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相关链接： 三门峡河殇50年祭 （2）     引言 　　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有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依照这句话，谢朝平先生可算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了。2009年，公民王帅因在网上发帖而遭到三门峡下辖灵宝警察的“跨省抓捕”;2010年，作家谢朝平先生因在《火花》杂志(增刊)上发表作品而被渭南警察“跨省抓捕”。 　　据谢朝平先生的妻子李琼女士说，2010年8月19日下午5时许，有人敲她家的门，自称是“人口普查的”，开门后是7个“便衣”，“他们冲上去擒住谢朝平，并戴上手铐。”随后出示了警察证：4个渭南警察，3个北京当地警察。随后警察搜查了她家，带走了谢朝平的书稿、笔记本电脑、录音笔和U盘。在谢朝平的要求下，警察列了一个查抄清单，但清单并未留下。警察拒绝出示任何书面拘传手续，即将谢朝平先生从家中抓走。8月30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前往渭南市临渭区公安分局法制科了解案情，得到的答复是“涉嫌非法经营”。 　　中国素有以言治罪的传统，关于中国警察英勇围剿中国作家(记者)，谢朝平先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说起来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老的有焚书坑儒，有文字狱;远的有“左联五烈士”，有遇罗克李建彤;近的更多：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山西检察官、浙江龙泉警方等都轮番上演追捕记者的大戏。就在不久前，4个采访伊春空难的记者也毫不例外地遭遇当地的“粗人”(警察自称)。 　　据说为避免“烈士”的下场，鲁迅当年经常躲到外国人的租界里写作。后来租界没有了，高行健只好躲到外国去写作，结果竟然为中国作家圆了诺贝尔之梦。人常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55岁的谢朝平躲在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可毕竟不是租界，结果还是没有逃出富贵不淫的渭南警察的作战半径。7个威武不屈的警察“冲上去”，就把一个贫贱不移的老作家抓住了，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找的就是你!”。 　　在中国历史的一半时间里，关中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即使现在，关中依然是陕西最富裕的区域。而在关中地区，渭南却是最穷的。80多年前，反政府的中共组织在这里发动了渭华起义，招致政府军的血腥屠杀。80年后，这里是中共的政府，官方势力依然战无不胜。据说1996年，渭南官府就曾调集数百警力，历时两个多月时间，在库区3个县市方圆几百里大张旗鼓搜查和收缴当时的《工人日报》和《中国妇女报》，当然免不了抓了数不清不慎看了这些“党报”的不幸的读者。这一次，在跨省抓捕谢朝平先生的同时，渭南当地的警察和各种官府雇佣的稽查人员正以奋勇扫黄的革命热情，在渭南这个穷山恶水里展开大规模的清查，以阻止哪怕一本载有谢朝平先生作品的《火花》杂志进入渭南。 　　导致此次谢朝平先生遭遇警察非法抓捕的，无疑是他写的10万字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涉嫌非法经营”只不过是一个无耻的现代“莫须有”而已。如同轰动世界的南都案中，南都总经理喻华峰被以“私分公款”判刑，总编辑程益中被警方以“涉嫌贪污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刑拘。南都案的始作俑者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2010年落马，传出南方都市报遭到迫害的真实理由其实是，因为其不顾官方的封杀令率先揭露孙志刚惨案和SARS疫情。 　　谢朝平历时3年潜心写作的《大迁徙》，以深厚的笔墨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大移民的悲惨历史，而这段历史与三年大饥荒、75?8溃坝、“红场”惨案等许多中国故事一样，一直被官方满怀罪恶和恐惧地隐藏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门峡已经成为渭南人永远的伤口。这一次，在谢朝平先生和渭南警方的密切合作下，这道伤口又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从1960年9月三门峡水库正式下闸蓄水，到2010年9月——正好50年。50年前，50万生于斯长于斯的陕西父老乡亲，在当时官府的逼迫和哄骗下，从背井离乡到妻离子散再到家破人亡;50年后，一个籍籍无名的作家让7名中国警察如临大敌。这一切尴尬与不幸，都是因为错误的或者说罪恶的三门峡水库。 　　千人诺诺 　　在远古时期，中国和地球其他地方一样，森林茂盛草长莺飞。中国北方有一条大河，人们依水而居。伐木作舟折木为屋钻木取火烧山开荒，终于森林越来越少，泥沙俱下，河水变黄了，大河改名为黄河。如果按水系来划分中国文明的不同阶段，那么黄河应当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源头，五胡乱华之后中国文明重心转入长江，近代文明肇始于珠江。经过鸦片战争和战争鸦片的双重洗礼之后，现代文明滥觞于中国沿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既是上天的恩赐，也是上帝的惩罚。黄河进入华北平原后如入无人之境，汪洋恣肆不可一世，一次次暴虐的洪水成为中华文明无法摆脱的悲情。根据可考的历史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民国政府炸开花园口，共计2500年间，有关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记载多达543年，决堤1590次，经历过5次大改道，洪灾波及纵横25万平方公里。 　　可以说，治黄成败已经成为中国史家评判诸朝政绩的重要指标。以至于西方历史学家独特地认为，中国之所以形成“中国特色”的极权专制体制，正是因为要对付黄河。只有在铁腕的独裁体制下，才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阻止洪水泛滥。从这种匪夷所思的观点上来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无疑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治水的最好年代。 　　事实上早在1949年8月，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就收到了《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 防洪为开发目的”。起草者王化云不久即成为在郑州新成立的水利部直属的“黄委会”的老大。 　　1952年，黄委会、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和苏联专家在勘查三门峡水库坝址后，认定此处地质条件良好，可筑高坝实行蓄水拦沙，并产生大水电效益。但这个方案终究因为要淹没八百里秦川，“损失太大” 而舍弃。 　　1954年，苏联对华156项重点援建项目新鲜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经过数月考察，只懂工程而不通水文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科洛略夫又一次提出三门峡方案：“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库容。但为了获得足够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 　　“老大哥”一句“免不了”的金口玉言就将关中无数芸芸众生打入了祸从天降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当时国内的官员和水利专家，除了黄万里，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对此表示异议。随即，由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炮制出炉：三门峡水库将蓄水至350米高程，总库容360亿立方 米，设计允许泄量8000立方米每秒，黄河下游洪水威胁将全部解除。由于巨大库容可以大量拦蓄上游来沙，从此经水坝泄出的黄河水将是清水，清水冲刷下游河床，最终将黄河这条“地上河”变成“地下河”——千年未解的治黄难题将毕其功于一役。此外，还有巨大的灌溉、发电和下游航运等综合效益……写在纸上的一切都跟朝思暮想的共产主义一样如此令人喜出望外。 　　中国古语说：圣人出，黄河清。据说宋大观元年(1107年)曾经出现过“黄河清”的祥瑞，因为中国出了一位圣人——宋徽宗赵佶。如今850年过去了，毛万岁的书法已经远超“昏德公”的瘦金体，“圣人”自是不用说了，所以举国上下都热切地盼望着“祥瑞”的第二次出现。1955年7月，全国人大充分发扬“平庸集体”的传统，全票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周恩来兴奋地说：“做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翌年，苏联专家将水库的正常水位修改为360米，比原设计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 333万亩，移民90万。1957年的中国正通过户口隔离制度进入疯狂的军事化管制时期，同时还在进行剪除民众思想的反右运动。在一片狂热的革命浪漫主义和亢奋的爱国热情背景下，国家建委会迅速通过方案，三门峡工程随即动工。 　　两年之后，文化大太监郭沫若来到木已成舟的三门峡。在迎接“高级兽长”的一片献媚谄笑中，郭大诗人如同刚服了春药，不由诗屁大发当场挥毛： 　　炸将神鬼化为烟，从此安澜亿万年。 　　人道河清圣者出，圣人已出自戡天。 　　大禹巍巍浪得名，擅逃水土误中原。 　　千秋功罪今勘定，不在龙门在鬼门。 　　鬼斧神工作天险，人工民斧险为夷。 　　三门峡上英雄汉，动地惊天大史诗。 　　一士谔谔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治理黄河水害，荷兰、英国、挪威的水利专家都明确指出黄河建坝仅能限于“削减洪水”;美国人提交给当时中国政府的《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中，根本否定在三门峡筑坝，建议将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事实证明，虽然在后来的小浪底水库没有建成之前，三门峡大坝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但不可否认，这座坝址没有选在小浪底或者八里胡同绝对是一个致命的决策错误。 　　从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开始，中国人已经成功的修建水坝超过两千年历史。如今，世界上已经建有成千上万座大中小型水坝，人们对水坝建设的认识也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但在三门峡时代，它所遭遇的已经不是水坝本身的问题，而是由当时狂热的政治环境。 　　很多年以后，我们不应当忘记那些在一片狂热喧嚣之中的清醒理性的反对者。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工部部长邓子恢早先曾对三门峡方案表现出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在所有官员之中，或许他是唯一一个。他在1953年5月31日写信给毛泽东：“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度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与更多的移民问题。” 　　黄万里是坚决的反对派。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先生提出自己对在三门峡黄河干流上建坝的忧虑：由于黄河的多泥沙性质，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电力部水电总局的温善章先生也认为，关中平原乃中华文明最精华的所在，它的淹没不能单纯地用经济数据衡量。为了减少淹没迁移，温善章提出低坝(水位335米)水库(90亿立方米)、滞洪排沙的方案，迁移可降到15万人以下。 　　周恩来随后批示水利部进行讨论，70名专家中绝大多数主张高坝大库蓄水拦沙，支持温善章排沙降低设计水位者，只有叶永毅、黄万里、吴康宁三人。黄万里与温善章，一个忧心泥沙淤积之祸，一个焦虑淹土移民之失。恰恰是这两点，后来正成为三门峡一直血流不止的伤口。 　　国务院将讨论会的情况批转给陕西、山西、河南、河北、 山东、甘肃等沿黄各省。陕西省在回文中提出要求降低水位、缩小规模的建议。除过陕西，其他各省都没意见。数百万 亩即将被淹的良田，近百万的移民，主要都在陕西省。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自我牺牲”。陕西省不屈不挠，甚至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之后依然要求“翻案”。 　　1958年4月周恩来来到热火朝天的三门峡工地。对西北局有着重大影 响力的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帮助周恩来对陕西省作说服工作。周最后明言“不能损害西安”，而陕西省则表示“有困难，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大坝的标准按360米设计，按350米施工，但1967年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340米，同时降低泄流孔底，以增加泥沙排放。这个妥协方案使原本90万要背井离乡的人中有一大半得以留在故土。 　　1957年，黄万里先生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花丛小语》的散文：“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的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下游治河，他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腆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以讨好领导他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因为这篇使毛万岁龙颜大怒的文章，再加上他极力反对三门峡，黄万里被打成右派。这个中国绅士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文革中，“死不悔改”的黄万里被发配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这期间他耳闻目睹了很多移民的苦难。他的一首诗写道：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与曲迎圣意的郭沫若钱学森们不同，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满怀报国情怀的正直学者遭遇相似，在那个焚琴烹鹤的唯政治年代不仅明珠暗投怀才不遇，反而率遭打击迫害。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 　　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2年之后，一场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渭南地区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而此时的黄万里已经不能再面对他情牵一生的万里黄河了。 　　50年前，黄万里先生曾经写过一首小诗，不想一语成谶：自古长才难为用，孔丘汲汲屈原恸。居然白首成葫落，忍对黄河哭禹功。 　　初尝苦果 　　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于1960年9月开始蓄水，1961年2月9日，回水超过潼关，库内淤积，河床抬高，渭河河口出现“拦门沙”，渭河下游过洪能力严重降低，沿河两岸地下水位抬高，河水淹没农田，盐碱化扩大。 　　1961年，黄万里教授力争要求保留的导流底孔被全部堵死。就在这一堵孔工程紧张施工之际，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15亿 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 4.5米，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受到严重威胁。陕西的担忧变成残酷的现实：随着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同时，三门峡大坝泄出的清水一路冲刷沙质河床，卷起千堆沙，行至郑州，河水又浑浊不堪了。 　　在三门峡水库建成不到2年的时间内，潼关渭南西安接连告急，由前苏联专家设计的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理论遭到现实无情的嘲讽。