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废话不多说，上图！且看“重庆模式”！

杨俊锋：认真地对待重庆模式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 杨俊锋       近来有关重庆的突发性事件，再次引发对重庆模式的热议。自由民主派（或曰右派、改革派）对重庆模式早就诟病已久。不过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即使是自由派人士，也会理性地认识到，事情并非弹冠相庆那么简单。     第一，重庆模式虽问题极大，并已基本宣告终结，但必须看到，重庆模式所指向的问题不仅切实存在，而且恐怕也都是当下中国最为突出和急迫的问题。拿最引人争议的“唱红打黑”来讲，抑制不法的社会强势势力（尤其是和公权力相互勾结的黑恶势力），以及提升沦丧已久的社会道德，哪个不是人们痛心疾首的社会问题？！更不用说他们所提出的改善公共服务（典型者如“五个重庆工程”），打击腐败与共同富裕了！     这正是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原因所在–据个人的有限了解，重庆当地大部分民众对于重庆模式是确实是持支持态度。它确实紧紧扣住了普通大众最敏感的上述社会问题；而且的确给予了民众更多、更好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所以，重庆模式需要否定，但另一方面，不仅不能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严峻性，而且还要予以充分的肯认。     第二，在上面的前提下，再把重庆模式的危害进一步讲透。重庆模式究竟错在哪里？对此已有很多讨论，但仍然有必要继续讲下去，让更多的人更深入、清晰地认识到其危害。重庆模式的问题不是它宣称要解决的社会问题错了，而恰恰是它利用了民众对这些突出的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和不满，以其作为实现当政者政治目的的手段。最后的结果是要么解决不了问题，要么变得更糟。     例如，提升道德当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以提升社会道德为名，不计成本地运动式的“唱红”.这不仅不得要领，成本高昂，而且还会将其中所蕴含的颂扬暴力斗争、领袖崇拜以及漠视个人权利与尊严等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观相悖的观念“深入人心”.     打黑与反腐固然没错，错就错在以打黑、反腐之名，践踏法治，清除异己。如此，即使黑社会与腐败或可有效遏制，但不受限制的公权力则要比黑社会和腐败更要恐怖多矣–别的不说，如今的王立军恐怕应对此会有深切体会。     改善公共服务与民生当然也不错，但如果是以寅吃卯粮，杀鸡取卵和高压集权的方式，不仅是难以为继，而且最终的苦果仍然要由民众自己品尝。同样地，共同富裕当然更不错，但问题是如果以扼杀自由、高度集权为手段，那么最终结果恐怕是自由沦丧加共同贫穷。     总体来讲，重庆模式的基本路子是，通过民粹手法获取大众支持，借助舆论控制与强势压制，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威权体制–而且是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并在短时期内取得“骄人”的政绩。但是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这种路子无一是以誓言追求天堂始，最后却以堕入地狱终。     第三，以比较和历史的视野观之，严重的贪污腐败、分配不公、公权力失职等社会问题，向来都是民粹主义滋生蔓延的丰沃土壤。而民粹主义的滋长将会扼杀是国家良性发展的一大肿瘤，致使国家陷入民粹与集权的反复震荡。重庆模式之所以受到热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巧妙利用了民粹主义这种极为实用但又非常危险的手法。而这也正是所有激进主义思潮与运动包括文革的共通路数。因此，如何遏制民粹主义之害，也是反思重庆模式所要面临的一大课题。     第四，重庆模式之争，其实不仅事关重庆一地，而是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未来基本走向之争，进而其对中国改革进程的影响不可小觑。这一分歧不仅尖锐对立，而且还广泛地存在于民众，存在于知识界，而且也存在于政     因此，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当政者，既要认真思考重庆模式所指向的社会问题及其中的合理诉求，还要讲透重庆模式的问题和危害。把当前的这场争议转化为扩大社会共识，弥合思想分裂的契机。反之，则将会进一步瓦解社会共识，激化社会分裂，并导致改革派则在民众中极大地失分。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也不可仅是换帅了事。重庆政局如此巨变，尤其是异乎寻常地在正常任期届满不过数月前换帅，并罕见地以现任副总理（当然张与薄在党内都是政治局委员，而且张兼任的重庆市委书记也是党内职务）代之，但迄今为止并无正式的解释与说明。中央的人事任免决定更只是寥寥一句话而已。这样就难免会滋生出漫天的猜测、流言与议论，另外，除了人事变动之外，还需要仔细梳理、甄别重庆模式中的具体做法。