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法学后生：90后大学生眼中的“重庆事件” 作者：法学后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8 0:40:12 阅读量：52次 　　重庆事件或许算过去了，就那样的惊心动魄却又波澜不惊。或许仅仅算一个开始，因为离十月份毕竟还有几个月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的密室政治对外界充满着好奇与悬疑。 　　笔者关注选网一年有余，如很多朋友笑称小右派，虽然我也在选网上看到很多超越左右之争的佳作，但左右之争确实存在，如何一种想要把左右超越而来研究中国(大陆)政治的前辈们，在后生看来怎么样也有一种中庸之嫌，就如很多教科书中关于西方的学说例举过后总有一个折中的观点，我不知道这算是一种逃避还是一种真正的不清楚，为了去掩饰这样的一种不知而故意抛一个所谓的观点。自从笔者关注重庆以来，每天都不停的刷新选网的排名期望看到前辈们的真知来解答我的疑惑，感谢选网给了我这样一个窗口，如果我没有从这里看到真实的世界，那么世界也许就再次欺骗了我。 　　在这里，笔者想谈谈重庆事件，当然，这是立足于选网还没有出现的一个角度，那就是我们这样的90后，也是大学生。活跃在选网上的都是些资深的右先生和个别的毛左。我不知道大学生是怎么了，为什么没有这些热血青年的声音，难道他们都是像笔者这样默默的关注等待爆发，还是真正的像前辈们所想的那样，对于政治尤其是上层政治的不知所措。 　　从09年开始关注重庆，当然是因为打黑，也许是由于专业的原因在潜意识里就认定了这是黑打。笔者从小由于不明白为什么要别人说什么就一定要跟着说，显的很是叛逆。夸耀的人说是少年老成，鄙视的人说是反党反社会。可是笔者是很爱这片土地的，而且爱的深沉，但是现在谁爱她爱的深沉，就越不能被她的儿女所理解。就像重庆，一个充满着秘密的地方。 　　文强，是记忆的一个开始。笔者清楚的记得大学所报的那个学校曾把文强刻在学校的英雄强上，随着打黑的临近，随着王鸿举的离去，重庆变得血魔扩张，在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文强业经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骗老百姓吧。保护伞?又有多少官员不是保护伞。上面保护下面，大哥保护小弟。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奇怪，当文强被定性以后，所有的人都认定他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大家一起欢呼完全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在重庆的朋友很兴奋的对说重庆是多么的好，可是他又说不出来具体对他那点好。这显然很矛盾，一方面开始狂欢，一方面自己又没有实质性的收获。虽然后来有空头支票的“五个重庆”，可是又有哪一个是可以实现。中国人就有这个毛病，什么事都的争个焦点，都的牛。文强的倒掉，他母校那英雄墙上在也不会出现他的名字和事迹，这太可笑了，你想放上去就放上去，想拿下来就拿下来。 　　09年对于整个重庆到底是要干什么，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但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重庆去不得。果然，重庆是龙潭虎穴。但龙潭虎穴也有人敢去闯一闯，这也许是李庄命中注定了的，李庄去了重庆，重庆的真面目开始撕开一个口子，我很震惊的看到原来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权力，政治!重庆到处充满着红色，红色能激发人的斗志，更能使人狂野。笔者很幸运没有经过文革也躲过了六四，但是笔者很怕，如果红色再次红遍全国，那连一个屁民的机会都没有了，像笔者这样的经常觉得共党哪里不好的人岂不是的关牛棚?想起就毛骨悚然。但是，让我最为恐怖的是周遭的同学们基本上没有人会这样想，很少有人关注重庆，关注薄熙来。这简直是一种可以憋死人的压抑，周围的人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危险，就连唱红歌这样的事唱进了校园，参与的人都是为了所谓的加分去的，全然不知背后的东西，是同学们的政治敏感度不够，还是笔者庸人自扰。90后忙着卖萌，忙着为iphone而卖肾。 　　李庄被抓的日子，笔者每晚不停的关注陈有西、杨金柱。所有的人包括法学教授上课引用的案例都是李庄伪证罪，所有的分析落脚点是李庄为人太猖狂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法科学子在听到李庄的时候，鲜有人会想到伪证罪对于律师的处境，更不用想到是刑讯逼供了。教授的误导，华龙网的宣传，加上其他媒体的跟风(在这里的很多媒体是没有调查也是没有良心)和大众的宣传，若李庄不定罪反而对不起天下。就这样，李庄的伪证罪成立了，这里不知道这时对于中国是悲剧还是喜剧。笔者很清楚的记得贺卫方那篇《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份理想》每读到此处，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笔者能感受到老贺那种歇斯底里的呐喊。笔者也看到开始的赵长青为黎强的辩护，以及后来高子程为李庄的辩护，这些只能证明重庆在造假，如此公开的造假，拉上了公检法一体，甚至想搞上公检法辩和媒体的良性互动，很感谢律师，这个社会真正的精英，哪怕输的再惨，也没有认输，守住了那份底线，也为整个局面的扭转提供了契机。 　　中国文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当我看到潇湘晨报关于藏头诗的那份震惊绝对不亚于王捕头和平西王。在我看来这是整个重庆事件的转折点，当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不单单只是打黑那么简单的时候，背后的阴谋成为了坊间闲谈的主要对象，很明显重庆是为了高层的政治上位，但是对于太多的90后大学生来说这是天方夜谭，甚至对于法科学子来说，王立军是谁也有很多人不知，笔者有时候真是很郁闷，每夜泡在选网和不停的去收集信息，而左右的同学们根本不知道重庆的惊天动地。很难去描述这是怎样的一个心情，笔者是悲观的，在选择考研的学校的时候，果断的抛弃了西政。这所我少年时就不停梦想的学校，为了现实笔者不得不放弃梦想，哪怕这个梦想在此时看来并不是那么的遥远。因为，笔者太害怕重庆了，那种法治环境，我能够想象文革那种“无法无天”的状况，笔者更为西政被转入这场纷争而叹息，但很遗憾，我不愿选择西政，或者说不敢。笔者甚至下决心，若重庆模式成功了，考研的时候就去考历史或政治，绝对放弃法学。薄在十八大上位，也只有政法委书记了，果真如此，学法不但不能实现梦想更可能惹来祸害。 　　“正义就在当下，但我们等的到!”当听到斯伟江律师的这句振奋人心的话我真的佩服这个伟大的律师团，正如贺老自己写的那样，他们是在为了中国未来的法治而奋斗。每当于此笔者看到周遭的国人们就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奋斗，可是他们为之而奋斗的人却嘲笑，鄙视甚至助纣为虐。笔者有时候思索，现在奋力的读书，拼搏，的确不是单单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心中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民主、自由、法治。这对于一个法科学子来说是很明确的目标，可是很少有人能有理想，原来理想对于90后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件如此奢侈的事，很多人甚至很久没有听说过理想。正如很多前辈所说，重庆事件是最大的普法教育，也许这能唤起一部分人的法治情，可很可惜，绝对不能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李庄第二季随着重庆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这也基本上昭示了重庆模式的结局。从选网上看到太多的猜测和内幕，但笔者认为大多都是可信的，李庄第二季的结局，很明显是由于高层的左右的结局，高层既然在背后干涉，就说明北京对于重庆模式的分裂，本来由于中南海对于广东模式就有好感，对于重庆模式的支持就自然得打折扣。平西王的高调显然刺激到北京的神经，加上由于乌坎事件对于广东的影响，更加大了重庆北上的步伐。看似一种翻盘的可能性的存在，可能性问题永远都是一个可能性命题，北上的唱红团没有得到待见，就意味着重庆没有在北京敲门成功。对于唱红这种占据道德制高点，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并没有完全奏效。于是我很惊异的看到重庆媒体关于民主法治的头条，这很明显是既然唱红不行，那就搞民主。薄以为唱红打黑虽然对于高层和右派来说不满意，但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满意的这一基础而企图通过民主上位，估计是他自己也觉得这样太不可行，于是也就也闹剧收场，任然搞唱红打黑，一条道走到黑了。 　　