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9 次 更新时间： 2011-06-11 11:07:46 俞吾金：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 标签： 社会形态理论 中国发展 ● 俞吾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不久前，中国又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为什么中国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换言之，中国发展道路取得成功的理论依据究竟是什么?深入的研究启示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深藏于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之中。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却没有引起理论界的充分重视，而附加在这一理论上的种种错误的认识和其他的原因，又使人们迟迟未能认清它的重大价值。本文试图追随马克思的思路，澄清他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初含义，从而阐明它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性指导意义。 马克思理论探讨中的另一条线索 众所周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探讨中交织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条是主线，也是明线，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资本论》就是马克思这方面理论探讨的最重要的结晶。另一条是副线，也是暗线，即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资产阶级人类学的批判性研究。青年马克思偏向于对哲学人类学的研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偏向于对实证人类学的研究，其成果散见于马克思的论著、笔记、文稿和书信中。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自己阐明了这两条研究线索之间的逻辑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P43)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作为“人体解剖”是基础性的，而他对前资本主义的研究，即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作为“猴体解剖”则在逻辑上是后续性的。对马克思理论探讨中的前一条线索，研究者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们的重点是考察长期以来被理论界忽视的另一条线索，即马克思对人类学的研究，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正是在其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被阐发出来的。 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开始了他的实证人类学研究之旅。据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的全部读书笔记的研究，马克思在1853年这一年中就读了8本论印度的书，11本论俄国的书。[2](P171)比如，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医生兼旅行家弗朗斯瓦·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等国游记》后，在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3](P256) 在1860年代，马克思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俄国的农村制度》，钻研了毛勒关于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15]并在1868年3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对毛勒的相关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老毛勒的这些书(1854—1856年的，等等)，具有真正德意志的博学，但同时也具有亲切而易读的文风。”[4](P43) 在1870到1880年代，马克思在理论探讨上实现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即几乎搁下了对《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撰写和修改，把注意力转向对实证人类学的研究。为了直接阅读俄国人类学家的著作，马克思还自学了俄语。1876至1878年间，马克思研究了古代斯拉夫制度。[2](P171)1879年10月至1880年10月间，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1880年底至1881年3月初，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1年4月，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881年3月至6月，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1881年8月至9月，马克思阅读并写下了“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村社》一书摘要”。 值得注意的是，从1870年代末到1880年代初，马克思还写下了《历史学笔记》，摘录了施洛塞尔的《世界史》、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史》、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马克思所摘录的史料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17世纪上半叶，[5](前言，P1)这也正是实证人类学研究十分关注的时期。 现在我们要询问的是: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晚年马克思颠倒了研究主线和副线之间的关系，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实证人类学?人们通常是从“证实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马克思的“这个漂亮的转身”的。所谓“证实论”，是指晚年马克思之所以把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实证人类学，主要是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证实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及其相应的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毋庸讳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阐释中，这种“证实论”的动机是存在的。在1868年3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当马克思提到自己正在研读毛勒关于德国马尔克制度的近著时，欣喜地指出:“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4](P43)也就是说，马克思原来只是推测，在欧洲社会的演化史上，也曾存在过“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而这一推测在毛勒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同样地，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1884)中，恩格斯也说过:“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6](第四卷，P1)这段话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正如中央编译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前面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摩尔根的划时代的发现，证实了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观点和唯物史观。”[7](PIV) 尽管这种“证实论”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证实”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一种边缘性的、附带性的动机。如果像不少研究者那样，把这种动机解释为晚年马克思转向实证人类学研究的根本动机，那就不但误解了马克思，而且也忽视了马克思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加以完善化的重要成果——社会形态理论。 事实正是这样。在十月革命后，以梁赞诺夫为代表的苏联学者由于未认识到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重要性，迟迟没有发表这些笔记。直到1941年，马克思关于摩尔根摘要的俄译本才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9卷加以出版;马克思关于柯瓦列夫斯基摘要的俄译本刊登在《苏联东方学》杂志1958年第3、4、5期以及《东方学问题》杂志1959年第1期和《亚非人民》杂志1962年第2期上，前后花了5年时间;马克思关于菲尔摘要的俄译本发表于《亚非人民》1964年第1期以及1965年第1期和1966年第5期上，前后花了3年时间;至于马克思关于梅恩、拉伯克摘要的俄译本直到1975年才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5卷加以出版。令人惊奇的是，这五个人类学笔记的出版竟然花了34年 其实，正是所谓“证实论”遮蔽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重要性。然而，与东方学者不同，西方学者却很重视这些笔记。二战后，收藏这些笔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向国外研究者开放。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出版了《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英文本，但未收录马克思关于菲尔的摘要。