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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27日，参加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庆典活动的民众。 辛亥逸事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敬请垂注。 上午八点钟，铃声哗啦当摇过，川汉铁路股东会又将召开了。 不料代表股东罗纶登台报告：“现在有个好消息，督署派了一位军官来说，顷接阁部电报，持督部堂名帖请我们即到督署去商量办法。随即回来报告情形，希望大家不要散会。”大家都说好，于是几名股东代表离席而去。 代表们久出不归，会场里交头接耳的议论声嗡嗡地多了起来。洪雅县有个代表叫王小舟，表示他愿意打电话去四川总督府问问情况。 王小舟打完电话回来，说：那边的人说代表们正在谈话，一时回不来，请代表股东们多等一下子。 但这一等，就等到了下午。七月天，热得很，会场内又没有吃的，茶水倒有，越喝越饿。代表们饥热交迫，忍耐不得。有些人就想先走，哪知一出门就被人堵了回来。一位军官上台报告：“今天外面突发暴动捣乱情事，已宣布戒严，街上交通断绝，这个时候出去很危险，请代表们解严后再出去。” 代表们大哗。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兵根本不跟你说理，他只负责扛把枪守住门口。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当然也有人想再打电话去问督署，这番却打不通了。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饿了一天的代表们连吵架的力气都没了。有人拿出钱，要看守的士兵帮忙出来买几块锅盔牛肉，回答是：你们搞罢市，通街店铺都关门了，而且全城戒严，哪里还有啥子锅盔卖？ 终于可以走了。封堵会场的军队荷枪而退，走出公司大门，街上站岗的军警也撤走了。但是街上没有行人，只有若有似无的月色隐现。代表们搭帮结伙地回宿处，听得更鼓已经敲了三更。 他们不知道，已经出大事了。 死事 去督署的代表一共是九人，七人是总督指名（一人请病假），三人是自愿旁听。包括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蜀报》主笔邓孝可。 听说，刚走出川汉铁路公司的大门，带队来请人的军官就翻了脸，将九个人分别管押，像提拿犯人一样往督署送。 从公司到督署，要经过暑袜街、东大街、走马街。这几个人谁不认识？尤其是保路同志会各街道分会的同志，一见此状，马上就反应过来：川督赵尔丰要动手了！ 传言像热风一样在蓉城的街道上疯跑。尘埃与口水不断加入，传言又像气球一样膨胀。罢市中的成都本来就郁积着躁动不安的空气，传言更像一颗火星溅进了将沸的油锅。 当王小舟打电话问讯时，皇城内外的传言已经变成了：九位代表被当街拿捕，赵尔丰亲自审讯，危言恫吓，诬指造反，罗纶盛气抗辩，立被枪杀，余人皆锤镣丢监。 成都沸腾了。先是附近几条街的民众，捧着光绪皇帝的灵牌，拥往督院衙门请愿。更远处的民众听说，也捧着灵牌往督署赶奔。短短时间即凑合了千把人，把总府街堵得水泄不通，一堆一堆往督院辕门里挤。 自有保路运动以来，这是成都第一次完全自发的民众聚集：主要领导人都被抓了，各地代表又被困在会场里，谁来策动？谁来领导？人人都是热血冲动，只想着请愿救人。 一片哭喊声中，突然几声枪响，子弹飞向空中。 民众的哭声骤停了一下，但马上又响成了一片。龟儿子，那么多人，老子信你娃敢开枪？ 真的开枪了，据说是营务处总办田徵葵下的命令。子弹不长眼睛，这下子搞到事了哇？院坝内秩序大乱，民众四散。辕门内又冲出马队，追赶射击路人。正在此时，更远处的居民与城外农民闻听捕人，裹着白巾顶着牌位来请愿，正碰上马队开枪，当场又死了数十人。 赵尔丰下令关闭成都各城门。这时蒲、罗等人被捕的消息已由快马送往周边各州县，同志会员正在大举赶来，至则不得入，便屯聚在城门外。巴蜀首府，登时成了一座围困中的孤城。 这是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的事。 保路 决定罢市、罢课、罢工，是在闰六月二十九（8月23日）的股东会、同志会联合紧急会议上。紧急会议召开的原因是：那日督署转来李稷勋为宜昌分公司总理的电文。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定建筑川汉铁路，宜昌以下由湖北担负，宜昌以上由四川担负。朝廷也下了旨意，允许川汉、粤汉铁路向民间资本开放。川汉铁路全长三千余里，预计需银七千万两。 以四川当时的社会资本状况，要说仅靠招股集齐三千五百万两的半数资金，难于蜀道。所以四川的集股办法，与湖南一样，分为购股、商股、租股三种，五两一小股，五十两为一整股。前面两种好理解，无非是各县知县召集地方绅民，连劝带派，而且宣扬民办铁路是“与洋人争路权”，用商业利益与爱国主义两套说辞来吸引股款。“租股”则是按粮册摊认，于每年征粮时将股份摊入田亩征收。各县因此都专设了租股局，按期征收。 这样一来，从地主到佃户，都得为川汉铁路卖力捐资。四川当时人口约五千万，有两千来万人拥有川汉铁路股票，除去少数民族和极贫困人口，可以说，全川稍能温饱者，无不是川汉铁路股东。一旦铁路股份出了问题，跟每一个四川人都切身攸关。 川汉铁路从建筑计划公布之日就争端频现。四川负担修宜昌至成都的路段，最难修的就是三峡一带，而三峡一带大半属于湖北，四川只有巫山一个县。建筑计划是先修宜昌至夔门段，很多人认为用四川人的股款，却先造福湖北人，想不通，希望先修成渝段。这个提议催生出了一个组织叫川汉铁路改进会，主事者是一帮留日川籍学生。虽然川汉铁路督办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保路同志会的骨干。 川汉铁路争端，说来话长。要言之，铁路修建因为工料、款项、人事、投资等诸般原因，迁延日久，其根子，恐怕还是“官督商办”这个体制下，官与商的矛盾难于解决。盛宣怀主打提出的铁路国有政策，实在也是考虑到铁路越拖越久，材料积压情况严重，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本身已经影响到筑路各省的社会稳定。如191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正式提出“收路”的奏折中所言：“四川湖南现因兴造铁路，创为租股名目，每亩带征，以充路款。闻两省农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迫收尤觉难堪……深恐民穷财尽，欲图富强而转滋贫弱。” 正是这个理由，让清廷认为收路有益民生，“必无阻挠之虞”，才草草下了这个决断。 四川人也并不想年年把钱往这个无底洞里扔。不过这路已经修了八年，钱扔得不少，总要对股东有个交代吧？股东会的决议是：要求政府将历年用款，用六成现金加四成股票的形式还给股东，尚存的资金七百多万两也由股东会处理。 盛宣怀如何肯认这个账？如果承认这些条款，四国银行的借款连还债都未必够，还谈什么继续修路。朝廷的政策，是将以前的股票全部换成国家股票，等路修成了再慢慢还。 这下把四川股东惹毛了哇，大家说：既夺路权，又不认倒款，更提现金，形同抢劫。最坏的是，盛宣怀仗恃他是邮传部尚书，不准各地电报局译发关于铁路文电，也就是说，川汉铁路公司总部要跟各地分公司、租股局联系，只能恢复以前的快马急递，这不是束缚人民与团体的通信自由么？谘议局的议员们拍桌大骂。 三天之内，保路同志大会便轰轰烈烈地在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的大厅内宣布成立了。五月廿一日（6月17日）的到会人数，足足在5000人以上。 声势虽大，但主张“保款”的人还是多于主张“保路”的人，用谘议局副议长肖湘的话说，是“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但在向朝廷上奏、请愿将近两月之后，政府不仅一点儿没有松口，反而因为李稷勋之事，矛盾空前激化。 李稷勋是四川秀山人，1909年以邮传部左丞参议的身份被派往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任总理。他本来是反对铁路国有的，但不知是受到了顶头上司盛宣怀的压力，还是放弃了本土立场转而为政府利益谋，同意将川路余款转为国有路款。如此一来立遭千夫所指，股东大会有人宣称“盛宣怀卖路于前，李稷勋卖路于后，是害吾川之生命财产，皆二贼所为，吾川人必誓杀此二贼”。 然而盛宣怀决意强硬到底，联合川汉铁路督办端方、总办瑞澂等人联名上奏，派李稷勋继续主持收归国有后的川汉铁路宜昌段建设。消息传来，全川沸腾，罢市罢工，势所必然。 1911年中国的铁路。 左图：参与领导了推翻清朝川东政权的武装起义的张培爵（1876－1915）。 右图：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1846－1911）。 罢市 罢市、罢课、罢工，全城“三罢”，在四川肯定是头一遭。尤其是罢市，毕竟大部分手工业者小商贩是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如果罢市通告发出影响不大，或因为生活压力不能久罢，或因军警胁迫不能贯彻，做不到全城关门，就会变成全天下的笑柄。 “列位！盛宣怀奏准钦派川人所公请撤换的李稷勋为宜昌总理，系为执行他的丧权辱国之借债合同！