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同

薄熙来被拿下可以说是胡温的顺应民心之举，不过，仅仅只是拿下薄熙来，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极左势力仍然可能重新抬头，到那时，胡温即使已经退休，也会面临危险处境。所以说，在处理完薄熙来之后，启动政治改革，于国于民于胡温都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几年前，港产片《窃听风云》等风靡两岸三地，本片讲述了三面警察在利益诱惑下进行窃听交易并销毁证据，但最终难逃杀戮的悲情故事。很多人对该片的情节或许还记忆犹新，虽然影片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乏类似的情形。据海外多家媒体报道，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窃听胡锦涛等高层官员的电话。 薄熙来在主政重庆期间，高调打黑、唱红，虽然民怨沸腾，但是，其官位却稳如泰山。从3月14日温家宝在两会末的记者招待会上答问内容看，胡温对于薄熙来的打黑、唱红并不肯定，只是因为他是太子党成员，所以也奈何不了他。不过，因为突发的王立军事件，薄熙来的秘密被高层所掌握，于是，在两会闭幕次日，胡温便将薄熙来的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免去。 官方媒体在当天虽然公布了此消息，但语焉不详，只是说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熙来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并未透露薄熙来的去向。不过，当时坊间却盛传薄熙来已经被中纪委双规，虽然官方未曾证实该消息，但从常理分析，薄熙来应该是已经被高层控制了，即使未被双规，至少也是被限制了行动自由。 因为薄熙来的身份特殊，在政界和军界人脉甚佳，所以，在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之后，很多人依然认为他可以实现软着陆。不过，在4月10日午夜，官方的新华社和央视突然宣布，薄熙来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并被免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 自从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后，重庆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和市长黄奇帆就在会议上三番五次地强调要维护重庆地区的社会稳定。薄熙来作为政治局委员，跟以前被免职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相比，级别是一样的，二陈被拿下的时候，动静显然不如薄熙来被拿下这么大，可见，胡温对薄熙来的人脉以及在重庆当地的民望仍然有所顾忌。 薄熙来在被免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后，不仅是重庆，全国各地的政府机构、学校都为此而召开会议，与会者纷纷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军方在一开始虽然保持了沉默，但在几天之后，几位军头和《解放军报》也开始表态，对中央的决定表示支持。从当前的情况看，薄熙来已经身败名裂，绝无咸鱼翻身的可能。 熟悉薄熙来人都知道此人心狠手辣，而且野心勃勃，他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打黑、唱红，尤其是打黑，完全是他的一项政绩工程，为了完成这项工程，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从海外媒体的报道看，在打黑过程中被以黑社会身份抓捕的企业家不计其数。 薄熙来为了在十八大时升任政治局常委，可谓险招用尽。虽然胡温对其不满，在薄熙来到任后从来不曾去重庆视察，但是，因为薄熙来在没有明显政治问题的情况下，他的入常之路没有谁可以阻挡。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因为王立军事件，薄熙来铁定会在十八大上成为新任的政治局常委，并有望接替周永康的政法委书记一职。 中国有句熟话叫做“人算不如天算”，薄熙来虽然机关算尽，但是，他却最终因为王立军事件而政治生命终结。不仅没有做到软着陆，反而身陷囹圄，面临至少是无期徒刑的严厉惩罚。