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 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向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杨继绳：邓小平的最后一搏——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回望 进入专题 ： 邓小平 南方谈话    ● 杨继绳       南巡背景：改革面临挑战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大批外国投资者离开了中国，1989年七八月间，我与同事叶奇元到天津开发区采访，若大的开发区宾馆只有我们两个人住，整个开发区没有见到一个外国人。在对外开放面临困境的同时，批评改革的声音也很强烈。     当时有的报刊批判改革的政策和方向：说改革的“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说“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说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说“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这这些批判文章还把这些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出现了停顿和倒退。     面对改革形势的逆转，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上海。他在上海进行了多次视察，针对上述批评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说：“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3月2日、12日，4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北京的报纸应当知道“皇甫平”几篇评论的思想来源，但不加理采。有的报刊还组织了批判。针对邓小平谈话中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的说法，有人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认为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号召人们要对后一种改革作坚决斗争。有一篇题为《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文章第一段就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资还是姓社’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这篇文章的结尾直指邓小平：“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在高声呼唤“姓资姓社”，在强调“两种改革观”的同时，防止和平演变一度成为主流思想。有人认为应当将“反和平演变”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应当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一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学员是省委书记和中央部长。还准备在农村重新搞“社会主义教育”。反和平演变将要压倒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临挑战。     这些，实际是新一轮批邓潮流。面对这一潮流，他最担心的是改革开放事业夭折。          南国卷起“邓旋风”          邓小平不能不迎战这一潮流。他88岁了，来日无多。他要最后一搏，决定又一次南巡。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谈话中有些内容的批评台上的人；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首先针对想把“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变为“两个中心”（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的那种思潮。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南巡时邓小平对企图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发出警告之后，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的行为。他回击了“两种改革观”的指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姓“资”还是姓“社”。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敢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针对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邓小平再一次强调一年前在上海的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批评了左派理论家，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邓小平南巡虽然有风险，但不是没有底。他虽然没有当军委主席，但还有支持他的杨尚昆兄弟执掌军队。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主持军队工作的杨尚昆紧随邓的身边。邓在深圳期间，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2月1日，邓小平到上海，杨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邓杨二人“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春节。”明眼人一看便知，邓、杨的这些举动和媒体的着意宣传，是显示军事力量为邓的南巡“保驾护航”。     南方?起了“邓旋风”。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报道。可内地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在北京，从南方传来了大量的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春节期间探亲访友，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人们传阅2月4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这篇评论透露了南巡讲话的一些精神。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肯定了邓小平南巡讲话。     在1990年、1991年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的风潮平息。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告，大量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们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邓小平南巡的冲击波改变了北京政治力量的对比。2月28日，中共中央整理了这个讲话的要点，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讲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实际上，这一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就是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指导思想。          邓小平南巡的两面影响          邓小平南巡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完全放弃了他在1980年和1986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1980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针对有人对“六四”事件的批评，他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党内传统力量借邓小平这些谈话，使改革倒退：“政治改革”成了敏感的词语；差额选举变成了等额选举；各省人大主任由省委书记兼任，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实际被取消；经济工作中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强，市场化程度削弱。     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群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减少，对公共权力的制衡的力量越来越弱。这两方面造成的结局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加上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也可以称为“权力市场经济”。权力操纵、控制市场运行，权力进入市场交易。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社会分裂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群体。少数权势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相当大的部分。弱势群体受到盘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至今成为困扰中国的难题。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进入专题： 邓小平 南方谈话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36.html    

张维为：邓小平如何思考“中国模式” 进入专题 ： 邓小平 中国模式 南方谈话    ● 张维为   　　     【观察者按】值此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各方纷纷展开纪念活动。如报道所言，邓小平当年已经没有任何公职，但之所以讲话能产生巨大影响，并为后来召开的十四大定下主题 ，在于讲话的内容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如本网所发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先生的回忆文章，“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策划者抓住时代脉搏，从而开一时之风气。但是在大量纪念文章中，难免不少六经注我之辞，一些纪念者忘记深测大势、人心，而是对讲话断章取义，任意发挥。我们纪念南巡讲话，不是要在个别字句中探寻微言大义，而是纪念一位伟大政治家对中国发展道路所做的不断的、实事求是的探索 ，由此，我们还应当将目光放长，同时回看邓小平在更早时期对中国未来的勾画。          邓小平南巡讲话已经过去20年了，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3亿人口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规模和速度崛起，引来了整个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讨论，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本人的思想无疑是中国模式形成的关键。