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次铁路事故，人的因素是绝对的罪魁祸首，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事故原因，我们记录这段铁路殇史，是希冀铁路主政者铭记冤魂、敬重生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88年1月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旅客列车运行到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站间，发生颠覆事故 1997年4月29日，由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列车经过京广线岳阳县荣家湾火车站时，与停在4车道的818次客车追尾相撞，造成58人死亡，290多人受伤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实习记者 何赟 发自北京 一时间，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温州。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近40人遇难身亡，约200人受伤，以“和谐”号命名的动车组及其背后的铁道部，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拷问、责骂甚至咆哮。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次铁路事故，人的因素是绝对的罪魁祸首，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事故原因。早在2002年，曾任铁道部安全监察司重要职务的吕正清就总结过：在重大、大事故中，由于铁路职工自身责任的占到64.6％。 我们记录这段铁路殇史，是希冀铁路主政者铭记冤魂、敬重生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建国初到“文革”：从稳定到混乱 中国铁路系统的框架在1949年以前就奠定了基础。在战火硝烟中，铁路系统功用受损严重，因此建国后，这方面的重要工作便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抢修既有线路。至1950年代初期，中国铁路逐渐复苏，也日渐面临严峻挑战：设备陈旧、职工素质不高、规章制度丧失，这直接导致运输秩序的混乱、行车事故发生频率较高。 1950年1月23日，津浦线花旗营车站发生列车正面冲突，死伤62人，这是新中国第一起旅客列车重大伤亡事故。与现今庞大而冗杂的铁路系统相比，那是一切都等待规整的时代，灾难性的事故成为制度革新的催化剂。此次事故后，铁道部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设备运用、质量检修专门制定了相关执行规则，对行车安全亦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一系列的人员培训、考核机制出台，旨在提高人员素质。安全形势就此得以好转，重大、大事故由1952的332件，减少到1957年的200件。彼时，正值实施首个“五年计划”，铁路建设步伐加快，尤其是运量和行车密度大幅增长。 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走向高潮，也将刚刚起步的铁路安全标准机制推向荒芜。“大炼钢铁”与“超英赶美”的狂热蔓延到铁路系统，超载运输、超负荷运输、超既定密度运输成为常态。资料显示，1960年的特大、大行车事故比1957年增加近3倍。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管理的混乱。事故频发的年代里，完整细致的案例卷宗甚至成为奢想。铁路部门随后又发动了极富时代特点的群众性运动——“安全正点、四爱（爱车、爱路、爱设备、爱货物）立功”，以运动代替整改，口号冲天。 半个世纪后，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跃进”，刘志军的高铁计划终于让中国在5年内真正实现了“超英赶美”，可“运动便会流血”的预言似乎并未改变。 “文革”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泛滥，铁路成为红卫兵们狂欢的舞台。全国人民大串联，激昂的群众扒上火车就去远方寻找“同志”。在运动化的喧嚣中，铁路建设基本没有推进，铁路职工反倒也成为了运动的一分子。混乱的行车管理、惊人的超载量、和全国失控的社会状态，不可避免地制造了1969年铁路特大大事故达964件之巨的惨痛局面。动荡的10年，悲剧接连不止。 动荡过后，惨烈并不随之戛然而止。 1978年12月16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杨庄事故”，让上百位旅客魂断中原。那是一列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列车，在陇海线杨庄车站内与西安开往徐州的368次拦腰相撞，死亡人数达到106人，重伤47人，客车报废3辆。这是建国以来死伤人数最多、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列车事故，也是中国铁路在“文革”结束后为这10年混乱支付的最昂贵的一笔账单。最终，该事故的责任人被认定是两位打瞌睡的司机和调度员。真相几何，不得而知。铁路系统独有的森严司法系统只能让普通百姓远观这个铁轨上的密闭王国。 如今，在距离杨庄车站不足200米处的铁路北沿，一块青石砌成的纪念碑掩映在松林间，上面镌刻着“沉悼念1978年12月16日杨庄事故遇难旅客”。每年前往祭奠的，除了死者家属外，再无其他。不断提速的中国列车从距离纪念碑不远处的铁轨上飞驰而过。 80年代：安检缺失、热情高涨 1980年代，改革开放闸门开启，列车成为重新燃起的“中国梦”的缩影与见证。在燥热缓慢的车厢中，动辄几天的旅途隐藏着种种趣味，或者危险；几多形形色色的故事在此上演，其中不乏惨剧。 