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

作者: 杨支柱    标签： 彭宇 许云鹤 2011-09-11 10:39 星期日 晴 　　 　　杨支柱 　　 　　继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二审调解撤诉）之后，天津的许云鹤案一审判决再次挑动了人们敏感的道德神经。允许畅所欲言而且无需专业知识也能说上几句的新闻并不多，一时之间人们对许云鹤案议论纷纷，对其他重要新闻视而不见，各地已诉未诉、已判未判的类似案件都被晒出来。围观的人还没有散去，又爆出江苏如皋公交司机殷红彬下车扶一老太反被诬为肇事者的新闻。殷红彬比较幸运，他不但有同车售票员作证，而且车头上的录像录下了事发现场：肇事的是三轮车而非公交车。这一事实极大地强化了人们心中“做好事反被诬”的看法，老人在公共场所跌倒而无人相扶甚至因此死去的新闻此伏彼起，卫生部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无辜受累，人们质问：技术指导能解决缺德的问题吗？ 　　媒体似乎还不甘心。9月8日羊城晚报刊出报道《有人出钱，撑你扶一把》，称华南师范大学的教授谈方主持的“中国好人网”创办了一个“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基金已经募集到4万多元的善款，同时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名律师加入。”谈方说：“不管是谁，见到有老人摔倒你大胆去搀扶，由此打的官司，我们律师免费给你打，你如果真的是败诉了，我们给你赔偿金额，不管多少。有人问我们设不设上限，我们不设！” 　　谈教授的意图当然是很好的：不能让荒唐的判决吓坏了作好事的人们。但是我认为，支持扶助老人自认为被污肇事的人打官司是好事，替他们赔偿却是坏事。我担心，有了这个基金，找好心扶助自己的人索赔的老人会更多，甚至“碰瓷”的积极性也会大涨：原来还怕被告拿不出那么多钱，或许还多少有些内疚；现在不必考虑被告的支付能力，甚至连内疚也不必了，因为帮助自己的人赔的钱最终不是由他自己出的。 　　我还担心，知道有这个基金后，真正的肇事者会毫不犹豫地自称“好心扶助老人反被诬”，以便通过司法无法摆脱责任时找“搀扶老人风险基金”这个冤大头替自己承担责任。录像并非无处不在，也有失灵的时候，无神论的中国人们对证人证言又总是存在很大疑虑，法院的公信力又不高，法官对事实的认定不被舆论认可是常有的事。 　　无论彭宇案还是许云鹤案一审，我都是站在被告一方谴责法院判决的。彭宇案的一审判决完全不顾“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根据完全存在相反可能的“常理”推测彭玉撞了老太太，滥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公平责任原则（无论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还是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都不应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并无视先上后下的秩序错误地认定“双方都无过错”。（详见杨支柱：《即使彭宇确实曾与徐老太相撞》，南方周末2007年9月12日）过错认定的错误也同样存在于许云鹤案一审判决中。老太太不是小孩子，她翻越隔离栅栏的行为依我看应推定为自杀，而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损失是一切“侵权行为”的免赔条件。即使她能证明自己不是自杀，老人翻越隔离栅栏的过错也极其严重，除非他能证明被告正常行车可以避免相撞但因为被告超速、酒驾、制动失灵而未能避免，否则不应由被告承担责任。 　　许云鹤案一审判决不同的是，也许是基于彭宇案的教训，法院并没有认定碰撞事实，实际上是认为许云鹤虽然可能没有撞到但也“吓倒”了老太太。类似的判决以前也有过，郑州市二七区法院“（2007）二七民初字第2599号”的判决书就说：“……不能认定毛先生对张老汉实施了侵权行为，但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公平原则。毛先生驾驶出租车从老人身旁路过对其倒地有一定的诱因力，应分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东方今报2008年1月25日）这样的归责并未如某些专家所言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是违反了损害后果必须与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的赔偿要件。许云鹤、“毛先生”行车和老人摔倒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 　　但是当舆论把这两个判决总结为“好人被诬，法院判赔”的时候，舆论在认定事实上实际上犯了与彭宇案一审法官同样的错误，也是根据“常理”推断出案件事实。这个“常理”是：如果彭宇撞了徐老太并且想逃避责任，他完全可以跑掉，为什么打电话叫徐老太的儿子来，为什么一起送徐老太上医院？然而一个良心未泯的人肇事后本来想承担责任（尽管根据法律他本可免责）、发现事态严重后改变主意逃避的可能，也是有的。从徐老太方面看，人们通常不会恩将仇报，不也是一个“常理”么？ 　　另一种可能，是老太并非存心恩将仇报诈害彭宇、许云鹤，就像殷红彬所救的那个老太事后所说的那样，当时吓傻了，脑袋一片空白，清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是救助人，所以认定他就是肇事者。由于社会上弥漫的人们之间互不信任的情绪，由于总是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判断事实的人性弱点，这种怀疑可以理解。但把怀疑咬定为事实，尤其是面对的是在救助自己的人，这些老太太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主要是这种靠不严谨的“常理”推定事实的思维逻辑，造成了彭宇案、许云鹤案的一审判决，也形成了“好人被诬，法院判赔”的舆论，并且为殷红彬被诬事实所极大地强化。然而我还是相信，恩将仇报不是人类的正常心态，绝大多数老人不会这样对待救助他们的人。社会上弥漫的恩将仇报的恐怖气氛，是思维逻辑完全相同的“受害人”、司法和舆论合力造成的。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一些法学专家也参与了这一有害舆论的制造，他们说判决要考虑社会效果。判决当然要考虑社会效果，但那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社会学解释方法），也就是采用法意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不同解释方法存在不同结论并且难以择决时，应选择社会效果较好的那种解释。事实认定只能遵循证据规则和证明规则，不能靠所谓判决的“社会效果”去倒推。 　　 　　新快报2011年9月11日 　　