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可是到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到了1964年，库容量仅剩下22亿立方米了，4年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7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所谓的“万里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人造瀑布。 　　在1962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周恩来也承认当初“急了点”，“头脑发热”、“打了无准备的仗”。 　　如果没有后来的两次改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将以一个彻底的水害工程被废弃而告终。潼关河床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西安面临危险。对此难题，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陕西省代表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尽快拿出方案——拯救 陕西。在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周恩来直言“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对于改建，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主张将三门峡大坝一炸了事。而担任过三门峡水电枢纽第一任总工程师的汪胡桢却认为淤积是必然的，下游的利益是全局利益，因此不必改建。 　　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2年后，第一次改建工程完成，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原本用来发电的引水钢管，以促库内淤沙泄出。但效果一如周恩来所言，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显然水库的排沙能力还不够。第二次改建接踵而来，没有任何争论，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共耗资8千万。最后一次改建是在1980年代，使27个孔洞全部可以过水。这一系列工程改建的目的只有一个：加大三门峡水库的泄洪能力，降低潼关高程。 　　与改建方案具有同等意义的，是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这四个与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发生直接利益关系的省份在1969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三门峡水库汛期控制水位为305米，必要时降到300米，非汛期为310米。此时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 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以及地下河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至于发展下游航运，更是因为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成为痴人说梦。 　　目前，三门峡水电站每年的发电收入约两亿元，还不够给枢纽局近4000名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铁饭碗”发工资的。 　　背井离乡 　　为了三门峡水库下游的安全，渭河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近50万农民陆续被强行迁出富饶的渭河平原。1956年8月10日，迁往宁夏中卫的潼关移民告别故土登上列车。一个叫王益民的移民老人回忆说，“当时我家住在老城南街村，由于地处淹没区全村12000人全部迁移。迁往宁夏中卫的有5000多人，其余落迁白水县。母亲和小妹是一步一回头，哭着离开家园的，幸好当时我在西安一建筑公司上班，才免了这一难。两年后再回到村里，房子拆了，地也没了。” 　　离开富庶的关中，远迁宁夏的农民实在受不了条件恶劣的不毛之地“新家园”。1956年8月，到达安置区不久的农民有400多人返回陕西。1957年，在宁夏的移民形成了6500人 的返陕浪潮。3年之后，移民返陕愈演愈烈。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正值卫星遍地饿殍遍野的中国大饥荒。官府规定，移民外迁省外禁止带粮，移民将仅带的一些家具和衣物都在百里之外的香山换了洋芋。最艰难的3个月，他们人均口粮每月只有8斤半，移民称“8斤关”。一个人每天正常消耗2000卡路里，8斤粮只能提供每人每天约400卡路里，这会使人连翻身都会变成奢望，只能苟延残喘等死了。因此很多人就这样成为漂流异乡的可怜的“饿死鬼”。 　　1964年，三门峡水库改变运行方式，移民们看到他们的土地并未淹没，仍然可以耕种，纷纷返回家园。1984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派出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后来的报告称，许多移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及在库区的时候。据说，这些实地查看的官员都脆弱地哭了。 　　建成后的三门峡，并没有让人看到想象中的好处，洪水泛滥不断，淤积泥沙使河床抬高，落差5米不止。陕西人从大局出发，义不容辞地舍弃了2座县城、21个乡镇、248个村庄和100万亩耕地，28.7万移民先迁宁夏，后又返回陕西，再返库区，几经磨难，付出了沉重代价。时至今日，三门峡水库仍给陕西人遗留下了复杂和繁重的库区防汛抗洪及移民的生活保障问题。 　　在贫瘠的西海固，每一个陕西移民都对遥远而富饶的故土望眼欲穿归心似箭。由于不断搬迁，每个家庭越搬家产越少，越迁越穷。多数人没有住房，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钱供子女上学。从1986年到1990年代初期，一个又一个村落重新在渭河边形成。10个乡、 100个村的行政格局逐渐形成。 　　一个叫李天一的潼关渔民，从14岁起就靠在黄河里打鱼为生，每天打了鱼就挑进潼关古城里卖。修三门峡水库潼关古城拆毁，他带着三岁的儿子和妻子移民到了宁夏。60年大饥荒中，儿子和妻子都饿死在宁夏，他孤单一人跑回了潼关。此后他在潼关与宁夏安置地之间又来来回回跑了三次，一直到老了才最终留在了潼关。 　　当年的陕西移民中，有的人拿到一点微薄的补偿，有的人什么都没得到。他们从富庶的关中迁到土地贫瘠的甘肃宁夏新疆，过不下去就回来，回来之后得不到安排又迁回去，有的来来去去有4次之多，有的人两边生活上没着落。但他们和逃难的不一样。他们本身祖祖辈辈就生活在关中平原，而且生活还过得去。关中素有重土的传统，即使饿死也很少离开自己的家乡。 　　2006年7月1日，中国官方出台《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政策意见》。2个月后，新修订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正式实施。这两个文件被称为水库移民权益保障“新的里程碑”：不管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只要你还活在世上，都可以得到每年600元的补助扶持，20年共计1.2万元。 　　人祸天灾 　　三门峡项目从一开始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多数人的暴政，几乎没有人去考虑原住民的利益和同情他们的处境。后来宁夏苦寒地区的移民被容许返回库区安置。但即使回到家乡，家乡已经不是那个风调雨顺的家乡了，命运并没有多大改变，此后的年代里，关中平原渭河两岸十年九灾，回迁移民大多居住在水库原计划的淹没区，地势低洼，洪水一次次洗劫他们的家园。 　　自从三门峡建库之后，渭河河床越来越高，自我冲淤能力很强的渭河， 越来越变成“悬河”。 　　移民们终于回到埋葬着自己祖辈的家乡。有了可以耕种的土地，他们的一切又从零开始。然而历史又一次折磨了他们，他们回到父辈的安宁生活仅仅10多年，一场洪水使他们筚路蓝缕苦心经营的生活一朝归零。 　　2003年8月31日开始，渭河下游流域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撤离，净身逃出的农民近20万人。由于河水倒灌关中，渭河支流纷纷决堤，4亿立方米的水在渭河的大堤外肆虐，如同大海一般。 　　2003年受灾直接损失，按照官方的数据是12.08亿元。 一个华阴农民悲叹道：“我们的生活倒退了10年，要恢复元气，至少需要5年。”2003年11月初，在反复消毒和检查危房之后，政府解除了禁止回村居住的命 令。房倒屋塌的家庭至今还没有回来，由于安置点的逐渐撤销，当地政府也无力承担庞大的费用。灾民暂时借居在自己的亲戚那里。 　　在2003年的大洪水中，华阴市华西镇罗西村暂时安居点，333户中有73户居民回不了家，209间房子倒塌， 所有的东西都被洪水冲毁。罗西村平均每户有5只鸡、一头猪，5家平均有一头羊。 这些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也都已经随水而去。有一个叫王满池的老人，他是1950年代三门峡库区移民先遣队队员，他在历史上移民回潮的过程中，来来回回迁移6次。他的儿子始终没有原谅他：“他除了移民，什么也没有做过。” 　　虽然三门峡水库水位看似没有接近潼关河床的高度，但316米多的常年水位产生的潼关以下的淤沙降缓了这段河床的坡度，从而增加了潼关河段河水冲沙入库的难度。2003年的河水倒灌导致了华县的南山支流相继决堤，黄河口的顶托让渭河水流速缓慢，数次洪峰进入渭河大堤外，形成了一个容量为4亿立方米的泽国。秦家滩旁边的渭河大堤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不久开始加高河堤。“原来只有 两三米，现在有十多米了。”2003年9月1日上午9时20分，渭河支流石堤河东岸被水撕开，秦家滩被水淹没。 　　事实上这只是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洪水，却导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与水利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对此发言：祸起三门峡!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值得一提的，他们恰是当年三门峡水电站设计方案讨论的重要参与者和主管部门的前部长。 　　2003年8月，渭河流域遭遇罕见的特大洪灾：以华县、华阴为主的2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夜之间变成水乡泽国，102万亩的农田和55个村庄被大水淹没，受灾人口达56万，13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20多亿元。

现在大家都说，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楼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来了，在此以前中國人民没有站起来。其实中國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站起来。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一百余年来，中國受尽了列强的欺凌。满清政府对外每战必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唯独美国没有）都在中國有租界或獨立行政区。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孙中山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中國受到更大的屈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國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國。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國的主权。全中國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外国人在中國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涉及外国人在华的诉讼由外国领事裁决），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也被取消。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也回到中央政府手中。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终于在1945年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忘记了满洲国的存在，可以自由来去东三省，但这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事。尤其是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的台湾也归回中國。这是中國百姓绝没有想到的事。日本人在东三省，在台湾都有长远打算，投资修铁路，建工厂，开煤矿，从事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战败不得不放弃。中國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國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因抗战胜利，中國获得巨量的战利品，获得土地和工业资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國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國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國也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國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原德国管制的胶州半岛，遭到否决。那时候中國依然受欺侮，还因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还是因为中國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卓绝，受到国际上的尊敬。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國，这才有中國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抗战胜利中國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國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國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國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國的力量不可能取胜。主要还是靠美国以牺牲十二万士兵的代价，打到了日本本土。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中國调转枪口，和美国打了一仗，杀死美军五万四千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國一寸土地，是金日成入侵了南朝鲜，后来战争失利乞求中國援朝。从那以后中國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头号敌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本土被美国飞机炸得体无完肤，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國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階級斗争又死人约五千万。 何以国民黨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溃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黨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國民黨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黨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黨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黨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黨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黨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黨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黨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產黨。