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

未普 薄熙来的命运及其转折，远远超过陈希同和陈良宇这两个政治局委员的跌宕故事。很多人把王立军闯馆引发的政治地震，比作林彪“九一三”事件，就震撼性而言，这个类比很贴切。 发人深思的是，民间对薄熙来倒台的反应却很复杂。对唱红打黑一直持批评态度的自由派人士，固然不会怜悯“唱红运动”的破灭，但不少人却出声维护薄派的话语权，希望走出党内斗争的老一套循环，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从法制上解决问题；对薄熙来表示同情甚至支持的不单是毛派和极左势力，也有不少来自民间的声音；就算多数人对薄熙来不表同情，对胡温当局的讥讽却大于对薄熙来倒台的幸灾乐祸。特别是随著前几日中共严厉打击网络言论和关闭一批网站，民间对胡温的批评声音更加升高。这表明，广大民众对胡温当局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应该说，王立军和薄熙来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他们在中国政坛四平八稳、毫无棱角的木偶群像中，显得另类而且鲜明。林彪是仓惶出逃，而且失败得折戟沉沙，但胆大心细的王立军却是果断沉著，甚至很有智谋。他先玩障眼法，和英国驻成都领事馆联系，得到英方同意之后，虚晃一枪跑入美国领事馆，交出一批极为敏感的中共机密之后，可能还安排了后路，不但把薄熙来拉下马，还使得中央对他最后定案时留下顾忌。 而薄熙来更是锋芒毕露。据报道，就在三月八号中央已经和他进行过组织谈话之后，三月九号他在两会上还两次用“一派胡言”的激烈词语来反击胡温，导致胡温加快处理进度，在两会结束前夕撤掉了他的职务。现在看来，薄熙来已经没有什么翻身机会了，甚至调任闲职的可能性都很小。至于他是否和王立军一样被褫夺“同志”的称呼，在禁闭中度过余生，看来并非没有可能，因为胡温对他这种性格和拥有不可忽视的政治能量的人，决不会掉以轻心，特别是发现他被撤职后，民间还有同情和支持的声音，就更不能放虎归山了。 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如果薄熙来一帆风顺地在十八大上入常，手握更大权力，他还会继续唱得全国山河一片红吗？可能会，但也可能不会。文革中宣扬对毛泽东“三忠于四无限”个人崇拜的林彪，他若真的上台，非常有可能不会继续毛泽东那条路线。从披露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来看，林彪及其核心班底对老毛那一套极为反感，他将否定文革，著力从事发展国民经济，这并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来自《五七一工程纪要》白纸黑字的记录。 把中国改变成民主宪政的现代文明国家，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既没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这种魄力。薄熙来倒是有这种魄力，他会在相当程度上，打破封闭循环的历史进程。不过，他像林彪一样，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 而“重庆模式”作为一种探索，也可能从此寿终正寝。自从辛亥革命100年以来，中国有过几次经过“地方自治”走向宪政的契机，却都被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传统历史惯性所摧毁。所谓“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一度重新燃起“地方自治”的希望，不管这两个模式有多少水分，但它们之间确实有区别。由中央集权铲平一种模式，把另一种模式纳入所谓党的基本路线的轨道，如同把中国塞入不死不活，封闭循环的历史故辙，这将又一次断送中国由“地方自治”走向宪政的可能。 另一个悲剧在于，一党专制的政治生态造就了政客的病态人格。胡锦涛平庸无能，温家宝惯常做秀，其他常委一个比一个刻板。反观薄熙来，性格鲜明而又骄横跋扈，行事没有底线，他对物质利益的贪婪，和其他高官没有本质区别，但他对权位的渴求和贪婪，却比其他政客直截了当，丝毫不加掩饰。他为入常而和时间赛跑，到重庆用霹雳手段唱红打黑，肆无忌惮破坏已经徒有其表的法制。 薄熙来的这种性格，从某种程度上讲，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不成功便成仁。而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内敛和四平八稳，虽然保佑了他们平稳的政治前途，但胡锦涛给中国带来的，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悲剧，而习近平也可能会步胡锦涛的后尘。（rfa）

美国之音记者: 张楠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继3月底连发两篇评论时局的文章后，星期四再刊评论员文章，以树立公众对于中共领导核心的信任与信心。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满怀信心迎接党的十八大》。文章围绕“信心”二字展开，描述了它所说的当前改革发展呈现出的“活力迸发、蓬勃兴旺的良好态势”。 *党报：有信心，有底气* 文章还对未来做出一个提振信心的“基本判断”：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指日可待，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景无限光明。 文章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我们充满了信心与底气”。 自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他在打黑运动中所重用的原公安局长王立军上月中被免除职务后，有关中共高层出现重大分歧和权力斗争的传闻就不断传出，甚至还出现了“政变”传言。 