2011年09月06日 13:04:52 　　本报评论员 张曙光   　　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婚姻法解释（三）》。此条一出，立刻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其中最引起争议的是根据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买的房子，产权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可视为一方的个人财产。该条还规定，除另有约定的以外，双方父母购房而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可认定为双方按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   　　对此有人认为是“引导婚姻过于物质化”;有人认为是对女性极大不公平，称之为“铁打的房子，流水的媳妇”。更有学者认为这是“吹响了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这哪里是结婚，明明是合伙做生意嘛，而且还没合伙就想着散伙。”   　　其实此前高法曾公布解释意见，收到了近万条的群众反馈。高法的司法解释也是针对近年来司法实践出现的问题而成。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之大的争议，是由于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巨大认识结构性缺陷，使人们很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形成共识。   　　任何社会的建立，除了物质基础（自然环境与人造财富）外，还必须有道德与法律的约束。而伦理道德是最基本要素，在道德约束不足时，则有法律强化之。但问题是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何为伦理道德标准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所以人们寄希望于更加明确的法律规范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   　　然而法律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如果道德基础不健全，法律也力有未逮。〔婚姻法〕是我国建国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受前苏联影响，〔婚姻法〕成为单独的一个法律部门。但西方国家婚姻家庭法律基本上从属于民法。而民法与婚姻法调整的对象各有侧重，婚姻法调整对象侧重于特定亲属之间的人身关系。对婚姻存在的定义是“以感情为基础”。而感情是属道德范畴。而民法是以调整人身财产关系为主，更多强调是人与物的关系。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人们要完全用民法的思路来界定婚姻法的内容，自然就产生了很大冲突。婚姻法中强调的很多精神，如夫妻应互相忠实，互敬互爱，互相帮助等是很难用民法“等价有偿”原则量化的。有网友一怒之下将所有家庭行为都“民法化”：“妻子怀孕丈夫应参照代孕公司价格付钱;过夫妻生活，丈夫要参照XX价，还要更高些付钱;女方干家务，男方应参照家庭服务公司的价格付钱······”。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有两个背景必须考虑。一是高企的房价。虽然房价高企博得了炒房者及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欢呼。但对社会价值观扭曲是巨大的。现在的房价是普通工薪族需要几家人，几代人毕其一生心血而得之。这种以命相博的财产焉能因一时婚姻失败而弃之？二是目前我国婚姻状况越来越不稳定。今年一季度我国的离婚案达46.5万件，较去年同期又增长了17.1%。这已经是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高增长。美国是世界离婚大国，离婚率近50%，而我国北、上、广等大城市离婚率也达30%。“闪婚闪离”越来越多，颇有赶超之势。   　　要稳定家庭婚姻，一是道德，二是法律。中世纪西方国家多将婚姻家庭关系纳入教会法，天主教国家是不充许离婚的。在我国建国后前30年离婚率非常低，主要是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套道德体系约束。近些年西方国家相当重视离婚率增高的趋势，一些国家调整法律，增加离婚的成本和难度。如日本规定如男方提出离婚则男方的退休金将付给女方一半。而我国目前的立法趋势是将离婚案中的财产纠纷由庭上解决放到婚前协议，简化了离婚程序，使离婚更为容易。   　　如果是以强化伦理道德来稳定家庭婚姻关系呢？现在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社会伦理道德缺失的危害性，开展了唱红歌、背诵儒家经典等活动。但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目前的道德文化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二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道德观;三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道德价值观。这三大文化来源目前在中国都有一定的拥趸者，但要确立其中以哪一个为基础也都有一定困难。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如何与商品经济相结合？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社会相结合？西方市场经济价值理念如何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建立完整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需要系统而持续的努力。遗憾是这项工程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所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活动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惑。官员们艳照门中失态表现不断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江苏如 的大巴司机案表明做好事可能遇到民事赔偿风险，社会慈善遭到怀疑，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造成的损失达6000亿元左右。   　　法律不是万能的，好的法律环境还要有道德基础才能支撑。我们完善法律，更要完善道德。（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上一篇： “发展”不可跨跃生命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