重庆事件的急剧变化发生在这一个多月，不知何故，王捕头高升不到半月就被夺去了兵权，我能在选网上看到如火如荼的讨论，却不能在大学生中看到对于此的关注，很多人自李庄开始关注王立军，但让我不敢相信的是这么明显的政治策略很多同学没发现其中的意义，认为这只是正常的人事调动。当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很多人才开始想为什么王立军会去美国领事馆，很少有人想到薄熙来的。对于生长在电视环境中长大的90后好歹也看过不少的电视剧，可是对于现实中的这些历史大剧却全然不知。 　　王立军被邱进带走以后，很明显这是北京开始对重庆的动手的标志，开始有人传薄熙来将辞职被重庆主要领导人驳回以后，又开始传周强将调往重庆。在一切猜测还没有落定的时候，薄熙来任然在北京高调行事，在3月15日，温总理答记者问的时候在结束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基本上给重庆盖棺定论。后来宣布张德江接任重庆显然又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对于舆论，老百姓不得不猜测是什么样的大事让副总理空降，不仅如此李源潮还亲自前往重庆，这样规格的动作在党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以及后来重庆各界的普遍效忠宣誓与低调的部门换血，都不得不让人想象重庆这座山城，到底是山外有山啊。 　　可是，这一切让笔者最震惊的还是周围同龄人的反映，在让我想起了文革的土壤，想起了他们疯狂的摸样。笔者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造成了这样的情况，这也难怪为什么中产和富裕起来的人都纷纷用脚投票。他们都是聪明人，因为他们没有说却看到了恐惧。可是，他们可以选择用脚投票，而我们这些不能走的人又怎么办?为什么我们不反思和改变，当平西王黯然离山城，笔者看到了希望，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想方救救后人、救救国家。政治改革的迫在眉睫，口号也喊了很多年了，能不能拿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今天看到微博上关于政改有可能走日本一党独大的路，笔者很欣然，我党可以借鉴，党内有派本就是很正常的事，利益格局的不同分配必然产生不同的利益集团，希望我党能把很多东西拿到桌面上来说，我们错过了学习瑞典，现在也可以参考学习日本。希望重庆事件是政改的转折点，让政改来保卫经济改革，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国家真正走向民主、法治，毕竟现在只有相信制度，这样谁在处于劣势的时候都不会像王立军那样的担忧。 　　2012/3/27凌晨1点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薄书记对重庆不厚 作者：王宏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7 20:04:27 阅读量：514次 　　有署名为“重庆市民”的人在选举网上发表了一篇“ 薄书记对重庆不薄 ”的赞美诗，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薄书记”的留恋与不舍，中间还夹杂着叫屈与怨气。其实，对于明眼人来说，这种瞎子摸象般的见识本是不值得一搏的，但在此中华民族向前进还是向后退的关键时刻，此君的言论颇能迷惑一批人，故笔者不揣浅陋，放笔驳斥之。 　　第一，此君认为薄在重庆执政期间城市面貌有了极大地改观，这是薄的政绩之一。对此，笔者首先提醒该“市民”，薄早在大连执政期间就善于“经营城市”，改善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使土地升值，政府好卖地而已，当然客观上对于一部分市民有益处，但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创新。笔者想请该市民注意薄的老上司，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视察大连的评价：“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作为重庆市民的您，是不是也要将眼光投向您一直看不上眼的农民兄弟呢?难道他们不是重庆人吗? 　　其次，笔者想请该君注意一下城市面貌极大改善的代价。下面是国际对冲基金经理刘海影先生的调查： 　　“从财政收支角度分析，仍旧以重庆为例，2011年GDP合计约为1万亿元，而财政收入高达2908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则仅为1488亿元，大量收入依赖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占GDP比例接近29%。财政收入占比如此之高折射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力抽取。而力度如此之强的资源占用依然不能满足政府开支需求：2011年重庆财政开支高达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该比例仅为23%。以此计算，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赤字为1053亿元，占GDP10.5%，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水准。从地方债务角度分析， 2011年8月份披露的重庆市地方债务数据显示，不包括市一级债务、仅统计区县政府债务，总额约为2159亿元。考虑到该数据未包含市一级政府债务(全国平均而言市一级政府债务是区县一级政府债务的1.6倍)，再考虑到重庆预算内收入仅1488亿元，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可虑。”而谭翊飞先生所得到的2011年重庆市的财政预算执行草案也得到了同样的证据。这些证据都证明了所谓重庆市区面貌大改善是建立在“寅吃卯粮”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该君认为重庆在薄执政期间GDP有了大发展。引进外资若干，经济发展速度居全国首位如何如何。对此，笔者提请该君注意，有关部门已经发觉了重庆浮夸、虚报GDP的重要线索，请看重庆本地的媒体的有关报道： 　　“自去年新《统计法》和《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正式实施以来，我市(重庆)先后有40个单位因在经济普查和日常统计工作中弄虚作假被查处。今日上午，市统计局局长唐英瑜在全市统计工作会议上表示，因普法、执法力度不够，全社会依法统计意识淡薄。许多调查对象出于利益等因素，迟报、漏报、瞒报、虚报、拒报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去年，全市查处统计违法单位40个，其中行政处罚13个，通报批评1个，责令改正26个。”华龙网3月31日报道。 　　重庆的盖子还远远没有揭开，各种情况还远远没有显现，现在看到的只是重庆的自查而已，将来中央统计部分介入，会严重到什么后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作为“重庆市民”，您可能只关注自身的吃喝住行，若您真是一般市民，倒也不能求全责备。可是，您只有关注自身吃穿的眼界，就敢大言不惭的评论国家大事，这只能说您太不自量力了。 　　重庆的所谓大发展是建立在浮夸风的基础之上的。“上有好者，下必邀功”，只是这次是在工业领域，没有像60年那样饿死人罢了。 　　第三，该“市民”列举了重庆引进了多少“五百强”大企业，将之列为政绩。这也正好说明了您所在的哪个基层的眼界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一个地方经济健康与否，并不是主要看引进外资的多少，而在于本土企业的多少与强大与否。 　　广东和江苏曾经多年摇摇领先于诸省，其经济增长主要靠外资，可是，外资对本地并没有忠诚感，他们只不过是看中了本地的低成本和政策优势而已。一旦地区经营成本上升，他们就会毫不犹疑地拍屁股走人。现在广东和江苏上海的大量外资出走重庆和越南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反倒是浙江主要靠本土企业，这些乡土企业对本地有感情、有责任，即便是要迁移工厂，也往浙江的山区迁移，带动了浙江山区的发展，故浙江虽然经济总量不是最大的，但却是最健康的，也是省内区域发展最均衡的省份，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一。 　　而作为“重庆市民”的您，却以为这些“五百强”企业会永远落户重庆，我只能说您太天真了。 　　薄督其人，一贯崇洋，注重引进“外资”，看不起本土企业。尤其仇视民营企业家，早在辽宁执政时，就弄出了影响极坏的“仰融案”。仰融本是极有创新力的企业家，将垂死的华晨汽车打造为了产值仅次于“三大国有汽车公司”的“第四大”汽车公司，在一汽、东风、上海汽车都躺在“中外合资”的怀抱中酣睡的时候，仰融已经打造出了多款自主研发的车型。正当华晨汽车蒸蒸日上，大有希望成为中国的“丰田”时，薄督出手要将之以“侵吞国有资产”的名义拿下，迫使仰融出走美国，而华晨汽车从此一蹶不振。依靠洋品牌来支撑GDP，就像考F15来守卫国防一样可笑。