1974年，这本书就出了第二版，随之出版了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及其他译本。在西方学者中，除了劳伦斯·克拉德以外，诺曼·莱文、斯坦利·戴蒙德、莫里斯·布洛赫等人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2](P161～165)但这些探讨或者把晚年马克思的实证人类学研究理解为对其早年哲学人类学兴趣的回归;或者把这一研究理解为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背景知识的补充;或者引申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结论;或者在“两个马克思”外又发现了“晚年马克思”等等，并未抓住晚年马克思人类学转向的根本动因，因而也不可能对马克思从人类学研究中概括出来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初含义作出合理的阐释。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6](第三卷，P777)这就启示我们，只有从这个视角出发去看待马克思，才能真正揭示他晚年人类学转向的真正秘密。我们认为，晚年马克思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人类学，其直接的动因是: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陷入了沉寂，革命中心开始向东方转移，马克思希望借助于实证人类学研究，深入地了解东方社会的性质，从而为未来的东方革命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而其间接动因则是:通过对非欧社会，尤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超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探寻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规律。而这个普遍规律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在长期思考中不断加以完善的社会形态理论。显然，只有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去理解马克思，尤其是其晚年马克思的实证人类学转向，才会引起对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伟大成果——社会形态理论的高度重视。 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初含义 一提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所谓“五形态说”。在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斯大林写道:“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8](P137)在斯大林看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五个不同的社会形态，而这五个社会形态对所有国家的历史发展都具有普适性。显然，这是对“五形态说”的经典性表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学说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理论界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然而，“五形态说”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致命的挑战。 一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过他的社会形态理论。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提到了“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9](P25～27)从马克思叙事的背景来看，显然也暗含着他对另外两种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认可。尽管这里合起来也有五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但与斯大林提出的“五形态说”并不是一回事。何况，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开始接触实证人类学研究方面的资料，尤其对史前社会的了解是很不充分的，这从他对前面三种所有制语焉不详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马克思在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后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第二卷，P33)如果加上马克思语境中暗含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这里也有五种社会形态，但与斯大林提出的“五形态说”也不是一回事，因为斯大林完全没有注意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其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是斯大林把“五形态说”表述为普适性的社会形态演化理论，其实，这种学说只适合于欧洲。即使如此，也得加上一个补充条件，即在斯大林所说的“原始公社制的”和“奴隶占有制的”中间插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自己对毛勒著作的研究时已经指出，在欧洲各地存在着“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 由此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斯大林的“五形态说”都不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准确概括。况且，从我们前面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出版史和传播史的回顾也可以看出，斯大林从来没有系统地研究过马克思的人类学理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晚年马克思写下的五个人类学笔记。这就启示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本人留下的文本中去探索其社会形态理论，从而探寻这一理论的原初含义。 每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系统地加以表述的不是“五形态说”，而是“三形态说”。在叙述这一学说之前，有必要指出，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演化问题的思考中，存在着一个视角转换，即从青年时期的哲学人类学视角转向成熟时期的实证人类学视角。 法国哲学家卢梭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者之一。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中，卢梭已把人类社会的演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平等的;第二阶段是私有制状态，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第三阶段是卢梭理想中的共和国状态，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新的平等关系。[16]在卢梭的影响下，马克思在《巴黎手稿》(1844)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尽管马克思把自己论述的重点放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批判上，但他的论述方式已经蕴含着以下三个社会发展阶段:异化前的、公有制的阶段，异化了的、私有制的阶段，扬弃异化、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三阶段说”是马克思后来提出的“三形态说”的雏形，但青年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产生前的历史阶段的理解还不过是哲学人类学上的一种猜测。在对现实斗争的参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主义思想的清算中，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把视角转向实证人类学获得的研究成果上。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与人的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三形态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P104)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作为根本特征的，这种社会形态还处于自然血缘关系和狭窄的地域关系的制约下。毋庸讳言，原始公社、亚细亚所有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从属于这一社会形态，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所说的“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可以说把上面提到的不同的社会形式都包含进去了。 马克思提到的第二个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态已经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商品)交换，从而为人的多方面需求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显然，这种社会形态指的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形态，从手稿的上下文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正是指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提到的第三个社会形态是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作为根本特征的，实际上就是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因为“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全面性。”