盛宣怀是一个卖国媚外的汉奸，李稷勋是一个卖省求荣的败类，应该约集全省同志一致起来反对，先从省城做个典型。要求全城各界同志实行罢市、罢课，来抵抗邮传部违法丧权的专横政策。大家如赞同这个方式，请从今天实行！” 保路同志会副会长罗纶的话音未落，全场的狂呼声、鼓掌声已经响成一片。几百人高呼：“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 会一散，立即按照昨晚商定的部署，同志一齐往办事处领取传单，然后分成两队，直奔商业场。 商业场是成都商业的中心区，这里如能全面罢市，则全城关门可望实现。分成两队的用意，是第一队先进去挨户发传单，只简单地说“请即关门赞助”。第二队再跟进，发现有怀疑观望者，再加说明劝导，务使每户关门。 上午十点，第一队人马进人商业场后门。 进程意外的顺利。从第一户开始，商铺户主才看完传单，立即去搬铺板关铺门。散传单的走到哪里，铺门就关到哪里，渐渐第一队的话都不必说，只要将传单递过去，第二队更是无所事事。偌大的商业场，便只听见脚步声和铺板声，混在一起根本分不出先后。 于是领头者当即将两队分成若干小队，加快进度。说来吓人，成都府大街小巷，上千上万家店铺，几乎都没有二话，有些店铺只有小孩看门，搬不动铺板，宣传队就帮他搬一搬。才大半天工夫，成都的时钟就停了。 各大街的中心都搭起了临时牌楼，高比屋檐，宽与街齐，上设香案，中间立“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绪的牌位。两边的对联是从光绪的上谕中摘出来的：铁路准归商办，庶政公诸舆论。保路同志会街道分会天天在此开会，痛骂盛宣怀、端方、李稷勋。 最狼狈的是各级官员，他们上下衙门，原本就是张伞喝道皂隶净街，现在见了光绪的牌位，格于规制，只好下来叩头行礼，步行通过，再行上轿。可是每条街都有牌楼，这……这也太不便了吧？那末，绕行小街？可是这些刁民发现了，再小的巷他们也扎个牌楼……很多官爷最后不得不撤轿，跟班拿着衣包，微服步行偷偷溜过去。 罢市从七月初一开始，半个月不见停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内外交迫之下，赵尔丰才搞出了七月十五捕人开枪的大动作。 独立 同志军搞七月围城，成都变了孤城一座。沿途交通被截断，各县向首府的解款全停。这时出现了所谓“水电报”。 一般记载，“水电报”由同盟会员龙鸣剑于城南农事试验场发明，他们将几百片涂了桐油的木片投入锦江，顺水漂向川南各地。木片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但也有人说，“水电报”是赵尔丰为了坐实蒲、罗等代表的造反罪名，吩咐下面的人伪造了“油粉兵符”，上写“调兵进省救援”等字样，投入江中，再自行捞起以为证据。没想到弄巧成拙，投入水的多而捞起的少，木牌顺流而下，反而帮助保路同志会传播了信息。 最大的可能是两者皆有。据犍为人宁芷村说，他当时正好搭船从嘉定（乐山）回犍为，沿江看见许多木片，“捞起来看，上面有不同的写法，大都是报告消息，主张抗粮抗捐，组织同志军，坚持力争等等。而且他看见很多人在岸边守候水电报。 七月廿八日（9月20日），传来消息，朝廷命岑春煊来川“助理剿抚”，而且朝廷对川汉铁路的意见也很不统一。盛宣怀仍是秉持此前不准邮电互通保路消息的政策，认为隔绝舆论，有助于平息风潮。不过邮传部管不着报馆，他求助朝廷，希望民政部能出面，“严禁各报登路事”。然而民政部大臣桂春持反对意见，认为只要保证报纸报道“不得故作危词”、“不得附和乱党语气”，亦不必“过分束缚”。 这一来明显看出，朝廷也在剿抚之间因循，而且“抚”的意见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又过两天，岑春煊《告蜀中父老子弟书》的电文也传到了四川。这位前任四川总督的文告写得很动感情： “春煊与吾蜀中父老子弟一别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否？春煊则固未曾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丁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唏嘘之苦，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父老子弟苟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属事理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委曲上陈，必得当面后已……父老子弟果幸听吾言，春煊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 而且他还向外界表示，平息四川乱事，有三条对策：（一）发还商股；（二）释放蒲殿俊等；（三）请朝廷下诏罪己以收人心。 这些对策完全与赵尔丰的举措相反，赵当然深感不安，作为因应，他一面致电朝廷，力阻岑春煊来川，并有“岑不来犹可若，岑前来恐终无宁日”之语，另一面，也向川内表示和解的意向。 9月23日，同志军自动解成都之围，四乡的米炭蔬菜得以进城，成都人的便溺垃圾也可以运出去，这座古城忍受了一个月的罢市、半个月的围困，终于回复了生活的正常。 武昌起义爆发，赵尔丰再也打不起精神来“平乱”了。眼瞅着全川有数十州县已经声称独立，川边平藏的部队被同志军挡着回不了省城，还有那个端方端老四，呆在资州，似乎随时来取己而代之，赵尔丰无复往日威风，也默许手下跟谘议局那帮立宪派你来我往地商量，尤其是听得传言说“宣统爷从北京跑了”，吓得赵总督一身冷汗：大清朝……怕是要完。 磨来磨去，总督衙门提出了一个“官定独立条件”，主要强调“不排满人”、“安置旗民生计”、“不论本省人与外省人视同一样”、“不准有仇官言动”，这些是赵尔丰为自己与下属、旗人提出来的条件，其余如保护外国人、保护商界、不准仇杀抢劫、维持藏边防务，倒是跟绅方提出的独立条件一致。 条件谈定，11月26日上午，赵尔丰将关防大印移交给新成立的军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宣告成立，赵尔丰发表《宣布四川自治文》，蒲殿俊发布《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独立书》。 像是为了呼应这个日子，就在这一天凌晨，湖北来的新军冲进资州行辕端方的卧室，杀掉了这个清末最出色的旗人大员。四川人从保路到反清的斗争，到此有了一个转折点，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巴蜀的乱局，这才刚开了个头。 via 让我们一起来胡扯吧： 古装剧《龙行天下》全集迅雷下载 (@longbuluo) 为什么植物的种子能“无脚走遍天下”？ (@10why) 再说常识——由《一沙一世界》及《家国天下》而起的废话 (@dharmasong) 为什么小龙女跳崖16年，杨过右手变得天下无敌？ (@fanjian) Android 2.3.3第三方ROM放出一天下载15万 (@danteng) 无觅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新鲜资讯传播媒体与分享平台

三点暗含革命宗， 入我洪门莫通风， 养成锐势复仇日， 誓灭清朝一扫空。 反诗一首吟罢了，射雕英雄，书剑恩仇，深山密林，街巷阡陌之中，又多了几条劫富济贫不怕死的好汉？ 一句“反清复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清代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和天地会(俗称“洪门”)有关？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福建杜浔天地会首领卢茂起事反清失败，官府抓捕天地会会员365人，卢茂等43人被押赴市曹斩立决；清道光二十年，湖南水灾，米价骤贵，官商勾结盘剥，民不聊生，湖南新宁天地会首领李沅发率众起义，杀贪官，砸监狱，清兵围攻，李沅发负伤跌落崖涧，被俘解京就义；太平天国时期，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等攻克广西浔州府(今桂平)，改浔州为秀州，府城为秀京，国号“大成”；而最著名的，则是天地会分支小刀会在上海的起义…… 至辛亥革命，洪门兄弟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曾亲密合作，有钱的捐钱，没钱的冲锋陷阵慨而慷，抛头颅洒热血的，不仅有革命志士，也有这些古道腾驹、危峦快剑的帮会兄弟。 不论是以雇佣军的方式，还是自发自觉投身于革命热潮，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可歌可泣的历程中，帮会扮演了极其隐秘而又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没有帮会，就没有辛亥革命！ 但是，这又是一群被遮蔽的人。民国成立后，无论民国政府还是革命党，都迅速与帮会撇清关系，曾经的同志加兄弟，倏忽竟成路人，亦可谓中国革命史上一段由爱生恨的秘辛。 历史悠悠，如白驹过隙，东方大白之时，群雄伫立的身影，依旧苍凉。 惊回首，倒海翻江卷巨澜，血铸辛亥！ 帮会射雕英雄传 同盟会总章中写得非常清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如何否认得了帮会作为辛亥革命主力军的地位？ 