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近日，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其新浪微博上建议取消各级政法委，其后他在高校的讲座活动被取消，疑中国官方下达禁令。昨日，美国卡托研究所宣布，茅于轼获得本年度弗里德曼自由奖。 3月27日，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之一的茅于轼在新浪微博发出一条信息，鉴于政法委一直以来对司法的干预，建议中共当局取消各级政法委。他认为如果不取消，司法独立则为空谈。该条微博很快遭删除，但已经有多位网友转发并表示支持。 3月28日，茅于轼再发微博：”原定3月28日对外经贸大邀请我去的讲座，遭到校方的阻扰，被撤销了。大学尚且如此。这恰好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不可能在科学上有所贡献。”，网友疑中国官方因他发表”取消政法委”言论而向校方下达禁令。 另据”中国经济学人”消息，3月29日，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宣布，今年的弗里德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颁发给茅于轼，以表彰他对推动中国自由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的贡献。弗里德曼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作者，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该奖创立于2002年，旨在表彰那些推动个人自由的重要人士。 这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的鼓励 卡托研究所表示，茅于轼是中国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倡导开放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贡献了力量。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尔默(Tom Palmer)称赞茅于轼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不忘推动公民权益，并把社会平等视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他努力推动经济自由，让民众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他还呼吁坦诚审视中国过去走过的道路，寻求改善政府问责制和尊重个人自由的方法。” 对于获奖，茅于轼向”中国经济学人”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1993年7月，茅于轼与其他经济学者共同创立天则经济研究所，该研究所目前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他参与的富平基金会及推行的”小额贷款”项目，致力于帮助社会底层公众。今年两会前夕他对外界表示，特权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权力之手应该从市场拿开。 他在推动中国的自由和未来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江天勇对茅于轼发表的”取消政法委”建议表示支持：”中国现有的体制实际小一个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党控制着公检法包括政府，如果取消政法委作为整个进程中的一部分，不失为一个切入点。” 对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江天勇认为茅于轼已经跨越经济领域，敢于在中国公共空间中质问特权及为弱势群体发声：”茅于轼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经济学家，不仅关注经济，而且关注公共层面包括政治、司法等多层面的议题，也为不属于经济领域的人和事去呼吁。他在推动中国的未来和自由。”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表示：”向茅老师致敬！他的人格与道德高点是我们及其他后辈的楷模，他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既深远又长久。” 中国官媒：西方喜欢把政治奖颁给自由派人士 3月30日，就茅于轼获奖一事，《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单仁平”的评论文章，称”茅于轼获得的是西方政治奖，近年来，中国国内的著名自由派也以特殊方式从国家发展中获益。” 该文认为，茅于轼是朝着”自由”方向猛跑并不太顾及其他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西方给予中国人的政治化奖项，选的基本都是自由派人士。西方显然愿意他们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中国社会。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就此发出微博：”这个奖既是美国人给茅于轼的，更是中国给他的。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国对中国自由派才有了特殊关注和兴趣， 茅于轼这样学术成就一般但政治上活跃的人，才有越来越多从西方获奖的机会。他们是中国强大另辟蹊径的受益者。我相信茅于轼很清楚这个因果关系。 ” 网友就此评论，《环球时报》对茅于轼的评论与对艾未未的评论如出一辙，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环球时报》永远不明白其意义。 来源：德国之声