薄熙来为官这么多年，不仅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家族谋私利，而且还牵涉多宗命案，甚至有消息称2002年112人死亡的大连空难也系他一手策划。倘若传言属实，那么，薄熙来可谓罪不可赦，等待他的或许是死刑。 薄熙来为了上位，必然希望掌握高层的情况，因此，做出反常的事情来并不奇怪。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共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薄熙来在高级官员经常下塌的重庆国宾馆安装了窃听装置。虽然该消息未能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但是，从薄熙来的狂妄不羁表现看，很多人对此是宁可信其有。 据悉，在去年8月，胡锦涛用电话与一名在重庆的高级官员谈话时，特殊装置发现电话遭到窃听，而且是重庆官员所为。薄熙来的窃听活动被认为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当时，为了了解自己在中共党内的情况以及收集竞争对手的信息，薄熙来下令他那时的心腹、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架设精密的监听装置。路透社报道指出窃听行动令薄熙来引火烧身，犯了大忌。 其实，在史书和文学著作中，就有不少有关窃听的记载。《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然左右多窃听者， 范雎 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 宋苏轼《舟中听大人弹琴》诗：“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袵窃听独激昂。”《水浒传》第一零三回：“ 王庆窃听多时。”巴金《家》三三：“他才回到家里，正要去见祖父，却看见祖父的窗下石阶上站着几个人，伸长了颈项在窃听什么。” 窃听的原意是偷听别人之间的谈话，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窃听的涵义早已超出隔墙偷听、截听电话的概念，它借助于技术设备、技术手段，不仅窃取语言信息，还窃取数据、文字、图象等信息。窃听的事情在当前非常普遍，很多贪官在落马之前电话都被窃听，而一些政治异见人士的电话也被24小时窃听。 薄熙来倘若真的窃听过胡锦涛等高层官员的电话，那的确是犯了官场大忌，即使他没有其他违纪和违法行为，这一点就足以让胡温对他高度警惕，并寻找时机让他告别官场。曾经因为打黑、唱红红极一时的薄熙来，如今已经是四面楚歌，不仅官方对他已经彻底否定，就连那些原本对他推崇备至的民众也开始认清了他的真面目。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薄熙来在仕途上的这些年，凡事以个人私利为中心，虽然有能力，但品德败坏，这样的官员其实比那些道德品质良好的庸官坏处更大。薄熙来被拿下可以说是胡温的顺应民心之举，不过，仅仅只是拿下薄熙来，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极左势力仍然可能重新抬头，到那时，胡温即使已经退休，也会面临危险处境。所以说，在处理完薄熙来之后，启动政治改革，于国于民于胡温都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上述媒体人除了共同的批评现实体制的右派背景外，一个共同点，是长期对薄熙来主导的重庆“唱红打黑”均不以为然，而对王立军事件、海伍德事件以及薄熙来被解职调查均有大量分析转载甚至第一手消息。就记者采访所知，这一行动，并非新浪微博管理层的自我过度审查，而是国新办网络新闻局的直接下令。 因此，有知情者就认为，对上述微薄活跃者的“掐喉咙”之举，可能是为薄熙来事件关注降温灭火，有人认为，近期可能北京会就薄案推出阶段性结论，为此，有必要对民间意见领袖进行提前维稳。 唱红大旗 2007年，薄熙来以政治局委员之位，主政重庆五年来，大树“唱红打黑”大旗，在沉闷的中国密室政治中，搅动起风风雨雨，蔚为一时风潮。 西方媒体都注意到，虽然已经被解职，但薄熙来在中国民间，尤其是草根阶层拥有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并未因4月10日来，官方连续对薄熙来的抨击性表态和站队而又大的松动。 官方的站队表态中,对薄熙来的实质性问题,着墨甚少,几乎只是一种政治表态,当然无法说服对薄早已有情感投入的许多普通民众。 二十几天来，关于薄案的许多消息，纷纷通过西方媒体、香港、台湾媒体出笼，细节越来越多，如巨额海外财产、海伍德案的种种可信细节，其可信性几乎难以撼动。 目前，许多左派大佬已经不再对薄案发言。但对西方媒体报道的种种薄家的不堪一面，很多拥薄民众，或者沉默，或者将其斥为谣言，拒绝承认，而草根左派网民一不敢攻击中央（中央就是左派网友的信仰所在），至好以辱骂杨海鹏等爆料者作为发泄。 