民国八年(1919年)1月9日，蔡元培和张相文致信孙中山，要求其公开会党秘史。信全文如下： 中山先生大鉴： 顷接方兄寰如来函，欣悉国史征集，荷为先生允为间日演讲，逖听于余，至为佩慰。盖以民国成立以来，群言淆乱，是非不明，不有信史，另以昭示来兹？且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故元培与编撰诸君公开斟酌：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仿司马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斯其难也。唯兹诸党会既属秘密组织，迄今事过情迁，往往不能言其始末，再阅数十年间，窃恐昔年事迹不免日益湮没，滋可惧也。所幸先生以创始元勋，不吝教诲，征文考献，皆将于是赖之矣。手此，即颂 勋安 蔡元培、张相文谨启 对此，日后的逆骨李敖如此点评：“国民党革命成功，本来是靠着黑社会的帮助，所以老同志蔡元培、张相文写信给孙中山，说我们写历史，对黑社会的帮助‘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 一个以共和革命元勋自居的领袖，怎么能与帮会扯上关系？孙中山回信矢口否认同盟会与帮会之间有什么瓜葛：“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之也。” 蔡、张二人接信后又强调，秘密帮会“乃与共和有直接关系，然固亦秘密党会也，且亦多吸收各会分子，此中离合之迹，戏未易分明。”蔡元培一介书生，还要“饮水思源”，孙中山是政治家，想法就有所不同了。 不过历史就是历史，终会留下蛛丝马迹，连国民党右派元老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山先生鼓吹革命之始亦以洪门会馆为对象”。同盟会总章中就写得非常清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如何否认得了帮会作为辛亥革命生力军的地位？ 你要做老大，我也要做老大 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回到长沙后准备发动萍浏醴起义。这一年，正遇荒岁，萍浏醴各县，米价连创新高，民众苦不堪言。天时俱备，尚欠人和，同盟会会员蔡绍南、魏宗铨广为联络帮会，以为革命主力。不想风声走漏，仓促应战，终于败北。孙中山总结经验，觉得虽败，但革命高潮可能近在眼前，乃慷慨陈词：“义愤的火焰大有烧尽爱新觉罗残骸之势，如不乘此时机气势，我党又何能以陈、吴之救国？”陈、吴者，陈胜、吴广也，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先生，脑海中浮现的，不是华盛顿的美国模式，终逃不脱中国农民起义的精神感召。所以孙中山在之后的起义中倚重帮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是时，孙中山令旗高举：“即将传檄十八省会党，联络声气，立即举事。”1906年，三合会领导人许雪秋加入同盟会，担任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潮州起义。他一到潮州，就拉来帮会兄弟——潮州三合会首领余丑、余通，在起义中担当骨干。帮会涣散，军法难以约束，早年杀人越货的老账，百姓可没忘记，以为又是飞贼大盗乱我中华，只可旁观，不可近玩，终不能以一点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这也是武昌起义之前历次起义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钦州防城起义的领导人是流亡越南的前广西三合会起义首领王和顺，原芒街帮会头目梁少廷和梁瑞阳为副手(而这二梁素来不睦，为日后黄兴钦廉上思起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1907年9月1日，起义军500人在钦州壬光山起兵，5日得清军内应，攻占防城，在城内发布公告《告粤省同胞书》：“本都督少居父母之邦，长怀四海之志……奋入洪门，奉其宗旨，以反清复明为职。”已经清楚表明了他的阶级出身。 帮会的性质，就是你要做老大，我也要做老大。钦州起义失败后，王和顺部退入越南。镇南关起义时，王和顺这支有生力量自然是起义的首选，可是当时他在当地发展的帮会头目黄明堂竟不听他的调度，王和顺只好又退回越南，而黄明堂孤掌难鸣，镇南关起义的结局，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1908年，黄和顺在越南休养生息后卷土重来，连克河口、新街、万河等地，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出榜安民，本来也算形势喜人。不想孙中山派了个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空降黄部，任命他为云南国民总司令，想要把军权掌握在革命党的手中。面对钦差大臣，黄明堂可不吃这一套，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尴尬的一幕：“黄八(明堂)既据有械药，又不听调度，克兄(黄兴)乃如客矣。”没有革命党人的坚强领导，一帮旧式帮会喽罗，能成什么气候？最后，黄和顺部也没成势多久，就被清军击败，退居越南，又被越南法军缴械，押送新加坡遣散了事。 逼上梁山，改朝换代 帮会终究是早期革命中的生力军，至少在传播声势的意义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谈到帮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自然不得不提四川哥老会。 哥老会者，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宗教帮会组织，虽然没有“反清复明”的夙愿，但也是一支重要的不安分力量。1906年初，同盟会四川支部主盟人黄树中请四川哥老会首领佘英于日本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其为四川大都督。佘英回到四川后，积极举事，此时的哥老会和同盟会，不分彼此，同盟会会员熊克武，就加入了哥老会，同盟会方面还制定了《革命党入会意见书》：“兹闻贵会提倡大义，正与鄙人宗旨相合，是以仰求阁下介绍入会，如承允许，贵会所有条规情愿遵守，倘有虚伪，任从处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也为日后其他政党加入国民党提供了一个先例。 1911年8月，四川同盟会与哥老会商议，将保路运动引向革命，当时川东、川南、川西地区的负责人都是哥老会首领。9月7日，哥老会首领秦载庚、侯宝斋率领的部队在郊外与清军激战，而另一路由哥老会张捷先率领的部队则在围攻成都，哥老会罗子舟部攻打雅州府城，再加上各地新军、共进会、孝义会的起义军四处开花，四川风雨飘摇，11月2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宣布自治，几天后，赵尔丰被斩首示众，四川光复。 当时革命党并未统一，除同盟会外，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其实就是一个帮会组织。发起人的身份，大多为长江流域帮会成员，兼具同盟会身份，既然与帮会渊源颇深，自然会想到利用帮会进行革命活动。共进会入会的方式也很帮会化：开堂、烧香、结盟、入伙，不像革命，倒像是上梁山，其流程，和哥老会入会时几乎一模一样。湖南革命党首领正是共进会的焦达峰，他很重视帮会的力量，1909年他在浏阳普迹市大开山堂，10月进攻厅城的战斗吸收了哥弟会的势力。 陕西则是又一个会党帮会势力盘根错节的省份。当时陕西军队中很多人都参加了哥老会。1910年7月9日，陕西同盟会的井勿幕、张钫等人与哥老会首领张云山、刘世杰、万柄南等在西安大雁塔秘密碰头，歃血为盟。1911年10月22日陕西新军起义，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哥老会。西安光复后，各地的哥老会风起云涌，临潼、富平、榆林、潼关等地，哥老会连战连捷，哥老会兄弟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民国的开国国旗。 但帮会终究是帮会。佘英的哥老会还没起义，坊间已经在风传：“佘大哥要当皇帝了。”毫无革命的规划，还是改朝换代的老观念。1909年3月的起义之前，佘英手下的一些帮会人员逼他发放每天要发的400文饷银，又泄露了起义大事。佘英所部在小规模的起义后，迅速失败，在叙府豆沙关被俘遇害。 上海青帮：改变民国历史 这些会党，多少是真心革命？多少又是冲着钱而来的雇佣军？ 当时，在不能发动群众，又策反不了多少新军的背景下，帮会的亡命之徒几乎是革命党手中唯一的王牌。 在浙江，因鲁迅而为我们熟悉的王金发起义之初，依仗的其实也是浙江帮会。在上海，青帮大字辈李征武和同盟会关系密切，日后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就拜在他的门下。哥老会天目山聚义堂当家三爷、青帮通字辈刘福彪在辛亥上海起义中身先士卒，立下汗马功劳，刘本人也被炸弹炸去左脚踝骨。