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2011年，中国的中央部门公布“三公”经费成为一道风景。“三公”经费包括公费出国（境）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截至7月28日下午四点，98个中央部门中，有88个陆续公布了“三公”账本。从已公布数据看，公车费用占了大头，如88家中央单位2010年的“三公”总决算额为64499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则达到396551。7万元，约占2010年“三公”总决算额的61。5%；而2011年的“三公”总预算额为632398。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也达到了384391。2万元，约占88家中央单位2011年“三公”总预算额的60。7%。在我们看来，三公经费本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大部分应该算作中国官员的收入才更合理。 实际上，官员工资制度是研究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公平的很好的窗口。我们综合公开资料，对中国与美国的政府官员的工资制度进行对比研究，会有很多让人深思的发现。中国把政府官员叫公务员，而在美国叫政府雇员。为方便起见，本文统称为公务员。 一、美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 （一）美国公务员的分类分级 要想了解美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首先要清楚美国公务员的分类分级。根据1923年颁布、1945年修订的《公务员分级法》（Classification Act），美国公务员分几大序列，如政府行政序列、制服序列、司法序列、邮政序列、教育序列等。其中，政府行政序列的“白领”公务员，最接近中国所说的“机关干部”。行政序列的公务员分两类——普通公务员和高级公务员，高级公务员指美国政府各部和直属机构首长，高级公务员分5个级别（Level）：高I级最高，美国国务卿一般可列为高I级，然后依次是高II级、高III级、高IV级和高V级。比高级公务员级别低的公务员都属于普通公务员，普通公务员分15级（Grade），每级又分10档（Step），美国85%的公务员属于这一类。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权力机构的最高首长的工资由国会单独制定。 （二）美国公务员工资标准由法律规定 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一系列的法律严格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总的原则是：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任何公务员工资的变动都要经过人民的同意，即人民的代表国会的批准；公务员加薪当任不得受益，从下任开始执行新工资标准。美国公务员现行工资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是1990年11月5日生效的《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FEPCA），以私企为参照的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就是该法案规定的。 《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开宗明义，列出了制定公务员工资标准的4项指导原则：（1）在同一地区，一定要毫不折扣地体现同工同酬；（2）在同一地区，工资等级差别取决于岗位性质和工作表现；（3）联邦政府公务员必须与同一地区私营企业同等工作性质的职工工资标准一致；（4）必须彻底消除任何联邦政府公务员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不平等的现象。 由于通货膨胀，公务员工资每年有个年度微调，微调标准必须依据劳工部公布的私企工资成本指数（ECI），但公务员工资调整幅度必须低于工资成本指数0。5个百分点。法律还特别规定，只有总统有权动议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必须报国会批准。调整工资标准的前提是：发生全国性突发事件或严重经济情况而影响普遍生活水准。美国法律还规定了公务员工资封顶制度（Aggregate Limitation on Pay），普通公务员不管何种理由所有项目工资之和超过高I级工资标准，该工资不得支付。 美国国会1789年9月25日通过的一个法案明文规定：“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回避制度。美国总统即使再有权力，也没有给自己定工资标准、给自己加薪的权利，总统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比如，1995年11月，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平衡预算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国会迟迟不批准政府预算，致使大多数政府机构由于没有经费而关门七天。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付白宫的电费，才让美国第一圣诞树的灯光没有熄灭。 （三）2010年美国各级公务员工资标准 根据美国政府2009年12月23日向社会正式公布的2010年美国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新工资标准从2010年1月1日开始执行，各级工资统一比2009年上调1。5%。注意，这不是加薪，而是通货膨胀因素需要进行的年度微调。2010年，美国公务员封顶工资是199700美元，也就是高I级。2010年，美国总统的工资照样是400000美元，副总统和参议院议长及首席大法官的工资是230700美元。 美国法律还规定，公务员与私企等其他劳动者执行同一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美国2007年5月25日生效的《最低工资法案》（Fair Minimum Wage Act）规定了三个阶段的最低工资：2007年7月24日开始为5。85美元/小时，2008年7月24日开始为6。55美元/小时，2009年7月24日开始为7。25美元/小时，最低工资平均每年增加12%。美国各州公务员工资与联邦政府基本一致，州长平均工资是124398美元，最低的缅茵州70000美元，最高是加利福尼亚州206500美元。美国州下的行政区划是县，县长工资一般在80000美元左右，超过100000美元的不多。 （四）美国全国工资现状 以2008年美国的统计数据为例。2008年，美国共有135，185，230名就业人员，平均年工作时间为2080小时，平均年工资42270美元。美国工资按照工种共分22大类800个职业。工资最高的5个职业是（从高到低）：外科医生206770美元，麻醉师197570美元，牙医194930美元，妇产科医生192780美元，整形外科医生190420美元。企业老总的工资是160440美元，排第10位。律师的平均工资只有124750美元，排第16位。飞行员为119750美元，排第19位，法官、治安官为100450美元，排第35位，警察局长为76820美元，排第104位，普通警官为52810美元，排第273位。在教育系统中，工资最高的是健康学教授102000美元，接下来是法律教授101170美元，助教工资最低为23560美元，学前教育老师为26610美元，小学老师为52240美元，初中老师为52570美元，高中老师为54390美元。