对薄熙来在重庆的诸多作为和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多重冲击，我们可以初略地将其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即便左派价值复兴，所谓文革回潮的担忧即来源自于此；派系斗争层面，即太子党“舍我其谁”，结合朝野大佬，挑战习李接班格局。 第三层面其实相对简单，也就是所谓薄熙来“违法乱纪”的作为，巨额资产、监听政敌、打黑敛财、杀人灭口等直接触犯刑法的行为。 薄熙来唱红等，当然是想更上一层楼，进入几乎是有免死金牌的政治局常委之列，作为中国当前体制下的高级政客，他与其他窥视权力者不同的是，他有意无意之中，提出了与当局者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大旗。 如果说唱红，还更多的是太子党对接班天然优先性的再确认，事实上，重庆的5年多的施政实践，客观地复兴了左派价值复兴的一套理论，薄熙来对“共同富裕”理念的再次重申，“分好蛋糕”的提出，如大规模的廉租房投入，对城乡统筹的看重，相对全国暴涨房价下，重庆对房价的合理控制等等。 薄熙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创新，其实已经违反了中共长期的以来“礼乐征伐出于上”，意识形态是一把手禁脔的传统，对中国国内目前的沉闷的政治格局造成了直接的冲击。 时事评论员朴抱一就认为，“薄熙来争储确实有他正面意义，至少打破了密室政治，提出了竞争的要求。并且从以前向核心人物诉求，转向底层民众和红色家族。” 政见分歧 台湾《联合报》最近一篇大陆知情者撰写的关于薄案内情的长文中，也谈到了薄熙来和温就发展理念，用更重的话说，就是政治路线的分歧。 该文说，在二○一○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温家宝做经济方面的报告，报告完后，例行由政治局委员评论一下，每人大约都是三、五分钟。薄是最后一个谈的，不料他违反了规定，谈了四十五分钟。 薄熙来大谈：“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造成许多问题，贫富不均，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社会矛盾扩大，这早已违背中国共产党最初的理想，改革开放已经走到尽头，改不下去，也开不下去了…。我们要回到党的理念和理想，要公平正义，要社会安定…。” 该文描述说，薄熙来的此种作为，让温有些不耐，转头与胡谈了几句。胡在薄说完后，定性发言说，“这三十年来，党的开放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不容否认，谁要否定了改革开放，就是否定了党。” 这篇文章很多细节非常准确，应该是接近北京当局者所作，因此上述细节应当有不少的可靠性。此外，薄熙来身边聚集了大批左派学者后，尤其是乌有之乡派赴重庆送锦旗后，重庆被批极左，受到了主流不少反弹，薄熙来也曾试图改变所谓“复辟文革”的印象，重新向右派靠拢回调。 2011年10月，重庆当地官方媒体曾报道，邓小平之弟，重庆市原副市长、百岁老人邓垦对给薄熙来题字，希望重庆“自强不息”，“两手都要硬”，声称赞赏重庆这些年的探索实践。 根据记者所知，薄熙来运作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找到在重庆当地颇有渊源的邓家某位人士，运作了上述表态，以示重庆拥邓，拥邓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并未脱离改革开放的主流。 此外，重庆因为李庄案引起了中国法律界的广泛反弹，也曾试图推出所谓“民主与法治”的旗号，以安抚中产阶级和法律职业界，但未及危机就已全面爆发。 《联合报》上述文章就分析说，如果薄挟持他在重庆“唱红打黑”的人气，再以政治改革者自居，宣告重庆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乡镇一级普选，实现基层人民的民主自治”，把温家宝所期待的政治改革，率先从重庆做起，唱出与中央不同调的改革内容。 试问，北京要如何处理？是宣告薄的改革政策与中央违背？会不会引起民众的反感？是宣告薄只是地方政策，未经中央同意？这也很难处理，这等于宣布中共内部分裂。 未来发展 此外，薄熙来的太子党派系背景也有相当的实力，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最近在德国之声的一篇文章所述可见一斑。 3月20日之后，英国人海伍德被毒死，涉嫌谷开来，已经在高层传开。不到一个星期，台上和在野的太子党阶层，基本知晓了薄案真相。