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按：年初写了这篇文章，英文翻译发在《南华早报》专栏。昨天温总理去到７２３动车追尾现场，很多人又在争论他是不是好总理，因此贴出此文。我不在乎他的眼泪是真心还是假意，我关心他的政绩。 总理的谎言 长平 我走进理发店，躺下来洗头时，看见墙上电视里的画面有些眼熟，才想起这是“两会”闭幕日，温家宝总理正在答记者问。看了一会儿，被理发师叫走时，我还有些恋恋不舍。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喜欢这个画面，而是在回味过去的时光。 十多年前的今天，我不会这样漫不经心。我会端坐在客厅里，打开电视，把音量调到最佳状态，聚精会神地，聆听提问和回答。那时候坐在那里的，是朱�基总理。他的语速更快，语调更铿锵，表情更丰富，但这些都不是我看这个节目的原因。我看它，是因为我相信它能给我一些有效信息。我也相信，我的读者在等待这些信息。 那时候执政党刚刚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作为媒体人，我和诸多法学家、维权律师及部分法官一样，对此治国理念寄予厚望，大力鼓吹。我以为，市场经济观念已经解决了经济领域的方向问题，法治观念也将奠定社会生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朱�基总理并不是这两个观念的最佳代言人，但是我们仍然从他激情雄辩的话语中寻找支持，然后把自己认可的言辞夸张放大，而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故意忽略。 今天的媒体人也是这样，他们聆听总理的答问，努力从中发掘正面的信息，然后做成大标题或者小标题。比如，本次记者会结束之后，各家媒体就提炼出这些标题：“信心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当前最大危险是腐败”，“解决怨气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改与经济改革应协调推进”， “考核政绩要看公平正义和生活改善”，等等。这跟民主社会的很多记者习惯于挑剔领导人发言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各家媒体派去跑“两会”的记者比以前更多了，但是我不认为相信正面信息的人数也在增加，而是恰恰相反。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发展，信息渠道多元化，人们不再容易受传统媒体蛊惑。另一方面，某些方面的现实比以前更加糟糕。比如，温总理在去年的“两会”上留下名言：“不仅要让中国人民生活得幸福，而且要有尊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这两句话被媒体放大之后，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然而，在此之后，房屋遭遇野蛮强拆而自焚抗议的人更多了，不堪生活重负而跳楼自杀的人更多了，甚至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屠杀幼童事件，并有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而致举世震惊。所有这些事件中，温总理都一言未发。 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以积极的政改言论而引人注目。他前后七次谈论政改，重提邓小平关于政改的论述：无政改则经济改革不会成功。尽管这句话把政改置于发展经济的附属地位，但是人们仍然欢欣鼓舞。然而他的言论在国内媒体竟然遭到噤声，《人民日报》则连续发表署名“郑青原”（被解读为“正本清源”之意）的文章，指出“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本届“两会”上，再次将中国的政治特色定义为“七确定”和“五不搞”，其核心是确立中共领导，不搞监督制衡。 相信温总理政改诚意的人，承认他没有能力付诸行动；认为他在作秀表演的人，讽刺他是“中国影帝“。这两类人会以不同的心态去观看温总理的记者会，但是大概都不会相信他那些动听的言辞会变成现实。 中国人盼望“明君贤相”，至少已经等了两千年。因此我更希望以现代政治文明的观念来评价领导人。这种观念要求领导人为任期内的重大事件承担责任，而且媒体为领导人准备的，往往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吹毛求疵。 因此，当我躺在理发店里的洗头椅上，听见总理说“我们消除了农民进城的歧视”，就觉得特别刺耳。不用当总理也知道，只要户籍藩篱一日尚存，城乡歧视就无以消除。后来我发现，总理类似的谎言还有：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领导的特别报道组遭解散后，再遭整肃。该报总编辑张剑荆上周突然被调往《中国经济年鉴》担任总编辑。张剑荆接受本台采访时证实。这是自去年五月该报社长兼总编辑包月阳之后，再有高层因新闻报道被免职。 自去年5月中旬，《中国经济时报》社长兼总编辑包月阳，因签发轰动一时的《山西疫苗乱像调查》报道被调职之后，相隔十四个月，继任总编辑张剑荆上周四也被主管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宣布调任《中国经济年鉴》。