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

中国政治学者陈子明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中国改革进程，曾经是抵制左派的利器，而现今却已演变成当权者攫取暴利的工具。“为了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民主监督下的市场经济。” 2007年，我在《领导者》双月刊总第18期发表《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其中的一个 小标题是”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提出：”当邓小平拿掉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书记，在’六四’大开杀戒后，专政右派大权独揽的局面就已 经很清晰了。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 取暴利的工具。” 2008年12月，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陈子明、余世存等著《中国改革的末路》；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余世存主 编的《改革之死》，陈子明写序《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陈永苗写总论《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据沙非公在《民主中国》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 平洋研究所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说，最近有两件大事情：一个是有人在香港出版否定改革的书籍，二是《零八宪章》。这里所说的否定改革的书籍就是《改 革之死》。 此后，王俊秀与陈永苗等人创办后改革研究所和后改革网站。该网站汇集了大批支持”改革已死”的言论。可惜现在网站已经被封闭，大家已经看不到这些资料了。 微博兴起后，”改革已死”、”后改革”的言论蔚然成风。发表此类言论的不仅有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者，也有企业家、学者和体制内的干部等。个别的微博言论虽然常常被删除，但这样一种思潮的流行已经无法被完全封堵了。 我们说”改革已死”，首先是承认改革曾经活过。在1980年代，中国上上下下确实有一种改革的共识，改革的结果基本上是属于”帕累托改善”，即”在 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有人受益的一种社会变革”。”六四”以后，邓小平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之门。进入1990年代后期，”权贵”阶层初步形成，他们逐步 垄断了经济成功的机会之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改革措施出台。”改革已死”，并不是我们的一种愿望，而是人们不 得不面对的一种现实。 权贵阶层从来不会自觉自愿地进行有利于大多数民众的改革。毛泽东时代的掌权者，也没有真心实意地想要削减自己的权力与特权。”非毛化”改革是体制内 外的政治反对派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尤其是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四五运动的结果。今天，即使是”党内差额选举”、”取消政法委”、”取消部党组”之类中共十三 大已经通过的政治改革措施，当权派也不会接受。换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是当局回到中共十三大路线，体制外的反对派和广大民众也不会感到满意。为了解决当今中 国的问题，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民主监督下的市场经济。

内容 站内导航 更多内容 Meta导航 搜索 语言选择 简介 动态 市场 学院 联系 帮助 伙伴 导航 档案 搜索 搜索概念 搜索 扩大搜索 德国之声中文网 Choose from 30 Languages Choose from 30 Languages Choose from 30 Languages English German Chinese Spanish Portuguese for Brazil Arabic Russian Persian Albanian Amharic Bengali Bosnian B/H/S Bulgarian Croatian Dari French Greek Hausa Hindi Indonesian Kiswahili Macedonian Pashto Polish Portuguese for Africa Romanian Serbian Turkish Ukrainian Urdu Choose from 30 Languages 2011.09.23 首页 在线报导 新闻报道 媒体看中国 北京观察 经济纵横 文化人生 足坛体坛 科技环境 教育就业 千面德国 9·11十周年 德国信息 德国纪事 走遍德国 留学德国 学习德语 学德语 教德语 精彩德国 中文广播 自我介绍 网上广播 收听指南 音频下载 DW-TV 实时收看 服务频道 RSS 服务 订阅新闻 移动频道   北京观察  | 2011.09.23 野渡: 变态维稳越维越不稳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中国式天价维稳 维稳是个新词，出现还不到十年，但现在已成为中国家喻户晓，可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在缺乏政改的跛足改革下，维稳权力被广泛滥用，很多维稳理由荒谬可笑到了极点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跻身世界前列。然而，自八十年代开始迄今的中国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官权主导市场，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致使官权畸形强大，执掌公权力的利益集团内部腐败丛生，公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大肆掠夺全民财富。