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方可成 | 与叶小文谈改革

叶小文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正部长级),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 两会期间,我与叶小文就改革话题进行了访谈。部分访谈内容发表在3月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上,以下是足本访谈,内容经过叶小文审定。 方可成: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改革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您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力量跟过去比起来,是否在衰退? 叶小文:改革力量是不是在衰退,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改革的紧迫感确实好像比原来淡薄了。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上世纪70年代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对这种紧迫性、这种压力的感觉不是很强烈。 不强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上层还是明显意识到了压力,基层的危机感也是有的,明显感到危机四伏——当然机遇也很重要,但危机明显是在增强的。 方可成:您认为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分别来自哪里? 叶小文:改革的动力,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也不是哪个政治家、理论家呼吁和设计就推动了的,而是被逼得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邓小平和其他理论家总结了大家的意愿,摧枯拉朽就起来了。 现在这样一个氛围不行,大家的紧迫感不够,要说动力不足,主要在这里。本身对于改革的分歧也很多。 方可成:最近人民日报的评论提出:宁可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您认为改革如果难以推进,会有哪些危机出现? 叶小文:的确,危机逼出改革,不改革加剧危机。但危机不等于惊慌失措,不等于否定前面的成绩,大家确实应该在成绩上更进一步。比如“中等收入陷阱”、“低质民主陷阱”,很多陷阱摆在前面,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进去。一垮起来又不是没有先例,苏联一解体,哗的就垮了,快得很。所以,现在也同样,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必须要改的,已经没有退路了。 中国整个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艰苦的转型、攻坚阶段,到了一个搞得好能上去、搞不好很容易垮下来的阶段,还要加上外部的压力等等因素,有各种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所以要形成改革的共识,现在更需要理性地、深层地理解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 方可成:许多学者都认为,现在地方上的改革难以深化,关键要有改革的顶层设计,也有人认为改革应该自下而上,您如何看待这两种意见? 叶小文:现在改革进到这个阶段,更多需要统筹安排。比如,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政治改革优先,还是社会管理优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他们认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亚洲“四小龙”当年也是这么走的。这些需要宏观的理论顶层设计。 但是,真正的改革创造性和改革动力,一定是来自基层,来自下面的创造,那是设计不出来的。动力在哪里?你要善于把大家的、底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新中国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当然是共产党的顶层设计带领大家,但是真的把全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共产党后来又错误地调动了一次全民大跃进,就调错了。 所以,应该是二者的结合。过分强调顶层设计,那就等着上面设计吧,上面设计好了我们就改,那肯定不行。上面的设计一定是来自底下、来自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对人民需求的了解,然后很好地把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发动起来,我主张二者的结合。 方可成:你认为是否有“中国模式”一说? 叶小文:所谓“中国模式”,这是看由谁来说,我们自己就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种要在全世界成功地发展经济、走上坦途的模式,恐怕现在还为时过早。我们也只不过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很多东西没看明白,过早说模式就要让别人学,吹得太早。 中国当然要走自己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中国模式”在形成,但是说中国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已经走上了坦途,先别吹,太早了。 方可成:就改革的顺序而言,您眼中有无一个路线图? 叶小文;我觉得从总体上改革顺序要看对谁说。对群众要多讲:先经济,再社会,再政治,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能急,中产阶级起来了,理性的思考多了,这样的民主才有质量,这是对下说的。 对上还真要有紧迫感,如果也这么说,那好吧,我们等着吧,那不行。在上面指挥的总要有预见性吧,走这一步就要看下一步。上面是看下一步的人,而下面就多看眼前这一步,把这一步走好。如果把上下一般说,每一个人都要看几十步,他自己这一步不走,怎么行呢?看几十步的人在上面呢,得看远一点。所以上下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方可成:您说的上面要看远,是指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嘛? 叶小文:那当然应该是的,党内民主,政治建设。有这样的规律,经济一发展,民主的呼声就会强烈。