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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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年前，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经出版即在知识界、文化界激起强烈反响。尘封多年的陈寅恪一时成为焦点人物，并开始由学界走向普通公众。10年前，《陈寅恪集》终于由三联书店推出。首先与读者见面的是《柳如是别传》，首印1万册，短短数月间销售一空，不得不加印——“陈寅恪热”丝毫未见消退。1年前，陈寅恪3个已是耄耋之年的女儿，出版了回忆双亲的《也同欢乐也同愁》，留下了一份她们亲历的珍贵记录。 　　 　　一个枯坐书斋的冷静学者，何以热而不衰，甚至成为某种文化符号？学问以外，恐怕与他赞誉王国维、自己也力持不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无关系。曾经失落或即将失落独立与自由的人们需要借他招魂。 　　 　　实际上在众多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不同的陈寅恪。有些人着意挖掘他作为历史研究者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另一些以思想、政治、文化的视角，描摹和想象他，将他看作思想史或政治史上的象征性人物。 　　 　　学者葛兆光点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的学术研究很差，恐怕他再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家也不会把他当成象征性的人物。陈寅恪作为学者，学术研究的伟大成就，支持了他作为思想者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的确，陈寅恪是当代文化史绕不过去的人物，其贯通中西的渊博学识，卓尔不群的学人风骨，以及气象万千的学术成就，可称一时无两。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义宁陈氏家族。陈寅恪这座高峰，原是拔起于群峰并峙之处。翻开新编《辞海》，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立条目。一家三代祖孙四人享有如此殊荣者，恐怕翻遍《辞海》也难再见。 　　 　　故而陈氏家族的百年浮沉，烛照出了中国近代文化人命运的一个缩影。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乃清末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在湖南巡抚任内，他是地方督抚中倾向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是时湖南风气大开，是全国最有生气、推行新政最有实绩的省份。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因曾保举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弟被革职回乡。同年冬他挈眷返里，在南昌西山下筑崝庐隐居。 　　 　　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号散原，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一心肆力于诗，成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享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誉。 　　 　　陈寅恪长兄陈衡恪，字师曾，近代著名画家。他诗书画印兼善多能，才华横溢，与鲁迅、杨怀中、齐白石、李叔同、徐悲鸿交谊深厚，是吴昌硕之后齐白石之前的书画大家。有《陈师曾先生遗诗》、《陈师曾先生遗墨》、《陈师曾印谱》、《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传世。 　　 　　为了完整地呈现陈氏家族，本刊记者拜访了散居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陈家后裔。这是一次对义宁陈氏文化基因的探秘，更是一次对中国百年文化史的微观梳理。 　　 　　陈寅恪家族 百年悲欣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广州 　　 　　面对照相机镜头时，6岁的陈寅恪有些不知所措。他身着长衫，脚穿布鞋，前额刮得锃亮，辫子挂在脑后，站在一株低矮的桃树旁。这是1896年的春天，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照片上，五个小孩并排站立，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康晦、陈隆恪、陈新午、陈方恪、陈寅恪。纵是料峭初春，仍能瞥见此处为花木繁盛之地。他们的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 　　 　　在19世纪末的中国，照相乃是稀罕之事。相机在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同时进入的还有军舰和枪炮。清廷的洋务运动盛极一时，北洋水师1888年创立，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陈家兄妹拍摄这张照片的前一年，则是中国历史上山穷水尽的一年。自1894年与日军开战，已过一年，清廷看不到获胜的希望。农历新年刚过，正月十八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曾无限风光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委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内容包括割让台湾、澎湖等岛屿。