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二○○八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的名义，用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但民进党立法委员披露，世卫组织内部去年九月曾经发给会员一封信函，当中明确定义“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台湾政府相关官员随后证实，的确有这份文件。外交部次长沈吕巡说，这绝对不是对中华民国外交空间 “合情合理”的安排。 民进党立法委员周一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一份去年九月，由香港籍的世卫秘书长陈冯富珍办公室发给各会员国的备忘录。备忘录名为 “世卫条例对中国台湾省之执行作业准则”，其中重要规定包括：当世卫各单位收到来自台湾官方任何讯息，必须向中国指定的联络点报告；如果台湾的讯息出现在世卫文件上，必须先和中国代表团协调，获得许可后才能刊登；同时，台湾的所有讯息资料，必须归在“中国”项下。 这份文件曝光，引发台湾政坛激烈反应，立法院三个不同的委员会，蓝绿两阵营立法委员，不约而同地对外交、卫生和国家安全部门的首长提出质询。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一场公开行程中受访时也表态指出，这件事情是蛮严重的事情，如果变成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通行模式，对台湾的国际地位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空间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蔡英文说，二○○五年民进党执政时期，就传出类似事件，当时民进党政府一再提出抗议，美国也致函世界卫生大会，表示不接受这个立场。到了二○○八年，马政府执政后，民进党一再提醒执政党要注意此事，但马政府显然没有把足够注意力放在这上面。 在政府方面，总统马英九先利用会见客人的场合，公开表示，卫生署长收到的邀请函是写着“Minister of Health”，也就是卫生署长。在会场上，各国代表也都称他“部长”，大陆的部长和台湾的部长平起平坐，这是过去三十八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这就是国民党为台湾争取到的尊严。 下午，行政院再由新闻局长杨永明、外交部次长沈吕巡和卫生署副署长萧美玲召开新闻发布会。杨永明拿出邀请函的影本，说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用的是“Chinese Taipei”，中华台北的名义。 杨永明说， 有人批评在中共设定的框架下参与是“羊入虎口”，但站在台湾的立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台湾的参与，扩大了在国际上的能见度。至于冯陈富珍发出的这份备忘录，杨永明说，世卫是联合国框架下的组织，当然有国际现实和现行法律的规定等问题。 记者问道，以往在许多场合，中共领导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空间问题，都强调两岸要协商出“合情合理的空间”，但这份备忘录的内容，算得上合情合理的空间吗？沈吕巡直言，这当然不是合情合理，因为它违背了台湾和世卫组织早先安排的名称和身份，但为了同时满足两岸的政治需求，世卫组织也不得不这么做。 沈吕巡说，台湾会就备忘录内容，持续向世卫组织抗议，同时秉持“三不政策”，也就是任何东西如果没有经台湾同意，在台湾背后和中共政府私自协商，台湾政府一律认定“不生效”、“不配合”、“不承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潼台北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世界新闻自由日，中国媒体人认为中国政府打压媒体出现新的特征， 而被失踪的实习记者张贾龙到周二仍无释放的消息。 图片：前难南都周刊编辑长平（网络图片） 2011年5月3日是第二十个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的主题为“21世纪媒体：新领域、新障碍”。联合国从1991年起，将每年的5月3日设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目的在于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公民的新闻自由和言论权利。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监察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二公布2011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依序为朝鲜（97）、土库曼（96）、缅甸（94）、利比亚（94）、乌兹别克（94）、白俄罗斯（93）、古巴（92）、伊朗（91）、中国（85）、老挝（85）等国。新闻自由度最高的是芬兰，评分为10。其次是挪威和瑞典，评分皆为11。 报告按照“法治”（legal）、“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3大领域，为全球196个国家与地区评定新闻自由程度。分数在0至100之间，评分越低代表越自由，0至30为“（新闻）自由”，31至60为“部分自由”，61以上为“不自由”。