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贝儿捷首先认为引发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原因既不在于能源也不在于历史原因，而 是在于政治以及民族主义层面。 首先就钓鱼岛附近的能源储藏问题，贝儿捷回答说，事实上，该海域的能源储藏并没有如此前专家所预估的那么丰富，而且，该能源的开发需要花费巨大的投资。退一步说，即使钓鱼岛地区确实资源丰富，双方也完全可以达成协议共同开发。 其次，作者介绍了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历史，指出，一般认为钓鱼岛是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日本侵占的。这也是中方对日方的谴责焦点。而当初的日本政府认为上述岛屿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荒岛，日方因此否认侵占这一说法。此外，钓鱼岛问题并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他同二战期间美国在日本海域的军事部署以及战后旧金山条约等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那么，钓鱼岛主权问题为何会使中日双方如此紧张？作者认为，中方对钓鱼岛主权问题的理解以及分析似乎要高出日本一筹。中方已经明白不应该继续以传统的狭隘的方式来解决领土争端。中国政府令人惊讶地成功地解决了同俄罗斯、中亚国家以及印度等国的领土争议，虽然，这些争议并没有完全消失。在钓鱼岛问题上，早在邓小平时代，中方就提议暂且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方的立场似乎比较灵活，虽然北京继续宣誓对钓鱼岛的主权，但却似乎无意因此同东京决一雌雄。 日方的立场却恰恰相反，事实上，这并不仅仅由于钓鱼岛，而是在于除了中国之外，日本同韩国与俄罗斯两国都存在类似的领土争议，尤其是同俄罗斯围绕北方四岛的争夺战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一旦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放松立场，那就意味着日本也有可能放松同韩国与俄罗斯的领土争夺，这是日本国内舆论所难于接受的。 中日之间的双边关系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都显得错综复杂，而事实上，贝儿捷认为，掩盖在中日双方的唇枪舌剑的后面，是双方牢固稳定的外交以经济合作关系。中日之间从未象今天那样签署过如此多的经贸合作协议，中日双方的留学生以及观光客的数字一直在上升。中日关系同中美关系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虽然表面上的分歧与摩擦接连不断，但是他们之间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的深层关系坚不可摧。 在这样的背景下，钓鱼岛主权争夺何时可以获得缓解？贝儿捷认为，钓鱼岛争夺战已经成为中日双方的一种政治游戏。众所周知，每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政治危机时，以境外冲突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是政客们管用的有效手段。因此，中国政府十分明白应该在什么时候抛出钓鱼岛这张王牌，鉴于中国民众对中日战争记忆犹新，对屠杀中国民众的日军的仇恨已经隔代相传，反日的民族主义火焰因此一点即然。 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舆论看中国向您介绍的是法国大西洋网站对法国地理学家菲利普•贝儿捷的专访，标题是中日围绕钓鱼岛的猫捉老鼠游戏，本次节目是由扬眉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北京今年在“倒薄”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不像当年江泽民处理陈希同、胡锦涛处置陈良宇那样，罪名一经公布就百鸟息声。虽然师法“文革”那种层表态的的故伎，“倒薄”还是遇到了“红二代”的强大阻力与民间的公开反对声音。一些挺薄者利用在公园聚会广播、写公开信、联名信、在网上匿名发文的方式来 声援薄熙来并谴责中共中央。其原因剖析起来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中共陷入自身罗织的意识形态陷阱 。 1.何谓“意识形态陷阱”？ 共产党统治与历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权不同。世俗政权一般不禁宗教，不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共产党统治既禁止独立宗教，还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从这点来说， 共产党政权比所有的世俗政权更接近神权政治 。 中国在毛时代，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规训国民；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格局无法继续，对思潮与理论之争，缺乏理论兴趣的邓小平，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种种麻烦，下达“不争论”的禁令，对毛的功过采取“三七开”评价，中国从此失去清理毛泽东极左思想的机会，以后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无论资望与能力根本无法与邓相比，只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在第二任期内勉强成形的“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起，成为“毛邓三科”，成为党内奉行的“理论”经典，高校学生的必修课。 但是“毛邓三科”就其思想内核来说，并无继承与发展关系。