消息传来，国人震惊，彼时在直隶布政使任上的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 　　 　　正月二十日，年轻的光绪帝召见了陈宝箴，详尽地询问了应对当前战事的策略。陈宝箴逐一复奏。觐见翌日，他条分缕析了京畿防备的诸项事宜。这份奏折称为《觐奏兵事十六条》，包括“固畿辅”、“择军将”、“严津防”、“简军实”、“筹急款”等项。 　　 　　祖父在京殚精竭虑之时，年幼的陈寅恪正随家人在湖北武昌生活。他母亲俞明诗则担心自己哥哥的安危——陈寅恪的舅舅俞明震此时正身处风雨飘摇的台湾。 　　 　　当时台湾巡抚是广西灌阳人唐景崧。《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绅民拒不从命，极力挽留奉命内渡的巡抚坚守孤岛。五月初二台湾民主国宣布成立，改元“永清”，唐景崧被推为总统，刘永福为民主将军，丘逢甲为义勇统领，陈季同为外务大臣，俞明震为内务大臣。 　　 　　台湾民主国成立几日后，清廷便命令张之洞禁止向台湾提供饷械。紧接着日军在基隆登陆，不久，唐景崧乘船逃至厦门。九月初，日军占领全台湾。 　　 　　同年七月，经清廷重臣荣禄举荐，陈宝箴升为湖南巡抚。九月，他从直隶赴长沙就任，家眷随后也离开武昌，回到了熟悉的长沙。 　　 　　走出江西乡野的客家人 　　 　　陈家在长沙湘江东岸城北通泰街居住多年，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在通泰街的“蜕园”。 　　 　　“我叔公(陈寅恪)跟我父亲(陈寅恪侄子陈封怀)在一起时，说的是长沙话。”如今在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的陈贻竹向本刊记者回忆。 　　 　　长沙只是这个四处奔波的家族暂时的居处。他们最早的家，在江西修水竹塅——赣北幕阜山腹地的一处山村。修水古称义宁，所以陈家被称为“义宁陈氏”。 　　 　　“最近忙的是陈家大屋的保护。”陈贻竹说。竹塅村陈家祖辈居住之所历史已超过两百年。陈家大屋门前的场地上，竖着用紫红麻石条砌就的旗杆石和旗石墩，顶部正中凿有竖旗杆用的圆孔。旗杆石为陈宝箴中举时所竖，刻着“清咸丰元年辛亥陈宝箴中举竖”；旗石墩是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中进士时所竖，刻着“光绪己丑年主政陈三立”。 　　 　　义宁陈氏为客家人，在竹塅已经住了几代，承续着耕读传统，但一直未有人考取功名。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年方二十的陈宝箴中了举人。 　　 　　陈宝箴中举时，满清王朝的统治正面临巨大威胁。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另一位客家人的后裔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咸丰帝诏令各地创办团练以御太平军。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创办义宁州团练，陈宝箴协助其父帮办团练。 　　 　　1854年春，一支太平军进攻义宁泰乡。陈伟琳率泰乡团练拼死相抵，劳累过度，病倒不起，于八月去世，给陈宝箴留下的遗训是：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 　　 　　1860年，陈宝箴进京会试落第。他并未马上返乡，而是与各地应试的举子切磨道义，结交了众多“隽异方雅之士”。其中，他与易佩绅、罗亨奎尤为要好，被称为“三君子”。 　　 　　这一年，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国难当头之际，陈宝箴无心在京等待三年后的考试，赶赴湖南投入军营。他到湖南之前，好友易佩绅、罗亨奎已奉湖南巡抚骆秉章之命，招募了一支千人义勇军“果健营”，驻守湘西，配合清军抵御太平军的来袭。 　　 　　不久，翼王石达开率领十万太平军猛攻“果健营”，义勇军累月死守，粮草行将耗尽。陈宝箴冒死雪夜从小道潜行至永顺求援，并马不停蹄押运粮草返回军中。“果健营”巩固了防守，太平军久攻不下，退兵而去。陈宝箴与“果健营”自此扬名。 　　 　　1863年，陈宝箴来到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庆驻地。此前，曾国藩已对义宁团练大为激赏，对陈宝箴也有耳闻，数次邀他加入幕府，并赠其一副对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杯浊酒待君温。”进入曾幕的陈宝箴如鱼得水，被誉为“海内奇士”。 　　 　　几年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陈宝箴随后也入京觐见，“以知府发湖南候补”。不久，他将家眷从江西竹塅接到了湖南长沙。 　　 　　“陈宝箴是这个家族走向全国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转折点。在江西，土客矛盾使得客家人只能在偏远的地方生存，种的是最差的田，常年吃的是红薯。作为客家人，他们只能靠个人奋斗，没有其他根基。义宁陈氏的历次迁徙中，恐怕这一次迁移意义最为重大。陈姓历代先人为之奋斗上百年的家族崛起，最终通过陈宝箴的走出竹塅得到了实现。”对义宁陈氏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求会为本刊记者分析。 　　 　　力推维新的湖南巡抚 　　 　　1898年，同样是在长沙，陈寅恪与几位兄弟留下了一张合影。他们身后的背景板是手绘的湖山，悠远宁静。照片上的几个人，神色多少有些冷峻。这一年的长沙各种思潮涌动，山水之间并不平静。对这个家族和这个国家来说，是波诡云谲的一年。 　　 　　