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作者： 闾丘露薇  |  评论(1)  | 标签: 媒体 , 媒体人 , 道德审判 , 媒体标准 , 新闻自由 这些天网络上好热闹，话题太多，和媒体都有关系，获奖的新闻照片，被访的名人二代，当然还有是非缠身的宗教名人。 根据以往的定律，这些话题，不出几天，很快就会消失在其他的话题当中，现在还有多少人对假学历问题感兴趣？也因为这样，觉得有点无力，因为一件事情大家还没有讨论清楚，还在似是而非的阶段，视线就转移了。不过也因为这样，每一个下一个，总是会显得很热闹，因为如果事情真的辩论清楚了，下一个，大家也就不需要费那末多的口舌。 于是每一次都会想，既然如此的重复，还要不要参与讨论？ 只是迟疑一下之后还是觉得，还是应该表达，直到有一天，大家会觉得，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和常识。 看了一部电影，Letters to Juliet,里面的女主人公是New Yorker的fact checker,中文应该叫做内容复核员。也就是对杂志雇用的记者的作品进行核对，比如电影里面的例子，时代广场那张经典照片，水兵亲吻女护士，复核员的责任，需要找到当事人，或者目击者，证明这不是摆拍，真的是很随意所发生的一个场景。 New Yorker之所以成为New Yorker,当然是因为它对于品质的要求。这是不少美国杂志曾经坚持做的，比如记者作了一个人物专访，复核员会打电话给被访者，确认文章里面的话是否是被访者所说的。也因为这样，一些报道注定是无法刊登的，两种原因，一种是记者杜撰，或者道听途说，总之没有和被访者亲口核对，另外一种，被访者反悔了。 这样做的必要性？一方面为了媒体本身的公信力，避免报道在刊登之后被别人指出错处，另一方面，也对被访者公平。 前些天还和几个同行聊起这样的事情，常常遇到同行打电话来聊天，之后会发现，有的聊天内容变成了报纸版面的一部分，这让人很疑惑，不知道是把对方当成朋友还是采访者，因为毕竟，如果知道对方是采访的话，那些话该说不该说，自己自然会有分寸。 只是，坚持这样做的已经不多，不是一种适用于其他媒体的方式。媒体之间的区别，在于媒体老板的追求，或者在中国，在于媒体被如何定位，配合政府还是监督政府。 才知道朋友被炒鱿鱼了，因为在公司和同事聊天的时候说了公司的坏话，公司还出了一份Memo,指他有预谋的蓄意诋毁公司。不过这家公司这样做并不让人奇怪，一直以来有很多的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规定，比如文章里面不能够出现老板的姓氏，只不过作为一家香港的商业媒体，这样的管理，很难让人想象，如何成为一家有公信力的媒体。 当然，可能公信力本身就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所追求的，他只需要收入还媒体影响力所带来的实力，比如批评政府，很多时候是为了为自己争取好处。而且现实情况在于，如果读者并不在乎所谓的公信力，那末这样的经营方式被证明可以成功。 我们谈论新闻自由，总是强调政府的干预，其实除了权力，还有资本，除了一些媒体老板的从来不把媒体看成社会公器，而是自己的私产，还有赢利的压力造成的影响，比如广告客户。对于商业媒体来说，说到底还是老板更在乎什末，而在中国内地，则两样都无法避免。 很多中国的媒体人感叹媒体处于弱势地位，那要看像对于谁，对于公权力之外，媒体因为握有话语权，不可避免地要显得强势。也因为这样，在针对公民个体，只要不涉及到公权力的时候，特别是在进行道德审判的时候，真的要非常小心。毕竟，如果从道德的层面，谁也不完美，媒体没有追根到底，即便推托是体制的无奈，那也和那些站在渔船上捞尸体的渔民没有分别。 相信大部分的媒体人，除了报道看到的，谁都希望报道表象背后的，最终希望能够改变社会中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说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众，而公众不就是人民？但是每次刚要触及到深层次问题的时候就被叫停。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闾丘露薇的最新更新： 并非电影 / 2010-08-19 18:06 / 评论数( 13 ) 媒体的风险 / 2010-08-17 09:34 / 评论数( 9 ) 法治精神 / 2010-08-14 13:58 / 评论数( 11 ) 我的上海 / 2010-08-13 10:03 / 评论数( 9 ) 也说郭德纲 / 2010-08-09 23:09 / 评论数( 33 )