对于其中所蕴含的合理诉求与因子，不仅不宜“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并倒掉”,弃之如敝履，而且还有必要予以肯定和坚持，避免“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否则，表面上的一致拥护固然容易，但难于使更多的民众更为心悦诚服，并在客观上将薄塑造为失败的英雄–而且是遭坏人陷害的英雄，引来更多对薄的同情。     第五，重庆模式被否定，但决不可以此作为不当地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理由，并否定地方有益的改革试验。当下的中国，固然在某些方面仍然需要强调中央权威，例如消除地方保护，维护法律尊严，但总体上却更需要更多给地方探索改革的自由空间。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64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评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重庆模式的反弹琵琶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30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0 14:10:02 阅读量：137次     有人说，重庆模式失败了，还举了很多例证来，说唱红没有了，打黑没有了，折腾没有了，生活进入秩序了，人们在重庆电视台可以看到电视剧了，可以看到广告了，过去的那种说教没有了。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前任下台了，走了，再也回不来了，没带走一片云彩。新的领导来了，山城有了宁静，人民有了平静，领导有了镇静。一切都向好的发展，面包在手中，今天很美好，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临。 　　这样的看法太过乐观，建一个高楼大厦也没这么快。建设一个人心就更难了，重庆原有的合法性表面上丧失，实际上仍然潜流涌动，而新领导人的合法性也不会在不到两个月就建立起来，人换完了，不等于人心就换来了。领导干部换完了，重庆政权的合法性不一定拿过来，人心难测，人心更难换。正所谓撼山易，撼人心难。领导干部要服重庆的心，可强力，可暴力，可强制，可压制，可温和，可淡化，可大事化了，小事化无，但是重庆人的性格永远改变不了，重庆有其自己的独到文化。这种文化，能冲淡所有的意识形态，能让所有的意识形态化为普通平民的政治生活。重庆人的生存智慧可以让意识形态高调行走，也可以让意识形态低调潜行，更可以让意识形态穿上美丽的外衣，但生存智慧的本色和基调不变。 　　重庆有其特有的政治文化，具有自己的特性。它超越地域。它既有重庆的慷慨热情，也有着麻辣烫的性格，如同火锅一样，在天南地北都能生存;它超越人群。根据不同区域的人下比例不同的汤料，搞出不同的口味;它超越政权。国民党在重庆能生存，那是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人以重庆的特有风格全力支持抗战打日本。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安营扎寨六十年，官员换了一批又一批。重庆发展着，变化着，适应着，以重庆特有的文化接待来来往往的宾朋。重庆人自有一套活法，自有一套判断是非的能力。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基实这句话也可以改成铁打的重庆流水的官，无论什么样的政权和官员，重庆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包容的文化坦然视之，坦然对待，坦然解决。重庆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合法性资源以其超越政权的能力生存下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独立性。 　　重庆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和独立的政治个性，这是任何政党和政要都难以化解的。任何到重庆的官员只有适应，在适应的基础上还是适应，如果官员在适应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模式，重庆也能接受得了，化解得了。旧的领导走了，重庆人波澜不惊。新的领导来了，重庆人涛声依旧。领导换了，重庆人还是干什么吆喝什么。旧的领导搞唱红打黑，支持，但重庆人也不闲着，打黑打错了，他们会寻找机会绝地反击。新的领导来了，唱红取消了，重庆人很高兴。如果新的领导再搞一个不是重庆模式的重庆模式，如果搞一个反重庆的重庆模式，重庆人也愿意凑这个份子。但如果因此以为重庆山城的文化就是犬儒文化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适应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因为无论做什么，无论真与假，都别想搞蒙重庆人，别想让意识形态进入到重庆的政治文化。 　　重庆的宽容并不是纵容，重庆的沉默并不是默认，重庆的点头并不是低头，重庆的顺从并不是服从，重庆对权力的认可并不是对权威的认可。重庆宽容的政治文化发起麻辣烫的神威也会让所有的权力者感到心灵的震撼。