80年代早期，中国铁路接连发生多起车厢着火或爆炸的安全事故。彼时，登车安检无从谈起，危险物品的携带成为最大安全隐患。1984年5月14日，济宁开往三棵树的117次旅客列车在深山线房家和大红旗间，因旅客吸烟引起列车火灾，造成6人死亡。这是数十起类似事件中的一起，其他甚至还包括了故意携带炸药上车。拥挤的车厢，埋藏着不安。 1988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间，由于列车颠覆，造成旅客及铁路职工死亡88人、重伤62人、轻伤140人。该事故也是外籍旅客伤亡最多的事故，造成日本旅客死亡27人、重伤9人、轻伤28人，其中除一名教师外，都是16岁以下的中学生。时任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引咎辞职。不久，丁关根升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再次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文革”后尚未稳定的80年代，中国铁路缓慢发展。人均拥有铁路长度持续增长，铁路覆盖面更加广泛。尽管事故时有发生，但出行的方便和较为稳定的秩序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需求。 当时火车跑得的确不快，与现今动辄打破世界纪录的和谐号高铁不可同日而语。可绿皮车低廉的票价和远方的想象，却成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背井离乡，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90年代：“铁老大”初现 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狂飙突进，城市化进程快马加鞭，东部及沿海开放城市与内陆地区的鸿沟愈发明显，一场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迁徙浪潮席卷全国。价格低廉、运能优势明显的火车成为实现迁徙的最重要载体。蜿蜒的铁轨，隆隆的列车，寄托着彼时无数国人对机会的渴求和对财富的向往。 中国铁路运输供求矛盾开始激化。“春运”成为举国关注的话题，“一票难求”成为媒体长期使用并长期有效的描述语言；“铁老大”成为人们对规模巨大、政企不分、半军事化管理的威权机关充满怨愤与无奈的嘲讽。与此同时，铁路运输的安全状况亦呈现出不稳定趋势，那段时间，铁路部门官方工作报告的原话为“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 1990年7月27日8点，2523次货物列车与848次货物列车，在沈阳铁路局通化分局梅集线通沟至干沟间发生正面冲突，造成2523次机车l、2、15、19位车辆脱轨，16、17、18位车辆颠覆；848次重联机车颠覆，机次1位车辆脱轨，报废机车4台，货车报废1辆；机车乘务员9人死亡，重伤3人，中断正线行车达25小时15分。 一年后的6月13日，由北京开往苏州的109次客列车，运行至津浦线新马桥至曹老集间，与前行的1329次货车发生追尾冲突，造成109次列车副司机当场死亡，列车乘务员和旅客28人受伤，中断行车超过18个小时。灾难仅仅过去两个月，8月18日，由武昌开往广州的247次列车运行至京广线大瑶山隧洞时，因列车人员误判前方发生火灾而拉阀停车，旅客纷纷下车和跳车，正遇邻线通过列车，造成数十名旅客伤亡。 那段时期，中国铁路几乎年年有大灾。1992年3月21日，211次旅客列车在浙赣线五里墩车站冒进、冒出信号，与进站的1310次货车相撞，造成旅客死亡15人、重伤25人、中断行车35小时。而1993年，铁路又发生两起特大运输事故：4月13日凌晨，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分局富拉尔基车站在调度车辆作业中，机车车辆冲出牵出线土档，将原信号楼突出部分刮倒，造成在室内休息的8名职工5人死亡、3人受伤的重大伤亡事故。3个月后的7月10日，北京开往成都的163次旅客列车，运行至京广线新乡南场至七里营间，又与前行的2011次货车发生追尾冲突，造成乘务员32人死亡、7人重伤、4人轻伤；旅客8人死亡、2人重伤、35人轻伤，中断京广线正线行车超过11个小时。 事故频发，民怨迭起。为此，时任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韩杼滨在1994年提出，用长达一年的时间“严肃整顿干部作风、严肃整顿职工劳动纪律和作业纪律，严肃整顿规章制度，严肃整顿班组管理，努力提高设备质量”。次年，铁道部又向全路印发了《关于围歼旅客列车事故和实施意见》（简称24条），制定了京沪、京广、京哈、陇海等十大干线建设安全标准线的实施方案。到1996年，中国铁路全路行车重大、大事故降至10件，事故率为0.006件，创下了20世纪中国铁路安全行车的历史最好水平。 90年代末：故意破坏造成重大事故 好景并不长。1997年4月29日，荣家湾事故的发生，成为继杨庄事故以来，中国铁路最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一场灾难，126条生命魂断铁轨。目击者在事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描述：“彼时的湖南岳阳荣家湾车站，血流成河”。 这是一列由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旅客列车，行至京广线荣家湾时，与停在该站由长沙开往茶岭的818次旅客列车追尾相撞，324次列车机后1至9位全部颠覆，10至11位脱轨；818次列车机后15至17位颠覆。 324次列车全列编组共17辆，由司机李建文、副司机陈勇和长沙列车段运转车长谭列军担任值乘，郑州客运段执行客运乘务。长沙电务段荣家湾信号工区信号工郝任重当日在12号道岔电缆盒整理配线作业时，瞒过车站值班员，将12号道岔XB变压器箱内1号端子电缆线甩开，致使12号道岔在反位时不向定位转动；又擅自使用二极管封连线，将l、3号端子封连，造成12号道岔定位假表示，破坏了12号道岔与Ⅱ道通过信号的联锁关系。 