特别是当人们把重庆的事儿跟“走哪条路”联系起来的时候，舆论界更是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分析人士认为，这篇文章的出笼显然有稳定人心的意图。 *薄熙来给十八大过渡出难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教授郝晓明说：“薄熙来或者中国左派搞的东西确实有跟中央大政方针有差别的地方，也是说要保持改革的方向保持不变。作为现一届的领导都希望平稳过渡，不要再出现任何大的问题。薄熙来给他们出了很大的难题。” 中共党报的文章要求坚决排除各种阻力干扰，并再次呼吁“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不仅社会上出现了思想混乱，也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使高层动态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 有鉴于此，《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要求人们坚定信心、聚精会神，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改革发展上来，在工作中“心无旁骛”、“凝心聚力”。 在此前的文章中，《人民日报》呼吁在多种思潮和复杂环境中，不为杂音噪音所扰，不为传闻谣言所惑。与此同时，这家党报还刊登了《编造传播谣言须依法惩处》、《对造谣传谣者就该勇敢亮剑》等文章。 *当局亮剑打击造谣传谣* 在当局对网上传闻宽容了几天之后，终于作出被视为“图穷匕首见”的行动。官方媒体说，公安机关对在网上造谣的六人予以拘留，对在网上传播相关谣言的人进行了教育训诫。电信管理部门还关闭了16家网站。 对于大部分传闻，官方传媒并没直接反驳。4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大常委，通过参加义务植树活动，集体亮相。在中国，这也是一种辟谣方式。 此外，还有其他10名政治局委员参加了植树活动，从而使在京参加植树的政治局委员总数达到19人。 这样，除了在外地任职的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和正在国外访问的回良玉，政治局委员中只有薄熙来一人没有露面，而且他应该就在北京。 *说不清宁可不说* 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集体露面的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辟谣，但毕竟作用有限，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事实真相。 不过新加坡的郝晓明教授认为，至少在目前，这对中共来说是个难题。 他说：“他们做这个决定，其实也是憋了很长时间，想动他也动不了，但是到最后是逼得不得已，一定要动他。动完之后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假如没有搞到非常清楚的薄熙来的有犯罪行为的证据的话，很难解释对他政治上采取的措施了。说不清的时候去讲的话，它宁可现在不说。” 郝晓明说，薄熙来的问题还牵扯到怎么看“重庆模式”、“唱红打黑”到底对不对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很难进行简单的否定。 他说：“我觉得，很难把这些事情理清定薄熙来是一个什么问题。薄熙来的问题不排除实际工作当中一些为民做事的做法，但是作秀的程度远远大于为民服务的这种精神。” *十八大之前没有交待说不过去* 中共十八大很可能在今年10月举行。届时，中共最高领导层将进行10年一次的换届工作。观察家认为，至少在十八大之前，当局应该对薄熙来和王立军的问题给全党、全国人民一个交待，哪怕只是阶段性进展。

“薄事件”后，18大常委的竞争表面平静，实质则暗涌不断。在这种敏感的时机，高层一丝的风吹草动都是别有用意。 中共中央机关《人民日报》 4月5日盛赞上海转型发展“静水深流”，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的上海，又一次站到了历史潮头 。值此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的敏感阶段，在连发两篇评论员文章呼吁统一思想，把握文中求进的总基调之后，中共党报如此盛赞上海显得别有深意，而 这种“静水深流”的发展显然与之前重庆的“聒噪一时”模式对比鲜明 。 这篇发表于头版头条位置上的文章高度肯定上海转型发展，称赞“改革开放始终走在前列的上海，如今在率先转型的过程中同样高擎起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旗帜。”并将上海的成绩归结于“矢志不渝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在先行先试中把握改革开放机遇。”而这正是中共近来最多强调的。 3月29日、31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发两篇评论员文章，强调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就要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难点，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努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同在头版出现的《满怀信心迎接党的十八》的评论员文章更显意味深长。 