自由之家认为，在过去的1年中，3大负向趋势值得担忧：政府藉发照与管理机制箝制媒体；极权政府更加严格管控新媒体，包括卫星电视、网路、手机。 目前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中国知名媒体人长平星期二向本 台表示，过去一年中国政府不断打压新媒体：“新媒体给百姓带来了新的话语平台，但它同时也受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结合起来的制约。比如说新的博客和微博，实际上都是在两种权利的交替挤压之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控制言论的办法。像微博在中国的情况和它诞生的时候，去中心化、反精英化，这些特点在中国变成了另一种中心化，精英化采取传统的方式进行审查，话语引导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国出现的新的特征。”   在过去的一年中，大批中国大陆的记者遭到打压，从报道安元鼎黑监狱的龙志，到报道复旦大学18驴友被困黄山的殷玉生、龙灿，再到被辞退的长平，还有最近被当局找去调查的实习记者张贾龙，多位媒体人被迫离职引起了外界诸多关注。本台记者星期二再多次致电张贾龙，但电话一直关机。据了解，张贾龙曾关注过赵连海案的开庭情况，同时也关注一些维权事件。 长平对此表示：“的确算是最严重的一次，很多媒体人失业或是被调离工作，或者是受到高压不敢说话，这种情况的确令人很担忧。在中国这一种几十年训练的寒蝉效应，就是发出讯号，现在采取这样的方式仍然有效。所以尤其是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曾任《中国海洋报》等多家媒体记者的浙江作家昝爱宗认为， 中国大陆的新闻报纸都是“官办”，所以没有竞争，更没有新闻自由。只有正常的新闻竞争，才会有新闻自由，否则谈新闻自由只是一种奢侈。新闻人当下的职责和热情，就是争取新闻自由，反对任何势力剥夺这一自由。昝爱宗告诉本台记者：“党的喉舌都是布告板、留声机之类的，是被控制的。一旦党报的媒体人都要求新闻自由了，那我们的自由就来得更快了。” 曾经荣获联合国颁发新闻自由奖的中国大陆资深媒体记者高瑜表示，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仍非常遥远。有网友回应本台记者网上查询对新闻自由日的看法时嘲讽地写道：新闻自由？日！ 近年来，中国的新闻环境持续恶化,据“记者无疆界”组织发表的2010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在178个国家当中，中国居第171位。本台记者星期二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新闻自由”却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几个字。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来临前夕，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家日前突遭断网，其服务商铁通公司的答复是，接到湖北随州市综合治理办的文件，说他浏览非法网站，因此取缔其网络服务。刘飞跃告诉本台记者：“这应该说又是他超越底线的一个新动作，他们又向前跨了一步。我现在上不了网了，就说明当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糟糕，新闻自由、网络言论自由正在大踏步的后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程益中     专制不死，监控不止，无论是推倒专制柏林牆，还是推倒网络柏林牆，仍需每一位公民的努力！     3 月 28 日，着名报人程益中接受了笔者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访谈，他说：「我乐意看到网络柏林牆倒塌」，并称专制乃动乱根源，「是唯一的敌人，是国人公敌」。     八年前的 2003 年，程益中任职《南方都市报》总编期间，因报道 SARS 隐瞒真相和孙志刚被收容打死事件， 2004 年 4 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囚，入狱 163 天，当时他已参与创办《新京报》并出任总编，后免予起诉获释。 2005 年 4 月 5 日，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自由奖”，现任民营出版商现代传播集团副总 裁、《东方企业家》杂志执行出版人。     网络柏林牆会有坍塌的一天     微博时代，有人这样比喻，每个微博主都有自己的粉丝群体，相当于有了自己的出版社、电视台和报纸和受众，博主可以向自己的粉丝即读者、观众发行传播最近的微 博产品，博主和粉丝互动，微博时代也可以说成是粉丝时代，从捍卫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说，这也是网民冲破言禁最大的推动力，中国有 4.5 亿网民，数目之大增长 之快超乎想象。     不仅从眼前看，还是从将来看，互联网对包揽一切新闻发布、控制一切新闻源的言论控制制度的冲击是致命的，美国《权利法桉》倡导者杰斐逊早在 200 年前就曾说 如果要选择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如今互联网对任何政府的不信任显而易见，又能充分起到表达民意的作用，只是在 中国，抵挡和各种防火牆、屏蔽等政府特设障碍较多，可从技术进步和曆史规律和普世价值观来说，网络柏林牆倒塌的速度会加快，虽然现在有官员怀念没有互联网 的时候，但构不成威胁，所以我问程益中先生「是否乐意看到这一天」，他答「我当然乐意看到网络柏林牆倒塌」，「把民主与秩序、自由与效率、人权与主权、公 平与发展一一对立起来，是专制利益集团精心炮制的谎言」，「终极看来应该乐观，但具体到中国我很悲观，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度已经被专制涂毒成瘾，许多国人都 已患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离不开伤害和奴役他们的专制者。