重庆政治文化可以让权力者建立的模式在瞬间坍塌。 　　在重庆文化的背景下，重庆模式会一个一个倒下去，也会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然后还会一个一个倒下去，然后还会一个一个建起来，权力模式的倒下与立起，让重庆的政治文化不断强化，让权力者看到了重庆文化的神威及小草般的顽强抵抗。权力者会看到，无论什么样的模式，不管其如何吸引人的眼球，但如果不能吸引人心，重庆模式就会建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就失去一个民心，失去一个合法性，等到合法性流失到类似于人的鲜血流干的时候，剩下的也就只有一具干尸了。 　　所以，原有的重庆模式消失了，新的重庆模式一定会形成，现在这个模式的雏形已经形成，现在概括其特征为时尚早，但他一定是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体制不变，模式难以创新，这种模式仍然具有中国模式的特征，即政治维稳、权贵市场、文化一元、社会低保。共同富裕仍是所有人接受的政治口号。重庆模式最终会回归到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不改，重庆模式会成为不是特色的特色。重庆模式的本质改变，仍然取决于漫长的政治体制改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人为的构建模式，不如做扎实的吸取民心工程，而吸取民生工程的手段，得合情合理合法，唱红得自由地唱，不能强迫地唱，打黑还得进行下去，但不能再搞黑打。共同富裕的路必须得走下去，但不能折腾。从长远来说，就是建立重庆的宪政民主模式，从眼前来说，就要维护重庆的政治文化，保护好重庆的政治文化，为重庆的政治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物质保障和文化保障。 　　与重庆人民玩，人家想玩就和权力玩，不想玩，权力就玩完。这就是重庆文化的个性和魅力。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重庆的事是路线之争吗？ 作者原标题：“重庆事变”是路线之争吗？兼谈陈有西的政治正确 作者：西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0 0:29:31 阅读量：93次 　　作者按：2012年2月3日，薄熙来说“我们哪里出点事，敌对势力就可劲儿地忽悠、造谣”。旋即，发生“王立军事件”，重庆故事逆转急下，未几，薄督去职，数年来关于重庆的讨论达到高潮。在有限的官方权威消息发布后，各方围绕重庆和薄熙来进行了解读，而“重庆模式”也将逐渐步入全国一盘棋的“科学发展”轨道。目前看来，相关讨论远未结束，随着相关信息的披露，争论还将继续，故事却已不能改写。本人试图以“重庆事变”这一概念为中心来解读相关论争、探讨重庆的变局，同时评析这一事变未来的走向及影响。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一、 “好同志”陈有西与“好汉”贺卫方 　　陈有西先生在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见该刊2012年3月20日《重庆事件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读》)时说，薄熙来及重庆的问题不是“权力之争(不能用权争来解读)”，而是路线之争，是关于发展方向的“路线之争”，这符合陈先生关于时局论述一贯“政治正确”的套路。 　　隐含的信息极为明确：路线之争是理直气壮见得人的“理想之争”，权力之争则显属见不得人的“利益之争”。“中央”的决策，既然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且是“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所以中央的决定是必然路线之争，断然不会是那些个见不得人的个人或派系的权力之争。 　　在权威信息极为稀缺时，对信息的掌握、判断和分析则至为重要。重庆事变发生后，以“国家利益看门狗”自诩的胡锡进先生直白地说“相信党中央”，对有“信仰”的胡锡进而言，其实这几乎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同样是中共党员，在坚定跟党走时，体制内的胡锡进要比体制外陈有西坦率和诚实得多，尽管他们都是党在各条战线上的好同志。而法学界一直坚持反对重庆唱红打黑的游走在体制边缘的贺卫方教授，则没有表现出“好同志”的倾向，更多表现出的是书生意气的“好汉”倾向。同为一代人的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国天下”的政治情怀，这一背景，影响他们一生。他们也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过经历不同，姿态迥异。 　　二、 陈有西的政治智慧是与体制暧昧 　　从李庄案发生后，陈有西的《奇文批判》以及后来“重庆三论”等系列文章，前者是身为律师唇亡齿寒的紧迫感下的本能反弹，后者则透露出传统士人不得志的不甘——唉，看你养的这帮“智囊”，要是我来，断不至如此拙劣——同样具有士人情怀的70后律师斯伟江的“中南海来信”系列则要洒脱得多。想必陈先生下海做律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对体制的告别，并没有那么决绝、甚至不乏眷恋。