比如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是其政治思想，即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鄙视知识分子、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而邓小平当年改革破局之始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三者的联合。邓、江的“理论”，正好与毛推重工农的“理论”成相反之势。 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纯粹是一些空话的罗列 ，甚至不代表胡锦涛本人的真正政治倾向。因为胡锦涛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是通过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并主张“以德治国”来彰显其思想倾向，后来大概发现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上的右实在是无法融为一体，才改为不知所云的“科学发展观”。 这些主张相反的理论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中共并未认识其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 2.乘时而动的“毛左” 在中央权威强大之时，最高领导层能压制住各种不同声音，这些矛盾就不显化。但到胡锦涛统治时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显，“意识形态陷阱”造成的各种麻烦就日益显露：最开始是郑州等地的下岗工人藉着推崇毛泽东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经常举行小规模集会；接着就是“老左”与“新左”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语言阐述对毛时代的向往。毛时代被打扮成了一个平等、没有腐败、工农与人民当家作主、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的时代。这些人的信仰真诚度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打着“毛左”旗号的人是看准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险性这点却确凿无疑。他们想的是：这是你自家供在神坛上的理论，我们藉着它说事，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反革命”、反政府吧？ 这时候，“意识形态陷阱”开始显露其作用。对于“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后出生的70、80两代青年来说，中国教育的洗脑式政治学习让他们无从辨别有关毛泽东信息的真假。老一代的工人们由于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失落，有意忽视毛时代普遍贫穷、思想严厉管制、血腥镇压政治异己的事实（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以毛为符号的“红色文化”开始在中国粉墨登场。一幅根据俄国列宾名画“不期而至”的油画被改成“毛主席意外归来”，那画面上的人物没敢将政治领导人列进去，但列上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与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 3.胡锦涛面对“重庆模式”的尴尬 　　 在商务部长任上还一副洋务派作风的薄熙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重庆利用“唱红打黑”，开始了他的“问常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很多人不同，很多人认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督到重庆，只是其“入常”前的一个驿站。我认为， 正是因为薄熙来“入常”无望，才开始“唱红打黑”。“唱红”是为了表示自己以老太子党（红二代）的身份承接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打黑”则是政绩与扫清地盘的需要 。 薄熙来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批不甘心父辈夺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进而毁于一旦的“红二代”。他们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其父辈追随毛泽东创立了红色政权，要肯定这位党酋，就得肯定他的思想及其政绩。他们对现实的解释基本上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拿着民生做幌子， 而现任领导的难处在于：既要承认毛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政治遗产的合法性 。邓的“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却留下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的党内势力用作斗争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薄党挑起的党内斗争实际上是让中共陷足于其中，从此中共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将无法掩盖弥合。 “倒薄”事件上，中共采取刑事定罪而回避路线斗争，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意识形态陷阱”将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中共现代式的“文革”具有很高的隐蔽性，更能迷糊外界，特别是中国的民众。