据张剑荆的一位朋友星期天告诉本台，张剑荆正在考虑是否接任新职：“被调职去《中国经济年鉴》，但是他不一定去，因为显然是把他贬了一下了，（当局）这样就非常愚蠢。” 记者：调到《中国经济年鉴》，做什么位置呢？ 回答：也是总编辑的位置。   张剑荆接受本台采访时，证实被调职，但不方便多说。 记者：我听说你调职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回答：对。现在还正常。你是哪个媒体？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 回答：哦，你贵姓？ 记者：我叫乔龙。 回答：乔先生，现在不是很方便来接受记者的采访。 记者：听说您被调到《中国经济年鉴》去了？ 回答：对，是的。 记者：您会不会去呢？ 回答：我现在要休息，有关报社的一些事还需要处理一下，过上一段咱们再谈好不好？ 记者：因为外界都很关注您。 回答：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据知情人士说，张被免职的理由是签发了由资深记者王克勤主导下的揭黑报道：“他只是说在一段时间以内，以王克勤为首的，对新闻的揭露真相这一方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王克勤去哪里呢？ 回答：这些都没有安排, 包括其它的人。   事后北京近百名记者周三晚聚集在东城区一家餐馆聚会，为王克勤团队打气，也有网民声援他。47岁的王克勤有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的称号，他带领的调查报道组，多次揭露大案内幕，在中国新闻界已家喻户晓。他去年撰写的《山西疫苗乱像调查》，直接导致总编辑包月阳被调任《发展出版社》担任社长。最近王克勤领导的调查组也遭解散，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多位调查组记者，去向不明。   该报的一位前任资深编委会成员感叹地告诉记者，创刊于1994年，曾经是一份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报纸，由于受到政治环境影响，放弃政治性强的报道，转向关注民生及“揭黑”报道，最终也被禁止：“这张报纸可惜了，完了。这份报纸从创刊一直到1997年的‘十五大’期间，在中国的思想界举行了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造势，因为十五大前连续发表了，先是第一篇访邢贲思（注：《求是》杂志前总编辑，“真理标准大讨论”主要发起人之一），第二篇访吴敬琏（经济学家），这个时候经济时报被全国的媒体称为思想最解放的，但是后来因为黄忠（前副总编辑）和施滨海陆续离开报社以后，报社是走了一阵子的低谷。”   这位资深媒体人表示，最近一连串针对媒体的行动，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经济时报》，南方报业集团的多名高层及评论员早前也遭高层以各种方式去职：“这张报纸在调查一些事实真相方面又走到了全国媒体的前列，包括‘揭黑’、北京出租车司机、山西疫苗的问题。” 记者：他是谁下的命令呢？ 回答：实际上可以看出整个媒体都在萎缩，包括《南方周末》的笑蜀，对外界说跟什么学校签了两年的学术研究假期，实际上是对外的说法，内部就是说把他辞退了。   据报，笑蜀是著名时评人，他坚守独立、中道、平和、理性的立场，参与执笔的“方舟评论”被广泛视为《南方周末》的标志性声音。但在媒体环境收紧的背景下，继南都研究员长平、《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广东《时代周报》评论版编辑彭晓芸等一系列“被辞职”事件后，连温和批评的声音也被压制。   对当局的一连串打压敢言的媒体人，国际记者联会上周发声明，关注《中国经济时报》特别报道组被撤销与记者王克勤的命运，认为这个关闭部门的决定，绝不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质疑关闭特别调查组的决定是否来自中国政府高层，要求该报提供进一步的解释，不料几天后总编本人也被免职。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亿万富翁—中国最危险的职业 作者： 东野长峥的博客 2011-07-24 07:09:34 发表于： 博客中国 亿万富翁—-中国最危险的职业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已死亡的亿万富翁，大陆媒体近日花费一周时间做了一次调查，发现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寿终正寝。通过调查2003年以来公开报导中能够找到的72位亿万富翁死亡案例，发现15名死于他杀、17名死于自杀、7名死于意外、14名被执行死刑，这种非正常死亡占总数74%，另外19名富豪积疾早逝，数字足以令人深省。对于活着的中国富翁来说，意味着恐惧。 据新文化报报导，从2003年1月22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昔日的“发小”用猎枪杀死在自己办公室开始，到2011年6月28日，知名运动品牌德尔惠公司董事长丁明亮死于癌症。从公开的报导看，8年多时间里，72位亿万富豪因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世界。 