对下面不能鼓吹多了,否则很容易“大民主”就会起来,农民还没吃饱饭呢,没吃饱饭先要民主,那种民主是低质的民主,搞不好是暴力的民主,是荒唐的民主,是“大民主”。加上现在互联网、微博的发展,“大民主”可以来得快得很。现代科技手段可以加速放大过去的“大民主”,一不小心很快就来了。你也不能卡互联网,也卡不住。 这种形势下,我觉得还是站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就是改革意识。 方可成:你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是悲观还是乐观? 叶小文:那肯定要乐观嘛,中国悲观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中国的改革没有退路。问题越多,挑战越大,越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改革中枢”能否重生 改革起航的关键时刻 访法国汉学家潘鸣啸 重观《小武》:明天你将成为谁的新娘?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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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 深化改革要统筹全局重点突破

   一、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要说改革困境,先要讲改革的难题。当前,最大的难题在四个方面,即劳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 第一个,劳资关系。这太需要改变了。工资上不去,怎么提高消费的比例?新劳动合同法没有得到落实,工会起的作用远远不够。这些非常重要,但又都没有做好。调整劳资关系是广义的,他们的保障,他们的工资,都在内。劳资关系不调整,问题很大,加班,过劳死,这些问题非常突出。 第二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至今,理论界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作为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如果这个关系法治化,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就会降低。地方做什么,中央做什么,定好。该地方做的事情,中央一定不要管。比如房产税,或者说财产税,这个税一定是地方税,中央放手,收与不收,完全由地方决定。 国家发改委主要任务应该是使用经济杠杆落实产业规划。中央银行控制你的银根就行了,控制你的利率、准备金率就行了。如果涉及跨省的利益,中央要协调。省内的项目,中央最好不要干涉太多。 民主政治怎么搞?民主政治要搞,一定得有地方自治。首先你得在集权框架内,做一些准备工作,把权力下放,到时候再推进,困难和阻力就要少得多。 第三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该国家管的国家管,该社会办的社会办。政府管的事情,和交给社会管的事情,要分开。 第四个,要处理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土地的使用,有私人的层面,也有公共性层面。公共性问题靠规划和用途管制来解决,不涉及狭义的产权;私人层面的事情就不要干涉。集权不要干涉,民主也不要干涉。不能说三分之二的人通过,就可以把人家的承包地拿走。这是公民个人的财产。现在,农村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焦点都在这儿。对农民的承包权,没有谁有权力说拿就拿。如果要拿,一定要通过法治程序。比如说法院要介入征地,一定要是重大公共利益的要求。 这四点,是四根难啃的骨头,也是四个方面的困境。这是改革长期的任务,脑子一定要十分清楚,并作为长期的战略来抓。 二、下决心做好产权改革 要说改革的共识,第一个共识就是,改革确实要“真改”。 第二个共识,可能有些人反对,但我要强调,那就是改革要渐进地改。 第三个共识,改革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解决自由的问题、民主的问题、稳定的问题、平等的问题。自由、平等、民主、稳定,都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学术界不爱讲“稳定”这个词。大家都非常喜欢罗尔斯,他讲了自由、平等、民主,但他也讲了稳定,但是,我们不爱说或有看法。冒冒失失地做些事情,风险很大;社会不稳对老百姓是有坏处。 这四个问题,要分个层次,焦点是自由,而解决自由问题的焦点是产权改革,后面的平等、民主、稳定,主要是公共领域的事情;而自由是全局性的问题。没有自由,没有产权改革,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谈。有了这个共识,改革的操作者要下决心搞好产权改革,在此基础上考虑平等、稳定、民主的问题;后三个是公共领域的分权问题。改革在逻辑上要有先后次序。 我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产阶级没形成,怕在激进改革条件下演化出暴民政治;第二个,要高度重视中华民族认同。要精心塑造中华民族主体,否则必有后患。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改革的风险就大大降低。有风险,也会是在可控的小范围里。 政府转型的共识也要达成。不该政府有的权,政府不能要,该分给社会的分给社会,该分给下级政府的分给下级政府。 民富一定要优于国富,这同样应该是共识。民不富,国怎么富?还是要藏富于民。一定要让百姓衣食无忧,才可能创新。“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在收税,在向民间采购。例如,私营企业造了尖端武器,国家可以采购。没有民富,你收什么税,你采购什么? 三、解放思想是最大的动力 动力就个词本身不好定,最好说是启动。如今,真该认真想想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了。 比如,过去,靠“革命”重新分配了土地,现在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用老办法,但有的地方政府下一个通知就征用了土地。显然,这是很不合适的。我们需要从“革命”的观念,转向真正“人民共和”的观念。 另外要注意利益分配应遵循的原则,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要保持,在市场调节的过程中,权力要受约束,凡是妨碍私人领域自由的,都要清理;凡是保障私人领域自由的,都要支持。 要重新认识“公有制”的内涵。其一,国家对重要资产(如一部分土地)的使用进行合理干涉,用税收杠杆对其“公共性”导致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调节,是更有意义的“公有制”,而不必非要拥有这些资产。其二,公有资产的使用权也可以“物权化”,成为公民的财产,例如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就应该是农民的财产权,要像保护农民的私人存款一样去保护。