这篇题为《上海转型发展勇争先》的文章中赞扬“十二五”开局之年，上海收获了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系列“质变”——经济运行告别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显著优化；经济增长告别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产业结构彻底告别二产支撑，服务业成为“绝对主角”，理顺了一、二、三产业的关系。文章称，上海转型的势头，让人兴奋。“因为这些指标正是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所追求努力的方向。” 看数据组合，上海GDP增速质量佳、可持续。有一种观点认为，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和上海比，经济基础不一样、发展阶段不同，上海的转型只是顺其自然，没什么难度，上海的经验难以借鉴。对此，文章称，上海的确具有一些实现率先转型的优越条件，但最终果断迈出转方式的步伐，同样需要统一思想，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并称，上海进一步明确，“率先”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 在，率先转型是中央赋予上海最大的任务，必须义无反顾地主动把重点转到转型上来，追求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文章称，想率先，还要敢率先。上海下决心“舍”，减少四个依赖，探索转型发展的新路径。这四个需要下决心减少依赖分别是：减少对重化工业增长的依赖、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减少对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减少对投资拉动的依赖。而上海也在这些方面实现成效，文中数据显示：“十一五”以来，上海累计淘汰落后产能3,600多个；使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2011年降至5.3%。同时文章称，上海还引导代工企业将产能外迁，腾出空间拓展高端服务业；从根源上抑制投资冲动，进而改变“唯GDP”的取向。文章赞扬“对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让上海经济发展悄然发生新的飞跃。” 谈及民生，文章称，尽管居民收入和保障水平已走在全国前列，但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却始终头脑清醒：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个跟时代同步、与发展相随的渐进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始终坚持“民生优先”，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让百姓得到实惠。文章以上海市政府“微博卖菜”助民纾困，称赞“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对接，政府职责定位的转变使得上海在转型发展中，特别是面对一些重要的选择时，更注重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 与《人民日报》高度赞扬上海相呼应的是，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高调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实现中央在两会上提出的稳中求进，关键是政治坚定。体现与中央精神的高度一致，同时也使人联想到对薄熙来“离经叛道”的指责。分析人士指出，俞正声作为十八大常委的热门人选，有可能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在常委中排名第二。俞正声在此刻强调“政治坚定”，显然是一种与中央保持一致、统一思想的坚决表态。而此番党报对于上海转型发展的肯定，显然对于俞正声来说是个利好消息。 “薄熙来事件”之后，薄熙来主导的所谓“重庆模式”与中央继续改革开放、科学发展集体共识之间路线之争也被认为是薄去职的重要因素。尽管事前也公开表明拥护中央路线，但以“唱红打黑”为标志的薄熙来，显然与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有相左的地方。虽然重庆并非所有做法都与改革开放的政策形成冲突，但是它过去几年的宣传，确实释放了与现今政策不完全同步调的政治信号。分析人士指出，相较于重庆的“折腾”，显然中央更愿意看到的是上海这样的“静水深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盛赞上海的文章，对于其主政者市委主机俞正声以及市长韩正颇为吝惜笔墨，更多的是强调“上海市领导表示”、“上海市达成共识”这样的表述。如，“‘民生优先’，上海更强调政府的责任。‘民生改善，是百姓的期盼，更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应再被动回应老百姓需求，而要主动对接民生需要。’上海市领导表示”。“‘ 上海转型中的问题，往往是全国还没有遇到的，没有现成的办法可以运用，甚至上海以往引以为豪的创新举措也失去效果，只有依靠创新来破解。’上海市达成共识 。”