2008年，美国工资最低的5个职业是（从低到高）：餐馆上菜工17400美元，厨师17620美元，饭馆洗碟工17750美元，餐厅酒吧配餐工18140美元，理发师18300美元。2008年，美国所有800个职业中的最大差距是外科医生和餐馆服务员之间的工资差，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高出11倍。 （五）美国公务员工资与全国工资水平比较 由于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企，因此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制定参照以往的私企标准，从程序上就决定了公务员工资低于私企。一般而言，公务员工资标准比私企落后1—2年。 2008年，美国公务员的封顶工资是191300，数据显示，美国公务员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都低于私企。2008年，美国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在全国平均工资42270美元附近的是8—9级，在15个级别里属中上。不过，美国大多数公务员的薪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法律规定的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企相符。 美国审计总暑在给国会的审计报告中称，政府公务员平均工资与私企工资的差距越拉越大。如1990年，私企的工资比上一年涨了6。4%，而政府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只有3。6%，每年都是公务员工资的涨幅低于私企，这使得公务员工资与私企的差距越拉越大。该报告通过对全国60个大城市的数据分析，结论是，私企在90%的时间里的工资要比公务员高，有时甚至高出一倍多，平均高出10%左右。 从美国政府每年招募公务员的情况看，公务员绝对不是美国人的首选职业。美国联邦审计总暑曾在几所大学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几乎都对公务员职业没什么兴趣，在64个被调查的学生中，只有2个表示毕业后可以考虑应聘公务员。2005年，美国针对公务员工资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大多数公务员认为政府的待遇最差，在由私企转入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中，32%的人认为工资比以前低，34%的人认为与以前持平，只有33%的人认为比以前高。 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公务员工资标准通过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2、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同等职别职工工资。3、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4、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5、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保证任何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6、公务员工资标准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能把工资定得过高，否则就会出现几千人、几万人挣抢一个公务员职位的现象，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7、公务员工资不高于私企，有利于政府公务员队伍的人员流动，保持政府工作的高效率和高质量。美国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参照物有3个：一是人均GDP，即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二是全国平均工资；三是全国最低保障工资。 二、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 （一）中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制度 中国公务员实行职级工资制，即职务级别工资制。其构成可分为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个组成部分。其中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是职级工资构成的主体。职务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职务高低、责任轻重和工作难易程度确定工资标准，是晋级工资制中体现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在职务工资标准中，每一职务层次设若干工资档次，工作人员按担任的职务确定相应的职务工资，并随职务及任职年限的变化而变化。级别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能力和资历确定工资标准。公务员的级别共分为15级，一个级别设置一个工资标准。基础工资是按大体维持公务员本人基本生活费用而确定的，各职务人员均执行相同的基础工资。它有利于保障公务员的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工龄工资是按公务员的工作年限确定工资标准，主要体现公务员的积累贡献。除此之外，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还包括地区津贴和岗位津贴。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曾将公务员工资构成由四项压缩至两项，即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调整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 （二）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几个原则 1、正常增资原则。所谓“正常增资”，就是国家定期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即政府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按法律规定保证必要的经费用于增加公务员工资。这意味着，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原则中，即规定了要定期给公务员涨工资。一方面要定期、全面地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一方面要通过对公务员的考核，定期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实行正常增资原则，一方面能够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相应提高，另一方面，能够使职务相同而任职年限或工作年限不同的公务员之间，在工资报酬上拉开差距，激励他们更好地尽职尽力。 2、平衡比较原则。