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在改革中就会减少很多人为的阻力。 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社会对话环境。媒体和社会团体要参与和促进社会合作,特别是推动社会各界和政府之间对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实现社会合作、创建和谐社会的行动中枢。对于重大公共事务,人民代表大会可组织公开辩论,组织听证会,以便把争论纳入“主渠道”,比民间自发辩论更有利于社会和谐。总之一句话,一定要交流。社会心理学上有一句话,没有交流,就会有陌生感;有了陌生感,慢慢就敌对。政府首先要放下身段,要深入民间,广泛对话,不能走马观花。 四、把现有改革空间利用够 我不知道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我只能说我希望的突破点是什么,那就是更深地推动中国的市场化;而其核心是保护的财产权。还是产权问题。  从别的国家的经验看,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主进程是从上而下的,但是,直到现在,发达社会的基层民主建设还远没有完成,一直在做。比如,英国 1999年才恢复英格兰议会;意大利是“国家的民主制,地方的帝国制”,总理是选举的,但省以下的官员是任命的,后来也在改。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也在改。可见,民主政治发展是个长期过程。民主只是公共领域的游戏规则,不能覆盖全社会。必须要认识到,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自由一定在逻辑上先于公共领域的民主。 现在,大家都在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多深算深,多浅算浅?更需要考虑的是,在现行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之下,改革的空间还有有多大?我认为有空间。把可利用的空间基本利用够,有利于降低风险。司法的独立性增大一些,可以吧?产权改革可以吧? 要说改革的智慧,那就是一定要有风险意识。把容易改的事情,容易做的事情,都做完。在此过程中,涉及体制的改体制,涉及权力的调整权力,步步为营,步步推进。 关于改革的突破,我最想说的是:要把握好节奏,自由、平等、民主、稳定,这四个步骤要把握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了解情况,保持勇气。 还有细节问题。现在,在改革突破的问题上,搞政策研究的和执行政策的,往往是两张皮。搞政策研究的人,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但是,有些执行政策的人却相对保守。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法律必须遵守;必须落实;但我们有些时候立了法律却可以不执行。现在红头文件的权威也下降了。这种局面不改,改革难推进。 (上周二与新京报曹保印谈改革。今日新京报纳入以“改革五人谈”为标题的采访报道。另四位先生是迟福林、袁绪成、郑永年、周超。这里是我自己在发表前改定的,发表时略有删节。本人帖至这里又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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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斯伟江:关于政改困境的通信

给斯伟江的第一封信   小斯:   首先,收到我的Email,不要震惊,我们也是人,不是神,西谚说,离群索居者,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生活圈子的。正如我以前公开说,我也上网看东西。即使不上网,周围讨论政改的人也不少,毕竟,我们才是当事人。在局外的人都讨论政改的必要性,很多都是基于破的角度,似乎,一改就一了百了。但是,没有考虑到政改的困难。我们看过社科院某些人的方案,也听过体制内学者的分析,最后自己权衡再三,发现,当下政改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你们的想象。你的文章我也读了,似乎能摸到一点点门道,然而,在民间的人,即使有多少名望,有多少才华,却找不出一个人具有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最优秀的也不只是空谈理论的人。(伯克语),当然,你不必沮丧也不必高兴,你不是前者,却恐怕属于后者。   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其实也承认。但是,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不小心,是要翻车的。给你打个比方吧,中国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学者基本上是刚考完驾驶理论的人,而我们这些人(你可以称我们为老朽),却是开了多年车的人,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道路情况,却无法代替我们驾驶。这驾驶技术,不是说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可惜的是,你们没这个机会练习,因此,可以告诉你,不管政治局面如何改,驾驶员只能在我们这些局内人中产生,你想想叶利钦吧。即使那个得奖的人,今后的作用,也无非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而已。   第一个难题,历史障碍。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的。因为这种体制很难改革。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是,欠债太多,积重难返。第二个理由是,宪法难题。第三是,意识形态。   历史欠债   先讲第一个问题,你看一下建国以后的历史就知道了,不必多说。即使,当下,也是因为建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得益了大部分人,得罪了不少人,就其总量,后者数量是不小的。从这六十年的历史,积累起来得罪的人,这债务不小,要是容许他们自由要债,结果是什么?大部分得益的人,或许还因为分配不公等原因,基本上算沉默的大多数,不改,他们也沉默,改了,债主逼债,他们也沉默。前人积累的旧帐要我们这些人还,似乎不公平,击鼓传花,让后人去面对吧,后人或许比我们有智慧。   宪法难题   离开宪法谈政改是不可能的。毕竟,在任何国家,宪法是神主牌。西方有人说,以不合乎宪法规范的手段更动宪法,是革命。显然,我国已经是革命过度的国度,谁也不想革命。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变革前,没有一个可以供和平解决争端的宪法,以及宪法下的机构设置。