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

Shared by Max贝立《GFW，我们不高兴！》Say NO！to GFW墙外新闻评论转播，点击此处看所有转贴 “我们”是共党，次序当然是 党 的利益第一，“国家”其次，最后才轮到“人民”。 公民社会：西方国家陷阱？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文章，首次明确提出要警惕公民社会。文章指出：”创新社会管理，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一定要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 ” 分析人士注意到，这是中国政法系统人士首次将以全面否定的语气提及公民社会。在此之前，广东的媒体都已收到禁令，禁止在公开场合谈及和讨论公民社会；深圳市原计划于今年展开公民社会的试验，但上报中宣部后却被否定。因此，整个广东省今年上半年的社会管理计划也因此而泡汤。但中国政法系统人士以如此严厉到底口气全面否定公民社会，并将其与西方国家，亦即北京左派人士眼中的海外敌对势力相联系，这却还是第一次。 周本顺的文章还写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过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而是要确保党委和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到位；不是过多强调按照人口比例发展社会组织，而是要加快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改革，完善职能；不是过多强调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属性，而是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引导，将其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真正成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补充。” 他还写道：”当前，一些人对国外社会管理的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小政府、大社'”，似乎大量的社会管理应该由社会负责。实际上，发达国家并非都是”小政府、大社会”，不少大国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二是社会组织属于’第三部门’，似乎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实际上，国外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有政府背景，都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在我国，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一定要制定好行为规范，事先设好”安全阀”，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组织繁殖起来。” 全面左转：策略还是战略？ 这篇文章显然是中国政法系统对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提出的社会管理的一个最后注解。胡锦涛不久前提出社会管理的课题，源于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甚至开始威胁到中共执政党的地位。然而，到底什么是社会管理，显然在中国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所谓社会管理应着眼于社会的自我管理，亦即发挥社会自治的功能，通过社会自治来解决问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社会管理的本质是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其手段必须是严厉的，以防止出现任何可能产生社会骚动的苗子。 两种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关于社会管理的方式之争实际上却涉及到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正如本栏之前的文章所分析，中国发展至今，实际上已经出现”一个病人，两种药方”的局面，而所谓社会管理之争则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中国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究其本源，既来自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阶段，也来源于中国在这过程中未来处理好政府职能的转型，因而未来建立一个独立于市场经济的政府体系，从而导致政府大量介入市场，并继而导致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 面对这一局面，比较理性的做法是继续深化改革，并以继续改革，尤其是改革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政府元素来完成这一转型。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恰恰出现了以革命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趋势，其集中代表就是”重庆模式”。而作为”重庆模式”对立面的”广东模式”，亦即注重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并积极探索公民社会进程的做法，却受到了严重压制。  这一左转的趋势从理论上是不利于中国长期发展的。现在的问题是：这到底是北京高层在十八大前的策略之举，还是预示着其未来的长远战略？若是前者，人们也许还能尝试忍受；若是后者，那么中国的前途就堪忧了。   作者：李崇光（香港中国问题分析员） 责编：叶宣