“华晨”这一民族品牌的没落，薄督该首负其责。 　　无独有偶，据说在重庆“打黑”中，有600多名民营企业家被打掉，有人穿着麻衣在市政府喊冤。李俊成为了有一个“仰融”。企业家本是一个民族最稀缺的资源，在当今世界这样一个“商战”的大环境下，薄如此残酷的蹂躏企业家。我倒要问问该“重庆市民”，重庆的发展有何后劲儿，等到薄入常以后，重庆的快速发展就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已。 　　薄督打黑，打掉了那么多的民营企业家，而不动国有企业，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国有企业是“党产”，名义上每个国民都是重庆国企的十三分之一股东，但与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您是国企的职工，我问问您，您也对国企老板的腐败恨之入骨，您作为国企的主人，可有权利遏制吗?恐怕没有，因为现在这些国企都被有背景而无能力高官垄断，企业搞好了升官，搞不好政府财政支持，政策支持，都是纳税人的钱。其实如薄督这样的思维，并没有超过一百年前的李鸿章，这样的经营模式，洋务运动早就试验过，没有任何出路，如果您的意识形态还是在支持国企，那您就等着再一次甲午战争吧，您国企里生产的产品会再一次把中国军队扔进海里，您的子女们将再一次面临如“南京大屠杀”的局面。 　　薄督的“打黑”，是公检法宣传行政一条龙，名誉上抹黑、经济上掏空、政治上打倒，法律上判刑，律师不和政府保持一致连律师一块打，这些手段正是薄督在文革中学到的，也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成了所谓的“黑打”，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将会逐步显现，我们亦可拭目待之。“黑打”打掉了重庆的企业家精神，使得民营企业家们人人自危，出逃海外，正所谓贻害无穷。 　　第四，“重庆市民”认为，薄督在职期间，重庆被外界评委“最具有发展力的城市”、“东方芝加哥”，重庆的知名度提高了，这也是薄督的政绩之一。这两年，重庆的知名度提高了是事实，外资的高唱，无非是哄着薄督多给些优惠政策而已。我想问问“重庆市民”，您久在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以为全国百姓都如您一样愚昧无知，难道你听不出总理所担心的文革余孽陈杂泛起正是说重庆的吗?重庆的“唱红”，花费少说一千多个亿，唱出了什么?除了一些文革中打手以外，有几人是真心在唱?期间甚至出了“唱红”可以治好精神病，可以让瘫痪的老人重新走路的“奇迹”，“唱红”还可以减刑，公然违背司法规范，“唱红”张悟本的“绿豆汤”，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真是遗笑大方，遗臭万年。堂堂的帝国陪都，沦为了“西红柿”，不知这等笑谈，尊驾听说过吗? 　　看得出“重庆市民”是毛风毛雨的灌溉下茁壮成长起来的，自然相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岂不知将眼界、见识最低的民众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正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的危害之一，也是中华民族重大灾难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您以“市民”自居，言外之意乃是自己作为生活与重庆的市民，比你们这些专家学者都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您最好还是多读写书，再来网上发表您的高见。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地方政府竞争曾经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力量，但福兮祸所依，这一独特机制很可能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来源。在财务与法理层面都没有建立起可信约束的地方政府将社会经济推至承受力边界，风险不断累积。能否约束地方政府难以餍足的权力追逐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威力 　　中国经济奇迹的实质是对全球领先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追赶。由中外技术水平落差来定义的后发优势极其巨大，被改革与开发进程所解放，创造了这一奇迹。198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例从50年代初的4.7%降低至1980年的2.5%；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快速上升到全球第二名，与1913年时基本相当。 　　如果说2002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改革的话，那么，2002年之后对外开放成为主推力。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出口总量十年间增长了6倍有余。出口暴增，推动沿海加工业及其相配套的产业本地化出现持续不断的产业升级浪潮，进而驱动重工业化进程快速展开。就业扩张则为城市化提供坚实基础。产业升级、重工业化、城市化互为循环，反过来强化中国经济的出口竞争力，经济增长引擎数十年来一直轰鸣不止。 　　这一过程，地方政府深度介入其中，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关键性贡献。 　　在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如同中国地方政府这样的强势角色，对经济发展机会的识别、实现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一个投资项目要获得落实，必须被潜在投资者识别，投资者预期利益必须大于为实现该项目所需要克服的交易成本，否则，不论该项目的客观经济收益如何巨大，其实现机会都将降低。这种由于交易成本过分巨大而被浪费的发展机会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造成这些国家在赶超过程中难以起步与加速的主要障碍。 　　相反，在中国，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意愿与能力深度介入城市化进程，克服巨大的交易成本，迅速实现发展机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损益分析可简化为：收益是繁荣的工商业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土地价值与其他政府掌握资产价值的增值，成本则是各项投资与组织成本等。这样的损益考量之下，地方政府无需计较单个项目的经济合理性。例如，单就项目损益而言，城市道路、地铁、高速公路等典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可能难以达到盈亏平衡，但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未来税收增加、土地增值等来收回投资。加入地方政府力量之后，各种资源以更快的速度被组织动员起来，经济快速起飞。 　　嬗变 　　上述机制并不难被发现，而以2008年中央政府推出激进刺激计划为契机，各地政府迅速发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秘诀：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2011年，各省市GDP锦标赛中重庆以16.7%的速度荣登榜首，正体现出这一模式的巨大威力。 　　重庆债务平台设想巧妙，以政府金控公司统领与支撑地产、城投等八大投资公司。这些投资公司的终极目标是透过天量投资实现重庆市政府的战略规划。为完成如此规模的投资，金控公司及下辖的八大投公司主要依赖财政支出、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投资、土地增值、国有股权充实资本金，之后在扩大的资本金基础上动用一切金融手段扩大融资规模。这其中有两个关键，一是土地经营，二是金融运作。按照重庆市政府的规划，土地增值的绝大部分收益收归国有，构成各类投资项目资本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金融机构乐于提供金融支持的基础。其次，透过银行信贷、信托融资、发行债券、BT与BOT安排、直接融资等多种方式，八大投资公司将融资比例与规模扩充至最大边界。 　　旧模式中，政府被现收现付规律约束，投资规模受限于财政开支与项目未来现金流，有限的开支规模不足以支撑蓝天般雄心壮志。在地方债务平台模式被大规模应用之后，自觉与不自觉地，地方政府开始学习公司运作方式来经营城市。在这种创新方式中，包括财政开支在内的各类资源被整合，用于获得各类信贷资源，如此，较小的投入可以撬动数倍总资产规模。