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 我们需要做出群体性的努力，去追求大学的独立，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最重要的使命。” 在今天这个转型的年代，每天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包括一些危机事件，是此前的人们所不曾遇到过的，是在人们现有的经验中所没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焦虑，感到准备不足。这就需要暂时停下脚步，对自身的角色、处境和“使命”，做一个反省。试图找出一些建设性的起点，找出一些富有生长性的起点来。 知识分子的角色与担当 主持人语：非常高兴今天在座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这么多生机勃勃的力量，你们是现在和未来的新闻生力军，很愿意与你们一起讨论相关问题。 今天的主题为“知识分子”。听上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看着有点朦胧，让我们尽量把它具体化，与当前现实联系起来。比如说，在今天知识分子如何完成自己的角色，他应该有怎样的承担。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正好是不同领域的，贺卫方老师是法学家，郭于华老师是社会学家，金雁老师是历史学家。他们正好可以结合自己不同的专业工作经验，来谈谈自己的体会。 为什么这个话题，在今天又被提到桌面上讨论？正如大家所了解的，最近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饱受争议的事件，在媒体上的曝光率比较高，比如抄袭。假学历也算是相关的吧。说实话，真的不希望同行们以这样负面的面貌进入公共视野，因为知识分子还有许多其他工作要做。 在今天这个转型的年代，每天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包括一些危机事件，是此前的人们不曾遇到过的，是在人们现有的经验中所没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焦虑，感到准备不足。这就需要暂时停下脚步，对自身的角色、处境和“使命”（如果还能用这样的“大词”的话），做一个反省。 我们也不希望像在许多讨论中出现的那样，针对某些令人不满意的现象，仅仅停留在分析原因上面，当然这个是重要的。但是朱学勤先生那句话很有道理，“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了”。总是谈论原因，令我们原地不动。希望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要仅仅停留在分析原因上面，而是试图找出一些建设性的起点，找出一些富有生长性的起点。 知识分子的自身相关 崔卫平：作为知识分子来谈论“知识分子”这个话题，这就带来一个自身相关的问题。比如，存在这样的指责“知识分子不作为”、“知识分子不争气”，那么说这话的是谁？他本人是不是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肯定也会自我批判，也会自我反省或者自嘲，但是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有时候人们说这话的时候，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好像说的是别人，而不包括自己在内。 这个自我相关的问题，我来举一个例子。有个从古希腊开始流传的段子是这样的：一个克里特岛上的人说，克里特岛上的人们说话都是撒谎。那么这句话是否真实呢？如果它是真实的，这意味着克里特岛上的人都在撒谎；问题在于说这话的人，本身是一个克里特岛人，那么这话的真实性就要打折了。他本身是一个克里特岛上的人，他这句话就可能也在撒谎。总之，这句话无法圆满了。后来应该是罗素吧，将这个命题又发挥了一下，他的句式是——一个理发师说，他替那些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他是否要替自己理发呢？如果他不替自己理发，那么不替自己理发的人，正是自己的服务对象；而他如果替自己理发，这又违反了他最初的逻辑。 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听上去那么绕来绕去。也就是说，不要忘记了你自己的存在，你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的那个位置，你的确是占有那么一席位置的。因此，你不能脱离自己来谈论世界，谈论这个世界中的事情。也许，这个世界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客观”，因为有你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便处于你的感受、认知和把握之中。也许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的力量，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哪怕是很小的变化。最低限度地——因为你的某些努力，你自己发生了改变了，这个变化难道不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正是世界本身发生某些改变了吗？ 我们将这个自我相关的逻辑带到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来。这意味着当知识分子本人在说“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不能显得仅仅在说旁人，他不能显得那是在谈房价或者物价，不能那样漫不经心或者超然物外。他不要忘记了，他本人就是知识分子，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毛病也好，知识分子的角色或者担当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跟他没有关系。他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这是逃脱不掉的。因此，他需要将自己所说的，与自己的行为对照起来。也就是说，他需要将自己带进去。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知行合一”。 而同时知识分子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我们所有人一样，知识分子也是这个社会的成员。因此，在谈论这个社会时，在谈到这个社会如何如何，以及应该如何如何去做即要为这个社会负责时，知识分子同样不能将自己排除在外。知识分子是运用“概念”而工作的，当他的思想乘上翅膀飞向遥远的天际，那么他首先要过一道门槛，那就是他自己的“肉身”。他需要将自己的“肉身”放到他的真理中去。他需要把自己放进去煮。 知识分子还需要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估计。如果说，掌管符号的知识分子首先是这个社会（民族）价值的保存者，价值的守护者，那么在今天，我们社会中“价值”的声音已经微乎其微。如果说知识分子是通过“理念”（理想）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那么，在一个实用主义的年代，“理念”的力量更加凋敝。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指望在你身边正好站在十二个使徒，他们永远等候在你的一侧，单等着把你新发明的真理拿到这个世界中去，让它们在大地上行走，让它们在世界当中得到实现。对不起，没门儿！ 所以需要你自己来践行你的主张，让它们首先在自己身上得到体现。只有这个真理对你自己有意义，那么它才可能对别人有意义。只有这个真理给你本人带来益处，那么它才有可能给别人带来益处。我欣赏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一部电影中，通过人物之口所说的，“我拥有一个自己够用的上帝。”这就是说，我的上帝让我体悟到的真理，也许它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但是这个真理，至少与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联系了起来，让我受用，让我本人获益。如此，通往真理的道路便与个人的足下联系了起来，他这个人的生活与生命本身便有可能具有一种真理性，从而得到提升。而只有让真理在自己身上得到见证，它才能够对别人具有启发性。 为什么如此强调自身实践，是因为中国有一些奇特的知识分子传统，那就是策士的传统，以及宦官的传统。所谓策士，是给皇帝出主意的人。他指望自己的想法为皇帝所接受，最终通过皇帝的政令来施行，这是一个目光向上的眼光。它只能为皇帝带来真理，而不能为自己和其他普通人带来真理。而宦官的传统告诉我们，他这个人的“肉身”早已经被排除在外，他的身体不在这个世界上，当他说出某些言辞时，从未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在大地上行走。宦官忘记了自己还有身体上的尊严，忘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所以我们不管谈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好，还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也好（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一个需要我们自己首先做起来的问题，而不要推卸给别人。这是靠一点一滴来积累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些话题，都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来启动，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去。 最近，我看到我原来的文艺学同行王岳川教授写作关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其中认为“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觉得不知道他本人身在何处。而我上回听说他，是因为他正在研究“超越海洋文明的太空文明时代”。 “ 猫鼠博弈”的启示 金雁：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在俄罗斯东欧方面。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之前我并没有评论过，我只是想说为什么知识分子的道德观会有这种状态。我以前曾经说过，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都有一定的道理。这涉及到一个大话题，知识分子有一种“双头鹰情结”，就像俄国国旗上画的一样，互相较量拉车的两方面。有人认为，往往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体里会同时存在着“天然反抗性”和无法抗拒权力的“万有引力”的两种价值取向的较量。这也就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说的，怎样看待“猫和老鼠”博弈结果的分歧。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 猫鼠游戏当中的博弈，实际历史案例中是有不同的答案的，这决定了他们的道德观的不同。为什么有很多道德层面无可挑剔的欧洲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权利是要放弃的，这点来自不同国家的观点也不同。比如俄国，俄国看到了暴民政治对文明的颠覆，所以他们主动退下来。他们说既然制度是由人组成的，人性当中肯定有善有恶，必须把人性的善培养到极致。他们就走到了宗教哲学里，他们觉得参与需要勇气，但退出更需要勇气。这些人干脆脱离政治，在道德上积累了很多东西，但他们放弃掉了现实。这给我非常大的启示，这就是所谓缺席者的权利，当然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缺席。但整个社会变革当中的空场，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这不是简单的对错。 有一种情形值得关注，东欧在高压之下，在坦克政治之下，在布拉格政治之下，没有一点声音。我的学生也曾经问我，既然俄国所有学者都是天然反对派，为什么斯大林统治时期这些人都不见了呢？我说沙皇的压迫和斯大林的相比是太小巫见大巫了。压迫到极致的时候，你还没有发出声来就已经被掐灭了。所以这种状态下不是没有声音，而是不能生存了。这种状态在东欧也很明显，在东欧很多人试过了，他们转向了宗教，宗教是没有希望的希望，哈维尔总说他感觉他的生命之上，有一个来自天籁的东西在指导着他。很多东欧国家也会转向这个方面，也有很多人对现政权仍然在关注。我们要看到，你利用的资源不同，导致的结果不同。 还有人民的道德。来自人民的道德基本上是一个民粹派的逆转，大家觉得精英是既得利益者，大部分人承担代价，少数人获得了成果。这就是反改革的结果，民粹主义是对道德的颠覆——只要目标是高尚的，道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善至善行不通的话，我就以恶至善，这种状态下，无其不用，使得建立以后的政权道德是一个非常虚无的东西，这里其实有很多理想主义者，并不是为了从老鼠变成猫。但这个体制会形成一种淘汰机制，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君子斗不过小人。所以最早出局的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剩到最后的都是敢出手者。这种道德虚无感从政权反射到整个社会，然后从社会反馈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脱离不了这种土壤。像俄国所有黄金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贵族，进官僚系统的只有17%，所以他批评官僚不怕开除公职，你赶不走我。所以政权成立以后，这是底气不足的原因。 而民粹主义是具有易变性的，民粹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大家都希望有一种强者来给自己提供保护和安全感。以高尔基为例，他作为民间的学者是同情革命的，但他又是人道主义者。他在1905年革命以后去了美国，回国后就变得激进化，和列宁的关系非常密切。但自始至终他的人道主义的一面并没有被消灭。他骂列宁，但列宁知道高尔基是民主党的钱袋子，职业革命家是不挣钱的，是要花钱的，钱来自什么地方？就是民间反政府力量的关注，高尔基掌握着钱，所以列宁让别人来得罪他。 高尔基当时觉得不应该靠数人头的方式解决俄国的问题，他在1919年愤然出国，他感觉这个环境滋生了很强的民族主义。上世纪20年代末，大家都在抢高尔基的资源，高尔基说，如果远离了权利，个人作用就无法彻底发挥出来。可以看见高尔基又一次改变了，和列宁决裂的人跑到斯大林这里，而且成为了古拉格群岛的赞赏者。有两点决定了这些，一个是民族主义，他看到国家的确强大了，但他没有感觉到，其实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对每个个人剥夺的基础上，俄国人也说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强大永远是不同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跟希腊时代“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的状态相背离。现在所有人想的是逃离政府，但他无处逃离。 高尔基这时候完全变成了赞成专制主义的倡导者，变成诱捕野鸭的家鸭，这就是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他的人生轨迹上发现，来自人民的道德有易变性和权利的结合性。那些缺席者个人都非常完美，但我只问一个问题，别尔嘉耶夫既然把一切预言到了，那么他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呢？只是因为现在俄国找不到北了，才想到别尔嘉耶夫。 所以当代知识分子要理解现实，我们要争取“退下”的权利，退下后要看你做什么。高尔基裂变后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只是生命最后的时候，他把档案看完之后没有答应写自传，但他担当了《俄国内战史》的主编。斯大林知道他最有说服力，以他的话出来，民众当然就会信服。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都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个警示，干脆躲得更远，回到猫和老鼠的结局，对待权利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资源不同。你可以和做官的朋友谈论问题，他们很明白，但官场中有两种语言，他们切换得非常自然。现在我们的语言交流很难同步。比如你跟经济学家一起谈，会发现经济学家走得很远，但不涉足政治，国内的很多状况被切成一块一块的；你跟官员私下很合得来，但在官方的场合你却觉得无法沟通，这是社会巨大裂变造成的不同利益之间沟通的困难。其实在东欧和很多人交谈，他们认为现在是中国最好的争论时期，因为过去的东欧共产党时期也有争论，所以波兰80年代争过怎么改革，争过到底要人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争论对后来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先导作用。而我们的“不争论”是什么样子呢？只要领导者没有看法，那大家也都别提看法。但议会政治下，争论就有点无聊，因为选举的需要，明知道对方说得有理也要反驳。我们现在已经驶到大海中央了，不能下去“摸石头”，那就要看灯塔，而知识分子要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新知识分子阶层的使命 贺卫方：我觉得在座几位都有两个特色，一是我们都关注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学术话题，会写这样的文章、喜欢阅读这方面的文献。另一方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愿意参与公众事件，对于某些社会现象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从内心的愿望来说，想成为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直率地批评时弊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经济观察报》也一直在做这样的推动。记得2002年我就参与过报社举办的一个论坛，作了相关的发言。 我个人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不断地介入到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中，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则是在近乎被胁迫的状态下参与其中。我也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一些制度建设的呼吁，尤其是对于司法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因为中国的这些年是一个案例引人注目的时代，过去我们的法制建设是重视立法过程，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一些活生生的个案更能展现我们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些缺陷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也能展现我们的生存状况，比如史上最牛钉子户等等，都是我们时代的写照。我们也会关注孙志刚事件、邓玉娇案件等等，这些案件引发的不仅仅是法律界的关注，更是整个社会的关注。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都可以对这样的案例作出自己的批评，这种多学科“会诊”的做法对于揭示问题症结有很大的价值，也是这个时代很有意思的特征。 结合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方面是我们如何理解学院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他们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大家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传统的解读不同，我倾向于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阶层——如果说他们是一个阶层的话。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依托，在大学或者专门的研究机构里获得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空间，这在古代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历史上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知识几乎都是为了追求实际用途，目的就是为了入仕，这是科举考试的目的。科举考试使得中国的选官制度在全世界特立独行，也使得中国传统知识的格局和地位形成了糟糕的走向，所有人的心智都被引导到通过读书获得官位，获得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而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一辈子在学院里做跟知识有关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目标绝不是为了做官。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我们社会有了以知识本身为终极使命的社会阶层。作为知识分子，无论是怎样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通过严格的专业的分工，深化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且要记住知识的分工不过是便利我们的研究，我们还需要综合的心态，用一种非常广泛的知识视野来研究自然与社会，就像我们通过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一定会看到综合性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今天这个社会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死刑，他们相信死刑是一种正义的举措，并且能够震慑犯罪。近年来一些论者主张要尽可能减少死刑，如果要保留的话，应该限于最少数极其可怕的暴力犯罪，经济犯罪不应该使用死刑。但这种想法只要在网上提出来，就会挨板子——许多人说只要贪污几百万就应该枪毙，使他们不敢贪污、受贿。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研究人心，如何减少死刑，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综合性的复杂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几年前，我看到何怀宏教授在报章上发表了几篇关于死刑的文章，感到十分欣慰的原因。