民;要想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要学会如何出卖自己的灵魂;要想自己能够“德艺又馨”，就要懂得如何吹牛拍马吮痈舐痔让主子高兴。 　　@刘根勤: 可怜的是在贵国，官员从来不把他们当同行。而是在茶余饭后酒酣时指着他鼻子：小样，给爷来一段。这话葛优说的。 　　@刘建国blog ： 照心 漫画大师华君武生前曾批评过姜昆：“你的相声讽刺过售票员、服务员和护士，可她们的地位比你低得多。你应该拿出勇气，用艺术的手段去讽刺鞭挞比你更有权势的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郭德纲等为数不多的几个，还被封杀了】 　　(十)、要是没有美国人使坏，我们怎么会有汶川地震?要是没有美国人使坏，我们猪肉中怎么会有瘦肉精?要是没有美国人使坏，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贪官外逃?要是没有美国人使坏，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向西方偷渡?要是没有美国人使坏，我们怎么可能股票直跌房价直升?要是没有美国人使坏，我们怎么会患腹泻和癌症?…… 　　@何三畏：人民日报：1、“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曾通过‘小额资金’支持了反对修建密松电站的民间组织”;2、缅甸舆论“受西方媒体影响很大，它们极少传递有关中国投资的正面信息”;3、缅甸民众“对中国投资方履行社会责任、对当地社会的贡献等了解不够”。总归是西方太坏了，缅甸人民不明真相。http://t.cn/akN5RF

关中人：我们必须启动自己的辛亥革命 —-从毛泽东论“辛亥革命”谈起 作者：关中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7 12:02:20 阅读量：151次                相关链接： 辛亥百年：“四个选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1911年10月10日，发生在长江重镇武昌的一个小小的哗变敲响了从1664年开始统治中华大地的满清王朝的丧钟。次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搬出故宫。人们将这一推翻满清王朝的运动称为“辛亥革命”。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该如何解读和定义这场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事件？ 　　首先，“辛亥革命”的初衷不仅仅是要推翻满清王朝，还要建立一个拥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辛亥革命”从发生到现在已经100年了，但是，孙中山最早提出的“三民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仅仅在台湾有了真实兑现。“三民主义”在中国没有按照预设实现，有外在的因素（日本的入侵和美国在日本投降后的左右摇摆），更有内在的原因（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国共先统一、后分裂、再内战和中国自身的文化劣根性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辛亥革命如果不是一个失败的革命，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革命。 　　第二，假设满清王朝能够按照“戊戌变法”的思路推进“政改”，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慈禧太后之前对变法阵营的镇压和满清最终启动立宪后的拖拉把这个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王朝送上了断头台。 　　第三，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在世界的“革命史”的上下文内去看，它不及英国的“光荣革命”，因为“光荣革命”把皇室变成了政治象征；不及“美国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创建了新型的民主共和制；也不及“法国革命”，因为“法国革命”从根本上推翻了皇权天授的封建根基，把“自由、平等和博爱”及“三权分立”等普世价值引入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甚至不及“十月革命”，因为作为一场最终失败的革命，“十月革命”至少提出了可以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抗衡的理论体系并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势力格局。 　　