之前是一党领导,谁也没有想用宪法来制衡自己,因此,不可能有可行的宪法机构。导致有争端时,靠武力解决问题。苏联俄罗斯坦克上街,炮打白宫,都有这个因素。   其次,宪法不是设计出来的,本身是各派实力的平衡,然后反映在文本上。而在政治改革前,宪法是虚拟的,不能反映实力平衡,而当开始政改时,各方的实力浮上水面出来后,往往会过于自信,误判自己的实力,导致要价过高,达不成一个新宪法的合意,于是,大炮代替了谈判,军队支持谁,谁就是宪法制定者,一旦他不是通过合意达成的宪法,往往会设计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宪法,于是,这又不是宪政,甚至可能是军政。至少是,精英统治。无量头颅无量血,换得一个假共和。你觉得,这样的政改值得吗?而且,我告诉你,军队总归站在我们局内人中某一个人当中,也是轮不到得奖的人的。然而,我们,也不想成为戈尔巴乔夫,不想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   意识形态、历史   你也很清楚,我们之前当家的,封锁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制造了大量假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和我们的统治基础有关。虽然,现在腐败很严重,我也说过,可能会导致亡党。但是,和腐败相比,如果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了历史真相,恐怕人心真的全散了,真的会有大灾难。前些日子让大家不要折腾党史,也就是这个道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时比武力还重要。   这些都是历史出的难题,不是我们想改就能改的。   第二个大问题,现实难题,   民族问题   虽然民族问题,也是有历史原因,但是,我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大难题。学者告诉我们,拉美民主化的历史,多民族的国家多磨难。毕竟,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导致很多民族,一有机会就要独立,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地方,或者是语言文化独特的地方。苏联就是这么解体的。搞政改、民主,一旦他们有这个权,你是选择武力还是坐视。或者一旦选票是僵局,更可能动乱,甚至,恐怖活动会延续到内地,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至今,我们是没想出什么良策。这也是政改不动的原因之一。   民粹和精英。   你可以说,这种人为分类的话语,我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说,譬如任志强,他说的话,刺激民间,大多也是大实话,遭世人痛骂,主要不是说话偏激,而是他位处精英,要是一个穷学者,没那么多人痛恨。鉴于现在的官员都已经也收入良好,精英其实和官员+富人可以替换,两者之间恐怕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还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仇官、仇富如此普遍,一旦,搞民主搞成民粹,恐怕,所有搞政改的人,多少是要坐牢的,家产没收,最关键的是,国家将会非常动荡,最后,人数多未必一定力量大,中国仍然会走向普京或者皮诺切特政治,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种危险的道路吗?这样的道路和现在有多少区别呢?我们现在少数人坐在高速公路上,风光旖旎,座椅舒适,你告诉我们,前面是断头路,要通过另一条路才能让整个国家(或许包括我们),平安到达下一站。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毕竟,路的尽头没看到。   体制内的反对派   要知道,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要动别人奶酪的。毛主席说,有人就有左中右。我是中间派。谁都认为自己站在中间,而别人偏了。这其中,有些人保守是因为利益,有些人保守,是认为自己思想正确,后者更要命。利益问题,尚可以妥协,而思想僵化,等于网络上说的脑残,基本上和他是没法说理的。你说,既得利益,加上思想僵化的人,在我们院内,还少吗?贸然政改,没说想改革成功,就是体制内的开明派,都会被一举灭掉。你认为值得吗?   马克斯·韦伯说,政治志业的人,需要激情、责任感、判断力。只有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才需要激情,承平时期,稳重是第一位的,听话出活,因此,圈内人几乎无人有激情。至于责任,我认为,我们对国家也是有责任感的,最关键是判断力问题。政改的核心是1,竞争;2,立宪;3,包容性。前面说了第二条难,其实,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是第一条,而根本在第3条。我们这些年代过来的人,说实话,宽容只是对家人的,对政敌都是要秋风扫落叶,谈何宽容呢。恰恰,反对派都是有激情的人,这时代,只有偏激的人才会去搞危险的政治,对不对。我们判断,政改一开始,局面无法掌控,只掌握开始,看不到结局的事,稳重的人不会做。   说了,什么政改都会触动上面三个核心,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老了,不打算折腾了。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体制好不好,要不要改,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反对派自然失去支持,这就瓜熟蒂落。现在,生意红火,显然不是改革的时候。谢国忠说,等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泡沫破了,还要他通知吗。什么是政改开始的时候,无需人预言,大家都会看到。   政改会乱,代价很高   不愿政改,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民主会乱。民主在其故乡,也是打打杀杀出来的,移植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成活的。民国时不就试过了嘛。大多数的人会承认,民主会带来混乱。朝纲解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没有我们,天下不知几人称孤。一乱,不但是官员,人民也会付出代价的。当然,你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代价,什么样的乱。当下的食品,空气、拆迁,交通、拘留所,天天在死人。议会乱,比暗斗强,看法不同,可以交流。然而,国家经不住实验,中国人偏好的是秩序优先,怎么改,最好是中枢不乱。然而,要中枢稳定地该,似乎目前已经不可能了。不如,小车不倒只管推,依我看,这几年,车似乎不会坏。