[1](P108～10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二编第二部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马克思谈到了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之间的差异，并追溯到原初的“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1](P471)但在当时，由于史前人类学研究资料的匮乏，马克思还无法对第一社会形态中的原始公社作出更明确的论述。 在晚年人类学笔记，特别是在“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才借用柯瓦列夫斯基的部分表述，明确地概括道:“总之，过程如下:(1)最初是实行土地共同所有制和集体耕种的氏族公社;(2)氏族公社依照氏族分支的数目而分为或多或少的家庭公社，即‘南方斯拉夫式的家庭公社’。”[17]由于人类社会演化的起点——氏族公社通过实证人类学提供的材料得到了科学的规定，这样一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形态说”也从以下两个方面被进一步完善化了。 一方面，对第一社会形态的内涵和差异获得了新的认识。如前所述，在稍晚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第二卷，P33)在这段话中，亚细亚生产方式被置于最前面的位置上。但在晚年人类学笔记所蕴含的社会形态理论中，以土地公有和集体耕种为特征的氏族公社[18]被置于最前面的位置上，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则被阐释为氏族公社解体后形成的次生或再生的所有制形式。 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开始，欧洲社会与东方社会的演化出现了不同的路向。对于欧洲社会来说，经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过渡后，相继出现的是“古代的”(相当于奴隶所有制)、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第一社会形态在欧洲的表现形式是:氏族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或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对于东方社会，如印度、俄国、中国等国家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一直延续下来，与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颉颃。因此，第一社会形态在东方的表现形式是:氏族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对第二社会形态的内涵和差异也获得了新的认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二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从上下文可以看出，马克思指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其晚年人类学思想中，马克思展示出第二社会形态在东方国家，尤其是俄国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这就是马克思在1881年2月至3月间写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马克思认为，这种跨越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俄国农村公社长期以来保持的土地公有制度不被破坏;二是能够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马克思这样写道:“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10](P437，注[1]) 但是，如何才能使俄国的农村公社在高利贷和外在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下继续生存，并得以复兴呢?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10](P441)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也明确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6](第一卷，P251) 有了上述两方面新内容的补充，马克思的“三形态说”不仅在内容上被充实化、完善化了，而且在表述上也变得明晰化了。我们认为，“三形态说”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就其抽象的表现形式来说，它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规律;就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来说，它有差异地揭示了欧洲社会与东方社会不同的演化模式。 马克思“三形态说”的抽象表现形式是:第一个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第二个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个社会形态(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 马克思“三形态说”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以下两种。一种是欧洲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第一个社会形态(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封建制)→第二个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三个社会形态(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另一种是东方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第一个社会形态(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第二个社会形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第三个社会形态(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11](P40～41) 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 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的预言并没有落空。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人们(包括列宁在内)通常把俄国革命的胜利归因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显然，这一解释思路仍然奠基于马克思关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模式，即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发生的。事实上，早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1896)中，列宁已经认定，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 显然，列宁没有阅读过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也不可能看到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如前所述，这些复信草稿撰写于1881年，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出版只相隔14年!但马克思和列宁对俄国当时的国情却作出了不同的判断。事实上，马克思当时期待的俄国革命，并不是欧洲社会形态演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发生革命)，而是东方社会形态演进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旁边发生革命，但仍然“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 虽然列宁不了解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但他在实践中很快就意识到这方面问题的重要性。实际上，列宁早在建党的过程中就与普列汉诺夫发生过关于俄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普列汉诺夫认为，从俄国所处的地域和社会结构来看，俄国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与印度、中国相似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而列宁则认为，俄国本质上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直到20世纪20年代，列宁才认识到，俄国至今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12](P85～88，P97)尽管列宁在实践中对俄国社会的性质获得了新的认识，并试图通过“新经济政策”来刺激苏联经济的发展，但列宁的过早逝世，又使苏联在其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失误。坚持“五形态说”的斯大林始终从马克思关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出发去看待苏联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道路，他和他的后继者们一方面陷入了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又完全不知道马克思所说的“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重要性，终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理论界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界也掀起了一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但当时史学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李亚农等把马克思关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生搬硬套到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认为中国不但存在着封建社会，也存在着奴隶社会。