肖国元：中国的改革还能“摸石头过河”吗？ 文章原标题：“摸石头过河”新解 作者：肖国元 来源：证券时报 来源日期：2012-3-1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6 6:49:34 阅读量：73次 　　经历了30多年的跋涉，眼下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需要再次做出理性抉择的十字路口。30多年前，我们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掀开了经济改革的大幕。尔后，以此为基础，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流通到生产，改革逐渐深入，不断扩大。这样一个“由浅入深、以点带面、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策略，后来被总结为“摸着石头过河”。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离不开正确有效的策略。而“摸着石头过河”是整个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一个学理词汇，至今也没有严格定义，不过是过去做法的一种形象表达。但是，一旦上升到理念层次，它就具有了严肃神圣的政治含义。作为一种路径选择，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的根本原因。在许多人眼里，过去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全仰赖“摸着石头过河”。由此，我们在策略上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也正因为这样，任何偏离“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选择与行动都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即使步入深水区，我们在无石可摸的困境中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以说，正是这种策略将我们引至现在的位置，让我们在分享成功喜悦的同时，也将改革置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是，如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们面临着摸不着石头的窘境。 　　其实，作为一种策略，“摸着石头过河”，其核心就是在自己的智识范围内，利用现有的条件，本着实际有效的原则，稳妥踏实地进行改革。也就是，在没有先例可援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水平与逻辑判断，有针对性地选择改革对象与内容，确定改革方式方 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策略具有三个特征：一、利用现有的知识与经验；二、从小难度入手，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三、改革涉及的对象非常具体，关系简单清楚，结果可控。 　　就改革初期而言，这样的策略有着充分的理据。首先，改革初期，革故鼎新之事触手可及，能摸到的地方很多。其次，在百废待举的情况下，我们总是会选择有把握的事作为突破口；再次，为了降低风险，鼓舞信心，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不失为明智之举。正因为这样，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改革风起云涌，活力四射。我们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国民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如果要对前期的改革进行总结，“摸着石头过河”策略居功至伟。由此，它写进了中国改革的策略宝典，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在浅层次的改革完结以后，我们面临着如何将改革推进的历史重任。令人忧虑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仍然坚持“摸不着石头不过河”的态度，那么，我们将面临不知所从的窘境。因为“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缺陷明显：其一，受制于“石头”的限制，改革显得谨慎有余，开拓不足；其二，对于摸不着的东西，往往采取保守以至拖延搁置的态度。而近年来，改革进展显得迟缓，与这种策略就有一定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要突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引进市场机制，用权利关系与利益机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改革初期，我们看到了利益关系与积极性的微妙作用，看到了承包制、责任制与企业发展繁荣的内在联系，看到了市场价格神奇的调节力量，看到了竞争的无限活力，看到了人员资金物资流动所具有的魅力。这些都是浅显的智识可以把握的，是我们伸手可及的“石头”。但是，我们看不到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怎样的政治体制配套，看不到市场经济与国企垄断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看不到民企发展需要怎样的周遭环境，看不到农民工进城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以配合，更看不到经济改革与教育文化改革、社会管理改革等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我们摸不着“石头”，心里没底。于是，我们犹豫不决，我们裹足不前。 　　事实上，回到改革初期，简单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也不像今天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块令人踏实的“石头”，工厂的承包制、利润留成等改革举措当时也是风险很大，更不用说价格体制改革，绝不是什么手到便拿的轻松活儿。其实，对改革的认知，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逐步提升，驾驭改革的能力会随着经验的提升而得以加强。这是人类智识演进的客观规律。 　　因此，跳出固有思维定势，在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一基本理念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人类文明的成果，借鉴别人的改革经验，我们的改革是大有可为的。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创举：一方面，它根源于中国，使得改革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它又根源于人类文明与世界潮流。