报导说，这个调查，沉重得难以言说。随着对每个人死亡背后故事的深入了解，你会发现这个群体比普通人要脆弱得多，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欲望，也承受着更多的压力。最近，有几名活着的富豪打算给自己开“追悼会”。相信他们在恶搞形式的背后，已经渐渐读懂了死亡…… 是不是恶搞调侃的冥冥之中，他们已经听到了哀歌由远而近？ 亿万富翁 中国最危险职业之一 根据胡润百富榜的统计，2009年，中国内地的亿万富豪有5.5万人。2010年，这一数字同比增长了9.1%，达到6万人左右。根据这个可供参考的数据，可以算出，亿万富豪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万分之一点五。 有媒体曾统计过，目前中国内地最危险的职业当属警察，该职业死亡率在万分之三左右。如此看来，“亿万富豪”亦有资格在最危险职业排名榜中取得一席之地。 从富豪的死亡时间上来看，2003年6人、2004年3人、2005年10人、2006年8人、2007年6人、2008年11人、2009年5人、2010年16人、2011年上半年7人。 三个高峰，分别是2005年、2008年和2010年之后。2010以来，民营经济遭遇严峻挑战。而前两个年份，正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的关键时点。与之对应的是，这些富豪多数存在着资金链断裂、企业经营不善的问题。 网络上网民热议，8年来死亡72位亿万富翁，宛如1955年的“公私合营”运动，当年的“公私合营”是以强行并购占有私营企业而逼死了几百个著名民族资本家，连毛泽东邀请吃过饭的重庆船王卢作孚也不能幸免。今日“国进民退”虽然没有公开说要“公私合营”，却通过让国企垄断资源与经营，逼民企同意让国企收购股份而形成了事实上的“新公私合营”运动，预示着中国民营企业已面临灭顶之灾。 17 人自杀，占总数23.6%，平均年龄：50岁 景德镇市信义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邵和谐等7人选择了自缢； 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庆斌等5人选择了跳楼； 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等两人选择了投水； 合肥森淼集团董事长侯业富等两人选择了服毒。 44岁的包头市惠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利斌，采取了一种最为激烈的方式——自焚。据媒体报导， 2011年4月13日，金利斌被发现于一辆烧毁的汽车中，遗体已严重炭化。 17名自杀富豪中，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ST金花副董事长徐凯和广州市华港房地产发展公司总经理马豪等为数不多的几人是因精神抑郁。 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中谷糖业集团董事长庞贵雄，都因为盲目扩张导致经营发生问题，绝望跳楼。 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和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裘祖贻自杀。 7 人死因定性为意外，近10%，平均年龄：50岁 在72名亿万富豪中，有7名亿万富豪的死因，被官方定性为意外。真实性有多高，恐怕只有天晓得。 2007年11月2日，43岁的新西兰籍富商许伟杰在广州病逝。而此前多次检测结果显示，许伟杰尿液中铊含量严重超标，即铊中毒。 能接触到铊的，只有实验室、特殊工厂和一些少见的单位。而且，铊容易挥发，很难被无意感染。许伟杰患的是急性铊中毒，由此，坊间一直在怀疑，许伟杰被投毒身亡的可能性很大。 48岁的大悟盛兴建筑劳务公司总经理谈德武，在一次催讨欠款的过程中，被其司机发现堕楼身亡。 台州新星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志信，在自己别墅中的一次爆炸中身亡。 15 人死于他杀，占20.8%，平均年龄：44岁 统计中，有15名富豪死于他杀，占被统计人数的20.8%。而每一个被杀害的富豪背后，都有一个血腥的故事。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因没有满足“发小”的一些过分要求，被其枪杀在办公室中； 临海江海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宝龙，被熟人敲诈未果后，遭遇枪杀； 北京祖豹毛皮辅料综合市场董事长周祖豹，因为生意纠纷被自己的生意伙伴雇佣杀手砍死； 香港润连国际有限公司、四川鑫泰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庆新，在催讨账款中被人雇凶杀死…… 最惨的大概要算内蒙古祺泰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全民，2005年9月25日，云全民前往公司上班时遭遇绑架。第二天上午，云的家人将240万元赎金交给绑匪之时，却不知道云已经被两名绑匪残忍地活埋灭口。 14 人被处以极刑，占19.4%，平均年龄：42岁 2003年12月22日，沈阳嘉阳企业集团董事长，前沈阳市人大代表刘涌被执行死刑。 