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黨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國，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國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黨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國，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黨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國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國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黨和共產黨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斗中美军死亡大约十二万五千人。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黨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日本人不想花兵力去占领经济落后的西部，因为没有什么油水。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黨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產黨的军队主要是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國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產黨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產黨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澤東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產黨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產黨吸取了国民黨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黨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澤東警告全黨：”因为胜利黨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階級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階級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澤東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產黨军队推进进入国占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黨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產黨的胜利。因此共產黨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黨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1950年，中國人民政府应金日成的要求派兵援朝。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双方死亡140万人的代价结束战争（据保守估计美军死5.4万人，南韩军死60万人，志愿军死35万人，北韩军死40万人。伤者约三倍于死者，约420万人）。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南北韩的分界线，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算是白打了。但是改变了敌我关系。原来是中國抗日同盟军的美国变成了敌人。这才有以后半个世纪的苏美对峙，冷战，苏联解体，中國的文革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事件。 作者: 茅于轼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0) 粪土当年郭沫若 (2)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0) 神拳百年 (0) 知青血泪三十年 (2) 甲申再祭 (59) 清末的大论战与历史的重要启示 (0) 流动的百年时尚 (0) 法美矛盾的历史渊源 (0) 武士道的虚妄 (0) 武则天与慈禧太后 (1) 是谁烧了圆明园 (1) 明天你我就是“暴徒” (2)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0) 我看《太平天国》 (0) 我为西安事变说几句真话 (3) 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19) 忏悔，还是不忏悔？ (0)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 庚戍三十年祭 (0) 庚子百年祭 (0)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3) 巴夏礼的膝盖与圆明园的大火 (0) 宋美龄：历史与神话之间的探寻 (0) 宋教仁——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5) 大跃进简史 (4) 大汉：世人永远景仰的国度 (0)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40 次 更新时间： 2011-08-16 22:25:56 犀利公：一百年来的中国领土为何越来越少？ 标签： 中国领土 革命 ● 犀利公 在国共两党都积极筹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当口，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脑际：一百年来中国的领土为何越来越少？　 思考这个问题越久，越纠结于一个词——革命。 决定中国命运的近代国内革命主要有三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倒蒋革命。三场革命对应的主要事件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1927-1937十年内战和1946-1949四年内战。 三场革命的背后站着两位总导演，分别是近代祸害中国最烈的日本和苏俄。考查这两位导演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的革命家们对它们的依附关系，有助于解析开篇所提出的问题。 1、孙中山•民主革命•日本导演 孙文一生领导了三次半革命。1912年以前的早期革命、1913年的“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反张勋复辟），统称民主革命。孙去世前五年（1920-1925）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包括派蒋率团访俄、创办黄埔军校等，属于国民革命的前期工作，算作国民革命的一部分，犀利公称之为孙的半次革命，因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北伐）及其最终成功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的。 孙的前三次革命（1895-1917），有太多的史实可以证明，其背后的总导演、支持者，甚至是起义军骨干，都是日本人，而孙的经费来源和武器供应，也有相当部分依靠有日本政府背景的所谓民间组织。如1895年10月第一次广州起义，完全由孙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资助并组织。1915年孙、宋联姻也是由梅氏撮合并在其家中举办，孙宋还与梅氏夫妇义结金兰，1978年梅的女儿千势子应邀访华还专程去上海拜会宋庆龄。梅是玄洋社成员。玄洋社是由头山满组建的专门对中俄从事间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臭名昭著，1901年又由其骨干内田良平重组为“黑龙会”，这是一个比玄洋社更加凶恶的组织，以中俄界河黑龙江命名，目的就是要吞并黑龙江流域，“使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纲领）。在孙中山几乎全部革命生涯中，都有内田良平和黑龙会的身影。如1900年帮助孙组织惠州起义，1905年7月30日在内氏家中召开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内田良平及多名黑龙会成员同时也加入了同盟会。 孙的后半次革命（1920-1925），其背后的支持者已由日本换成了苏俄。因为列宁这位革命的小弟弟在1917年所取得的意外成功以及1922年苏联的成立，极大地刺激了辛苦一生却毫无建树的孙中山，以俄为师成为孙当时的思想主导。 基于当年拿着德皇5000万金马克潜回俄国闹革命的成功经验，列宁在得手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派人提着金卢布四下里寻找革命的下家，一方面是为了推销他那套暴力革命的“真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革命阵营以对抗列强。在南面这个最大的邻国，列宁首先看中的是手握重兵地盘最大的吴佩孚，没成想这位“秀才大帅”根本瞧不上列宁那一套，将来人轰了出去。1921年的中共仅有57名党员，难以担负列宁的重托。在此当口，广州的孙文却主动找上门来，双方很快便打得火热。从1923年年底开始，苏俄送钱送枪送顾问，帮助国民党办军校、扩队伍。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纵观孙文一生之革命，背后的支持者和总导演主要是日本。 2、蒋介石•国民革命•苏俄导演 国民革命是一个边界不甚清晰的概念，通常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为起算点，而终止点并无定论。但有两点是史学家认同的，一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北伐战争，二是北伐是由蒋介石领导的。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蒋也是一个言必称革命的狂热份子。看他的演讲和日记，自1926年7月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以后，所有活动他都自称为革命，连其领导的八年抗战，蒋也认为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本帖只考查国民革命的最主要部分——北伐战争，并前伸到北伐前孙中山尚健在的准备时期，以说明国民革命实际是苏俄在幕后作总导演。 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依附于列强的各家军阀以统一中国。孙中山最初的设想是以苏俄为后援，集结部队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往南攻下北京。为此，他于1923年1月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要求苏俄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5月1日，苏联政府电报同意了孙的请求。5月10日，孙设宴招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作陪，一是答谢，二是研究派遣军事代表团赴俄访问事宜。8月16日，蒋率领由张太雷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登船，启程访俄。自此，国民党与苏俄双方进入了蜜月期。据统计，从1923到1927年，苏俄向国民党援助了至少3000万金卢布、12万枝枪、500多名军事顾问。国民党一直嘲笑共产党是“卢布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依靠这些援助，并借鉴苏俄党代表制度的组织形式，孙、蒋于1924年创办了黄埔军校，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经过两年多北伐，打垮吴佩孚和孙传芳，逼降张学良，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统一，组建起新的南京国民政府。 尽管在1927年4月，因“清党”而导致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蜜月期终结，但改变不了国民革命由苏俄导演的历史事实。 蒋早在1919年就通过阅读《新青年》等刊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蒋介石日记》），在1927年以前，其思想相当左倾，认为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而中共领导人也这样认为，周恩来甚至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观察民生主义得以实现的今日之台湾，的确如此。既然蒋是左派革命家，那为什么后来与中共和共产国际闹掰并血腥“清党”呢？犀利公认为这是“一推二逼三离间”的综合结果。 “推”。1925年9月，蒋派胡汉民代表中国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正式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但遭到了婉拒。1926年11月，蒋又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遭到了拒绝。这样就把蒋推出了国际革命大家庭。当然，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激进标准，蒋的确是“不够格”的。蒋于1923年8月至12月在苏俄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考察访问，亲眼看到了高昂的红军士气与萧条的市况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完全印证了孙中山的论述：“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孙中山选集》之“民生主义”第1讲）。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主张，即中国革命需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只能实行三民主义，第二阶段才能够推行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认为国民党仅仅是“同情党”和朋友党，算不上是一路人。 “逼”。自1923年国共合作到1926年北伐开始，蒋一直赞成并支持“扶助农工”政策，北伐军打到哪里，中共的农民运动就开展到哪里，但蒋不赞成激进的红色恐怖做法。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提出的“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以及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扬的到地主家里“杀猪出谷”“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做法，恪守儒家理学道德观的蒋介石难以认可。更糟糕的是，“痞子运动”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干扰了经济贸易、影响了北伐军的经费来源；还严重动摇了军心、打击了士气，因为许多出身“不好”的军官的亲人被农会拷打甚至杀害，连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游街示众。现实的危机逼迫蒋介石果断出手“清党”。 “离间”。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亲共左派逐渐占据上风，并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全面掌权，引起了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和以王柏龄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这两大国民党右派的忌恨。他们联手于1926年3月20日导演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详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Ⅰ）》之“中山舰事件之谜”）。尽管蒋介石怀疑这个“谋害自己”的事件是汪精卫所为，但也严重伤害了蒋与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信任。 