举一个简单的数学例子，旧模式中1亿元的财政开支或许只能支撑1亿元的投资；相反，如果这1亿元投资作为资本金，撬动区政府以未来土地增值4亿元，合计5亿元作为资本金，在65%负债率水平上可以承受9亿元信贷，如此，总投资可以放大到14亿元。新旧模式下投资规模相差可高达十数倍。同时，在新模式之下，可暂时不考虑还本付息方面压力，依靠资产增值足以说服银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持。这样，地方政府债务平台模式绕开了中央关于地方政府不得举债的规定，经营城市的思路由关心经营损益转变为资产负债表管理。 　　金融抑制状态的本质是资金价格低于其影子价格；透过利率剪刀差的方式，居民财富源源不断地向资金使用者输送。这种状态下，谁能获得资金，谁就能获得利益输送。在复杂的金融运作帮助下，单2011年，重庆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00亿元，占当年重庆GDP比例高达76%。毫不夸张地说，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动力。 　　为主导整体进程，重庆市政府设想实施了严格的社会管理机制，努力扩大政府对全社会资源的掌控与动员能力。打黑运动作为标志性施政措施，不仅有利于减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迫使民间经济服从政府意志。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要么将民间经济驱逐出有利可图的行业与机会，要么迫使民间经济尾附于政府经济项目。 　　由此导致的民营经济凋敝的负面影响被激进的对外开放所对冲。依靠全方位压低生产要素成本以及积极的招商引资举措，大量外企落户重庆。据报道，全球500强企业中，已经有超过200家落户重庆。外资企业带动重庆对外开放度大增，进出口的快速增长令基础建设有了用武之地。 　　如此，在这一城市管理运作模式中，极限放大债务杠杆率拉动了固定投资增速，积极对外开放提高了产能利用率。投资、城市化、出口增长的正循环，被迅速攀升的债务杠杆率插上了翅膀。 　　上述运作模式并非重庆独有，事实上，各个省级、市级乃至县级政府都在大量运用这一模式。近些年来，固定投资与城市化过程的极高增速与此紧密相关，各地耀眼的经济成绩也多拜其所赐。可以说，哪个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债务与金融杠杆，哪个政府就可以在GDP锦标赛中领先。不出意料之外，除了冠军重庆之外，天津、贵州、海南等也都在GDP锦标赛中排名靠前。 　　风险 　　付出的代价，是地方财政的持续紧绷与地方债务的高速扩张。 　　从财政收支角度分析，仍旧以重庆为例，2011年GDP合计约为1万亿元，而财政收入高达2908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则仅为1488亿元，大量收入依赖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占GDP比例接近29%。财政收入占比如此之高折射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力抽取。而力度如此之强的资源占用依然不能满足政府开支需求：2011年重庆财政开支高达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该比例仅为23%。以此计算，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赤字为1053亿元，占GDP10.5%，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水准。 　　从地方债务角度分析， 2011年8月份披露的重庆市地方债务数据显示，不包括市一级债务、仅统计区县政府债务，总额约为2159亿元。考虑到该数据未包含市一级政府债务（全国平均而言市一级政府债务是区县一级政府债务的1.6倍），再考虑到重庆预算内收入仅1488亿元，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可虑。 　　而重庆债务状况并非孤例。事实上，天津、吉林、海南等省市的债务状况同样承受沉重压力，如果不是更大压力的话。全国范围内而言，按照国家审计署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为10.72万亿元，比2009年年末的7.38万亿元增长了3.34万亿元。资本市场十分忧虑地方政府还本付息的能力，普遍预计该债务可能出现大规模展期。 　　地方政府在评估、选择与运作项目时，其考核标准注定不同于私人企业，政绩考虑会压倒经济合理性考虑，许多项目建成之日也即是亏损开始之日。作为整体计算，政府主导的投资不足以产生足以覆盖资金影子成本的内在回报率。虽然在短期内，遍地铺开的在建项目可以为建成项目提供市场，放大的杠杆可以推迟清算日的到来–但最终，当债务杠杆率达到不可支撑高度时，去杠杆化过程将令经济遭遇很大挫折。 　　2002年之前，中国经济曾经多次遭遇周期性过剩产能危机。其发生机制很明确，即政府难以抑制投资冲动，而所投资项目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重复建设与低资本回报率在政府被迫执行宏观调控措施之后迅速酿成过剩产能与巨额呆滞帐。 　　2002年之后，奇迹般地，这一痼疾似乎不药而愈，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也从2003年的25%降低到目前不足1%。其实，2002年之后的政府在投资项目选择上并不比之前的政府更加高明，而是另两个新因素起到了防护作用：首先，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由此带动的城市化在极大程度上消化了过剩产能，其次，现代金融体系支撑下的杠杆化过程不断通过庞大的在投项目为建成项目提供需求与市场。 　　现在来看，这两个有利条件都可能接近终结。经过10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出口已经跃居世界第一，相应地，其增速有可能从过去十年年均20%以上降低到个位数。其次，债务加杠杆过程也已经接近临界点。 　　目前，中国政府的负债率远非公开数据显示的那么令人乐观。截至2010年年底，如果汇总6.8万亿中央政府、12.4万亿地方政府（含乡村级）、4.7万亿国开行、2.6万亿进出口及农发行、2万亿铁道部、1.8万亿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债务或者负债，中国政府负债总额高达29.6万亿，占当年47万亿GDP比例约为73.9%。这其中尚未计入未来养老金缺口、政府对其他机构的担保等或有隐形债务。 　　除此之外，截至2011年年末，全国信贷余额高达54.8万亿元，其中相当大的比例贷给了国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目前，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高达50万亿，一旦在出口增速放缓、加杠杆遇到阻力等因素影响之下再次转化为过剩产能，由此导致的呆滞帐有可能轻易突破10万亿规模。届时，中国政府负债或迅速接近100%大关。被迫的去杠杆化与消化过剩产能有可能形成负向循环，并重创中国经济。 　　根源 　　对此，地方政府并不会过多担心。它很清楚，地方债务最终将由别人来买单，不管是银行还是中央政府。用别人的钱买来自己的政绩，这样的美差，每个理性人都会去追求。当前体制中，中央政府掌握集中化的人事权，而在地方事务上，地方政府获得极大专断权。显然，单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并不能提供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约束机制。 　　本质上，考核意味着评估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的内在价值。做一个类比，在股市上，上市公司业绩评估是由买卖双方的不同风险评估来完成的，博弈保证了对内在价值的尽可能精确的评估，而不是只考虑单一指标如收入增速或利润率等。相反，对地方政府的考察，中央政府只能集中在有限的几个指标上。如此，作为博弈的另一方的地方政府，自然可以通过恶化其他指标作为代价来追求被考核指标的最大化。其他难以被考察的重要指标，例如，实质性的负债状况、项目投资的合理性、民众福利改善、法制与民间权利受保护状况等等，都可能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考核中被忽略。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的软约束不仅体现在财务上，而且体现在法理上。在政府的统治行为中，抽象而言，存在三个行为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普通民众，三者的损益分析相互联系但并不相同。如果不怕过分简化，我们可以假定，中国国情中，普通民众在这场统治游戏中是沉默的背景；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希望获得尽可能多普通民众的认可；地方政府首脑则是希望在GDP锦标赛中脱颖而出，显示给中央政府最好的政绩。