1938年，斯大林的“五形态说”问世后，这方面的争论也就难以为继了。尽管中国史学界存在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误判，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像俄国革命的胜利为苏联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准备了必要条件，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为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准备了相应的条件。 然后，建国以后，在和平发展时期，史学界误判中国社会性质的消极影响开始发生作用了。事实上，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上，毛泽东与郭、李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19]由于毛泽东也是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来判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因此在短短几年后他就宣布，中国已经完成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接下去的任务就是如何通过“大跃进”赶超英国和美国了。晚年毛泽东由于不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以及这一理论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之间的差异，不了解中国乃是亚细亚所有制的社会，从而导致一系列政治决策的失利，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几乎濒临崩溃。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紧要关头，邓小平挺身而出，在1978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放弃了晚年毛泽东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这一理论在主要方面都切合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下面，我们对邓小平的理论贡献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第一，重新判定中国社会的性质。如前所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中国像印度一样，是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公社的形式，这种农村公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13](第三卷，P373)尽管邓小平没有使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更没有把这种生产方式理解为中国古代氏族公社解体后的所有制形式，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东方社会与欧洲社会的差异，并把中国理解为落后的东方大国。有鉴于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计划。”[14](P252)显而易见，邓小平之所以把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判定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目的就是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退回到中国作为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实际境况中，并从这一实际境况出发来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二，重新确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启示我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要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其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产品的充分涌流。所以，马克思在叙述其“三形态说”时强调:“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邓小平对此有深刻的领悟，他认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不是去消灭商品经济、消灭阶级，而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4](P63～64)不用说，邓小平的上述见解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观点。事实上，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不但自由个性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会变成空话。 第三，制订“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启示我们，以相互隔绝的农村公社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会长期处于封闭的、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因此，对于像俄国、中国这样的亚细亚所有制的国家来说，不同时 “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最终要想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建国后又采取了“一边倒”(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后来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直到1970年代初才开始恢复。邓小平意识到，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不改革、不开放而试图发展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14](P63～64)与此同时，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体制。正是邓小平制订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发展战略使中国社会3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四，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如前所述，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对俄国通过未来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形态所蕴含的经济模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一方面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另一方面又要“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但马克思没有对这种未来的经济模式进行命名。其实，每一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发现，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对这一经济模式的准确命名。长期以来，人们坚守“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错误的、僵化的观念，邓小平严厉地驳斥了这种观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P373)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正如马克思强调只有俄国革命才能挽救俄国公社一样，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其执政党的地位，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繁荣。 第五，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赖以为基础的农村公社是在政治上导致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马克思在谈到印度的现状时就曾指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6](第一卷，P765)而与这种专制制度相伴随的则是农民和小生产者对行政权力的崇拜及民间流行的“清官意识”。邓小平认识到，要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坚定不移地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而改革的焦点则是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14](P244)事实上，不以法制为基础的民主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大民主”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然，邓小平强调，中国也不能照搬西方人的民主观念，而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上面论述的五个方面大致勾勒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框架。由于这一理论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因此，处处显示出它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之间的亲和性。事实上，就在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久，人民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1985)，其中收录了马克思关于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和拉伯克的四篇人类学笔记，而马克思关于菲尔的人类学笔记则单独刊登在由中央编译局编纂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上。