而这种对体制的暧昧，以及以体制内过来人身份的某些表达，尽管常被如袁裕来律师等圈内好友调侃(如自觉进行敏感案件的代理审查)，但也更多的被拥趸们视为是一种“政治智慧”。这种“智慧”，既是与体制暧昧的资本，也更是心怀庙堂的“投名状”。 　　的确，陈有西先生作为“崛起的法治力量”的代表，已然具备了这样的本钱。这也是陈有西先生将“重庆事件”定位为“路线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的出发点，这正是他“正确”的“政治判断”要求他必须这么做。 　　三、路线问题究竟是什么政治问题 　　关于政治什么，有这么一个段子：阎锡山问名士幕僚赵承绶：“什么叫政治?”赵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阎笑：“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阎又问赵：“什么叫宣传?”赵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阎更加不屑：“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 　　针对具体事件，定位为“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这不需要什么政治智慧，就是简单的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但如何来看待，这就是政治问题。 　　在中共十大的报告中，周恩来按照毛的旨意总结过党的十大路线斗争，我们来看看建国后的这四个：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反革命集团。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些人跟毛之间的冲突是什么，但在政治正确的周恩来眼里，这全部都是路线问题。 　　四、作为山头的重庆和薄熙来 　　作为地方山头，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一切，他所争取的、为其他人所忌惮的，只有一条，那就是隐藏在背后的争夺。在攀登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在没有现成可靠的规则可循时，如果不能明确成为某一派系的成员或为多派系所认可，那么博出位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从薄的重庆大事记中，2008年10月在重庆树立的全国最大毛泽东像，似乎才是“政治”的重庆故事的起点。然而这并未引起与薄氏路线相对的另一条路线的反弹，也未引起陈有西等人所言的党内“健康力量”的非议。换言之，即便薄熙来在重庆大张旗鼓的尊毛——这似乎才是典型的“路线”问题，这居然并不足以引起争论和批判。而直到2009年12月的李庄案发，才引起各界巨大争议，同时法律界才开始对重庆的批判狂潮。是不是说拥毛不构成“路线问题”? 　　如果说抓律师和黑打是判断“路线”的标准，那么在此之前，律师被抓被判刑的不知几何，都没有引起“党内健康力量”和正在“崛起的法治力量”关注?李庄是因为中青报的“奇文”而引起关注，还是因为是付洋领导下的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李庄”案而引发关注的呢?说到抓律师与黑打，律师界颇为关注的北海杨在新案、贵阳黎庆洪案，也没有人说广西书记和贵州书记有“路线问题”，因为他们他们无力冲击最高权力?如果说乱抓人及社会问题的处理是路线问题，那么乌坎的薛锦波之死怎么那么快被人遗忘，还不忘感恩掌瓢者对乌坎的恩赐?湖南的隆回强抢婴儿卖国外、湖南的李途纯案那么快就被人遗忘?山西假疫苗事件就那么快被人遗忘? 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早就过去了? 　　如果说传说中的“党内的健康力量”将拥毛和文革视为路线问题，那么在2008年10月塑毛像公开拥毛前，党内的健康力量们怎么没有表现过对薄的关注?2007年12月汪洋和薄熙来分别到广东和重庆就职，此时他们都还没来得及表明自己的路线吧，可是自一个月后的2008年1月底开始，温家宝就第一个到广东进行“考察”，随后胡温多次前往。难道薄在温总手下任商务部长时就有路线问题?这些年，胡温从来不到重庆考察让薄督颇为郁闷和尴尬，他无可奈何的一句“我相信胡会去的”，却成了“逼宫”的罪证。 　　五、薄熙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机会 　　重庆事变因王立军而起，但压垮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未必是王立军事件。如果没有他，还会有张立军、杨立军，因为薄熙来必须要“退休”，这也是政治正确，就像2006年的陈良宇一样。 　　如果薄熙来像其他大佬一样，一本正经的念好科学发展观这本经，通过踏踏实实的“和谐社会”建设，会不会在今年金秋时节有所收获呢?就像上海的俞督和广东的汪督一样。通过薄熙来在重庆这几年拼命的“折腾”可知，就他的情况而言，通过踏实念经，想要在今秋的大会上有所获，显然不可能，所以只能放手一搏，至于成败，已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了。想通过“中央保持一致”的努力来引起“中央”垂注，显然错误理解了“政治正确”的含义。