列车10点42分通过黄秀桥车站后，荣家湾车站值班员曾海泉旋即要求信号员李满娟办理324次列车Ⅱ道出站信号。这时，李建文见进站信号绿灯亮起，便径直将列车驶入站内。行至12号道岔处时，李猛然发现进路不对，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但已回天无力。这是中国铁路运输历史上罕见的，在生产过程中故意破坏、违章作业造成的责任事故。 4个月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处郝任重无期徒刑，长沙电务段荣家湾信号维修工区区长吴荣忠有期徒刑15年。 一年后，毕业于莫斯科铁道学院铁道电气化专业的高级工程师傅志寰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他是继丁关根之后，第二位技术背景出身的铁道部最高领导，并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俄罗斯运输科学院院士。此前，中国的铁路首长多为军队出身，带有浓烈的作战指挥色彩。 傅志寰主政铁道部后，当年12月下发《关于全路运输安全“强基达标”的意见》。《意见》对行车主要设备质量、行车主要工种人员责任提出了量化的具体标准。但是，盖着大印的红头文件并不足以庇佑苍生。意见出台半年后，武昌开往湛江的461次旅客列车，运行至衡阳北和衡阳车站间即发生脱轨，造成9名旅客死亡。舆论一片哗然。 资料显示，傅志寰任上共发生过两起重大运输事故，是历届铁道部长中经历事故最少的一位。他直接处理的另一起事故发生在2001年4月20日清晨，由北京发往齐齐哈尔市的K47次特快列车在黑龙江省安达市车站内发生颠覆，导致两人死亡。 人祸的顽症 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吕长清曾在铁道部安全监察司任职，他与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的李文耀共同合作研究过2002年以前中国铁路运输事故问题。吕长清分析认为，在重大、大事故中，由于铁路职工自身责任的占64.6％，其中又以工务、机务部门最多，两者合占59.6％，设备原因占9.2％，自然灾害占13.8％，社会治安等因素占12.3％。“五十多年来，对铁路形象损害大、社会影响大的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并且其损失程度随时间推移有所加大。在历史上，对铁路、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其原因几乎全是违章违纪所致，这是几十年来久治不愈的顽症。”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尚未有高铁投入运营的时代，吕正清和他的同事便已公开发出了这样的感慨：“1964年10月，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东海道新干线投入运营，标志着铁路高速列车技术的突破，翻开了世界铁路史的新篇章。令人称道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干线’的里程在不断延伸，速度也有所提高，但至今没有发生一起高速列车运行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为零，正点率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当然，这与日本铁路员工的遵章守纪也是紧密相连的。” 对日本新干线褒扬的声音发出不到一年，引领中国高铁时代的人物便粉墨登台。而中国铁路亦驶入一段多事之秋，影响至今。 21世纪：刘志军时代的“大跃进” 2003年，普通养路工人出身的刘志军爬上了他权力人生的顶峰，成为可以在200万人之众的铁道王国里呼风唤雨的一部之长。刘志军任上，中国实施了第五次和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以“和谐”命名的动车组列车和主要城市间夕发朝至的直达列车开始运营，青藏铁路的建成打破多项世界纪录。他提出了著名的“铁路跨越式发展”思路，高铁进入实质性建设和运营阶段，最高时速达350公里的世界纪录列车开跑中国，他因此成为建国以来最具建设政绩的铁道部长，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同时，他也让中国重回铁路事故频发的时代，铁道部成为众矢之的，公信力和美誉度降至历史最低谷。死伤严重的胶济铁路事故，让有关“部长引咎辞职”的呼声甚嚣尘上。 刘志军在部长任上遇到的首起事故发生在2005年7月31日晚上8点。西安开往长春的K127次旅客列车，在长春至大连的长大线新城子至新台子间与一列货物列车发生追尾，6名乘客死亡，30人受伤。次年4月11日，青岛开往广州东的T159次列车，行至广铁集团管内京九下行线林寨站至东水站间，在信号故障情况下，司机个人认为防护区间没有列车，盲目开行，最终与正在停靠的武昌开往汕头的1017次列车相撞，两位铁路职工当场死亡，18位旅客受重伤，1017次列车最后4节车厢随即脱轨。彼时，T159次副司机正在睡觉，而按照铁路部门的规定，故障发生情况下必须双司机值乘。 刘志军时代，铁路大事故发生周期由一年缩短至半年。1017次列车事故余音未绝，2007年2月28日凌晨，由乌鲁木齐开往阿克苏的5807次列车再爆惨剧。这趟列车行至南疆铁路珍珠泉至红山渠站间，因瞬间大风造成该次列车车辆脱轨、3名旅客死亡、34人受伤。 而众怒到达极致的两起事故，均发生在胶济铁路。2008年1月23日晚上8点48分，北京开往青岛四方的动车组D59次列车运行至胶济线安丘至昌邑间时，发生重大路外交通事故，造成18人死亡，9人受伤。这是中国首起动车组列车重大事故。 胶济铁路已有百年历史，由德国殖民者在山东省境内强行建造，并由此爆发“巨野教案”。事实上，在2007至2009年间，该路段共发生重大事故多达5起，频率之高、状况之严重、影响之恶劣，为中国铁路历史上所罕见。其中以2008年的“4·28”特别重大列车相撞事件最为惨烈。 是日凌晨4时41分，T195次北京至青岛四方的列车与5034次烟台至徐州的列车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附近路段相撞。