不用说，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相继出版，为中国理论界重新认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初含义和历史价值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重要的动力。 马克思的这些珍贵的笔记及其社会形态理论表明，马克思非但不主张把欧洲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奴隶制”、“封建制”简单地套用到东方国家，尤其是印度、中国和俄国上去，反而经常阐明为什么东方国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所有制形式。比如，在“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指出:“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7](P283～284)马克思所说的印度的情况同样适合于中国。 真正说来，中国既未存在过罗马意义上的奴隶社会，也未存在过中世纪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其实，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体现为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在“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存在”。[1](P481)实际上，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长期以来保留着的这种土地公有制，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准备了重要条件。正如马克思在谈到俄国的农村公社时所指出的:“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结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我顺便指出，俄国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经历过一系列的进化)。”[10](P444) 这样一来，我们不但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也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获得了新的理解。我们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秘密不应该到马克思关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中去寻找，而应该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中去寻找。要言之，与俄国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也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20]而是在东方社会意义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旁边爆发的、既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又要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关键是如何掌握市民社会的领导权;而对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关键是如何发展生产力。显然，看不到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都无法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由于苏联共产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苏联最终仍然落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现在，全世界的希望都转向了中国。 与此同时，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也获得了新的理解。这条发展道路既不能用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也不能用俄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民粹主义理论来解释。因为这两者都忽略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其实，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是爆发俄国革命，而俄国革命的前提则是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没有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后的一切都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形同样适合于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有的一切也不可能发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只有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才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作出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正确地指引这一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伟大结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杜章智.国外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A].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1，总第47辑)[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历史学笔记[M].中央编译局马恩室译.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

高华：一个“外逃者”眼中的苏联 ——关于雷光汉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苏联流亡记》 标签： 苏联 ● 高华 （ 进入专栏 ） 一本奇书 雷光汉的未刊书稿《我的中国心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苏联流亡记》是一本奇书，这是一位为躲避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的镇压，于1970年“外逃到苏联”的前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在苏联中亚地区飘泊沉浮的实录。二十世记以来，虽然中国人写的旅苏观感为数可观，但称的上是名篇的却不多，只有20年代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30年代初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及至郭沫若1946年的《访苏记行》和1952年的刘白羽的《莫斯科访问记》，已完全落入程式化的俗套，无一不是对苏联新制度直白的赞美。建国后的访苏游记写得好的也是曲指可数，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只有尚未结集，发表在1957年春《文汇报》上徐铸成的访苏游记，从中多少能捕获一些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的变化（1975年我曾拿着介绍信在南京图书馆逐日翻看1957年的《文汇报》，时间一长，警惕性很高的管理员觉得不对头，就打电话到我单位进行调查，结果很快就禁止我再看了）。另一本就是少年时期阅读的《在阿尔迪克夏令营》，它叙述了一群中国少年儿童在1951年由老师和医生陪护前去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索契附近的阿尔迪克夏令营渡假的经历，曾激起我无限的神往。至于青少年时期在苏联长期生活过的一些高干子弟，则很少看到他们亲自写的作品，主要原因可能还是生活经历的限制，人们只能通过《红樱桃》一类的影视作品多少了解一些当年他们在苏联的生活。 中国人写的批评苏联的长篇记实性读物直到1980年代才出版了寥寥几本，其中1984年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的马员生的《旅苏记事》最具史料和研究价值。另一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唐有章《革命与流放》，内容都是中共早期党员在苏联党争中被打成托派，在苏联极北地区做苦役几十年的经历，这些苏联大清洗的幸存者在50年代中赫鲁晓夫时期才回到祖国。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虽然有不少在新疆的中国人逃往苏联，但从没听说他们中有人就他们在苏联的生活经历写出了作品，雷光汉先生的这本书稿应是第一本。 雷书的贡献和价值 雷光汉是文革期间的“外逃者”，写了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他在苏联中亚地区被审查、被监视、做工谋生活等等传奇般的经历，作者被KGB（克格勃）长期监控，以后又试图逃往伊朗，被抓回后再流放到南西伯利亚的国际囚犯农场。 1979年中越之战，苏联入侵阿富汗，他都在中亚，还经历了中苏关系解冻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岁月，称的上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实录。 苏联的中亚地区，而不是远东地区，中国人相对了解不多。文革中红卫兵翻印过反修小册子，写中国留苏生在塔什干，都是苏联人怎么偷偷对中国留学生说他们热爱毛泽东，从这些膨胀的叙述中，根本无从了解当时当地的真实情况。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苏联当局就将许多政治上被怀疑的少数民族大量迁徙至中亚，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就是被安置在阿拉木图，以后也病逝于此。 雷先生长期生活在苏联的底层社会，他接触的多是“下里巴人”，这是那些短期访苏，走马观花的中国高干和社会名流根本接触不到的群体。这些人所写的访苏游记，除少数外，或是浮光掠影；或是借游记抒发满头脑的亲苏、慕苏情愫，在价值上和雷光汉的书稿完全不能同日而语。