“做实”，“铁案”都是此时高层消息人士的专门用语，网络传言的“康师傅下架”，“军车如林”，“中南海枪声”实际是草根阶层对北京吊诡的政治氛围的感觉和猜测，结果遭到无情的惩罚。 三月下旬，红色家族的关切和安慰竟然像“潮水般涌向”薄熙来的兄弟姐妹，至使薄家三子薄熙成不得不群发一封短信：“感谢这么多年大家对薄家，对熙来的关心和支持，以后不要支持了，祝大家各自保重。” 文章说，现在手机管理严格，一般群发20个号，就要受限制，但是薄熙成的短信还是传遍红色家族，意味深长。 因此，此前薄熙来案件中，诸多刑事案细节的披露，即便有政治派系斗争的原因，也是此事发展处理的必然，既然北京当局不能也不愿以政治路线、意识形态分歧处理，对薄熙来的政治派系，甚至拥薄上位的种种政治派系既不能也无法做更多的处理和切割。 一个现实是，目前中国的司法制度，仍然无法独立，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给公众足够的信赖，认为他们仅是因为司法考虑，隔绝了高层政治压力。对薄熙来的未来的公开审判难以想象，一旦薄熙来在庭上宣称自己被刑讯，如何处理？一旦薄熙来在庭上攻击政治局的前同事？更是难以想象，难道比照江青模式？ 而薄案如果还是比照陈良宇、陈希同案实质的不公开审理，又如何说服薄熙来在意识形态而非组织上的拥护者呢？ 一些西方媒体就此发表的评论分析文章也认为，如果把薄案涉及的刑事部分的案情完全公布，将严重冲击公众对中国体制的信心。因此，薄案未来，只能聚焦于薄熙来何其家人可能涉及的刑事问题，甚至贪腐问题最后也只会轻轻带过。 《联合报》上述文章就分析说，薄熙来夫妇的风流韵事，无论他们有多少情人，都不应该构成犯罪。就算是中间有穿针引线的徐明，都不致构成重大犯罪，而是道德问题。 重点是证据。如果缺乏直接证据，将无法处理薄熙来、谷开来的犯罪。这分為两方面，一方面是刑事犯罪。即杀人部分；另一方面是洗钱犯罪。 刑事方面，该文说，许多命案的死者都已火化，直接证据不復存在，唯一有证据的，就是海伍德命案中，王立军留下的下毒证据。其他即使明知下毒谋杀，谷开来的杀人罪，最多是“死刑缓刑”，应不至处决。洗钱部分，因為谷开来与海伍德都是国际金融投资高手，在外国法律的保护下，这些钱就算金额很大，也很难要回来了。 最后，值得深思的是，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体制下，权力的制衡何时才能确立？ 亲信如王立军，强横如王，遭遇薄熙来的巨大权力，除非逃入美国领事馆，在国内似乎已经没有生路，那么一般老百姓当如何自保？如果没有王的奋力一击，那么海伍德案有得见天日的一天吗？这是什么制度可以让杀人者横行无忌？ 这一现状何时才能改变？  

薄熙来倒台后，有关其贪赃枉法的情节，越来越多地摊放在大众面前。随便拣几条，都足以令人咂舌：向国外转移巨额资产高达60亿美元；与100多名女子淫乱；涉及众多命案，包括最新传闻：薄为清除政敌，不惜制造空难（2002年5月7日），一次性害死112人…… 联想到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初的文强案。身为重庆市司法局长的文强，是薄熙来“唱红打黑”运动中揪出的一只“大老虎”。 据知，文强犯下四桩罪：受贿罪，认定112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文强夫妇名下房产18处，价值3000多万元；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文强承认与3名夜总会“妈咪”（鸨母）发生过性关系；强奸罪。最后，文强被处以死刑。 如今，对比文强与薄熙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总计文强受贿和不明财产，不及薄熙来转出金额的一个零头（若以亿计、以美元计）；论淫乱，对照薄熙来的“辉煌业绩”，文强应自叹弗如；说到黑，还没有弄出人命的文强，又岂能望薄熙来之项背，对薄而言，杀一个人，轻易得如同掐死一只蚂蚁。 毫无疑问，文强也是一个贪官，正如大多数中共官员都是贪官一样。区别只是，以当今中共官场腐败规模计，文强只能算小贪，薄熙来才堪称大贪、巨贪。不论三桩罪、七桩罪、还是十桩罪，薄熙来之罪，都是文强之罪的百倍、千倍、万倍。薄熙来故事，不过是文强故事的高级翻版。 薄熙来倒台后，不仅曝光他个人的贪腐网络，而且曝光他整个家族的贪腐网络：兄薄熙永，弟薄熙成、薄熙宁，子薄瓜瓜，薄妻谷开来及其姐姐谷望江、谷望宁，无不因薄熙来而涉商成巨富，他们各自所开公司的业务，主要就是吃政府项目，从大连到北京，再到重庆，伴随薄熙来一路升官，薄家族一路通吃。正所谓：一人当道，鸡犬升天。特权，令人叹为观止的特权！ 而3月9日，薄熙来还在“两会”的记者会上，振振有词地辩解：有人给我本人和家庭泼脏水，甚至说我儿子在外边学习，开红色法拉利，一派胡言，我感到非常气愤……我儿子在外国学习，拿的都是全额奖学金……不仅我儿子，我和我夫人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 小贪官文强被大贪官薄熙来拿下，本身就是中国官场的巨大反讽。