无论我们怎样投身于对社会事务的评论，都需要在知识人公认的基础上立论；严格的知识论辩构成了我们知识分子相互对话的前提。如果我们不讲知识、不讲证据，就变成革命家，变成喊口号的人。所以首先应该特别注重如何去奠定我们扎实的知识基础，我们不再是文以载道，把知识服从于某种外部的价值。 第二点，正由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所以知识形态上跟中国古典的知识形态就发生了差异，我们所使用的概念乃至整个话语模式都告别了旧有的形态。这可能会构成我们跟传统之间的某种断裂。但传统不是一种死的东西，不仅仅体现在从前的典章制度之中，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延续。英国有一个法学家曾说过：“我们埋葬了诉讼表格，但它仍然在坟墓里统治着我们。”那种貌似死去了的东西实际上还是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以输入域外学说并以之作为改造中国观念与制度的知识人，在这方面经常会产生某种困难的感觉，那就是他所拥有的知识、所倡导的某种东西是跟社会公众的看法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说一个法学家应倡导程序正义，司法要严格依照程序办案件，一个案件是有期限的，某些错误是不应该纠正的（当然，如果是刑事案件错误的判决任何时候都要纠正），民事判决过了期限是不能再提起的，证据的提交也是有期限的，如果过了这个期限，即使从箱子里找出证据证明法院已生效判决是错的，法院也不会纠正。因为启动司法程序是很复杂的过程，要从经济角度算账。一个案件不断折腾，整个社会付不起这个沉重的代价。有些时候可能是所谓的有罪的人判成无罪，当时没有找到证据，两年之后检察机关发现证明有罪，还能不能再进行起诉？按照现代法治准则，这是不允许的。之所以如此，是要对国家权力作出限制，一个人不得被国家置于受到两重或者多重指控的境地。这是保证国家权力和追诉犯罪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而且是一种很难完美的平衡，我们人类不能获得完美无缺的制度。 这样的论证在中国的语境下非常艰难，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不大能够接受西塞罗所说的那句话：“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在我们这里，即便是当事人自己的过错导致司法判决的缺陷，如果当事人事后上访，或者通过权力或社会舆论进行干预，我拿着证据说法院判决是错的，就会带来动摇司法确定性的结果。国家领导人对上访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特别不喜欢上访，因此采取了许多措施阻止人们上访，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表达出对上访的某种偏好，因为通过上访可以了解某些被下层官僚刻意掩饰的问题，同时也通过某些个案的亲自处理敲山震虎，对地方官员进行震慑，也表现出自己的亲民。这种又害怕又喜欢的心态带来了制度建设上的指向混乱，也导致司法权威始终无法树立，司法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说到司法独立，我们近代虽然接受了西方的政府模式，建立了机构意义上的独立法院，但从决策意义上说却不是独立的，中国的现实是，任何一个级别都有核心，伴随这样根深蒂固的中央动员型的传统而形成的是反分权的观念，在这样的环境下要论证司法独立的价值，建立独立制度，特别困难。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对司法控制不是在弱化，而是在不断的强化。前不久河南赵作海案件，大家最后说当年制造冤案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要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要追究党的政法委员会书记的责任，政法委书记还在说我们一定要追求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其实他领导下的机构是最大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传统都不断强化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可能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一点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各自领域中的特别不一样的东西，跟中国的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这样一种知识传递到这个社会中，说服更多的人接受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知识、新制度。 第三点，我自己感受比较强烈的是，中国历史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不只是追求知识，还经常赋予其某种道德的想象。作为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不是跟道德没有关联的角色，大家希望他作为道德标尺，这种情况或多或少跟我们没有独立和强有力的宗教系统有关系。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知识分子之外的宗教系统。于是官员经常被赋予道德的要求，官员不仅有权力，还要有道德。科举取士的确立也跟知识与道德之间难以区隔的考量有关。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逐渐摆脱官僚成为独立的阶层，但由于没有宗教系统的情形依然如故，因此某种道德的期望就只能赋予到知识人身上，要求知识人“为人师表”，要在道德上白璧无瑕，对知识阶层的利益诉求难以容忍，都是相当强势的社会观念。在具体评价一个知识人的贡献时，我们也特别容易把道德形象作为重要的选项。反之，对于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学人，他的知识贡献也常常被低估。 最后一点，我们需要做出群体性的努力，去追求大学的独立，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最重要的使命。我们寻求一种知识分子自身的组织，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也非常重要，但知识分子有一点是共识的，即损害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在的大学或者专门研究机关独立性的行为是对每个知识分子的一种特别大的损害。我们如何去追求和维护这样的独立性，可能是今天无论左右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追求的目标。 超越“平凡的善” 郭于华：我想先谈一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当然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自由人，是一个公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这是一个基本起点。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与普通公众没有区别。普通公民具有的素质知识分子都应具有，普通人能够做到的知识分子更应做到。作为公民，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在这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要能够合法、合理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也是大家的基本共识。 我平时也经常跟学生谈到这些事，其实很简单，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也不需要玄奥的哲理，我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就够了。这使我想起阿伦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相对于“平庸的恶”，上述的常识对我们来说，可不可以表达为“平凡的善”？即作为平常人、普通的公民都应该拥有的意识：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合理、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同时意识到他人跟你有同样的权利，因而在实现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伤害他人。这是很正常、很平常的善，这也应该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基础。 举例来说，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如果你遇到利益被损害、尊严被侵犯的时候，你应该去做点什么，应该知道怎么做。最近我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清华有一个不合理的规定，博士生必须在所规定的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才能获得学位毕业，这规定本身很不合理，而且操作时又没有任何合理的变通。为此我与学校有关部门发生了冲突，这当然也是抗争、维权的过程。几乎周围所有同事、朋友都说这么做是没用的，而且自己还会受伤害，想通过个案来改变规则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行动，而不是一味地向不合理的规则妥协。当然这可能跟是不是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作为普通人、作为公民就应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也要帮助别人。 我想说的第二个层面是，仅有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凡的善”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胸怀，更大的悲悯之心。知识分子应该对公共事务、公共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角色？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们很难直接参与决策，直接与社会的管理者、统治者发生联系。我们应该和能够做的一是要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影响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和公众，与权力进行对话。我们有一个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进入公共领域的责任，不光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担当。除了在专业领域中工作，除了应该有学术、专业上的贡献之外，还应该让这些东西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有更多的人了解，因为这些是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困惑，而又很难明白症结所在，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工作把真相揭示出来，把事实背后的逻辑和机制展示出来，给社会一个解释、一个提示，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任务。 我们社会学当中经常讨论这样的话题——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的概念，应该把个体的痛苦看作是社会的苦难，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有一些误区，例如一个人失业下岗了，人们会说这个人能力差、文化水平低、可能身体也不好、年龄大，把失业的原因都归结到他个人，认为这个人没本事、混得不好。但要放大一点看的话，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大规模地出现失业下岗，很多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失去工作，甚至大学生就业都困难，这就不是个体原因。 我们要把这样的个体的遭遇和个体的苦恼与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更宏大的社会转型过程联系起来，看到个体苦难后面的社会原因。通过我们的研究、发表，把这些东西揭示出来，除了对学术承担责任，我们还要对公众把这些说清楚，让更多的人明白。毕竟，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社会的苦难：只要还有人在承受痛苦，这个社会就是不幸福的（不是宣传所说的，我们的幸福指数很高，大多数人都感觉幸福等等）；只要还有人在被欺压，整个社会就是不公正的；只要还有人被奴役，我们就都是不自由的。 今天大家都在说知识分子犬儒化的问题，可能我们会说这是来自于外部非常强大的、严密的一种压力造成的犬儒化，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这么多年来的总体性权力和总体性社会，把知识分子的空间压缩得非常狭小。但我们不能把犬儒化仅仅归结于此，有一个命题叫做行动重于结构，是说行动比结构更有意义更重要。每个人都存在于结构当中，结构对你形成制约，对你的生长、自由、独立性都形成限制，但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可能除了行动，没有别的办法，行动就是关注和参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利益与公众诉求，关注和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工。 刚才各位所谈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在中国的总体性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思考与行动。在我看来这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重建的问题，比如金雁提到的宗教的力量，宗教也是社会范畴内的，还有NGO、行会的作用，也属于社会维度。这些在中国空间都特别小、生存比较困难。我们的社会主义还缺少社会这个独立的空间，那么我们行动的指向是应该把社会生产出来、建设出来。我们要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足鼎立，形成相互制衡的状态，但目前我们缺了社会维度，而市场又是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权力控制的，权力和资本是一种密切结合的状态，把社会挤压得特别狭小。 我们需要对权力时刻保持一种警醒和批判。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甚至亲朋好友会说：你们怎么就看到黑暗面？社会在进步，经济发展多么快啊！经济学家也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简直是奇迹，怎么你们就看不到这样的进步，只看到问题，看到社会不公正。 我想任何进步，包括体制的、官方的任何进步，我们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我们不必歌颂进步。如果体制合理，进步应该更大，应该有更多的人享受进步带来的好处。再说，赞美和歌颂已经有太多的人和机构去做了，不需要知识分子再加入赞颂大合唱。更何况，执政党和政府不是用来歌颂的，而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若服务得不好、不够是可以用来批评的。批评得对并被接受会使其更加健康、强壮、有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可促使其警醒，防患于未然，对其改善、进步有着莫大的好处。知识分子应该是批判的角色，永远保持批判的立场，睁大眼睛对权力保持警醒。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当然做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在上述几点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比如对于权力的批判立场，对于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弱势群体应该做的事情等，知识分子内部应该走向团结，而不是分裂，应该超越左右，忽略派系，共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角色不同、专业领域不同，能起的作用应该是各有千秋；学界内部需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支持。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毕竟这个社会需要多元化、多样性，这是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力的所在。毫无疑问，困境和压力是存在的，但在思考角色担当和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更积极的、更进取、更宽容的态度和方式。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于华：清华大学教授。原文链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330.html?page=1 ）    

金雁：利用与镇压 进入专题 ： 革命与变形    ● 金雁 （ 进入专栏 ）       革命与变形之四：“红色共和国”的覆灭          在对待波罗的海水兵的问题上。众所周知，十月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士兵，而士兵中最“亲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力量是水兵。根据传统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那一炮，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水兵打出的。1918年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只得了24%左右的全国选票，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军队的支持：赞成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在北方战线是61%，在西方战线是67%，波罗的海舰队是57.5%，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79.2%，莫斯科卫戍部队是79.5%。当时为了争取农村的选票，列宁还特意指示给水兵们放假，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为布尔什维克做宣传。     由于波罗的海水兵几乎全部参加革命，在临时政府时期，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彼得格勒以西芬兰湾中的岛屿要塞喀琅施塔得军港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控制，以至于当时盛称喀琅施塔得全岛成了一个“不向统治当局屈服的红色共和国”。后来喀琅施塔得又有了“十月革命的最坚定的堡垒”、“革命的先锋”、“俄国革命的莫大骄傲”等声誉。     但是在革命仅仅三年以后，这些革命精英就成了《联共（布）党史》所谓的“与白卫军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相勾结的世界帝国主义走狗”（参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276页）。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几年俄国百姓的生活急剧恶化，到1921年彼得格勒的人口只剩下1/3，生铁产量只是战前的2%，糖产量是3%，棉布产量是5%~6%，货币流通量是战前的1/70，人们每天只靠着2盎司面包和少量的冻土豆来维持生活。内战期间人们忍受这一切，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强制劳动”只是暂时措施，“无产阶级英勇地走上革命的祭台，做出了无数的牺牲，他们耐心地等待共和国转向十月的轨道”。但是事与愿违，内战即将结束，《真理报》却发表了托洛茨基“论劳动军事化”一文，表明“强制劳动”的螺栓仍在继续拧紧。“革命”后的现实使这些士兵越来越失望。尤其是残酷对待农民的“余粮收集制”在内战基本结束时不仅没有废除，反而变本加厉，让那些大多数是农家出身的士兵忍无可忍。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没有改变革命的初衷，不希望恢复旧制度，而希望有“真正的苏维埃”。     1921年2月底，曾经是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支柱的波罗的海水兵发出倡议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因此建议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水兵们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取消共产党专政，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第7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15页）的口号，以及上千份的退党声明。结果起义被定性为“反革命暴动”，说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君主专制社会。而喀琅施塔得军港则被宣布为敌占区，遭到重兵包围，残酷镇压。这就是著名的喀琅施塔得事件。     其实，这次抗争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只不过他们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起义的参加者没有一个是革命前的上层人士，而几乎都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分子，其中还有大量的前共产党人。要塞的水兵曾争取和当局进行公开谈判，和平解决分歧。然而彼得格勒方面的回答是：不进行任何谈判或做任何妥协，暴动分子必须受到严惩，而且还要株连：居住在彼得格勒的“所有受到怀疑的水兵的家属和双亲都被作为人质扣留”。托洛茨基下令：不要吝惜子弹。于是镇压者“像打松鸡一样向水兵射击”。