不过，网络柏林牆会有坍塌的一天，所有的牆都会坍塌，包括长城」。     程益中乐观背后的一些悲观，一方面是某些「爱国贼」表现出「过嘴不过脑」的几句口头禅：「人家外国是好，可我们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啊」，「共产党对人民多麽 好，你看现在哪有人饿死」，「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早就不知乱成什麽样了」，「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搞民主」，「你们这些骂人的上台了，不也一样专制」， 「江山是党打下来的，当然不能让别人去坐」等，另一方面可以说从他个人经受权力肆意逼迫有关，他八年前在广州遭遇的不公，以及八年来更多人遭受到的类似伤 害，从陈光诚、谭作人、赵连海，再到杨佳、钱云会，都远未解决，而造成这些伤害和不公的体制依然存在，并且执掌者拒绝给出希望。这种拒绝的结果难道不是被 哪一根稻草压死，便是被哪一点火星引燃？         微博时代的欣慰和畏惧     解决专制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桉，苏联的例子显而易见， 1956 年 2 月 24 日深夜至次日凌晨，赫鲁晓夫对刚刚闭幕的苏共 20 大的代表，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 果》的秘密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可五十五年过后，「个人崇拜也被我党英勇抛弃，国家藉此摆脱噩运；但现在不幸 被一党崇拜借尸还魂」。对于为什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程益中认为道理其实很简单，归纳两条：一是现行的发展模式绝没有可持续性，换成邓小平的说法就是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死路一条，换成温家宝的说法就是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保不住经济改革的成就；二是人毕竟不是猪，统治人民毕竟不同养猪，最起码人嘴除了跟猪一 样用于进食之外，还有表达的功能。所以说，「一切邪恶政权都致力打造铁幕国家，都致力垄断信息，都沉迷窃听。在这个贼兮兮髒兮兮的怪物势力范围内，个人全 无隐私，公家尽是秘密。它一方面不遗馀力地把个人分割成孤立无援的信息孤岛、肆无忌惮地偷窥个人隐私，另一方面垄断所有信息、给个体布下泄密的天罗地网； 意图制造震慑和恐惧局面。」「为了保住权力，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封堵民口，为了压制民怨，费了多大力！花了多少钱！更冤的是，为这一切开支埋单的不是受 益者，而是受害者。」     在程益中的新浪微博上，这句话被转发一千多次，推特转发也很多，自今年 1 月他新浪微博粉丝突破五万人之后，到了 3 月已高达七万，他一边欣慰，一边畏惧：「欣 慰在于，娱乐至死的时代，居然还有这麽多人在乎我的愤怒，不厌恶我声嘶力竭的呐喊，说实话我都有点烦自己过于清醒，真难为这些陪我生气的粉丝们。畏惧在 于，上层建筑破产，受公众信任的某个人发言的分量，往往敌得过整个国家机器，万万不可不慎」。     而此时，数千年之久的文字狱仍在中国大行其恶： 3 月 25 日四川刘贤斌被重判十年，从八九年六四之后到如今，三次判刑的总刑期已累计达 25 年，漫漫四分之一世 纪，人一生能有几个 25 年？接着， 3 月 28 日证实，四川作家冉云飞在刘贤斌宣判当日被正式逮捕，面临的都是相同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 针锋相对的两个「五不搞」      2003 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元年，那一年发生了 SARS 事件和孙志刚事件。这年 3 月 20 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并遭殴打致死。我清楚地记得， 2003 年 4 月 25 日那天《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那天还有网友建立了一个名为「孙志刚，你被黑暗吞没了」的纪念网站，由于网络媒体积极介入，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真相得以大白，可率先撕开这一「收容罪恶窗户纸」的程益中等多名报人遭遇公权力报複一一被抓，其中喻华峰等被判刑入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程益中于 2004 年 3 月 17 日被刑事拘留，被控涉嫌经济问题，同年 8 月 27 日司法部门以证据不足为由，对程益中下达不起诉决定书，得以获释。     八年来，岁月悠悠，程益中的个人命运也随之起伏，改变，所以他今天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只有自己品性中的爱和善良才能救自己」， 「人间之所以还有希望、还值得留恋，是因为作为个体，人性中有向善的一面、有嫉恶如仇的一面，这是人性中光辉、温暖的一面，也是人间还有珍惜、还值得爱恋 的原因。