不过，毛泽东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革命家”对辛亥革命的一系列的“盖棺论定”或许能帮助我们认识“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它对中国近一百年历史变迁的意义和它对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的启示。以下是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的一些论述：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认为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联合推动了清朝的结束：“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同年，毛泽东还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 　　1925年，毛泽东说，“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同年，他还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 　　1938年，毛泽东对一位英国记者说，“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1939年，毛泽东说，“……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写到，“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没有超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 　　1945年，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做出说明时写到，“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同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告诉大会代表, “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1954年，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956年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提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从1956年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忙得不亦乐乎，一步一步把中国拖到崩溃的边沿。从很大的程度上讲，我们可以说，不仅仅是毛，而且是整个中共都忘记了或许被不允许记住“辛亥革命”的宗旨是在推翻满清王朝之后推行“三民主义”。 　　我们通过对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也许可以得出一些粗浅的结论： 　　一、辛亥革命不仅仅是孙中山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革命党、保皇党和中国社会所有不满足于现状的各个阶层的代表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满清王朝并非没有启动政治改革，而是误判的形势，造成了延误，不仅断送了自己，也使中国滑入大混乱和大暴力，大大延误了中华崛起和国泰民安的时间。     三、在中共早期，孙中山是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辛亥革命的使命也中共建党的使命。     四、412政变之后，中共从感情上不能接受辛亥革命；但是抗战期间、抗战刚刚结束之后和国共刚刚开启内战之时，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使命有极为精辟的论述，但是精辟的论述不等于对这一使命的心悦诚服的接受。从现在来看，辛亥革命似乎只是毛和中共试图团结最多的中国人民并获取他们的信任和支持的一个敲门砖。     五、中共对辛亥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推崇是他们获取支持并最终夺取政权的原因之一，毛泽东甚至也曾认真思考过如何真正实现三民主义（毛泽东字1945年黄炎培的谈话中指出，中共已经找到了避免历史朝代周期的法宝，那就是民主），但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对他绝对服从的中共（所有敢于犯上作乱的都将被打入政治地狱）开始了新的尝试，试图继续革命，把中国变成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但其结果恰恰相反。换句话说，当毛泽东和中共抛弃了辛亥革命的宗旨，中国很快就走上了一条近乎自我毁灭的道路。