作者： 闾丘露薇  |  评论(1)  | 标签: 小贩 , 小贩管理队 , 城管 , 法律 , 香港 , 官话 一个七十四岁的老婆婆，因为在街边非法摆卖指甲钳等小商品，被食物环境卫生署的小贩管理队拘捕。老婆婆跪地求情，执法者不为所动，引发围观的街坊不满，一名七旬老伯伯挺身而出理论，双方引发争执，有小贩管理队队员报称受伤，警察介入，结果老婆婆和伤者送院，老伯伯惹上官非。 跪地求情，看得人鼻子发酸。以为在当今社会，这样的情景应该只有电影里面才有，但却是现实。就是前些天发生的事情。而如果真的是电影，通常还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显示执法者人情味的一面，除非要把执法者彻底描绘成反面角色。 这是去年的事情。 一名香港的流动小贩，在街边卖雪糕，为了多做点生意，附带卖起了棒棒糖。小贩原本开一家小店做小生意，只不过租金年年长，生意再也坐不下去。和太太都是伤残人士，找工作难，但是又不愿意拿政府失业援助，想自食其力，于是申请了小贩牌，每个月能赚上六千多元，维持生计。 生意做了不够半年，他被政府的食物卫生环境局告上了法庭，指他阻塞交通以及贩卖未在牌照内指名的商品，就是棒棒糖。不过在法庭上，裁判官责备控方只因为小贩卖30支棒棒糖告他，实在是处事缺乏弹性。建议执法者应该酌情处理，先劝谕警告，屡劝无效才上法庭。不过控方认为，如果纵容犯法行为，对其他的小贩不公平，而且让前线执法人员无所适从。 最终裁判官认为，小贩刚刚入行缺乏经验，而且没有案底，案情又不严重，轻判罚款一百元。这位72年出生的法官说，能够坚持在炎炎烈日下在街头摆档，其实是好事情，他亲自向小贩解释牌照的要求，并且强调政府执法，是为了保持街道整洁，并非为难他，他鼓励小贩，不要因为这次检控而影响工作，还承诺，如果正好经过他的小摊档，一定会去帮衬。 结果，几个星期前，法官遵守承诺，来到他的摊位前买了一瓶矿泉水，并且让他不要泄气，努力工作。 又好像在看电影：一个背负生活压力的底层百姓，遇到铁板一块的执法人员，在一个仁心仁意的法官面前，原本沉重冰凉的现实变得有点希望。这样的故事，看得人心里面暖暖的，而且，这不是电影。 还好，香港还有独立的司法，有不仅讲法理，也讲情理的法官，明白司法制度最大挑戰是要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小贩管理队毕竟不是城管。这个月底就要退休的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就指出，最大的挑战是确保实现普及的司法公义，在大多数的市民，包括中小型企业，都难以承担诉讼所涉及的庞大法律费用的时候，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作出纾缓，包括增加法律援助，向没有代表律师的涉讼人提供帮助，法律界提供法律公益服务以及使用调解服务等。 管理街头的非法小贩，当然是小贩管理队的职责所在，但是每当涉及到弱势群体的时候，执法的手法如果不尽人情，往往会引发公愤，甚至影响到政府的形象。这些人之所以宁愿做非法小贩，也不呆在家里面拿政府综援，有的是不耻不劳而获，也有的，希望综援可以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们。当政府不断告诉大家，要发扬狮子山下精神，却不让这样的生存方式存在空间的时候，很让人怀疑，所谓的狮子山下精神，是不是就是要心甘情愿的被剥削？ 小摊小贩，是一个自力更生的方式，而这样的方式，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孕育出一代中产，在八十年代的内地，孕育出第一批的富人，而在美国，小摊贩也曾经是美国梦的第一步。小摊小贩也是很多人的回忆，曾经是城市文化一部分，但是，最近这些年，却开始和公共卫生，市容势不两立。是人们的价值追求改变？还是被标签？ 内地最近出了一本书，讲述的是香港官员的为官之道。香港食物环境署署长卓永兴说：”内地的小贩管理困难重重，香港的小贩管理则从容很多。我觉得这是两个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在香港，我们很多时候把小贩看做一种人文风景，对有技术的街头工匠进行保育。但反观内地，这么多的无牌小贩，随机贩卖食物，不要说保育，就是管理也是困难重重。“ 书名叫做”并非官话“，唉，作为香港人，看看现实，只能说，这是把官话说的不像官话的一种新的境界而已。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闾丘露薇的最新更新： 媒体的风险 / 2010-08-17 09:34 / 评论数( 9 ) 法治精神 / 2010-08-14 13:58 / 评论数( 11 ) 我的上海 / 2010-08-13 10:03 / 评论数( 9 ) 也说郭德纲 / 2010-08-09 23:09 / 评论数( 33 ) 为人父母 / 2010-08-05 21:36 / 评论数( 6 )