这种格局很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强化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放大杠杆率的道路上无穷推进，而毫不顾忌由此带来的不可持续问题。除此之外，目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不合理现象，如民众收入增长缓慢、国进民退、法治水平倒退、拆迁纷争等，都可以在地方政府的软约束中找到根源。 　　最近，中央政府提出社会治理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社会治理改革离不开对地方政府行为机制的重塑。政府接受民众的授权而统治，不管这种授权是通过选举而外显地给予还是继承传统威权而内生地给予。中央政府必须接受政治资源的约束，包括合法性、民众认同度等等。在中国现有国情中，中央政府遇到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分享了这种授权，却并未直接分享中央政府的责任。如上所述，中央政府缺乏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约束的手段。 　　很明显，要治理纷繁乱象，为地方政府增加可信约束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否则，不论中央政府出台怎样的政策，其效果都可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很简单，凡是有利于扩张地方政府权势的政策都会得到放大执行，而凡是不利于地方政府权势的政策都会被打折执行，累积的政策效果必然只会越来越有利于地方政府。 　　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不约束地方政府，各种经济与社会乱象注定无法根治。举其要者，简单讨论如下： 　　治理通货膨胀：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割断了财政部透支货币发行通道之后，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推手乃是巨大的固定投资，根本动力则是地方政府难以餍足的投资冲动。 　　金融体制改革：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巨大，如果推进以行业准入、利率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体制改革，推动资金使用成本升至影子价格之上，几乎必然造成地方政府大面积实质性破产。同时，地方政府享受中央政府的隐形担保，即使推动金融改革，信贷资源仍将优先流入地方政府，民营经济金融服务不足现象难以根本好转，银行业风险管理也难以从根本上确立。 　　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高额负债、对土地收入的高度依赖，其根源本非如某些论者所述源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相匹配。事实上，不论地方政府分税比例提高多少，其软预算特征注定其开支规模将超出其收入。因此，如果无法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财政体制改革走不出死胡同。 　　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压力之下，平衡财政政策理念无法贯彻，财政赤字成为常态，政府债务负担直线上升。 　　货币政策：地方政府透过压低要素价格强化的出口优势迫使中国连年累积贸易顺差与外汇占款，基础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迫使中央银行不断抬高存准率、发行天量央票、对银行系统执行数量控制（存贷比、信贷额度等），而利率水平却迫于压力长期低于影子价格水平。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失去反周期管理能力，相反，被迫伴随地方政府投资周期起舞：货币变量在很大程度上被投资规模驱动。 　　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的终极动力只能是来自民营企业的创新与适应性，民营企业在增加就业、提升资本效率、创新等方面拥有比国营企业、地方政府项目巨大优势。但在地方政府垄断金融资源、强力掌控社会资源的环境中，举步维艰。事实上，地方政府越强势的地方，民企生存环境越差。 　　消费不振：如果投资构成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政府抽取过多社会资源，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必然受限。而没有收入，谈何消费。 　　维稳任务艰巨：地方政府对社会的强力掌控很容易忽视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土地财政之下导致的拆迁纠纷也屡见不鲜，迫使地方政府投入巨大开支维稳。这并非长久之计，也有违和谐社会理想。 　　由此可见，化解各种经济社会乱象，绕不开约束地方政府这一关。 　　改革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从法理与财务两个方面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约束。 　　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法理约束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强化司法独立。虽然中国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性原则，但在中国特殊国情环境中，司法独立并未真正确立。如前所述，不难理解威权主义地方政府具有强大动力，试图不断侵蚀司法独立，以求追逐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将司法独立放在制约地方政府的层面上考虑，司法独立可以成为中央政府手中极为有效的基本治国手段。 　　基本思路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坚持党对司法的最高领导，最高法院服从中央政府领导；而在地方政府层面，分阶段、有步骤地确立独立于地方党委与地方政府的司法系统，各级法院在人事、财务等各个方面都只受上级法院约束，日常司法运作则独立完成。检察院系统仍旧由地方党委与政府领导，但回归公诉人角色，在法院面前其司法地位与其他民事行为人平等。 　　更进一步地，中央政府需要强化地方政府的政务、财务公开与透明性。强化政务、财务透明可以增加民意对地方政府的道义压力与约束。在三方博弈中，普通民众是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助手，中央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善用民意来增加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增强媒体监督功能、放大社会团体活动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等措施亦成必要。 　　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财务约束同样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该考虑让地方政府为自己的债务负责。办法之一，可以考虑将地方债务展期予以分期分批的债券化。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以银行贷款为主要形式，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强大影响力，地方金融机构难以抗衡地方政府的融资要求。相反，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债券并允许债券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则地方政府的财务透明度将被迫大为提高，其风险与价值可以透过二级市场不断的交易而得到动态评估，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将被迫付出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融资空间不断缩水的代价。 　　为此，从法律层面，需要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鉴于地方政府负债巨大已是既成事实，承认此事实并不会减轻地方政府的责任，反而有利于让地方政府承担其债务责任。 　　进一步地，应该迫使借钱给地方政府的银行承担责任。在债务展期过程中无力归还的部分信贷，不应该由中央银行全额买单。只要在资本充足率等各方面做好监管工作，这一举措的潜在金融风险可以得到有效化解。 　　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什么是“左”？一言以蔽之，政府对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无限追逐，以及动用所获得的无限权力追逐政府首脑制定的单一目标，并无视个人权利、社会固有规律与生态。理论和实践早已证明，左的做法除了满足政府首脑一时的贪恋与迷执之外，只会造成悲剧。改革开放30年，至少在中央政府层面，防止左的错误已成共识，依靠改革开放凝聚民心民意也渐成主流，但在地方政府层面，仍旧有不少省市地区贪恋不受约束的权力及其运用，而这恰恰可能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最大风险。 　　应对中国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央政府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其中，最生死攸关的，很可能是建立地方政府的可信约束。现在开始做，既十分必要，又有很大胜算，不宜再拖。 　　（本文3月9日发表于FT中文网，当时为避免过分敏感，题目更改为“地方政府竞争与债务风险”，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561。微博 http://weibo.com/liuhaiying2011 ）