该原则认为，国家确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时，应将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作为参照系以不断调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大体持平。这一原则意在使工资分配中的公平合理原则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得以实现，并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 3、物价补偿原则。国家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动，适时调整公务员的工资，使工资增长率高于或等于物价上涨率，以保证公务员的实际工资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4、法律保障原则。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外，国家行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减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公务员的保险和福利待遇。即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必须是在公务员遇有晋级、晋职、定期晋升工资档次、调整工资标准、调整保险福利待遇等情况时，才能按照规定进行；减少公务员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必须是在公务员遇有受到降级处分、降低职务等情况时，才能按有关规定进行。 （三）公务员的福利和保险 除了工资收入之外，中国的公务员还享有福利和保险，这也应算作他们收入的一部分。福利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工资报酬和劳动保险以外，通过举办集体福利设施、提供服务以及发放补贴等形式，给予公务员的一种生活保障和生活享受。 中国公务员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很广泛：一是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浴室、理发室、疗养院等；二是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游艺厅、体育场、游泳池等；三是上下班交通补贴、防署降温费、洗理费、房租补贴、生活用品价格补贴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此外，国家公务员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病假待遇、产假待遇和年休假待遇等。公务员福利经费来源，按工资总额的比例，从行政经费中提取。 公务员的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建立的对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务员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务员在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需要。 （四）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 在计划经济和福利制度之下，中国过去对公务员实行的是较低工资制度。资料显示，在2000年，中国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人均工资在15个大行业之中的排名为第8，在社会工资水平中属于中等；在此后两次加薪之后，这一排名提高到了第5或第6名。 有意思的是，中国公务员的工资都是政府自己给自己涨。国家公务员的历次加薪都是由国务院来做出决定。从1985年以来，中国已9次调升公务员工资。 第一次调整：1985年6月，由以级别定工资的职务等级工资制转到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结构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四个部分。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10。2倍（不包括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 第二次调整：1989年，为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国务院决定给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普调一级工资，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工资中的一些突出矛盾。这次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仍为10。2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三次调整：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国家干部变为公务员，按不同职能，将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分为四个部分：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其中，以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为主体。这次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1倍（不包括工龄工资）。这次工资制度改革同时确定机关与企业、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与企业相当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大体持平。 第四次调整：1997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机关行政人员基础工资标准由原每人每月90元提高到110元。机关新录用人员的试用工资相应提高：大学本科生由每月70元提高到225元；硕士生由每月97元提高到260元；博士生由每月105元提高到290元。此次加薪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调整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仍为6。1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五次调整：1999年7月，公务员再次加薪，将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10元提高到18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十五级至一级每月55元至470元提高到85元至720元。通过这次调整，机关干部的高低工资差别为5。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六次调整：2001年1月1日，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80元提高到23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十五级至一级每人每月85元至720元，提高到115元至1166元。