当地报纸上写道：“托洛茨基元帅站在齐腰深的血泊中，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开火，喀琅施塔得奋起反抗共产党的专制，为的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经过这次事件，列宁对整个水兵群体都充满憎恨，他曾经提出干脆撤销波罗的海舰队算了。但别人告诉他，海军对于保住政权还是必须有的，他才打消了这个主意。不过后来的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是从官到兵完全更换。尽管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至今仍然作为“革命图腾”摆在涅瓦河边供人参观，“红色共和国”可是连影子也没有了。     列宁后来也承认说，在喀琅施塔得反对我们的不是“白匪”，“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而且列宁也认为发生这个事件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太过分了。吸取教训后，列宁改弦更张，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后便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可见列宁也明白水兵抗争的原因所在。     但是尽管如此，列宁对他们的仇恨并不亚于对“白匪”。因为他的逻辑历来是：“如果我是对的，或许还可以宽恕你；如果你证明我错了，那么我先杀了你再谈改正。”起义被镇压后，这些水兵被判处极刑的有2103人之多，各种有期徒刑的有6459人，有1464人被内部掌控。当然，起义中还有8000多人成功突围，从冰面上逃到了对岸的芬兰。就这样，当局还不依不饶——这个当局痛恨“自己人犯上作乱”历来比痛恨敌人更甚。就像许多白俄贵族可以终老异国他乡，而“托洛茨基同志”一旦反目成仇，即便逃到地球那一边，时隔十多年，还是没能逃出毒手一样，很多白俄贵族逃到芬兰，列宁也就算了。但这些“犯上作乱的革命者”可没有那么幸运，直到24年之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占领芬兰，仍然不忘算当年的老账，苏联内务部穷搜彻查，找出这些曾经的喀琅塔得水兵并予以逮捕，从芬兰带回，关进了苏联国内的集中营，他们绝大多数没能活着出来。其实这些水兵20多年来大都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已经在芬兰落地生根，加入了芬兰籍，而且到1945年都已垂垂老矣，对苏联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革命与变形之五：恐怖的“粮食专政”          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对于农民，19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有成见的，认为他们保守、落后，有时还“反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指望的力量。但是由于农民毕竟是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主张与他们为敌，不主张剥夺他们，而是指望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自然解决农民问题，希望这种发展使无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多数，使农民分化成“农业工人”和“资本家农场主”，然后再考虑城乡无产阶级联手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继承了这种对农民的成见，彻底否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脱胎的母体俄国民粹派的“亲农民”观点。但是民粹派漠视民主自由规则、主张不择手段地消灭“敌人”，对这一点列宁却十分欣赏，并且大加发挥。于是两者结合便形成了列宁独特的农民观。民粹派主张依靠农民搞革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指望农民，因而不认为在农民国家可以搞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与这两者都不同，他认为革命可以搞而且必须搞，但要准备把农民作为敌人，不择手段地对待之。     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其逻辑理由是：由于统治阶级是少数，所以不会允许占多数的劳动者有民主权利，在暴力镇压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内战”来争取解放，战时独裁（“专政”即dicta-torship一词的本义就是战时的短期独裁）因而是难免的。而列宁对于“专政”的必要性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早在1902年他就论证说，俄国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原因还不在于统治者不允许民主，而在于俄国是个农民国家，“保守、反动”的农民占多数，所以民主对居于少数的无产阶级是有害的。列宁声称：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用不着说‘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绝大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必要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绝大多数”会反对无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以少数人的“专政”来对付，以便强迫“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亦即，俄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因不是沙皇的专制使革命者需要以暴抗暴，而是因为多数人即农民的“落后”使民主不利于无产阶级。     可见，列宁从一开始就是准备以“专政”手段对付农民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一切为了夺权和掌权”这个大前提下，列宁的意识形态又非常灵活而且极为“实用主义”。到了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看到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反斯托雷平的农民情绪高涨，可资利用，列宁又来了个急转弯，对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开历史倒车”的农民反资本主义情绪百般迎合，予以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这时列宁形成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和“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主张。尤其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农民情绪的迎合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当时俄国农民要求取消斯托雷平改革、恢复传统农村公社的主张是由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来体现的。对于这一纲领，过去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的，列宁在斯托雷平时期也只是主张支持这一纲领的“否定的方面”（即利用它来打倒沙皇和斯托雷平），而对“肯定的方面”（恢复传统村社）仍然予以指责。但是沙皇倒台、斯托雷平改革也被取消后，在土地—农民问题由“否定方面”走向“肯定方面”（由破旧转向立新）时，列宁却又再次“大转变”，全盘接受了农民要求的“肯定方面”，支持恢复传统村社，还“完全照抄”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并且反过来斥责社会革命党“背叛了自己的纲领”，而列宁（似乎也“背叛”了原来自己的那一套？）却成了“别人纲领”的保护神。     即便如此，列宁成功的夺权仍然很少得益于农民的支持。到了大权在握后，尤其是通过1918年立宪会议选举，列宁看到农民仍然倾向于支持社会革命党，而不是支持自己，他便又记起了自己当年关于对“落后的多数”必须实行专政的主张。1918年，不满于苏维埃政权“粮食专政”政策的农民暴动，使农村形势骤然紧张。曾有很短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农村内部的“阶级斗争”，成立“贫农委员会”来作为自己在农村的依靠。但这个办法很不成功。于是1918年底贫农委员会被解散，当局完全采取了从外部征服农村的办法。政府调动最精锐的内务部队、特种部队来对付农民的反抗。     当时针对农民反抗形势最严峻的奔萨省，列宁频频发出指示：“必须最坚决、最迅速、最无情地镇压富农的暴动，从奔萨抽调一部分军队，没收参加暴动者的全部财产和粮食”，“拟个法令草案——每个产粮乡都要有25~30个富人作为人质，他们要用性命保证全部余粮收缴上来”，“整个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应该弄出样板来……要找一些强硬一些的人，1.绞死（务必绞死，好让人们看到）不少于100个罪恶昭彰的富人、富农、吸血鬼。2.　公布他们的名字。3.　没收他们所有的粮食。4.　指定人质。要让方圆几百俄里的人都看到，都发抖，都知道，都喊叫：‘他们把富农吸血鬼都绞死了’，全都要绞死”（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3期，“列宁致库拉耶夫的电报”，4页）。在给奔萨省委书记敏金的电报中说：“从你们的800名士兵中选出最可靠的人，先对一个乡采取无情的行动，如果需要，我们再派兵力去，请更详细、准确地电告，你们在什么地方占用了多少兵力，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往哪里支援”。“要趁热打铁，要利用镇压富农的机会，无情地镇压粮食投机商，没收大财主的粮食”，“这样的指令（指定‘人质’）发到所有的征粮队”。当时俄国有4.5万个征粮队。列宁指示，“要一个乡一个乡地把余粮一点不剩地全部收上来、运出去，这样做极为重要”。“收净那里所有的余粮”。其实，在这种口号下好多地方实际上是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都“收净”了。在这个时期，列宁给各省的电报和信件都充满这样的口气：“绞死”、“强硬”和“采取无情的群众性的恐怖手段”。     这里要指出的是：与中国革命中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不同，俄国在1917年革命时布尔什维克还是个城市党，在农村很少影响。自二月革命沙皇政权垮台后，不满斯托雷平改革的俄国农民就以传统村社为组织，自发地开始了“土改”。到十月革命发生、布尔什维克上台时，土改已经大部分完成。这种土改主要是反斯托雷平之道而行，动用村社的集体压力迫使斯托雷平改革中分离出去的私有农民重新回到村社，当然也没收了村社以外地主的土地。不过，传统俄国的“地主”是指乡村社会以外的贵族，像中国传统乡村中那些平民身份的地主，俄国是没有的。俄国的村民中只有一些出售余粮、兼做小生意的所谓“富农”。实际上斯托雷平时代农民中的分化主要也不是“贫农”与“富农”的分化，而是村社农民与离开村社的独立农民的分化。但是，由于1917—1918年的土改主要是在共产党影响很小的情况下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民自己搞的，目的是恢复村社，而不是刻意发动“阶级斗争”。只要独立农民回到村社也就完了，并没有划定什么“阶级成分”。所以列宁一再痛骂，并且要求“绞死”的所谓“富农”其实是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实际上当时所谓的富农就是指不服从“余粮收集制”的农民，只要你藏了粮食不交，甚至还偷偷拿自己的一点粮食去换钱买了盐巴（这些人当时被称为“背小口袋的人”，可想而知，这“小口袋”粮食算得上什么“富”？），你就是“富农”了。     还要指出的是：俄语“кулак”一词被中译为“富农”本来就是为了对应我们后来的政策，其实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握拳”，引申为“抠门”、“吝啬鬼”之意，本是俄国民间“骂人的话”，原来它既没有“富”也没有“农”的词义。而那时的当局对一切不听话的人都用“骂人的词”称之，与工人罢工就是“流氓”、“坏蛋”一样，农民不乖乖交出所有粮食就是“吝啬鬼”、“吸血鬼”。所谓“富农”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只是后来才被塑造成一个“阶级”的形象。     而1918年列宁签发的文件要向农民发起一场“无情的战争”。列宁提议，打击富农的法令要具体规定：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国家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没收其财产，永远把他们驱逐出村社。列宁提出了这样一个信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恐怖是一种合法的政府行动方式：可以即刻判决、扣押人质、就地处决、监禁那些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人。所以不仅“不应该取消恐怖手段”，而且这种手段的使用“应尽量广泛”，要突破一切心理障碍，创造出“实际上较为广泛地使用这种手段的条件”。     布尔什维克党从1918年6月开始（正式法令于1919年1月11日公布）在部分省份实行余粮征集制，并于同年夏末推广到全国。余粮征集制的两个明显特征：第一是它的强制性。1918年8月20日曾规定武装征粮队每队应不少于75人，并配备2~3挺机枪。实际上这已不是“征粮”而是“抢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是口粮和种子粮。到1920年，“不少地方因缺乏种子而无法播种”。这时的农村已经十室九空，饿殍遍野了。     无以为生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尤以1921年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为严重，农民起义领导人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安东诺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中曾经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回到家乡后看到农村的惨状，愤而走上了造反之路。他成立了“劳动农民联盟”作为造反的组织者。该省向中央的汇报材料上说他是“全民政权和‘立宪会议’思想的狂热鼓吹者”，他在“告红军书”中说：“红军战士们！难道你们的父辈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义农民生活得一样吗？”“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你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带上手中的枪回家吧，建立游击队，挣脱共产党的桎梏”。     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刚刚参加完苏波战争又镇压了波罗的海水兵起义的图哈切夫斯基，又被任命为“唐波夫剿匪集团军司令”，他动用了5个师的兵力（4.5万人），706挺重机枪，250桶氯气，18架飞机。除了战争中杀人如麻外，最后到事态平息时又有10万农民被流放，1.5万人被处决。红军炮兵司令舍伊杰曼和唐波夫省军事委员瓦西里耶夫联合给“剿匪”部队下达命令说：“建议唐波夫指挥部动用毒气攻击。”图哈切夫斯基于是要求部队，“我在此命令你们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确保它能散布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后来的历史学家考证说，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国家的内战中使用毒气。这可比叶卡特琳娜时代帕宁将军镇压普加乔夫起义不知要惨烈多少倍。     根据资料，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共调动了27个步兵师去镇压农民暴动。不少出身于农家的红军官兵不忍这样屠杀乡亲，因此发生了许多哗变。如1920年7月，红军第21师的师长萨波日科夫率部反对“征粮队”，他们在萨拉托夫省建立了一个“真理红军”，主要口号是“打倒余粮收集制”，“自由贸易万岁！”后来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无怪乎有史家称：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农村，国家农奴制“发展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即便是18世纪的农奴主也想象不到”（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428页）。     就这样，1920年以来，先后是工人、军队，更不用说农民，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承认，此时如果“允许苏维埃自由选举，可以肯定，他们全都会被赶下台”。布尔什维克原来以为，在1917年支持过他们的工人阶级肯定会毫不动摇地继续支持他们对付农民，但是事实使他们懂得，只有“专政”才能拯救革命，确切地说，才能拯救他们自己。     （未完待续）来源: 经济观察报 进入 金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革命与变形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448.html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 次 更新时间： 2012-04-23 12:31:41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 进入专题 ： 全球化 中国转型    ● 南开大学课题组       中国转型是世纪之交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研究中国转型的重要意义：一是作为有着辉煌过去的文明古国，中国的近代史却充满了血泪和屈辱，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一改过去积贫积弱的面貌，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国富国穷的原因，从而找到达至长期经济繁荣的路径。二是中国转型是在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前提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实践中摸索进行的。中国转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但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且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有助于在实践中检验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并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三是中国转型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则大大动摇了冷战之后所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因此，中国转型正逢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契机，对中国转型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对中国转型的研究，采用比较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一般规律，从而对转型的方向、路径和绩效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分析。由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应用理论解释现实的过程。而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以及所发生的经济现象，也曾经在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出现过。甚至直到现在，俄罗斯和中国还在相互参照着对方的转型实践来制定今后的发展规划。因此，将中国和与之有着相同的起点、相似的经历甚至面对相同问题的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较，有助于排除掉那些仅在中国成立而被俄罗斯东欧国家实践所推翻的佯谬，发现真正影响中国转型的主要因素，从而找到有利于推动转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性规律。     当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解决研究对象的可比性问题。事实上，国内有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怀疑态度，认为由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已经不具备可比性了。但应当看到的是，转型不只包括意识形态一个方面，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在内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历依然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况且，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别，但他们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追求是共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都值得中国借鉴。因此，如果将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发展经验当作人类社会追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一种探索，那么就可以将之与中国转型加以比较，来分析有着相同起点的国家是怎样出现了转型路径的分化、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能够保障一个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的制度是什么、如何建构这样一种制度，等等。     