　　赤字只是纸面游戏 　　围绕重庆有没有财政赤字，出现了两种声音： 　　第一种认为有。2011年，重庆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508亿元，增长51%，支出完成1641亿元，增长45.7%。 　　第二种认为没有。3月24号，重庆本地华龙网报道，有网民在分析《关于重庆市201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2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时，将2011年财政收支差额理解为赤字。 　　对此，重庆市财政局相关人士表示，《预算法》第28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我市十年来无论是年初预算编列，还是年末预算执行结果，均未出现过赤字。 　　产生误解的原因主要是简单将当年收支相抵。该人士指出，地方财政支出的来源主要有三块，除当年收入外，还有上年结转资金和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以2011年为例，地方财政收入2908.8亿元，加上中央补助1157.3亿元、上年结转636.1亿元、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50亿元，减上解中央21.5亿元后，总财力为4730.7亿元，而实际支出为3961.7亿元，收支相减后尚余769亿元，结转2012年使用。这些在公开的预算报告上均可查到，而地方财政的收支执行情况每年都将依法接受专项审计。中央财政补助在支出中的占比是逐年降低的，且在西部省市中所占比例是最低的。 　　真相到底如何?重庆市长黄奇帆曾经表示，重庆一度财政问题很严重：“2002年，重庆预算内财政收入157亿元，而当年政府财政负债余额450亿元。按照国际惯例，这是一个要破产的政府。” 　　所谓十年无赤字，在作者看来，是个忽略隐性负债的文字游戏。从理论上说，中国地方政府不允许列赤字，因此，即便入不敷出，也不会体现在地方财务的报表上，而是体现为隐性债务。 　　隐性负债不可小视 　　重庆大规模基建主要靠政府主导的“八大投”与作为金融控制平台的渝富公司。 　　一系列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重庆的地方基建75%是由“八大投”完成的，形成了强势的政府主导格局。 　　所谓“八大投”，是指重庆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重庆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八大投”平台在2002年末开始启动。 　　“八大投”的资产在政府的隐性支持下急升。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称，2003年，“八大投”的资产只有300亿-400亿元，到2006年底，资产猛增到1901亿元。单是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资产总额就高达809亿元。2010年6月，重庆财政局局长刘伟表示，重庆“八大投”总资产已达4139亿元，8年累计投入2413亿元，年均投资300亿元以上。2000公里高速路，5000公里高等级公路，20多座横跨长江、嘉陵江的城区大桥以及150公里的城市地铁、轻轨等等项目顺利开工建设。按照当地所说的60%的负债比例，负债大约在2500亿元人民币。根据重庆所公布的更为激进的“十二五”规划投资数据，这样的负债比例不敷所需。 　　“八大投”的资产几何级数上升，办法是先注资、再融资，有点类似于资金钓鱼。 　　据《时代周报》2010年报道，政府对“八大投”有“五大注资”，一是国债注入。中央政府定期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国债，重庆市政府将每年获得40亿-50亿元人民币的这类国债,作为资本或股本配给投资集团;二是规费注入。将路桥费、养路费、部分城维费等作为财政专项分别归口注入各集团公司;三是土地储备收益权注入。赋予部分投资集团土地储备职能，将土地增值部分作为对投资集团的资本金注入;四是存量资产注入。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上百亿元存量资产比如路桥、隧道、水厂等，划拨给各有关投资集团，成为其固定资产。五是税收返还。通过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实施施工营业税等方面的优惠或税收，作为资本金返还给投资集团。黄奇帆称，政府通过以上5种注资，在8年时间差不多为“八大投”注入了1500亿元资本金。 　　政府注资做大，然后再通过向国家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债券、股市、信托等5种融资方法，为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筹资。 　　政府资金实在可怜，按照重庆发改委副主任黄朝勇先生今年3月所说，今年2011年重庆争取国家发改委统筹资金到位127亿元，已经是历年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最高，企业债获批发行129亿元。今年，将继续做好专项资金申请和债券发行，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高于2011年水平，争取三峡后续规划专项补助资金100亿。其他包括推进10户以上企业发行债券，协助企业开展资产证券化、信托计划等，支持企业上市融资。百亿级别的资金，与重庆每年动辄数千亿的投资规模，完全不匹配。 　　融资渠道收窄 　　支撑重庆国有资产经营的，一是土地财政，二是金融运作，三是项目经营收益。一旦这三条路受堵，多米诺骨牌就会倒塌。 　　从金融运作来看，证券市场等陷入低谷，信托成本过高，被人叹为观止的“八大投”金融运作手段在去杠杆化过程中将成为无源之水。 　　项目经营收益，以刘伟先生所说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来看，每年150亿元，高峰期支撑了平均每年500多亿元的公益设施、基础设施投资，这一收益显然无法匹配如此大规模的建设，风险较大。 　　在经济发展高峰期行之有效的办法，无法适应于经济下行周期，信贷来源收窄。2009年8月《经济观察报》报道，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数据显示，6月末，重庆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8268.9亿元，同比增长46.9%。重庆连续第五个月成为全国信贷增速第一。从贷款结构看，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主要投向政府主导的重大建设项目和重点企业集团。1～6月，新增基本建设贷款663.6亿元，占新增中长期贷款的45.8%。承接这些贷款的主要是政府的投融资平台。 　　现在，中长期贷款已显颓势。据重庆营管部统计，2012年2月末，重庆市人民币中长期贷款余额10186.04亿元，同比增长12.53%，较1月下降0.66个百分点。其中，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2697.05亿元，当月增加5.73亿元，同比少增44.43亿元。单位固定资产贷款余额5416.60亿元，当月增加76.12亿元，占当月中长期贷款增量的93.17%。全市单位中长期经营贷款余额1300.94亿元，当月减少10.19亿元。这样的数据无法支撑平台运作。 　　今年3月6号，重庆市出台2012年市级重点项目名单。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黄朝勇表示，年内将实施重点项目300个，涉及总投资1.35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为2600亿元。