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以一名英文译员的身份近距离接触这位伟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代，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也往往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展开，他本人也经常有意识地通过这些谈话来阐述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我谨回忆几段往事缅怀邓小平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与金日成谈“解放思想”和“北方谈话”          我是1983年夏天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持续了近5年。为了做好“国家队”的翻译工作，外交部当时破例允许我们这些新手阅读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这使我有机会较早地了解到邓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其中邓小平1982年9月多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坦诚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金日成与邓小平曾谈到朝鲜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歉收，人民口粮不足，并向邓小平介绍了朝鲜克服困难的一些具体方法。我注意到邓小平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而是与金日成长谈了中国近年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思想路线的变化，并坦言只有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才可能形成正确的政策。     邓小平向金日成详细介绍了他1978年9月访朝后视察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时所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后来被人们称为“北方谈话”）。从邓小平1978年的“北方谈话”到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许多思路的形成轨迹。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三省沿途反复讲“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说他1977年7月复出后，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特别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还讲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还展示了他强烈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他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反复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全国上下还是政治挂帅，正在大规模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则认为要适时结束这一运动，果断地把整个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还特别告诉金日成：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正在“打开新路”。其实，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已经对这条“新路”作了阐述，即中国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邓在“北方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按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这也是当时关于经济改革的表述方法。邓小平说：“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工作汇报时指出，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他在长春视察时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他强调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 在大庆视察时，他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每天开机几小时？听说每天只开两小时，他不满意，说那不同算盘差不多了，花那么多钱做什么。他指示要把计算机设备利用起来。他还说：计算中心要统一规划。从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来，形成一个网，像电网一样。必须保证每天工作24小时，谁用谁出钱。邓小平对新技术和新管理观念的了解可见一斑。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有感触，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小打小闹，力图通过小修小补来摆脱中央计划经济困境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明确主张：解决经济困境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在于“实事求是”，在于改革开放，在于探索一条“新路”。换言之，中国考虑的早已不是“治标”，而是要“治本”。邓小平同志的这种远见和勇气为后来中国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如果当初中国还是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之内进行微调的话，那么中国今天的状况恐怕不会比我们的北方邻国好多少，哪里会有今天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一些基本特点，如“实事求是”的思想、“民生为大”的理念、“对外开放”的思路在邓小平心中早已酝酿成熟，并在“北方谈话”中作了初步阐述，之后才举行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与穆加贝谈“社会主义”和“稳定优先”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1985年8月28日。那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为了准备这次会见，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包括穆加贝1981年来华访问时，邓小平与他会见的谈话记录。那次谈话中，直率的穆加贝认为中国正在搞“非毛化”，邓小平给他作了耐心的解释，告诉他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主席，并指出中国还将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但穆加贝还是担心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4年后的这次谈话很有针对性，甚至有点戏剧性。     那天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保持社会主义。邓小平答道：“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还明确地告诉穆加贝：“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过，邓小平的这段话后来曾被一些人曲解。他们认为每推动一项新的改革措施都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种整体观，即通过各种办法，包括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发展生产力的措施，来增强和壮大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经过上海时，曾指着一台从国外进口的先进仪器开玩笑地问陪同人员：你说这台仪器姓“资”还是姓“社”？并自己回答：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还给穆加贝解释：“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向他介绍了中国公有制领域内的改革探索，包括农村解散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土地公有、包产到户、长期不变；包括利用外资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形成补充。他很耐心地给穆加贝讲解中国的三资企业，掰着手指替穆加贝算了一笔账：“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本人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解释，觉得很新颖，把三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逐项抽出来分析，的确是精明的算法，也为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为中国“混合经济”模式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他又明确地把最后的落脚点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提到的不搞两极分化，对中国今天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也是一种警训，但他当时也明确地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是注意到了这一点。”邓小平一贯坚持公有制占主体，我想他的一个主要考虑是：只要中国的公有制仍占主体，即便贫富差距由于种种原因一时拉大了，国家最终还是有能力和财力来逐步缩小这种差距的。     邓小平花了很多时间向穆加贝介绍极左路线给中国带来的祸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悲剧，但他也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愉快的会见，说：“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81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     我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在正统思想支配下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反复琢磨过的东西。至今一些国人仍称这四项原则为“四根大棒”，但邓小平则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其中任何一项的动摇都会给中国带来动乱。邓小平显然是在用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来解释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极其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适应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西方主流的观点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权才有合法性，才能实现现代化。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根本走不通的，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就可能变得毫无希望，甚至分崩离析。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化成一个以实现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和强势的政府来保持政治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现在看来一个比较中性有为的“强势政府”确实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邓小平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解释：在中国，没有这四条原则，就会形成亲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垮”。