在此，在认同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有着共同的起点，以及追求社会经济进步这一共同的目标这两个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来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差异，从而从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中来理解转型的内涵及其阶段性发展规律。以此为标准，把1978年以来的中国制度变迁分为转型的准备阶段（1978～1992年）、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1992～2002年）以及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并分别就转型的准备阶段、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中国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不同表现以及所产生的相关争论作针对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所应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应对策略。     　　     一、转型的准备阶段：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分界线，正是在此之后一系列体制转变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1978年作为中国转型的起始之年。分析表明，这种划分方法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不利于揭示中国转型的内在规律。一种可替代的划分方法是以1992年为界，在此之前的制度变革可以称之为“改革”，在此之后的制度变革则应称之为“转型”。          （一）为什么要区分“改革”与“转型”？          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进行的体制转变，其核心内容就在于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让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驱动作用。一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体制转变的，即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变是通过采取激进的方式实现的，它试图在短期内快速、彻底地摧毁计划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安排，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从而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步跨越；中国的体制转变则是通过采取渐进的方式实现的，它不认为体制转变是一次性的和全面的，而是强调应当采取从局部到整体、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分阶段推进方式，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来逐渐实现体制的转变。这种激进与渐进的区分是研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由此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和争论直至今日依然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而支撑这种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与苏东剧变之后的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大爆炸式的方式在体制内推行经济自由化、产权私有化。不同的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体制转变并没有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核心地位的国有企业上，而是选择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边缘的农业部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允许其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直到乡镇企业等非国有部门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尤其是国有企业。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种激进与渐进的区分实际上是通过将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前苏联、东欧国家1990年以来所实行的“休克疗法”相比较而得出的结果。回顾历史发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序幕远在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以前就早已拉开，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改革呼声从未停止。根据夏旺斯的观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共经历了三次改革浪潮：第一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50～1960年，这次改革浪潮发端于前南斯拉夫，浪潮的核心是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并开始尝试改革本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60～197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都参与其中，但一些国家的改革发生了部分退却（如波兰）或受到了遏制（如捷克斯洛伐克），而另一些国家的改革则坚持下来（如匈牙利1968年的“新经济体制”）；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所造成的改革低潮后，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波兰、匈牙利和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国也从1978年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2事实上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东欧改革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经济学家如布鲁斯、锡克、科尔奈等，他们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整整一代经济学家。这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所进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鉴或沿用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调整的许多做法。而采取大爆炸式的激进方式来实现体制转变也并不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最初选择，只能将其看作是渐进式改革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因此，体制转型的激进与渐进方式的区分并不符合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现实。要想更为深入地理解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将其与这些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沿革联系起来，从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研究体制的变迁。邓宏图、李亚(2005)认为，不能把始自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看作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而忽略了它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资源”或“前在的制度条件”。他们认为，自从1956年完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期。应当把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看作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和党的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的继承和超越。在这种思路下所进行的一系列文献强调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认为不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演化道路所带来的“路径依赖”是形成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多样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初始条件论”，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不同的初始经济结构会对体制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转型之前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国有体制外存在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民生活水平较低并且没有社会保障，这使得大量劳动力愿意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因此，中国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发展问题，而这可以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较容易地实现，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而俄罗斯东欧国家则普遍城市化水平很高并且存在着过度工业化的问题，国有部门几乎覆盖了全部人口，并且配有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使得劳动力不愿意向没有任何补贴的非国有部门转移。因此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所面临的是结构调整问题，既要削减效率低下的工业部门中的就业和补贴，又要在更为有效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增加新的工作岗位，这种调整比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更加困难，因而也就难以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持。3     第二，不同的初始组织结构会对体制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前实行的都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上却并不相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济组织完全按照功能或分工需要的不同来进行管理，所有部门都只为管理单一事项设立，从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类似于U型等级结构（由计划职能部门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条条”模式）；而中国的经济组织则是按照多部门和多地域的形式来设立的，每个部门都拥有不同的功能，并有一定的自主性，从而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分散，类似于M型等级结构（中央与地方分权管理的“块块”模式）。在M型经济组织中，各不同生产部门间的相互依赖性比较弱，因而可以通过先试验后推广的方式，在没有立即摧毁现存层级制的情况下造成非国有部门的持续进入和扩张。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U型经济组织由于中央政府的计划控制过于严密，各不同生产部门间具有紧密的相互依赖性，因而难以用局部试验的方式来逐步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4     “初始条件论”加深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转型之间关联性的理解，但初始条件不同并不是造成经济转型差异的根本原因。既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初始条件方面的差异早就存在，为什么直到转型之后这些初始条件才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初始条件的不同只能看作是导致制度变革的潜在条件，而真正使这些潜在条件得以显现的举措才是决定转型的最重要原因。而事实上，虽然可以把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看作是一场制度变迁。但正如周冰所说，这一制度变迁是在较短时间内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激烈的制度变迁，这一显著的特点使得它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制度变迁。5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将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区分为“改革”和“转型”两个阶段。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改革”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量变过程，“转型”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质变过程。6     比照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现实，把苏东剧变作为俄罗斯东欧国家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分界点，而把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分界点。需要说明的是，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这种划分并不是对1978～1992年间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低估，只是想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走过的道路、所实行的举措与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有较强的延续性和关联性，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系列的量变过程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最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真正形成质变。当然，这些并没有忽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因为思想上的解放是在此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探索过程的前提。     在完成对“改革”和“转型”的区分后发现，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制度变革的差异并不是体现在采取激进与渐进的方式，两者在改革阶段都表现出渐变性，而在转型阶段则表现出激变的特征，而是体现在从改革到转型的不同表现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同样经历了对计划和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上的反复，采取了颇为相似的举措，如分权让利、局部改革，甚至同样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所提出来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1978年以来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中国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改革最终带来的却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东欧国家是采取一种突变的方式从改革走向转型，而中国却采取一种平滑的方式从改革走向转型？7换句话说，同样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甚至采取的也是相似的举措，为什么在俄罗斯东欧国家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却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经济体制的“自我革命”？可见，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以及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揭示其内在规律性，必须重新思考改革对转型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需要重新考量中国在1978～1992年所走过的道路。          （二）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毫无疑问，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改革为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准备。科勒德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后来的转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所有这些安排在后来都促进了市场分配和行为变化遵循的逻辑和价值观”。8但是只有能够说明为什么颇为相似的改革举措会给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在这方面墨菲、施莱弗和维什尼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他们的研究认为，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实行局部改革之后所出现的GNP下滑、市场上产品短缺情况恶化、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是因为在局部改革条件下，由于国有部门受价格管制，在市场上缺乏议价能力，而私有部门可以自由定价，这使得投入品将由国有部门流向能够给出更高报价的私有部门，而由于达致均衡后投入品的边际价值对于国有部门来说更高，因此在局部改革的情况下，资源实际上是从高边际效用部门流向了低边际效用的部门，这种扭曲的资源配置降低了总福利水平9。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局部改革中，计划限价使得交易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买者和卖者对资源的评价。私有部门虽然能够提出一个比国有部门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来获得资源，但是由于资源的价格被普遍低估，私有部门的进入只是使原本属于国有企业的租金被重新分配。因此施莱弗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全面改革很可能要优于局部改革。那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施莱弗等人认为，这是因为与前苏联相比，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实行有效的配给制，以计划配额的形式保证了国有部门仍然可以按计划价格来得到投入品供给，并只允许投入品供应商将超过国家计划配额以外的那部分产出卖给非国有部门，这样就控制住投入品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流失，从而避免陷入“局部改革的陷阱”。前苏联虽然在名义上保留了对国有部门的调整配额，但由于国家能力的严重削弱，中央政府丧失了制约国有部门履行计划配额的能力，这使得前苏联没能控制住投入品的供给流失，陷入到“局部改革的陷阱”之中。     施莱弗等人的研究用中国和前苏联之间在控制投入品流失上，国家能力的差别来解释为什么相似的改革举措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他们认为是否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实行有效的配给制是规避“局部改革的陷阱”的关键，在没有足够国家能力的情况下，全面改革可能要优于局部改革。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在历史上，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中国都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对国家能力的追求导致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又因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而造成了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10而另一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曾经在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革浪潮。