这一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全国十八行省的督抚，最有力推行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他推行新政之举，其子陈三立曾概括为六项：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希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对陈宝箴倍加赏识，于“百日维新”中的8月5日、10日连下两道谕旨嘉奖他。 　　 　　早在1897年，湖南学政江标改革校经书院，陈宝箴就大力扶持：“为士子群聚讲习，以开拓心胸，讲求实学，造成远大之器，用意甚美。”校经书院创办的《湘学报》，为湖南首创的新报，为湖南维新摇旗呐喊，以大量篇幅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新知。 　　 　　陈宝箴十分推崇《湘学报》，赞誉其“指事类情，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理达用之助”，“为湘中承学有德之言，于本省人士启发尤为亲切”。他通令全省各州县订阅，“分送书院肄业及城乡向学士子一并批阅；劝告绅商自行购买”。此外他还拨款购买梁启超等人创办的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的《时务报》，分发各府厅、州县书院。 　　 　　在他倡导下，湖南成立了南学会——以行民权、立议会、促地方自治为宗旨的政治团体。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南学会创办时，会长皮锡瑞首先讲“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讲“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乔树楠讲“公利私利之见”，谭嗣同讲“中国情形危急”；陈宝箴讲“为学必先立志”。 　　 　　随着湖南新政进入深水区，尤其是梁启超等人的到来，新政发生改变，从单一的洋务实业朝关涉民族、民权等方向转化。时务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学子，蔡锷便是其中代表。外人则将湖南称为中国最富朝气的省份，甚至比作日本维新时期的萨摩和长州。 　　 　　湖南新政迅猛展开之时，京城里帝后两党的争斗也已水火不容。光绪帝命各省督抚网罗“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推荐进京。陈宝箴举荐了17名维新人才，其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三人被光绪帝委以重任。 　　 　　陈宝箴父子施行的是一条不伤国体、稳健渐变的改革之路。“其实，陈宝箴父子在当时的改革中是很孤立的，守旧派认为他们乱来，激进派认为他们步子太小，各方矛盾聚集在他们身上。湖南开始办矿务总局，谭嗣同跟陈氏父子的观点就不一样，到底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还是商办？民族工业的滋生、蔓延和发展，问题非常复杂。陈家父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化，而是非常务实，有时还要顾及人情世故。他们感受到的痛苦和难堪很真实。”张求会说。 　　 　　1898年八月初六，光绪被囚，慈禧垂帘听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所有新政俱被废止。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陈宝箴父子因“滥保匪人”，被“革职永不叙用”。 　　 　　九月十七日，陈宝箴将巡抚印信移交给了新任巡抚俞廉三。陈氏父子的政治抱负就此终结。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光绪二十一年春所作的两句诗，不幸成谶。 　　 　　1899年，9岁的陈寅恪再次面对镜头已无惊惶之色，这几年他已习惯了照相。这是陈宝箴与孙子及重孙的合影。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封可、陈衡恪、陈隆恪都在镜头里，坐在最中间的陈宝箴神色平静而落寞。拍摄地点已移至江西南昌。 　　 　　一年后，陈宝箴突然去世。他的死至今成谜，一说是病死，一说是慈禧赐死。他去世时，至亲子孙都不在身边，儿子陈三立日夜兼程，从南京赶到南昌奔丧。 　　 　　陈三立是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最为得力的助手。“三立”之名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的古训。他是名副其实的实践者。 　　 　　咸丰三年(1853)九月二十一日，陈三立出生于江西修水竹塅。年少时，他与弟弟陈三畏就读于陈宝箴创办的四觉草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打下良好的诗文基础。 　　 　　陈三立的书法，深受乡贤黄庭坚影响，质朴古拙。然而，彼时殿试流行馆阁体，他的书法风格并不合潮流。他回乡苦练了三年书法之后，才于光绪十五年(1889)成为进士。 　　 　　中进士后，陈三立被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其时他父亲陈宝箴正在武昌任湖北布政使，襄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洋务实业。张之洞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受此吸引，陈三立离开吏部衙门，来到湖北任事。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新政急需人才，求贤若渴。为此陈三立多方结交有识之士，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熊希龄等一时齐聚湖南。陈府名士荟萃嘉宾云集，陈三立则成为名士中的名士。宾主时常聚集在他的书房中，“相与剖析世界形势，抨击腐朽吏治，贡献新猷，切磋诗文，乐则啸歌，愤则痛哭，声闻里巷，时人称之为：义宁陈氏开名士行”。 　　 　　