内地互联网的管制时松时紧，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单凭可否浏览“六四”等字眼来观测中国政治阴晴雨，定如雾里看花。现在，有关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相关资料，内地互联网上并未删除，趁此机会重温各中央大员对“重庆模式”和“唱红打黑”的表态，可为未来立此存照。 　　翻查资料发现，前年底到去年春是中央大员赴重庆考察的高潮，几乎每位到重庆的中央领导人都参观过重庆公安局的“打黑除恶”展览，观看过“唱读讲传”(即“唱红”)汇报演出，不知这是否薄熙来有意识地强人所难，向各位领导人硬销私货，但见诸公开报道，各位大员对这一套鲜有不唱好的。 　　 王岐山：了不起 吴邦国：大德政 　　副总理王岐山前年7月到访重庆后的评语是“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前年9月到重庆时盛赞“唱红”是“找到了一个实现群众自我教育的好载体”；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年11月到访时，特别赞扬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新一届党政班子”的作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前年12月视察重庆时，肯定“唱红”，亦盛赞“打黑”成效，“希望重庆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形成构建平安重庆的长效机制”；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去年4月上旬赴重庆，称赞重庆建设公租房“是一大德政”，“为全国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对重庆评价最高的要属中组部长李源潮，他去年4月中在重庆说，重庆的改革探索，对破解中国科学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 　　资料显示，温总于2008年12月、李克强于2009年7月曾访重庆，当时已是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陪伴在侧，只是当时重庆的“唱红打黑”还未成气候，两人对此未置一词而已。所以说，薄熙来出掌重庆后，从未踏足过重庆的，政治局九常委中，只有胡总一人。

宋鲁郑：重庆风云考验中国政治模式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薄熙来    ● 宋鲁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政治、军事、航空、核大国。此时又恰逢全球经济危机把“华盛顿共识”拉下神坛，光环尽失。于是一时间，中国模式亮丽登上舞台，被世人热烈追捧。应该说，中国做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超大型国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而又重新复兴的纪录，怎样美誉都不为过。严肃和公正的学者也都承认，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和中国六十多年来政治体制的变革密不可分。简单说来，中国以集体领导、任期制告别了前三十年的一人核心和终身制，从而实现了政局稳定和权力的制度化传承。可以说，没有这个政治层面的演进，就不会有中国奇迹。2012年，中国再度进入“新老更替”时分，被认为是建国后出生的一代领导人即将走向前台。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匪夷所思、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中国模式投下了阴影。这就是震动全球的王立军事件。     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昔日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究竟为了什么私自进入美国领事馆，也没有人知道他在美国领事馆究竟做了什么—-两个知情者：一向被西方批评不透明的中国和一向自诩十分透明的美国均联手保持沉默(白宫面对媒体和国会反对党议员的质询，就是尊口免开)。但人人都知道“事情很离奇，后果很严重。”     王立军，做为中共副部级干部、而且是声名享于海内外的打黑英雄，竟然私自进入他国驻外机构—-而且是一向被认为对中国颇不友好的美国，把党内争端曝于外人，甚至还有求助美国之嫌。此种行为，不仅党纪难容，就是中国“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也难国人以接受。这由不得世人会想，中共现行体制难道已经失去解决内部分歧的能力?或者这种政治水平的官员竟然能够提升到如此高位，难道中共的干部培养、任用机制也不再有效?     3月15日，随着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王立军事件迅速升级，数年来赢得无数掌声和民心的重庆模式宣告终结(历史定位尚待时间)。至此王立军事件引发的冲击波终于直达中国模式的核心：政治制度。     薄熙来的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的派系平衡。众所周知，中共建政以来，向来追求代表全体人民。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固然是对新时期社会发展现实的反映，但根本上讲，也是中共传统的延续。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各阶层也有了极大的分化，相对应的，左中右在中共党内均有代表。如以李锐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和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左派。正是由于社会上各个群体都能在党内找到代言人，其利益诉求都有相应的表达空间，才保证了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的转型期的总体稳定，也确保任何一个群体都不会走向极端。另外，左右对峙和相互制衡，也令主张稳定和发展的中间派(即改革派)左右逢源。