通过他的书稿我们才知道，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国人在苏联受压最深，岐视中国人最厉害的还不是俄罗斯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中国人都还友好，对中国人最坏的是苏联的xx族等少数民族，“xx人的姓名因和中国人一样，长相也差不多，他们害怕别人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好”，所以处处表现出自己对于中国人不一般的“愤恨”。他们口口声声我们苏联怎们好，你们中国怎么坏，每当遇到坏事，都是中国人干的，一逢上节日，大家都紧张，“中国要向我们进攻了”的谣言总会传到耳中。 雷先生的书稿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外逃者”，提供了在中亚地区中国人的众生相。例如， “伊塔事件”（1962年4-5月）前在中国新疆军区任少将的维族人（其实是俄罗斯族），跑到苏联后就在阿拉木图市场卖西瓜。作者说，在苏联的中国人死心踏地做汉奸的多是那些素来革命的 “左派”，“被KGB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数是这些人……跑到外国来了，失去主心骨了……自然和KGB一拍即合”。相比之下，那些被解放军赶到苏联的前国民党时代的军政官员，一般都洁身自好，也心系祖国。笔者印象特别深的是雷先生提到一位新疆边防军战士，因为一直入不了党就越境跑到了苏联，为了讨苏联人的好，马上将对中国领袖的崇拜转变成对勃列日涅夫的崇拜，他将俱乐部挂着的勃列日涅夫的画像偷偷拿下来，压在自己房间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周围还用红布镶上了边，在像前供着插在酒瓶里的松枝，松枝上挂着一首用毛语录改成的快板诗表达忠心：“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苏联共产党，我一颗红心献给苏联共产党，永远跟着苏联共产党中央”，每天像念魔咒般对着勃氏画像表忠心。他以为这一套在中国吃得开，在苏联也一定吃得开。可是苏联人见了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一个苏联老百姓如此热爱勃列日涅夫，更没人在宅内贴他的肖像”。后来也是因为苏方没有接受他当苏共党员，他就把勃氏肖像的眼睛挖了，一个月后，区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了，判了15天劳役。苏联人下手还是轻的，如果在中国，就凭这一条，就得挨枪子儿。此等鲜活的细节，是那些短期访苏者，甚至留学生也永远无法发现的。 “外逃”曾是一个严重的罪名 雷先生是一位“外逃者”，这在文革或文革前都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且不说那时被检举“偷听敌台”就得坐牢，“叛国投敌”或“企图叛国投敌”，被捉将回来，不被枪毙，也得判个长期徒刑。 最早知道“叛逃”，还是在文革前，报上说中国驻荷兰代办叛逃到美国！看到这条消息使我非常震惊，这么重要的外交官怎么也会叛逃？以后读书多了，知道的也多了，有一次居然发现我喜欢读的那本反蒋小说《侍卫官札记》的作者也是一个“叛国投敌”分子。更有甚者，还听说文革中的中国驻越南大使要叛逃朝鲜，在鸭绿江边被抓了回来，结果被判了十年徒刑 (1979年后该大使获得平反)！ 以上都还是一些个别现象。实际上，“外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建国后就出现了，1957年后人数迅速扩大，除了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外，在政治运动中蒙受打击走投无路的右派、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外逃大军，只是后者成功的极少。他们大多天真，缺少社会阅历，又不熟悉当地的地理民情，更无钱和蛇头拉上关系，加之不会说广东话，要逃到香港，比登天还难。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1957年在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他倒是头脑清醒，当大多数右派大学生对什么南斯拉夫、英国想入非非时，他既不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政治避难，也不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保护，而是涂改了学生证，然后买了一张南下深圳的火车票，准备逃往香港，谁知刚下火车就被当场捉去，从此在青海格尔木劳改了二十多年。 那些成功逃港者，多是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人数最多的一波是1962年5月，以后才知道这是当时的广东领导者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饥荒年月中放饥民一条生路，同时也是为了减轻当地的粮食压力。广东老作家陈残云的小说《深圳河畔》的书名很吸引人，可是他一字都未提逃港风潮，在那个年代，谁都不敢公开点出这个问题。 与广东大逃港差不多同时， 发生在1962年4-5月的新疆“伊塔事件”，既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有关，也是苏方对中方“反修”的报复，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人员的策动下，北疆几个县有六万多中国人外逃到苏联。在这之后，在中国的压力下，苏方关闭了边界，一直到文革初期。可是没想到，文革中居然还有人不怕死，通过不同方式越过中苏边境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跑到苏联去，而逃苏的人数之多，要不是读雷先生的书稿，也是很难想像的。 所以在文革中的大字报上看到老人家就傅聪“叛逃”一事说的一番话，就知道决不能当真。他说，让他们跑（到国外去）吧，让他们去吃黑面包（大意）。虽然在“伊塔事件”发生时，他批准新疆军区的两个俄罗斯族少将（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龙太也夫、伊犁军分区参谋长马尔果夫）要求回苏联的申请，甚至还指示给他们开欢送会(跟随他们回苏联的还有军队中的俄罗斯等族校、尉级干部四十余人)，但那只是极个别的事例，不具普遍意义。最高领袖批准军队中的亲苏分子回苏联，其着眼点是为了彻底清除苏联在中国军队中的影响。李丹慧的研究提到，“伊塔事件”后，中国大大加快了遣返苏侨的行动，甚至放宽到：“苏联侨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触一般机密的人申请出境，一般不要阻留，应当迅速批准，让其离境”。“申请出境的苏联侨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债务纠纷，应当尽快设法解决”。“苏联侨民的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一同出境，可以听其随走”。 中方对要求前往西方国家的苏侨333人，也提供协助，这在过去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政治上考量，即把“苏修”在新疆的“腿子拔掉”，具体办法就是“挤其出境”。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50年代末在新疆的12万苏侨，只剩下坚决不肯离开的201人了，而他们实际也处在中方的监控之下，这样就基本清除了苏联在北疆地区长期经营而形成的社会基础。 所以，桥归桥，路归路，1962年对“伊塔事件”的忍让态度，并不意味中国将把此奉为长期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卡斯特罗在60年代前期的几年让愿意离开的古巴人坐船前往美国的迈阿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苏联（20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列宁曾放了一些俄国著名知识分子去欧州）等都没有这样“洒脱”。东德为了防范它的人民 “叛逃”到西德，1961年8月13日，还特地建了那道有名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不知有多少东德人被自动步枪扫射倒在柏林墙下！也是在1967年，还是从大字报上看到音乐家马思聪在逃到美国后写的那篇有名的文章《我为什么离开中国》，至今还记得这份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却没有声音。写到这里，连想到中国在1979年后允许自费留学，进入21世记后，又开放港澳游、港澳自由行以及中国公民国外旅游，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和进步啊！ 雷的书稿中说，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苏，最先逃去的汉族人，苏联都送回来了。一送回中国，就开公审大会，把外逃者枪毙了，以后苏联就不往回送了。“这次外逃虽然没有成潮，可经历的时间十分长，一直延续到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下乡的知识青年，失败了的”造反派“，犯了罪的红卫兵，被打倒的”走资派“，甚至，还有一些不得意的中国边防军官兵”。 据雷先生的观察，KGB是按几种情况处理的：“凡属受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一律收留，不判刑，审查后即分配在城市工作。凡带家属或孩子逃过来的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在审查后安排在城市或农村，大部分在农村工作。凡一般因生活问题逃过来的或者在中国有刑事问题的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头头或成员，在审查后便会以”破坏苏联国界罪“送到国际劳改营服刑1-3年，再送到集中中国逃亡者的北方农场干活”。 雷先生说，中国人过来以后，大部分在农场或工厂打工，也有照相，钉皮鞋，卖烤肉串的，只有个别人当上了教员，医生和画家，也有以后成了工程师，博士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保留了中国国籍，大部分都入了苏籍，少部分不愿归化苏联的人就持无国籍者的护照生活。 这些当年的外逃者如果不是文革结束，注定是要被当作“叛国投敌分子”永远受到谴责，他们自己也不敢回国，除非认罪自首。雷先生在1980年代后，作为“无国籍者”，和我国驻苏使馆取得了联系，使馆人员对他亲切有加，还恢复了中国国籍。 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内大气候发生了变化。他有所不知的是，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最高法院1979年后有了新精神，宣布要将因生活困难，出去投亲靠友，找生活出路，或在运动中因一般问题，或没有问题而偷越出境的人与因贩毒等追求私利而出逃的人区别开来，更要同为叛变投敌，资敌而出逃的人区别开来，前者是违法行为，后者是犯罪行为。这样，雷先生等才获得解脱，后来还成了爱国侨领。 