他说：坚持四项原则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是强势立论，在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认定的理，寸步不让。     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这种观点在中国的民间，特别是知识界都不是主流。经历过数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带来的精神创伤，广大知识界盼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高举“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的大旗，一时在中国引来不少羡慕和赞扬。当时中国许多人和整个西方都看好戈尔巴乔夫，不看好邓小平。     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吊诡：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政治改革没有产生他所预想的结果，而是导致了国家迅速解体和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尽管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他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至于邓小平防右的思想，看似老生常谈，而实际上却包含了容易被人忽视的弹性空间。就在会见穆加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点，邓小平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邓当时对尼雷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实际上，邓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过这个问题。邓讲坚持党的领导，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和毛泽东思想，但反复强调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则赋予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内容。可以说邓小平用共产党的传统话语，为中国政治今后的发展和变化预留出了巨大的创新空间。我想只要认同中国需要的是体制内的改革而不是革命的人，迟早都会理解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坚持。     邓小平这次谈话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反复解释了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执著的穆加贝还是不放心，他对邓小平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习惯性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大政治家是回避暴力的。邓小平不宣扬暴力，但他的切身经历使他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混乱和动荡。我后来做过一个粗粗的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140年间，中国持续的太平年景最长没有超过八九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乱。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最后，正是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把追求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终于使国家走上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快车道。     我后来替邓小平做翻译，几乎每次他都谈到“中国不能乱”这个主题。不管如何评论这些年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不管中国的体制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国今后变革还会经历多少迂回曲折，邓小平“中国不能乱”的观点似乎已成为今天中国多数人的共识，这是弥足珍贵的。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曾很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予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小平的肺腑之言，也是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时特别需要铭记的。     过去的20多年里，就我自己走访过的国家中，由和平转入动荡乃至战乱的国家就有数十个，原因各异，但经济停滞不前和民生凋敝往往是主因，而西方势力的策划和煽动也是一些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超级大国苏联瞬间四分五裂，黎巴嫩重陷战火，科特迪瓦冲突加剧，巴勒斯坦内部火并，索马里变成海盗国家，刚果（金）爆发了非洲的“世界大战”，一个和平繁荣的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一分为七。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沃克维奇先生曾是我的学生，并为我写过一篇比较铁托和邓小平的论文，他是这样结尾的：“铁托死后，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邓小平死后，他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这也许是对邓小平及其治国理念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与罗林斯谈“实事求是”和“中国模式”          在邓小平会见穆加贝之后不到1个月，我第二次有机会为邓小平做口译。那是1985年9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在两届党代会（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中共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可见会议要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邓小平作了开幕式的讲话，提到过去的7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这个会议还有两大看点：一是领导班子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邓小平一直期待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回过头来看，这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今天不少国家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都是领导人终身制导致了无能政府永久化和百姓的怨声载道。从这次党代会开始，中国政治有序接班的进程逐步形成，这无疑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关键举措。     第二个看点是会议提出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七个五年计划与过去的六个五年计划相比使用了不同的名称。过去的名称只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而现在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多了“社会发展”几个字。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五年计划的内容已经不限于经济，还必须考虑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这个趋势延续至今。     邓小平那天是参加完党代会开幕式直接走到福建厅等候加纳客人的到来。邓小平在福建厅稍事休息，大概只有七八分钟的光景。外交部部长助理周觉刚要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则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然后问了三个简短的问题：“加纳政局稳不稳？”“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加纳和西方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周觉一一简要地作了答复。回想起来，邓的三个问题表明了他对非洲问题的熟悉。非洲发展的最大困境主要是政局不稳，老百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国家居多，与西方的关系总是处于两种极端，要么是全盘模仿西方，要么是全盘拒绝西方。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也都面临这三个问题。邓小平治国的特点是善于在关键的时候抓住关键的问题，把这些关键问题处理好了，国家就走上了正轨。邓小平指导下的中国崛起的特点就是在确保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全力改善民生，提高综合国力，借鉴西方一切有益的经验，但趋利避害，决不失去自我，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力求逐步超越西方。     大概还沉浸在党代表大会的气氛中，邓小平会见罗林斯一开始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刚刚开幕，我刚从会场过来。这次会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7年的经验。”罗林斯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表示祝贺，他说：“中国正在出现迅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人民所欢迎的。”邓小平说：“这些成绩还是初步的，但我已经可以这样说，我们制定的新的方针和进行的各项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这7年中国发展得比较好，也比较快。这也证明我们提出的自1980年至本世纪末的20年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甚至能够超过。”     那段时间邓小平的心情特别好，他最关心的几桩大事都处理得比较顺利：农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区建设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新老干部交替平稳进行。邓小平告诉罗林斯：“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我感觉他好像松了一口气，这很像一个老师给自己指导的实验打分：结果不错。     罗主动谈到了加纳人缺乏理性，所以近20年来，加纳经历了许多困难，但加纳也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了不少东西。邓小平接过了他的话题说：“一个国家经历一些波折，这当然不是好事。但是波折可以成为教员，使领导人受到教育，也使人民受到教育。”邓小平这番话的顺序很有意思，先是讲“使领导人受到了教育”，然后再说，“也使人民受到了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之所以能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政治精英和百姓都亲身经历了过去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悟出了许多有益的道理。