1911年11月3日，刘福彪率领300位敢死队队员猛攻江南制造局，并在次日光复军的支援下一举拿下制造局。3天后，在推举沪军都督的会议上，原本定陈其美为军议长，不想刘福彪突然拔出手枪，猛地拍在桌子上：“陈其美昨天吃了苦头，现在给他做一个军议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义。”结果硬生生将陈其美推上沪军都督的宝座，亦可见两人关系之铁。 而影响了日后中国历史进程的还不是李征武、刘福彪，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应桂馨——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上海起义前，陈其美帮助应桂馨摆平了宁波强占民房事件，应桂馨则投桃报李开始帮陈其美搜集情报。 民国成立后，陈其美全力支持应桂馨筹建青帮、洪帮及哥老会公口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应桂馨任会长。没想到应桂馨竟吃里扒外，1912年密会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后，应桂馨就成为埋在国民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沪宁火车站的几声枪响，将彻底改变民国宪政史的历程。受到赵秉钧密令，应桂馨指使刺客武士英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应桂馨自认有功，结果被灭口，死于北上京津铁路的头等客车中，兔死狗烹，应桂馨也没有好下场。 至于陈其美本人，盛传其也加入了青帮，但是他的侄子陈立夫在《风云扫荡中国》一书中却否认了这一臆测，不可否认的则是当时青帮分子在革命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民国成立后，帮会成员自由散漫、山头林立的局面亟待整治。不论是袁世凯一方，还是革命党一方，都觉得此风不可长，遂采取取缔、打压政策，引起帮会成员的反感应该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应桂馨在接受庭审时也抱怨说：“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也反映了当时帮会成员的一般心理。 宋教仁、陈其美及其副手韩恢先后遇刺，革命党改造青帮的计划只能搁浅。直到1919年，蒋介石在上海股票交易所里当掮客时，通过虞洽卿结识了黄金荣，成为其门生，国民党与青帮的联系才变得更为密切。黄金荣的弟子黄振世回忆说，当时蒋介石想要筹一笔路费，好去广州追随孙中山，只是囊中羞涩，只好求助黄金荣了，虽然那时候黄金荣还没有加入青帮。这一说法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1929年9月23日的文件中有明文记载，当属事实无疑。蒋本人是否是青帮成员有争议，但是一本青帮手册中，记载有青帮兴武六悟字辈成员、奉化人蒋德政的名字，这被认为是蒋介石在青帮中的名字。 蒋介石的时代，上海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权倾一时。1951年，《黄金荣自白书》在《文汇报》刊出后，“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响彻上海滩，这个80多岁风烛残年的老流氓此时只好“顺应潮流”，扫起了大街，而青帮的气焰与势力，也随着这位大佬的扫帚一起付之东流了。 没有帮会就没有辛亥革命 任何帮会都是一把双刃剑，这是革命党在革命时期要利用之，在和平时期又意欲灭除之的初衷所在。但既然是黑社会的会党，你在明，我在暗，想要他们一夜之间弃暗投明谈何容易。 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见到邵雍教授时，他正在为博士开题提供意见。高高瘦瘦、斯斯文文的邵雍教授是中国研究秘密社会的权威之一，那些遮蔽已久、被刻意隐瞒的历史事实，逃不过邵雍先生的眼睛。他的《中国帮会史》下编、《中国会道门》、《中国秘密社会第六卷·民国帮会卷》、《民国绿林史》等重要著作让那些绿林好汉亡命之徒重见天日，黑暗社会中的英雄与流氓，不再屈服于帝王将相之下，走入我们的视野。 上海，也曾经是流氓大亨呼风唤雨之所。清末的上海，帮会林立，在黄金荣、杜月笙成为带头大哥之前，青帮、洪门不好惹，连奉贤肖塘一带都有南桥帮：“有的是全国性系统，比如青帮、洪帮、哥老会。南桥帮属于地方性帮会，就和上海当时的小刀会是同一种性质的帮会。南桥帮也很可能是江南青帮活动的分支，对于清朝统治是一种巨大冲击。所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民众，也破坏了清政府的统治。” 任何帮会都是一把双刃剑，这是革命党在革命时期要利用之，在和平时期又意欲灭除之的初衷所在。但既然是黑社会的会党，你在明，我在暗，想要他们一夜之间弃暗投明谈何容易。 众所周知，中国帮会，肇始者，天地会也。金庸先生的一本《书剑恩仇录》，将天地会与清廷作斗争的故事铺陈得荡气回肠，令人心向往之。虽小说家流，但也不可一笑置之，邵雍先生说：“金庸写的天地会，有一定历史根据，就是天地会的传说故事——火烧少林寺，编造了一个不是我负朝廷而是朝廷先负我、造反有理的故事。有几个和尚在北京揭了皇榜帮助朝廷击退一个西虏的入侵，但是出家人并没要皇上想给予的赏赐。奸臣时不时在皇帝耳边讲这帮家伙是有野心的，他们什么都不要那就只是想要你的皇位了，最后皇帝听信谗言派人一把火烧掉了这座寺庙。有5个人逃出来了，在广东惠州于万云楼碰头，歃血为盟，反清复明，是天地会的雏形。” 可以说，没有帮会就没有辛亥革命。帮会，作为一支神秘的革命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因为其多少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背景，不论是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还是解放后的正史，都对这段历史及其相关人物讳莫如深。好在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的终究无法抹去。 从反清复明到反满兴汉 《新民周刊》：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帮会，为什么清朝没有能力斩草除根将其彻底清除干净，反而使其成燎原之势？ 邵雍：清朝政府其实一直想把帮会镇压下去的，但是帮会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反映，而且在清朝末年有了新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陶成章等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帮会，与一些帮会首领建立联系。帮会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机，有一部分帮会革命化，并且同情革命，有了新的苗头。帮会和革命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反满的民族革命，因为反清复明就是共和革命的第一步，推翻满族皇帝。反清复明口号随时间推移内涵有变化，清初的时候这个口号激动人心，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复明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所有明朝皇室后裔都被赶尽杀绝了，名号保存其实是汉民族的标志，就是等于反满兴汉。 《新民周刊》：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等早期革命党武装斗争，其实质是否都可以视作是“反清复明”的帮会起义？ 邵雍：历史是多重因素合理的结果，这些起义大体上来讲是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新派的影响。本体还是旧时的帮会，基本群众还是原来的成员，虽然领导者有新思想的灌输，并且新思想是主流，但是思想还是不能统一，惠州起义中既有孙的旗号也有秦(大秦国)的旗号，类似这种情况在自立军中也有。 《新民周刊》：致公堂是怎么帮助革命党海外筹款的？ 邵雍：美国致公堂，是华侨努力下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同革命党建立关系是孙中山的开发，他是靠基督教会得到支持，经过人介绍在檀香山进入致公堂，后来就去美国发展了。他设计的制度是双赢策略，重新登记致公堂，亲自修订致公堂章程，提出的纲领和后来的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另外带着致公堂的领导去各地登记，召集演说，表达自己的革命道理，收取经费，这样提高了凝聚力也提高了经济实力。到了后面要武装起义暴动的时候，在大陆筹钱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海外，大多数都是靠致公堂筹集的，真正有钱的人对这种革命也不是很感兴趣，感动的是中下层人民，很多矿工把自己的工钱捐出来也不求回报，所以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洪门筹饷局在加拿大就已经有了，中下层民众商量把致公堂的会所公产抵押出去，支持孙中山革命，美国致公堂和加拿大致公堂贡献率在70%左右。 