3、毛泽东•倒蒋革命•苏联导演 大陆官修史书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以示区别1919年以前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民主革命”更是一个边界模糊内容庞杂的大东西，官方定义说它分为北伐（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抗日（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5-1949）四个阶段。北伐和抗日是蒋领导的，功劳很难记到新宇他爷爷的头上。而土地革命大部分时间的领导人也不是毛，至少在1935年以前是这样。到了1936年年底，张国焘的家底（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彻底败完，西安事变发生，毛当上了军委主席，这才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共的统治地位，此时，所谓的土地革命已近尾声。毛主政时，党史专家说土地革命时期毛虽然不是最高领导，但指导思想是他的，这也牵强。即便如此，毛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只能包括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两场事。 所谓的“新民主”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毛和中共当时的言论与主张的确是民主自由（参见笑蜀《历史的先声》、谢韬《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这不过是其手段而已，事成之后实行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那一套，复归两千年前的皇权专制，何“新”之有？反观孙、蒋的“旧”民主，尽管存在在军政时期孙文要求党员宣示效忠其个人的历史污点，但按照其本人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程序，孙、蒋一路走下来，大致方向并未偏差。“民国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国各地选出的制宪国大代表，结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亚洲最进步的民主宪法”（马英九《2011元旦文告》）。可见，孙蒋采用过专制手段，但行的结果确是民主；而毛共口号是民主，行的却完全是专制。 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都是内战，在犀利公看来，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所发动的历次倒蒋战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权力之争。为了区别国民党内部的“倒蒋战争”，姑且称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为“倒蒋革命”。 1927-1937年的倒蒋革命，名为共产国际领导，实为苏联领导，历史依据看中共党史就足够了。 1945-1949年的倒蒋革命，苏联的配合与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苏联先是将日本关东军和驻朝日军的大批装备交给中共，迅速武装起近百万的林彪军团；后又将占中国80%工业份额的东北工厂全部交给中共。另据统计，1945-1949年间，中共依靠苏援组建了200多个步兵师，而同期依靠美援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师不到50个。这是毛敢于在1948年说“原来以为需要五六年现在看只要一年多就可以夺取全国胜利”的底气之所在。在争夺东北的战役中，苏军甚至直接派出炮兵、装甲兵和空军加入林彪的部队作战。 事实上，自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之日起，斯大林就彻底抛弃了国民党，专心扶持起苏式革命的代理人——中共。 由上述简略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中国革命，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依附于日俄这两大恶邻。这才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最大特色。概略地说，孙的民主革命是携日变华，蒋的国民革命是携俄统华（八年抗战是携美救华），毛的倒蒋革命是携苏乱华。 这些不幸的革命为何会降临到中国大地？为何没有降临到印度这样一个与我们一样拥有庞大愚民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不仅拥有两大恶邻，而且拥有擅长借恶邻之力谋求一党甚至是一己之私的诸多革命家，而印度却没有。 4、引狼入室的代价——革命家的卖国史 清廷垮台之后，中国仍然发生了许多重大利益的丢失，几乎每一次都是由革命家亲手所奉。革命家卖国成为国共两党都极力掩饰的史实。有学者统计，孙文的卖国事实有3件，毛有8件，蒋有0.5件。这里按时间顺序，列出几件对中国危害较大的事实。 （1）1931年：满洲 满洲泛指东三省。这是一块曾经脱离中国控制的土地。脱离时间有两种算法：从1905年5月日俄战争日方胜利并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主导权起算，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满洲国”解体为止，长达40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算，到1945年9月止，是14年。前者更接近实际情况。 出卖满洲是孙中山从不避讳的事，因为他认为那是“鞑虏”之地，不是中国的。1915年，正当日本压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而老袁又极力周旋的当口，孙竟然抛出比“21条”还要优厚许多倍的《中日盟约》，以换取日本人倒袁挺孙之承诺。但日本人觉得孙文及其革命党不成气候，没有把他当回事。最后在国人抗争及列强干涉下，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但孙文如此献礼，却使得日本在压迫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实与汉奸无异。 满洲在1905年的半沦陷是因为甲午战败后的清廷的无能，而1931年的全沦陷则是张学良的全责。“九一八”事发当晚，张在没有请示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指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不抵抗，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1932年6月19日，汪精卫、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飞赴北平，动员张学良率领已经退入山海关的东北军对日“小加抗战”，而患了严重“恐日症”的他仍拒不出战，致使东北尽失。这位被大陆捧为民族英雄的“不抵抗”者，常常自称是“爱国狂”，颇有点不知羞耻。如果我们把对侵略者搞的“事变”消极而对自己人搞起“事变”来却积极的人捧为“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仍将会面临被灭亡的命运。有一点倒还像张的胡子世家遗传的性格，那就是在中共及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竭力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扣到蒋介石头上的时候，张从未附和过，相反，他在多种场合坦承是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Ⅱ）》之“‘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一章，对此有详细的史料论述。 （2）1950年：外蒙古 外蒙独立，共分四步，最早便由孙文肇起。1895-1912年，孙在海外寻求革命外援的活动中，手里一直提着两件礼物，那就是蒙古和满洲。尽管当时的孙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送出这份厚礼，但却向日俄发出了“满蒙可任取之”的错误信号。内田良平回忆说，孙文一直讲“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外蒙也如此，然而当1912年各省开始重新统一组建中华民国时，外蒙却在沙俄的操纵下宣布独立建国。袁世凯不同意，沙俄被迫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要求实行自治。总之，在袁的手上没有弄丢。这是第一次蒙独，失败了。 1921年2月，白俄军队勾结蒙古上层王公，击败中国驻军，占领库伦，成立外蒙君主政府，中国军队退守买卖城。同年5月，蒙古人民党（共产党）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打败白俄，夺回库伦，同时将中国军队赶出买卖城。7月10日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联红军从此驻扎下来，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才撤出，前后长达71年，而中国军队再也没能踏上自己的领土。当时的曹锟政府本想出兵夺回，但一面摄于苏联不断增兵，一面又要防备张作霖等国内军阀趁机作乱，只好频发外交文告谴责。这是第二次蒙独，成功了，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 1945年2月，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答应了斯大林的无耻要求，强迫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于1946年1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独立。10月20日，在苏联的操控下，以97.8%的赞成票率通过公投，宣布独立。这是第三次蒙独，成功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出于对斯大林支持中共的愤慨，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不承认外蒙独立。今天台湾中华民国地图的北部是填平的，那就是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这就是前文所说蒋介石“半次卖国”的由来。 由于联合国接受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关于“不承认外蒙独立”的声明，因此，从国际法上讲外蒙古就还是中国的。但事情在1950年2月又起了变化，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由于大陆在1971年成功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因此，毛对外蒙独立的承认也就发生了国际法效力，为外蒙独立的合法外衣缝上最后一针。这是蒙独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爱国愤青们如果想要收回外蒙，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华民国重新取代大陆在联合国的席位。也有学者建议两岸组成联合政府，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将来就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 （3）1957年：白龙尾岛 原名浮水洲岛（越南称夜莺岛），位于北部湾中部。1955年7月，解放军击退国民党守军夺取该岛，并设立“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1957年3月送给越南，并附赠一艘小型舰艇，以帮助越南抗击国军。1965年，又改口说租给越南，帮助其“抗美”。该岛至今为越南占领。 （4）1960年：江心坡-南坎地区 江心坡-南坎地区（今缅甸克钦邦，缅甸称江心坡为myitSone（河水汇合）），位于高黎贡山以西、迈立开江以东、察隅县以南、尖高山以北，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1926年被驻缅英军侵占，但民国政府从未承认。1960年10月，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将这一区块让与缅方，理由是“考虑到缅甸的实际需要”，但背后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将占据此地的国民党孤军引向国际争端（柏杨《异域》）。这种基于两党仇恨而刻意安排的领土让渡，不仅使中国永久性失去了对高黎贡山以西主权的声索权，而且也因为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而为印度段的解决树立了恶例，两年后艰难的中印边界谈判和战争证实了这一点。 （5）1962年：长白山、皮岛 1962年，中朝签订边界协议，“从考虑朝鲜人民的感情出发”，将一半长白山（朝称白头山）划归朝鲜，此后又应金日成的请求将皮岛（朝称椴岛）送给朝鲜。利用这座山，金日成为自己的革命英雄史编造了许多闪光的足迹。其子为自己的出生编造了诸多“祥瑞”和“神迹”，官方通稿说：1942年2月16日的凌晨，在白头山密营，“霎时出现的两道绚丽斑斓的彩虹和一颗圣星（光明星）宣告着他的到来，忽又飞来一只喜鹊——一个将来要拯救全人类的领袖——金正日诞生了”。其孙金正恩将会为自己编排出怎样的神话，犀利公难以揣测。利用这座山，金正日修建了许多核基地，最近的金仓里基地距离中国仅40公里，如果点爆，第一个挨炸的一定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所声称的敌人——美国。 （6）1963年：坎巨提地区 坎巨提地区（今巴基斯坦罕萨一带），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1956年周恩来访问巴控克什米尔，主动提出将该地区让给巴方，1963年中巴签署《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正式确认。 （7）2001年：唐鲁乌梁海地区 唐努乌梁海地区（今俄联邦图瓦共和国），位于唐努乌拉山以北，原属外蒙之一部，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1921年，在苏俄操控下，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唐努图瓦共和国”。1926年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又更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入苏联。1948年5月7日，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声明“唐努乌梁海是永远属于中国的神圣的领土”。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承认唐地为俄领土（条约第六条）。经过国共两党的接力，这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归俄人所有。 （8）藏南地区 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1962年中国曾经收回，但旋即退出，并且比“麦线”还要往北移。藏南如今被印度完全控制。印度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多党制政体，任何一个党派都不敢公开提议让步（只有独裁的政党才有可能“代民”让步）。中国期待印方妥协以达成分割协议，实属幻想。未来双方必有一战，当早定决心，勿在外交上抱幻想。 5、革命家为何热衷于向邻居送山送岛送土地？ 一切皆缘于虚幻的革命目标、错乱的革命逻辑和自私的党权保护。 （1）虚幻的革命目标 对狂热的革命家而言，为了所谓的革命目标，送再多的土地、物资和人命，都在所不惜。 毛的革命领袖目标在三个时期有三种定位：1950年以前想当中国革命的领袖；1950-1964年想当亚洲革命的领袖；1965年开始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目标越大，卖国越狠。 1950年以前只是“卖蒙”，那是为了尽快签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结束在苏“吃饭睡觉拉屎”的无聊而又屈辱的冗长访问。 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斯大林当面说过将亚洲的革命交给中国负责，毛对此相当兴奋。参加朝鲜战争可以继续实施其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的宏伟计划，这是他比中南海的将领和智囊们“高瞻远瞩”的地方。为此，毛多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做说服工作，直到1950年10月13日凌晨，最终“统一了思想”，做出了出兵决议。这样，18万条志愿军战士的性命就成为毛实现“亚洲革命领袖”的第一次献礼。为了“援越抗美”，1957年将白龙尾岛送给越南，是第二次献礼。1960年把江心坡-南坎地区送给缅甸，是第三次献礼。1962年将半个长白山和整个皮岛送给朝鲜，是第四次献礼。1963年将坎巨提地区送给巴基斯坦，是第五次献礼。这是大礼，更有小礼无数，犀利公略去不表。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年，毛一面酝酿清洗“中国的赫鲁晓夫”，一面做起了当世界革命领袖的美梦，这才是中国人噩梦的真正开始。