事故造成72人死亡、近500人受伤，其中重伤51人。7分钟后，济南铁路局颁布紧急救援命令。这起事故的伤亡人数，为建国以来铁路交通事故中最多，死亡人数也是近10年来所未有。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次日宣布，这是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表示：“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事发列车T195次严重超速，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路段，实际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31公里。”而事故调查组副组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直接表态：“这本是一起不应该发生的责任事故。” 铁道部随后以电报形式向全路通报了事故经过和具体原因。据电报表述：“济南局对施工文件、调度命令管理混乱，用文件代替临时限速命令极不严肃。济南局《关于实行胶济线施工调整列车运行图的通知》，即154号文件，23日印发，距实施的时间28日0时仅有4天。如此重要的文件，却在局网上发布，对外局及相关单位以普通信件的方式由列车传递，而且把北京机务段作为了抄送单位。文件发布后在没有确认有关单位是否接到的情况下，4月26日又发布了4158号调度命令，取消了多处限速命令，其中包括王村至周村东间便线限速的4240号调度命令（154号文件对该地段限速80km/h的条件并未取消），导致各相关单位在没有收到154号文件的情况下，根据4158号命令，盲目修改了运行监控器数据，取消了限速条件。”这份致命的154号文件当时是以车递平信的方式发送，惨剧发生后，该文件仍不知所踪。 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党委书记柴铁民被铁道部就地免职，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耿志修、铁道部总工会副主席徐长安分别提任济南铁路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因这起事故变动职务级别最高的官员是时任铁道部总调度长安路生，他于汶川地震后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一年后改任上海铁路局局长，2010年5月又重新出任铁道部总调度长。这次甬温特大动车脱轨事故后，他再次被调至上海铁路局任局长。 事故发生后，第一调查网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超过80%的民众认为：铁道部长刘志军应就胶济铁路事故引咎辞职。“部长下台”的中国民意还被外国网友转发到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私人博客上，王就此回复“这位外国朋友，您有点偏激”。针对网民“铁道部应为处理胶济铁路事故打几分”的问题，王勇平说“功过自有评说”。 一年后，国务院给予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记大过处分，给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记过处分。处分决定下达仅一个月，200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长沙开往深圳的K9017次列车在郴州站与刚启动出站的K9063次铜仁到深圳西方向客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造成3人死亡、六十余人受伤。 今年春节刚过，正凭借世界第一的高铁政绩疾驶在仕途上的刘志军突然“脱轨”，他因严重经济问题被免去党政职务。两个月后，新任部长盛光祖宣布：中国高铁降速。 而就在铁道部以京沪高铁全面建成通车，各项水准“领先世界”的奇迹向执政党建党90周年献礼后不久，“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 此刻，盛光祖和铁道部要做的，恐怕不是一句道歉那么简单。 （实习记者刘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2011年3月，艺术家欧宁主编的文学双月刊《天南》正式出刊。在这本共202页的创刊号上，欧宁出人意料地用113页做了名为“亚细亚故乡”的特别策划。“这并不是一个让人轻松的主题。”欧宁说。“亚细亚故乡”包含“介入”、“纪事”、“记忆”、“影像”、“超现实”五个栏目共11篇文章，内容涉及印度反水库运动、清迈艺术家介入乡村试验、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与日本乡村的关系、台湾乡土变迁以及中国当代乡村建设者群像等内容。 “这实际上是我五年来积累的一个总爆发。”欧宁告诉南都记者，他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向读者介绍这些在亚洲乡村进行的各种尝试，“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专题，就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过度发展，整个社会开始追怀过去生活的那个时代”。 拍摄广州三元里城中村，让欧宁发现农村与城市在中国现实中的纠结。 引子 2010年12月，清迈，艳阳高照。冬天对于这个泰国北部城市而言，并不意味着萧瑟，相反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从清迈到圣东巴县半湄乡的公路上，一辆皮卡疾驰而过，震得公路两旁的稻穗摇曳不止。欧宁坐在皮卡的后斗，他的目的地是位于半湄乡的“土地计划”。中国艺术家林一林的展览“谁的土地？谁的艺术？”将在那里展出。 前排留着山羊胡子的司机正是“土地计划”的创办人卡明，他说着一口泰国口音的流利英语。