作者： 闾丘露薇  |  评论(0)  | 标签: 媒体 , 法律责任 , 诉讼 , 新闻自由 , 法治 已见报，此为完整版 ———————— 如果不是因为有了网络的关系，曝光美国政府关于阿富汗的文件的事情，应该是由美国的那些传统媒体来做的。不过也因为有了网络，一万多份的文件，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公开。当年《纽约时报》公开越南战争的资料，因为版面的关系，需要分好多天。而当时的尼克松政府通过司法途径申请禁止令，使得报纸的报料差点中途戛然而止，不像网站，一瞬间，世界各地的人，只需要一部电脑，就可以得到这些资讯，对于美国来说，要制止，已经来不及了。 当然，美国政府并没有尝试通过法律途径来禁止资料的传播，因为在现在，同样是因为网络的关系，要终止传播已经是不可能的。不过更加重要的是，当年美国政府的司法部试图用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要求法庭发出禁止令，但是最终，在高等法院败诉。这一案件，也成为了保障新闻自由的一个标志性的案例。 其实，当年《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拿到了那些越战资料之后，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去面对的，而是整个报社，从下至上在共同面对。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因为这些资料刊登而被美国政府告上法庭，这不是这个记者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报社的责任。因此，报社在处理这些资料的时候，第一时间是寻求律师的法律意见，在确定从法律的角度存在辩护的空间之后，才动手进行资料的整理，并且决定刊登。而公司的律师团队，早已做好了要上法庭的准备。因此，当司法部在法庭上提出《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的哪些细节描述，触及了哪些机密的时候，《纽约时报》的律师团队，总是会飞快地提出反证，证明这些细节描述，在某年某月的公开资讯当中可以找到。 媒体报道引发法律风险，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同样正常的情况是，只要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个人没有触犯法律，而只是因为刊登的报道引发了纠纷的话，承担责任的从来都应该是媒体，而不是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因此，记者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因为工作而产生的问题，供职的媒体是有责任来面对和解决的。针对记者的诉讼，是无法成立的。 专业的媒体，审核程序大致相同，记者在完成了一线的采访之后，还需要经过编辑这一关，编辑的责任就是要针对记者的稿件多问为什么，减少报道当中存在的漏洞以及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如果一篇稿件涉及的问题相当敏感的话，还需要额外的审核。就好像当年，看到《纽约时报》因为刊登越战资料被告上法庭，终于拿到了越战资料的《华盛顿邮报》的高层们，无法判断是否能够承受得起可能因此引发的法律风险，结果是由报社的发行人最终拍板，决定刊发。 很多人经常会问，谁来监管媒体？其实媒体本身就是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运作。不过政府可以透过法律来限制媒体，也可以透过法律来保护媒体，让媒体能够更加放心大胆地进行舆论监督。比如英国的诽谤罪起源于16世纪，亨利八世为了打击政治异己而有了诽谤罪，美国参议院在七月底，通过一项法案，保护美国的记者，作家还有出版业者不受“告洋状者“的诽谤诉讼的侵扰，因为法案的支持者认为，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这些国家，以诽谤罪起诉非常容易，使得很多人跑到这些国家来告洋状，只要国会众议院通过，奥巴马签字之后就会生效。 认为媒体的报道有问题，用法律的方式，当然要比用其他的方式，比如恐吓，威胁，收买，或者是行政命令要进步的多，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最理想的解决方式。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法律成为被报道的一方的借口来滥用的时候，那是更加可怕的事情，因为对于媒体还有媒体人来说，找不到其他维护自己的权利的途径。 如果说，所谓的新闻自由都是相对的，就算是独立的商业媒体，在关键问题上，最终还是要由老板来决定，也因为这样，一个老板的抱负和眼光，可以决定一个媒体的品格。