或许正如陈有西所说，重庆无高参，薄熙来也是幼稚的，自从决定派他去重庆那天开始，他就失去了“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机会。 　　薄熙来常感慨“光阴似箭，转眼就到退休”，似乎一语成谶，也似乎早有预感。在重庆，他只争朝夕，只为赢得“中央”赞许，但最终，他没有等到。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去职的心理准备。 　　最终，薄熙来还是未能“与中央保持一致”。现在大会即将开幕，需要有人来祭会以求团结并立威，薄熙来如约而至。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核心提示：王立军事件一个多月来，重庆警方在媒体面前非常低调，常规的工作亦鲜有报道。一位曾接近过王立军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有一个习惯，所有讲话均有专人记录，出事后，重庆公安局的内网上开始删除王立军的讲话稿。曾被王立军引以为豪的警察沙龙在王出事后虽照常开放，但在一些公安分局的警察沙龙里，王立军的照片已被取下。（图片说明： 2010年8月18日，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身着交巡警服， 在早高峰时间段上街指挥交通。 ） 　　从副市长出走到主要领导换帅，公众对重庆的关注如同这座城市的火锅一样热度不减。 　　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现任重庆市委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在所有人看来，总理的表态既坦诚又出人意料。 　　总理讲话的第二天，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便空降重庆。当天，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纪南在会上宣布：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何挺同志为重庆市副市长人选，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 　　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们关心：重庆“红与黑”的鲜亮标签是否褪色，新书记上任是否会为这座城市带来新的生机。 　　管窥几天来的细节，无论是重视卫视的广告还是人民广场的告示，细心的人们发现，敏感与巧合往往被过度解读。至少，如今重庆依然平静。 　　过度解读的“告示” 　　3月16日，一张据称是摄于重庆人民广场的图片在微博上流传。在一棵树上挂着一块绿色的《告示》：近段时间，周边居民多次向我处投诉，反映人民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南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强烈要求我处遵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和重庆人民广场管理的通告》(渝办发(2009)152号)规定，对人民广场影响周边居民以及他人休闲、旅游观光等行为加强管理，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共同打造人民广场良好、有序的休闲、游览环境。落款单位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发布时间是3月15日。 　　重庆人民广场是重庆大型庆典和集会的场所，其符号意义不言而喻，特别是这里曾举行万人高唱红歌的歌咏会，而平时群众也在此唱歌娱乐。除此之外，《告示》的颁布时间也颇令人玩味，当天上午重庆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进行了调整。 　　《告示》很快被解读为一种信号。一时间，重庆禁唱红歌的传言四起。 　　广场的管理方、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副处长黄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居民投诉由来已久，附近居民对此意见极大，多次向市长信箱投诉。早在2009年，重庆市就出台相关规定，禁止在广场使用锣鼓、自带录音机、音响等设备。然而，在多次整治过程中，安保人员在劝告中与群众发生冲突。这次整治并发布通告仍是因为居民再次向政府投拆。“正好赶上主要领导调整，这只能说是一个巧合，我们并没有想那么多。”黄敏解释说，通告上也只是写的“唱歌”，并没有指是“红歌”。 　　在此之前，唱红歌似乎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2008年，重庆市主要领导发出要在中小学校大力普及红色经典歌曲的号召，全市迅速开展“唱读讲传”活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均举行唱红歌比赛，首届中华红歌会亦在重庆唱响。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重庆市共开展“唱红歌”活动25万多场。 　　频繁的红歌演出让演出行业红火起来。一些演出公司专门承接各种红歌活动，提供舞台、音响、灯光等设备。