半小时后，皮卡在一块水田边停下，植物蓊郁合围。卡明从驾驶室跳下来，大声欢迎欧宁来到他的“土地”。欧宁也迫不及待地下了车，透过一片竹林向里面张望，“这一瞥，真有点儿像个外来者探寻桃花源感觉，不知迎面展开的是何种天地”。 欧宁所期待的并不是全是林一林的展览，他更大的兴趣在于追访“土地计划”的过去。“土地计划”由泰国艺术家卡明、里尔克利特于1998年创立，他们合伙买下圣东巴县半湄乡的一块土地，提出“无产权”的实验主张，将土地开放给所有人。“土地计划”的开放性吸引了很多人到此短暂居住，他们在这里创作、灵修、有机耕种……慢慢的，“土地计划”成了一个艺术家公社。 卡明和里尔克利特还受到泰北农民“佛教农业”思想的影响，反对农业现代化大生产和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的耕种方式，主张在保留小农经济的同时，像领会生命一样去领会农业。 根据“佛教农业”的理论，卡明和里尔克利特得到土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四分之三的土地挖掘成池塘，并沿着池塘种了各种植物。基本设备完善后，他们开始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前往“土地计划”进行一系列微型建筑实验。他们为艺术家在池塘周围提供2米×4米的面积作为建筑用地。这一实验吸引了包括法国建筑师朗索瓦·罗什在内的大量艺术家。一时间，“土地计划”上建起了各种各样风格迥异的小房子。 欧宁对“土地计划”所实践的农业思想，特别是艺术家们建造的各种小房子很感兴趣。但寻访下来，实际情况让他非常失望。欧宁发现，大多数外国艺术家并没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很多项目和当地文化是完全脱节的；很多房子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已经荒废；更为致命的是，在“土地计划”以往的项目中很少能见到当地农民的身影。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封闭的艺术家的乌托邦。它所探讨的东西，它的意义很有限。”欧宁告诉南都记者，“土地计划”的意义仅限于艺术层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术馆展览的反动，希望能够将艺术还原到生活中。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土地计划”的社会影响几乎没有。“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他们应该把自己敞开，向农民敞开，跟农民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欧宁有些惋惜地对南都记者说。 欧宁对农村的关注始于2002年。当时威尼斯双年展邀请由他牵头的缘影会参展，主题是“紧急地带”，要求缘影会能关注亚太地区城市化对人的影响。在欧宁的带动下，缘影会选择了广州三元里城中村作为拍摄对象。“当时我们发现很多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完全纠结在一起。”欧宁说，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就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很多城市问题需要追溯到农村才能解答。“开始看很多乡村方面的书，也花了很多时间跑去云南、河北等省。” 对清迈的失望，让欧宁更坚定了自己对农村介入的看法，他说，自己更欣赏晏阳初在乡村建设中的方法，“他是在收缩自己，把自己不断地往内收，然后让农民的主体显现出来。” 这实际上是欧宁对艺术家身份的反叛，让他实现这一转变的契机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或者说，是晏阳初。 翟城村 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 2009年12月，河北定县翟城村，已挪作幼儿园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2005年深圳建筑双年展上，欧宁认识了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当时谢英俊已经在晏阳初乡建学院进行建筑实验。 通过谢英俊，欧宁知道了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基本情况，进而接触到晏阳初的理论。 晏阳初，1890年10月生于四川巴中，191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是著名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早在1923年，晏阳初就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他认为，中国的大患在于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首先教农民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强国救国。他从1926年开始在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翟城村全力以赴开展乡村建设，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离开。 “看完晏阳初的传记，整个人都被征服了，觉得他太了不起了。”欧宁有些兴奋地说，晏阳初从1930年就开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国民素质问题，特别是农民的素质问题，所以这条路子是对的。 “在晏阳初看来，平民建设或者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主体性。”