但是当纠纷出现的时候，尤其是作为官方拥有的媒体的报道，涉及的只不过是其他的商业机构的时候，法律在这个时候，却成为对方的武器，而媒体却毫无招架之力，那就是很诡异的事情了。如果说是官商勾结，但被攻击的媒体，本身不就是官的一部分吗？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闾丘露薇的最新更新： 法治精神 / 2010-08-14 13:58 / 评论数( 11 ) 我的上海 / 2010-08-13 10:03 / 评论数( 9 ) 也说郭德纲 / 2010-08-09 23:09 / 评论数( 33 ) 为人父母 / 2010-08-05 21:36 / 评论数( 6 ) 恶阿珍怎麽来？ / 2010-08-01 16:10 / 评论数( 14 )

作者： 闾丘露薇  |  评论(2)  | 标签: 法治 , 法律 , 法官 , 法庭 , 民意 , 法治精神 , 翟田田 , 美国 , 香港 今天已见报 ——————— 在美国坐了四个月的牢之后，中国留美学生翟田田最终回到了中国。他对记者控诉遭遇到的不公平对待，也否认自己曾经在电话里面说过，自己要火烧学校，而这正是让他惹上官司的关键，接电话的学校接线生报警，说他这样说了，而警方则报告了国土安全局，于是他被控“恐怖威胁”。 　　遇到这样的事情，最好的解决方法当然是通过法律程序。能否胜诉，关键在于律师的辩护，是不是能够让法官，或者是陪审团相信自己的清白；或者是证明，警方以及控方程序上出现了错误。程序正义，正是透过司法维护和保障个人权利以及自由的关键。因为既然官司发生在美国，想要用舆论甚至政治因素，相信作用不大。 　　民意是否可以影响审判？或者说，民意是否应该影响审判？我想先从香港最近的一宗案件说起。香港一直被人称道的是独立的司法，但是这宗案件的审判却在社会上引发一场讨论，甚至有人拿着标语上街，认定香港司法已死。 　　这宗案件的被告被控袭警罪，因为她开车被警察拦下之后，不但拒绝进行酒精测试，还打了警察一巴掌。本来这样的个案不会引发社会关注，但是这名女士的背景实在是太过显赫，伯父是终审法院的常任大法官，舅舅是行政会议成员，出身望族的她，这已经是第三次被控袭警罪。结果她并没有外界一些人所预期的那样需要坐牢，而是罚款八千港元，停牌一年，接受感化十二个月。 　　这样的结果很多人觉得不公平，有人从当事人的家庭背景认定是自己人维护自己人，也有人觉得，这证明法律最终还是保护有钱人，因为你可以请最好的律师。但是也有不少支持法官的声音指出这样一点：法官或者陪审员判刑，当然不可能百分百客观，毫无偏颇，因为这涉及到这些人本身的价值观，对法律条文的理解，甚至性格。有的严厉，有的则相信慈悲为怀，关键还是要看判刑是否依照法理，如果为了顺应民意而抛弃了法理，那才是对司法制度的冲击，才是司法不独立的表现。 　　在这宗案件上，正如法官指出，控方这次引用了刑法比较轻的条例，他是根据法庭的指引来做。他强调，不应该以人的身份来考虑判刑的轻重，就好像，如果当事人来自一个贫困家庭，那是否意味着就不需要接受法律的惩罚？他也指出，如果不满意结果，可以上诉。事实上，负责检控的律政司已经表示会上诉。不过在这次的争议当中，不少人看到了一些香港人对司法信心的动摇，而大家都明白，香港的成功正是基于法治。 　　要大家遵守规则，相信法庭，说到底依靠的是信心。这样的信心来自于法官在法庭上的公正，不向权力低头，不受金钱诱惑，不怕黑势力的威吓，经过时间的累积，才慢慢地形成，同时民众是否信仰法律也很重要。因为民粹的危险在于，把法理放在一边。当然，政府同样重要，这次案件已经有不少声音批评负责检控的有关方面厚此薄彼，对权贵家人下手比较轻，带头违背法治精神。 　　但是，社会是在不断地变化，法庭又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到民意。最近在香港还有一宗案件引发关注，一个拿到了女性身份证的变性人，因为出生证明上写的是男性，申请结婚遭到拒绝，她诉诸法庭，要为自己夺回婚权。如果她赢了，意味着可能要改变婚姻法对婚姻一男一女的定义。 　　法庭压后裁定，这名变性人是否能够拥有婚权，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社会会否产生震荡，在于大部分人是否能够接受了吗？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闾丘露薇的最新更新： 我的上海 / 2010-08-13 10:03 / 评论数( 9 ) 也说郭德纲 / 2010-08-09 23:09 / 评论数( 32 ) 为人父母 / 2010-08-05 21:36 / 评论数( 6 ) 恶阿珍怎麽来？ / 2010-08-01 16:10 / 评论数( 14 ) 保卫粤语？ / 2010-07-29 22:44 / 评论数(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