毛几乎同时在亚、非、拉、欧四大洲施展其“毛式革命”的宏图。不仅送武器、送粮食、派“志愿军”出境帮助中南半岛各国共产党闹革命，而且把切.格瓦拉、尼雷尔、卡翁达、波尔布特等“好学生”们请进来，传经送宝。一时间，“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郭沫若《宇宙充盈歌颂声》）。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多匪夷所思的“革命景观”：宁愿自己人饿死无数，也要把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宁愿自己的铁路不修，也要无偿修建非洲历史上最长的铁路；宁愿自己的军队使用旧武器，也要把新武器送到“援越抗美”的前线…… （2）错乱的革命逻辑 列宁说“无产阶级无祖国”，我们就把苏俄当作自己的祖国。 1921年，苏联红军占领外蒙。1922年，正当北洋政府要求苏俄撤兵之时，孙中山却与苏俄代表越飞商洽签署《孙越宣言》，支持“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 1929年，正当中国军队与苏联红军为争夺中东铁路而打得异常艰苦之时，远在南方腹地的中共却高呼“武装保卫苏联”，并计划派中国红军去进攻南京国民政府，以策应苏联红军。 1944-1945年，苏联出动正规军和飞机，在苏军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策动伊犁地区叛乱（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屠杀大批汉民，进攻中国守军，国民党将领陈伯良、高炜、杜德孚、曹日灵先后自杀殉国。中共不仅声援叛乱，建国后还将此事美化成“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1960年代，苏联再次策动这些致力于建立“东土耳其斯坦”的“革命者”搞叛乱，毛才停止了“三区革命”宣传。“革命家”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祖农•太也夫先是逃到苏联，后来移居土耳其。 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等一干文人的文章，为“蒙独”大唱赞歌。“卖蒙”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国际共产主义壮举。晚清时期发生过多起令中国人痛断肝肠的割地悲剧，但从未出现过象毛时代这样举国欢腾的卖国场面。这种以耻为荣的革命逻辑亘古未见。 以上这些史实所反映出来的革命逻辑，已经不能用“错乱”来形容了，简直就是混账。 革命家不是以“爱不爱国”而是以“爱不爱党”来区分敌友、评判好坏。 “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534页）。在革命家眼里，几近亡华的侵略者倒成了我们的恩人。屠杀了近30万华人的波尔布特也是中国的朋友，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学生。 为抗日丢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不是爱国者，因为他曾经和共军作战。而投靠汪伪并担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的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却是“爱国者”，因为他参与了西安事变并抓住了委员长。 唯一存世的“八百壮士”、90岁的杨根奎只能到“台湾找国民党落实政策”（四川金堂县政府关于杨的养老金问题的答复）；而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原书记耿促进，虽然因出卖国家情报被判入狱，但工资补贴福利照拿，别人加工资他也照加，因为黄冈市委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党纪政纪处理，他还是党员。 我们不应当对逯局长和钱村长的事感到意外：逯局长必须官复原职，因为他是党的好儿子；钱村长不得不死，因为他擅自为民请命。 （3）自私的党权保护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革命家的口头禅。所谓“党的利益”，就是一党永霸政权、独享利益。只要能保住党的权位，送山送岛送人送物都在所不惜。 1894年孙中山发起成立兴中会，其《章程》犹如项目投资广告：“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对利益的诉求可谓赤裸裸。 对革命家而言，最近的威胁莫过于邻居，所以，安抚好邻国就成为执政党的首要选择。为了防止美帝通过邻国搞渗透搞颠覆，即便是再弱小的国家，也要向其作最大的利益让步。“固边”的目的就是要将邻国变成中美之间的隔离圈。周边国家个个都摸准了中国政府的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状：只要承诺不干涉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内政”），就能够得到中国的利益让步；只要与美国表示一下亲热，立马就可以让中国神经紧张。南海周边五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甚至连朝鲜都常常拿与美国单独约会来吓唬中国，以敲诈更多的援助。 可见，只要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更谈不上什么人民的利益。 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卖国并不罕见，但像革命家这样没有底线却是罕见的。越革命越卖国，这是我们通览近代史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与偏执的孙中山和老辣的毛泽东相比，推崇理学、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其“革命性”要弱得多，正如诸多史学家总结的那样，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随着美、苏、日等国档案的解禁以及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历史渐渐显露出真面孔。戴在蒋头上的卖国帽子在一顶顶地被掀去，而戴在孙和毛项上的爱国花环却在一圈圈地被扯下。从蒋在大陆所处理的诸多国家重大事件来看，他没有因革命而卖国。如果说孙、蒋、毛这三位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家有什么区别的话，这就是。 有两位近代“反革命”军阀的行为，似乎更颠覆了官版教科书的标准结论。 曹锟，布贩出身，1916年9月担任直隶督军，实控北洋政府，1923年10月通过向议员发出573张银元支票而贿选为民国第五任总统。1921年7月，苏联红军出兵帮助外蒙独立，曹督军大骂，坚决不予承认。1937年12月，日本扶持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汉奸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土肥原贤二请曹锟出面当头，曹断然拒绝：“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5月去世后，国民政府感于他的忠贞不屈，追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 吴佩孚，秀才出身，1924年9月8日，以“中国最强者”（BiggestmaninChina）的声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成为上该杂志封面的中国第一人。1921年，吴拒绝苏俄邀请其为中国革命代理人的“美意”，公开宣称“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做督军”，人称“四不将军”。1935年，日本人发起“华北自治运动”，多次引诱吴出面组织伪政权，吴严词拒绝。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土肥原又多次登门请吴“出面工作”，吴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1939年12月4日，汉奸齐燮元带日本特务川本、军医石田及护兵若干进入吴宅，切破吴的喉管，“血流如注，一叫而绝殉国。”吴的长孙吴运乾当时10岁，亲眼目睹了罪恶的经过。 6、帖后语 （1）本帖无意为讨回“革命家已经出卖的领土”提供支持。在人权与主权同等重要的文明时代，不讲人权却热衷于高谈主权，无异于帮贩卖自己的人贩子数钱。唠叨几件领土的往事，是想告诉大家近代中国的革命家们没少折腾。 （2）本帖无意下“近代的中国革命都有罪”的结论，仅是指出借恶邻之力闹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危害。孙、毛结交的日俄两国，贪得无厌，勒索无度，每一次签订中外不平等条约，不仅割走我大片土地，索银也是其他列强的十倍甚至百倍，让中国背上难以翻身的沉重债务。 北边的壮熊贪婪成性恶习不改，而南边的肥羊却好大喜功毫无记性，这是一百多年来中俄双方形成人喜我悲的关系现状的根本原因。在去年朝鲜半岛的危机时期，不少“智囊”建议中国重建“中俄朝联盟”以对抗美国，犹如绵羊因为对大象产生无来由的恐惧而愚蠢地拉豺狼作朋友，真是愚蠢透顶！在未来某个关键时点，如果中国再次在俄国人面前丢失重大利益，犀利公不会觉得意外。 正是由于孙在国土意识上的模糊并以日为友，才导致以攫取“满蒙西（西伯利亚）”为目标的日本大小间谍，打着“帮助中华，驱逐鞑虏”的旗号，蜂拥入华，遍布于中国的军政商各界。满清时期他们是贼，满清之后他们是友，成为各地讲武堂和各家军阀的座上宾。他们拥有正义之名、合法之身，公开搜集中国的情报，大力培植亲日代理人。以至于抗战期间，日军的地图比国军的精，日本政府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比国民政府要准，组织起汉奸政权和汉奸队伍来得心应手。 （3）本帖也无意下“联外反内就是卖国”的结论。华盛顿接受法国和西班牙的军援，推翻自己的政府（英国是美国人地地道道的宗祖国），就没有卖国。华盛顿也直接借助外国军队的帮助。1777年6月，20岁的法国陆军上尉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率领他自费购买的一条军舰和士兵，登陆美国，参加两年前爆发的独立战争，两个月后被大陆会议授予大陆军少将军衔，这是美军当时的最高军衔。总司令华盛顿直到21年后的1798年才晋升中将。拉法耶特参加了宾西法尼亚战役、巴伦山战役、远征罗德岛等多场战役，并在白兰地酒战役中腿部负伤。1778年1月至7月，他又回到法国招募一支援军，重返美国，用自己的存款支付士兵粮饷，参加1781年的约克镇会战，迫使英军投降，独立战争胜利结束。当年底，拉法耶特回到法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并两次出任法军总司令。美国人感谢拉法耶特的无私援助，分别于1824年和2002年两次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其后代也同样享有这个称号。历史上得此殊荣的仅有6人。华盛顿与拉法耶特建立了父子般的感情和友谊。1787年主持制宪时，华盛顿征询拉法耶特的意见，他指出了宪法存在的漏洞——没有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力。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0条“权利法案”，这就是成为美宪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一修正案”。 美国革命家接受的外援，不仅自掏腰包不索取任何报酬地帮其闹革命，而且还崇尚民主自由和人权。中国的革命家邀请的外援，不仅割我土地、抢我矿藏、淫我女人、烧我城池、毁我文明，而且崇尚专制与压迫。乔治•华盛顿的“美式革命”带给世人很多有益的启迪，这不是本帖的话题，以后再叙。 （吴敏 荐稿）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23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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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两党都积极筹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当口，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脑际：一百年来中国的领土为何越来越少? 思考这个问题越久，越纠结于一个词——革命。 决定中国命运的近代国内革命主要有三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倒蒋革命。三场革命对应的主要事件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1927-1937十年内战和1946-1949四年内战。 三场革命的背后站着两位总导演，分别是近代祸害中国最烈的日本和苏俄。考查这两位导演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的革命家们对它们的依附关系，有助于解析开篇所提出的问题。 1、孙中山·民主革命·日本导演 孙文一生领导了三次半革命。1912年以前的早期革命、1913年的“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反张勋复辟)，统称民主革命。孙去世前五年(1920-1925)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包括派蒋率团访俄、创办黄埔军校等，属于国民革命的前期工作，算作国民革命的一部分，犀利公称之为孙的半次革命，因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北伐)及其最终成功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的。 孙的前三次革命(1895-1917)，有太多的史实可以证明，其背后的总导演、支持者，甚至是起义军骨干，都是日本人，而孙的经费来源和武器供应，也有相当部分依靠有日本政府背景的所谓民间组织。如1895年10月第一次广州起义，完全由孙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资助并组织。1915年孙、宋联姻也是由梅氏撮合并在其家中举办，孙宋还与梅氏夫妇义结金兰，1978年梅的女儿千势子应邀访华还专程去上海拜会宋庆龄。梅是玄洋社成员。玄洋社是由头山满组建的专门对中俄从事间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臭名昭著，1901年又由其骨干内田良平重组为“黑龙会”，这是一个比玄洋社更加凶恶的组织，以中俄界河黑龙江命名，目的就是要吞并黑龙江流域，“使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纲领)。在孙中山几乎全部革命生涯中，都有内田良平和黑龙会的身影。如1900年帮助孙组织惠州起义，1905年7月30日在内氏家中召开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内田良平及多名黑龙会成员同时也加入了同盟会。 孙的后半次革命(1920-1925)，其背后的支持者已由日本换成了苏俄。因为列宁这位革命的小弟弟在1917年所取得的意外成功以及1922年苏联的成立，极大地刺激了辛苦一生却毫无建树的孙中山，以俄为师成为孙当时的思想主导。 基于当年拿着德皇5000万金马克潜回俄国闹革命的成功经验，列宁在得手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派人提着金卢布四下里寻找革命的下家，一方面是为了推销他那套暴力革命的“真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革命阵营以对抗列强。在南面这个最大的邻国，列宁首先看中的是手握重兵地盘最大的吴佩孚，没成想这位“秀才大帅”根本瞧不上列宁那一套，将来人轰了出去。1921年的中共仅有57名党员，难以担负列宁的重托。在此当口，广州的孙文却主动找上门来，双方很快便打得火热。从1923年年底开始，苏俄送钱送枪送顾问，帮助国民党办军校、扩队伍。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纵观孙文一生之革命，背后的支持者和总导演主要是日本。 2、蒋介石·国民革命·苏俄导演 国民革命是一个边界不甚清晰的概念，通常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为起算点，而终止点并无定论。但有两点是史学家认同的，一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北伐战争，二是北伐是由蒋介石领导的。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蒋也是一个言必称革命的狂热份子。看他的演讲和日记，自1926年7月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以后，所有活动他都自称为革命，连其领导的八年抗战，蒋也认为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本帖只考查国民革命的最主要部分——北伐战争，并前伸到北伐前孙中山尚健在的准备时期，以说明国民革命实际是苏俄在幕后作总导演。 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依附于列强的各家军阀以统一中国。孙中山最初的设想是以苏俄为后援，集结部队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往南攻下北京。