《新民周刊》：日本黑龙会曾经帮助过孙中山吗？ 邵雍：跟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联系的。这与从1895年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改变是有关系的。割台湾和巨大赔款引起民众的反抗仇恨情绪，为了防止中国的崛起，控制清朝政府，日本政府实行两手政策，就故意联络孙文，利用孙文和清政府作对。民间还是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人，比如宫崎寅藏，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资助革命。但是日本政府财团军阀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帮会与革命党：利用与镇压 《新民周刊》：帮会和革命党之间是否也有矛盾和意见分歧？ 邵雍：分几种类型。革命党本事比较大的，比如孙中山在檀香山参加致公堂的时候，由于当时有些威望，致公堂让他担任红棍，所谓红棍就是三合会的第一把手——三个主要职位是红棍、白扇(军师、参谋长)、草鞋(联络官)——是对孙中山的承认。还有一种是互相参加，比如说陕西的哥老会成员参加到同盟会，同盟会的人参加到哥老会，实质上就是两套系统同一帮人，这种系统在美国也搞过，同盟会的人参加致公堂，这种情况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致公堂属于下层社会，同盟会都是青年学生，以前都是互相看不起的，然后大家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抛弃以前的成见，这是比较好的情况。比如在上海，在市区可以做到这一点，在郊区就不可能深入大规模发动群众，所以整个辛亥革命在农村中波澜不惊，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有一个农村大变动。 《新民周刊》：革命党是如何处理与帮会之间的关系的？冯玉祥也是哥老会成员，贺龙的姐夫谷绩廷就是湘西哥老会的首领，在国共的高级将领中，与哥老会关系密切的也非常多吗？ 邵雍：从当时的整体态势来看，革命党当时力量特别弱小，很多人胆小都是不敢参加的，只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人不以为怪，所以说是相濡以沫，大家都有共同目标，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实际合作阶段，孙中山在西南地区发动的几次大规模的起义，采取雇佣军的方式打仗，出现了很多问题，往往都是思想教育不够，还有个别人不听指挥，换了黄兴亲自指挥也不听。还会带来负面作用，本来革命军堂堂正正的，但是和会党合作，以前骚扰老百姓印象不好的人现在也变成革命军了，胡汉民是深有体会，以前群众基础很好的地区，现在门都不让进了，就是说他们和会匪合作。还有一个全国性通病，组织纪律性、保密性极差，往往一些很好的行动就被几个不负责任的人在喝醉酒的情况下说漏嘴了，没有造反就被政府的眼线发现，被破坏了。大致在1908年之后，工作重心就转移了，认为会党发动容易，但是要控制很难，所以重点放在搞新军的工作上了。后来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就是由新军为主力了。流氓无产者是很难处理的，引导得好就可以走上革命道路，引导得不好就只能成为革命的敌人。 贺龙也是哥老会的，没有哥老会，贺龙不可能在白色恐怖之下乘轮船回到家乡。回到家乡之后靠他姐姐贺英的家族武装，还是哥老会的武装系统。国共高级将领与帮会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比如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都督焦达峰就是共进会的领导，他代表穷苦人的利益，所以当权不久就被立宪派暗杀掉。还有陕西省，除了第一把手是同盟会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哥老会的成员，使陕西同盟会的一帮人在抱怨，起先是他们在干革命到后面就成哥老会的革命了，有点失控了。 新民周刊：辛亥革命之后，为什么许多军政府对帮会采取了镇压政策？帮会又是如何应对的？ 邵雍：比如说孙中山颁布了一些法令进入哥老会，历史又进入另一种循环。产生分化组合，还没有到袁世凯镇压的时候，陕西军政府就已经下手了，把原来的同道者镇压下去，想建立革命新秩序。二次革命的时候，发现势单力薄，在袁世凯武装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形成错综复杂局面。当然袁世凯自己也镇压的，各个层面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统治管辖区能达到稳定。所以帮会的日子都是不好过的。 新民周刊：陈炯明后来成为中国致公党第一任总理，他之前和致公堂及洪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当时以海外洪门为主的致公堂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 邵雍：早期跟致公堂没有关系，1912年，美国、加拿大致公堂回来了，他们要求在国内发展，要合法化。但是孙中山不同意，根据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理念，这种秘密帮会显然是不符合章程的，又不好直接回答，就让他们去找陈炯明、胡汉民，互相踢皮球。孙中山答应致公堂革命以后会回报他们，但是没有下文。致公堂有怨恨之心，等到孙中山和陈炯明闹翻之后，自然拥护陈炯明，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关键词：暗杀 新民周刊：在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帮会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分化，比如应桂馨这样投靠了袁世凯是不是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邵雍：袁世凯就是利用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最终掌握民国的霸权。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需要稳定，秘密社会要禁止，在普遍镇压的同时个别收买。最成功的一招就是收买青帮的应桂馨，应桂馨以前是同盟会的人，陈其美以前帮应桂馨解决了一些个人问题，应桂馨就报答陈其美，主要表现在谍报方面，在酒楼、饭店、妓院、赌场等都有很多眼线，情报很快。孙中山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武装护卫就是应桂馨负责的。民国临时政府也要纠正不符合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东西，也希望把原来的帮会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团，应桂馨这些人就会有想法了，革命成功之后你们抛头露面我们却什么好处没有捞到，产生离心力，这一点被袁世凯利用。通过一个特务头子洪素祖进行个别策反，带他去见江苏省的军政府都督，委任为稽查长，每月给1000块大洋帮政府做事，这还不够还去面见袁大总统，为了利用他，爽气地给了一个头衔——全国驻沪的一个稽查长，费用升至为3000元，这样一来，应桂馨就成为潜伏在革命党内部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通过密电向国务院总理报告，所以宋教仁最后还是死在应桂馨所收买的枪手的枪下。 新民周刊：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与陈其美，与帮会是怎么样的关系？ 邵雍：有很大关系，这个成为一些电影的重要情节，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革命党和帮会合作当中谁影响谁。应该说是交叉影响，革命党让帮会革命化，帮会在某种程度上让革命党帮会化。最明显就是反映在陈其美身上，他在攻打上海制造局那一天，想说服制造局负责人和平解决，但是却被扣押，是其他武装力量比如说光复军把他救出来的。后来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几天之后进行选举上海军政府都督，主持会议的李平书说，论功劳应该给李燮和，陈其美的手下青红帮的头头就不舒服了，拿出手枪为陈其美抱不平，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很不情愿地选了陈其美做了上海军政府都督。这样上台也是很不光彩的，用这种流氓行径来掌权，这是对于革命队伍的轻视。