这种跛脚改革伴之而来的是严重的权力腐败、社会腐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普通民众几乎没能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他们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都让既得利益集团掠夺走，社会阶层迅速分化，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日趋加剧，社会的不满、仇恨情绪不断积累。 在官民日益对立的严重政治生态下，为了维护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形成了一个强化控制社会高度打压民权的”维护稳定”体制，”稳定压倒一切，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乡和街道一级，直至重要企事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 “–“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在缺乏政改的跛足改革下，官权得以无限膨胀，维稳权力被广泛滥用，很多维稳理由荒谬可笑到了极点。湖南质检部门验出一种茶油含有超标六倍之多的致癌物质，当局却一直秘而不宣，任由这种毒油继续流向全国，其理由是维稳需要；河南商城县多人被蜱虫咬死，可是当地官员却称政府之所以没有公开蜱虫疫情，是维稳需要，”怕引起进一步恐慌”。在”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公然提议政府应该打压一切上访行动，有地方官员骄傲地展示精神病院”收容”上访者的辉煌成绩。　 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弹压治理维稳模式实质是以全体公民作为假想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权肆意横行，严苛剥夺民权，压缩公民空间，公民权利荡然无存。隐瞒豆腐渣是为了维稳、隐瞒三聚氰胺是为了维稳、隐瞒动车死亡人数也是为了维稳，维稳的重要性已超过任何事情，人类的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愚蠢荒谬的”维护稳定”，甚至愚蠢荒谬最终也成为这个体制的特色和优点。由于社会矛盾的根源没有得到解决，这种变态的维稳体制根本没有解决问题，不过是在把矛盾往后推，处处打压、民怨积累的结果是可能爆发后果更严重的社会对抗事件。 《社会科学报》统计出2009年全国维稳经费高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军费开支，清华大学的报告指各地政府维稳陷入越维越不稳怪圈：”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变态维稳导致知识精英阶层离心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作者野渡在日内瓦 中国当局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一直采取消灭”不稳定因素”于萌芽状态，该措施在今年二月份开始发生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事件中达到了极致，当局害怕阿拉伯茉莉花革命浪潮席卷到中国，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残酷的镇压维稳措施，成百上千维权人士、知识分子被监视、软禁、拘留、绑架、失踪、逮捕。许多认为不可能抓捕的人，如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著名作家冉云飞等都被捕 。这是自1989年64事件以后对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一时间各地风声鹤唳，全国陷入红色恐怖中。艾未未、冉云飞二人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温和渐进改良的主流，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理性精神扩展了民间话语的空间，他们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赞誉和尊重。他们被抓捕的消息引发了体制内外知识精英对当局的不满和愤怒。 在当局”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维稳压力下，因为茉莉花事件而被秘密拘押的维权律师、作家等受到了自1976年结束文革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对知识分子使用暴力手段对待的恶劣行径，包括殴打、不准睡眠、洗脑和恐吓威胁等酷刑手段，使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折磨。著名作家余杰被殴打近三个小时，直至昏迷，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著名维权律师唐吉田被赤身裸体反铐在椅子上，用空调吹了一个晚上，导致感冒烧成肺炎，其腰部受损严重，至今仍行动不便。北京维权律师金光鸿被关进精神病院，连续几天被殴打，并被绑在床上，管理人员对他强制注射不明药物，让他的记忆力受到损害。 暴力对待知识分子的高压维稳手段并没有达到消弥不同声音的目的，反而激起了知识精英阶层对现行体制的抵触和离心情绪，他们看不到政改的希望，看不到改良的出路，只看到变态维稳下野蛮的打压和越来越暴力化的手段，他们的不满、躁动、愤怒情绪之明显溢于言表。知名宪政学者陈子明在8月14日的”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座谈会上发言就说到：”现在流行谈晚清，在公开与私下的言论中，革命的气息都越来越浓了。”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官方媒体或公开明目张胆、或背后阳奉阴违拐弯抹角发出异于官方的声音。7月29日，在中宣部以维稳需要为借口发出禁令封口温州动车惨案报道后，在这天的惨案死者头七之日，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家报纸大开天窗，以无声的示威和抗议发出对这个体制质疑的声音。一百多家报纸集体同时开天窗，是世界新闻史上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是知识阶层集体对年来高压维稳现实的不满情绪总爆发。 变态维稳何时到尽头 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政治稳定是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史表明宪政是现代国家正常的政治活动的基本保障和基本形式，以限制政治权力捍卫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宪政是现代国家文明化的标志，宪政体制下民主和法治的内在结合成为宪政国家整合冲突、规范秩序、维持稳定的基本工具和手段。