1970-80年代初，苏联百姓丰衣足食，生活水平远超过中国 在中国官方的对苏叙述中，有关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是随两党两国关系的好坏而变化的，简言之，关系好时，中国人被告知苏联人生活在天堂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部摄于战后乌克兰大饥荒岁月，粉饰生活的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在中国大放特放，不知迷倒了多少天真善良的中国人，以至于1949年任弼时要对陪同他前去苏联治病的中方工作人员提前打预防针，告诉他们，苏联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正在恢复，各方面都很困难；中苏交恶后，中国人又被告知，苏联人吃的是黑面包，西红柿只有乒乓球那么小。再以后，国人又跟着领袖嘲笑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好像自己吃得比苏联人还要好，其实中国当时不知有多少农民真的如同赫鲁晓夫所说，喝得就是“清水大锅汤”（这句话也是道听途说，到现在也没见过赫氏原话的材料）。 应当说，在50年代中国公私合营前，中国的轻工产品大大丰富于苏联。我有一前辈朋友是1952-1957年列宁格勒大学的留苏生，他告诉我，在参加1955年屠格涅夫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一个不熟悉的苏联教授用各种花言巧语（“中苏友好”一类大话）用他质地非常差的领带，和他交换了他从中国国内带来的一条领带。他临毕业时，苏联朋友看中他的一件出国时由组织上置办的呢绒大衣和一只牛皮箱，也想交换去，但他没有答应。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明显高于中国。1957年夏，我的这位朋友学成归国，他发现怎么国内到处都有“叫化子”，此事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时正是反右运动高潮，他知道，必须对此三缄其口。他如此谨慎是有道理的，以后仅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就打了四名右派，并被遣送回国。 斯大林去世后的赫鲁晓夫的十年和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执政岁月是苏联承平的年代，勃氏上台坐稳江山后，逐渐停止了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措施，以推行新斯大林主义、维护特权集团利益和加紧对外扩张作为基本政策的出发点，但是毕竟没有像中国那样瞎折腾，到了70年代，国家的整体实力走向高峰。 雷光汉生活的地区是苏联欠发达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以后被KGB安置在塔拉兹（斯）市，此城在斯大林时代叫江布尔市，江布尔是哈萨克一位伟大的行吟诗人，活了将近百岁，在50年代的中国颇有名气，他曾因歌颂“兴都库什山的雄鹰斯大林”而蒙受恩宠。 雷书稿提到，苏联地广人稀，工作非常好找，中亚地区体力工人的工资很高，远超过医生、教师等知识分子，女医生、女教师嫁给工人比比皆是，政府且不断下调物价和增长工资，在苏联实行的是全民公费医疗，全民义务教育，全民社会福利，“只要在苏联土地上，不管户口在何处，看病，上学都不花钱，住院了还发全额工资”。“人人都得上完十年制中学，相当我国高中毕业。学校全部免费，包括免费教科书和午餐”。“每个城市，每个区，甚至每个大些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儿童夏令营，建在山上或河边的风景优美的地方，房子像疗养院一样好，辅导老师，医生，护士，厨师一应俱全。学习，游乐，体育设施应有尽有”。 物价、房租和交通费极其低廉，一块列宁格勒出产的东方牌手表，才15个卢布。水电煤气和公共交通费用都只是象征性的。市内交通一次，不分远近都是5戈比。1个人1个月煤气费50戈比，水费20戈比，一度电2戈比。一般群众的生活都非常富足。作者在80年代初结婚生女，政府马上分配给市中心一大套三居室，房屋虽然不毫华，但铺有地板，房租极其便宜。 现在知道， 70-80年代初苏联人的生活富足全赖政府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挣得的大量美元所赐，到了1984年后，物价出现上涨而工资都已冻结，90年代叶利钦上台后推行“休克疗法”，使老百姓手上多年积攒的卢布一夜间变成了废纸。 苏联的KGB全面渗透中亚华人社区，已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但作者对中国方面60年代后针对KGB的反制行为完全不了解 该书详细叙述了他所接触的苏联KGB（克格勃），这个神秘的组织全面渗透在中亚的华人社区，大量招募特务，无孔不入，其搜集情报的效率之高，也可堪称世界之最。从他的书稿中也可以得知，到了70年代，KGB工作人员已一改斯大林时期之魔鬼形象，全面实现了知识转型，仅他所接触的KGB，就发现有100多人通中文。这些职业特工有礼貌，有文化，他们攻心为上，在审查雷先生时会对着他唱50年代中苏友好岁月时的流行歌曲《莫斯科—北京》，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KGB居然向雷先生表示祝贺，使他虽亡命异邦，还能保有一份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作者还说，“KGB的监狱是苏联最文明的监狱，没有见过犯人受骂挨打的。伙食不好，面包却吃不完，发的莫合烟也抽不完。每月允许亲属送食品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至于警察局管的监狱则是暗无天日的地狱，……搬到当时的中国来也是骇人听闻的”。作者感叹苏联特工的文化素养之高与他曾打过交道的文革期间的中国“公检法”之简单粗暴形成强烈对比。 作者对建国前KGB在中国的活动有一定的了解，他知道大名鼎鼎的KGB–塔斯社驻华记者罗果夫和他的掩护单位–上海著名的时代出版社，但不知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以后又担任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罗申就是一个KGB将军，此人在建国后还故伎重演，企图在中国人中发展苏联情报员。苏联驻重庆的潘友新大使也是KGB将军。作者对50年代末以来中国方面对KGB的反制行为基本不了解。说来中苏原是一家人，中国的反间谍相关业务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开展的。例如，刚进北京城不久，苏联就派出KGB专家检查中南海的空气，查空气中“有没有什么有害物质”，让许多老干部开了眼界。又譬如，领导人的食品检查制度，也是苏方手把手教的。邮件检查系统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的。苏联在中国公安部总顾问的办公室就安排在部长罗瑞卿办公室的外屋，他可以阅读公安部的一切报告和文件。所以毛要求李克农对苏一切公开，“脱得光溜溜”，但李心中有数，他私下对社会部干部说，即便脱光，心中想什么，对方还是不知道的。 到了5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中国方面对从苏学习归来的留学生已有防范，提醒他们不许乱说苏联的情况。中国官员与苏联人的私下的一般交往，甚至在北京著名的莫斯科餐厅与苏联记者吃个便餐，都会被怀疑是“传送情报”，第二天就会受到单位领导的警告。接下来的几年是中国的大饥荒，都有中国大学生不知深浅地给苏联驻华使馆写信，甚至要求苏联方面批准他们前去苏联留学，其思想之幼稚，今人难以想象。更有甚者， 60年代初，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作人员，有亲属曾留苏的，原家住中南海的，被要求一律搬出。而1960年从苏联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成回国的中国留苏生，整体被不信任，全体被安排做次要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范KGB在中国的渗透，今天看来则是反应过度。 60年代初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一些领导人对苏焦虑感与日倶增， KGB被无限放大，谍影憧憧，康生等有了用武之地，也懒得对留苏人员作区别分析，干脆采取“一锅煮”的政策。长期担任毛的俄文翻译的师哲虽然在30年代曾是“格伯乌”（KGB的前身）工作人员、但在1940年就回到延安，早在1962年就被关进秦城。同年，康生还把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原东北局外事处负责人，中共妇运元老卢竞如投入秦城，一关就是十八年。到了文革，更是把大批历史上与共产国际、苏共有联系的老干部、新干部，例如阎宝航、阎明复父子，吴克坚、萧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等统统打成“苏修特务”或“苏修特务嫌疑”，全部投入秦城监狱。 作者虽是北大学生，思想却很幼稚，即使跑到苏联，还对官方宣传信以为真，结果大为失望 以常理看，当年的北大学生，当属天之骄子，学养、见识都应卓越，其实并不尽然，建国后，北大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冲击，五四以来的学统已完全断裂。老知识分子遍体鳞伤，早已三缄其口。校系党的领导，多为政治挂帅的政工干部，学校还收取了为数众多的调干生，康生、陈伯达等也不时来北大作大报告，学校的整体氛围已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能学多少，全赖自身的努力，而学生间的对社会批评性的思想交流，因恐惧告密，也基本不复存在。这就使得一些学生除了专业，几乎不再有个人的思想活动，他们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全都来自《人民日报》和领导的讲话。雷光汉的书稿中提到他逃到苏联后，向审查他的KGB提出，要求把他送到台湾和新加坡，他的理由是那两个地方都是中国人的地方，他愿意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可问题是，苏联人为什么要满足他的个人愿望？雷说，因为中国报刊说，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他以为到了苏联，就可以自由到世界各国去。读到这一段，颇为震惊，雷先生不是北大毕业生吗？他怎么会如此天真？还有，雷先生竟然不知道中国反间谍系统曾经长期由康生领导，当苏方KGB上校告诉他时还大吃一惊！这可能与雷先生身处边疆，信息闭塞有关，口内的大中城市，都有去过延安的老干部，而凡是去过延安，经历过整风运动的老干部，大多都知道康生的身份。文革初的大字报更是把康生的身份半公开了，不少人都知道这个“康老”非同小可，是一位让人谈虎色变的“反特专家”，他经常不需有任何证据，动辄就指别人是“苏修特务”，说凭他的眼睛和四十年的革命经验一眼就可看出某某是坏人等等。1967年的南京大字报上就有他表扬江苏某高干曾向他“报过一个重要的案子”的消息，这位老干部很快被结合进夺权后成立的新领导班子。 雷先生如此天真，自然是处处碰壁，在KGB眼里，判断一切事物的唯一前题就是估量他对苏联有无实用价值。文革中跑到苏联的流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接触中国的绝密情报，也不是中央领导人的子弟，他们的利用价值非常有限，不把你派回中国做间谍，已是开恩，你还想这个，要那个，纯属异想天开。作者提到，他向KGB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被当场挡了回去，苏方告诉他，可以接受他“避难”，但他不具“政治避难”的资格，“只有王明才有政治避难的资格”，“因为你只是一个教员，不是刘少奇，不是乌兰夫。” 