对于处理革命党内部关系方面，帮会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可以讲孙中山是革命党，陶成章也是革命党，由于陶成章对孙中山的经费问题产生分歧才重新回到光复会。后来第一任浙江都督汤寿潜被调到南京去，这个位子就让出来了，章太炎讲了论威望资历应该是陶成章。但是陈其美也想要这个位子，采取流氓手段，通过蒋介石收买光复会叛徒王竹卿在医院暗害掉陶成章。这个事情是早于袁世凯的刺宋案，陈其美可能是跟青红帮打交道惯了，身上都是流氓做法。周恩来说陈其美等等是造成上海大买办资产阶级流氓政治的源头，这个话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对辛亥革命的副作用。 流氓政治走向灭亡 《新民周刊》：我看过中统大特务郑蕴侠的纪录片，说到他也是袍哥，在辛亥革命之后，国民党中的帮会势力是否仍然很强？ 邵雍：中统军统中帮会势力很大，典型的例子就是戴笠和杜月笙之间的关系。国民政府是不能在公共租界随意活动的，通过杜月笙在法租界镇压共产党至少是如鱼得水的。中统也是一样的，拜青帮洪帮为老头子，青洪帮有庞大的组织系统，通过基层成员搜集情报，效率高成本低。 新民周刊：这种帮会的流氓政治对民国的混乱状态以及国民党最后的败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邵雍：冯玉祥的回忆录里面记载，决定支持蒋介石时，蒋介石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拜把子换八字庚帖。蒋介石这套东西也是从孙中山中华革命党那儿学过来的，入党进来要按指模，黄兴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但是有一帮人是绝对支持的，比如说陈其美、蒋介石等。这些不是由革命政党影响帮会，而是帮会负面影响革命政党。陈其美被暗杀跟帮会没有关系，是北洋军阀干的。 《新民周刊》：1949年后，帮会是怎么走向灭亡的？ 邵雍：帮会基本上属于游民，1949年后从根本上下手，就是解决工作问题。当时采取低工资广就业，最主要的是保证人人有工作。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同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民主改革，对一些欺压工人群众的把头进行斗争法办，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有帮会背景的。当时共产党并没有大肆宣传帮会这样的名称，而是命名为恶霸、历史反革命、特务等等。通过这些非常迅速地解决了城市的问题，后来通过建立全方位的户口制度就全面解决了这个问题。共产党在解决帮会问题上还是很拿手的，民间社会压缩到最低点。 致公党是一个特例，也是致公党的一个新生，在抗日的时候香港总部就已经停止了活动，但是保存了一些档案和海外的关系，后来参加了民主运动，为蒋介石所不容。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周恩来发现致公党领导人可以变成自己人，就说服主要领导人，重新启用香港总部的组织关系。最重要的标志是响应1948年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核心内容是要召开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参加的新的协商会议，致公党是最早响应的民主党派。与此同时还是有很多分支，比如说从美国回来的就组织了一个叫民治致公党，现在美国加拿大也还堂而皇之地挂着致公党的牌子，已经在国外合法化了，这些是海外的一支，估计广东福建人比较多。国民党败退，帮会中的人在台湾也起了重要作用，比如说武圣山。台湾黑社会现在带有本土性草根性特点，杜月笙的洪帮青帮在台湾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蒋经国组织政党合法化的时候也有几个洪门政党。   让我们一起来胡扯吧： 辛亥逸事：让子弹飞 干部在延安修干群课内容：听革命故事唱民歌 国际友人，为了中国，不惜参演中国的革命电影，这是怎样的精神！！ 学者称：中美物价差有点过分了！ 人民搜索启用新域名jike.com，邓亚萍称，jike可理解为“即刻、极客、饥渴”——太饥渴了。。 无觅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新鲜资讯传播媒体与分享平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成功学”进入中国。一时间，“成功”书、“成功”讲座层出不穷，催生出一大批“成功学”痴迷者。励志书籍，成功培训，教育培训以及传销，这些的火爆无不是建立在渴求成功的欲望上。据调查，中国有81.3%的人读过成功学书籍，86.5%了解过所谓成功人士的奋斗经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25岁的陈安之在美国受“成功学大师”安东尼·罗宾影响，回国创立了“陈安之研究训练中心“。不到两年，他已身价过亿。陈依靠“成功学”获得金钱上的成功，被称为亚洲成功学第一人。 “成功学”培训往往能输出某种情绪，“大师”们会鼓励学员用极端的方式来释放，比如与陌生人拥抱，大声唱歌。在核心内容上，“成功学”却只能输出廉价哲学，成员从现场获得感染力，却难以提炼出具体的行动策略。图为成功学培训上，观众情绪高涨。 “成功学大师”都擅长集体催眠，在一个群体狂热的环境里，人们更容易被大师们的口号所感染。不需要输出多么严谨的逻辑，受训者只要大声喊出口号就可以自我信服。图为培训中，陈安之要求学员在接触陌生人的过程中寻找快乐。 陈安之的课程价格不菲，每小时演讲费最高达一万美金，“超级成功学”和“超级说服力”培训班每人二天学费4800元，大陆“总裁培训班”每人三天学费18000元。高额的培训费用让这名“精神导师”短时间内暴富。图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在做成功学演讲。 2010年，14岁的黄嘉盈在成功经验分享会上。黄嘉盈从9岁开始，跟随全家一起学习成功学，14岁的她已经是创造销售额奇迹的销售女神。她在分享会上用“成功学”的催眠方式带领大家感谢陈安之“大师”，感谢“大师”给了他们幸福的生活和成功的事业。 追随者视“成功学大师”为精神导师，“成功学”类图书便是“心灵鸡汤”，让简单廉价的哲学带领他们逃避自由。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81.3%的国人读过成功学书籍，了解过成功人士的奋斗经历；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这些对自己未来的成功有促进作用。 “成功学”图书往往冠名《**如是说》、《**的智慧》，作者却大都是雇佣写手，他们只是利用网络上的文章，摘抄整合，既没有署名权，也不会得到版税，只有廉价的稿费。《旅行家》杂志的调查显示，机场书店的图书销售份额，成功学图书占到14%。图为上海虹桥机场候机楼书店内出售的成功学类书籍和视频光盘。 这种美式的“成功学”融合加入中国自有的厚黑学，成为现在流行的“中式成功学”，“成功学”正在慢慢掉入厚黑的泥淖，成为利益追逐竞争中的一种借口。 “成功学”，作为情绪输出的有力工具，往往被用于人们潜力的激发。图为2007年，重庆，被称为中国最年轻励志演讲家的周成建在为学生高考前为他们励志演讲。 从来没有哪个老师，能像李阳一样把“成功学”淋漓尽致地应用在教学上。为达到最好的现场效果，李阳每次演讲都会随车带着自己的音响设备，保证“疯狂情绪”的输出和传达到位。人们对“成功学”的崇拜容易转化为对“成功学大师”的崇拜。2007年，李阳在博客里曝出包头某中学学生给老师下跪的图片，并称”这是伟大的一跪“。 李阳妻子kim远在美国的家人无法理解，为何一个英语老师在中国会受到如此的追捧，以至于有学生为了购买疯狂英语课程而去卖血。kim无法回答他们，她只能告诉家人，李阳是中国的安东尼·罗宾（美国成功学大师）。 2008年，打工皇帝唐骏出书宣扬他的成功学，表示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以此来激励年轻人。在被曝出海外学历涉嫌造假之后，唐骏表示，“能欺骗了所有人也是成功的标识”。据调查数据显示，仍有33.3%的网友表示，失信造假事件不会影响到唐骏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 现实生活中的不得已，让人们开始从在“成功学”中寻找精神支柱，而”成功学大师“早已借此获得成功。许多传销组织利用“成功学”精神控制这一点，对成员灌输自己的营销模式。图为2004年，山西忻州一个传销窝点，培训讲师在黑板上写着“23.8万元月收入”和大大的“穷”字。 传销自八十年代末进入中国，最早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被引进，它的基本理念是发展成员建立渠道，但是很少输出产品。培训讲师利用“成功学”来输出情绪。它的优势在于，所讲理论对每个人都简单易懂。图为传销组织成员上台热烈介绍自己，在工商管理部门和媒体面前，传销人员旁若无人。 权钱至上的社会里，一夜成名、暴富的例子屡见不鲜，无数人开始幻想寻求一条成功的“捷径”。他们开始勤奋地修炼“成功学”，却往往看不到终点。图为被捣毁的传销窝点中，“成功学”书籍被放在鞋子当中。 via 让我们一起来胡扯吧： 3BtoC 中国邮政的机会 (@ibusiness) 中国的悍马 Hummer (@yeskafei) 领导们太空步了！磁悬浮吗？会理领导视察现场PS图集 “浮空”的办公室[图集] 蝙蝠侠及加勒比海盗主题家庭影院[图集] 无觅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新鲜资讯传播媒体与分享平台