为此，他于1923年1月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要求苏俄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5月1日，苏联政府电报同意了孙的请求。5月10日，孙设宴招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作陪，一是答谢，二是研究派遣军事代表团赴俄访问事宜。8月16日，蒋率领由张太雷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登船，启程访俄。自此，国民党与苏俄双方进入了蜜月期。据统计，从1923到1927年，苏俄向国民党援助了至少3000万金卢布、12万枝枪、500多名军事顾问。国民党一直嘲笑共产党是“卢布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依靠这些援助，并借鉴苏俄党代表制度的组织形式，孙、蒋于1924年创办了黄埔军校，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经过两年多北伐，打垮吴佩孚和孙传芳，逼降张学良，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统一，组建起新的南京国民政府。 尽管在1927年4月，因“清党”而导致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蜜月期终结，但改变不了国民革命由苏俄导演的历史事实。 蒋早在1919年就通过阅读《新青年》等刊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蒋介石日记》)，在1927年以前，其思想相当左倾，认为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而中共领导人也这样认为，周恩来甚至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观察民生主义得以实现的今日之台湾，的确如此。既然蒋是左派革命家，那为什么后来与中共和共产国际闹掰并血腥“清党”呢?犀利公认为这是“一推二逼三离间”的综合结果。 “推”。1925年9月，蒋派胡汉民代表中国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正式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但遭到了婉拒。1926年11月，蒋又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遭到了拒绝。这样就把蒋推出了国际革命大家庭。当然，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激进标准，蒋的确是“不够格”的。蒋于1923年8月至12月在苏俄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考察访问，亲眼看到了高昂的红军士气与萧条的市况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完全印证了孙中山的论述：“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孙中山选集》之“民生主义”第1讲)。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主张，即中国革命需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只能实行三民主义，第二阶段才能够推行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认为国民党仅仅是“同情党”和朋友党，算不上是一路人。 “逼”。自1923年国共合作到1926年北伐开始，蒋一直赞成并支持“扶助农工”政策，北伐军打到哪里，中共的农民运动就开展到哪里，但蒋不赞成激进的红色恐怖做法。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提出的“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以及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扬的到地主家里“杀猪出谷”“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做法，恪守儒家理学道德观的蒋介石难以认可。更糟糕的是，“痞子运动”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干扰了经济贸易、影响了北伐军的经费来源;还严重动摇了军心、打击了士气，因为许多出身“不好”的军官的亲人被农会拷打甚至杀害，连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游街示众。现实的危机逼迫蒋介石果断出手“清党”。 “离间”。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亲共左派逐渐占据上风，并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全面掌权，引起了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和以王柏龄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这两大国民党右派的忌恨。他们联手于1926年3月20日导演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详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Ⅰ)》之“中山舰事件之谜”)。尽管蒋介石怀疑这个“谋害自己”的事件是汪精卫所为，但也严重伤害了蒋与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信任。 3、毛泽东·倒蒋革命·苏联导演 大陆官修史书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以示区别1919年以前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民主革命”更是一个边界模糊内容庞杂的大东西，官方定义说它分为北伐(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抗日(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5-1949)四个阶段。北伐和抗日是蒋领导的，功劳很难记到新宇他爷爷的头上。而土地革命大部分时间的领导人也不是毛，至少在1935年以前是这样。到了1936年年底，张国焘的家底(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彻底败完，西安事变发生，毛当上了军委主席，这才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共的统治地位，此时，所谓的土地革命已近尾声。毛主政时，党史专家说土地革命时期毛虽然不是最高领导，但指导思想是他的，这也牵强。即便如此，毛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只能包括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两场事。 所谓的“新民主”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毛和中共当时的言论与主张的确是民主自由(参见笑蜀《历史的先声》、谢韬《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这不过是其手段而已，事成之后实行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那一套，复归两千年前的皇权专制，何“新”之有?反观孙、蒋的“旧”民主，尽管存在在军政时期孙文要求党员宣示效忠其个人的历史污点，但按照其本人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程序，孙、蒋一路走下来，大致方向并未偏差。“民国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国各地选出的制宪国大代表，结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亚洲最进步的民主宪法”(马英九《2011元旦文告》)。可见，孙蒋采用过专制手段，但行的结果确是民主;而毛共口号是民主，行的却完全是专制。 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都是内战，在犀利公看来，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所发动的历次倒蒋战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权力之争。为了区别国民党内部的“倒蒋战争”，姑且称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为“倒蒋革命”。 1927-1937年的倒蒋革命，名为共产国际领导，实为苏联领导，历史依据看中共党史就足够了。 1945-1949年的倒蒋革命，苏联的配合与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苏联先是将日本关东军和驻朝日军的大批装备交给中共，迅速武装起近百万的林彪军团;后又将占中国80%工业份额的东北工厂全部交给中共。另据统计，1945-1949年间，中共依靠苏援组建了200多个步兵师，而同期依靠美援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师不到50个。这是毛敢于在1948年说“原来以为需要五六年现在看只要一年多就可以夺取全国胜利”的底气之所在。在争夺东北的战役中，苏军甚至直接派出炮兵、装甲兵和空军加入林彪的部队作战。 事实上，自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之日起，斯大林就彻底抛弃了国民党，专心扶持起苏式革命的代理人——中共。 由上述简略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中国革命，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依附于日俄这两大恶邻。这才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最大特色。概略地说，孙的民主革命是携日变华，蒋的国民革命是携俄统华(八年抗战是携美救华)，毛的倒蒋革命是携苏乱华。 这些不幸的革命为何会降临到中国大地?为何没有降临到印度这样一个与我们一样拥有庞大愚民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不仅拥有两大恶邻，而且拥有擅长借恶邻之力谋求一党甚至是一己之私的诸多革命家，而印度却没有。 4、引狼入室的代价——革命家的卖国史 清廷垮台之后，中国仍然发生了许多重大利益的丢失，几乎每一次都是由革命家亲手所奉。革命家卖国成为国共两党都极力掩饰的史实。有学者统计，孙文的卖国事实有3件，毛有8件，蒋有0.5件。这里按时间顺序，列出几件对中国危害较大的事实。 (1)1931年：满洲 满洲泛指东三省。这是一块曾经脱离中国控制的土地。脱离时间有两种算法：从1905年5月日俄战争日方胜利并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主导权起算，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满洲国”解体为止，长达40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算，到1945年9月止，是14年。前者更接近实际情况。 出卖满洲是孙中山从不避讳的事，因为他认为那是“鞑虏”之地，不是中国的。1915年，正当日本压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而老袁又极力周旋的当口，孙竟然抛出比“21条”还要优厚许多倍的《中日盟约》，以换取日本人倒袁挺孙之承诺。但日本人觉得孙文及其革命党不成气候，没有把他当回事。最后在国人抗争及列强干涉下，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但孙文如此献礼，却使得日本在压迫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实与汉奸无异。 满洲在1905年的半沦陷是因为甲午战败后的清廷的无能，而1931年的全沦陷则是张学良的全责。“九一八”事发当晚，张在没有请示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指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不抵抗，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1932年6月19日，汪精卫、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飞赴北平，动员张学良率领已经退入山海关的东北军对日“小加抗战”，而患了严重“恐日症”的他仍拒不出战，致使东北尽失。这位被大陆捧为民族英雄的“不抵抗”者，常常自称是“爱国狂”，颇有点不知羞耻。如果我们把对侵略者搞的“事变”消极而对自己人搞起“事变”来却积极的人捧为“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仍将会面临被灭亡的命运。有一点倒还像张的胡子世家遗传的性格，那就是在中共及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竭力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扣到蒋介石头上的时候，张从未附和过，相反，他在多种场合坦承是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Ⅱ)》之“‘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一章，对此有详细的史料论述。 (2)1950年：外蒙古 外蒙独立，共分四步，最早便由孙文肇起。1895-1912年，孙在海外寻求革命外援的活动中，手里一直提着两件礼物，那就是蒙古和满洲。尽管当时的孙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送出这份厚礼，但却向日俄发出了“满蒙可任取之”的错误信号。内田良平回忆说，孙文一直讲“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外蒙也如此，然而当1912年各省开始重新统一组建中华民国时，外蒙却在沙俄的操纵下宣布独立建国。袁世凯不同意，沙俄被迫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要求实行自治。总之，在袁的手上没有弄丢。这是第一次蒙独，失败了。 1921年2月，白俄军队勾结蒙古上层王公，击败中国驻军，占领库伦，成立外蒙君主政府，中国军队退守买卖城。同年5月，蒙古人民党(共产党)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打败白俄，夺回库伦，同时将中国军队赶出买卖城。7月10日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联红军从此驻扎下来，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才撤出，前后长达71年，而中国军队再也没能踏上自己的领土。当时的曹锟政府本想出兵夺回，但一面摄于苏联不断增兵，一面又要防备张作霖等国内军阀趁机作乱，只好频发外交文告谴责。这是第二次蒙独，成功了，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 1945年2月，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答应了斯大林的无耻要求，强迫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于1946年1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独立。10月20日，在苏联的操控下，以97.8%的赞成票率通过公投，宣布独立。这是第三次蒙独，成功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出于对斯大林支持中共的愤慨，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不承认外蒙独立。今天台湾中华民国地图的北部是填平的，那就是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这就是前文所说蒋介石“半次卖国”的由来。 由于联合国接受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关于“不承认外蒙独立”的声明，因此，从国际法上讲外蒙古就还是中国的。但事情在1950年2月又起了变化，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由于大陆在1971年成功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因此，毛对外蒙独立的承认也就发生了国际法效力，为外蒙独立的合法外衣缝上最后一针。这是蒙独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爱国愤青们如果想要收回外蒙，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华民国重新取代大陆在联合国的席位。