针对薄熙来在重庆推行”唱红歌”为主的”红色文化”运动，该报5月16日报道说：”他不久前的政令是挑选了36首’红歌’，让市民学唱，似乎想以此与长征、人民公社和红卫兵时代相联系。他早就让人发送毛的语录短信，让官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一家市电视台播放的不是肥皂剧，而是没有广告的’红歌’演出和以往的革命电影。曾经被’伟大领袖’毛泽东树为标兵的雷锋，在重庆又重新作为人民英雄受到敬仰。” 该报提道，薄熙来2007年上任后大力打击犯罪活动是”没有先例的”，”许多重庆人赞扬书记的伟大行动，相反的是，有些人觉得让人想起中国不久以前的最黑暗篇章，将这个运动视作中国政治普遍向左急转弯的信号。” 报道认为， “然而，对大多数观察家来说很清楚，这位61岁的书记不仅是为了所在城市的福祉，而且主要是为了自己升迁，他想通过促进’红色文化’引起党的最高层注意。2012年秋的中共党代会将由新一代人接替领导班子，权力斗争现在正全速进行。虽然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重要位置可能已经给出，但是前商务部长薄熙来有望在政治局的最高领导层获得一席之地。他以打击犯罪的攻势也击中了其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汪洋，现任广东省委书记，他在重庆的前任。 “薄熙来似乎就像在进行选战，这在中国的一党制下其实是不可能的。可是，他给中国的政坛带来一种新的风格，表现出平易近人、富有魅力和民粹主义。他在重庆推动社会福利房建造和农民工计划，同时建立庞大的安全机构，未来有50万摄像头监视重庆的大街小巷。……” “重庆模式” 引起争议 该报写道：”可是，这位书记也有批评者，他们说，重庆当局在打击犯罪时自己扭曲法律。北京法学教授贺卫方在4月份的一封公开信中提醒说：重庆践踏法治国家原则，当局逮捕了上千名嫌疑者，轻易判处死刑，特别可疑的是北京律师李庄一案，…… “李庄去年在一次十分可疑的庭审中被判处18个月监禁，贺卫方教授感到此举让人想起文革时的迫害，复兴’红色文化’运动也唤起他痛苦的回忆。……” 该报指出，”文革在中国依然还是禁区，因此，薄熙来领导的重庆市政府也断然否认自己的宣传与文革有任何关系。同时，薄熙来在重庆高举’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在一些国家领导人那里显然奏效，未来可能是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访问该市时赞扬这个路线。 “这位平步青云者和薄熙来一样同属’太子党’，是中共元老子弟。出人意料的是偏偏是他们转向’红色文化’，毕竟其父辈在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受过迫害。可是，转向过去似乎值得，这可能也与中共将在今年7月庆祝成立90周年相关。现在就连官方的党报《人民日报》都在宣传，称中国的其它地区也应该学习’重庆模式’。” 编译:林泉 责编:石涛 (以上内容摘自德语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当前一个阶段，中国思想领域的“活跃”为建国以来前所未有。     说“活跃，是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下的话语。因为理论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好事，但是建国 60 年来，中国的思想领域客观上是一直有管理的，这就使得当前思想界的活跃尤其令人瞩目，因为它已经没有一个主导性的思想了。这在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是罕见的。    “活跃”之一：一边唱红；一边公然宣传“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     源自重庆的唱红浪潮，经过两年的发展，现在已经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俨然蔚然成风。就唱红的核心内容来看，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革命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就其属性来说，当然应该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或者主要、多数属于毛泽东思想范畴。可是就在这当口，清华百年校庆，国内媒体对这所名校的校庆踊跃报道，可是报道的主旋律之一，竟然是清华“出了 14 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个政治局常委”，以及省部长几百人、人大常委多少、政协常委多少等等，这些成为媒体宣传清华校庆的主要内容，清华大学在其校庆纪念特刊的封面照片中，也在这样宣传自己，结果舆论大哗，批评清华在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权位高”。     坦率地讲，国内部分媒体的此种宣传，在折射这些媒体自身的价值取向之外，其行为的本身不管是不是出于吸引眼球的目的，客观上宣扬了“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而毛泽东思想和这一切是对立的。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只有“为人民服务”，主张一个人不论职位高低，能力大小，只要“对工作满腔热诚，对技术精益求精”、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一个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下在重庆大唱特唱的《江姐》唱段里，不也是主张“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的精神吗？     如此，令人惑然。     “活跃”之二，一边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边把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孔夫子雕像放在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而且一放就是三个月。