再加上没有第三方的信息来源，使得很多中国民众完全不知道藏人所遭受的痛苦。而且，中共更恶毒的手段是在西藏民众和中国民众之间制造仇恨，制造隔阂——更加造成藏汉民族之间不能积极的交流，这一阴谋手段在2008年制造了惊人效果，而且至今无法消除其恶果。 最近世界媒体聚焦关注中共高层薄熙来和王立军案，而且中国民众也对薄熙来和王立军等的“管制”拍手叫好，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红色中国等极左思想的网站纷纷关闭。更让中国的开明人士放松一口气（虽然非常清楚这是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的结果），藏人也对这一事件非常关注，因为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唤起了藏人更大的恐怖记忆，也担心中共在西藏实施更具体化的“文革”运动。 其实，藏人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的，薄熙来还没到重庆之前中国的张钦差大臣在西藏的言词是一流的文革式，当然工作方式与文明社会绝对格格不入，离文革也是咫尺而已。当重庆大唱红歌，藏人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藏人的记忆中西藏历史上所有的灾难都来自中国四川——从满清帮办到赵屠夫，再从刘文辉到十八军。所以在西藏大门口如此公开唱红，波及西藏是不可避免的事。对于在西藏大搞新文革的中共官员们来说重庆简直就是理论根据和楷模。 如中国大陆媒体报道，“1月22日上午，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自治区党政大院隆重举行领袖像揭幕暨升国旗仪式。举行该活动，旨在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祝福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激励西藏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似海深情，进而凝聚起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强大合力——官方说，当地正在广泛开展“送国旗、送领袖像进村入户进寺庙”活动。目前已赠送国旗、领袖像100余万面(张)。” 事实是：“从2月初开始，在拉萨，绝大多数参加过法会的藏人，都被找上门的警察带走，声称是送去“学习班”接受教育。甚至年过八旬的老人也被带走。而且一直是陆陆续续地有人被带走，据说是因为被“供出来”了。这让人忧心忡忡，不知道“学习班”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又是怎么让人“供出来”的？”不让回家过藏历年。” 近来，中共政府在西藏甘孜理塘县境内开展一项征集民众签名活动，并宣布目前正值采挖虫草季节，民众签字是为了保证不会发生争执和矛盾。但后来民众却得知当局使用这种欺骗手段，在一份包括反对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反对分裂活动和达赖喇嘛和境外藏人策划自焚事件等具有7项内容的文件征集签名后，引发理塘藏人的强烈不满。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的家乡理塘县上木拉乡的两名藏人也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为此当地民众立刻召开会议决定把两名签字藏人从当地部落里驱逐，但两名藏人解释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文件内容，纯粹是受到中共的欺骗后，对两人分别处罚500元人民币。而中共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派遣数百名公安、武警、特警和工作人员到上木拉乡，召集所有民众声称，如果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尽力解决，但在文件上必须要签字。当时，中共工作人员要求一位年迈的老人诉说有何困难时，这名老人表示，自己最大困难的是一直希望能拿到护照，到印度拜见达赖喇嘛尊者，但至今没有被办理护照；另一位老人则回答说，自己的两名兄弟曾被杀害，这是自己最大的心里困难，除此之外，并没有特大的困难后，中共工作人员和军警所有藏人集中在一起，不管是男女老少，随意进行毒打、乱剪头发，并把每个人拉到人群中间进行围殴和批斗，强行在文件上签字等当地局势正在持续恶化中。 中共当局除了在理塘县外，还在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乡新龙县为首的其他地区中也正在进行这一强制性的征集签名活动，但一致遭到西藏民众的反对。 《西藏日报》说，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抽查拉萨便民警务站时强调，“坚决打赢维护稳定的持久战，彻底粉碎敌对势力、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加快推进全区676个便民警务站建设。” “3月15日西藏安多香赤寺僧众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后，多名藏人遭到中共军警武力镇压和拘捕，近日当局又拘捕了香赤寺堪布和其他三名僧人。” “本月初中共当局所谓的工作组在西藏昌都江达县德玛曲廓寺，强行命令该寺僧人在寺院主殿悬挂中共领导人的肖像，以及在寺院殿顶竖立中共国旗，对此，遭到该寺僧众的拒绝后，工作组强行在该寺殿顶竖立了中共国旗。当时一名年长的僧人因无法忍受工作组的精神折磨而去世，而其他僧人也因无法继续待在寺院而离寺回家，目前该寺已变成空寺。 在今年3月现任昌都地委书记罗布顿珠主持召开所谓的严打动员大会，他在大会声称：“昌都地区有大量的僧侣和信教群众，因此，成为了达赖集团的堡垒，昌都地区多个寺院未能有效管理和解决现有的问题”他还号召“坚决认识先进的思想和落后的思想之间的竞争后进行严打等”。” “本月26日，西藏炉霍县法院对今年参加抗议的16名藏人分别判处1年至无期徒刑的重刑。” 以上提到的那一件是合法的？拿中共自己的法律统统是违法的，不用说国际法什么的。而且，中共对待藏人的手段那一点没有继承 “文革”的“优良传统”？ 