应验笔者当初的断论：重庆模式，是黑打黑，贪反贪；如今，可以再次提出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诘问：糜烂透顶的中共官场，还有多少个文强、多少个薄熙来？ 薄熙来扳倒文强，是权力斗争，仅仅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文强才落败；同样，胡温习等人扳倒薄熙来，也是权力斗争，更高阶的权力斗争，也仅仅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薄熙来才落败。薄熙来及其粉丝不服气？那么，去问问文强，他又服不服气 ？ 人治的社会，就是如此；要人心服口服，只有法治社会。可惜的是，无论文强还是薄熙来，抑或从前的陈希同、陈良宇，都不是法治社会的倡导者，反而是人治与专制社会的抬轿者、历史共犯，落得个请君入瓮、身败名裂的下场，如此地咎由自取，难道还不足以警醒当今官场梦中人？ 文强被治，以腐败和刑事罪名；如果薄熙来被治，仍然以或仅仅以腐败和刑事罪名，就实在不太新鲜。试想，就是这么一个贪、淫、杀无所不为的贪官、淫官、恶官，却一路高喊着“共富”、“打黑”、“反腐”的伟光正口号，步步高升，差点就要跻身“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行列。这不是制度的绝症，又作何解？

不过，即使如此，薄熙来事件究竟会对中共权力体系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何种影响，直到目前，仍然难以评估。但是，从中国国际形象角度出发，薄熙来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宣努力。长期以来，中国以强劲的经济增长为依据，向世界宣传以效率与利益为中心的“中国模式”，不少西方论者或许是真心相信中国的效率，或许是羡慕中国的速度，或许是批判西方的需要，或许是另有他图，真真假假将中国看作是西方可以借鉴的样板，忘记了中国仍然是一党专制，不再提红色中国曾经历过的如文革的惨痛教训，对于中国二十年来经济增长背后的精神代价、社会代价、生态代价视而不见。 外红内黑的精神分裂典型 然而，薄熙来事件再次将中国黑箱作业、权力斗争、司法不公、缺乏监督、贪腐泛滥等等一党专政之必然产物和盘托出。面对如此中国，经济增长也好，官方严正声明也好，喉舌媒体巧舌如簧也好，均再难自圆其说。按照中国新华社的说法，薄熙来被免职并非权力斗争，正如陈希同、陈良宇等人一样，无非是一桩简单的高层腐败或违纪案件。然而，问题是如何解释正在跃跃欲试准备进入中共最高层的薄熙来会涉嫌犯下如此罪行？而被薄熙来称之为在家做家务的薄谷开来何以会涉嫌谋杀一个曾经照顾其子的英国友人？新华社何以将谷开来称为薄谷开来？ 薄熙来被免职以来，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如何从改革制度体系，加强司法独立，扩大媒体监督入手，制约公权力，杜绝或防范高层贪腐的任何措施出台，相反，追谣言、禁网站、抓捕信息传播者却是中国政治的主轴。似乎只要将社会大众排斥于真相之外，滥权就不是问题，腐败就不存在，造假就不会产生影响。 然而，正是这种长期的权力崇拜、虚假当先、利益至上的宣传和教育造就了薄熙来这种表里不一、外红内黑的精神分裂典型。大量的材料显示，薄熙来的“打黑”，就是地地道道的黑打，薄熙来所发动的“唱红”，除了对文革形式的利用之外，他也绝不会认同民众起来批判共产党政权的权利。当今中国社会以次充好、伪劣商品泛滥，以毒害他人身体甚至儿童健康的手段来获取暴利之风甚嚣尘上。对于工业造假、商业造假、产品造假，学术造假，大众恨之，媒体讨之，官方也批之。然而，何以人见人恨的造假之风不仅屡禁不止，反而越批越烈呢？薄熙来事件也许提供了答案。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在电视中，薄熙来风度翩翩，雄辩滔滔，满口说教，既教训他人也反省自我。但在密室中、在黑暗处，薄熙来却完全是另一副形象。政治高调只是用来满足权力欲望，一切均从利益出发，既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党国之上，法律之上，又用利益或者权力来利用他人。出于利益，可以抢劫，可以谋杀，可以毁灭。薄熙来正是这种蔑视道德价值、利益至上、权力至上的当代中国社会语境所结出的畸形的果实。在这种制度与社会发展相左，价值与利益分裂，经济与政治脱节的当今中国，假货如何可能不泛滥呢？那只是中国社会氛围的反映而已。同充斥市场的假货一样，薄熙来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也。