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常委在重庆考察、调研时，均十分强调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是 1 月 11 日 ，一尊孔夫子巨型雕像静悄悄地被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当时，全国宣传部长会议闭幕还不到一周。     我们不否认孔子思想有合理的成分，其合理成分甚至可以作为民族遗产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是客观上讲，孔孟之道肯定不是这一价值体系的主干部分，因为毛泽东在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就向世界宣告：“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涉及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且还有一个历史事实是： 天安门是喊出 “ 打到孔家店！ ” ，要用“民主与科学”取而代之的地方，那时中国社会还没有中国共产党。     而且，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国家广场，据孔子家乡的《济南时报》 4 月 25 日 报道：孔子来，静悄悄的，走，也是静悄悄的。     这不是王道，而是小道。     如此，令人愕然。     之三，人民日报 4 月底刚刚发表“ 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一文，网络名人司马南兄便撰文批评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称这句引起国内外广泛注意的话“ 不宜于过分解读，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看不出任何高妙”，影响甚大。     问题是，这句话是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内容，而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环境下，政府工作报告在正式向人大报告之前，当然是经过政治局审查通过的，于是也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了；同时，该报告又在全国人大通过，法理上当然也就是国家意志了，这是在批评谁呢？难道中国已经完全有条件“批评监督政府”而不需要“创造条件”了嘛？     至今，未见任何机构和官员出来说明。     如此，令人惶然。     与上述这些事件伴随始终的，就是大家议论最多的重庆“唱红打黑”。依笔者所见，无论在内容还是提法上，“唱红打黑”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在“唱红”的内容上，似乎还应该增加一些内容，这就是指导了我们三十年改革开放，并在物质上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邓小平理论。只有毛泽东思想，或者主要、多数是毛泽东思想，少讲邓小平理论，“重庆模式”很难立起来。     “打黑”，在提法上似乎应该用“平安重庆”之类的提法。     第三就是重程序了，这和“打黑”并不矛盾，老一辈革命家过去的做法，在今天需要随  时代的进步而改变。     以上几条不改变，误解难消。                  

Shared by lawyer 这篇文章应该很贵，不止五毛吧！ 何 取决于很多因素 不及杨荣文受欢迎 陈惠华不感失望 刘程强将负责勿洛蓄水池榜鹅区 海外选民投票趋势 与国内选民一致 　　重庆是中国直辖市中经济最为落后的，然而自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担任过大连市长、辽宁省长、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主政以来，却以一种新颖的治理理念初步形成了全国瞩目的“重庆模式”。 　　所谓重庆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大规模）打黑反腐”、“唱红”、“建立公租房”、“官员下基层同吃住”（三进三同）、“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启动户籍制度改革”、“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绿化重庆”。可谓个个针对时弊：腐败、信仰缺失、官民脱节、食品卫生、城乡差距、环境污染。用重庆官方的话语就是 “宜居、森林、畅通、健康、平安”五个重庆建设。 　　虽然薄熙来创造的重庆模式仅仅不过数年，但却已经成果累累。为了全面的理解重庆模式，很有必要一一列出。 　　打黑：出动3万名警员，成立204个专案组，7000人参与打黑。抓获“涉黑涉恶”人员4781人，67名黑恶首犯和骨干被抓捕、12名厅官涉黑落马。最大“黑恶保护伞”文强被执行死刑。 　　唱红，即“唱读讲传”，即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临近，唱红歌也将进京表演。需要指出的一个误解是，唱红也不是光唱革命歌曲，也有各个年代的经典歌曲（如《家的牵挂》、《两岸一家亲》、蒙古《套马杆》）；读经典也包括国内外名篇大作（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建立公租房及民生：重庆不仅率先在全国建设公租房（已建1300万平方米），并计划3年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200多万人的住房问题。而且公租房面向三类群体：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家庭住房面积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原住民。公租房租金的基本定价原则是不超过中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1/6，每平方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大于银行利息，可基本平衡银行贷款。用中组部部长李源朝的话就是“当年我们建设经济适用房，找地块儿，定图纸，忙忙碌碌， 问题困难很多。