欧宁告诉南都记者，如果农民没有自主性，他永远都是自卑的，永远都被人看不起的，甚至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这也使得他们非常容易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像农村的耕种方式，由于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导，农民普遍喜欢在种地、种庄稼时使用化肥。化肥虽然能增加产量，但对土壤的破坏特别严重。当有知识分子下乡去推广有机耕种的时候，往往会跟当地农民的观点产生很大的冲突，但那(有机耕种)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东西。“这就像洗了脑，被所谓的现代农业给洗了脑，他们不是被剥削，就是被洗脑，要不就是被利用。” 1923年，晏阳初前往定县进行乡村建设时，为了直接和农民打成一片，他骑着毛驴，带着家小就住进了翟城村。晏阳初提出要在农民现有的基础、已有的知识结构上进行建设，不能把理念性的东西强塞给他们。他还强调，乡村建设不是去做慈善，更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2007年，顺承了晏阳初乡建理念的翟城村晏阳初乡建学院停办。2009年12月，欧宁前往翟城村进行考察。 华北的冬天，晏阳初乡建学院的校舍早已挪作为幼儿园，由于无人料理，学院操场长满了和人齐高的杂草，荒凉萧瑟。谢英俊设计的两栋新型农村房屋也已荒废，只有校门口一排“建设乡村，开发民力”的标语还在不断提醒人们这里曾经的热闹。 但欧宁仍然欣喜地发现翟城村村民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翟城村，欧宁住在副支书米金木家中，他发现，米金木的妻子陈彦芬和翟城村的妇女们晚饭后串门时竟然说出“绿色农业”、“留守儿童”和“多元文化”这样的词语。六十多岁的陈彦芬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床头摆满了晏阳初和温铁军的著作，经常上网学习新知识，当欧宁试着教她使用新浪微博时，竟然一教即会。 在日记中，欧宁写道，“晏阳初乡建学院外面的田地即是晏阳初当年的试验田。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这正是民力开发的结果！” 彰化 吴音宁说，你必须要有地，才能在上面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保留下来。 吴音宁最大的目标，是让台湾的农民不用离开土地,就能有美好的生活。 同欧宁一起前往翟城村的还有吴音宁。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大陆，走马观花的翟城之行并没让她产生像欧宁一样的感触。相比那些宏大的乡村建设议题，吴音宁可能更关心自己在彰化那几亩稻谷的长势。 欧宁在2009年担任了09深圳、香港双年展的策展人。在此次双年展中，欧宁特别设置了一个名为“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的论坛。在论坛上，欧宁想邀请一些在台湾农村工作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吴音宁。 吴音宁，台湾彰化县田中镇溪州乡圳寮村人，台湾著名乡土诗人吴晟的女儿。 她早年由彰化至台北念大学，毕业后前往台中从事报纸工作。2003-2004年，台湾爆发震惊岛内外的“白米炸弹客”事件———台湾彰化人杨儒门在台北放置17次爆裂物，要求台湾政府重视台湾开放稻米进口之后的农民生计问题。杨儒门被捕入狱后，在台湾引发很大的社会声援运动，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吴音宁的关注。“直到他被抓到监狱之后我才开始和他通信，我到监狱找到他，让他给我写信。”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与杨儒门的通信引发了她对台湾农业历史和现状的进一步关注。2007年，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和亲身居住在农村的经验，吴音宁出版了《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用文学手法回顾了台湾战后五十年的农业史。 正是《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让欧宁开始关注吴音宁。“吴音宁是一个写个人生回忆和细节的能手，她的观察力非常细致，你能看出她对台湾乡土的情怀非常深。”欧宁告诉南都记者。 2009年的夏天，欧宁前往台湾彰化，终于看到了吴音宁记述的那个世界。让他没想到的是，吴音宁直接开车把他接到了田头，带他去看她用自然荒废法料理的稻田———不施肥不打农药不除草，任其自然生长。傍晚，吴音宁开车到彰化县城买了些熟食和啤酒，两人坐在田头喝酒、聊天。“正好是夏天，傍晚时到处都是蛙叫。附近有个养猪场，猪粪的味道非常强烈地传过来。空中还挂着一轮明月。”欧宁后来回忆道，不仅最原生态的乡村景观让他感动，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当地村庄的活力。“当时正好碰上寮村一个类似祭祖的活动，村里的大喇叭不断地放着各种彰化本地的歌谣。这让人能感受到这个村的公共生活非常丰富，人气非常旺。” 这些场景让欧宁有种奇妙的归乡感，植被、作物、地貌风物，这个台湾中部的临海城市让欧宁想起家乡湛江，“我觉得好像又回到我的家一样”。 走访完宜兰、彰化、台南、台东、高雄的美浓之后，欧宁发现，台湾的城乡几乎没有差距，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公共设施差别不大。“没去台湾时，我特别佩服台湾的知识分子天天待在农村，以为他们的工作状况非常艰苦。”欧宁笑着说，去了才发现其实他们都很有钱，私家车都有好几部。如果农村都变成这样，谁不想去农村？ 在台湾很多地方，农民的耕种方式并没有受到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影响。