有5人因为非法集资、诈骗等行为获罪。沈阳龙界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凡辉炮制了“蚂蚁骗局”而非法集资过亿； 原浙江溢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杜益敏用高额回报非法集资高达7亿； 安徽省万物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亚南打着高科技的幌子诈骗高达9亿巨资。东窗事发时，曾给这些人带来巨大光环的钱财，却成了生命中不堪承受的重负。钱越多，刑越重，人生的讽刺意味尽在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袁宝璟，坐拥数百亿元身家，被指控雇凶杀人。袁宝璟在被捕后，曾捐献出价值数百亿的资产，但最终仍未能逃脱死刑的命运，于2006年3月17日被执行注射死刑。但该案一直被认为黑幕重重，袁妻直指“辽宁某种势力想要袁宝璟的命！” 最后一种被执行死刑的富翁，则是因为有钱后放纵自己。如贾宋食品系列集团总经理吴天喜，一直迷信于“破处”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和健康，数年间强奸了24名未成年少女，被执行死刑时已经61岁。 19 人死于疾病，平均年龄：48岁 数据显示，72名亿万富豪中，有19人死于疾病，占到26%，也是亿万富翁的第一杀手。 而在这19人中，心脑血管疾病最多，9人死于相关疾病。 上海中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民，福星科技总经理张守才，江民新科技总裁、中国杀毒之父王江民，江苏丰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岳明，绿野木业董事长许伟林，汉帛（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志伟等，均死于脑血栓、心肌梗塞、心脏病等。 另一个就是癌症。统计显示，7人死于此类疾病。 其中，浙江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前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孙德棣死于肠癌；兴业集团、康华集团、驰生集团、大中投资集团主席王金城，南京蟠龙金陵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平理死于胰腺癌；杭州道远化纤集团董事长死于肝癌；北生药业董事长何玉良也死于癌症。 湖南胖哥槟榔董事长王继业、石家庄金华停车服务中心的法人代表兼董事长王破盘、江苏丰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学军、兴民钢圈股份董事长王嘉民、中国消防安全集团（美国上市）原董事会主席李刚进等人则因其他疾病猝死。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19名因病去世的富豪，平均寿命只有48岁。最年轻的南民，去世时只有37岁，而王均瑶和孙德棣则是在38岁时英年早逝；年纪最大的章胜汉，脑溢血去世时也只有59岁。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亿万富豪病逝的年纪明显偏小。” 身后事不断 遗产争夺战 一些亿万富豪死后并未获得安宁，因巨额遗产，家属开始对簿公堂。 湖南胖哥槟榔董事长王继业死后老母亲谭喜珍称儿子是被儿媳殷素云“安乐死”，向长沙市雨花区公安局报案。此后，婆媳之间撕破脸皮，打起了遗产争夺战。 石家庄金华停车服务中心法人代表兼董事长王破盘死后，先是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自称是王破盘的女儿，接着是王破盘的公司会计被羁押，然后公司法人代表易人。事情诡异莫测的发展，让王破盘的儿女王中信、王翠棉感觉，他们似乎陷入了一场阴谋。最终，这场闹剧由王亚丽获刑而结束。 桂香村食品（连锁）副总经理陈建伟不幸失足落水后，丈夫与死者的父母、姊妹陷入了股权、遗产划分的纠纷当中。 归结这些亿万富豪的死因，除了因疾病和意外身亡者之外，由于企业经营环境恶劣、原因“不明”死亡极私欲无限膨胀作恶而死者，当占死因半数以上。首先是企业经营环境恶劣，别的不说，单是银行不给贷款这一条，就逼死了多少企业家？有朋友问了，那银行的钱都给谁了？给“两桶油两根线”们了呗，那是人“国家”自己的买卖，不给自己还能给你吗？致于“原因不明”死或没死的富豪们，那就更多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看“重庆”黑打中的“经典案例”，就可以了然于胸。 至于吴天喜之流因“酷爱处女”而死者，则是跟着官家权力一起放纵的结果，同样也是变相死于权力的不受制约。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当下的“富人移民狂潮”？如果没有一个民主法治的环境，不要说在失业严重通胀失控中苦苦挣扎的百姓，就是那身家亿万的富豪，也是要死走逃亡的。极权之下，鲜有能独善其身者，无民主法治，无平安幸福人生，这是惨痛的现实告诉我们的最浅显的道理。