从国情出发，我们采取务实的态度，坚持脚踏实地的原则；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出发，我们充分利用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理性地参照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只有这样，用世界文明的指南针替代过去的“石头”，我们才有可能驶向文明进步的大海洋，到达改革的彼岸。 缪一轮： 包袱祭 （选举网，2011年2月9日） 张志明：“摸着石头过河”过时了吗 （学习时报，2012年2月7日） 　　当下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深水区”，适应于改革开放初期“浅水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已经过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想借此强调目前改革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是想着力克服各地改革“碎片化”的乱象。但以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来否定“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显然是对后者有望文生义的误解。“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它并不要求中国的改革发展都要摸着石头才能往前走，更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矛盾，用现代科学的语境理解，它其实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即试错法。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给中国社会治理所带来的最大的进步，就是社会改革方法的革新，用邓小平最生动的语言表述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错了改正过来就是了”。这些朴素的话语其实是在中国改革治理方面悄悄地实现了一场方法的革命，是用科学代替了空想，用理性代替了狂热，用务实代替了浪漫。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国共产党30余年来对很多强加于社会主义而并非社会主义的因素的排除而逐步接近社会主义的，这种不断逼近社会主义真义的过程更是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试错的改革探索相呼应的。 　　应该说，邓小平结合中国改革治理所带来的方法的变革是明智的选择，中国3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和成功也证明了这种选择的正确。即便今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所谓的“深水区”，但指导中国改革治理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并没有过时，相反，它应该成为今后中国改革治理的基本思维范式。 相关链接： * 胡鞍钢： 顶层设计与 “ 摸着石头过河 ” 2012-3-21 * 相蓝欣： 中国政改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2011-3-2 * 高人： “ 科学发展观 ” 与 “ 摸着石头过河 ” 2011-1-3 * 房宁：政治体制改革也要 “ 摸着石头过河 ” 2010-12-31 * 陈志武：未来不需 “ 摸着石头过河 ” 2010-12-22 * 张冠梓： 美国学者解析中国改革 “ 摸着石头过河 ” 2010-1-27 * 魏英杰： 不能老让电视剧摸着石头过河 2009-1-7 * 哈佛教授： 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 , 总能找到石头 2008-8-19 * 朱红军： 厦门官方首次公开回应 PX 项目：摸着石头过河 2007-12-21 * 徐湘林： “ 摸着石头过河 ” 与中国渐进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 2007-8-21 * 田野： 诺奖得主：中国 “ 摸着石头过河 ” 已经过了一半 2007-3-12 * 一介：摸着石头过河 2007-1-5 * 魏加宁： 中国改革：告别 “ 摸着石头过河 ” 2005-8-11 * 孔善广： 改革：是否还需要继续 “ 摸着石头过河 ” ？ 2004-12-14 * 徐湘林： “ 摸着石头过河 ” 与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 2003-8-20 * 老笨牛： 改革不能老摸着石头过河 2003-6-2 * 李强： 政改和 “ 摸着石头过河 ” 2003-4-15

（编者按：2月28日，世界银行于北京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介绍《2030年的中国》，不料中途遭到独立学者杜建国的现场抗议。杜建国高呼国企不能私有化，痛斥华尔街都是骗子。） 　　（为此，搜狐财经专门采访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茅于轼在采访中逐条反驳了杜建国提出的一些观点。茅于轼认为，国企做得好是个别现象，做不好是普遍现象，所以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茅于轼还指出，目前国有企业利润高，是因为政府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并不是靠国企员工自己的本事赚那么多钱的，所以别人眼红国企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正当的。以下是访谈内容：） 　　国企做得好是个别，做不好是普遍 　　搜狐财经：您认为国有企业该不该私有化？ 　　茅于轼：我认为应该私有化。从经济学的理论上讲应该私有化，从历史经验上看，也应该私有化。从理论上讲，公有制企业没有最后监督人。私有制企业，老板就是最后的监督人，他不需要别人监督，他就是最后的监督人。工人有工长监督，工长有车间主任监督，车间主任有厂长监督，厂长有谁监督？有理事会，或者有老板监督。但是公有制企业名义上主人是全国百姓，实际上是没有监督的，所以只能委托国资委之类的机构监督。这些机构由谁监督？没有人监督。总而言之，国有企业没有一个最终监督人，这就是从理论上简单地讲，为什么公有制不行。 　　