这说明，局部改革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早已有之，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苏联的首创。既然在历史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又进行了几次局部改革，那么为何这几次改革都没有取得成功，最终导致改革的方向发生根本性变化？可见，在国家能力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局部改革的陷阱”的产生。     可以从国家能力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对立来理解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不成功的原因。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能够在组织结构上保证中央政府拥有足够能力来保证国家权力的实施，但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乃至国有企业都是中央的下属机构，其作用仅限于从基层收集信息和贯彻上级的计划，缺乏自主权。这无疑会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造成妨碍，不利于其社会经济产出的持续提高。而社会产出的下降同样会对其国家能力造成削弱。这就决定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以分权为主要内容，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分权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分权改革虽然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效率，但是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会带来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①事实上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所进行的两次分权改革，都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情结，地方政府之间不愿意进行合作，因而都追求“大而全”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必然会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对国家能力的削弱。显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这种现象只有在中央政府重新集权，通过国家计划协调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才能得到遏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改革一直呈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周期性波动状况。这种“治—乱”循环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目前理论界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中国能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由于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提高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意愿，从而推动了中国的制度变革。钱颖一和温加斯特进一步提出了“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从更一般的层面上分析分权化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的分权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引入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对改革的要求、主张和坚持，有助于克服对改革的抵制及约束，也有助于改革政策的连续性，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非国有部门增长的关键原因。11这带动了后来的一系列关于分权改革、地方政府激励和经济转型、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应地，分权理论也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12分权改革所引发的“治—乱”循环说明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改革具有过渡性和不稳定性，正是这种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必要性。事实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民众正是在一次次的“分权—集权”循环之中丧失了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从根本上造成了对其国家能力的破坏，最终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方式从改革走向了转型。事实上在当前对中国转型的研究中，也有文献指出分权改革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王永钦等，2007），还有文献对“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的理论框架的内在缺陷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杨其静等，2008）。     当然，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分权改革没有对中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分权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伴随着改革的重点从工业领域转移到农业领域，分权的范围也从传统体制的核心扩大到体制的边缘。由于在农业领域政府干预的作用范围和力度都有限，这样权力下放有利于形成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市场交易主体。另外，中国农村主体活动范围较小，它们之间的长期博弈形成了稳定的关系型合约，与通过第三方来实施的正式合约相比，这种关系型合约具有较好的自我实施特性，而权力下放所带来的政府作用范围的收缩为关系型合约创造了作用空间，这使得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易变得活跃起来。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改革，促进了市场主体和分工交易的形成，从而促进了市场的生成。这也正是中国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原因所在。虽然乡镇企业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权改革的破坏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利局面，也不能够有效地使这种自然发育形成的市场走向强大。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必然性。          二、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理解市场化     　　     经过了转型的准备阶段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几次调整之后，进入到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即市场化的全面推进阶段。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共同任务。这实际上主要涉及到产权改革和市场机制建设这两个具体的方面，即一方面要改变所有制结构，另一方面要转变经济运行机制，使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市场上的供求状况，重建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     　　     （一）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构建的关系：如何改变旧体制     　　     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是如何在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产生并发展壮大的，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应当如何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尤其是国有制。在这方面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在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理解市场经济，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实现了产权私有化、经济自由化，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在旧体制瓦解的同时自发地生成。这种观点构成了俄罗斯东欧国家体制转型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俄罗斯东欧国家开始实行以产权私有化为基础、以经济自由化为核心、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为必要条件的“休克疗法”。     从理论上来说，新古典理论意义上的市场均衡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有赖于一系列相继的试错过程，即：可以从随机给出一组物价出发，根据这一组随机物价，每个人可以确定实现他们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需求量或供给量。13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局限性就在于，它仅仅把市场理解为一种均衡的状态，而如果对市场达至均衡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市场均衡的实现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因而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是不能够在产权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之后就自动生产的。     所以，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实际上只是迅速摧毁了旧体制，在最大限度上破坏了原有的交易关系。其结果正如科勒德克所说，只有“休克”，没有“治疗”。14对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说，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人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正是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促使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市场和价格理论转向合同行为以及合同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环境，重新激发了对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组织机构和制度之间互动互补关系的研究兴趣。并且，转型迫使不是以静态的方式，而是以动态的方式思考这些制度结构。15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也指出，虽然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在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和摆脱贫困，但仅凭这些因素是不能够创建出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市场支持体制，才能够巩固和强化转型前期的成就。16在经历了“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到“巩固”时期，而制度改革和法律规则的建立成为“巩固”时期的最主要任务。17     市场机制构建的缺失是导致俄罗斯东欧国家在改变旧体制尤其是国有制方面出现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不但产权改革不会自发地生成市场经济，事实上认为产权改革应当先于市场机制构建的观点同样是值得商榷的。在中国的国有制改革问题上，曾经出现过将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建设对立起来的现象。一种观点认为，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关键就在于通过产权改革，改变国有企业中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背离的状况，实现两者最大限度的对应，惟其如此，才能够解决企业运行中的内在激励问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的关键原因是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只要卸掉企业为社会承担的各种历史包袱，使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便可以通过利润指标获取企业经营者工作能力和工作努力程度等多方面的信息。通过优胜劣汰，解决国有企业内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因此，产权改革并不是改变传统体制的唯一手段，建立起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机制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主张采取产权改革的办法来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观点背后的理论支持就在于，科斯曾经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并且是可转让的，那么初始权利配置给谁都无关系，这些权利能够通过转让与重组而形成优化配置的结果。18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一科斯定理能够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而市场越不完善，信息和资源的流动就会遇到障碍，交易成本就越高。这就是说，单纯的产权制度变革不可能解决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的弊病，而缺乏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结构，缺乏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市场参与主体，也不会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因此，在国有制改革问题上，不应该“要么选择产权制度变革，要么选择市场机制建设”，将产权改革与市场机制构建对立起来，而应看到二者的互补性，根据改革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的现实状况，弄清制约改革进程的关键环节，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确定改革的重点。     从实践来看，中国在改变国有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就在于其市场机制构建是先于产权改革的。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使市场得以形成，这保证了中国在进入到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之后，可以实现产权改革和市场机制构建的互补。这也正是中国的改革对转型的意义所在。     　　     （二）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成长     　　     事实上转型国家市场经济的成长与对外开放是密切相关的，转型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外部的世界市场来弥补内部市场的不足，从而在产权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本国的市场化进程。但是如果策略选择不当、所选择的时机不合适，对外开放也有可能给转型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对外开放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关系型合约是相关主体长期博弈的结果，因而其作用范围是有限的，这决定了在体制外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是有限的。所以中国的市场化实际上是通过对外开放，用外需弥补内需的不足来实现的。第二，对外开放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权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比以前更为健康了。分权改革虽然可以创造一种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激励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产效率，但是它必然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而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提高本地区的产出水平，这为分权改革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运作空间。为融入世界市场，各地方政府必须充分挖掘自身在自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在全国层面上促进了各地区生产结构的差异化，很大程度上缓解和改善了分权改革所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削弱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引入到一个更为健康的发展轨道之中，使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因此，如果将中国市场经济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分权改革的话，那么对外开放则是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推动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主要力量。     当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正逢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中国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实现了与世界市场的良性互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并不是简单的产业搬家，通常是将产业链进行分解，然后采取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设备供应等形式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国际间的生产分工和资源配置（金碚，2004）。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就成为承接这些产业转移的理想地区。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加工制造业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和扩散，我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通过承接西方国家的直接投资、生产外包订单以及设备供应等形式，迅速提高了生产能力，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东欧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愿望更为强烈。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其国内关系型合约的作用空间更为有限，难以形成自发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转型前因欠下大量外债而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迫切需要国外的援助；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以前社会主义阵营时强调专业分工，一个国家的某一种产品比重都很大，一旦在高度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形成的统一的跨国产业链条突然断裂，相关的产业就会立即陷入困境。19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纷纷打开国门，试图融入世界市场。甚至一些东欧国家声称它们进行经济转型的目的就是“回归欧洲”。但是对转型国家而言，外部的市场世界既有有利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一方面外部的世界市场机制更为完善，竞争更加公平，这有利于转型国家利用外部的世界市场来弥补内部市场的不足，在产权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中推进市场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健全也就意味着竞争会更加激烈，因此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远逊于国外企业的本国产业也将会面临巨大威胁。