重庆准备向谁大规模融资?2009年的房地产牛市与大投资救了很多人，现在，还能等到大投资时代或者大牛市吗? 　　土地收入可能难撑现金流 　　重庆模式的关键点，除了金融运作之外，就是土地。 　　重庆平台贷的钥匙是资产注入尤其是土地资产注入，如果土地资产大规模贬值则风险大增。黄奇帆曾经坦承，“八大投”很重要的资金来源跟土地财政有关。“土地及其增值潜力,是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手中最重要的筹码”。2010年，“八大投”被赋予土地储备功能，家家都有至少数万亩的土地储备，目前总量已超过40万亩——或是政府以土地注资，或是以土地抵押贷款，且以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偿还。 　　黄奇帆不讳言土地的重要意义。黄奇帆在多个场合阐释“土地储备功能在投资集团内部有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从储备到融资到搞项目的循环：比如城投公司有一万亩地，规划上让城投公司储备了，它拿出部分资金，完成规划红线内的土地征地动迁、产权过户，从而成为信用资产，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个循环：土地储备后，要投入、开发，七通一平，然后通过市场转让给房地产商。“这是一个土地升值的过程，也许你50万元一亩的地，转让时200万元一亩，就有一个额外的收入，部分出让金要转交区县政府和市政府，部分则用来抵扣基础设施中的各种投资—很多基础设施是政府的公共支出，它已由投资集团在银行融资后先期投入了，最终要还银行。” 　　在两个循环中，土地有两个升值过程：从农民手中进入市场是一个过程，在市场生地变熟地进行商业开发是又一个过程。农民与购房者分别承担两轮成本。 　　正因为土地如此重要，重庆必须大力推进土地储备，同时维持高投资和经济热度，以维持土地市场的增值。一旦土地价格下降或者投资热度下降，都会对当地经济造成致命伤害。这就是只能快不能慢的独轮车经济，也是土地经济的最大软肋。 　　按照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黄朝勇所说，重庆一是在重庆的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一直在70%左右，2011年全国投资增长23.8%，中、西部地区投资分别增长28.8%和29.2%，重庆投资增长31.5%。保证投资资金来源已经成为重庆的首要问题。 　　以重庆水投为例，无力提供配套资金的区县政府往往“以地换库”。近两年，水投与重庆26个区县签订了土地储备协议，涉及32个重点水利工程项目，把近6万亩储备土地的未来收益权以53.8亿元计入无形总资产。 　　重庆经济最重要的抵押品土地的价格，正在经历严峻考验。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经过前几年的高增长，2011年土地出让金下降。2007年为314亿元，2008年受调控影响大幅下降至117亿元，2009年，重庆土地出让金收入448.47亿元，同比上升276%;2010年，重庆土地出让金为712.1亿元;2011年重庆土地出让金为784.4亿元，同比上升10.1%。随着房地产降温，重庆土地降温，所谓“重庆模式”最重要的引擎也将熄火。10%左右的土地出让金增幅，无法背负30%以上的投资增速。 　　重庆模式是东部地区此前土地发展模式，以及用税收等优惠模式吸引外资总部经济的翻版，是黄奇帆“引东入西”，不算太新。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重庆的运作格局更大，重庆的土地资源更多，一度所追捧的程度更甚，因此在短期内的爆发力看上去似乎更强。 　　去年8月9号，重庆市财政局表示，“十二五”期间重庆市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资金总量是3028亿元，这个资金量是经过充分论证的，主要用于改善城乡居民的教育、卫生、社保、住房和出行等方面的条件，让市民共享公共财政的阳光。加大民生投入非常好，问题是资金从何而来? 　　从贷款或者土地而来，不过是寅吃卯粮，或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按照重庆市教委所说，主要是城市建设配套费部分用于教育、征收城市教育费附加;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2%开征地方教育附加等，是增加了投资成本，与重庆所说的低成本引资背道而驰，上述费用与城建、土地仍然密不可分。加上目前增值税增速下行，投资需要资金，企业税收下降，怎一个急字了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12年 3月 26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重庆神秘死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英国电讯报截屏 英国电讯报3月26日报道英国政府要求中国调查据称跟薄熙来(右)家人关系密切的英国人尼尔·海伍德(左)死亡事件的截屏 在没有说明原因情况下，一度大有问鼎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已经将近两个星期。中国当局至今依然没有说明薄熙来被免职原因何在。如今，早已被国际媒体形容为扑朔迷离、扣人心弦、诡异如侦探小说的薄熙来免职剧又呈现新的神秘发展。 用美国《时代》周刊杂志驻北京记者王霜舟（Austin Ramzy）话说就是，“假如说伴随中国高级领导人薄熙来3月15日倒台一事有一个真相的话，那就是每一个线索披露都引起更多的问题。（If there is one truth that has accompanied the downfall of Bo Xilai, the prominent Chinese official who was removed from his post on March 15, it is that every revelation prompts more questions.） *英国人在重庆的神秘死亡* 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调查一位生前声称跟薄熙来家人关系密切的英国人死亡一事，成为星期一国际媒体突出报道的有关薄熙来神秘免职剧的最新线索披露。 星期一，美国《 华尔街日报 》头版发表记者裴杰（Jeremy Page）的长篇报道说： “（英国人）尼尔·海伍德去年在重庆神秘死亡，此事如今开始成为薄熙来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薄熙来被免职前，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为躲避薄熙来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从而引发了一起戏剧性的政治事件。…数名知情人士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王立军称，他曾向薄熙来表示自己认为海伍德是被毒死的，之后就与薄熙来闹翻了。据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王立军还说，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卷入了与海伍德的一起商业纠纷。” “（薄熙来被免职）这起案件至今依然有很多疑点。王立军对起前上司（薄熙来）的指控至少是提升了1989年中国军队镇压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领导层内部一起最激烈、最公开化的权力斗争的利害相关度。” 《华尔街日报》在这里所说的英国人海伍德去年在重庆神秘死亡，是指他去年11月被发现死于所住的重庆一家酒店。知情人士表示，当局随即宣布他死于酒精摄入过量，并在没有通常的尸体检查的情况下将他火化。但海伍德的友人向英国政府提出怀疑，说海伍德生前是滴酒不沾的人。 *像克里斯蒂小说一样奇* 薄熙来被免职前后的中国政情发展之神秘、离奇、扣人心弦，可说是跟已故的英国著名侦探悬念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最神秘离奇的小说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mysterious（神秘的）和drama（戏剧）之类的词就成为国际媒体记者在报道有关新闻时的常用词。《华尔街日报》记者裴杰是这样，美国 彭博通讯社 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也是这样。 在星期一发表的报道中，傅才德介绍了有关案件的最新情况，并介绍了一个英国人在中国的离奇死亡跟中国最高层政治变动的纠葛： “星期一，英国大使馆发言人约翰·盖勒格通过电话表示，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今年早些时候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尼尔·海伍德死亡一事；早些时候，中国方面对英国表示，海伍德死于酒精摄入过量。