但是也不能说所有的公有制企业都不好，个别好的国企是有的。我认识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是忠心耿耿地把国有企业做好，这不是没有。但是一般来讲，他的问题就是没有监督。我讲的好的企业，这些领导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他不需要别人监督，他自己就忠心耿耿地把国有企业做好，这样的人不是没有的。但是一般来讲，像这样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一换，就不知怎样了。 　　搜狐财经：您见到这些好的国有企业有哪些呢？ 　　茅于轼：国内做得好的国有企业我见过几个，其中一个是做合金钢的，但具体企业名字我忘了。国际上也有做得好的例子，比如新加坡的航空公司，是全世界有名的，但它是国有企业。还有法国的核电站，整个法国的电力行业基本是国有的，做得也不错的。但是从理论上讲，做得好是个别的，搞不好是普遍的。 　　进一步讲，国有企业并不一定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而往往有别的目的，所以世界贸易组织，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是区别对待的。国有制企业它可能牺牲自己企业的利益，而追求国家的利益。 　　从理论上和历史经验上看，从来没有一个以公有制企业为主的国家能搞成功的，成功的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主。以公有制为主的国家，苏联、东欧、改革前的中国、现在的古巴、北朝鲜，全部都是失败的例子。从理论、从实践的历史经验看，国有企业都是应该私有化。 　　搞公有制会让百姓饿肚子 　　搜狐财经：大闹世行发布会现场的“独立学者”杜建国在媒体采访时称，“金融危机已经祸害了美国，他们还要跑到中国来让中国放松对银行的监管。”那您认为中国放松对银行的监管会是一种祸害吗？ 　　茅于轼：金融危机从私有制建立以来，发生过很多次了，恐怕十几次都有，大规模的危机也有过好几次，将来还会有，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人类还没有发明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你只能比较一个更好一点的和一个更差一点的。从这个角度看，肯定是私有制比公有制更好。不能因为有金融危机，就说私有制不好。你搞了国有制，结果只会更糟糕。金融危机没有了，但老百姓要饿肚子，你想想改革前的中国，还有现在的北朝鲜、古巴。现在古巴80％的粮食靠进口。它是搞国有制的，结果效率非常低，老百姓穷得要命，穿的都是破破旧旧的，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 　　现在恐怕大家都会承认，现在中国的特权问题很严重很糟糕，而我认为特权问题最终也是和公有制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消灭特权，也必须得实行私有制。所谓公有制就是有人可以管全民的资产，这就是特权的来源。 　　银行当然要监管，公有私有都是要监管的，这不是公有私有的问题。但监管也有适度的问题，监管过度的话会造成效率降低。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讨论的。 　　百姓眼红国企，很正常很正当 　　搜狐财经：杜建国还讲到，现在很多人骂国企是因为眼红国企搞得好，那么您觉得现在的国企搞得好吗？ 　　茅于轼：我们天则所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国企的性质、表现和改革》。我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国企的利润很高，是因为它很多税不交、能够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贷款、能够免费使用公共资源、或者低效的使用，所以他们赚了很多钱，员工的工资也特别高，那么大家对他们眼红，这个也很正常。你不是自己的本事做出来的，现在就是自己本事做出来的还有人眼红呢，国有企业高额利润全是靠优惠政策做出来的，别人眼红也是很正当的嘛。 　　国企利润靠垄断、靠国家给的各种优惠价格得来，这恰好说明这些国企是没有效率的。如果改成民营企业，社会经济效率会提高多了。 　　分发国有资产不如出售国有资产 　　搜狐财经：陈志武、许小年等经济学家多次建议分发国有资产，您赞同他们的观点吗？ 　　茅于轼：我知道这个建议，但这有点复杂，好不好我不敢说，值得好好研究。因为把国有企业分成股票，再把股票分给老百姓，从公平上讲是很对的，从效率上讲，这些人怎么管这个企业啊？它没有一个全国的办法，看起来还是国有企业，每个老百姓都有一份，谁也想搭便车，事实上你也不可能去管。看上去好像很公平，但是可能是没有效率的。 　　搜狐财经：茅老师，在分发国有资产上，可能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茅于轼：有什么办法？ 　　搜狐财经：我们把股票分给百姓，只要股票在百姓手中，这时的国有企业就相当于上市公司，而百姓手中的股票是可以自由转让的，人们可以通过董事会来监督和管理公司。如果董事会不尽责、干得不好，人们还可以通过股权投票把他们选下去，这跟现在的国资委很不同，现在的国资委，是他们做得再糟糕，老百姓也拿他们毫无办法。所以您看分发国企实际上是不是还可以呢？ 　　茅于轼：道理上是讲得通，但是有没有成功的经验呀？俄罗斯做过，但是不成功。俄罗斯是把股票分给老百姓了吧？当然它不成功，应该也是有它的具体原因了，我们能不能避免出现他们那种情况还不一定。这个问题具体怎样，我没有研究过。 　　搜狐财经：茅老师，其实国有企业的关键，不在于他本身拥有多少资产，而是它霸占住了很多行业之后，民营企业就进不去。所以那些国有资产哪怕是百姓一分钱拿不到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让百姓可以自由的参与竞争。 　　茅于轼：国有企业和公有制是两回事。公有制它当然常有垄断，而私有制也可以有垄断，政府给他扶持垄断起来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是两回事。国有制不一定是垄断企业，我们国家又公有又垄断是有的，但有些公有企业不是垄断，比如说钢铁行业，有很多公有的钢铁企业，但是私有的也是有很多的。它没有垄断，钢铁行业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搜狐财经：茅老师，您曾经预测国有企业最终会被迫出售，因为国家总会有财政困难的时候，而出售国企有助于舒缓政府财政困难。那您认为如果国有企业被出售，会不会是一种比较好的出路，而且对百姓来讲也挺好的？ 　　茅于轼：其实国有企业出售这样的事早就发生过了，我们在八九十年代，有数量非常庞大的国有企业被卖掉了。