下一站如何,已经与我无关。周立波的清口中早就戏说过我们的前任,这种传统,不妨保留。   你虽然不是一个人才,基本上算个明白人,而且,听说,爱看书,看书不是坏事,就是不要看书谈政治,很危险,所以写封信给你点醒你。我们不想折腾了,我马上到站下车了。你恐怕也不想做赵括,好好滴做你前途无量的律师吧。当然,这封信其实等于写给所有的人,各安天命吧,安吧。   顺颂业祺!   知名不具(你懂的)   2010年10月22日   PS.我们只是一群抽中南海烟的人,没什么特殊身份,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中南海,请不必乱联想。如果你还想不通,有回信,请发电邮地址zhongnanhai@ccav.com   又,请理解我的苦口婆心,我是用二指禅输入法,写了那么多内容,我容易吗!    作者声明,本文系虚拟,谢绝对号入座。 政改珍珑局:斯伟江的回信   M大人勋鉴:   蒙大人翰言,不才受宠若惊,信后云如有疑惑,可以来信。古语说,长者赐,不可辞。某怎敢不殚精竭力,坦承一愚之得呢。说实话,大人乃体制内的开明派,才会这么考虑,如此顾虑,如是保守派,根本就无需写信,直接援用前元老的话,我们花了多少人头得天下,你拿多少来换。说实话,这套话语,也是一种传统,不才父亲就认,他认为,天下毕竟是共产/党打下来的,虽然他作为一个老党员,痛恨腐败。国外说半天什么现在的统治合法性在经济发展,愚以为只讲对一半,出于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很多人能容忍腐败等的因素之一,但是,还有一半,是基于天下已定的现状,年纪越大,越认这种天命早定,气数未尽的理论。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治者如此,被治者亦如此。   区区认同大人提出的一些客观难处,民族问题、保守派问题、历史欠债、民主之乱。余在此不一一分析,只想就两个方面和大人商榷。私下里,不管大人权高位重,愚意,公,要为国家虑,私要为家人计,从一个律师的职业病来说,我辈往往会假设,如果不政改,后果如何?   某以为做人还是平凡一点,先为家人计吧。大人,您的家人有成年的,也有第三代,舔犊之情,人皆有之。西人演讲,往往会说,让我们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种花言巧语,在我们这个国家,不顶用。我们会考虑,我能为自己的小孩做点什么。以愚之见,您的小孩,不会缺钱,不会缺爱,只会缺真正的尊重,以及安全感。您也知道,照现在的趋势,如果继续小车不倒自管推,天命将改,气数将尽,就算再修修补补,最长在您儿子一代,几乎就能看到,秦失其鹿,天下糜烂。一旦延续到那时,恐怕什么事情都作绝了,祸及子孙是可以想象的。末代沙皇的后代全体灭后,是因为碰到了革命,路易十六、查理一世,虽然久远,但砍头的背景一样,是革命。毛泽、东或蒋介/石,两人如果都落在对方手中,恐怕身陷囹圄是要烧高香的,枪毙也是极有可能的。纵观历史,革命是政改不及时的必然后果。   其次,再为您自己计吧,万一您和您的朋友,算计失误,天命失去很快,您们也经历这一幕,而且,无力回天,您知道,根据苏联东欧经验,越是改得早的国家,原来的统治班底留得越多,如此,政策的连续性越强,就不会发生清算。当然,最终完成民主化时间也会越久,这意味着,对原来的执政者个人计,其实是很有利的。您也知道,苏联解体,苏共集体是被之后建立的宪法法院判定为,对苏联人民集体犯罪,但是,没有个人受到追诉。相反,戈氏个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一致等到熬不下去才下台的,如东德,昂纳克被判刑二年,最后一任总书记,克伦茨被判刑六年半。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因受贿罪被软禁,最惨的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横尸街头。各国下属的秘密警察等,被罪良多。这些都是熬到最后的可能结果,也正常,如打牌,前面都是你赢,你手头有军队,有警察,有金钱,所以你一直打赢,到最后一次,你手头好牌出完了,终于输了,轮到别人手头都是好牌,就开始清算。如果你手头有好牌时,能达成一个妥协,对方手头好牌有限,也没有清算你的能力,更能感激您的诚意。   让吾辈回到政治家的本行,为国家计。不改革,国家糜烂,改革,政府糜烂。是否有中间道路?海外中国政改首席设计顾问郑永年(这个头衔是某戏称,呵呵),经常会喊狼来了,不乏真知灼见。譬如,他否定了,海内政改民间首席设计师于建嵘(同是戏称)的从县级人大直选开始的下改上的方式,认为这容易让合法性下沉。郑的观点认为该从中央改起,党内民主,其实,中央改起也容易乱,所谓中枢紊乱,党内民主其实好说不好做,这点您的来信也说得很清楚。不才并不想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种意见,轻则容易被扣上三权分立,西式民主的帽子,重则如余的当事人郭博士,就因为提倡多党制等,最后判刑10年。况且,您也知道,吾乃律师,商人也,没人付钱,吾辈绝不会轻易出货。   我认为,考虑墙上咸鱼(政改)如何吃法(见我另外一篇文章《 民间政改春秋梦 》),虽然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下决心吃。其次才是什么时候开始吃咸鱼。而在时机这个问题上,说实话,我部分同意您的意见,你们最有发言权,大部分因素是客观条件,而非主观条件,毕竟,中国已经过了强人政治的时代,谁也不可能一言九鼎,(包括安元鼎),你们权衡利弊,选择最合适的时间,至于什么政改模式最安全,其实,以愚之见,并无优劣,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一旦走上政改路,没有什么一定的模式,没有人能预测结果,因为上下左右都是联动的,戈氏以为公开化是稳妥的途径,谁知道,一公开,马上就多元化,多元化,就多党制,高压锅一旦开口,空气必定呼啸而出,不开口,总有一天会爆炸。要政改,就得有下台的准备,就得有唾面自干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肯定后悔。不过,被骂,总归比被关被杀好。一边是诺贝/尔,一面是横尸,不光是个人,个人如何,倒也罢了,关键是糜烂国家。同样,什么路径改革最合适,你们最有发言权,虽然不妨听听海内外民间设计师意见,然而,我相信,官方也有不少设计师,他们更懂行,因为,真的改革,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内部有多少反对势力,那些是可以让步的,那些是现在的底线,外人哪里搞得清楚!   您来信后,我学习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认为当下政治制度并没落后经济建设,只是一个自我完善的事情。是否属实,其实很容易,搞一次公投就知道真假。然这种说法,在当下,相当可以理解,以您的小车理论,毕竟这个装了进口马达的解放牌车,似乎风驰电掣,即使车漏油,刹车不好,稳定性差,车上有人打架,车外有人批评有人夸,毕竟,驾驶室里的人,感觉不错,这个时机谈政改,犹如青年人血气方刚娶了美女,老年人告诉他,要想老年不肾亏,现在晚上要节制。这种自我节制的文明,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自制力。现在谈政改,确实难。   