俄罗斯的对外开放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转型之初俄罗斯就将对外开放视为经济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结果在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冲击下，国内原本有望在近期内经过改造提高竞争力的产业也随之面临崩溃。     对外开放在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东欧国家的产权改革就是在外资的参与下完成的。对东欧国家来说，他们也将对外开放作为经济自由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与俄罗斯所采取的内部私有化不同的是，东欧国家普遍采取了将国有资产出售给外资的方式来实现私有化。在它们看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资本在购买能力上的缺陷，减少国家补贴，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则可以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将企业转移至“真正”的所有者手中，尽快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东欧国家的这种私有化方式曾一度被世界银行所推崇，在世界银行2002年出版的对俄罗斯东欧国家十年转型的总结报告中，将引入外国资本看作是提高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20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东欧国家成功推进市场化进程。进入到21世纪以来，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十个国家先后加入欧盟，实现了“回归欧洲”的夙愿。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外国资本是有选择性的，它们往往看好那些基础设施比较好、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发展潜力比较大、容易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因而这种私有化方式使最优质的国有资本落到了国外资本的手中。21     从理论上来说，在生产资源的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并不会对东欧国家的经济造成妨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在欧盟的范围内，各种生产资源的配置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不同国家间展开，因而加入欧盟对于东欧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但是就现实而言，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得到空前发展的今天，各种生产资源的流动总会受到各种限制，如政治方面的限制、地域方面的限制、历史文化方面的限制等。尤其是对于劳动力而言，这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从未在各个国家间实现自由流动。正是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各种对生产资源自由流动方面的限制，使得世界上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表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欧国家的经济，由于外国资本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控制着大部分具有发展潜力的生产部门，这会使得其国内的生产活动已经随着外国资本的渗透而被迫进行重组，从而其整个社会再生产都围绕着外国资本展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产出中的大部分份额是以利润的形式存在的，而利润是被外国资本所占有的。因此对于东道国来说，一方面其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所分享；而另一方面，其经济的正常运转也会越加依赖于外国资本的再投资。这无疑会使东道国越来越丧失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力，从而越来越无法在必要的时候对生产活动进行干预，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引发外国资本抽逃，则经济必然出现大滑坡，因而其经济活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比较差。这种情况在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表现尤为突出。     　　     （三）从市场化到市场深化：转型终结论评析     　　     由于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因而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用市场化程度来量度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进展。这其中既包括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22也包括进入到新世纪以来的几次有关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而企业界更加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把市场化理解为转型的全部，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在中东欧的十个国家加入欧盟、“回归欧洲”之后，②转型已经终结或者接近终结的言论开始不绝于耳。罗兰就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提出了转型经济学应当转型的问题。23施莱弗和托瑞斯曼也认为，经过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俄罗斯已经回归正常，成为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24这种言论在前苏联国家也大有其支持者，如马乌(2002)就认为俄罗斯在2001年已经完成转型。     这场变革无疑是一个体制转变过程，如果仅仅着眼于这场变革自身，那么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自然会对这场变革的内涵和及其结束标志作出不同的界定。但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东欧国家，进行体制转换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发展。因此，只有将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制度变革的内涵，将其理解为建构一种能够促进国家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安排时，对这场制度变革终结与否的判断才有意义。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谈转型国家的市场化，那么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解决体制转变的问题，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起能够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市场经济的一般框架和规则；第二个阶段则主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建立起一个能够经得起市场竞争的考验，有利于一国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结构。因此，如果把第一阶段的市场化的目标定位为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话，那么第二阶段的市场化的目标则应当定位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第二阶段的市场化为“市场深化”也许更为贴切。     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市场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已经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其市场化的质量和程度。但应该看到的是，在中国加入WTO、中东欧十国加入欧盟、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美国和欧盟的承认之后，主要转型国家已经初步确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构建支持一国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结构的重点也随之转移到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治理的社会公共领域。由于在前期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领域发生的“多重转型”不同程度地瓦解了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国家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甚至是剧烈的重构。因此在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制度环境整体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建立起一个由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耦合而有机构成的制度结构模式，从而形成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成为摆在转型国家面前的一个核心任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国家治理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一条有效的发展路径将建立在“良好治理、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的基础之上，它将有助于国家迎接挑战、克服困境并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5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也从欠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通过政府、市场及社会的协调互动以形成一种能够促进公共秩序和谐治理与社会经济高效、公正发展的“善治”型国家治理模式的改革主张。26     基于以上的考虑，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化对制度的理解，它着眼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共生与互补、协调与互动，从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探寻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的作用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态，这有利于重塑政府与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建立起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而建立一个运行规范的、具有较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性的“好的市场经济”。     对许多转型国家而言，建立“好的市场经济”，进而构建一种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转型初期激进的制度变革在摧毁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同时却不同程度地陷入国家与社会秩序分裂和经济持续衰退的治理危机之中。而摆脱治理危机的必由路径就是对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进行适应性调整，重新审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恢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必要的治理功能。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不同，实施渐进转型的中国在政府的主导下稳健推动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成为制约中国未来的制度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因此，能否通过持续深入的国家制度建设，构建一种政府、市场及社会相互协调与良性互动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将成为影响中国顺利跨越转型深化的“临界点”，成功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研究视角出发，不仅可以对中国已经经历的转型历程作出深刻理解，而且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未来的转型走向并由此确立适宜的转型发展战略。          三、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但市场经济框架已基本建成，因而在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他们都面临着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的共同任务，不过，与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及其构建路径和策略也应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路径特征          中国转型期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总体趋势体现为：从政府严格排挤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政府、市场及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整体的治理结构实现了从单一型治理向多元复合型治理、从集权型治理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治理、从封闭型治理向开放型治理的三重转变。27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不仅促使政府的目标、角色、组织、制度和能力发生了明显转变与改善，而且在此基础上创建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体制，并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路径适应了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治理绩效，正在迈向“好的市场经济”。     1.政府转型与治理结构变迁     转型是一个政府理性构建与个体自发演化相互结合的制度变迁过程。作为最重要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主体的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创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维护社会稳定，没有政府的有力介入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然而，早期主导转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却忽视了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这给转型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在经历了严重的转型危机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改革政府对于转型成功的重要意义。就连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安德烈·施莱弗也不得不坦陈：“经济改革的速度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政府的转轨是影响经济绩效的一个独特而关键的因素”28。而推崇“渐进—制度主义”转型战略的热若尔·罗兰(2002)则明确指出，单纯强调瓦解国家、缩小政府的规模和作用是一种错误的策略选择，关键在于“改革政府组织，从而尽可能使政府官僚的利益与市场的发展一致”。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转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转型之初就十分重视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并且伴随着转型的推进，不断深化政府改革，这就使得中国始终保持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来推动和协调转型进程。从1982年至今，中国一共进行了六次主要的政府改革（1982～1985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如此几乎平均5年一次的频繁改革在转型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根据OECD的概括，中国的政府改革主要涉及四方面内容：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组织结构的变动；裁撤政府冗员；增强政府的公共行为效率。29尽管在历次改革中上述四个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在1998年之前，中国的政府改革更加侧重于精简机构和削减成本，而1998年之后的改革则在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以适应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的需要。30政府改革本身涉及到复杂的制度结构和利益结构调整，因此也必然面临着重重阻力。但是正如任何改革都不能求全责备一样，中国的政府改革在摸索的过程中毋庸置疑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的目标偏好、治理理念和角色定位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日益将自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建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发展，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上来。政府目标与理念的转变也必然导致其角色定位的转变，那就是从革命型政府、政治动员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此过程中，政府还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接受来自国内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不断增强自身的制度学习能力，更新自身的治理理念。诸如“治理与善治”等先进观念和知识日益融入政府的目标偏好并贯彻到日常的管理过程之中。     第二，政府的组织结构设置、激励约束机制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日趋合理化。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将国务院的100个部门裁减为61个，此后虽又有所膨胀，但是在1998年的改革中进一步缩减为29个。政府机构精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冗员，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成本。政府机构的缩减还伴随着机构设置的优化。在2003年的改革中，为了实现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统一商业、贸易流通管理，强化金融体系监管，提高食品安全等目标，国家合并或新成立了一系列必要的经济社会治理部门，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312008年启动的大部制改革也进一步合并或重新组建了政府部门机构，以实现精简、统一、高效的目标。政府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健全了干部人事制度，完善了政府的激励约束结构，促进了科层系统人力资本的更新与积累。其主要措施包括：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下放干部管理权；改革工资制度；建立干部激励与保障机制；实行“公推公选”和干部监督制度；建立国家公务员录用考核制度；健全干部培训制度，等等（俞可平，2008）。这些制度安排确保政府可以不断吸纳新的社会精英进入国家管理系统，以维持一个理性化、专业化和具备职业操守的现代行政人员体系，这也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绩效高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施莱弗通过比较研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罗斯政府治理效能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俄罗斯保留了老政治家，并给他们提供了不恰当的激励，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掠夺性行为。”