调整后的国家公务员高低工资差别为5。7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七次调整：2001年10月1日，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国务院决定再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人均月工资增加80元，增幅为15%。主要体现在“职务工资”上，由原来的50元至480元提高到100元至850元。调整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4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八次调整：2003年7月，将职务工资由原来的100元至850元提高到130元至1150元。调整后的国家公务员高低工资差别为6。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九次调整：2006年实行了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再度调高公务员工资。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33869元/年，月工资2830。75元。不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应该只是名义工资部分，并不包括津补贴福利奖励等部分。而后者在公务员实际收入中所占比例相当大，大约接近或超过名义工资部分。因此公务员平均实际收入水平大约在5000元/月上下。与此同时，中国不少企业人员的平均实际收入水平每月只有1000多元，难以越过2000元。在部分财政状况较好的城市（如北京），公务员工资实际的是“3581”制度，即科、处、局、部级公务员月薪分别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万，这样，一个处级公务员的工资就高出最低工资（以500元计）9倍。 （五）中国公务员巨大的灰色收入和职务消费 单从工资收入看，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并不算很高。但在中国，当公务员往往有数量不小的灰色收入，以及大量的职务消费。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少？这恐怕是个永难精确的秘密。 据中国学者王小鲁完成的研究课题显示，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比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要高出9。26万亿元，这部分“隐性收入”比2005年的4。85万亿元增长了近一倍。隐性收入之中的大部分为灰色收入。据王小鲁的推算，灰色收入的规模在2005年是2。66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1。06万亿元的24%；2008年是5。4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7。87万亿元的30%。灰色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正常收入增长速度。 有条件获得灰色收入的人群中，公务员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群体。虽然中国公务员的灰色收入难以统计，但从近年不断曝光的各地官员的高消费、多套住房、腐败的生活方式来看，相当一批官员的灰色收入数额极大。被判刑的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也不断向上突破，最近几个案子已达数亿元之多。 除了寻租腐败之外，另一块巨大的公务员消费就是“三公”消费。在“三公”消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消费根本不是为“公”，而是完全的个人消费。中国财政部相关人士今年7月曾透露，2011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94。28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占62。78%。但过去全国政协的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全国的“三公”经费可能高达三个3000亿，一共9000亿！ 中国不少学者认为，“三公消费”就是一种腐败现象，政府公务员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会产生大量的“三公消费”，吃喝不花钱，随便滥用公车，找个理由就出国。这种特权腐败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特有的公务员收入体系中的一部分。 （六）中国公务员收入特点导致公务员队伍急剧扩张 整体来评价，中国公务员收入制度的特点就是：中等的工资水平+大量的灰色收入。这使得中国公务员在全国收入层次中，居于很有吸引力的中上水平。收入水平提高了，是否能带来中国公务员廉政水平的提高呢？显然不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即便是在数次加薪之后，在1993-1997年间，全国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387352件，其中贪污案102476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近年的相关数据，可能愈演愈烈。 中国公务员收入特点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公务员报考人数近年迅速增加。如2011年国家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就有141万人报考。一些最热的职位，创下了4961∶1的纪录。有统计称， 2010年中国公务员报考合格人数达到了146万人。而2003年，这一数字只有8。7万，7年间就增长了16倍！调查显示，79%的人称，100多万人报考公务员就是为了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p#分页标题#e# 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的结果，是中国公务员队伍急剧扩大。根据公开资料，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与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15766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而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元中的37。58%，由被供养人员所消耗。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中国共有国家机关干部（也就是“公务员”）653。67万人。除此之外，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尚有400万事业编制或工人编制的准公务员，再加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商、派出、城管等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县、乡、村基层管理架构中，靠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约为2000万人；1270万各类非编制聘用人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实际已经超过7000万人。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不到全国人口4%的“吃皇粮”的群体，消耗了全民财政收入的30%；而德国同样的支出是财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 公务员收入制度和规模，可视为一个国家、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来看，中国显然还有极大的需要改革之处。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