陈家父子的改革思路有一脉相承之处。 　　 　　“所谓的革命、守旧、维新是很复杂的，除了观念和思想，路径的取向，具体的实践差异，还有一个中国特色：人际关系。陈宝箴父子交往的对象是不分新旧的，他们一直强调没有党派、新旧之争，思想根源还是在于务实，在于家国情怀，骨子里还是有士的观念、风范、价值取向。晚清以来，士有清流、浊流之分，陈家兼具清流和浊流的优点，一方面崇尚气节，另一方面又懂得务实。借用陈寅恪的话说，这个家族始终有一种‘预流’的意识，要积极参与，又不是为了跟别人盲目竞争，他们是把民族国家的忧患跟自身的路径选择结合在一起。”张求会告诉本刊记者。 　　 　　陈三立对陈宝箴帮助极大。时务学堂开学时，陈宝箴原打算聘用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陈三立却向父亲推荐了康的学生梁启超。他认为梁已经超过其老师。 　　 　　梁启超曾说：“陈伯严(陈三立)吏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谭嗣同)齐名，有两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 　　 　　退出政坛后，47岁的陈三立依父亲长眠的散原山(西山古名散原山)，以地名为号，自称“散原”。 　　 　　清末民初的诗坛，曾出现繁盛局面，各方流派皆标新立异，对诗歌的发展进行了探索与实践。陈三立被公认为这一时期同光体诗派的领袖。钱锺书曾说，唐以下的大诗人可以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陵谷山原”。“陵”是杜少陵，“谷”是黄山谷，“山”是李义山，“原”即陈散原也。 　　 　　陈三立与续配夫人俞明诗多数时候住在南京。俞明诗是浙江绍兴人，其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之后俞氏家族在绍兴兴旺起来。俞文葆的孙子俞大维是后辈中的佼佼者。 　　 　　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时曾与一德国女子相爱，并生下一子，取名俞扬和。回国之后，他与表妹陈新午结婚。陈新午是俞大维姑姑俞明诗的女儿。义宁陈氏与绍兴俞氏两个家族，成为两代姻亲。这两个家族的交往还可上溯到陈宝箴。陈宝箴曾入曾国藩幕府，而俞大维的母亲又是曾国藩的孙女。俞扬和长大成人后，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这样，陈、俞、曾、蒋这四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家族就有了姻亲关系，形成一张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 　　 　　游学日欧美 　　 　　1904年，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留下一张合影。此照摄于日本。兄弟三人已剪去辫子，留着短发。陈隆恪曾在照片后题诗一首：“负笈东瀛鼎足随，偶留色相果何为。沧桑变灭寻常事，识取观河皱面谁？” 　　 　　儿子远去东瀛，陈三立曾亲自到上海吴淞口送行。当年谭嗣同在给别人写信时说，跟陈三立商量，两家的子弟以后都要送到国外去学习。“当时出国留学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有经济实力，还要有眼光和风险意识，这有救亡图存的民族忧患意识，所以说陈寅恪这一辈能出国深造，跟家族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张求会说。 　　 　　留洋求学成为这个家族命运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更证明了这家人的眼光。 　　 　　陈寅恪身体不好，在日本又患上了脚气病。1906年寒假返家后，俞明诗不忍让儿子再东渡。陈寅恪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同班同学中有日后的著名学者竺可桢。1909年秋，陈寅恪赴德国入柏林大学，1911年入瑞士苏黎世大学，次年回国，在上海虹口家中自修文史。 　　 　　1913年春，他再赴欧陆，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1914年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1915年赴北京，一度担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 　　 　　1918年秋，陈寅恪原打算重返柏林大学继续学业，但一战刚结束，战败的德国元气大伤。陈寅恪改去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研修梵文和巴利文，着重学习印度语语言学、希腊文，并选读了闪米特语等。 　　 　　蓝曼极其欣赏两位从中国来的学生陈寅恪和汤用彤。1921年2月17日，他在给时任哈佛校长罗威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对我真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许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活跃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两人都会对中国的前途有卓越的贡献。” 　　 　　陈寅恪在哈佛交往最密切的人是表弟俞大维。比陈小7岁的俞大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哈佛研习哲学，成绩优异，3年12门课程全A，获得博士学位，并拿到谢尔敦海外游学奖学金，以及去德国留学进修的机会。 　　 　　