核心提示：来自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都无法阻止热情的调查记者。注：本文并非最新发表，只是我们刚刚完成翻译 原文： Wang Keqin and China’s revolution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表：2010年5月2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Michae1S翻译 TTS: MP3 【图：非原文配图，这是2011年7月19日王克勤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新闻调查部被整肃后，网友制作的凡客体王克勤介绍】 除了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得有的”装备”，诸如机警狡黠、能说会道和一定的文学水平外，每次采访时，王克勤还有一件额外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沾满 红色污迹的扁金属盒。 盒子里是浸透了红色印油的海绵。像一个侦探一样，45岁的调查记者王克勤会编辑证词，然后在每份证词的底部他要让被访人按上指印。 他的一系列的调查报道让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调查记者，印油就是这种调查的彻底性的证明。一连串的爆炸性的新闻给他带来了名声，也给他带来了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 “通常对手非常强大，所有你必须做到铁证如山。”他边说边盖上印泥盒。 但这还不够。上周，因为签发王克勤采写的山西毒疫苗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和致残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包月阳被免职，调到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兄弟单 位。山西官员宣布王克勤的报道不实，王克勤在报道中说山西官方的调查有问题，尽管在《卫报》联系他的时候他拒绝就此事置评。 王克勤案是彰显中国调查记者热情的最新个案，同时也暴露了中国调查记者们面临的挑战。 王克勤的简历反映了当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史：从一名宣传人员到一名调查记者――虽然是被严格束缚着手脚的记者。他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成为一名官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中国这是通往财富和地位的捷径，”王克勤在毒疫苗案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王克勤回忆了他当年大量炮制官方宣传报道的生活，”你就在一个一颗红心都献给了党的领导下的会计员”――然后他讲起他如何拼凑一些文章发给本地媒体换取一点点外块。但随后，一些居民找到他，向他诉说自己的问题，王克勤的良心在颤抖。”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告诉我他们的问题，对我抱以极高的期望。作为一 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我第一次感到这样被人关注，同时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必须报道这些事情。” 到2001年，王 克勤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这里说的不是他的收入或者他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仍然还在北京郊区的又小又脏乱的办公室里办公，但是他揭露本地金融市场非法交易的报道已经让他的人头的价格达到高峰。很快他的另一篇牵涉到本地官员的报道就让他失去了工作。 “黑社会找我的 麻烦，红社会（官方）也找我的麻烦。”王克勤说，”我听说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任务就是把我送进监狱。” 朋友、以前的同 事都避开他，后来他在特殊干涉下才被保了下来。他的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熟人写了一篇关于王克勤问题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当时的总理朱�基手上。朱介入了才保护了这名记者。 那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们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敢于挖出丑闻和犯罪。但从2004年开始，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外地的新闻事件。然而新闻记者们大量无视这一规定。记者们认为官方在运用这一规定阻碍他们进行调查，并打压调查记者。 随着北京当局大力推行”和谐社会”的概念，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紧密，很多人感到悲观。”在今天，调查报道已经成为’稀有金属’，不光是当权者，连资本也在打击它。”