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之后就没有人敢做和刻意做皇帝了，但是他在生前对国家和党的控制一点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皇帝，他自己肯定也是把自己当做皇帝去思考问题和做出决策的。毛泽东跟孙中山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他并没有他所提到的孙中山的谦逊和虚心。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1905年到1911年，满清政府已经启动了预备立宪，中国并非没有进行自己的“光荣革命”的可能，但是满清政府反对宪政的保守分子的冥顽不化、革命党人的恐怖手段和光绪与慈禧的先后去世断送了中国第一次“和平演变”的机会；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曾接受的议会政治时间不长就告夭折，中国遂进入动乱；从1927年蒋介石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入侵中国，虽然中共转入地下并开始武装斗争，中国还是大踏步进入了奔向“三民主义”的“黄金十年”。1945年到1947年可能是中国和平实现“三民主义”的第二次最好的时机，但是党派之间的尔虞我诈、政客的勃勃野心及意识形态的不同使得国共又开始厮杀，共产党继而统一大陆，国民党偏安一隅。在后来，大陆启动了经济改革，实现了“民生主义”；台湾在经济改革完成之后又启动了政改，实现了“民主主义”，而“民族主义”这个从一开始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十分血腥的东西一直是执政者手中的政治动员工具。 　　现在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中国必须反思辛亥革命。为了政党永葆青春的合法性，为了社会和政治的和谐，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不与西方国家无始无终的在主权和人权问题上发生争执和冲突，我们必须启动自己的新的“辛亥革命”。

2011年9月26日 星期一 　　这个雾都，说的不是伦敦，是重庆。 　　其实很少有人把重庆叫做雾都了，因为这些年重庆越来越像火炉了，烈日下，也许雾呆不住。不过，我第一次出差到重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住的饭店就叫“雾都宾馆”。 　　写这篇文章，突然想到，现在社会各界对重庆都有不同的解读，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有雾里看花的感觉，显然还是雾都。不过，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深入雾中，还是可以看到许多东西的。哪怕雾再大，离近了看，总是会有收获。 　　不过，这第一篇日记，就有点难写，我要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 　　因为昨天下午六点刚刚从旧金山这座山城回国，今天下午就来到了中国的山城重庆，两个山城，相距一万多公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距又何止万里，反差要多么强烈。 　　草草吃过晚饭，就到了重庆大剧院看重庆市的“唱读讲传演出”，就是俗称的“唱红”。这是个众说纷纭的事物，能说得明白吗？能不挨砖头吗？ 　　还是要说，因为能够近距离看这场演出的人，特别是外地人不多，看了以后能够动手写的更不多，我要把这个演出报告给读者。不是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更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谩骂。 　　说实在的，当我走进大剧院，看到每个椅子上都有一面红旗，心里真的咯噔了一下，想，这要是全场都挥舞起这面小红旗来，成了旗的红海洋，会不会有不好的联想？不过，小旗子旁边的节目单我打开看了，好像还不是想得那么鲜艳的红。例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岳飞的《满江红》、小提琴齐奏《花儿与少年》、童声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些，似乎更加可以算作古典或者是经典。当然还有些怀旧的演唱，如抗战时期的《太行山上》、《游击队歌》、《保卫黄河》等，算是半红吧，全红的像《共产党宣言》、《红星歌》、《学习雷锋好榜样》、《建设和谐大家园》、《歌唱祖国》等等，我倒是觉得还可以接受。 　　演出者都是大中小学生、警察和各个区得业余演出队伍，普遍水平不错，有些还还相当专业，看得出，他们经过了认真的排练，并且演出过很多场了。 　　只有到了最后，全场合唱《歌唱祖国》时，台上台下红旗挥舞，才有了一点红海洋的味道，不过，前面的演出已经基本上能够让观众做好心理上的准备了。 　　唱红，是许多人对重庆非议较多的，我身临其境看过，倒是有这样几点想法： 　　一是现在各地都请张艺谋等大搞什么印象丽江、印象桂林还有若干个印象XX，长沙是一个似乎叫做“大歌厅”的项目，也是晚间演出。