然而，王立军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打破了这种平衡。目前中共的主流派面临双重的压力：一是左派的强烈不满和反弹。二是右派借机施压，试图进行他们所希望的改革。左派不管怎样讲，本质上最多只是反对政策而不会反对这个体制，而右派则是政策和体制都反对，他们才是中国稳定大局的真正隐患。但由于左派刚刚受到重创，主流派失去了一个对右派制衡的力量，假设对右派强硬以对，又有可能同时成为左右反对的目标。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平衡。     薄熙来的去职，还标志着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全力打造的权力交接制度化的努力和成果受到了挑战。应该承认的是，中共建政以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真正实现了制度化的权力正常交接。这种制度化，带来了社会稳定的预期，将可能的政治风险担忧降到最低。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之际显示了其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但薄熙来，这位中共党内出镜率最高、海内外最引人注目、能力确实出众的地方大员和政治局委员的突然去职，表明中共目前的权力交接体制仍有相当完善的空间。假设薄熙来这样的官员无法通过党内正常途径得到上升渠道，他必然会寻找其他突破口。这种尝试的分寸稍有差池，就会酿成震动全国的政治事件，从而损害甚至动摇世人对这种体制的信心，这种信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来投资者来讲，是最重要的大环境。薄熙来的命运也同样表明中共今天的体制还需要更大的包容度和柔韧性。     薄熙来及其创立的重庆模式对中共有双重积极意义。一是在弱势群体重建道德高地。二是展现中共体制的生命力。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黑社会沉渣复起、教育、住房和医疗市场化改革都引发百姓强烈不满。虽然中共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和有效的应对措施难符百姓期望。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以过人的政治敏锐、勇气(家庭背景有关)和能力，从中共的传统中寻找意识形态资源，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民生，倡导共同富裕和“分蛋糕论”，打造风生水起的重庆模式，使他也使中共在低层弱势群体层面上重建了道德高地。所以也有理论家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在他主政的这几年，重庆成为西部吸引外资的第1名、年均GDP增长超过10%，经济增速连续三年居全国前三，2011年跃居全国第一、工业产值连翻四倍，2011年达到1万2千多亿元、预算支出连续4年保持50%以上用于民生。在有争议的打黑之后，群众安全感指数2010年达到95.89%，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地区之一。可以说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给中共的执政增添了更多的合法性、增强了民众的向心力。     相对而言，薄熙来在中共党内颇有些特立独行，也被海外认为最具西方色彩的政治人物。他的不同于中共传统的执政风格以及取得的成效，反而展现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大党的活力和多样，令人不由感到中共体制的旺盛生命力。所以尽管他过于张扬的风格和颇有民粹色彩的做为有违中共传统，高层对之仍是默许和支持。但受王立军事件影响，薄熙来失去了重庆的舞台，他所创立的重庆模式迅速褪色。但受到损伤的不仅仅是薄熙来和重庆模式，还有中共本身。包括他为中共撑起的道德高地和体现的体制活力。     重庆风云发生于互联网时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考验了现行体制对信息时代的适应性。自从2003年非典以来，特别是2008年的“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后，中共对突发事件的公开和透明度大幅提高，在迅速满足民众知情权、掌握事件话语权的同时，也展现了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但这一次，可能是由于王立军事件几十年未有，或者过于重大和复杂，难以迅速做出判断，致使信息的公布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一时间海内外谣言四起，更有反华势力借机大做文章。中共此次不仅对王立军事件本身反应过缓，对出现的谣言更没有及时的反击，以致竟然出现几十辆军车包围美国领事馆的荒唐传闻。     薄熙来事件对中共现行体制的另一个影响可能是潜在的，发生在未来的。由于他的成就和去职，使他完成了从一个领导者到左派殉道者的转换。左派也由此有了自己的精神领袖(相对而言，右派仍然是四分五裂)。以他的性格，未必就此沉默。假如时机来临，他可能会寻求东山再起。这也是为什么海外有人将他比做当年被苏共清理出去的叶利钦。假设如此，薄熙来就走向自己的反面。     不过薄熙来事件也不全是负面影响。首先，将促使中共更大力度的关注民生议题，采取更有力度的措施回应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薄熙来事件对中共在道德合法性和民意流失的损害。否则，民意将会产生更强烈的反弹。事实上，重庆模式能够迅速崛起和被百姓认可，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密不可分，否则仅凭一人之力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实是时代需要重庆模式，时事造英雄。