进步报纸《南方周末》的前主编钱刚说。他现在香港大学做”中国传媒项目”。一些人争论的的是近年来，媒体、甚至是国 有媒体都对新闻事件有了更快、更全面的报道，触及更敏感的话题。但同样在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这只能说明政府在更主动的引导公众的思想。”你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是控制，”大卫说，”事实上，现在能做这些报道的记者比两三年前还少……表面上你能做调查，实际上你却做不到。” 2008年毒奶粉丑闻披露以后，一名失望的编辑在他的博客撰文说，他之前的文章就曾经揭示过毒奶粉的危险，但未能爆出真相。 尽管北京有些时候会鼓励调查报道，但它仍然通过了禁止跨区域采访的规则。班志远说”你可以大书特书本地官员的问题和中央打击地方腐败的决心，这样事实上是在美化中央政府，同时也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些限制， 果敢的调查记者们为了找到可以工作的空间而战。”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根本不是法律和政策，而完全是其他因素――看你跟谁有关系，发生了某新闻事件之后有没有某人发话保护你让你继续去调查，”班志远说。 很多年轻的记者们把王克勤当作榜样成长起来。在媒体被普遍商业化的氛围中，竞争的压力促使记者们去挖掘更震撼的新闻。 2006年被开 除的《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说，媒体其实可以做的更多，”不是因为政府放松了控制，而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成熟了很多。”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个月的青海地震，很多媒体的主编就不顾政府的禁令派出了记者。 互连网也放大了主流媒体的声音。很多记者于是利用个人博客来发表他们的报道中被审查机器删除的部分。 但记者们知道不透明和边界的模糊会影响甚至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让自己的报道被毙。这些是新的挑战。从记者转行做律师的周泽关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暴力伤害和其他方式的打压，他说，他最担心的是官员们改变处理批评的战术。 “近年来对贿赂和敲诈的指控增加了，”他说，”当你说这是造谣中伤，人们 会问你报道里写的是什么，这些是实情么？如果你说这是贿赂或敲诈，这给记者的形象造成相当坏的影响――人们假定他们失去了职业操守，因此他们就失去了公众的支持。” 读者们有相当充 分的理由来怀疑。腐败盛行、薪水微薄，出席新闻发布会有报酬。隐藏负面报道、确保只有正面报道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衍生出”假记者”，专门去敲诈勒索工业事故的事主，只要给钱就不报道。 王克勤谴责敲诈者，但他更担心的是”假新闻”，即那些披着新闻报道外衣的党宣传、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 在一个公民面对强权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救济渠道的国家，深入、可靠的报道就更显得更为重要。王克勤已经采写的调查报道从抢夺土地到矿难到非法采血输血造成HIV的大规模流行。周泽担心更少有记者敢于报道这些话题了，而公众会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记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他说。 媒体的压力 2009年11月，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商业杂志《财经》主编胡舒立，因为传闻报道当时的敏感事件而辞职。她辞职后创办了另一个媒体《财新》 2009年12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的编辑（向熹）因为报道了奥巴马专访而被降级。据说该处分是因为南周的报道激怒了审查者。 2010年3 月，13家中国媒体联合共同刊发要求改革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废止户口登记制度的社论。随后社论被政府要求从网站删除，领头的报社被当局严重警告。 2010年5 月，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发行人包月阳，因为保护王克勤关于山西毒疫苗造成儿童死亡、致残的报道，被贬到一个小公司。该报道发布后引起轰动，但在审查机构的指示下被迅速低调处理，然后由其他媒体报道淹没。 相关阅读： 《福布斯》 黑暗的中国新闻界 点击下载【译者访谈No.3】的实况录音――闾丘露薇与曾经的南周副总编长平和伯克利大学的萧强谈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 第一部分 、 第二部分 、 第三部分 （需翻墙）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