1921年秋陈寅恪回到柏林大学，受业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在柏林大学期间，他学习了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多年后他“懂十几门语言”的美誉在此打下基础。 　　 　　陈寅恪此次由美国转学德国，表弟俞大维一路同行，两人连续同窗7年。他们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颇有名望。陈寅恪在德国学习期间与傅斯年、毛子水等留学生交往较多。傅曾对毛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俞大维对表哥陈寅恪了解极深。多年后他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曾介绍说：“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北归南渡 　　 　　陈丹青曾画过一幅油画《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吴宓，呈“人”字形站立在清华校园里。这是一幅仅存在于油画中的合影。画中陈寅恪的形象来自于他与史语所同仁摄于北海静心斋前的照片。 　　 　　1925年，清华学校向国立清华大学过渡，除保留留美预备部外，计划新设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原拟兼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科，后因经费短缺先办国学一门。陈寅恪的老朋友吴宓受命主持筹建清华研究院后立即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 　　 　　1926年1月，陈寅恪接受邀请，结束了长达十数年的国外留学生涯，前往清华任教。 　　 　　1926年7月，陈寅恪初到清华，与几位单身男教师住在工字厅，其中一位体育教师叫郝更生。1928年初春，郝更生与陈寅恪聊天时提到女友高梓有一位好友家里挂着一幅字，署名南注生。他向陈寅恪请教“南注生”为何许人，并说了说女教师的情况。陈寅恪听完，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景崧之孙女也。 　　 　　陈寅恪读过唐景崧所著《请缨日记》，熟悉《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予日本时的晚清政局，而且自己的舅舅俞明震曾在台湾辅佐唐景崧成立“台湾民主国”，所以他对唐景崧的诸多事情都十分了解。“南注生”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号——这是他向郝更生作出的解释。因对这幅字非常感兴趣，他向郝更生提出，希望能拜访其主人。 　　 　　果不其然，女教师叫唐筼，正是唐景崧的孙女。陈寅恪与唐筼由一幅字而结识，投入爱河，1928年成婚。两人结婚之后至1937年，生下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其中“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乙未割台有关。女儿的名字中亦呈现出陈寅恪的家国观念。 　　 　　1937年11月，自天津开往青岛的济南号邮轮，在甲板上玩耍的陈流求与陈小彭留下了合影。陈寅恪一家此番航程，不是旅游，而是躲避已经烧至北平的战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末，北平沦陷。8月8日正午，日军大举开进北平城。 　　 　　值此变局，84岁的陈三立忧愤难平，不进食不吃药，身体状况变得十分糟糕。在陈寅恪女儿的记忆中，俞大纯常来问疾，先与家人攀谈，述说外界局势不妙，到了陈三立床前，却故作满心欢喜高声说：“姑爹好消息，今日又打了胜仗。”陈三立开始几天听到打胜仗的消息稍感欣慰，后来发现这是为了哄他，便不肯进食服药。陈流求曾目睹家人几次捧着一碗流质食物进入祖父卧室，最后又原样端了出来。陈三立在弥留之际仍然牵挂战事，曾问陈寅恪：“外传马厂之捷确否？” 　　 　　1937年9月14日，老人去世。 　　 　　为亡父治丧期间，陈寅恪右眼视力急剧下降，被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做手术。这类眼科手术在当时难度极大，陈寅恪与唐筼考虑之后觉得，若做手术，右眼视力虽有恢复希望，但需长时间疗养。此时陈寅恪坚决不肯再在沦陷的北平教书授课，最后决定，放弃手术，任凭右眼失明。 　　 　　1937年8月，教育部讨论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址设于长沙。 　　 　　1937年11月3日，陈三立去世后49天，陈寅恪一家离开北平，从天津至青岛，奔向长沙。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与家人千里辗转，奔走于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正是在此乱世之中，陈寅恪在学术上开始了第一次厚积薄发。1940年，50岁的陈寅恪写出了奠定他在隋唐史领域地位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年之后，又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尽显学术才华。 　　 　　1946年，在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家的草地上，陈寅恪与亲人们留下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张大合影。照片上大家的眼睛都对着镜头，除了陈寅恪——此时他已看不见镜头在哪里了。1945年秋至1946年春他曾远赴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但视力未能恢复。 　　 　　平静的生活总是短暂。1948年12月，战火再次逼近北平。