重庆用了“唱读讲传”这样一个概念，相当于重庆版的“印象山城”，似乎也未可厚非。通过这样的演出，把学生和市民组织起来，业余时间能够演出或者观看演出，参与感强，锻炼人才，也是有益的； 　　二是我认为节目还是可以做些调整，尽量去掉一些争议较大的曲目，如有些歌词反复唱跟着毛主席，现在，毛主席已经去了，也跟不上他老人家了，再者说，毋庸讳言，对于毛泽东，很多人有水火不容的观感，孰是孰非很难在短期内争论明白，也许有人就会因为听了这些曲目产生对重庆整体改革的怀疑或者不满。不唱这些，并不代表反对或者不敬，可以代之以其他积极向上的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歌曲，这是不难找到的； 　　三是尽量避免把这种文艺形式变成强加到每个人头上的东西，有些人要唱邓丽君，有些人要唱周杰伦，有些人要唱毛泽东，都是可以的，不能强制性地用工作时间或者学习时间来唱歌，就是说，不要运动式，也不要命令式地只唱指定的歌曲。 　　回饭店的中巴车上，有人说，这两年，重庆市民的唱歌水平提高很快，拉出一个来就唱的像模像样。这话，我信。不过，要说唱歌就提高了思想觉悟，我还真要打个问号。 　　演出结束是晚上十点。走出重庆大剧院，看到嘉陵江对岸灯光明亮，我不禁叹道：今日无雾！ 　　雾是没有，今晚一定会有人向我扔砖头，我要准备一顶钢盔。 2011年9月27日 星期二 　　早晨，重庆弥漫着轻雾。 　　如果说，旧金山的雾是灵动的，飘忽不定的，重庆的雾似乎多了些凝固，多了些静谧。很久没有欣赏过山城的清晨，这幅画面久违了。 　　记得来重庆多是在1999年，为了组织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那年我到过7次重庆，10次成都，这里的美食美酒美人美景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十几年过去了，重庆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就拿昨晚看演出的大剧院来说，当年我代表凤凰卫视组织中央民族乐团来演出，用的是著名的人民会堂，好像还是贺龙主政的时候修的。这次看到山城夜景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忍不住也要赞叹一声。 　　有人评论说，一个城市，不要把大把的钱花在城市建设上，这话有道理，我十分赞成。只是我说的这些赞美的话时，是看到了重庆确实也在民生上做了实事。 　　我看了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议直到三届九次全委会议的文件，基本上每次全会的重点都是在民生上，我不厌其烦地把薄熙来每次讲话的题目抄在这里：《在扩大开放中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新起点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唱响主旋律，凝聚精气神》、《夯实党建基础，推动重庆发展》、《抓好十件大事，切实改善民生》、《把重庆建设得更美好，让百姓的生活更幸福》、《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七次全会，七次讲话，除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是在讲主旋律，讲党建，余下的五次都是在经济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民生上做文章。 　　看文件还是有纸上谈兵的感觉，还是要听听重庆市民到底怎么想的，于是，今天早上我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昨天到重庆，后天离开，两三天时间，只能是蜻蜓点水，想知道重庆人是怎样看待这两年的变化的，山城的朋友，或者是山城有亲朋的朋友们，能用最简洁的话告诉我你们的感觉吗？正如鞋舒服与否只有脚知道一样，一个城市的好坏，市民最有发言权。” 　　很快，我收到了40条回复，大多数是肯定的，也有基本肯定捎带批评的。不要说这些都是水军，水军的反应还没有这么快。 　　谍眼看世界说：重庆这几年的变化是令人兴奋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重庆变得生机勃勃；打黑和交巡警平台的建立，使人们的安全感有了看得见的保障；唱红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虽然有形式化的嫌疑，但唱红的人唱得心情愉快，唱得精神振奋；建设“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是目标！ 　　陈黎熙说：作为一个重庆人，我想说，三年来，重庆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打黑肯定值得肯定，这也是薄深得民心的一点。个人觉得唱红有点形式主义了，唱红要人民发自内心，自愿的唱，而不是一项政治任务，招商引资使重庆经济持续上升，也给重庆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一当专职说：作为一名地道的重庆人，我有话说。 