然真正的政治家,往往是迎难而上的,是未雨绸缪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西班牙搞政改的首相苏亚雷斯,原是体制内干部,既有妥协,又有坚持,最终兵不刃血,政改成功。戈氏的改革,其实是功败垂成,关键是,他最后倒向了保守派,改革的大旗被叶利钦举起,俄罗斯总统釜底抽薪,戈氏丧失主导权。中国的市场改革比苏联好,社会中间阶层比苏联多,民族问题,比苏联小,戈氏,都敢启动政改,为什么我们不敢试一试,不试,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总理说的),试上一试,中国乱不到哪里去。不改,民心散尽,政改,貌似乱,实则聚民心,却是一条生路。   不知有否读过金庸的《天龙八部》,无崖子设下的珍珑棋局,天下无人能解,最后虚竹和尚误打误撞破的,是必须先自杀一块白子,留出一块足够的空间,以便闪、转、腾、挪,之后的棋局,围棋高手大多能把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算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有反对党的情况下,执政71年,终究也会有暂时告别舞台中央的一天,由于他容忍了反对党,最近还是有希望重返舞台中央,因为,他们毕竟仍在舞台。而苏共,一旦告别,目前看来,是没有机会重返。我们中国人的例子是国民党,抱着组织”自杀”的决心搞政改,反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GMT的小马哥,除了感谢台湾人民,恐怕对小蒋的感激不会少许。   小人乃一草民,国家幸,个人未必幸,国家不幸,个人也未必不幸,之所以蒙您青眼,也是抱一颗书生之心,陈说一孔之见,如您所说,书生不适合从政,是的,而且,捞鱼摸虾,耽误庄稼。今日这一纸书信,您不必作苏秦张仪战国策看,愚并无挂六国相印之旧念头。这种金印,留待体制内有心人。当然,也不必作恶意看,如您手教,各安天命,某的天命,就是贫嘴;您的天命,或许真是要破这个珍珑局哩!虚竹和尚,结局好得很呢。   千言万语,政改这个珍珑局,最关键是,大人,你们是否有勇气去破,只要下决心,何时破局,如何破局,真难不倒你们这些人中之精。一边是贻误良机的历史罪人,一边是知难而进的国家英雄,从后人看来,取舍很容易,在现实中,恐怕确实不那么容易,这中间曲折困苦,非某所能逆料,然王道真如,有志者事竟成。为家人计,为自身计,为国家计,都该迎难而上,捋袖一试。   最后,容某谈一下对戈氏的看法,虽然,我国体制内人对戈氏评价不高,然而,在其本祖国,却是评价很正面,且世界给其诺奖。以此类推,您是希望自己以后被某些朝鲜人痛恨(假设金氏仍当政),而被国人怀念,世人褒奖,还是倒过来,金氏热捧,国人痛恨,世人唾弃?二十四史尚在,黑白纸,方块字,默默无语,审判千秋功过,罪人、功臣,草民我不会在上面,而大人,你们必定会在上面!   以上草草,不胜惶恐之至。   筹安!   会稽山阴人氏 斯伟江顿首   2010年10月27日   前信和回信,均属虚构,请勿对号! 给斯伟江的第二封信   小斯:   二年之后,又见面了。(希望你的邮箱是安全的)。说实话,这两年,我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知道你也腰椎间盘突出了,好嘛,人到中年需要稳重,至少,这下你肯定走路重,说话迟了。   上次去信给你讲了不少为什么不政改的道理,你把信件公布后,我上网看了看,大多认为观点务实。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最讨厌那些看人挑担不吃力的书生。言辞激烈,不中要害。比晚清的清流还不如,至少人家的文采风流,且也是进士及第的。   愿意给你写信,关键还是看到你毕竟也算做实务,律师业务,不就是生意嘛。而且,有时写东西还会考虑下现实的难处。眼看我们这一代看似要交班了,真正的情况,你也知道,交班还早。不过,现在政改的声音呱噪得很,于是想和你聊下,顺便让你转告那些浅薄的文人。   中国人政治文化中最关键的词是忠。忠是整个人治的核心,所谓,山头派别,不就是人和人的关心,谁是谁的人,谁提起来的,谁的亲戚,不就是保证要忠于谁嘛!即便你违反法律,如果你能扛下责任,不咬恩公,你就有机会东山再起,否则,你就彻底完蛋。所有官员都认为,这个人不可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进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的核心其实还是儒家的忠义。听大儒说,这儒家也是改造过的儒家,和我们的马列主义一样。孔子可能是不认账的,谁管他,六经注我,为我所用。   因此,只要我们人还在,影响力就在。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算昏迷过去,周总理也不敢乱动,主席一醒来,总理就说,主席,大权还在你手中。小平南巡时,什么身份?南巡成果好,百姓还不一样歌颂,拍手。我们的政治文化,最讲究的是实权和实效。好心办坏事,百姓一样骂。我先提醒你,好心办民主,结果一坏,百姓一样饶不了你们!   说到小平,我们也很感激他。不仅仅是我们大多是他提拔的。关键是,在苏联解体后,小平同志在选拔干部时,已充分考虑到不提拔思想活跃的,选择的都是非常稳重。可以说,小平同志的人事安排,直到今天,还在影响今后。谁走戈氏路线,谁就是不忠。况且,走民主路线,这瓷器活,真得需有金刚钻。   上期去信和你讲的民族问题,于今愈演愈烈,谁能缓解?人家要独立,你能答应吗?谁上台都不会答应,谁答应谁下台!这种问题,我们内部的意见非常一致,就是传统恩威兼施,看实力。虽然你会不答应,认为有新思维,给什么高度自治,你这是幼稚想法。目前人家答应这个方案,但有地域要求,胃口很大。而且,你不想想,目前,好牌都在我们手里。要是中原板荡,人家的胃口会涨的。反华势力到时必定横插一杠子。这不不多谈了,谈下去,估计你也发不出去了。我手下的人只认敏感字,不管谁写的。总理的一些国外讲话不也在国内发不了嘛。   总理这人啊,人是不错的。勤勤恳恳一宰辅,就是好说话,和耀邦同志有点像。耀邦那时百废待兴啊,且小平支持。说的话,毕竟可以完成七八成。如今什么年代了,大局早定,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要容重言谨。哦,不谈具体人了。   政治如建房子,毛主席他们建国,搞了一个房子,基业伟大,规模恢宏。不过,他自己折腾,屋顶都快烂了,墙也开裂了。大家都认为非修不可,于是,小平同志又重新加固地基,里面建了承重墙,外面架构不动,实际又恢复了原来的结构。这一加固,一直到后来春夏之交的动荡都没事。现在的房子还是好好的,你们凭什么让我们改建修建,甚至有人想推倒重来。真的推到了,风雨来了,你们住哪里?老者如何安之?照你们现在方韩大战时这种混乱,能重建一个新房子?   别看我们现在只是粉刷墙壁,裱糊窗子。那是因为修补的时机未到。你想想。要修房子,得挪动多少人?万一修时下雨咋办?都会有人受损害。因此,一定是要等屋漏得利害了,甚至,看样子房子要倒了,大家才会同意修嘛。即便不同意的人终归有,毕竟是少数。我们可以做工作,实在不行,可以让他们靠边嘛。现在房子看着好好的,你没事要修房子,谁叫嚷,谁倒霉。因为做不成,变成说空话。左右不讨好。总理的例子看懂没有?你读历史看到光绪帝的急躁没有?西太后什么时候才开始想改革的?火烧圆明园之后。   这危机来临,也得看运气。西太后在时,辛亥的炮声估计未必响得起来。响起来,袁世凯也没多少好做花样的。