核心提示：最近，由于“动车事故”引发中国媒体集体突破新闻禁令，之后又被强力封杀。这短短一星期的“媒体之春”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新闻界被管制的事实。但是中宣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管制的？这种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管理方式下又如何生长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它们是冲突的还是融合的？在今年2月12日，第三期的译者访谈邀请两位嘉宾长平和萧强来谈谈这方面的话题，本次访谈由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主持。以下是访谈全文。（第一部分） 译者访谈No.3 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第一部分） 嘉宾简介 嘉宾一 长平 资深媒体工作者、评论家，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由他执笔的评论有：《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著有《 抗议的重生》等书。自2010年底，长平被迫离开南方集团，现在为自由撰稿人。但是他的微博被封，国内媒体上很难看到他的评论《长平独报》，希望帮助他的读者可以向他的支付宝账户 捐款 ： Zpcp3@yahoo.com 个人主页： 长平的博客 Twitter ID: @chang_ping 嘉宾二 萧强 加州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和信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数字时代”项目的创办者，主持柏克莱大学信息学院“逆权力”实验室研究。研究方向为：中国的新闻审查和互联网控制、网络信息与媒体的传播方式和社会影响等，曾在《卫报》等媒体上发表多篇和中国的新媒体和审查制度相关的文章。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 Twitter ID: @rockngo 访谈主持 资深媒体人、记者：闾丘露薇 生于上海，著名记者。她曾因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时作为在巴格达地区唯一的一名华人女记者进行现场报道而获得中国观众极大关注，被誉为“战地玫瑰”。曾出版《我已出发》、《行走中的玫瑰》等书，最新著作《不分东西》。 个人博客： 闾丘露薇的凤凰博客 新浪围脖： 闾丘露薇 Twitter: @roseluqiu 本次访谈的音频可以在 这里 下载收听（第一部分） 闾丘：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网络访谈。我是闾丘露薇，介绍一下今天在线的嘉宾是萧强，大家从介绍上已经可以看到萧强是伯克利对互联网非常有研究的学者。萧强你好。 萧强：你好 闾丘：就在我们今天所这个访谈的时候，在埃及发生了大家期待看到的结果——穆巴拉克下台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运动当中，有一个和媒体有关系的东西，其中一个示威者抗议的目标是国营电视台，其实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国家在发生民主运动的时候，示威者和反动派们经常会针对国营媒体，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公营媒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BBC那种完全编辑自主的模式；另外一种就像埃及的国营电视台这样需要成为喉舌，这一点我们在谈论中国的国营媒体的时候会发现它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你可以用喉舌也好、宣传也好来形容，您怎么来看，就是说当媒体是国家拥有的时候，拿中国来说，这么多媒体背后的大老板都是国家、政府的时候，这样的媒体的新闻的自由度到底有多少，您怎么样来看？ 萧强：好，说高兴的事情开始是埃及的变化，我昨天也在跟踪这些新闻。和很多很多人一样，对一个和平的结果、对民众的抗议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圆满地结果，非常高兴。我曾经也去过埃及，很为这个国家骄傲。其实我今天刚从外边回来，所坐的从机场回家的出租车的司机是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就止不住的在跟我讲，我说你是怎么看？他说穆巴拉克已经做了三十年了，而且还让他的儿子再接着当总统，他以为他是谁呀？他以为他是国王吗？说明在埃及人民中之间，这样一个长期的专制的独裁者的位置是失去了人们心中的合法性的。那么在埃及发生的变化，不管他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种种原因有多少，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穆巴拉克作为一个专制者失去了在民众心理的合法性。而合法性的失去就导致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从这个再说到媒体，特别是闾丘你跟我说的国家的电视台，电视当然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威力强大的、有图像而且是广播式、覆盖全国甚至是更大区域的宣传媒介，所以呢，在任何国家，电视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媒体。国家至少分两种，一种是相对法制，和有保障的自由民主国家；一种是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对于媒体舆论的控制就远远甚于自由民主国家，有宪法保障以后再看媒体的功能是什么。象埃及因为它一直是专制，所以它的国家电视台要起一个为专制者制造合法性、控制人们的舆论和社会共识的作用。这个作用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看看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对吧？它的作用就是这个。这正是为什么在所有的专制国家发生民众抗议，并且直接抗议到国家的合法性的时候，那么这些国家的电视台一定是核心的目标，因为他们要颠覆的合法性恰恰平时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机构制造的。 