政府搞新农村建设，要求高速公路两旁的房子统一刷白墙，画花窗，市政府开车经过会看到。外面看起来是亮了， 可没有内涵， 每次回老家还是觉得住着不舒服，卫生。当然我喜欢我老家。 只是想说， 政府搞这些就应该做实事， 少来形象工程，马屎外光。 　　鱼児999主要是批评：森林重庆（种银杏树的发财了），宜居重庆（开发商发财了），健康重庆（没啥感觉），畅通重庆（天天都堵），平安重庆（打黑还是值得表扬的） 　　笑看丛中说：在重庆生活的朋友们过得好着呢。不要一听到唱红打黑您就想着运动，这种思维才是所谓文革思维吧，呵呵。其实对于百姓而言，现实效果是不错的。 　　有一位博友还绘声绘色地说了这样一段： 　　“去年末某雨夜打的去解放碑，问司机：生意好吧？答：好啥子哦！啷个也？打黑的嘛？打黑跟你生意有啥关系也？嘿，姐儿，你豆不晓得了，我们这些车晚上豆靠那些嫖客呀，小姐呀，毒贩啦找生意噻，正经人哪个深更半夜往外面跑嘛。一打黑，这些黑社会哪个还敢出来嘛。你说我们的生意啷个好的起来嘛！那你觉得打黑好不好咧？那还是好噢，起码治安好了噻，虽说晚上生意少了，但是跑起毕竟还是不像原来恁个害怕了噻。” 　　看得出来，这些话都是用心写的，也表达了他们的态度。 　　我到重庆前，听了不少的议论，很多人对重庆不以为然，我也心有疑惑，只是我有这样一个想法：重庆在做事情。而现在的中国，做事情的人不多。当然也有人说，做错事不如不做，我不这样看，中国现在就缺少试错机制，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试试怎么行？ 　　下午，薄熙来书记刚刚从北京赶回来，就召集了一个座谈会，请各地来的学者对于重庆的工作提些意见。薄熙来真的是一个明星领导者，风度翩翩，口才出众，几句话一说，就抓住了听众。例如，他说起昨天晚上的演出：就是业余的，要在演出时跑点调什么的，才显出真实；现在许多领导没有想法，稿子都是秘书写的，中共当年打江山是靠思想，今天也要靠思想；共产党员总要有点骨头，对闲言碎语要迟钝一点。等等。 　　因为是这样一个层面的会，我不想在个人的博客上披露太多的内容了，真的有许多精彩。 　　在百忙中薄熙来听大家讲了一个下午，又陪大家吃了晚饭才离去，不可谓不礼贤下士。 　　只是我还是有些感慨！在我看来，重庆的实事做的非常好，例如加大开放力度，例如警察进校园，例如大力扶持微型企业，例如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但是，当上升到理论高度时，显得陈旧了些，我想，这和没有广泛地听取各个层面的意见有关系。 　　就拿唱红歌来说，其实作为一项符合共产党执政特点的文艺活动无可厚非，但是有时表现的力度过于大，在阐述主旨的时候，没有找寻到更加合理的切入点，容易引起误解。 　　当然，我的一个最主要的担心，还是在于心。 　　以薄熙来为代表的重庆的带头大哥们，他们为重庆人民殚精竭虑，也取得了斐然成绩，心到底怎样？是认为自己还是一个为人民做事的仆人呢还是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我说的是心而不是口，口上的话，谁都会说。 　　其实，这才是关键。 2011年9月27日 星期三 　　今天的重庆，有点雾都的样子了，天上的乌云和浓雾似乎织在了一起，形成巨大的帷幕，根本看不清远处的楼宇，间或还飘上几滴细雨。不过，雨中的山城还是别有几番姿色。 　　重庆有几位微博约好的朋友约我中午吃饭，他们看到了我在微博上发的帖子，愿意作为原住民，为我提供他们对于重庆的意见，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围脖的作用又显一斑，要谢一下曹国伟和陈彤。 　　中午一共有六位朋友和我相聚，除了两位读研的学生外，都是资深的媒体人或独立学者。因为都是共识网的读者，所以，竟然像久违的老友，毫不拘束。上来就直奔主题，说他们爱之深责之切的重庆。喜爱和不满不断交替在他们的言谈话语中，以至于这些以文字和逻辑见长的学者们，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话语也隐藏了不少的矛盾。 　　我们说到了重庆的公租房，交警平台、打黑和唱红歌，对于每一件事情，他们多少都有些不满，公租房的问题，他们认为价格高，交通不便，五年后的价格不清楚；对于交警平台，认为造价高，难以为继；对于打黑，认为有扩大和草率的问题；对于唱红，认为不应当利用工作时间和花大量的经费。总之，对于重庆的许多做法，他们认为有商榷的空间。 　　我不意外听到这样的声音，事实上，我在很多地方都能听到这样的质疑声。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特别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责任，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所谓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就是这个意思。况且，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这座城市的进步。 　　我非常感谢他们，也非常尊重他们，他们，也是这个城市的脊梁。不过，脊梁这个词前些天被用坏了，委屈他们了。 　　下午，先去看了一个公租房项目，位于北部新区的鸳鸯镇的民心佳园，这里，已经盖起了54栋二十多层的高楼，重庆市公共租赁房管理局的负责人说，很多符合条件的居民通过摇号住进了这个小区。