以前的中国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没有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的。后来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卖掉了。那时候的国有企业都能卖得掉，现在就更容易卖得掉了。那时候卖掉国有企业的困难就是，需要有那么多钱去买呀，大家都是穷人，谁买得起国有企业呀，但还是把它给卖掉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有钱的人了，所以现在我们把国有企业卖掉，应该不会不存在太大问题。 　　还有，卖掉可能比分掉好，可能是这样。分掉的话就是每个人有一份，但也是国有股份制，卖掉的话效率高。这问题是一个效率高，一个公平，卖掉的话效率高，分掉的话公平。都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毛病。 　　搜狐财经：两个做法的最大好处，都是尽可能减少国有企业，而两个办法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茅于轼：是的，卖也好分也好，都是可以减少国有企业，这个大方向是不错的。 搜狐财经

曲双石：尽快抢占信用评级这一金融战略制高点 进入专题 ： 信用评级 金融战略    ● 曲双石       2011年国际金融形势波诡云谲、跌宕起伏。然而，如果我们拨开层层迷雾，剔除纷乱的表象，会赫然发现评级机构的鬼魅身影。虽然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运行机制本身出了问题，但标准普尔、穆迪、惠誉这世界三大评级机构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疑是助推世界经济颓势、扰乱世界金融秩序的重要力量。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评级机构对宏观经济起到顺周期作用，形势好时捧上天，形势不好时落井下石，增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造成了事态恶化。          信用评级是金融战略制高点          虽说评级机构在很多人眼中是本轮欧债危机深化的罪魁之一，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评级机构的重要性。     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评级机构存在的根本原因。“无信用，不金融”。金融市场是依靠信用存活的，信用是金融市场的基石。在一个信用社会化的时代，市场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个人与机构之间通过信用连接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旦这个网络上的某一个节点出了问题，整张网或多或少都会产生震荡，破坏力量强大时甚至可将其撕碎。     当这张网达到一定复杂程度时，某个节点上的个体对其他节点个体的信用程度将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因为要获得所有相关个体的信用程度信息实在是一项专业化程度甚高并且信息量庞大的工程，此时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信用评级有什么影响？以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主权信用评级为例，理论上来说主要有四方面影响：一是具备一定信用级别是主权债务进入国际市场的先决条件，国际上大多数金融投资机构一般不会投资3A级以下的政府债券；二是由于一国企业信用评级一般不会超过该国主权信用评级，故一国主权信用评级不佳将直接增加该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借贷成本；三是主权信用评级可决定一国国际信用资源；四是主权信用评级往往是顺周期的，从而导致该国经济波动。     一旦一国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其面临的风险一是国债收益率上升。由于国债收益率是一切利率的基础，因此该国利率也将相应上升，从而造成事实上的财政紧缩，银行贷款减少，增加经济下行风险；二是该国债务负担将加重，同时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也将由于利率上升而被削弱；三是影响资本流动。主权信用评级下降常伴随着资本流入减少。     信用评级的影响还不仅如此，以上仅仅是就市场层面的分析。事实上，由于资本流动的全球性，信用评级早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战略制高点，谁获得了信用评级机构的控制权，谁就占据了这个战略制高点。这一点，从本轮金融危机的深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谁掌握了信用评级机构，谁就掌握了金融市场的话语权。而谁能掌握金融市场的话语权，谁就对全球资本拥有最强的号召力，数万亿资本在其一声令下下可在各个国家纵横驰骋，来时杀戮、去时焦土。     其次，谁掌握了信用评级机构，谁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权。美国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上随心所欲，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右手握有美元霸权、左手握有评级机构这根大棒，使得在同一金融游戏规则内博弈的国家，包括欧洲发达国家“同盟”，都逃脱不了被美国牵制的命运。     第三，应该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定位信用评级机构的重要作用。美国利用信用评级机构搅动一国市场，乃至颠覆一国政权的事情早非个案。远的不说，仅在2011年，本已风声鹤唳的欧元区在三大评级机构的轮番下调评级下，更成惊弓之鸟；期间五国首脑下台，政局动荡不安。          中国应抓紧培育本土评级机构          目前，我国诸多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构建本土评级机构的重要性，尤其是2010年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组成的“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已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对构建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但现实情况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实力仍然较弱。