重庆地处西部，发展难度比东部地区大，却探索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办法，在全国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看了之后的第一感觉是令人赞叹！”此外，重庆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基层和区县；为一百三十万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在这个背景下还发生了特警为民工讨薪和工头“黑保安”被依法惩处事件。关于民生，薄熙来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一是发展不能仅仅追求GDP、财政收入。重庆不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钱再去改善民生，现在就把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动力。二是经过实践发现，民生改善越多，百姓越受益，经济也越活跃、政府越有钱，经济越发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立竿见影。重庆和沿海地区不能走同一条路。沿海靠近大海，可以直接招商引资。重庆在内地，对外来企业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内地巨大市场及其未来消费前景。民生改善、百姓受益后，重庆的消费很快就成长起来。消费提振的同时，还改善了投资环境，引起了外商的兴趣。 　　户籍改革：率先启动户籍制度改革，重庆是中国唯一的省级行政单位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第一阶段目标是，在2011年内，实现当地338万农村人口转户进城，目前已有180万农民进入城市，并在社会保障、医疗和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到了真正的城市待遇。　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给进城农民带来的实惠，市长黄奇帆曾形象的比喻：要让转户进城的农村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的“五件衣服”。重庆户籍改革的成功，引发全国25个省市的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中国人民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赴重庆调研户籍改革。 　　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三进三同要求全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担任的领导和新招录的公务员在试用期一个月，到最艰苦、最边远、最基层的贫困村，入住贫困农民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农民负担。三进三同的背景是干部脱离群众，“严重影响党群关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实际情况是，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很难看到各级干部。其效果如何呢？一位和农村贫困大学生结对子的厅长曾坦言：当他得知这位学生连两元钱的公交车费都舍不得而一直待在校园从未出行时，极为震惊。九龙坡区委副书记潘平是最早一批“三进三同”的干部，他所去的村，连喝水都困难。给了他们这一批官员强烈的震撼。至少亲身体验百姓的困难而不是仅仅从汇报中抽象得知，是完全不同的。 　　食品医药安全：重庆启动打击食药品安全犯罪百日专项行动。警方集约包括刑侦、经侦、治安、网监等多警种在内的上万警力，主动出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并表示，“像打黑除恶一样打好食品药品犯罪专项攻坚战!” 首次集中清查行动就检查生产经营场所627个，刑拘7人，处罚16人，掌握违法犯罪线索917条。6月1日，重庆市将在全国率先出台并实施《重庆市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如此雷厉风行和主动出击，在全国是唯一的一个。 　　绿化：一年种了十年的树，而且还要以这种速度再种十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治山治水，把容易流失的泥沙抓住，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也难怪两岸会谈在重庆举行时，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有如下发言：赞扬重庆“大改革，大绿化”卓有成效，指出重庆去年投入人民币137亿元种树，种树量超过过去10年纪录，“很多人说薄书记很绿”。（近3年，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中，约有40%-50%在重庆。这也是为什么两岸会谈选在重庆举行的原因） 　　经济发展：自打黑以来，重庆的知名度和形象大为提升。全市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去年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人均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赶上了全国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事实上，薄熙来到重庆以后，全市利用外资增速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去年实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区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还在境外投资50亿美元（全国500亿美元，中央为400亿美元，地方合计100亿美元）。