也有学者建议两岸组成联合政府，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将来就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 (3)1957年：白龙尾岛 原名浮水洲岛(越南称夜莺岛)，位于北部湾中部。1955年7月，解放军击退国民党守军夺取该岛，并设立“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1957年3月送给越南，并附赠一艘小型舰艇，以帮助越南抗击国军。1965年，又改口说租给越南，帮助其“抗美”。该岛至今为越南占领。 (4)1960年：江心坡-南坎地区 江心坡-南坎地区(今缅甸克钦邦，缅甸称江心坡为myitSone(河水汇合))，位于高黎贡山以西、迈立开江以东、察隅县以南、尖高山以北，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1926年被驻缅英军侵占，但民国政府从未承认。1960年10月，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将这一区块让与缅方，理由是“考虑到缅甸的实际需要”，但背后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将占据此地的国民党孤军引向国际争端(柏杨《异域》)。这种基于两党仇恨而刻意安排的领土让渡，不仅使中国永久性失去了对高黎贡山以西主权的声索权，而且也因为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而为印度段的解决树立了恶例，两年后艰难的中印边界谈判和战争证实了这一点。 (5)1962年：长白山、皮岛 1962年，中朝签订边界协议，“从考虑朝鲜人民的感情出发”，将一半长白山(朝称白头山)划归朝鲜，此后又应金日成的请求将皮岛(朝称椴岛)送给朝鲜。利用这座山，金日成为自己的革命英雄史编造了许多闪光的足迹。其子为自己的出生编造了诸多“祥瑞”和“神迹”，官方通稿说：1942年2月16日的凌晨，在白头山密营，“霎时出现的两道绚丽斑斓的彩虹和一颗圣星(光明星)宣告着他的到来，忽又飞来一只喜鹊——一个将来要拯救全人类的领袖——金正日诞生了”。其孙金正恩将会为自己编排出怎样的神话，犀利公难以揣测。利用这座山，金正日修建了许多核基地，最近的金仓里基地距离中国仅40公里，如果点爆，第一个挨炸的一定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所声称的敌人——美国。 (6)1963年：坎巨提地区 坎巨提地区(今巴基斯坦罕萨一带)，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1956年周恩来访问巴控克什米尔，主动提出将该地区让给巴方，1963年中巴签署《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正式确认。 (7)2001年：唐鲁乌梁海地区 唐努乌梁海地区(今俄联邦图瓦共和国)，位于唐努乌拉山以北，原属外蒙之一部，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1921年，在苏俄操控下，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唐努图瓦共和国”。1926年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又更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入苏联。1948年5月7日，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声明“唐努乌梁海是永远属于中国的神圣的领土”。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承认唐地为俄领土(条约第六条)。经过国共两党的接力，这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归俄人所有。 (8)藏南地区 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1962年中国曾经收回，但旋即退出，并且比“麦线”还要往北移。藏南如今被印度完全控制。印度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多党制政体，任何一个党派都不敢公开提议让步(只有独裁的政党才有可能“代民”让步)。中国期待印方妥协以达成分割协议，实属幻想。未来双方必有一战，当早定决心，勿在外交上抱幻想。 5、革命家为何热衷于向邻居送山送岛送土地? 一切皆缘于虚幻的革命目标、错乱的革命逻辑和自私的党权保护。 (1)虚幻的革命目标 对狂热的革命家而言，为了所谓的革命目标，送再多的土地、物资和人命，都在所不惜。 毛的革命领袖目标在三个时期有三种定位：1950年以前想当中国革命的领袖;1950-1964年想当亚洲革命的领袖;1965年开始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目标越大，卖国越狠。 1950年以前只是“卖蒙”，那是为了尽快签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结束在苏“吃饭睡觉拉屎”的无聊而又屈辱的冗长访问。 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斯大林当面说过将亚洲的革命交给中国负责，毛对此相当兴奋。参加朝鲜战争可以继续实施其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的宏伟计划，这是他比中南海的将领和智囊们“高瞻远瞩”的地方。为此，毛多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做说服工作，直到1950年10月13日凌晨，最终“统一了思想”，做出了出兵决议。这样，18万条志愿军战士的性命就成为毛实现“亚洲革命领袖”的第一次献礼。为了“援越抗美”，1957年将白龙尾岛送给越南，是第二次献礼。1960年把江心坡-南坎地区送给缅甸，是第三次献礼。1962年将半个长白山和整个皮岛送给朝鲜，是第四次献礼。1963年将坎巨提地区送给巴基斯坦，是第五次献礼。这是大礼，更有小礼无数，犀利公略去不表。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年，毛一面酝酿清洗“中国的赫鲁晓夫”，一面做起了当世界革命领袖的美梦，这才是中国人噩梦的真正开始。毛几乎同时在亚、非、拉、欧四大洲施展其“毛式革命”的宏图。不仅送武器、送粮食、派“志愿军”出境帮助中南半岛各国共产党闹革命，而且把切.格瓦拉、尼雷尔、卡翁达、波尔布特等“好学生”们请进来，传经送宝。一时间，“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郭沫若《宇宙充盈歌颂声》)。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多匪夷所思的“革命景观”：宁愿自己人饿死无数，也要把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宁愿自己的铁路不修，也要无偿修建非洲历史上最长的铁路;宁愿自己的军队使用旧武器，也要把新武器送到“援越抗美”的前线…… (2)错乱的革命逻辑 列宁说“无产阶级无祖国”，我们就把苏俄当作自己的祖国。 1921年，苏联红军占领外蒙。1922年，正当北洋政府要求苏俄撤兵之时，孙中山却与苏俄代表越飞商洽签署《孙越宣言》，支持“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 1929年，正当中国军队与苏联红军为争夺中东铁路而打得异常艰苦之时，远在南方腹地的中共却高呼“武装保卫苏联”，并计划派中国红军去进攻南京国民政府，以策应苏联红军。 1944-1945年，苏联出动正规军和飞机，在苏军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策动伊犁地区叛乱(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屠杀大批汉民，进攻中国守军，国民党将领陈伯良、高炜、杜德孚、曹日灵先后自杀殉国。中共不仅声援叛乱，建国后还将此事美化成“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1960年代，苏联再次策动这些致力于建立“东土耳其斯坦”的“革命者”搞叛乱，毛才停止了“三区革命”宣传。“革命家”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祖农·太也夫先是逃到苏联，后来移居土耳其。 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等一干文人的文章，为“蒙独”大唱赞歌。“卖蒙”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国际共产主义壮举。晚清时期发生过多起令中国人痛断肝肠的割地悲剧，但从未出现过象毛时代这样举国欢腾的卖国场面。这种以耻为荣的革命逻辑亘古未见。 以上这些史实所反映出来的革命逻辑，已经不能用“错乱”来形容了，简直就是混账。 革命家不是以“爱不爱国”而是以“爱不爱党”来区分敌友、评判好坏。 “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534页)。在革命家眼里，几近亡华的侵略者倒成了我们的恩人。屠杀了近30万华人的波尔布特也是中国的朋友，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学生。 为抗日丢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不是爱国者，因为他曾经和共军作战。而投靠汪伪并担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的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却是“爱国者”，因为他参与了西安事变并抓住了委员长。 唯一存世的“八百壮士”、90岁的杨根奎只能到“台湾找国民党落实政策”(四川金堂县政府关于杨的养老金问题的答复);而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原书记耿促进，虽然因出卖国家情报被判入狱，但工资补贴福利照拿，别人加工资他也照加，因为黄冈市委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党纪政纪处理，他还是党员。 我们不应当对逯局长和钱村长的事感到意外：逯局长必须官复原职，因为他是党的好儿子;钱村长不得不死，因为他擅自为民请命。 (3)自私的党权保护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革命家的口头禅。所谓“党的利益”，就是一党永霸政权、独享利益。只要能保住党的权位，送山送岛送人送物都在所不惜。 1894年孙中山发起成立兴中会，其《章程》犹如项目投资广告：“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对利益的诉求可谓赤裸裸。 对革命家而言，最近的威胁莫过于邻居，所以，安抚好邻国就成为执政党的首要选择。为了防止美帝通过邻国搞渗透搞颠覆，即便是再弱小的国家，也要向其作最大的利益让步。“固边”的目的就是要将邻国变成中美之间的隔离圈。周边国家个个都摸准了中国政府的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状：只要承诺不干涉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内政”)，就能够得到中国的利益让步;只要与美国表示一下亲热，立马就可以让中国神经紧张。南海周边五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甚至连朝鲜都常常拿与美国单独约会来吓唬中国，以敲诈更多的援助。 可见，只要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更谈不上什么人民的利益。 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卖国并不罕见，但像革命家这样没有底线却是罕见的。越革命越卖国，这是我们通览近代史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与偏执的孙中山和老辣的毛泽东相比，推崇理学、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其“革命性”要弱得多，正如诸多史学家总结的那样，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随着美、苏、日等国档案的解禁以及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历史渐渐显露出真面孔。戴在蒋头上的卖国帽子在一顶顶地被掀去，而戴在孙和毛项上的爱国花环却在一圈圈地被扯下。从蒋在大陆所处理的诸多国家重大事件来看，他没有因革命而卖国。如果说孙、蒋、毛这三位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家有什么区别的话，这就是。 有两位近代“反革命”军阀的行为，似乎更颠覆了官版教科书的标准结论。 曹锟，布贩出身，1916年9月担任直隶督军，实控北洋政府，1923年10月通过向议员发出573张银元支票而贿选为民国第五任总统。1921年7月，苏联红军出兵帮助外蒙独立，曹督军大骂，坚决不予承认。1937年12月，日本扶持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汉奸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土肥原贤二请曹锟出面当头，曹断然拒绝：“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5月去世后，国民政府感于他的忠贞不屈，追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 吴佩孚，秀才出身，1924年9月8日，以“中国最强者”(BiggestmaninChina)的声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成为上该杂志封面的中国第一人。1921年，吴拒绝苏俄邀请其为中国革命代理人的“美意”，公开宣称“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做督军”，人称“四不将军”。1935年，日本人发起“华北自治运动”，多次引诱吴出面组织伪政权，吴严词拒绝。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土肥原又多次登门请吴“出面工作”，吴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1939年12月4日，汉奸齐燮元带日本特务川本、军医石田及护兵若干进入吴宅，切破吴的喉管，“血流如注，一叫而绝殉国。”吴的长孙吴运乾当时10岁，亲眼目睹了罪恶的经过。 6、帖后语 (1)本帖无意为讨回“革命家已经出卖的领土”提供支持。在人权与主权同等重要的文明时代，不讲人权却热衷于高谈主权，无异于帮贩卖自己的人贩子数钱。唠叨几件领土的往事，是想告诉大家近代中国的革命家们没少折腾。 (2)本帖无意下“近代的中国革命都有罪”的结论，仅是指出借恶邻之力闹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危害。孙、毛结交的日俄两国，贪得无厌，勒索无度，每一次签订中外不平等条约，不仅割走我大片土地，索银也是其他列强的十倍甚至百倍，让中国背上难以翻身的沉重债务。 北边的壮熊贪婪成性恶习不改，而南边的肥羊却好大喜功毫无记性，这是一百多年来中俄双方形成人喜我悲的关系现状的根本原因。在去年朝鲜半岛的危机时期，不少“智囊”建议中国重建“中俄朝联盟”以对抗美国，犹如绵羊因为对大象产生无来由的恐惧而愚蠢地拉豺狼作朋友，真是愚蠢透顶!在未来某个关键时点，如果中国再次在俄国人面前丢失重大利益，犀利公不会觉得意外。 正是由于孙在国土意识上的模糊并以日为友，才导致以攫取“满蒙西(西伯利亚)”为目标的日本大小间谍，打着“帮助中华，驱逐鞑虏”的旗号，蜂拥入华，遍布于中国的军政商各界。满清时期他们是贼，满清之后他们是友，成为各地讲武堂和各家军阀的座上宾。他们拥有正义之名、合法之身，公开搜集中国的情报，大力培植亲日代理人。以至于抗战期间，日军的地图比国军的精，日本政府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比国民政府要准，组织起汉奸政权和汉奸队伍来得心应手。 (3)本帖也无意下“联外反内就是卖国”的结论。华盛顿接受法国和西班牙的军援，推翻自己的政府(英国是美国人地地道道的宗祖国)，就没有卖国。华盛顿也直接借助外国军队的帮助。1777年6月，20岁的法国陆军上尉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率领他自费购买的一条军舰和士兵，登陆美国，参加两年前爆发的独立战争，两个月后被大陆会议授予大陆军少将军衔，这是美军当时的最高军衔。总司令华盛顿直到21年后的1798年才晋升中将。拉法耶特参加了宾西法尼亚战役、巴伦山战役、远征罗德岛等多场战役，并在白兰地酒战役中腿部负伤。1778年1月至7月，他又回到法国招募一支援军，重返美国，用自己的存款支付士兵粮饷，参加1781年的约克镇会战，迫使英军投降，独立战争胜利结束。当年底，拉法耶特回到法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并两次出任法军总司令。美国人感谢拉法耶特的无私援助，分别于1824年和2002年两次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其后代也同样享有这个称号。历史上得此殊荣的仅有6人。华盛顿与拉法耶特建立了父子般的感情和友谊。1787年主持制宪时，华盛顿征询拉法耶特的意见，他指出了宪法存在的漏洞——没有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力。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0条“权利法案”，这就是成为美宪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一修正案”。 美国革命家接受的外援，不仅自掏腰包不索取任何报酬地帮其闹革命，而且还崇尚民主自由和人权。中国的革命家邀请的外援，不仅割我土地、抢我矿藏、淫我女人、烧我城池、毁我文明，而且崇尚专制与压迫。乔治·华盛顿的“美式革命”带给世人很多有益的启迪，这不是本帖的话题，以后再叙。