推特，曾经最受追捧的社交工具，短短时间便吸引了49个国家六十多个领导人。不过，当它在工业国家日渐沦为竞选工具和政令转贴板时，一些第三世界政治领袖如查韦斯、卡加梅等却重新发现了它的魅力。 “怎样才能在’文明IV’（一款风靡世界的PC游戏）里成功压制言论自由呢？”里昂问。”去历史中找一下吧，其他国家或者你所在的国家的。那些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卡加梅答。 里昂，美国一无名小青年；卡加梅，卢旺达现总统。无论是凭美国与卢旺达的关系，还是两人社交圈的距离，这样的对话即使在梦里发生的可能性都可以被忽略不计。然而，推特让一切成为现实。 2011年6月4日，面对这个让美国青年困惑不已的问题，卡加梅——这个在国际上因压制新闻自由而饱受诟病的国家元首几乎是立刻就给出了回复。 推特，在中国被称为微博。2007年问世，几乎是立刻就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交方式。 卡加梅的推特注册于2009年，那是各国政要赶时髦最热烈的一年。迄今，7名G8政要，15名G20领导人，19名欧盟国家元首分别拥有各自的推特账号。 可即便是粉丝数量仅次于lady GaGa、布兰妮与贾斯汀·彼伯的奥巴马，其关注度也天然不如卡加梅、查韦斯、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些摇滚政治明星——他们独立特行，无法预知，信仰坚定得狂热。并且，他们都对来自于西方的文明与意识形态始终保持着警惕与排斥。 可眼下，他们都成了这一同样来自西方，每条只能写140个字符的微型博客的拥趸。 “你错了” 与粉丝互动在卡加梅近千条推特中占据了近七成。与西方粉丝的互动并非每次都那么友好。一个月前，卡加梅刚刚与一名英国记者在推特上吵了起来。《独立报》前编辑比勒尔在推特上批评卡加梅”独裁而愚昧”，自大地声称”媒体、联合国或人权组织都没有权利指责他”。卡加梅显然很快就注意到这条留言，他一口气连发了14条微博回击，其中一条只有三个字：你错了。 卢旺达外长适时加入进来，为自己的领导打抱不平，”在你发表意见前，你是否了解过1100万卢旺达人民对卡加梅的看法？”他说。 在推特上被一国元首、部长如此激烈的”关照”，实在出乎比勒尔意料。这名曾为英国首相卡梅伦写过演讲辞的独立撰稿人说，这只不过是习惯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在卢旺达，作为一名独立的新闻工作者则往往意味着厄运。每年，都会有数名新闻工作者选择流亡，卡加梅对此毫不介意，他毫不隐讳地发表着他对记者的蔑视，他们不过是些”唯利是图之人”，”大街上的流浪汉”。 卡加梅有理由感到不习惯。自1994年接管卢旺达国家政权后，尽管这个国家有宪法、有议会、有选举，也有任期限制，但他还是一直当总统当到现在。2010年大选，卡加梅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再次以几乎全票当选总统。他实在太久没听到过不同的声音。 这是围观摇滚政治明星微博的收获与乐趣所在。博如其人，就像他们在其所统治的国家的各个角落烙下的个人意志。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给自己的推特取名叫”意志力坚强的叛逆者”。2010年4月26日注册这天即引来近6万粉丝的关注。眼下，这位自诩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旗帜”的粉丝已逾160万。 这个连名字都充斥着硝烟味的人气微博，更新速度像极了其精力持久旺盛的主人：四百多天发布1059条，平均每天2条，内容涉及日常公务、选举、外交、外交等，每条几乎都带有惊叹号。”我们委内瑞拉警察万岁！警察是未来！警察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他在一条微博中写道。 从他们关注的推特账户中多少能解读他们的心态，以及他们背后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交圈。卡加梅的关注对象是零，西方政要中，同样没关注任何人的只有英国伊丽莎白二世。 查韦斯关注了19人，其中最被人熟知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统治了古巴四十多年的革命斗士是查韦斯的偶像，亦是其反美阵营最密切的盟友。古巴经济、外交陷入双重困顿之际，正是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慷慨资助。 眼下，85岁的菲德尔也是一名积极性颇高的推客。他的帐号名不再充满战斗的激情，却十分贴合其全面让权弟弟劳尔的现状，这名曾经的坦克手如今改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思考”。 新拐点？ 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相比，菲德尔的推特显得严肃而沉闷。内容以军事和外交评论为主，评论中名字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奥巴马。这让人禁不住去想，老卡是不是将建于哈瓦那专供叫骂华盛顿的”反帝法庭”广场搬到了推特上。 不过，老卡对这位现任美国总统的态度温和了许多。当奥巴马力主的医疗改革方案在美国国内遭到千夫所指之际，菲德尔居然在推特上立挺：”这项惠及普通人民的改革早该实施了，尽管奥巴马觉悟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古巴几十年。” 力主平等、亲民、均贫富，是菲德尔当年经济、外交陷入孤绝，却仍获古巴大部分民众支持的绝杀技。 这亦是摇滚政治明星们一次次成功渡过难关，以精神战胜困苦的法宝。查韦斯与卡加梅的推特主要以与粉丝互动为主，问题从求总统的一声”生日快乐”，到求职、求吻、求住房，求治病…… 即使再微小、看似再不靠谱的提问与求助，查韦斯都会像家长一一作答。据委内瑞拉媒体透露，为了维护这个类似于总统”信访办”的推特，他雇用了200人来处理回复。 所以，即便你在推特上向他问候一声”早安”，也会及时收到一条热情的回敬：早安，亲爱的！ 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是，粉丝们的留言几乎没有一条批评。推特上，这位”意志力坚强的叛逆者”就像一位和蔼且全能的慈父，每天接受着全国民众的祝福、致敬与求助。 毫无疑问，在委内瑞拉，这位取消总统卫队，坚持不用无限额信用卡，每周在电视上向民众又说又唱5小时的”平民总统”，自从成了微博控，声望再次提升到新的境界。 2009年，委内瑞拉人民以54％的支持率通过了查韦斯主导的宪法修正案，这意味着，担任总统近10年的查韦斯获得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的资格。不出意料，他将会为自己下一个任期继续奋斗。 不过，在卡加梅与他背后的卢旺达身上，推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影响深远，或者说，成为引领一个新时代的拐点。 尽管卡加梅在推特上积极与粉丝互动，但回复评论者寥寥，除了与英国记者比勒尔的那一场口水仗，没有另一个人指责过他的不是。推特上，也没有反对党的踪影，他的反对党在2010年大选后已锒铛入狱。 表面上没有敌人的卡加梅偶尔也会与他素来不感冒的记者朋友吃饭小聚。《金融时报》非洲部主编威廉·沃里斯近日就在伦敦与正在外事访问的卡加梅吃了餐午饭。地点在伦敦一家低调但昂贵的餐厅，卡加梅最终吃的是随行厨师做好的西餐。 “总统不是没有安全感担心被投毒。”卡加梅的助手向威廉解释，”只是我们住的地方老是变来变去。” 里昂，那名正沉迷于”文明IV”的美国小青年，给卡加梅留了言，”我想我很快能顺利通关了”。 via 让我们一起来胡扯吧： 南方周末：歌儿为什么这样红 南方周末：煎饼快跑！ 风暴眼中的南方科技大学 探秘真实的世界尽头 山东高考零分作文：《这个世界需要你》 无觅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新鲜资讯传播媒体与分享平台