但是，当中共政府公开倒薄熙来和王立军等，国际社会聚焦关注、中国民众以倒薄、关闭极左思想网站为快之际，西藏的钦差大臣们继续在风风火火搞新一轮的“文革”。 外界一直对中共统治下的“特殊”的“国中之国”，自然也是中国钦差大臣们的“殖民王国”——西藏的统治方式和文革式运动不是很了解。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法律可言，政治问题、泄露国家秘密、与达赖集团有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等等就是“法律”，而且是任何人无权质疑的“法律”。藏人所遭到的抓捕、关押、再教育、劳改、甚至处决等等就以这些为依据的。 每当看到中共高层高谈阔论西藏不能实施所谓“一国两制”时，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自1949年中共侵占西藏起一直实施着“一国两制”。只不过后来对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口头上还有个“港人治港”，但是在西藏的“一国两制”是“汉人治藏”，而且一直是殖民统治。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更滑稽的是中共政府在国际上大叫“解放了”、“藏人当家作主了”、“藏人翻身了”、“天亮了”——想一想这个天还能亮吗？ 当然中共对西藏与香港的“一国两制”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是为了安抚，说俗一点就是骗你，骗死你。那么对西藏的“一国两制”就是有计划地消灭整个西藏民族，整你，整你，整死你—所以西藏这片土地上的流血从来没有停止过，藏人的生命一个接一个——在一百二十万死亡名单上直线上升。 有人说，在西藏的这种文革式的统治模式不是来自中共高层。可是，你相信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里如没有最高领导层的支持、认可或默许，谁敢如此胆大妄为？不可能的。所以，我之前说的中共对西藏实施的特别的“一国两制”是完全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同、支持的。 同样的，这么多年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都无一不是中国政府有计划的消灭西藏民族政策的一部分，无一不是推进西藏民族彻底灭亡。从限制语言、宗教、言论、自由——那一条不是呢？ 因此，最大的声援西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最新报告《中国60年的暴政，论证对西藏的种族文化灭绝》中列出的四个重点如下： 第一，中国政府在对西藏60多年的统治期间，坚持不断地以各种政策和措施，试图以一个符合中共意识形态和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家版本，来取代西藏人民本土文化传统。中共在西藏实行一系列旨在剥去西藏文化要素的政策； 第二，中共在西藏实行的压迫性政策的几点是，中共把本身的利益置于西藏人民的利益之上。 第三，中共在西藏的文化压制和破坏政策是如此系统性的，其恶果如此严重，说明这些政策包含着文化灭绝的成分。 第四，中共针对西藏政策中的这些文化灭绝成分，再加上目前西藏社会中存在的前所未有的汉藏紧张关系、以及由政府支持那些针对西藏人的、带有仇恨和歧视性的声明和宣传，类似的现象在历史上都被认作是种族灭绝的前导。” 这样就更容易了解为什么西藏的“文革”越演越烈。当然，二十一世纪的中共不是六十年前的中共，从手段到方式焕然一新：寺院给你留着，信仰给你禁止；学校给你开着，禁止藏文授课；铁路公路给你修好，禁止自由行走；法律给你摆着，抓捕处决任意…… 中共现代式的“文革”具有很高的隐蔽性，更能迷糊外界，特别是中国的民众。再加上没有第三方的信息来源，使很多中国民众完全不知道藏人所遭受的痛苦。而且，中共更恶毒的手段是在西藏民众和中国民众之间制造仇恨，制造隔阂——更加造成藏汉民族之间不能积极的交流，这一阴谋手段在2008年制造了惊人效果，而且至今无法消除其恶果。 2012/4/30于达兰萨拉 桑杰嘉，民主中国

北京今年在“倒薄”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不象当年江泽民处理陈希同、胡锦涛处置陈良宇那样，罪名一经公布就百鸟息声。虽然师法“文革”那种层表态的的故伎，“倒薄”还是遇到了“红二代”的强大阻力与民间的公开反对声音。一些挺薄者利用在公园聚会广播、写公开信、联名信、在网上匿名发文的方式来声援薄熙来并谴责中共中央。其原因剖析起来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中共陷入自身罗织的意识形态陷阱。 何谓“意识形态陷阱”？ 共产党统治与历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权不同。世俗政权一般不禁宗教，不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共产党统治既禁止独立宗教，还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从这点来说，共产党政权比所有的世俗政权更接近神权政治。 中国在毛时代，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规训国民；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格局无法继续，对思潮与理论之争，缺乏理论兴趣的邓小平，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种种麻烦，下达“不争论”的禁令，对毛的功过采取“三七开”评价，中国从此失去清理毛泽东极左思想的机会，以后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无论资望与能力根本无法与邓相比，只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在第二任期内勉强成形的“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起，成为“毛邓三科”，成为党内奉行的“理论”经典，高校学生的必修课。 但是“毛邓三科”就其思想内核来说，并无继承与发展关系。