邓小平告诉罗林斯：“现在，中国人民上下一心搞建设，也是因为有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人民有个比较，那10年是什么情况，这7年又是什么情况，人民一看就清楚了。”后来我注意到这是邓小平治国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让人民获得实惠，然后让人民自己来比较，人民不会愿意回到激进思潮泛滥的动荡年代。     罗林斯告诉邓小平，他还要去厦门访问，邓小平很高兴地说：“那是我们的特区，有一些成绩，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当罗林斯请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邓小平进一步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然后吸了口烟，补充道，“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可以说，邓的这些话是对中国“渐进主义”改革模式的很好描述。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推动了渐进改革。中国不是放弃自己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中国的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续渐进，出现的问题得以逐步纠正，最后通过不断试错和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这种方法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国情。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     会见结束前，邓小平建议罗林斯“看一看我们去年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比较好地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这个文件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中国经济界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是当时党内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成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奏。     罗林斯说他期待着阅读这个决定，并说“中国发展模式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希望您多多保重身体，不仅中国需要您”。邓小平回答说，“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去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就好”。后来我陪罗林斯去厦门特区访问，他一路兴致盎然，说中国的不少做法对加纳有启发。他还对福建省的领导说：“西方人总是给你规定一个模式，只能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千万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而是要实事求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是一种西方远远不及的智慧。”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还有一些争论。其实，就我自己的回忆而言，邓小平从未回避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邓小平的话语中，“中国模式”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就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同义语。今天国内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确实有点令人诧异。以我自己的了解， 邓小平至少从三个角度多次谈论过“模式”和“中国模式”：一是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例如，他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1990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二是评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时，他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例如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8页)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如上所述，他在会见罗林斯时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好”。在1988年5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他又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我们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种误解。第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现在不少文章都说美国学者雷默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们在基本肯定雷默对中国模式研究贡献的同时，也要知道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明确使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多次使用，并在1988年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软实力，把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拱手让给他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所以还是慎用“中国模式”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这个词确有“示范、样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种被世界广为接受的含义，即对某一种事物或现象进行的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于英文中的 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 （某种有规律的行为或现象）。 所以“中国模式”指的就是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和思路”的归纳，就像我们过去30多年中无数次用过“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模式”、“重庆模式”等概念，它就是对一个地区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毫无强加于人，模式输出的意图。     第三种误解是强调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其实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已经取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带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已经震撼了世界。至于一种模式是否定型，这倒是可以商榷的。其实，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的，都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一旦认为它完全定型了，恐怕这个模式就开始走向衰落了。美籍日裔学者福山20年前曾提出过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历史就终结了，结果这20年正好见证了西方世界不断地走衰。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西方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否则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模式，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但其主要特征已经形成，并将继续指导中国的进步。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思路和思想无疑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关键。我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把中国模式归纳为八个特征，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用我自己的语言对邓小平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从“北方谈话”到“南巡讲话”，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思想演进的过程，看到邓小平思想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天有必要把中国模式确定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并形成整个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基本认同。羞于提“中国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一种政治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正是导致中国今天不少问题的根源，它已经导致了大国小民心态在一定范围内的蔓延和许多人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不朝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     其实中国模式形成于高度的国际竞争之中，所以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成绩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它也给西方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中国模式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它已经不害怕和西方模式竞争。     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谨作此文缅怀这位伟人的睿智、远见和勇气，缅怀他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我相信在他所开创的中国模式指引下，中国将会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并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作者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2期。）    进入专题： 邓小平 中国模式 南方谈话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650.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观察者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