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2010年增长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 　　所以重庆模式引发轰动并得到下自百姓上至国家决策者以及海外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认可。中共高层吴邦国、习近平、李长春、贺国强等政治局常委都全面肯定重庆模式，李源潮则在考察重庆之后，认为重庆的改革为破解中国面临的难题提供新思路。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了重庆，它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同样权威的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则把重庆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 　　当然重庆模式也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比如推出不带广告的红色频道。这既有违市场经济常识，也难以维持。果不其然，后来就由于经济原因而减少人员紧缩开支。不过，这些都是玉中之瑕，瑕不掩瑜，更不可能因此就否定了重庆模式。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却无视重庆模式的成就，屡屡质疑、否定重庆模式，甚至将之比作文革再现。 　　本来一个社会分为左中右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左翼往往代表中下层民众，右翼往往代表大财团、大资本。中间派（中间偏左或者中间偏右）则往往代表中产阶级或者尽量调和各派。但在中国不同的是，虽然左、右形同水火，但在批判改革出现的问题方面则高度一致。看看双方的文章，有时很难区分究竟谁是左，谁是右。但重庆模式一出，左、右分野立显：一个强烈支持，一个强烈质疑。显然，右派关心底层民众只不过是假象或者权宜之计，否则何以黑社会存在时，无人为一个个百姓发声，而当一个颇有后台的律师被起诉就引发了他们的声援？更无视重庆模式是针对当今社会问题而来呢？ 　　现在自由派否定把重庆模式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把之比做文革。贺卫方在致重庆同仁的公开信中，说过这样的话：“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他在人大举行的首届律师论坛上还讲了一个政治笑话：一位飞机驾驶员到西部地区重庆执行飞行任务，当时，由于雾大迷失方向而找不到重庆的位置。求助指挥台时 则被告知，当你听到嘹亮的红歌声和律师们的叹息声的时候，那就是目的地了。一位支持和理解贺卫方的网友这样点评说：听了贺教授的讲话, 我掉下了热泪。只要中国拥有10个贺卫方，重庆薄书记妄图复辟文革的梦想，就绝不可能得逞。海外自由派的结论更为荒唐：把整个重庆倒退到文革时代，公检法都砸烂了。 　　既然自由派动不动就拿文革说事，我们确实需要好好回顾一下，究竟什么是文革。 　　文革，政治上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权独揽以及权力斗争为背景的政治运动。经济上则是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最大的问题一是贫穷二是缺乏自由：包括我们现在都习以为常的自由：迁徙的自由、进城打工的自由、经商的自由、出国的自由。但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令人回味和留恋之处。比如政府廉洁（或者由于理想主义，或者由于组织的严格控制或者由于民众的直接监督）；没有贫富差距（虽有城乡差别，但差距并不悬殊）；没有黑、色、毒、赌（黑社会、毒品、色情业和赌博都被有效取缔）；没有环境污染（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没有高房价（国家分配）、医疗重负（城市免费医疗，农村也有基本医疗体系，并曾被联合国所肯定）、高学费（上学免费）；虽然吃不好甚至看只是基本维持温饱，但却没有食品安全之忧。当然这个时代更没有信仰缺失。可以说今天严重存在的问题，文革时代都不存在。（尽管如此，没有多少人要想回到这个时代，因为贫穷与缺乏自由）。 　　所以，以文革来比喻今日之重庆，显然是指代错了对象。今日中国，由于制度性的人事更替，已经不可能产生个人崇拜和大权独揽，更不会发生以权力斗争为背景的群众运动。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今天，也不可能重新回到计划经济。如果自由派拿文革来比今日全面针对时弊的重庆模式，真不知道是要肯定文革还是否定文革（一个不了解文革的人在了解重庆模式之后，大概会以为文革是理想之地了）。话说回来，动不动扣一个帽子恰是文革时的做法，自由派本身恐怕正用他们反对的方式来反对重庆模式。 　　然而，自由派何以要否定重庆模式呢？不妨估妄猜之。一是他们真的认为重庆模式是错的。最终并不会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一个人哪怕是有一篇文章进行论述过。除了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二是虽然认为重庆模式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一种值的肯定的尝试。但重庆模式却进一步提高了中共的凝聚力、支持度和合法性。这是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的信仰是西方的普世价值。凡不符合普世价值的，就必须要反对。至于百姓支持，哪又算得了什么？ 　　现在对重庆模式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重庆模式对现今问题的针对性、有效性还是有目共睹。或许重庆模式能够在中共的红色传统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中探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成功化解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如此巨大规模的国家转型难题。 　　法国巴黎 宋鲁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