案件还在调查中，便有人向海外传媒放风薄熙来可能会被处死 轰动国内外的薄熙来案件虽然仍然笼罩在重重迷雾中，但已经显示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特点： 事件特点 第一，中共领导在准备集体交班的敏感时期动手，提示此案十分紧迫，不能留到18大去解决； 第二，它引起了党中央极大恐慌，以致党政军警及各地反复向中央宣誓效忠，《解放军报》以及将领接连发表文章，反复强调“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与此同时，当局还铁腕封杀言路，关闭大批网站甚至《乌有之乡》； 第三，案件还在调查中，中共便已向海外传媒放风薄熙来可能会被处死。《多维新闻》引用“接近中共内部直接处理薄案的消息人士”称，该案“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历史上最大的贪腐案件”，“这位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不仅政治生涯已经结束，甚至其生命也将因此终结”； 第四，无论是王立军叛逃案，还是谷开来涉嫌杀人案，官方说词都语焉不详，疑点重重。 比较过去有进步 这些线索足以提示，此案不是什么单纯的刑事案，而是中共高层内又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其凶险剧烈，恐怕不亚于林彪案、四人帮案以及赵紫阳案。然而薄案却与它们有个显著区别：它明明是权力斗争，但未按中共“党纪”处理，却被包装成刑事案件。这一重大区别，显示了后毛共相对于毛共的极大弱化，从而反映了中国在文明化过程中的极大进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没有刑法的国家。中共用“政策”统治全国，以“党纪”管束全党。两者都毫无确定性，都以党领袖的私人意志为转移。例如毛发动文革，彻底违反了党章以及党内一切潜规则，然而“反党”的却不是他，而是他的假想敌们。不仅如此，光是“反党”就足以构成顶级罪行，就可以被批斗，被抄家，被软禁，被逮捕，被“迫害致死”。“罪行”的构成与惩罚都具有无穷的随意性，完全取决于党魁的瞬时心情。 这种野蛮的治国治党方式之所以能顺利实行30年，全靠斯大林的发明。苏式极权政体政体的“合法性”（＝精神权威）全靠“个人崇拜＋恐怖”。当党领袖被造成上帝、全民被炮制成虔诚教徒后，惹得上帝不欢的一切言行，当然也就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滔天大罪。 毛死后，中共仍然一度沿袭了这套野蛮作法。林彪集团与四人帮受审，是因为他们“篡党夺权”，而赵紫阳则因“分裂党”而被软禁终身。在文明社会里，这些指控即使是真，也根本就没犯法。更何况在林彪、四人帮倒台之前，国家连个刑法都没有，谈何“犯法”？但那时中共仍有造神运动留下的遗产，这么做还能苟安一时。 嘲弄法治精神 不幸的是，把党魁捧为上帝的同时，也就赋予了他任意屠杀同僚的无限权力。因此，没有哪家共产党（北韩例外）可以把个人崇拜这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迟早要在大独裁者死后放弃。而一旦放弃了它，党领袖的权威就必然出现逐代递减，以“政策”治国、以“党纪”治党的野蛮作法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这就是为何现代中共要改用“党纪”来冒充“国法”。党内权斗的失败者陈希同、陈良宇等人，都是以违反刑法的名义制裁的，薄熙来如今也将步其后尘。 相对于无法无天的毛时代，这当然是个巨大进步，但如此滥用法律，完全是对法治精神的嘲弄，而且会为中共促寿。须知争权夺利是一切政客的本能，在文明国家，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丢掉的不过是权位，在中国却要沦为性命难保的阶下囚。由于党领袖权威的极大弱化，这非但不能吓阻野心家们，反而可能促使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使得党内权力斗争更加凶险，所有的人都丧失了安全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为何薄案会引起党中央不成比例的恐慌。 解决这个制度性危机的办法，还是只有老老实实向文明国家学习，先在党内建立个公开的文明的权力斗争程序，使得野心家们可以平安地争权夺利，再把党纪与国法彻底分开，由党组织对违规党员实行组织处理，由独立于党的司法机构审判犯法党员。不此之图，则敬爱的党中央将永远是个连权位的安排与移交都没个最起码规矩的劣等土匪山寨，迟早要垮于内讧，给全民带来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巨大灾难。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