其次则促使中共进行更大力度的体制性改革。如果一个政党无法吸纳内部的精英，怎么能够更广泛的吸纳体制外的精英呢?另外，重庆风云也意外的令自由派有了反思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机会。正如西方媒体所报道的，薄熙来在美国肯定胜选。薄熙来得到下层民众如此高度的支持，对自由派的民主理想显然是一个考验。     最后，还要讲几句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值得肯定，但未必应该全国照搬。真理都是有边界的。超过这个边界可能就走向谬误。比如重庆卫视可以如同英国的BBC一样不播广告，但CCTV却未必可以。薄熙来做为重庆的第一领导者自然可以全力浑洒，但到了中央就未必可行。简单说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很多，适合重庆的模式未必适合其他地区。重庆模式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得到百姓认可的解决办法，这不仅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更为不认同重庆模式的其他模式造成了必须行动的压力。     重庆模式争议最大的是打黑的方式。确实，如果从纯粹的理论上讲，王立军铁腕式打黑自然有可议之处，但是放到现实中却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重庆打黑之前，黑社会竟然敢于公然袭击武警，负责治安的最高行政官员竟然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也就只有个人色彩的铁腕才能治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其可议之处远胜于今天的重庆打黑，但在哪个时代，却也是必须的，可能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当然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有着漫长的人治历史，其影响无所不在。就是自由派，在这次重庆风云中，也一样原形尽显。王立军被宣布免职时，北京律师和宪法专家吴革指出，中共中央直接任免地方行政长官的做法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王立军是重庆市副市长，副市长的任免在人大闭会期间应由(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 (中共)中央只能处理他的党的职务问题，不能处理他的行政职位。所以程序搞错了，应该说中央建议免去他的职务，然后说正在按程序办理。”     然而，一向把法治放到嘴边的自由派群体包括法学专家贺卫方—-他曾公开炮打重庆模式是践踏司法的文革，却保持沉默。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说，他对中央免去王立军副市长职务的方式没有太大质疑，认为这符合党内外很多人的愿望。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讲，“重庆打黑的方式没有太大质疑，因为重庆打黑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呢?当然自2007年重庆模式横空出世以来，自由派并不是第一次违背人民的愿望。在重庆打黑之前，听不到他们为民众发声，而当重庆向黑社会开刀全面打黑之际，他们却为一名律师的命运积极奔走，并借此事件否定重庆模式。显然，在他们眼里，低层百姓受到黑社会的威胁并不重要，但社会地位远高于普通百姓的一名律师的命运却珍贵无比。     不过，不管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有多少问题，都无法改变这是近两百年最适合中国的模式。这不仅从六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验证，而且放眼全球进行对比，也同样如此。美国的制度已经历两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但几十年来仍然无法避免重大的宪政危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球转播之下，肯尼迪总统众目睽睽之下被暗杀，被抓获的嫌疑犯又在警察重重保护之下，在电视镜头前被枪杀。随后相关人员离奇死亡的高达上百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任总统的尼克松竟然违反游戏规则，派特工窃听竞争对手的总部。事件发生后又百般阻挠调查，拒不配合司法，直至最后酿成辞职这一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宪政事件。相对而言，王立军事件甚至文革时的林彪事件，都远远无法和上述事件相比。何以美国如此重大的危机都不会令人否定它的制度，中国就会被如此兴师动众呢?     正如危机向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有效力量(当然这句话对于今天的西方似乎已经不太适用，经济危机四年多了，西方可做出多少改变?)，今天的重庆风云也将令中国未来的道路走的更稳健，崛起的更加迅速和平衡，这不仅仅是海内外中国人的良好愿望，也是历史的必然。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5536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薄熙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7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