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公司一年能承接上百场红歌演出，仅配合《红梅赞》的LED视频动画就根据不同单位的要求做了50多遍。精明的商人嗅到了商机，都想在红歌上分得一杯羹，有的演出公司加入重庆红歌研究会，成为会员，有的还打出定制红歌演出服装的广告。 　　专门从事商业演出的老板张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想与一区政府合作搞摇滚音乐节，而政府的答复是，不是红色歌曲很难合作，“要往‘红’上靠”，多次接触让他感受到政府对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排斥。据他所知，在唱红最“狠”的时候，一个广场的演出就要花几十万元，当然也只有与政府关系好的演出公司才能接到单。 　　人事调整之后，靠承接红歌演出的公司开始担心，如果不再唱红歌，他们的生意会受到一定影响。张明说，“我从不反对红歌，只是希望演出市场恢复到竞争中来，让市场来选择。” 　　3月15日，张明发了一条微博：让音乐节早些到来吧！ 　　红歌退潮？ 　　因“唱红”而走红的合唱队指挥王宗琼也感觉到了细微的变化，3月16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她已经把“红歌”这个称谓，换成了“我们喜欢的歌曲”。“他们不提(红歌)了，我们也就不提了。” 　　“我们喜欢的歌曲”还在唱。3月16日下午，王宗琼还在给一家合唱队排练。她现在是四家合唱队的指挥。 　　在重庆，无论官方合唱团还是民间红歌队，王宗琼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 　　1998年，喜欢唱歌的王宗琼召集了20多个人成立“金云雀合唱团”。10年后，“唱读讲传”在重庆铺开后，“金云雀合唱团”屡屡获奖，王宗琼本人的名声也在圈内逐渐走高，一些单位开始向其抛出橄榄枝。“她现在指导一个队的价格是500元-1000元。”王宗琼的朋友王涵说。 　　盛名之下，重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几乎每一场大型的演出，都会邀请王宗琼参与。王宗琼做过的一件事，让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合清印象深刻。2010年，为了唱好《保卫黄河》，王宗琼把合唱团拉到壶口瀑布，在瀑布下面大合唱。“新闻播了以后，我都热血沸腾，非常佩服。”王合清说。 　　2011年6月，重庆组织“唱读讲传”赴北京巡演，王宗琼和“金云雀”也被邀参加。 　　同样在重庆当地一家合唱团当领唱的王涵认为，对红歌真正欢欣鼓舞的，是那些曾从红色岁月走来、有红色记忆的人。“我没觉得是故意要唱，甚至不认为那是红歌，因为现在的歌我们都不会唱，只会唱我们年轻时爱听的歌。” 　　来自基层的王涵说，她无法说出重庆“唱红”未来会怎样，但唱红的确曾让她生活简单而充实。 　　电视台改版？ 　　在“告示”之前，禁播广告一年的重庆卫视也似乎有“解冻”的迹象——出现了一条酒类广告。 　　3月15日晚上，因为刚刚宣布主要领导的任免，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当晚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之后，一条酒类冠名的广告映入眼帘。这立刻成为网络热点，被认为是一种微妙的“变化”——电视台改回去了？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重庆电视台台长刘光全否认了这一说法：“目前(电视台)没有任何变化，如果有变化那也太快了吧。”他解释说，因为这个酒厂支持“五个重庆”拍摄，给一些冠名费，所谓的广告也只是一句话：××提醒您收看“五个重庆”，“这哪里是广告了，今年1月就有了，为什么媒体之前不说，非要这个时候说？” 　　对于重庆电视台已开始招聘广告人才的传闻，刘光全也予以否认：“这也是瞎扯。” 　　敏感时期如此关注电视台“事出有因”。2011年1月、3月，重庆卫视进了两次改版，实施“一不二减三增”方针，即，不再播出带有商业性质的广告；电视剧播出总量减少并且不在黄金时段播出，外购外包节目的播出量减少；增加新闻类节目、自办专题和文化类节目。 　　这在中国的电视领域极为罕见。不仅一年3亿的广告化为乌有，重庆卫视的收视率排名也从2007年最高的第4位跌落至23位。 　　已在重庆电视台工作10多年的王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了广告，收入大受影响，而《天天红歌会》等红色节目让电视台变得单一。在他看来，电视工作者原本是一个发挥自身特长，有着充足创作空间的工作，单调的节目容易让电视制作失去动力。“大家都只图播出安全。”王兵说。 　　王兵对于“红色电视台”也颇有微词：“有的红歌本来很好听，可每天剪辑的都是红歌，再好听也会烦。”王兵说，他更怀念之前的时光。1990年代，他进入重庆电视台时，工资就是三四千元，当时最好的房子也就三千左右，同事们也都有干劲，而《雾都夜话》《拍案说法》等节目也都好评如潮。可去年改版之后，让他再也找不到原来的感觉，工资仍是十年前的三四千块，去外省开会出差遇到同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单位。 　　对于BBC等国外电视台播放公益节目而没有商业广告说法，王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所谓公益应该是多样而包容的，发出的仅仅是一种声音怎么能叫公益呢？ 　　外界炒得沸腾，重庆台内部却一如往常的平静。