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利益和自由，公民是国家和政府的服务对象和权力来源。 而中国现行的变态维稳体制可以说是对现代政治伦理的背叛，国家、政党成了凌驾于一切公民的头上的利维坦怪物，以恫吓威胁和暴力镇压来维持这前现代社会的冷血凶残丛林法则，在中国历史朝代上实施特务政治最严厉的明朝与现在相比也望尘莫及。自焚、爆炸、冲突、骚乱……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监视、软禁、绑架、逮捕……政权不断滥用权力严打和整肃妄图维稳，社会陷入危机不断和应付危机的恶性循环，中国就象一辆开往万丈深渊的公共汽车，没人知道怎样使他停下来，有能力的人纷纷选择跳车，剩下的乘客除了被做为人质等待车毁人亡别无选择。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整个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迷惘、抱怨、躁动、戾气情绪，似乎就像个一点就燃的火药桶。作为社会先知先觉者的知识分子已经纷纷以其良知勇气担当起了捍卫基本常识的道义责任，发出了要求变革的声音。在一个民智已开的信息社会里，没有人相信一个靠变态维稳统治的强权能千秋万代，追求和捍卫自由是人的持久不变的天性，任何强权都无法扼杀这源于人性本身的永恒呼唤。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不尽快改变目前刚性的变态维稳手段，继续拒绝实行有利于释放社会压力的政治体制改革，拒绝融入世界主流文明，那么迟早必然出现对这个国家任何人都绝无好处的危机总爆发大动荡局面。 换言之，变态维稳必然会结束，多少一麻袋一麻袋的钞票继续往”维稳”这个无底洞里扔也救不了它行将结束的命运。它或者结束于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变革中，或者结束于逆历史潮流而导致的激烈社会转型中，结束的时间和方式可能不同，但是结果并无二致。   作者:野渡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 1970 年出生， . 中国言论自由、网络自由、公民运动观察者 . 2001 年创办被查封达 49 次的中国互联网早期著名思想网站《民主与自由》。现在独立中文笔会主持网络工作委员会。         意见反馈  »  |  电子邮递  »  |  打印  » 更多文章   Share this article What is Social Bookmarking?   北京观察 禁书选读 《中国影帝温家宝》 《鸿》 《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六四日记》 《1959 拉萨！》 《民以何食为天》 《哈维尔自传》 《大国沉沦》 维基解密 每月有奖征答 晚间节目 互动平台 听众园地 Podcast 德国之声App服务 © DW 2011 外部网页内容，德国之声概不承担责任。 English German Chinese Spanish Portuguese for Brazil Arabic Russian Persian Albanian Amharic Bengali Bosnian B/H/S Bulgarian Croatian Dari French Greek Hausa Hindi Indonesian Kiswahili Macedonian Pashto Polish Portuguese for Africa Romanian Serbian Turkish Ukrainian Urdu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周鸿陵（主持人）：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思想急剧涌现，左、中、右各派观点都在对中国社会提出解决方案。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探讨一下，能否超越左与右，找出一个能够满足各方意见的制度架构，目的是使社会稳健发展，推动社会的变迁。现在我们请仲大军老师发言。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年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陈子明、周舵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乔续写了一篇文章刚发到大军网站上，我发现他的一些看法挺有意思，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 　　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一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最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一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 　　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一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着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太专制。 　　施晓渝（民生学者）： 　　我希望思想不要太偏激，不要太出格，为了我们的活动能够继续做下去，要理性一点。胡星斗说我是中国最典型的中派，我的观点是：左右的分歧都出现在对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想从总的方面解决问题，实际上左右在很多问题上是一致的，内涵虽不同但外延有相交之处。我觉得可学邓小平对根本问题不争论，我认为尽量避开那种总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多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就事论事，即技术型的推动。 　　现在英国乱得一塌糊涂，法国曾经也是，包括瑞典这种最温和的国家，也出现过一个人杀死九十多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的制度更不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马、毛讲的弊病，其游戏规则可以被利用、可以寻租，欺凌弱势大大存在。