《建国大业》得天独厚的明星阵容和绝对的票房”天赋”，很多人认为不可复制，而韩三平恰恰把这种影片”类型化”。类型化的第二部《建党伟业》已经公映，它在享受天然优待的同时，也承受着天然的制约。 谁说不可复制 圈内人都叫韩三平为”三爷”。 第一部韩氏大片《建国大业》是”三爷”半推半就完成的任务。第二部《建党伟业》却是他主动的要求。 《建党伟业》中，李晨扮演的”张国焘”（左四）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五四运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某种基础。 《建国大业》一战功成，创造了一个中国式奇迹。但是众人都说：不可复制。韩三平却以为可以复制，而且可以持续复制，主张”敢于坚持和发展”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这种类型片是美国没有的，”美国的电影不光是类型化，它从类型化又发展到系列化，像《007》系列、《第一滴血》系列等等。而《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就是我们很想开创的一种，在政治上、经济上符合党和国家现实需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 2011年4月底，中影组织了一场小型试映会，被邀请的观众都很年轻，有学生、普通职员，也有军人。他们手上，还有一份中影发放的”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五个部分：观众前期期待值；观影感受；演员表演；戏份合理程度；观影后推荐度。问题包括”五四运动到’一大’召开，电影重点戏份放在历史上一帮年轻人身上，你觉得这部分时尚感如何”等等。 在旁人看来，韩氏大片的几个标志是：伟人云集+明星云集+红色播出季=票房奇迹；在媒体看来，《建党伟业》与《建国大业》不同，是一部主旋律影片中的青春片。 在韩三平本人看来，《建党伟业》还有更多的筹措。信仰是其中一个前提：”40年前我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是我，包括剧组里的一些年轻人也有这种信仰。他们了解到党经过了坎坷的血雨腥风，从53个党员发展到如今8000万党员，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政党；了解到建国时在册的680万党员中，牺牲的就有370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党有着60年执政经验，并仍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韩三平说，为了表达对党的信仰、对党的感情，他们一定要拍这部电影——”但是光有信仰和感情，不足以拍出一部观众喜欢看的电影。” “建党”发现 口述：董哲（编剧之一） 日本人送来”共产党” 我们现在用的 “共产党”这三个字是从日文里扒出来的。”共产党宣言”是日文的译法，如果原文直译的话，是”国际社会主义者宣言”。而且我们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都是留日的一些人，像李大钊、陈望道等人。 吴佩孚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最终逮捕了32个学生，最终被释放与吴佩孚有关系。 吴佩孚在前线跟南方军对峙期间，”巴黎和会”要把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国内绝大部分人都是不同意的，包括吴佩孚这样的军阀，甚至表达了为此不惜一战的态度。 当时，吴佩孚在前线，所有的后勤补给都要通过铁路，但是铁路工人罢工之后，铁路就瘫痪了。铁路在当时是工业化的标杆，最依靠工人。还有电报系统，包括机械厂、兵工厂，当这些都瘫痪下来的时候，对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来说，本来工业基础就薄弱，整个国家的工业就停顿了，整个国家的效能就降为零了。吴佩孚的补给也上不去，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前线掌握兵权的人，也给北洋政府发电报，要求释放学生。吴佩孚也发了这个电报。 北洋政府就是在这样综合的压力下释放学生的。 中国到底怎么才能行 韩氏大片打破了许多传统主旋律大片的传统。立异之一，是引入非专业的编剧。《建国大业》的主要编剧王兴东没有参与”建党”。”建党”的编剧是两个相对陌生的名字。 参与《建国大业》的年轻编剧董哲清楚地记得，2009年10月3日，他被韩三平叫到办公室，告知要开始准备《建党伟业》，而当时《建国大业》刚刚公映。 韩三平的要求首先不能拍成一部13人开会的电影，”一大”只是个结果，要追根溯源——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又为什么”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1921年为句号，起点则曾有三个版本：1917：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1900年。初稿是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最终确定的是从1911年开始。 韩三平梳理的影片三段论是：第一段是讲当时的中国怎么不行；第二段是探索怎么才行；第三段是解决了怎么才行的问题。”所以第一段是比较黑暗的，甚至是肮脏的，有一种’黑帮片’的感觉。中间这个段落是开放的、积极的，充满碰撞的，带有’政论片’的色彩。第三段是我们要重点渲染的，13个’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也就四十多岁，这样一些人，建立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政党，有点’青春片’的拍法。”韩三平说。 董哲理解的三段结构则是：乱、乱、不乱。”第一段展现的是政治乱、经济乱，各方面都乱；第二段展现的是思想乱；第三段很单纯，就是要开一个’一大’，把各地组织整合成一个政党，尽管比较小。” 韩三平强调第二段的开放、积极和碰撞：”求索往往是从一批精英中开始的。为什么叫精英？因为这些人具有超乎常人的智慧，超乎常人的眼光，超乎常人的性格。”韩三平在片中不惜笔墨地还原了以北大为基地的新文化运动。精英陆续出场：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辜鸿铭、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邓中夏、匡互生、蔡和森、向警予……”他们在理论上相互碰撞，甚至在语言上相互讥讽、诋毁。摆在这些人面前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中国总是不行，另一个是中国怎么样才能行。””毛泽东有一场戏，他说，袁世凯复辟、张勋又复辟，中国到底是怎么了，我们到底是怎么了。他的答案是，中国绝不是换一个总统和总理的问题。”董哲说，要让观众看明白，这个时期，所有人都还不知道思路在哪里。有人向往日本模式，有人向往西方模式，也有辜鸿铭为代表的保皇派。”一上来宋教仁宣传政党内阁的概念，政党政治一开始就提出了，到最后要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走的也是政党政治这条路。这个首尾要呼应一下。”董哲说。 天然的优势和天然的限制 “很多历史实地已经不存在了，要么年久失修，要么成了红色旅游胜地了，都无法作为拍摄景地。比如嘉兴的南湖、北大的红楼、上海望志路106号会址、李大钊办公室等等。”韩三平说，”我们为了保证影片的质量，前前后后在中影怀柔影视基地搭了几十个场景。”韩三平全情投入的”建党”，2011年1月关机。 人们看到的是，中影享有的天然优势和题材享有的天然优势，势必也让《建党伟业》这个”新主旋律“类型影片，也享有着天然的优势。 中国目前的共产党员超过8000万人，按每人平均20元的票价计算，哪怕全国的党员只有一半看《建党伟业》，票房也将达到8亿元人民币——这将又一次刷新中国电影的票房纪录。 北京新影联负责人高军所谓”在《建党伟业》拿下一定的票房，比如8个亿以前，《变形金刚3》之类的进口片都不能上”的说法，似乎也是这样的推算。 《建党伟业》的投资超过7000万元，是《建国大业》的两倍多——比起中国动辄投资过亿的电影，这并不算大成本，但它预期将回收到的利润，势必会创造中国电影产业的新高。 但天然优势的另一面，是这部影片也承受着天然的限制。 与”建党”话题相关的，有许多的专家、学者、前辈、理论家、思想家、革命家后代……影片要让普通观众认可之前，首先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汤唯的戏份并不是影片删节最多的段落。 《建党伟业》一早定下的公映日期是6月15日，上映前一周，还在听取意见，进行后期加工。对这样一部要紧题材而言，”慎重”是其不得不承受之重。 “电影还面临一个困难，就是它的档期不是人为选择的，为了给建党90周年献礼，它必须在七一前夕上映。” 6月15日，《建党伟业》如期公映。公映之前，围绕这部”时尚的主旋律电影”的话题、猜测、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仅此而言，韩氏大片也算又创造了一个纪录。 via 让我们一起来胡扯吧： 《建党伟业》为什么不是禁片？ 韩三平：拍《建党伟业》就是为人民服务(图) 《建党伟业》海报沿用老党徽引关注(组图) 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建党伟业》24日起全美公映 《建党伟业》最新预告片！ 无觅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新鲜资讯传播媒体与分享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