这就看人的能力。说实话,要真能改革,须是真英主。但是,英主有个问题,就是无法自己革自己的命。因此,你去看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算改革家吧,干到去世为止。你又会提蒋经国,固然有个人选择,然而更多的是,客观因素(族群,美国,党外,不传子等),关键还是看到了台湾的大势。   因此,危机未到,未雨绸缪的,是真英雄,但是,在集体领导互相制衡的时代,不会再有真英雄。青山依旧在,斯人不再有。危机到了,能顺势而为的,其实,也算识时务者为俊杰。其作用,其实,比凯末尔等强人要强。普京够强吧,统治俄罗斯多少年了?照目前看来,起码再干12年总统,到期了,说不定又推出一傀儡。没完没了,直到干不下去或者死掉。不祈求明主的心态才算成熟些。毕竟,求人者必制于人。   有人乐观,认为,目前,互联网开启民智,自由派占尽山头。这是表面的,实际上,仍是碎片化的。组织化非常有限。我们对此都是非常小心的。现在,国外的研究也出来了,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或者正面推进关系。混合型鸡尾酒政体也很长寿。你不觉得我们政体也有点鸡尾酒吗?清华的刘瑜说,下一届领导人会提政改,幼稚了,书生嘛。下一届重点会在民生和公平。但她文章说,为什么说中国会走向民主,这等于说,人总会死一样,意义不大?关键是何时!   我知道很多人在等,等危机来临。主要是经济危机,也不排除政治危机,类似重庆夜奔的事件。我们也知道,经济不可能一直好下去,危机来临时,我们也有对策。所谓活埋,那只是下面人粗鄙话语。真正的对策是,集中资源,稳定军队。开放一定的政治空间,但,不危及党的领导,以空间换时间,经济会好起来的,难关会过去。对一小撮反华势力的代言人,确实会铁腕打击。其他的《挺经》我就不说了。   中国是个大国,合纵连横在危机来临时会显露。但是,关键是掌握资源的话事人。说实话,照目前的民粹的狂躁劲,没多少话事人会愿意走民主路。不是不喜欢,其实,私下里也有欣赏的。关键是怕清算。民主加民粹,谁都不安全。   再一因素,是党外的资源。说实话,我在里面看,目前在民间的资源,去掉企业家,入我法眼的,真没一个。企业家嘛,你知道的,在这多年的企业发展中,有几人不是我们关系极深?要倒,拔出萝卜带出泥,他们安全吗?坦白说,给你们搞民主的机会,也未必有能力搞得起来。斯大林说过,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到时,你们这些自由派自己会吵得七荤八素的,大多都动嘴比动手利害,一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即便危机来临,风雨飘摇,出手撑住大厦的,还是我们中间的人。   和你说说我理解的民主吧,民主是个好东西吗?未必。要看合适不合适?林志玲漂亮吧?你娶了就不行。你看伊拉克搞了民主,结果如何?你看埃及,混乱成什么样?即便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也是历经了多少波折?小国的民主对我国没有参照力。我问你,什么是民主?是光投票吗?不是,民主要有独立的司法机构,独立的足够的新闻舆论,还得有认可规则的精英文化。就拿选票来说,看似简单,但是,划分选举,单一制还是复合制,这些规则,都会影响结果。同样,对选举舞弊的处理,对选举纠纷的仲裁,也会影响选举结果。舆论,尤其是电视媒体,对选举结果的掌握,也可以说是致命的。知道普京为什么老能胜选吗?你研究过俄国的电视体系吗?你看看,我们国家上述基础有多厚?老外说,民主的基础是民主的双腿,只有测量了这一双腿和他们的跨度之后,理想才能真正展示风采。咳,其实,部分的意思是姜文片中说,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你真的认为民众做好了准备?为了民主可以忍受疆域割裂,动荡不安,犯罪率上升,政议而不决,外交受辱?万一社会动荡,强人政治极可能产生,这夹生饭,说不定滋味够受的!佛教入中国而中国化,因为中国体量太大。你认为原汁原味的民主可以入而不化?别忘记政治是无法先在城市搞,后在农村搞的。张张选票可都是等值的!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在说,是我们阻碍了民主基础的发育,固然有一定的事实。但是,这是维持政权的需要。别光看我们呀,你不去看看,社会上有多少人不是障碍?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多少在身体力行地培育独立,理性,宽容,一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操控,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向对手学习,最后变成对手?   说实话,只要我们的党争不造成分裂,恐怕照目前的体制外能量是不成气候的。你也知道,每朝都有党争,所谓山头,这非常正常。利益或者理念聚合人啊。以前有皇帝做仲裁,所以,党争可以外露。现在,没有足够份量的仲裁者,几家都要注意,不造成分裂,因为一旦分裂,大家都没饭吃。这一点,是我们党争的底线。   再和你说一个因素。目前不政改是和外交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威权体制,在外交上能迅速集中资源,少受内政牵制。你看我们这几年的出访,可以说,比以前风光多了。万一开始政改,我们都焦头烂额地处理国内纷争,外交上有多少精力?外交说白了,就是:”交朋友,争利益”。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外交如人在江湖,各色有用的国家都要结交。至于,和美国的关系,互相利用,互相制衡。韬光养晦,是装孙子,不是真孙子。所以,有时,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时候,可以唱些反调。网上一些人懂什么,光知道乱叫,什么道义?日本人侵略我国时,道义能顶坦克用?当然,利比亚问题,我们是有点错估形势。但是,利比亚例子,你也可以看出,西方对非民主国家的敌视。你要看到,我们的外交在给国内大企业,都是争取到很多商机和利益的。你去看看非洲,阿富汗,伊拉克,我们不动枪火,商机一样无限。你希望做一个走出去风光的领导人,还是灰头土脸的人?   现在有人在说什么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什么是既得利益集团?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全国有多少因改革而致富的人?他们是不是既得利益者?还有你们这批律师中的富贵者?因此,这个概念不明确。不启动改革,关键还是,危机未到。自我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自己戒个微博都那么难,何况,维持现状(维稳)就有巨大利益、荣耀,改变,意味着失去,甚至要被清算。面临这样的选择,谁都会选择不改变。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经济?是的,但不是最担心的,最担心的是,猪!一样的队友。我们周围有很多人,笨啊。既不学习,也不聪明。(看看二会上的代表委员),最担心这些人给我们制造不稳定因素。下面的官员傻点,最多也就是小问题,最怕是在上层犯傻发疯。