闾丘：我看到长平已经在线上了，长平你好。 长平：闾丘你好。 闾丘：刚才萧强也谈到了国营媒体的功能，尤其是在专制国家里面。那很多时候这样一个功能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媒体人来说非常的熟悉。因为你有责任，或者说你的作用、目标、出发点也好，就是宣传、正面报道，要符合口径等等。但是我又觉得中国好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因为除了有国有电视台，我们又出现了很多市场化的媒体。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冲突。但是到冲突的最后又不是用市场的原则，而是媒体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来限制媒体报道的空间，这样的话你怎么来看？ 长平：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到前面萧强在谈什么…… 闾丘+萧强：我们在谈埃及的穆巴拉克，因为在埃及事件里，抗议看到反对者经常把国营电台作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一系列的信息，包括对事件的描述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长平：在中国，那当然媒体是国家控制、宣传部门控制的，那么市场化呢？刚才闾丘已经讲得很好，最终的裁决是在哪里？最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什么？这很重要，市场化如果和宣传目的冲突之后，最终是宣传部门出面解决。宣传部门甚至是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比如说它会用经济手段解决，来罚款，或者说让一些媒体合并，看起来不是政治手段，是计划经济、或者说借助了市场经济的手段，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它最终的裁决也就显示了它真正的特性。 闾丘：萧强，你对中国媒体一直是非常的关注，你们做的“ 中国数字时代 ”一直是在关注中国的媒体，你觉得中国的媒体是混杂了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商业的东西，又混杂了政治性的宣传功能在里面。所有我一直觉得如果谈中国的媒体的话，不是很好把它们进行区分。 萧强：这个我觉得就像中国社会本身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发展变化这么快，复杂性也非常高。一方面在中国媒体工作的人，比如说长平以前，或者说闾丘过去至少在香港，对中国的媒体有更加直接地感受。可是从更加外围的观察来说的话，也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专制国家，即使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产生更多的变化的并且也有更多多元化的媒体出现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控制所有媒体的还是中宣部。而中宣部控制的方式不仅仅是政治宣传命令的方式，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的巨大利益的控制方式。所有的文化产业，包括广播电视也都属于中宣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比如上海，上海市中宣部就要收上海电视台50%的收入，这还是直接的经济关系。换句话来说，中宣部通过这些媒体来获得利益，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中宣部最后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稳定，就是所谓的为体制制造合法性。那么所有的，市场的变化也好，社会的发展也好，媒体人在下面的努力也好，在中宣部这样一个“如来佛”的手掌里面，其实是跳不过去的。这是这个国家的性质。 闾丘：那想请教一下长平，虽然从外围的方面来看其实很清晰，体制很清晰，这个架构也很清晰，但是作为在这里面工作的媒体人来说，有的时候会非常的矛盾。我们简单地打个比方吧，对我自己来说，你是给老板打工的，那老板让你做什么，你拿着这份工资很多时候你就不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很多中国的媒体人来说，如果我们这么想，你拿的是政府的钱，因为你的媒体毕竟也是政府拥有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它不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好像听上去也是理所当然的。说我觉得对中国的媒体人来说，他们的处境真的是很尴尬。 长平：这是对很多中国的媒体人，貌似很困惑或者说搞得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很多文章探讨。首先市场化是一个因素，你刚才谈到就是拿老板的钱，也是我说的资本对媒体的压力，或者侵蚀；刚才萧强也谈到其实是权力对媒体的侵蚀；这是两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如果说我们拿政府的钱作为这样一个说词，其实等于把两个问题合并为了一个，这是中国媒体从坏的方面的确是权力对媒体的侵蚀和资本对媒体的侵蚀两个问题都很严重，而且当宣传部门把自己变成一个国有资本的管理者的时候，其实是把两个问题合二为一，同时压缩了新闻自由，压缩了言论空间。那么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呢，就是拿媒体的市场化来说，其实在国外，比如说在美国，很多的媒体人都是从私人老板那里拿工资的。但是恰好又是在这些国家，才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和追求，简单地说，媒体是一个的企业，但是它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它是具有社会公器性质的企业。媒体的确不只是一个老板说了算的东西，这应该是成为一个共识；那么政府拿钱，政府来当老板，这就是另外的性质了，更加严重的性质。所谓政府是老板到底指的是什么？政府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钱，我们说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是老板，而媒体所做的事又是为纳税人服务，其实政府是老板，或者所谓拿政府的钱就怎么样，这是一个不成为理由的东西，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困惑，尤其是中国媒体。有人问我：“中国的媒体都是政府的，你在这儿工作，你怎么能不听话？好象还有意见？”第一我刚才说的，媒体是社会公器；第二，在中国严格地说没有一家私人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垄断性质的时候，那你说你不高兴就出局，这就象有的网友说，你不满意中国你就滚出去，你到外国去，那他就忽略了一个我在中国是我的一个自然的公民权利，那我在媒体工作这本来是我的言论权利和公民权利，如果说我不在体制内媒体工作，或者我不在中宣部控制的媒体工作，那我就不能在所有的中国媒体工作，那我的表达权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当然公权力和资本的权力对于媒体都有侵蚀，但是在中国公权力尤其值得警惕，因为它垄断了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媒体领域，所以这是一个不应该让自己这么糊涂的问题。 