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 | 四月，波诡云谲、真假交织的季节
一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这让人想起近年来，网络上不时出现一些让人很不安的声音，一些人怀念毛时代，希望回到前三十年去，以致形成了一种被人们称为“毛左”的思潮。近三十多年，由于跛脚的理论导致跛脚的改革，造成社会跛脚的发展。应该说，这种诉求，有其合理性。 但我们却不能不指出，对毛时代的怀念实在是出于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除了现实的背景外，还由于历史真相被遮蔽而导致的无知。 当政者对文革那段历史讳之莫深，文革纪念馆不让建，有关文革的纪实书籍不准出版，人们对文革的记忆无法通过在公共空间的自由交流传播而成为一种共同记忆，成为一种公共政治性质的历史凭证。 二 推行市场经济，利用资本追逐利润的最大化的本性，推动社会发展，并不必然导致人们不讲信用，不守规则，权钱交易。事实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公民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信用程度、政府成员的廉洁程度，都远远高于我们这个有几千年传统的道德礼仪之邦。 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被瓦解，而新型的契约诚信又未能建立，社会乱象丛生；另一方面，虽然现代化浪潮已经或正在摧毁熟人伦理赖以滋生的社会基础，但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熟人伦理却迟迟难以退出，强大的历史惯性，依然左右着人们的生活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其实，无论是贫富两极分化还是大面积腐败，是由于一个根源于前三十年的原因：虚幻的公有制——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质上的权力占有。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是一些人钻了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型这个特殊时期，权力对国有资产对社会财富仍具有几乎是绝对支配权这个漏洞。 三 重庆的唱红是利用公权公费，群众集会式洗脑，巧妙地把一些民众对毛的怀念这笔大可利用的遗产接过来；打黑是超越法律程序，以疾风暴雨的运动方式，高调惩治黑恶和权力腐败，迎合、操控和利用民众普遍仇腐仇恶仇富的情绪，为自己的野心造势。 上述两方面，已经把邓小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带有政治遗嘱式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四 当刘少奇手举宪法，向前来揪斗他的红卫兵申明自己是国家主席，应受到宪法保护的时候，没人把他的话和他手中举着的宪法当做一回事。因为在此之前，他也不曾把宪法当成一回事。他曾带头喊毛万岁，要求民众把毛当做大救星，他不仅是造神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是主导者。 被开除党籍的省委书记程维高生前反思：我当书记时，副厅以上干部命运可一言而决，“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啊。”“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 权力腐败是结果，根源是制度。没有在野党时时刻刻觊觎威胁，没有反对党吹毛求疵找茬，没有独立司法机构的最后裁决，没有立法机构的密切督责和掣肘，没有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任何组织或政党都会懈怠懒惰愚蠢甚至狂妄，以致腐败和走向反动。所以说，不是什么人要打倒他们，是其每时每刻自掘坟墓。 在宪政民主政体下，权力被关在法律的笼子里；在专制极权政体下，法律被关在权力的笼子里。 五 吴伯雄会见胡锦涛时，提出“一国两区”的概念，以回应大陆坚持的“一国两制”。 网上有篇文章，题目是《“一中”原则下民主终于也可以谈了》，引用了 2012 年 4 月 10 日的《环球时报》的披露，“台湾中央社称，被称为大陆领导人文胆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9 日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包括民主和一国两区都可以谈。大陆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余克礼称，外界以为大陆害怕民主是误解，大陆民主需要完善和发展，但要根据国情推进，太快会翻船的。” 套用 “一国两制”的谐音：“一国良制”好！ 六 温总理在 3 月 14 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最后说的那番话，那是他以总理的身份最后一次面对记者，这两点使那次记者招待会成为温总一次具有决绝意味的亮相。 这使许多原来对温总抱有误解的人们改变了看法，开始为温总加油。而且人们一旦改变看法，立即成为热情的拥护者追随者。 我想说，即便温总真诚如此，也请切记，不要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特别是什么大人物身上。抱有希望，但不依赖，自己继续努力。 温总理要求重庆领导人必须反思，吸取教训。其实应该反思的何止重庆领导，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反思，为什么毛左阴魂不散，为什么总是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为什么总是走不出封建专制这种落后和灾难性的社会制度的恶性循环。 中国人长期在一种专制的社会里生活，以至于从思想到行为，早已经麻木、无意识、一代代人的传承、甚至通过遗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习惯当一个专制制度下的人，习惯被专制、被奴役。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勇气反思自己：不仅仅是反思自己民族的历史，更要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反思自己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在多大程度上为专制制度提供了存在的基础，反思今后该如何调整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思考自己今后应该为社会变革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 七 即便将来某一天，民主宪政制度在中国尘埃落地，那并不是终点，只是一个新的开始。 美国立国 200 多年，正是宪政民主制度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历史。 民主制度本身不是一个完成的形态，而是一个开放的形态，一个需要不断改善、不断改进、不断改良、不断完善的形态。 八 想起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一段话：“如果假设群众的朝三暮四和过于健忘，意味着他们的极权主义心理妄想已被治愈，那将大错特错，这种心理妄想时常表现为希特勒崇拜或斯大林崇拜；事实上，这种心理妄想是难以治愈的。” 每念至此，一种绝望黑潮般地淹没过来。 每陷此境，心中又会响起另一个声音，不能放弃。 已经有台湾、香港在那里，我们也有理由抱有希望。 九 想起波德莱尔《荒原》中的句子： 四月是残忍的月份，哺育着 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 记忆和欲望 （ 刘亚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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