“在彰化，你会发现交叉耕种的传统保护得非常好。”欧宁说，各种作物都交叉在一起，满眼都是绿色。但对于像吴音宁这样的台湾农村知识分子而言，现在的状况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大家既能享受农村的美好环境，又能够在这里很好地生活下去，拥有一份不至于让人被迫离开的经济收入。”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着很大的实际困难。首要的问题就是农民靠务农所得非常低，这就逼迫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工作；其次，农村地处所谓城市中央的边陲，很多污染环境的工厂都被有计划地向农村转移。“空气和土壤都被污染了，农村如何美丽？在这两点上，必须不停地去对抗，想尽办法去解决。” 台湾有社会运动抗争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们也有意识地选择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近一年来，吴音宁67岁的父亲吴晟一直在到处演讲，致力于组织反对国光石化在浊水溪建立新化工厂的社会运动。国光石化这个新厂距离彰化不远，一旦建成势必将影响整个彰化农村的环境。吴音宁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反对《农村再生条例》的社会运动中。 《农村再生条例》是台湾政府在2008年为把台湾耕地进一步细化切分的土地法令。该法令的目的旨在把土地单位面积变小，从而更有利于农村土地转让。吴音宁在看到这个法令时觉得非常夸张，她意识到这个法令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村土地小块的卖给城里人，让他们在农村建度假别墅，从而让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来排挤农村的生活方式。 匆忙中，吴音宁写了一份名为“农村有事发生”的E -m ail群发了出去，陆续有关心台湾农村的农民、学生、艺术家等各行各业的人士主动联系她。“我们一起参与到反对运动中，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团体。”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 台湾农村阵线虽然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但它非常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在过去两年，台湾农村阵线都会举办“夏耘”学生营地，让青年学生去农村进行田野调查，非常受欢迎。仅去年夏天在彰化组织的“夏耘”就吸引了一百多名学生参加。随着台湾农村阵线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开始参与到台湾大大小小牵涉到农村的社会议题。“但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仍然是土地争议，”吴音宁说，你必须要有地，才能在上面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保留下来。 兰考 像何慧丽这样有官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乡建大军中，只是凤毛麟角。 2010年2月7日，郑州鑫苑名家社区。兰考县副县长何慧丽在社区推销农户养的生态猪。CFP供图 梁鸿为《天南》赴河南兰考县调查。 虽然欣赏台湾乡村现状，但欧宁也明白，在中国大陆并不具备那样的现实条件。而他对中国乡建的发展状况虽然有所了解，却缺乏实地考察的经验。 2010年末，欧宁所在的现代传播决定出版一本由他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天南》。在《天南》的创刊号中，欧宁设计了一个名为“亚细亚故乡”的特别策划，决定集中介绍在几个亚洲国家正在进行的乡村介入实践。 为了完成这个策划，欧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梁鸿用“当时就震惊了”来描述她听到“亚细亚故乡”这个词的感受。她说，这词激发了她对乡村大地强烈的情感认同。同时，梁鸿也意识到，这是将她的想法变成行动的契机。出于时间和写作的考虑，梁鸿最终决定选择温铁军团队为考察的主要对象。 温铁军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温铁军一直关注着“三农”问题，并积极投入到乡村建设实践中。他曾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涌现出包括邱建生、何慧丽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主力干将。 在温铁军团队中，与其他乡建人士相比，何慧丽的身份显得尤为特殊。她原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师，从2003年开始在河南兰考县挂职做副县长。凭借她浓郁的官方色彩，何慧丽推出了一系列乡村建设的举措，在兰考搞得热火朝天。 2011年初，农历大年二十三上午11点，梁鸿抵达黄河边上的兰考县城。何慧丽下乡了。让梁鸿有些诧异的是，一下车，何慧丽就安排她去参观焦裕禄纪念馆。在中午的饭局上，何慧丽也主动提起了焦裕禄。“她说，焦裕禄是真正具有乡村建设精神的人，为了改变盐碱地的状况，他一直在农村呆着，做调研，搞实验，最终，才找到了泡桐这条路……如果真是为了政绩而做，是不可能这么深入的。”梁鸿在《行动在大地》中这样写道。 实际上，不断深入农村也是何慧丽对自己的要求。“她是一个真正在农村里做、农村里跑的人。”梁鸿告诉南都记者。 正是由于深切认识到农民的实际需要,何慧丽实行的乡建措施比其他人更为具体、实际。她在兰考大力推广合作社，让农民以村为单位实现组织化。 