胡适请邓广铭找到陈寅恪一家，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人，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带来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飞机离开北平。飞机已经降落在北平南苑军用机场，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向家人表示不愿离开北平，许多同学都在校园迎接解放，况且考上清华不易，这么一走，恐怕很难再回来。 　　 　　唐筼劝说女儿：现在是烽烟四起的紧急时刻，父亲失明、母亲有心脏病，你妹妹美延年龄还小又瘦弱，你不和我们一起走，连个提文稿箱、搀扶父亲的人都没有，何况这次是大维姑父传话来接我们离开，也是亲人的一番好意。陈流求本来执意不走，经母亲反复劝说，感觉到家中的实际困难，自己有责任为父母分忧，于是决定一起登机。 　　 　　1948年12月15日上午，胡适一家与陈寅恪一家在南苑机场登机。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陈寅恪与家人匆匆离开北平，自忖将与此地永诀，心绪难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果然，此后陈寅恪再也没回过北京。 　　 　　岭南一九四九 　　 　　陈寅恪学生蔡鸿生如今是中山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他对一张陈寅恪与陈序经、姜立夫于1950年代初摄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照片印象特别深刻。“你仔细看看陈寅恪以往的照片，他很少笑的，这张照片里，他看上去特别高兴。”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与家人从上海登上招商局海轮秋瑾号，在海上航行三天后，抵达珠江口黄埔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派人来港口迎接，然后转电船，溯江至岭南大学码头。 　　 　　陈序经懂得陈寅恪的重要价值。在陈寅恪到达岭大的第二天，1月20日出版的《岭南校报》登出了消息：“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写道：“岭南大学这段校园生活，成为陈寅恪后半生为数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乐波澜的岁月。岭南大学的校风以及有些游离于现实政治的环境很适合陈寅恪，而陈序经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命运的机缘在这位大半生凄苦的大师迈入第60个人生的年头，似乎开始展现它的宽容。陈寅恪有点像生活在美丽的桃花源里。” 　　 　　现实世界的桃花源总是虚幻而短暂。1949年10月14日下午，最后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撤出广州前，炸毁了连接广州城南北的海珠桥。一个小时之后，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广州。 　　 　　陈寅恪该何去何从？他当时作何打算？几十年来，这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文革”期间，陈寅恪迫于压力曾写过《第七次交代底稿》：“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余英时曾撰文说：“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因为‘避地难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师’等诗句已彻底否定了这种推测了。” 　　 　　2010年，张求会经朋友帮忙，从“中研院”拿到了1949年5月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为陈寅恪一家向台湾警务处申请办理入境的电报底稿。电报写着：“查本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先生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兹附上申请书四纸，敬请惠发入境证是荷。”张求会认为，这是陈寅恪在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 　　 　　陈寅恪最终留在广州，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20年。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开始大规模调整。在广州，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等与原中山大学合并，组成新的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至此，教会学校岭南大学成为历史。新中山大学的校址所在地为原岭南大学的校址。这一年冬天，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巧的是，系主任是他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刘节。 　　 　　也是在1952年，全国文化、思想、教育等领域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 “思想改造运动”。3月6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自我检讨》长文，批判自己在辅仁大学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并表示以后要跟上时代的要求。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