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万一,以后,危机来临时,自乱阵脚,堡垒内部才最容易被攻破。   信到这里,该结尾了。叮嘱你,一,看大势。别乱跳乱叫,好好做你的生意;你既没人脉又没资历,千万别去搞政治。更不能和外国人一起瞎搞,湖北有句土话,叫跟着洋人造反。知道什么意思吗?二,识大局。很长的时间内,不管改不改,都是我们党内精英掌舵,哪怕,他们改名叫任何马甲,人还是这些人,看看袁世凯,段祺瑞,(军人干政之可能),叶利钦等;三,听天命。你说,我年轻时,怎么会知道我会腾达至此?还不是命!你想做点事,除了积德,就是听天命,顺势而为,不要苛求!国家也是一样的,如真的时势变了,你们也不用押宝,我的同事们中自然会变聪明人,否则,你劝谏,死谏,对我们都没有用。四,有所为。专业,不可碌碌无为;生活,更不可声色犬马。在我看来,你还年青,多学习,多观察。   噫,从政数十年,真的有点倦了,有时居然有点钦羡你的闲适日子。不过,为国为家,恐怕还退不了。不要以为就你们爱国爱家!   未尽之言,自己琢磨!别想着反驳我,如前所言,毫无用处!   看完此信,马上把邮件删除。   知名不具   2012年3月8日    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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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广 | “乌坎模式”难以复制

乌坎村村民经过了数月与腐败官员的抗争后,在上周末村民首次一人一票选出新的领导人。他们希望自己的成功能成为中国农村民主的一个模型。但相关专家却对此颇具质疑。 他们表示,其他与乌坎有类似问题的地区难以复制乌坎的经验。同时他们也指出,在解决村民长久的各项抱怨中,乌坎村年轻的新领导人面临着挑战。 数月的抗争 乌坎村民从去年9月份开始示威,指责村领导非法征地,村领导被迫撤离。 12月,示威村民代表薛锦波在被警方拘留过程中,突然死亡。村民怀疑薛锦波被警方虐待致死,更加激发了他们的不满。村民们堵住进村的道路,与警方进行了持续10天的对峙。 最后广东省政府作出罕见的妥协,与村民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允许乌坎村举行公开选举,这是中国农村地区的首例。 模仿村 新的乌坎村委会成员、26岁的张建成说,当局希望将乌坎村作为民主和经济上的一次试验。“他们要把乌坎建成一个模范村。” 乌坎村在抗争腐败官员之后所举行的选举,激发了广大中国网民的幸福之情。 “我们不仅要将乌坎经验拓展到广东其他地区,也要将这个广东省勇于带头实践的启蒙性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一位网民说道。 乌坎村的选举也吸引了全国其他省市、以及边远地区的观望者。一些村拥有与乌坎村民一样的诉求,并迫切希望公开自己的不满。 但一些申诉者被消声,这也意味着当局不愿意让所谓的“乌坎模式”扩散。 两个方面 “乌坎事件有两个方面:反抗与选举。”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说。他在乌坎呆了2个月。 “反抗是很难在其他地方复制的,因为乌坎反抗的胜利是由多个特殊因素构成的,如乌坎村居民人数,乌坎村民的团结等。” 但他们表示,乌坎的选举模式可以很容易被仿效。 乌坎原有的的村领导已统治40多年。但其他村庄数十年前便有了直接的选举,虽然这些选举并非总是顺利,委员会的权力也很少。 低调处理 对于乌坎村在周末举行的选举,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低调处理。 汪洋本周在北京表示:“乌坎的民主选举······只不过我们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形式做了纠正,如此而已。” 汪洋在乌坎事件上的处理受到广大的赞扬。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汪洋在广东实施了小规模的改革以放权,减少政府治理。 张建成表示,新选出的村委会有大胆的计划,其中包括解决土地纠纷、提高卫生状况、重建老房屋等。 党委书记掌权 乌坎另一个与其他村不同的地方在于,新当选为村长的林祖恋,在数月前也被任命为村党委书记。党委书记这个职位相比权利更大。 “权力通常掌握在党委书记手中,这个人选是由镇政府任命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Graeme Smith说。 “如果村民不选出在村里有最终说话权的那个人,这就有点无意义了。因此这是乌坎村最重要的一个不同点。” 县级政府 但专家们仍然质疑,村委会如何能作出改变。“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两个权力链之上的县政府手中,县政府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Graeme Smith说。 “要有真正有意义的民主,必须在县这一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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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温家宝: 全力支持港澳发展经济巩固两岸交流合作成果

温家宝: 全力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推进民主 (2012-03-06)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奥巴马:不要轻言对伊开战 [中国早点] 雷锋不是小明 [中国政情] 拉萨市委书记:西藏要打赢3月敏感期 [名家专评] 郑永年:中国外交的内部要素改革 2012 中国两会   温家宝表示,全力支持港澳改善民生,推进民主,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重申北京发展两岸关系与最终完成两岸统一的目标。 韩咏红 报道 北京特派员   一年一度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报告》中表明,中国将全力支持香港与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   每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都会有至少一段文字,集中阐述北京政府对港澳与对台湾的政策,重申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重申北京发展两岸关系与最终完成两岸统一的目标。   在近期香港民众因“双非孕妇”出现反大陆情绪,以及香港特首选举将临之际,《政府工作报告》以更多的篇幅阐述大陆对港澳的政策,其中“推进民主”的说法在去年的报告中并没有出现,是今年的新说法。   温家宝在报告中形容,香港、澳门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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