32     第三，政府的治理方式更加多元化，政府的职能范围也更加合理。传统体制下政府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强制推动政策实施的局面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政府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控制已经大大减弱。政府开始综合使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推行各种制度改革和公共政策。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也更多地采取柔性化、弹性化的方式来激励社会经济主体执行国家的政策，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此外，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范围也不断作出调整，以界定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必要边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界定为：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方向：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等等。上述变化表明，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两个层面上作出了重要调整：一是在经济领域进一步缩减多余的行政管理职能，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     2.政府与市场经济制度构建     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推崇一种市场自发演化论，主张只要彻底摧毁计划体制，放开价格，放弃对国有资产的垄断，管住财政支出和货币发行，一种有效的市场经济就会破土而出。以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的转型确实会产生一些令人疑惑之处，那就是为何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威型政府会有足够的激励和能力来创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以一种静态化的视角来看待转型，而忽视了市场经济演进的历史经验。卡尔·波兰尼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详细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并非与生俱来的，而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也并非完全有效；当今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当初的“大转型”中就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它们不仅提供了支持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设施，还通过关税保护工业，并努力促进技术创新；而且，当市场对人的生命和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之时，政府还采取必要手段遏制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脱嵌”于政治社会保护的市场是从未有过的。33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政府在创建市场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通过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考察，提出了政府增进市场的观点（市场增进论）：政府与市场并不是相互排斥和替代的关系，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民间部门的自发协调并不能克服所有重大的市场缺陷，这在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在东亚国家市场崛起阶段，权威型政府以及职业化的官僚体系广泛介入经济活动，它们通过产业政策、信贷政策、非正式的指导等方式有力地推动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政府与市场相互增进的治理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为政府在创建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历史佐证。它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介入市场创建活动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但是另一方面，受特定历史传统、体制结构、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模式，而只能结合自身的国情探索一条可行而有效的市场化道路，这也就使得中国创建市场经济制度的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个性特色。总体而言，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分兵突进到综合协调的市场化改革策略。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主要体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和推广。伴随着农村改革成效的显现，政府将改革逐步引入城市。个体经济、私营部门有所发展，成为改善市场供应状况、搞活经济、促进增长的重要民间力量；国有企业也迈开改革步伐，国企改革从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承包制，逐步推进到确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与微观经济部门改革相伴随的是价格、金融、财税、外贸等宏观领域改革的相继全面展开。在创建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最优”制度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如双轨制、财政分权、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经济特区等），促进体制的平稳过渡。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道路体现了一种务实的经验主义改革策略。它承认改革的设计者具有“有限理性”，无法事先设计一个准确无误的改革蓝图，因此只能采取“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方式，根据环境的变化来不断对原先的改革方案进行修正，运用改革试验、试错法等策略以逐步逼近理想的改革目标。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充分意识到改革所面临的政治约束，特别是利益分化给改革带来的阻力，因此需要合理安排改革时序，同时给予改革失利者必要的补偿，以化解阻力，保持市场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后，渐进式改革策略体现了一种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它既看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也承认这种体制不容忽视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意识到在改革的特定时期，保持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制度存量的必要性，从而将市场化改革造就成一个帕累托效率改进的过程，而非单纯的效率衰减过程。     中国渐进式创建市场经济制度的模式之所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显然与政府转型与能力构建密不可分。     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后将其垄断和控制的经济资源释放出来，为市场力量的萌生创造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在此过程中，政府人员的利益结构发生了转变，实现了与市场发展的“激励相容”，因而促使政府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了增进市场的“扶持之手”的功能。另一方面，政府也保持了权力的必要集中及其对改革的调控能力，从而确保市场化进程不偏离既定的轨道。这一点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兰(2002)就曾指出，前苏联的渐进式改革（如价格双轨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瓦解和软弱，以至于政府无法保持一个可信的改革承诺，也不能约束官僚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中国在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治理下，能够稳步培育市场轨的发展壮大，并在关键时刻将计划轨并入市场轨，走上全面市场化的道路。     当然，市场经济的发育反过来也对政府治理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市场机制运转所推动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仅为政府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财政资源，提高了其必要的经济权力，也促使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即从排斥与敌视走向友好与亲和。市场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也可以减轻政府过度承担的经济职能，使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必要的公共服务方面，提高治理效率。市场的发育也可以为中国未来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变提供必要的经验、技术和工具。     3.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是内嵌于其“总体社会”结构之中的。根据孙立平(2008)的观点，总体性社会体现了一种资源高度垄断条件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即政府控制一切；除了政治和经济上高度集权的制度设置外，中国还在城市中采取单位制，在农村中采取人民公社制度来实现对资源的集中以及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在总体性社会中，社会分化程度比较低，主要体现为社会分层比较简单（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三大社会主体），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也相对均匀。总体性社会结构下所形成的政府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关系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式发展战略的需要，但是也限制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损伤了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     如同其他转型国家一样，转型使得总体性社会结构趋于解体，政府与社会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调整。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治理的变迁，社会成员逐步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和行动空间，并由此打破了传统的高度单一和封闭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化开始加速，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也在形成过程中。社会分化首先体现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明显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水平，传统的收入分配均等化格局被彻底打破。其次，在传统的社会阶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并且不同阶层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根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分化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再次，相对自治和独立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得到发展。目前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民间组织大约36万个，而一些学者估计实际存在的各种民间组织可能多达300万个（俞可平，2008）。这标志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萌芽，中国也日益从单一治理走向多元治理。最后，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导致新的观念和思潮不断涌现，社会在精神层面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荡和涌动。     社会结构的变革既孕育着众多的机遇也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它一方面适应了市场化的需要，标志着整个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另一方面也表明转型社会蕴藏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因此，政府必然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而有效地协调其与社会的关系，构建起新的社会整合与控制机制。     政府协调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在转型初期，受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采取了一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在推动市场化与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如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经济秩序紊乱，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加大扶持社会的力度，并且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城市最低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取消农业税，推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建立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63 次 更新时间： 2012-02-01 10:39:29 宋鲁郑：中国为什么要感谢戈尔巴乔夫？ 进入专题 ： 戈尔巴乔夫    ● 宋鲁郑       戈尔巴乔夫，苏联末代总统、苏共末代总书记。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末代领导人，其下场大都颇为凄惨。俄罗斯最后一个沙皇被满门抄斩。中国明朝的最后一个皇 帝先斩杀自己的女儿，然后在仅有一个太监的陪同下上吊自杀。但环顾人类历史，成为末代领导人但却倍享尊荣的大概只有戈尔巴乔夫：德国人感激他，波罗地海及 东欧各国感激他，整个西方更是感激他。当然除了俄罗斯人民和中国之外。     德国人感激他，可以理解，因为他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东欧各国感激他，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自此得到了自由，西方感激他，更可以理解，因为他令西方打赢了冷 战。俄罗斯人民是例外，也可以理解。毕竟能够把一个世界超级强国—-在短短几年内，在没有战争和饥荒的和平时代—-就能够将之解体，把俄罗斯带入 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另两大时刻是蒙古占领、希特勒入侵），俄罗斯人民自然对之无法接受。所以1996年，不甘心政治生命结束的戈尔巴乔夫参加总统选举， 结果仅仅获得羞辱性的1%的选票—-尽管他还有诺贝尔和平奖光环、全球的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不过中国人也是例外，就有些难以理解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左派认为，他背叛了社会主义，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投降。应该说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是 意识形态派，都从抽象的意识形态出发—-只不过一个是社会主义理念至上，一个是民主理念至上，而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其实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上，我们 实在要感谢戈尔巴乔夫，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他，甚至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巨大成就。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后，对中国有三大贡献。一是满足中国改善双边关系的三大条件：从阿富汗撤军、从蒙古国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三个条件的 难度和对中国的贡献，并不亚于苏联对西方的让步。中国西部、北部和南部的安全威胁都得到解除。没有了苏联背后的支持，蒙古和越南这一北一南两个邻国，都不 得不改变敌视中国的立场。     二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走出了一条和中国不同的改革之路：即先政治后经济。而当时这两条道路谁正确并无定论。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模式遇到前所 未有的瓶颈，而恰在此时访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甚至都可能被中国的困难所误导，更加坚定了他先政治后经济的模式。然而，随后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不得不选择 休克疗法所付出的代价，则反过来令中国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渐进式模式。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应该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了。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 时候，苏联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四倍，但到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俄罗斯的六倍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东欧各国也大都是激进转型，其表现都好于俄罗斯。但不要忘记，东欧都是小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并不具备可比性。比如，匈牙利就把所有的国有工业和银行都买给了西方，中国行吗？     戈尔巴乔夫模式的失败和邓小平模式的成功，对于今天的中国意义确实非比寻常。记得1989年时，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声称再不搞政治改革，中国 的改革不但无法前行，就是已取得的成果也将丧失。十年过后的1999年，体制内的自由派人士李慎之又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已经烂熟 了”。又差不多过了十年，2008年，所谓的宪章派在西方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居然又提出同样的论调。当然迄今为止的事实都令他们成为历史嘲笑的对象。就如同 2000年的章家敦先生，预言2011年中国就要崩溃，结果2011年过去了，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却陷入了全面而且愈演愈烈、不知何时才是尽 头的危机中。当然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少花岗岩脑袋的人，章家敦先生不但不认错，反而又预言中国2012年会崩溃，就如同今天仍然有不少李慎之、宪章派的追求 者一样。借用台湾著名政论散文家龙英台的一句话：请用文明说服我。我要说的是：请用事实说服我。毕竟今天，是西方在发生全面的经济危机，是西方在向中国求 助—-而不是相反。中国怎么还要反过来以西方为榜样进行政改？难道自由派们希望中国也来一场主权债务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吗？     