小区街道上的人来人往告诉我此说不谬，从这些居民脸上的阳光看，他们的心中也有阳光。 　　我参观了其中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的样板间，面积在30多平米到80多平米不等，都是精装修的房屋，布局合理，装修简洁实用。按照每平米十元钱计算，大概每套的租金在300多元到800多元不等。我算了一下，大概相当于北京正常租房价格的四分之一。 　　看这些房屋时，我总是想到我们公司的青年男女们，想到他们在北京生活的不易，主要的就是租房的不易，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要用在租房上，还常常和房东产生摩擦。不久前，公司一个员工和房东闹矛盾，竟然只得连夜把家具和被子褥子搬到了公司暂存。要是这些房子能用乾坤大挪移之术搬到北京，那是多大的福音啊！ 　　原以为这个小区里市中心很远，看了地图才知道，离市中心的解放碑只有九公里，而且有两条轻轨通到这里。 　　这位负责人告诉我，重庆计划要修建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这个数字，要占到重庆所有新建房屋的20%以上，让更多的低收入的人能够居有其屋。他说，最近几次摇号，参加摇号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住进公租房的人每个都成了活广告，让其他的符合条件者心生羡慕。 　　离开鸳鸯镇，去看交巡警平台。 　　不知算不算重庆的首创：在闹市街头，支起一把约五米直径的墨绿色大伞，伞上是几个方向的摄像头，影像直接传到伞下工作平台的电脑，有五个民警在伞下值班，等于是把派出所和交警队搬到了大街上。伞旁边，停着一辆轿车，两辆警用摩托车。市公安局政治部的负责人告诉我，这里的民警是三班倒，处理交通、治安和一切群众需要警察办理的事情。 　　这个交巡警平台，不但方便了老百姓，也照顾到了民警的生活，冬天有取暖设备，夏天有冷风设备，有先进的电脑处理系统，也有身份证查验系统。电脑直接联网到公安部的犯罪查询系统，直接可以查询网上通缉的罪犯信息。正在执勤的民警告诉我，他们已经抓获了五名网上通缉的罪犯。 　　这样的交巡警平台，重庆要建500个。市局政治部的负责人说，许多市民甚至要求这样的交巡警平台能够建到家门口，他们太需要了！因此，市局专门研制了移动交巡警平台，随时可以配置在需要的地方。 　　难怪重庆市民对于治安状况的满意程度很高，人心是一杆秤啊！ 　　下午还去看了重庆打黑展览，看了两江新区的规划沙盘，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目不暇给。 　　如果说，眼前主要是听说重庆在积极探索发展的新路，那么，今天下午，我是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留在这条道路上的脚印。 　　当然还是有疑惑，就是这样能够持续发展，例如，花这么多的钱，重庆的财力能够支撑吗？例如，假如政随人走的话，重庆新政能有多强的生命力呢？ 　　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愿是杞人忧天！ 　　不过，在回酒店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同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官方和民间精英知识分子常常结论不同呢？我想，一方面，也许是沟通不够，不少民间人士没有得到准确的官方信息，而官方也没有考虑到要把准确的信息传递出去，双方有落差；另一方面，也许是官方惯常在宣传时，会自觉不自觉地放大成绩部分，这是人之常情。而民间人士，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以监督者的目光审视，难免有时苛求，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双方都向对方靠一步，双方都多一些交流，共识也许会多一些。 　　我在前一天的座谈会上，曾经讲到过我的这个观点，老百姓也是分层次的，有些人物质上得到了满足，他们就满足了；有些人并不简单满足于物质的满足，他们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官方也要理解他们。 　　在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上探索的同时，在互相理解上，能不能也探索一小下呢？ 2011年9月29日 星期四 　　今天下午该回北京了，上午有一点时间，还是要去现场看看两江新区，特别是看看龙兴工业园区。 　　龙兴原来是一个镇，去年7月中央批准建立两江新区之后，这个镇的农民就面临拆迁问题，因为这里规划了一个面积达120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据说拆迁做的不错，但是究竟如何，还是眼见为实。 　　大约四十分钟车程，不记得钻过了几个隧道，钻透这连绵的大山，还是要下一点功夫的。不禁想起愚公移山的故事，重庆人还真有点愚公精神。 　　几十栋大厦已经拔地而起，当地的一位干部，现在是工业区综合部主任向我介绍情况，其实，我从他的衣着和眉宇间，还依稀可以看出农民的形象来。