闾丘：萧强，刚才长平对这个问题谈了很清晰的看法，到底钱是从哪来，如果我们看清楚钱是从纳税人这边来，那对这个问题其实就会显得非常的清楚，也很简单了。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资本的力量对于新闻自由的侵害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不管是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为什么最近对于很多媒体的收购案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是因为在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哎，资本的决定能力就显得非常的大，那媒体的老板本身是什么样的政治取向，他是怎么看待自己手下的媒体，是把它看作是公器私用的东西，还是把它看作是我们期待的有新闻理想的东西，他会对媒体的新闻自由度能造成多大的影响，你怎么看？ 萧强：你说的这个很好，如果我们说媒体是一个社会公器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以才有“新闻专业主义”这些标准，我们在博客里，和新闻研究生院主要教学生的就是怎么坚持这些标准，而不是怎么当作企业去赚钱，那是商学院关心的事情。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就象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有这个问题，“新闻专业主义”只有在和商业化的媒体的管理之间划了一个清楚的界限的时候，才可能成立的。因为媒体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你比如说，《纽约时报》如何去看它内部的管理标准的话，它的市场部门绝对不可以影响编辑部门，这是它人为制造的一个界限，这种界限使得媒体取得了某种公信力，而这种公信力也是它的市场基础。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前提，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的社会，我们现在不说政治，说市场都可以做到，或者说做得比较好，实际上香港和台湾的很多媒体，即使是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在“新闻专业主义”方面做的是很不够的，资本的影响会很大，那么如果在中国的情况下呢，把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层，而且比市场更大的力量，就是政治的控制。因为这个媒体说到底是一个专制国家控制的一个机器。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市场化不断发展的一个社会，同时在中国的社会中，包括在媒体人中，中国又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又有许许多多的力量和许许多多的人，包括今天闾丘和长平，还有很多很多你们的朋友同事都在这个社会中推进新闻理想，推进中国更大的新闻自由度，所以我们才说这是一种复杂的，也是非常丰富和生动的局面。即使是在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管理的范围之内，也仍然可以产生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声音，有的是属于抗争的内容，有的是属于社会发展本身制造的空间，还包括，我们可能会谈到，互联网的媒体，一起制造的空间。正是在这样一个空间的前提下，我觉得我们才可以看政治的力量、资本的力量、社会公器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以及更加普遍的大众对信息的需要，在这儿是互相作用的。 闾丘：我觉得其实在中国做新闻的话，它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对很多的底线是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敏感的话题呢，它每次的标准不太一样。在这样的一种机制下，其实市场是有一些机会，长平你的体会是很深的，包括我自己所在媒体也经常会有这样的遭遇，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反过来说的话，也可以看到它反而是有一定的空间的。这就是说，它需要你有很准的判断的经验，以及要跑得比较快，长平你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长平：我有点没有听清楚，可以再说一遍吗？ 其实我们经常会收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禁令，我们也会看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禁令都是在你报道了之后，或者这个新闻事件已经发酵了至少有一点点，至少已经是浮出水面之后，它可能才来。那这里面其实也对中国做新闻的媒体人来说，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因为中国的新闻题材实在太多了，所以其实有一定的空间，决定于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敏感度，就是说你速度跑得够不够快。 长平：明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抗新闻管制的一种方式。在新闻管制到来之前，记者就出发把新闻报道出来，这是一种常用的方式。还有的一种方式呢，比如说上海大火，为什么报了，是利用宣传部门和市委书记说法的不一致，来抢新闻。过去比如说我在南方周末负责新闻部的时候，比如说我不管你禁令不禁令，我派记者去采访，采访而不发表，留在以后再发表。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宣传部门现在也明白了，过去下禁令经常是不准报道，现在下禁令则是“不准派记者前往……”这样所以才会出现像你所说的这种，我在你禁令发出之前就跑过去，这是一种反抗的策略，因为中国的确是新闻比较丰富，所以看起来报纸，只要记者跑得快，好像总有事情可以做，总有事情可以报导。而且长期的读者培养的兴趣好像是更重要的新闻你没有报道我没有意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可能在另外一些国家你的版面很丰富，但是今天埃及的事情你没报道，这个读者会有意见。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可能觉得今天你让我知道的是这些。埃及的这个事情在中国媒体其实出现的也是受限制的，甚至一天根本一个字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综合性报纸也可以存在。这不是说读者变得愚蠢了，而是说长期的管制培养了这样的市场。 （未完，下接 第二部分 和 第三部分 ） 相关音频： 收听 往期 的译者Podcast，在iTunes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或点击 这里 。下载需翻墙。译者Podcast由“译者访谈”、“每日译文精选”、“编辑对话”等子栏目组成，是“译者”的自有版权音频节目，转载请附带“译者”的链接。 友情提示：译者Podcast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