先说几句：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是比较胡适与鲁迅的，主要比较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文学观点，一个激进无比，一个宽容有加。比较之后，知道了文人的千姿百态、丰富多彩，至于你是想做胡适还是鲁迅，各自选择吧！也无什么好坏优劣。这篇文章也是比较，是将胡适之与郭沫若比较，不比学问，不比观点，专比人格，非常有趣了。如果想做官，胡适之肯定比郭沫若做得大，曾经有贵为总统、行政院长之邀都被拒绝了，郭沫若最大的官就是一个副总理。可是，各自对于两位专制独裁者的态度差别之大，简直就是天地之别，胡适之表现了对蒋介石的应有尊重，但对蒋的专制独裁从来都是公然批评与顶撞的；那个郭沫若，对待毛泽东的专制独裁，除了一幅十足的奴才嘴脸外，什么都没有了。二者比较，我时时想，是不是那个儒教主义的专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专制主义，抚育的两个专制独裁者的差别所致——要是胡适落到毛泽东手里如何？要是郭沫若落到蒋介石手里又如何？是不是郭沫若具有了胡适之的人格，胡适之有了郭沫若的人格呢？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共产专制是要比儒教专制可怕十倍的专制，胡适之落到毛的手里，不是人格不保，而是性命不保；相反，郭沫若落到蒋的手里，大不了当不成官，你的学者兼批评家的使命是剥夺不了的。文章来自《春秋战国》网，题目做了改动，时间2007年8月9日，作者不详。 也许是都为《新青年》撰稿的缘故，人们常常把胡适与鲁迅相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是朱学勤的说法：“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适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适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似乎还说过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这样的话，意思是胡适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可我最近越来越感到，胡适和郭沫若更有可比性。他们都是五四前后出现的文学大师，都是新文学的开创者，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胡适出生于1891年，郭比他晚生一年。胡适1962年死于台湾，郭1978年死于大陆。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学习哲学；郭早年留学日本，学医。在创作上，胡适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郭出版了有影响的诗集《女神》；胡适有独幕剧《终身大事》，郭则有《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胆》、《蔡文姬》；在学术上，胡适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郭则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他们不但都能创作，而且都能翻译，还都是学术界的领导者。1949年之后，郭一直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胡适则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成就相似，地位相似，更有一点相似的是，他们都和最高统治者有较为密切的来往，这一点是鲁迅无法与之相比的。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二人显示出了个性的不同。如果说郭在创作上有时要胜胡适一筹，在做人上胡适则胜郭不止一筹。 胡适是美国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主张由好人组成政府，他不愿直接做官，更愿为帝王师。他主张专家治国，反对蒋介石的“军人治党”。他曾在1932年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意在要蒋介石去人治，讲法治，当好总导演，不必事必躬亲，以制度之优越，无为而治天下。蒋介石经常与胡适共进晚餐，探讨国事，但他却拒绝任职。他的理由是做一个诤友、诤臣比在政府中说话更方便。因此，汪精卫让他当教育部长他不干，蒋介石让他当考试院院长他坚辞不就，只是留恋北大做他的学术。在他一生中有多次做大官的机会，包括行政院长直至总统，但他都放弃了。只是在抗战时为了共赴国难不得已当了驻美大使，当完之后，立刻回到北大搞他的《水经注》研究。当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说：“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郭沫若就不同了，这只要看一下他的履历表便可了然：1926年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投笔从戎，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抗日战争时出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还不是全部，一些不重要的职务还没列在里面。郭也不是没有推辞过官职。那是在1938年，陈诚任政治部主任，让他当第三厅厅长，他看给他安排了复兴社的人当副主任，又在〈政治部组织大纲〉中看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提法，就怪陈诚不尊重他，跑到长沙躲了起来。后来周恩来为了国共合作派于立群这个“特使”，叫他再走兰台，告诉郭陈诚服了，第三厅是他组阁领域了，他才走马上任。当然，说起这些丝毫没有责怪郭沫若的意思，官总还是要有人当的，能人当总比蠢才当强。 胡知、郭沫若都与蒋介石、毛泽东两位领袖人物打过交道，胡与蒋打交道多些，郭与毛打交道多些。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派董必武争取胡适，后来，又通过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代向老师胡适问好。胡适不但不买帐，还对共产党劝降，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让共产党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党，令毛泽东气而不理。在围困北京时，毛泽东曾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他逃走后，我党立即宣布胡适为战犯。 郭沫若也曾经在权势面前无所畏惧。但那是自己1927年3月写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蒋骂了个狗血喷头，蒋介石下了对他的通缉令。后来他从日本归来参加抗战，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在会见中蒋介石对郭表现得和蔼可亲，关心他的甲骨文研究，并请郭多多做些文章，并要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郭回答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蒋介石立即许愿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 可谁能想到，当年敢痛快淋漓骂蒋介石的人，在晚年竟那样小心翼翼，甚至变得卑微，对最高统治者曲意逢迎。这也许和郭走进了官场有关。官场是一个哈哈镜馆，谁进到里面都要走形。在专制下的官场，不仅心灵扭曲，外形都要扭曲，或是挺胸腆肚做不可一世状，或是摧眉折腰，做卑躬屈膝状。官场是个绞肉机，什么原则、感情、什么尊严、人格，统统要被绞碎。书院，文学论坛，图书，` 郭曾写了大量解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在一篇叫《红旗跃过汀江》的文章中，他写道：“主席并无心成为一个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明明写错了还要加以赞美，就像封建时代的佞臣面对皇帝的顺口溜大加赞赏一样。用王元化老先生的评价是肉麻，如果让后人评价，可能就不止是肉麻了。 光肉麻也就罢了，还要自我贬损。1966年，林彪、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几十年来的文艺成就。郭在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时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的说，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番讲话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及时提供了理由，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至今3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能把这些话背下来，可见影响多么巨大。 只是逢迎最高统治者也还罢了，他竟然连最高统治者的夫人江青也逢迎起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的讨论会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致闭幕词，他说：“请允许我把我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在诗中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不知郭老在念这些句子时是否有些难为情。即使当时风黑浪恶，他不去这样谄媚江青，江青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他总是急于表态，惟恐表得晚了上面怪罪。九大召开，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反右倾翻案风时，他又骂“邓小平，复辟狂。”当然，四人帮倒台时，他也表了态：“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但到底哪个是他的真感情呢？ 也许，激进的人容易变得保守，狂热的人容易变得冷漠。可这个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呢？政治的高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没有政治的高压，谁肯轻易丢掉尊严？政治的高压让人心灵扭曲，无法做一个正常意义的人。寒风刺骨的严冬，大地一片肃杀，这并不奇怪。 人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不得不给自己涂点保护色。可郭的所作所为，有时超过了保护自己的范畴。在这些问题上他暴露了自己人格上的缺陷。人格高尚，可以拒绝名利的诱惑，在高压下保持沉默；人格低下，往往汲于名利，拍马逢迎，甚至为虎作伥。 在高压下，人难免违心地表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可我们不必谄媚，不必曲意逢迎，更不必落井下石。这是一个做人的底线。可惜郭有时竟没守住这个底线。 尽管他和毛泽东有过诗词唱和，可在人格上他与唱和者并不平等。在所有的史传中，没有看到他对毛泽东劝戒的记载。相反，毛泽东一点点对他不满的表示，都让他战战兢兢。郭曾对秦始皇写过批评文章，题目叫《十批判书》，后来，毛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他知道后，仿佛末日来临一般。 在这一点上，胡适与他完全不同。在关于胡适的传记中，屡有对蒋介石劝戒的记载。有时甚至当大家的面反驳蒋介石的话。说起来，蒋介石对胡适是够器重的，经常请他共进晚餐，几次提名让他当副总统，甚至拿自己的稿费为胡适买房安家。最高统治者如此厚爱，一般人，早就在思想上完全缴械，在人身上完全投靠了。可胡适没有，他自始至终，保持了他自由主义的高贵品格。在为蒋介石70寿辰所写的文章中，他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介石学老艾的榜样试试《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58年4月10日，台湾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开幕式，蒋介石到会赞扬胡适品德高尚，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的道德力量。一般人对此可能会感激涕零，回敬无数好话。可胡适似乎不明白这些礼数，当面反驳了这一提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份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没有一丝谄媚，没有一点吹捧，甚至连官场上的应酬话都没有，只是依照自己的心愿讲自己想说的话。据说，听了这些话，蒋介石怫然变色，别人也都目瞪口呆。 按理来说，蒋介石对他如此高看，他应感恩戴德，对蒋介石的错处睁一眼闭一眼才是。可他似乎觉得感情是感情，原则是原则，不能混淆，对总统也不例外。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然而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这样的话，郭沫若不要说不敢说，他恐怕连想都不敢想。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文革开始时，他的儿子被人抓走，当晚他和周总理在宴会上见面，他连这件事都没敢提。结果，第四天，他的儿子被整死了。同样，胡适的儿子在胡适离开大陆后，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报纸登出这个消息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似乎并不领情，竟搬出了蒋经国在苏联时期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听说，蒋经国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两个人的行为所以如此不同，与他们接受的思想影响有关。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思想，而郭沫若头脑中更多的是中国明君圣主的东西。所以，遇到毛泽东这样军事、文学上出众的人物，他便相信自己遇到了古往今来难得一遇的明君圣主，不禁要顶礼膜拜。 除了思想背景、政治压力和个人品格不同的原因外，也许就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不同。胡适一直将自己视为统治者的诤友、诤臣，并不想在官场上混个什么头衔。他对最高统治者采取一种平视的角度，甚至俯视的角度。所以，在他的内心中，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由于对统治者的无所求，他想说就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顾及统治者的喜怒哀乐，也不用看他们脸色行事。你赏我官位，我可以拒绝。我不削尖脑袋奔着当官，凭学问一样吃饭，不必受制于你。这时，如果说统治者两句好话，统治者就像小孩受到老师表扬一样高兴。 而郭沫若从开始就把自己摆在词臣的位子上，对毛泽东采取一种仰视的角度。他对毛五体投地，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不敢去想毛泽东也会犯错误。在毛面前，他不但交出了思想的权力，也交出了感情和人格。而且，他将感情与原则混在一起，总是诚惶诚恐，完全失去了自己。所以，毛发动的历次运动，它都紧紧跟随，从反胡风到反右，到文革，他有时甚至比发动都走得还远。毛说要百花齐放，他就为一百种花写了一百首诗；毛喜欢李白，他就专门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大风卷走了杜屋上的三重茅，也被当作杜是大地主的证据，令人哭笑不得。他对毛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处处看毛的脸色行事，从不敢有丝毫拂逆。他把毛看作神，至死都没有觉悟。他病重期间，还把家人叫到身边，要他们记下他的话：“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这段遗嘱，可以解释他一生中的行为。盲目的信仰铸成了他晚年的悲剧，我们不能不为之叹息。 现在回头看两位大师，胡适始终是一个人，在权势面前从来没有失去尊严，形象越来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虽然很高，却显得像个侏儒，有时竟然像个小丑，想起他写〈女神〉和〈屈原〉时的风姿，实在叫我们这些晚辈心里难过。总结两位大师的一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对谁，不必仰视；无论什么时候，不能交出思考的权力，更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