人类这些美好的品性一定会把我们拽上一条更好的道路。我坚信这一点」，他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演讲时，用这句话作结束语。他之所以强调 「嫉恶如仇」，还是因为专制不破、宪法不立、权力不控、法制不张，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道德沦丧必将日甚一日，也就永无国泰民安、海晏河清的那 一天，最终也永无稳定可言。     对于既得利益权贵集团来说，或许没有稳定并不要紧，真正要命的是公权力信用破产之日，却是掩耳盗铃兴盛之时。今年「两会」期间，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提出个「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等，等于把所有人的善良和期待都一一击碎。不过，网民 并非没有自己的判断，他们在网上也有一个「五不搞」：不搞特权，不搞腐败，不搞垄断，不搞文字狱，不搞假选举。其中之意很明显，搞特权的将死于特权，搞腐 败的将死于腐败，搞垄断的将死于垄断，搞言禁的将死于言禁，搞弄虚作假的将死于弄虚作假。程益中也在微博上拟出对联「上联：中国不搞多党制，下联：法律不 是挡箭牌」表达自己的不满。而程益中的前同事鄢烈山，同样站在普世价值这边，他说，「我爲什么赞同『人权高于政权』的说法？因爲它包括国际关系和国内官民 关系两方面。当年爲什么要推翻（颠覆）国民党政权？不就是争人权（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吗？用我从小被灌输的说法就是：『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 抗』。」前《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也说现在进入信息恐怖时代，敢说话的人少了，但要「黑夜走路唱歌壮胆」，呼吁各人继续说话。     面对权力：不献媚不充当帮凶     在新浪微博上，像程益中这样发自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针见血的尖锐言辞并不太多，眼下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执迷于企图「感动政府」而不能自拔，不直接针对言论自由问 题而是把精力用在对权力进行局部修补、修正上，但程益中明确表示他并不反对那些对当局还抱有幻想，还在祈求掌权者良心发现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没有献媚和 充当帮凶。「对我来说，说白了，专制是唯一的敌人，专制才是动乱根源，也是吾国吾民之公敌。」所以他对一党专制的批评不遗馀力，「政党不是宗教，如果非要 把政党搞成宗教也行，那就允许别的宗教也即别的政党存在，不允许别的政党存在，与邪教岂不是没有两样？列宁主义政党把党高度意识形态化乃至神圣化，把党凌 驾于人民及万物之上，此一观念早已与世不合。中共如不自去其魅便不能与时并进，一跃而为现代政党，一如难兄国民党」。     尽管发言尖锐，程益中对可能导致的秘密监控并不吃惊，他说，「经常有朋友忧心忡忡地问我：你是否对自己电话、邮箱采取过保密措施？会监听你电话和监视你邮箱 吗？我回答：保密有必要吗？对威武盖世的当局来说，个体完全赤身裸体一览无馀；另外，对我也确实没有必要，我唯恐所说的话所写的文字不够一针见血，更唯恐 听到和看到的人太少，有人偷听偷看欢迎啊！」     专制不死，监控不止，无论是推倒专制柏林牆，还是推倒网络柏林牆，仍需每一位公民的努力，正如有网友所言：「假如一个人连表达自己观点的胆量都没有，你很难 想像他是否还能去干什麽更了不起的事情。而言论自由偏偏又是最容易被放弃的自由，因为闭嘴对人们来说简直再简单不过，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勇气。」 ——原载《动向》杂志 2011 年 4 月号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国政体显示出如下人人可见的外观： 1、它有五个层级：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区）、乡镇；（五级之下，农村还有村、村民小组，它们由毛时代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演化而来；城市还有“国有单位”、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这些政体末梢虽不在正式序列之内，但也绝非“基层群众自治”，它们是正式政体的附属物，正如“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是共产党的附属物一样。） 2、它有四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其实还有两套班子：法院、检察院，合称“两院”，但因“两院”比四套班子的“行政级别”低一级，所以没有资格并称“六套班子”。高法、高检的院长在党国权力排行榜上通常与公安部长平级且排名在后，历来进不了政治局，更无缘混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而地方“两院”更惨，因为95%以上的政法委书记由公安厅局长兼任，因此95%的“两院”就不仅是党委和政府的下属，还成了公安局长的直接下级。既如此，谁还敢想象“司法独立”的可能性？敢对排名在前的领导闹“独立”，除非两院院长的官不想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