他先带我看了这个拆迁户入住的命名为“和合家园”的小区设计模型，从模型看，这个小区已经是非常精致了。这位主任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万科地产准备到这里开发房地产，但是，他们说，如果他们的产品比不上和合家园的设计，那么就别想卖出去了。 　　接着看了样板间，从30几平米的到80几平米的房子，布局很合理。 　　我问了几个问题，一是农民买得起吗？二是农民愿意上楼吗？三是没了地，农民干什么？有没有钉子户？ 　　个子不高，黑黝黝的面孔，穿一身邋遢西装的主任回答得头头是道。 　　他说，每个农民可以分到30平方米简装修的住房，按照1900元一平米来计算，而政府补贴是每平米2400元，如果按时搬迁，还可以得到400元的奖励，这样，每平米就是2800元，三口之家可以买90平米住房，30平米的一居室和60平米的两居室各一套，五口之家可以买30平米一套和60 平米两套，每个搬迁家庭都可以除自住外，出租一套房屋。国家给予的补贴，每平米还可以余下900元，足以支付买洁具、电器和其他生活用品，还可以余下一些钱； 　　现在的农村，连38、61部队都没有了，只剩下99部队，就是说，妇女大都已经到工厂上班了，孩子们都到城里上学，接受更好的教育去了，家里只剩下老人，地也大都没有人种了。楼房的条件和社区环境都比农村的房子好的多，所以，在外面打工的青壮年都主张老人搬到楼上住； 　　为了让剩余的劳动力能够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和新的劳动，工业园区现在已经开始对农民进行培训，包吃包住每天还发20元钱，使他们尽快能够适应工业区入驻企业的用工要求。龙兴工业园区和入驻的企业会签一个合同，每个企业必须用不少于全部员工15%的当地农民工。所以，农民的就业问题不难解决。 　　至于钉子户，有些农民开始有想法，不愿搬，但是，经过工作，也很快搬了，因为他们觉得条件还可以。 　　我发了一条微博介绍这个情况，很快收到不少回复，其中一位这样说：“其实做好了， 老百姓不是不讲道理的。 我家的耕地都卖出去了，上面建起了工厂， 我们也愿意看到家乡土地上繁华起来。” 　　也许这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吧！ 　　中午遇到两江新区的一把手翁杰明，这位年轻的领导干部，曾经编过《和总书记谈心》一书的博士后说了他们的一个“小小的改革”，就是把原先安置用房的划拨用地，改为出让土地，他说，无非是政府不收出让金，让老百姓得到实惠，问题就解决了。 　　说是小小的改革，实则大大的思路。 　　两江新区一共占地1200平方公里，现在成为一片热土，到处机器轰鸣，到处热气腾腾，再过五年，这里一定是换了模样的地方。 　　龙兴园的主任执意让我看看他们规划中的森林公园和影视城，也许是想证明，这里除了工业，还要有文化和环境保护吧！我站在山坡上，沿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薄雾下，青山绵延，山边绿水缠绕，主任告诉我，那是长江的支流，叫玉林河。山上，树繁叶茂，绿色葱茏。山水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像是一幅水墨画。 　　我不禁又有了联想。 　　大自然就是这样，有天有地，有河流有山川，有大树有小草，有五彩缤纷的百花，有千回百转的鸟鸣。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要有同一种颜色呢？ 　　今天是我此次造访重庆的最后一天，说实话，重庆还在雾里。但是，似乎我又能够看到雾中的某些景致了。我想，重庆的干部在做事，在探索，这是看得到的；重庆在关注民生，在治安、住房、拆迁等各个方面做了有益的实践，这也是看得到的；大多数重庆的百姓还是满意的，这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这样多的质疑呢？首先是对意识形态的质疑，因为过去已经证明了有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是错误了，现在重庆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在恢复，而且没有一个创新的表达方式；再有，就是重庆的主要领导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和非常高的威望，说话一言九鼎，会给人以人治的担心；三是在宣传和表达上，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分清百姓的层次，没有专门对知识精英作交流和沟通的工作，也没有最大限度地说服持有不同看法的人。 　　百闻不如一见，这次到重庆不过70个小时，不过匆匆一瞥，按理不敢乱说，但是，我想，重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这样简单了，不夸张地说，全中国都在盯着这座山城，我也必须把自己的感想吐出来而已，不吐不快，至于也许有人觉得吐出的东西实在不好闻，我只好道歉在先了。 　　终于写完了四篇《雾都日记》，该准备过十一长假了，好好睡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