王兵说，至少从电视台内部还没有感受到变化。 　　纠结的广告商 　　关注重庆卫视“变化”的传闻的不止是媒体。3月15日这天，李永接到几个广告同行的电话和短信，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重庆广告的春天是不是要到了？对于重庆的广告公司而言，他们更愿意看到“牵一发而动全身”，让这个行业尽快走出低谷。 　　李永是重庆某广告公司的老板，进入广告行业已有15年。重庆卫视曾是各家广告公司的大客户，禁播广告自然对广告公司造成影响，但对重庆广告业最大冲击的是两年前重庆户外广告整治活动。 　　2010年3月28日，大规模的户外广告整治在重庆启动，全城开始集中拆除户外广告。李永的公司原来有150多个广告位，共十几万平方米，最后拆得只剩下三四个广告位，“没有一分钱赔偿，政府没有这方面的预算。”李永说。 　　而这次整治的原因是，市领导要求提升城市品位。为此，多家广告公司曾数次与分管副市长开协调会沟通，希望政府能考虑广告业的发展前景，而副市长也表示已努力把意见带上去了，但最终未被采纳。 　　数据显示：从2010年3月28日到4月23日，二十多天之中，重庆主城拆除户外广告牌2.38万块，总面积达55.8万平方米，占到整个重庆户外广告的75%。 　　李永公司一年的营业额有七八千万，拆过之后只有原来的10%，更为糟糕的是，一百多名员工，有七成辞职，客户上门追要违约款。当时情况下，李永的公司还是幸运的，很多广告公司甚至关门或者转行。 　　李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要求拆除的理由之一就是广告牌影响景观，但一年之后他发现，自己被拆除的广告位上又建起新的广告，只是内容换成了“五个重庆” “缩差共富”等公益广告。 　　“某种角度上说，这个行业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和尊重。”李永说，但因为高层领导的调整就嗅到所谓行业的春天或许过于敏感和乐观。 　　在他看来，政府花大力气的整治确实让重庆的市容市貌焕然一新，但若政策变化，广告公司再以雨后春笋般出现对于这座城市也是不负责任的。 　　“应该依法依规，有序地推进。”李永建议。 　　警界的松与紧 　　最敏感的莫过于警方。王立军事件一个多月来，重庆警方在媒体面前非常低调，常规的工作亦鲜有报道。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坊间便传出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关海祥将调往重庆市公安局任职。有消息人士透露，2月11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访问重庆期间，身着黑色风衣的关海祥亦在现场指挥布置安保工作。 　　2月17日，重庆市公安局召开2012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春季攻势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关海祥首次以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的身份公开出席会议。自此之后，关海祥再也没有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除公安高层外，普通警察亦极为谨慎。3月19日，一位交巡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安系统并非外界想象那样，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工作压力仍然很大。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如今，重庆的交巡警平台达到500个，交巡警1.4万余名。因为大规模扩招，不少交巡警至今没有编制。王立军事件后，很多没有编制的交巡警担心下岗，压力陡增。 　　一位曾接近过王立军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有一个习惯，所有讲话均有专人记录，出事后，重庆公安局的内网上开始删除王立军的讲话稿。原来警察上班要求穿警服或西服，如今也可以着休闲的正装。 　　此外，曾被王立军引以为豪的警察沙龙在王出事后虽照常开放，但在一些公安分局的警察沙龙里，王立军的照片已被取下。 　　虽然表面平静，公安系统的各项工作都被严格要求。3月16日下午，重庆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大会，市局党委要求，“全市公安机关、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统一思想，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以坚定的立场、坚决的态度拥护中央和市委决策，在重大问题、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 　　这几天，重庆大葱价格勐涨、房价小幅下跌、綦江55年一遇旱灾致11万人饮水困难。一位重庆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论时局敏感与否，但重庆人火锅照吃，龙门阵照摆，生活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