比如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是其政治思想，即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鄙视知识分子、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而邓小平当年改革破局之始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三者的联合。邓、江的“理论”，正好与毛推重工农的“理论”成相反之势。 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纯粹是一些空话的罗列，甚至不代表胡锦涛本人的真正政治倾向。因为胡锦涛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是通过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并主张“以德治国”来彰显其思想倾向，后来大概发现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上的右实在是无法融为一体，才改为不知所云的“科学发展观”。 这些主张相反的理论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中共并未认识其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 乘时而动的“毛左” 在中央权威强大之时，最高领导层能压制住各种不同声音，这些矛盾就不显化。但到胡锦涛统治时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显，“意识形态陷阱”造成的各种麻烦就日益显露：最开始是郑州等地的下岗工人借着推崇毛泽东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经常举行小规模集会；接着就是“老左”与“新左”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语言阐述对毛时代的向往。毛时代被打扮成了一个平等、没有腐败、工农与人民当家作主、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的时代。这些人的信仰真诚度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打着“毛左”旗号的人是看准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险性这点却确凿无疑。他们想的是：这是你自家供在神坛上的理论，我们借着它说事，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反革命”、反政府吧？ 这时候，“意识形态陷阱”开始显露其作用。对于“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后出生的70、80两代青年来说，中国教育的洗脑式政治学习让他们无从辨别有关毛泽东信息的真假。老一代的工人们由于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失落，有意忽视毛时代普遍贫穷、思想严厉管制、血腥镇压政治异己的事实（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以毛为符号的“红色文化”开始在中国粉墨登场。一幅根据俄国列宾名画“不期而至”的油画被改成“毛主席意外归来”，那画面上的人物没敢将政治领导人列进去，但列上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与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 胡锦涛面对“重庆模式”的尴尬 　　 在商务部长任上还一副洋务派作风的薄熙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重庆利用“唱红打黑”，开始了他的“问常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很多人 不同，很多人认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督到重庆，只是其“入常”前的一个驿站。我认为，正是因为薄熙来“入常”无望，才开始“唱红打黑”。“唱红”是为了表示自己以老太子党（红二代）的身份承接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打黑”则是政绩与扫清地盘的需要。 薄熙来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批不甘心父辈夺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进而毁于一旦的“红二代”。他们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其父辈追随毛泽东创立了红色政权，要肯定这位党酋，就得肯定他的思想及其政绩。他们对现实的解释基本上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拿着民生做幌子，而现任领导的难处在于：既要承认毛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政治遗产的合法性。邓的“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却留下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的党内势力用作斗争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薄党挑起的党内斗争实际上是让中共陷足于其中，从此中共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将无法掩盖弥合。 “倒薄”事件上，中共采取刑事定罪而回避路线斗争，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意识形态陷阱”将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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