第三，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一是来自东边的日本，一是来自北方的俄罗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并导致苏联解体，无疑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苏联解体，中国在冷战期间的特殊地位不复存在，也成了西方的遏制对象。这固然不错，但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只有利而无弊，关键是只要利 大于弊即可。西方的软遏制比的上苏联直接的军事威胁吗？更何况苏联解体之时，中国已经成功进入西方主导的社会，西方已经不可能重新对中国进行封锁。后来的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2001年，中国成为世贸成员，但全面拥抱西方的俄罗斯，直到2011年才入世。     苏联的解体和随后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混乱和衰落，也为中国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带来了有利时机。俄罗斯沙皇时代利用清朝的衰落而侵占了上百万的中国领 土。虽然从历史的角度，它并不合法，但国际社会都是承认事实的，实际上很难改变。比如美国就曾侵占其邻国墨西哥55%的领土—-比这以前美国全部土地 的半数还多，增加了全美面积的60%。历史上号称 “这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抢夺行为”（不过美国史学家贾斯廷？史密斯在他的著作中宣称：“它不是为了征服而进行的战争”），墨西哥也并非不想收回，只 是实力不济罢了。一战时，德国就曾致密信墨西哥，承诺它如果参战，将帮助它索回美国强占的土地。只不过德国战败，历史没有给予墨西哥机会。所以当强大的苏 联存在时，苏方根本不理睬中国的诉求。但当机会出现时，中国通过谈判从俄罗斯手里重新收回了3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从塔吉克斯坦收回1100多平方公里 的领土、从吉尔吉斯坦收回8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当然，这只是中国历史上丢失的领土很小的一部分，但假如没有戈尔巴乔夫，连这些土地也无法收回。这确实 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我们可以对比日本。本来苏联解体也是日本与俄罗斯洽谈二战被苏联强占北方四岛的机会。但由于日本缺乏远见，拒绝俄罗斯归还两岛的 建议，非要俄罗斯全部归还，致使谈判破裂，等到俄罗斯缓过劲来，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日本其实不明白，先收回两岛比一无所有要强，其它两岛则完全可以等到 另一个历史机遇来到时再收回。历史上看，俄罗斯多次起伏，等到下一次国力衰退时，甚至再有第二个戈尔巴乔夫出现时，再索回两岛也不迟。当然话说回来，假设 中国国力衰退，再次出现一个“中华民国”，今天要回的领土也很难讲不会再丢失，哪个时候中国丢掉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一个外蒙古了。     从我个人的角度，中国其实还有三个感谢戈尔巴乔夫的理由。一是它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进行民主转型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人类历史早已证 明，任何有传统有历史的国家进行民主转型时，都要付出持久而巨大的成本：内战、政变、复辟、国家分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拉美、亚洲各国都是如此。 但毕竟这都是比较久远的历史，而且许多国家远在中国的视野之外。但唯独苏联这个邻国，这个我们曾经的学习榜样，就近在咫尺的、眼睁睁的崩溃了，解体了。要 知道追求国家统一和强大，俄罗斯和中国一样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出现和平时期人均寿命减少、人口总量下 降的罕见现象。就是直到今天，俄罗斯的腐败程度远高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中国。不仅俄罗斯如此，就是苏联时代最发达的乌克兰—-经济总量曾相当 于意大利，生活水平远高于俄罗斯，在独立时曾欢欣鼓舞，认为终于摆脱落后地区的包袱，再加上民主制度，就可以迅速向西方看齐了。结果仅仅两年之后，生活水 平竟然落到被休克疗法大伤元气的俄罗斯之后。1993年，通货膨胀高达10256%，被世界银行冠以世界之最。94、95和96年经济都以两位数下滑，直 到2000年，乌克兰才实现经济增长。     当然有自由派学者如金雁女士就认为，苏联的解体和民主无关，而是和苏联的联邦宪法有关：它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可是何以同样的宪法，在苏 联时期就不会解体，在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却解体了呢？其实中国的自由派群体对民主和多民族国家解体的问题一直持回避或否定的驼鸟策略。但问题不会因回避或 否定就不存在，今天的民主并不仅仅是一张选票、也不仅仅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及财富的公平分配，它同时还包括着民族自决权。面对这个事关国家存亡的严峻客 观挑战，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正视它：当民主和国家统一不可兼得，我们要什么。或者当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平静的接受国家分裂之时（条件之一），中国才有可能走 向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化。这方面的典型范例就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当然另一个思考的结果就是：放弃这种转型成本高昂甚至都会把国家毁掉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 民主和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制度一样，都是为了实现更好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应该也能够创造出全面优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新模式。     二是处于困境的俄罗斯全面拥抱西方之后，世人本以为西方会对已经民主化的俄罗斯善意以待，施以援手。不料，西方却借机落井下石、火中取栗。不仅借俄罗斯危 机之际大肆掠夺其财富，更在国际上竭力打压俄罗斯、挤压其生存空间：不仅收编了原苏联的东欧势力范围，在波兰设立战略反导弹系统，还直接把手伸进俄罗斯的 后院、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联体，如乌克兰、吉尔吉斯、格鲁吉亚等大搞颜色革命，扶植反俄势力。除此之外，还对俄罗斯的长期盟友南斯拉夫发动战争，公开羞辱 俄罗斯。最令俄罗斯无法接受的是，当它反对车臣分离主义之际，西方却对俄罗斯大加指责，法国甚至公开接见了所谓车臣独立政府的总理。     中国的自由派一向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非常孤立（事实上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和形象要远远大于、好于美国），只有实行民主化，才会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局 面。以俄罗斯为例，这显然是自由派群体的一厢情愿。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和西方根本不是制度的冲突，这样庞大的国家不管实行什么制度都会被西方视为 威胁。在美国眼里，俄罗斯和中国最好像今天的欧洲，国家富裕但又规模适中。富裕就不会给它添麻烦（难民、动乱），规模不大，则不具备挑战的能力。这就是为 什么俄罗斯走向民主之后，西方仍然支持车臣分裂势力，仍然全力打压俄罗斯。俄罗斯就意外地成为了中国的前车之鉴。     最后，苏联的历史也给世人提供了一个全面和深刻认识今天美国的契机。苏联在其七十多年的历史中，有几个理论：一是反对东欧国家的国情论。任何国家如果主张 国情论而想走自己的道路，就会被指责为“蔑视苏联”，是“反苏立场”，“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富农党”。二是有限主权论。认为当反社会主义势力企图推翻社会 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安全构成威胁时，这就不仅仅是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问题，即每个社会 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相对立和冲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主权， 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则是有限的。 “有限主权论”不仅违反国际法中关于一个国家具有独立主权的原则，更是干涉别国内政和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三是输出革命有理论。于是苏联不仅在全球输出革 命，发动代理人战争，更后来直接干脆派兵入侵阿富汗。     苏联的所谓三论当然在全球的反对之下归于失败，也难怪波兰民族英雄兰普有如下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在波兰将会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然而令人出奇的是，冷战后的美国居然全盘拾起苏联的旧钵，重蹈其覆辙。     美国把它的模式包装成“普世价值”，哪个国家如果提出国情论，就会被指责反“普世价值”。奇怪的是，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们都支持东欧国家以国情论为由反对苏联模式，却反对中国以国情论走自己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美国借口人权高于主权，制造了自己特色的“有限主权论”。但其实质仍然和苏联一样，成为干涉别国内政和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和苏联一样，美国也热衷于全球 推销民主革命，同样在全球上演刺刀下建立民主的戏码。而且其结局也一样：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不仅自己陷入战争泥潭而不得不在失败中抽身，并造成了自身的 大危机，而且也没有在上述国家建立稳定和有效的民主，相反却成了一个连安全都无法保障的失败国家。     事实求是的讲，今天的美国不过是昔日苏联的翻版，丝毫没有接受苏联解体的教训。不过其结局如何，是否会在人类历史上再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倒是俄罗斯 的预言家对此做了确认。当然美国的预言家也是还以颜色，乔治。弗里德曼在其颇有影响的《未来一百年大预言》中，就认为俄罗斯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再度解体。 不过以本人之见，俄罗斯解体的可能性绝对要小于美国。这不仅仅是由于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几乎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了，也不是因为美国没有接受苏联崩溃的教训， 更重要的是，美国做为一个移民国家，一个缺乏民族凝聚力的多元文化国家，一旦无法提供“美国梦”，其国民必然会四分离散。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一幕：上 世纪三十世代的大危机，美国第一次移出人口超过移入人口。假设美国从经济危机中走不出来，这一幕就会重新上演。而到了哪个时候，墨西哥自然会收复国土。没 有了人民的国家还算的上国家吗？没有国家做支撑，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也就和当年的苏联一样随风而去吗？     美国感谢戈尔巴乔夫，只是感谢他让美国赢得了一次短暂的胜利，却没能让美国避免重蹈覆辙。而中国感谢戈尔巴乔夫，是因为他的教训和代价某种程度拯救了中国。当然，我也非常希望有一天，中国也感谢美国的某位末代总统。         进入专题： 戈尔巴乔夫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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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革命与不便 重谈布罗茨基和哈维尔的争论 作者：袁凌 来源：《新世纪》 2011年第50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27 21:06:29 阅读量：0次 　　“不便”与“不能” 　　哈维尔去世了。这个消息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意味着许多。 　　去年在一个场合遇见钱理群教授，满头白发的他说，自己眼下常对青年人谈哈维尔“存在的革命”。这一个体行动模式是哈维尔在上世纪70年代末，于《无权力者的权力》一文提出：生活在真实中，或称“存在的革命”。 　　生活在真实中，指的是从自身做起，首先摆脱在意识形态有形无形控制之下的被动和漠然状态，开始思考什么是真实的，并坚持这些真实的观点、行为和理由。为此必然与现实发生龃龉，个体应有勇气克服这些困难。这种依托个体的存在更新而涉入社会变革领域的思维方式，有别于以往“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契合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 　　这让笔者想起数年前哈维尔和俄国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的一场争论。1993年哈维尔作为捷克总统访问美国，演讲时谈到西方社会在国际事务中需要克服“不便”心理，尽到责任。哈维尔以自身的经历为证：在他1983年出狱后一段时间，熟人在街上碰到哈维尔，大多避免打招呼而回避。哈维尔认为这体现了一种“不便”心态：与新近出狱的哈维尔打招呼，会带来某种现实和心理的不方便。 　　这引起了布罗茨基的注意，布罗茨基和哈维尔一样曾作为作家和异见分子坐牢，后被苏联当局驱逐。哈维尔的“不便”概念引起了其反感，连续写了两封公开信批驳，核心内容是：人们面对哈维尔低头而过，并非因为不便，而是不愿或不能;他们在内心可能根本不认同哈维尔的行为正义性，甚至幸灾乐祸;或者质疑哈维尔行为的真实性，不相信他“像看上去那么好”。 　　布罗茨基阐述，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局部的可以克服的“不便”，而是根本上的“不能”，根源是因为人性的“粗俗”或说人性之恶。能做到的，只是从人性恶为出发点进行的防范性制度设计，而非依托于“人性善”进行的社会革命或改良;一切从人性善出发的社会构想，最后都会落到极权和野蛮的结局。因此，那种“不便”其实是哈维尔本人的，是哈维尔和西方政治家们直面人性之恶时需要克服的不适感。而这种不适，是由于哈维尔身处的20世纪80年代的捷克现代化监狱，远比布罗茨基待的西伯利亚荒原和水泥囚室要舒适。 　　依据布罗茨基的观点可以推论说，不存在哈维尔说的所谓“存在的革命”，因为“存在的革命”是依托人性善进行的社会改良，最终只能演变成极权。 　　面对布罗茨基的诘问，哈维尔认为，两人的分歧只是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苏联和捷克历史环境的不同，使人们面对同一件事的心理态度有差别，前者的“不能”可能转化为后者的“不便”。 　　争论以哈维尔的“息事宁人”告终，但“不便”和“不能”的问题却保留下来，今天的人们仍需直面。这些年当哈维尔的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深化之际，也面临重大争议：“存在的革命”可行吗?从个体做起“生活在真实中”，在我们这里是现实出路还是空洞的口号? 　　社会更新的起点 　　哈维尔提出的这种行动模式，似乎投射了我们今天某些社会现实。在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和消费主义结合下，个体的生存与精神危机叠加，冷漠和回避成为主流，“小悦悦事件”极端地体现了这一现实。 　　哈维尔首先要唤醒我们的，是意识到并努力克服“不便”。这样的“不便”，既有消费需求和体制压力，也有类似布罗茨基的意识拒斥。 　　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我的一个朋友在专栏文章里说，他是一个伪环保主义者，因为他会注意选用节能灯，但不大可能接受坐火车出差去上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毫无疑问拥有环保的观念，也愿意做出一定的努力，但当环保的要求与个人舒适之间发生严重的不便(乘飞机会产生很多倍的碳排放)，他只能暂时搁置环保的理念选择便利。 　　我自己则遇到了类似的“不便”心态。一次有记者要联名对某地方官员抢记者录音笔事件表态时，考虑再三，我最终没有加入。原因一是担心给单位惹麻烦;二是心理上对此类签名或其他现场活动有不适和距离感。这种感觉曾由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直率地表示过，并引发了此后与哈维尔的争论。 　　某种意义上说，昆德拉和哈维尔的辩论，正是布罗茨基和哈维尔争论的预演。昆德拉认为，为狱中的“政治犯”征集签名毫无意义，帮不了任何人，只能给签名者带来心理和现实上的好处。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更将类似的签名现象视为现代社会“媚俗”的表征。和布罗茨基一样，昆德拉怀疑人性，深信人心的媚俗，对一切外在的社会活动持抵制态度。 　　后来，当一位我认为很现实、根本不会参与的同事签了名之后，我受到深深的震动。这事并没有给那位同事带来严重的麻烦，有一些“不便”是我的头脑习惯性构想出来的。就比如那位不大能接受坐火车去上海的朋友，飞机和火车(动车)在便利舒适度上的巨大差别也可能是他的头脑构想出来的，这种差别并非那么不可接受。 　　同事的签名没有带来那位官员的下课，就像坐一次火车去上海不会明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但是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呢?哈维尔认为，意义存在于超出我们有限视野之外的地方。比如那次签名，对于身处狱中的他和其他人起到了很大的安慰作用，后来发展成“七七宪章”运动，最终造成了捷克社会的整体革新。 　　在理解个体“存在的革命”意义问题上，从政多年后的哈维尔强调穿透性视野，即从社会存在而不是眼前功利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行为。昆哈争论和捷克社会的现实，无疑对我们今天具有比照意义。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文革”或者布罗茨基说的“荒凉的西伯利亚”。克服现实和心理的“不便”，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正是社会更新的起点。 　　非典型社会形态下的变革 　　布罗茨基说，哈维尔作为文学家洞悉人心的粗俗，却在政治讲台上讲漂亮话粉饰这一事实，最终将导致人性灾难。近代以来，从人类“理性王国”出发的社会主义运动证明了这一点。 　　在哈维尔的政治生涯中，始终面临着“是否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质疑。在自传中，哈维尔曾承认，他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出于避免歧义，他不再对自己使用这个词。在《政治、道德与公民性》中，哈维尔提到，有人从反对“社会主义残余”的角度出发反对“社会公正”的提法，称一种真实的市场经济不可保证任何真正的公正。哈维尔对此提出疑问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有着立法机构、可以制定预算的民主国家却不可能去追求社会公平，帮助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 　　像我们一样，哈维尔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称为“西方”。他身处的捷克社会处于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西方阵营的缓冲地带，是一个不典型的社会。哈维尔思考的，是在这样非典型的社会形态下社会变革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不相信照搬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就可解决一切问题(虽然他认同这些制度)，而要从捷克社会生活的底层出发、从个体的存在出发。在1986年的自传中，哈维尔提出了一个“小型社会”的构想，即非垄断的更小的经济单位和社会单元，这样的单位与个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个体存在可以避免异化的危险。 　　“异化”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思想界曾是关键词。当一个人试图开始真实的生活，他可能面临“异化”的既成势力，类似鲁迅说的无物之阵或公众的媚俗。但在哈维尔看来，这种“媚俗”并非不能化解，它不是人性的本质而是人的存在异化的结果。 　　实际上，西方思想传统一直在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不相信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相信罪性的救赎，那么“天赋人权”的整个思想文明背景都将崩塌，人类历史坠入昆德拉说的“永劫轮回”。但是否只有在信仰的背景下，才能解答人性的问题?哈维尔提供的“面向个体存在”的政治社会制度是否可能，或者只是另一种文学上的空想? 　　如果哈维尔始终只是一个文学家，这样的质疑将显得尤为有力。这样的自我怀疑甚至可能阻止文学家哈维尔从政，但哈维尔最终战胜了自己的“不便”心理，后来出任了捷克总统，而且一干13年。 　　固然，其间哈维尔经历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在“天鹅绒革命”之初，哈维尔期待建立一个“更加富有人性、诗人们在其中发挥如同银行家般力量的世界”。13年后，卸任时的哈维尔发现，“不能指望这个世界突然转变为一首诗”。 　　但哈维尔仍然认为，出任总统是命运赠予的一份厚礼。在《向政治告别》的赠言中，哈维尔提出，当面对生命的经验和创造性机会，那隐藏于其中的所有陷阱都是值得去面对的。事实证明，捷克的转轨在东欧转型中是相对成功的。最近金雁的著作《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告诉我们，那里没有滑向人们可能担心的无序和混乱，更没走回头路。而哈维尔卸任后，回归了戏剧创作，政治事物的“粗俗”并未使他失去直面人的存在的能力。 　　可以设想，如果诗人布罗茨基不是处在冷战期的苏联，而是穿越时空，在捷克参与了哈维尔投身的“存在的革命”，那他对于人性的看法是否会更乐观，不再把一些“不便”视为不可能的事情呢?虽然质疑是事物本身必需的一个维度，但怀疑主义却是对存在意义的致命消解。 　　我想，这就是钱理群教授对青年人谈到“存在的革命”的真实希望吧!今天，哈维尔去世了，但他身后“存在的革命”仍在进行，对我们亦延续着示范意义。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