梁鸿说，何慧丽做的农村组织化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强调“城乡互动”，“就是让城里人到乡下来认购农产品。农民保证产品的纯天然，而城市人则付给更高的价格，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 梁鸿在兰考南马庄目睹了一次认购生态猪的过程。这些生态猪是南马庄合作社饲养的，每头猪都有自己的认养人。“这些人大多是何慧丽这两年争取来的。”梁鸿说，这些猪都用纯天然食物喂养，农户每天都记录下猪的情况，以保证纯天然喂养，同时也便于成本核算。这些记录在交猪时要一并交给认购者，而认购者要按市场价的一倍买下这头猪。 当天的认购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当何慧丽要求农户将记录本交给认购者时，农户却拿不出来。他告诉何慧丽，记到一半就没记了，猪每天都是吃了睡，睡了吃。这让何慧丽有些哭笑不得，但也没有办法，而认购者也并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梁鸿看到了整个过程，“我有一种特别的矛盾和难过，大家似乎有一种赞助和施舍的态度。我觉得，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和农民进行合作，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乡村经济和合作社的话，肯定是无法长久的。” 梁鸿的担心也是何慧丽一直纠结的问题。但对何慧丽而言，让她更为焦虑的是自己不同身份的博弈。“会有人觉得你干吗不好好当官，天天往农民那里跑什么跑。”梁鸿说。 何慧丽刚到兰考时，所有人都觉得她是个怪人，哪有干部天天吃在农民家，住在农民家，然后还去办合作社的。而随着何慧丽的影响不断加大，她对于自己是否还应该继续走下去也心存疑虑。“她也有考虑是否该回到书斋。”欧宁说。 像何慧丽这样有官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乡建大军中，只是凤毛麟角。在兰考县二里寨村合作社，欧宁和梁鸿见到了中国乡村建设的绝对骨干力量——— 大学生志愿者。这些孩子都是“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成员。 “二里寨是仪封乡非常偏僻的一个村庄，就在黄河古道上。风很大，走在村庄里，能感受到不远处黄河水的寒意……支教学生就住在村里的大队部，一个两间的平房。墙上石灰斑驳，露出的内墙体灰黑潮湿，地上只是铺一层水泥，从地上走过，一阵寒气从脚底升起……学生们就在水泥地上打地铺，下面铺着一层稻草……”梁鸿在文章中记下了学生住处的样子。 据梁鸿了解“三农发展研究会”就是大学里关注三农问题的学生社团，全国多所大学都有。“这群学生非常朴素、简单，你见到他们，真的会流眼泪。”梁鸿说，“但这也是乡建人一个最大的特点——— 不认为自己悲，不认为自己苦。” 欧宁说，在拍摄志愿者宿舍时他一边拍一边流泪，但他不赞同用苦行僧的方式来进行乡建。“我觉得内地的乡建人士往往都不够开放”，欧宁说，随着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开始逃离城市，向往田园。但是乡建工作者却有意地抗拒这些人，觉得他们不理解农村，是一种小资情调。“乡建应该是快乐的工作，快乐地在农村工作。乡建应该向全社会敞开，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力量才能都投入进来，乡建才会不断发展壮大。” 在梁鸿、欧宁告别学生们时，天黑了，学生们开始烧火做饭。“用砖头垒的灶，上面放着一个大锅，里面熬的是白菜，屉里放着一大堆馒头，因为太多，锅盖翘了起来，所以用两块砖头压在锅上。” 尾声 清迈的傍晚，夜色将延绵起伏的稻田、竹林、香蕉和油菜花吞噬。听着被风吹得呼呼响的稻穗声，欧宁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广东省遂溪县下六乡。在泰国、在台湾、在翟城村、在兰考县，故乡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自己脑海中。 那就像一种召唤。欧宁曾在《致母亲书》中写道，“中国的农村大多数都像下六乡一样，人去地空，面临破产的边缘，它们有的向城市奉献土地，有的则输送劳动力，但都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与活力。在此时走向农村，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去选择大多数人急于抛弃的生活，但我的念头已越来越强烈。” 对于欧宁这样一种心路历程，吴音宁感同身受，“我觉得欧宁和我，和大多数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类似。我们都是在村里面念书比较好的小孩。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离开农村，上大学，去城市工作。”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离开农村是时代发展的脉络，但它还是给人留下了自主选择的空间，“所以我又回到了农村。” 但中国大陆和台湾有很大差别，欧宁说，我们比台湾离开农村要更为迫切和坚决，切割得也更为彻底，他们还在奋力抗争，而我们的故土早已凋零。 写完《中国在梁庄》后，梁鸿对乡村的没落非常绝望，也不知道能为它做些什么。但经过这一系列的考察，梁鸿开始对乡村建设充满了希望。“就像星星之火一样，它已经在慢慢地扩大影响。”梁鸿告诉南都记者，不管它现在到底有多大的实际影响，我觉得只要在做，只要今天撒下一颗种子，明天撒下一颗种子，总有一天会慢慢生根发芽。而她自己也将参与到各种建设农村的实际行动中去。 何慧丽则说，她对农村从未失去信心。   采写：南都记者 颜亮 实习生 邵英杰 原文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7/5d/75d33f05e175dad8/Blog/df6/a445b5.html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