既然没包治百病的制度，就只有三交和三公原则，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我对总体设计一点概念都没有，不懂总体设计，我的观点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无非是交往、交易、交流，（注意，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形式）只要在人类的基本活动的基础上搞好了公正、公开、公效（公共效益），对此我称之为“三交和三公”原则，那么这个社会会向良性的方向上发展。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左和右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渐进改革或者渐进革命，右派喜欢讲渐进改革，左派喜欢讲渐进革命，他们都有最终目标和模式设计的，我是没有理想模式设计和终极目标的，我认为是走到哪一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寻求最佳方案。我认为我这思想理论和科斯的交易定理，哈耶克的自在秩序是默契相通的。 　　我说的具体问题也不是指个案维权，我赞成维权，但我不喜欢纠缠到一些具体事务里，况且这么多要维权的具体案例怎么搞得完？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我的意思是热点、政策性的讨论。最近发起了几起群体事件，比如新塘，汕头，内蒙，还有一些问题，如重庆模式、广东模式，高铁事故，赖昌星事情，还有美欧债务危机，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否能用或严重缩水乃至泡汤的问题，还经济结构，分配格局的调整，高价房和保障房以及相应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国进民退，高额地方和高铁债务，高物价，高通胀，高税收等问题，我们是否能通过这些热点，通过具体问题，通过民间的推动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的影响政府，一步一步做大民间。 　　民间的错误在于老是有人奢望登高一呼，天下巨变，这个观点我是反对的。有的老师吹自己的主张、制度设计是怎样的完美，现在的制度怎么不好，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听，动不动就讲最根本问题，根本解决，总的解决办法，总的设计，这样搞下去容易与官方发生冲突，遭来打压。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的共识问题可以找，比如说邓玉娇案就做得比较好，暂时没有可等待。 　　我的意思是用三交和三公原则逐步推动，我讲了30多年，就是希望把民间做大，气氛烘托好，水到渠道。我希望温和一点，总体思想是最好我们要找官方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与官方互动，比如说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他们也解决不了，对这问题就可死缠置疑，我们逐渐讨论，逐渐把民间力量做大，推动民间的整合势力，组合舆论，集合阵营，这种势力就是无形的压力，就能逐步办点事。 　　我就讲这么多。 　　陈子明 （原北京社会科技发展研究所长）： 　　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十几年来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方面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几万字的言论汇编，谁感兴趣的话，给我一个电邮，我可以发给你。这个话题从1994年我能够发声开始，年年都在说。左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超越不是否定、抹煞这种现实，而是说左右翼都要拒绝走极端，看看有哪些重叠的共识，首先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争取民心，争取选票，争取执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指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我在2004年对左中右派的观点作出一个简略的概括，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来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中派强调基本人权，强调程序正义，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样有一种比较鲜明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其实，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阶级或阶层背景的，这就是中等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称为“普世价值”也还说得过去。由于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而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或者说葫芦型社会（中等阶层尚待发育），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中派）的立场偏向社会下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写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单维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两维度的分析，以宪政和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和右作为横轴，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专政左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宪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派。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专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当下中国的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在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