作者对中苏两国体制的弊端有较深的认识，但过于强烈的爱国主义也使他存有某种“护短”的心态 作者是1961年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因对历史上俄国侵华行径不满被被打成“反苏分子”和“右派”，后被发配在伊犁离霍尔果斯口岸七公里的一所中学教书。作者在中苏两国的经历使他对两国体制的弊端有很深的体会，他认为苏联是一个“虎狼之国”，一直对中国抱有扩张的野心，但是他也承认，苏联比中国文明进步。他说苏联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国制度相比有一个大的不同，“那就是苏联还容许人性的存在，而中国把所有人的人性都消灭光了”。他待过几个苏联监狱，发现“里面的狱头狱卒，审判官员，都还有人性，对不幸者有同情心，只要在框框之内，请他们帮点忙，给点方便是不会遭到拒绝的。中国却完全相反，一次次严酷的阶级斗争把官员最起码的人性都抹掉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又低，最少文明修养”。他说，他见到的国内那些整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性如虎豹，心似蛇蝎，一脸凶相有如夜叉的”。他还说，虽然“离开祖国也多半辈子了，还时时做着挨整的梦。梦中整我的人不是KGB”，而是国内那些自己的同胞。 然而，作者在某些关键性问题上的态度也是矛盾的。这本书稿写于2000年，作者声称，他压下书稿是担心书稿出版后会损害中国，其实批判极左主义与损害中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跑到苏联，却情不自禁地成为了国内某些极左方针和理论的辩护士，例如，他读中苏论战的“九评”，觉得“篇篇是雄文”，而苏方的应战文章又是如何没有水平。国内在文革中大骂王明是叛徒和叛国分子，他也跟着大骂王明是“奸贼”，说如果王明在他眼前，他要上去打他几个耳光。KGB告诉雷，陈伯达倒台了，他却说这是毛的战略部署，一切都是毛安排好的。总之，他看苏联是处处不顺眼。依常理，作者亡命苏联，苏联纵有千般不好，万般不是，但是没有把他送回中国，否则等待他的只有被枪毙或被判重刑，对收留他的苏联，他似乎多少应有一丝感激之情，可是从书稿中一点也找不到这样的痕迹。书稿中KGB对雷说的的那句话是击中要害的：“你们中国人逃到苏联后都说自己是爱国者，可是谁都不敢反对毛泽东，一挨斗就跑到外国去，你们都是怕死鬼。”雷先生也承认，听到这番话，感到无地自容。 尽管觉得面子上难堪，然而并不影响雷先生的态度，他的态度就是爱国，由爱国的立场出发，他绝不允许苏联人当他面骂中国最高领袖。以后发展到，“如果有人骂xxx”，雷先生就要和他“干仗”。有的苏联人奇怪地问他：“你们如此地热爱你们伟大的领袖，为什么还跑到我们苏联来了呢？他回答道：“我们中国的事不能叫外国人管，中国的xxx不能叫外国人骂。” 雷先生的思想和逻辑出现了严重的不连贯性。与雷不同，我所读过的一些外逃者的回忆录在思想和逻辑上大都保持着一贯性，其中一本回忆录的书名就是《月是异乡明》。该书作者生活在著名侨乡广东潮汕地区，在建国时只有12岁，对共产党充满崇敬之情，但因“原罪”在身（其父是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少将），与其母被扫地出门，又因长期收不到侨汇，饥寒交迫，被当地干部和群众蔑视，最后抱必死决心，于1958年冒险犯难，偷渡深圳河，来到香港，以后投奔在台的父、兄，虽然受到国民党特务机构长达五年的秘密审查和监控，但他还是觉得“月是异乡明”。有意思的是，在作者的出逃计划中，居然把苏联也例入出逃国之一，尽管放在最后一位，他说虽然苏联也不好，但起码不天天搞运动，开批斗会，还可以读书升学。他有如此的认识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他只读了六年小学，其间因是地主后代还被无辜开除，以后千辛万苦才上了一所极为简陋的华侨子弟补习学校，也因是地主子弟被开除学籍，他的知识和识见主要来自于他的借书自学和人生经验。 雷光汉的思想和逻辑矛盾的深层原因，说来还是源于“自大的爱国主义”，雷先生在新疆当年的朋友萧默先生称他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想来是有道理的。从他的书稿看，雷先生的爱国主义有时显得混沌不明，在对苏联的问题上尤其如此。说来他并不了解5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随着更多的历史档案资料的问世，现在已越来越清楚，中苏双方对此都负有责任，而不能把关系破裂的责任全都归咎于苏方。作者多次提到，在赫鲁晓夫时期，在苏联的中国人比较自由，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当局全面收紧在苏中国人的居住自由权，中国人不许居住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只能集中安置在中亚地区或其它边远地区。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几乎公开批判赫鲁晓夫，没多久就开始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全面倒退，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中国方面批判“赫秃子”更是不遗余力，一时间双方似乎形成了歌颂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的统一战线，而中苏两国的老百姓对这些言论都照单全收。作者虽然肯定赫鲁晓夫在推动苏联“解冻”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几乎未提及赫氏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这是书稿的一个不足。今天我们从苏联解密档案中知道，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他顶住苏共政治局内不同意见的压力，坚持要把从中国获取的权益归还中国以及大规模对中国进行经援和军援；而被中国高度称颂，视为同志和亲人的 “伏老”（伏罗希洛夫）却是地道的大国沙文主义者。1957年春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本来只是一次没有具体任务的礼仪性访问，却受到最高礼遇，中国方面可能是为了给赫鲁晓夫一点“眼色”看，有意超规格的接待这位斯大林的战友，中国最高领袖不仅亲自去机场迎接，还罕见的陪同客人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接受数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何尝知道，就是这位貌似慈祥，动辄就会流泪的“伏老”，坚决反对将旅顺军港归还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争取他的谅解，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出访北京前几天，才勉强得到他的同意。 你到底要什么？ 读雷先生的书稿，不由得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读过的一本苏联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本书于1972年在中国以“灰皮书”的形式由内部出版，作者是苏联著名作家柯切托夫，此人是一个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很受欢迎，他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人》、《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等都曾被译成中文，1960年，《叶尔绍夫兄弟》还被作为反修教材由著名导演孙维世搬上中国话剧舞台。柯切托夫在《你到底要什么》中，以60年代为背景，抨击苏联青年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的毒害，沉迷于被政府查禁的俄罗斯“反动作家”的禁书，从而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作者痛心疾首，质问这些迷失方向的苏联青年：你到底要什么？ 几十年后，雷先生的书稿让我又想起了柯切托夫的这本书名，当然是反其意而用之。随着雷先生展开他的奇特的旅苏生涯，我在思索雷先生究竟要追求什么？ 雷先生要生命安全。他在文革的高潮中为免遭镇压，被迫亡命苏联，这是无可厚非的，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们总不能要求一个无罪的人引颈待戮来实践他的爱国主义。他因地利之便，一脚跨到了苏联，当年又有多少知青逃港不成而浮尸深圳湾海面，相比之下，雷先生是幸运的。 逃到苏联后，雷先生被KGB长期监控，又受到在中亚的苏籍XX等族人的恶意对待，激起他强烈的爱国主义。雷先生来到苏联后写的有关新疆四年文革历史的材料被苏联人改编后以化名出版，以后在他出逃伊朗被抓回后还因此减轻了对他的处罚。但苏联人要他在批判中国的电视片中现身，他坚决不从，还处处批判苏联，歌颂中国，这才引起KGB的那些嘲讽话。尽管雷先生不愿批评中国最高领袖，但他出逃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于是雷先生更加热爱中国，甚至到了80年代，他还带话给国内有关方面：在我国宪法上加上一条：在苏维埃帝国没有崩溃以前，凡主张中苏友好者，应以汉奸论处！其态度之绝决，令人难以想像。看来在绝望和困境中，爱国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宗教，雷先生就是一典型的范例。 那是一个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特殊的年代，苏联和中国都不正常，置身在那个时代，中苏两国的大人物或是升斗小民，他们的言和行，在今人看来多少都有些不合情理。今天若再读在几十年内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苏联理论沙皇苏斯洛夫或波洛马廖夫的大作，几乎就是一种自虐行为了。所以，雷先生的爱国主义即便有些偏颇，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年的那种情况下，除了爱国主义，他还有什么可凭籍的？雷先生毕竟是北大毕业生，和那些普通逃苏者不一样，除了要活命，还要追寻“生活的意义”，作为一个“无国籍”人士，在苏联到处被监控，台湾、新加坡不能去，大陆搞文革天昏地暗，更是有家不能回，这种内心的辛酸和煎熬，外人又怎么能够体会？于是爱国主义便成了他的安身立命的防御性的武器！ 读雷先生的书稿，很自然带出一些问题，但更多的是一份尊敬和欣赏，就是那些疑问的方面，我也愿意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以一种同情与理解的态度，设身处地的去体谅他。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雷先生的书都是有很高价值的，是他用半生的心血写出来的，值得研究和关心中苏关系史的人们的重视。 2011-2-3 （相关简介：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刊于《领导者》总第39期（2010年4月）） 进入 高华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文革博物馆 > 文革阅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142.html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