他说，‘在他（海伍德）死亡之后有一些谣传和疑虑，我们被告知那些疑虑，而那些谣传一度变得多起来，’英国方面随后要求进行调查。” “在英国方面要求中国方面进行调查之际，有关中共解除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的各种理由的谣传四下流传。重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国家主席胡锦涛要在明年卸任，中共试图进行国家领导班子权力平稳交接。” “现年62岁的薄熙来依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最近他被认为是下届中国最高领导层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薄熙来在3月15日被解职。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盖勒格没有具体说明英国提请中国方面对海伍德之死进行调查是在王立军2月6日至7日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滞留之前还是之后。他说，中国方面同意就这一案件进行调查。” *谜团的部分解释* 迄今为止，有关薄熙来被解职以及与此相关的其前心腹、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突然试图寻求美国领事馆庇护的事件可谓迷雾重重。令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感到最好奇、也最为迷惑不解的谜团包括： 1）王立军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 中共省级干部，究竟感觉到自己受到什么样的重大生命威胁，使他觉得不得不寻求美国领事馆的庇护？ 2）在3月9日中国人大开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薄熙来为什么在中外记者没有提问有关问题的情况下，非常激动地为他的妻子和儿子声辩（说他妻子20年来没有商业活动，说儿子薄瓜瓜没有开超豪华车法拉力，也没有在外国留学学费来源不正的问题）？ 3）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被意外或蓄意泄露给全世界之后，国际媒体提出的一个共同的质疑是，该通报所说的王立军调查薄熙来家人的事情，在中国是极端不同寻常的事情，因为假如薄熙来及其家人有什么问题，应当是薄熙来的上级而不是他的下级进行调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端不同寻常的情况？ 英国人海伍德在重庆的神秘之死，将这些谜团以及谜团中的人和事串联在一起，似乎给薄-王案提供了至少是部分性的解释。至于这种解释是究竟有多正确或多全面，国际媒体和中国公众正在期待中国官方做出解释。 *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迄今为止，中国官方还没有对薄熙来为何被免职提出任何解释。 英语里有所谓的“震耳欲聋的沉默”(deafening silence）的说法。薄熙来被解职以及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情的发展，给这种所谓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 在薄熙来被解职（官方的说法是“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将近两个星期过后，中国官方还是迟迟没有拿出一个解释，对中国公众说明为什么、以及有什么必要如此不留情面地将他解职。这种震耳欲聋的沉默显然让通常总是跟中共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 环球时报 》感到难受和心慌。 于是，《环球时报》在上个星期四做了一件非同寻常、非同小可的事情，这就是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庆调整后的中国社会理性”的社论，对党中央在关键时刻的长时间失声沉默提出了正面的进谏、间接的批评、直接的抱怨： “实际上全社会都在等待党中央的进一步权威声音。…我们也希望一些结论的形成能更快些。权威声音来得越快，社会就越清晰，公众也越踏实。在一些时候，速度的意义远远超过速度本身。” 显然，《环球时报》认为，中共党中央的动作太慢了，慢得不可理喻，慢得让全社会感到焦急，焦躁，困惑，悬心。 *此时无声胜有声* 英语里有“震耳欲聋的沉默”的说法，中文里则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说法。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瓦恩斯和沙伦·拉弗拉尼耶就从中国当局的沉默当中听到了“十面埋伏”琵琶曲一般紧张的弦外之音。 《 纽约时报 》星期一发表两位记者的报道说： “（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就英国公民海伍德在重庆死亡一事进行调查）这一要求可能预示着围绕薄熙来的争议的一项重要发展。薄熙来早先一直在争取晋升中国最高领导层，直至他在3月15日被解职。自那时以来，没有外人再看到他或他的妻子，也没有外人再听到他们说话。” “这些最新的案情披露使本来就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密不透风的领导层1989年以来最为深刻的分裂平添了一层诡异。1989年，在发生天安门抗议活动之后，中共领导人和中共一些元老罢黜了中共名义上的领袖赵紫阳。” “王立军丑闻以及海伍德之死看来给薄熙来的批评者提供了一个把柄，可以让这个可能是很有力量的敌手靠边站。” *中国外交部声称不知情* 在外国媒体突出报道涉及英国人在重庆死亡的薄-王案最新发展的同时，中国官方依然对有关案情保持沉默。《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岛田学星期一从北京发出报道，用了简短的短话突出显明了这种巨大的中外反差： “针对《 日本经济新闻 》的采访询问，英国外交部表示，去年11月一名英国人在中国重庆市死亡，其死因有疑点，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进行详细调查的要求。死亡的英国人跟中共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有关系。有观察家指出，薄熙来被解职或许与此有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3月2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对英国方面提出要求调查一事，他‘不了解有关情况。’” *泄露外界的中共内部文件* 先前泄露外界的中共内部文件对王立军突然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庇护一事与薄熙来及其家人的关系提出了部分解释。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的有关段落是：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现已基本查清了王立军事件的经过和原因。今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同志通报有关重要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由于办案人员为此感到了压力，已经接到辞职信，希望薄熙来同志予以重视，妥善处理。薄熙来同志对此十分不满，随后找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以多岗位全面锻炼为由，提出调整王立军工作。 “2月1日下午，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王立军的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事先未按规定征求公安部的意见。王在市政府不再分管公安司法工作，调整为分管教育、科技等工作。为此，王立军想不通。2月2日，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到市公安局宣布王立军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和局长职务后，在薄熙来同志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 “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并于6日下午在事先未按程序报批的情况下，独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先与美方人员谈了有关合作交流事项，随后提出避难的请求，并根据美方要求写了政治避难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