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报告指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因为企图干预当局对他一家人进行贪污调查，而撤去王立军的职务。报告首次证实，王立军为了逃避薄熙来而跑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企图寻求政治庇护。 报道说，在当局宣布撤去薄熙来的职务之后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党内和政府高层官员发出这份报告。《纽约时报》指记者取得的这份报告的内容，已获中国部级单位一个官员以及重庆市府一个官员证实乃真确无讹。 报道又指，薄熙来更可能面临刑事罪名的检控，对如此高阶层的中国官员而言，是罕见地。前北京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希同和陈良宇，分别在1995年和2006年在下台之后，因贪腐控罪而入狱，他们两人像薄熙来一样，都是25人组成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会的成员。 但薄熙来的个案又显然与陈希同和陈良宇不一样，因为薄熙来还涉及中国的改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薄熙来的失势跟政治斗争关系不大，但却关乎中国「到底要不要改革」。 此外，根据《纽约书评》博客Ian Johnson强生的文章猜测，薄熙来晋身政治局常委的希望不但破灭，他的政治局委员身份，亦将在今秋举行的中共十八大被褫夺。强生认为，薄熙来的陨落其实在王立军事件之前早已埋下伏线。他认为，在一个凡事讲求集体领导的国家，领导人个性模糊，但诚如中国充满生命力的互联网的网民取向，却亟需一个富有魅力和个人风格的领导人，薄熙来正好就是这个典范，因此如果一旦薄熙来成为九个政治局常委之一，他的锋芒将肯定盖过习近平和李克强，这对新的领导班子而言，并非是好事。

　　亚洲目前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21世纪》：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不少国际观察家提出，国际形势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欧美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衰落，而亚洲开始崛起。您认为亚洲在崛起吗? 　　郑永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要回答：什么是亚洲?实际上，亚洲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只存在一个个亚洲国家。如果说作为一个地区的话，那么这个概念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整体感很弱很分散。 　　比如欧洲，由于文明的相近，所以在一个个国家的基础上形成了欧盟，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再如北美，由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强大，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各种制度上不得不依赖它，其制度化基础之上的共同性也很高。 　　但是回过头，我们看亚洲，我认为不存在制度意义上的共同体。过去我们说亚洲文明，是因为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号称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尽管如此，这种文明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共同的制度上。今天，这个地区从贸易往来的角度来看，其紧密程度并不比其他地区低，但是制度化和法制化的东西很少，不但很少，而且在不少领域还很隔阂。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制度分歧也很大，更不用说与中亚和西亚之间了。 　　所以，现实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亚洲内部，不同国家间的制度没有整合起来，不是一个整体。 　　《21世纪》：的确，亚洲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内部包含多种不同形态的文明，但是单从经济的意义上来看，亚洲是否在崛起呢? 　　郑永年：在制度之外，亚洲地区的经济也对欧美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自主性很弱。尽管亚洲的经济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但是其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程度变得更高。因此，我们看到，到了2008年年底，亚洲的主要经济体要么是减缓了发展速度，要么就直接陷入了明显的衰退。这也说明1998年以来，亚洲始终未能突破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根据亚洲银行的数据，出口占亚洲GDP的比例在2000-2007年期间从35%上升到47%，其中一半以上都是与欧美发达国家达成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却从1980年代早期的67%降到了2007年的50%以下。2007年，美国居民消费超过了9.5万亿美元，是中国(1万亿美元)和印度(6500亿美元)居民消费总额的6倍。仅仅从数字上看，正在崛起的中印两国完全就无法填补美国消费大潮褪去后的真空地带。 　　上述状况在2008年之后，没有也不能得到迅速的扭转。同时，在中印之外，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为日本。日本虽然经济高度发达，但它和韩国一样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依赖美国，主权独立性比较弱。很显然，如果美国不同意，这两个国家就很难享有完全自主的亚洲外交。 　　如此看来，亚洲的主要经济体，因为其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缺少自主性，所以即便在经济上也并未崛起成为一个类似于欧洲和北美的区域。 　　因此，亚洲的个别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确实在腾飞，你可以说亚洲国家在崛起，但不能说亚洲在崛起。换句说，在亚洲，只存在个别国家的崛起，在被其他大国所分割的情况下，亚洲不存在整体的崛起。 　　亚洲区域或将形成一种开放、包容的新模式 　　《21世纪》：那么，您如何预判亚洲作为一个区域的发展未来? 　　郑永年：未来亚洲会走向哪里?很难讲。在亚洲，中国也没有真正崛起，还没有掌握亚洲的主导权。二战前，日本想做，失败了。现在日本也做不了。因此，亚洲很难形成北美那种美国一家独大的模式。 　　同时，文明基础如此多元：东北亚可以说是儒家文明，印度是印度教文明，而中亚又是伊斯兰文明，东南亚的文明形态就更复杂。因此，亚洲 　　很难走欧洲的模式，短期和中期之内很难形成欧盟那样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 　　那么，假如亚洲存在一种区域模式的话，将是一种新的模式。其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和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模式完全不同。传统上，所有的区域模式大都是排他性的，就是说，特定区域模式是为了本区域的利益，对本区域和其他区域实行不同的政策。 　　《21世纪》：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新的区域模式? 　　郑永年：不妨以代表亚洲区域化程度最高的东盟为例。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成为政府间、区域性、一般性的国家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组织。随后，文莱(1984年)、老挝(1997年)、马来西亚和缅甸(1997年)、越南(1995年)和柬埔寨(1999年)也先后加入，形成了东盟十国。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中国开始和东盟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时候，日本和韩国就开始担心中国在东南亚力量的发展和扩张，因此也紧随中国先后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当时的很多人也作类似的解读，认为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竞争必然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 　　但是，这种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这些国家在东南亚的竞争导致了出乎时人预料的积极结果。在东盟和中国“10+1”机制形成之后，和日本、韩国之间也形成了同样的机制。不仅如此它还形成了和东北亚三国的“10+3”机制以及双方的互动机制。东北亚三国之间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问题很难形成独立的合作机制，是东盟这个平台促成了这三国的良性互动。很快，这种合作机制扩展到东盟和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现在，美国的加入表明这种机制已经延伸到所有这个地区的大国。 　　东盟的演变过程，说明东亚开放型区域模式已经使之与北美和欧洲区域模式区分开来。北美模式具有强烈的等级性，美国因为其庞大的经济体和其他方面的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加拿大和墨西哥不得不依附于它。欧洲区域模式则表现为平等性，主要是因为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各方面力量都旗鼓相当。但无论是北美模式还是欧洲模式都具有很大的排他性。 　　重返亚洲为美国长期战略 　　《21世纪》：在亚洲区域，亚洲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可以主导。美国现在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您怎么看待这一战略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