目前我国约有80家评级机构，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中国评级机构，虽然逐渐开始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大公国际于2010年7月11日发布中国首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在2011年先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等等，赢得了世界一些关注，但它在全球的影响力还微乎其微。中国迫切需要抓紧时间培育本土的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评级机构。这主要是源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具有垄断地位的评级机构的崛起需要国家强大的金融实力做后盾与长期的成长过程，这两个特性决定了中国需抓紧时间。     虽然诸多学者认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全球垄断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监管部门的监管特许，但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如下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强大的金融实力。评级机构是依附于资本市场而存在的，它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而美国恰恰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之一，接受美国资本的国家与企业必须得到美国政府认可的信用评级，准备到美国投资的国家与企业同样必须知道投资目标的信用状况，这种情况无形中成就了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崛起。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商业票据大量发行，提高了投资者对信用状况信息的需求, 并导致了对信用评级需求的扩大，信用评级制度在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完善。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开始采用“全国认可的评级机构”标准（NRSRO）来规范信用评级市场，标普、穆迪与惠誉成为首批成员，实际上确立了这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     三大评级机构大踏步发展的上世纪70年代也正是美国对外资本输出、输入日益膨胀的时代。数据显示，1976年末至1980年末，美国对外金融资产由4570亿美元增长到9298亿美元，年均增长19%；对外金融负债由2943亿美元增长到5695亿美元，年均增长18%；对外金融净资产由1627亿美元增长到3603亿美元，年均增长22%。     二是信誉本身也是信用评级机构最重要的资本。要获得较高的信誉，信用评级机构就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才有可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评级机构必须表现稳定而可信，才有可能最终脱颖而出。标准普尔创立于1860年，穆迪创立于1900年，惠誉创立于1913年，这三家评级机构皆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在其诞生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占发行额近一半的债券不能如期归还，信用评级才显示出其重要性。因为在此次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信用等级大部分得到了验证，投资者开始对信用评级机构有所依赖，美国政府部门和行政机构也普遍开始重视信用评级工作，不仅制定了法规条例，同时也广泛采用评级结果，大大地促进了评级制度的发展。     中美之间两相比较：第一，中国金融市场起步晚、发展历程短、制度建设不完善，但却与百余年前的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曾表示，如果按一类金融机构占该国金融业的总金融资产的比例来衡量其在整个金融业的地位，判断该类金融机构的发达程度，那么在1900年时，美国的银行资产占整个金融业资产的81.1%，保险公司资产占13.8%，证券公司占剩下的5.1%，当时还没有基金公司和退休养老基金等。相比之下，今天在中国，银行业金融资产约占金融业总资产的78%，保险公司约占5%，证券业、信托业、基金公司占剩下的17%，结构上总体与1900年左右的美国相似。而1900年前后正是三大评级机构刚刚兴起之时。因此，中国金融市场起步晚并不能成为将评级机构的建设先放一放的理由。     第二，虽然中国的金融实力不可与美国同日而语，但数年来中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与世界市场联系日趋紧密，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之一，构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评级机构正当其时。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二季度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为46152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为26301亿美元，对外净金融资产为19851亿美元，表明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按照时间轴纵向对比，2004年末至2010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由9291亿美元增长到41260亿美元，年均增长28%；对外金融负债由6527亿美元增长到23354亿美元，年均增长24%；对外净金融资产由2764亿美元增长到17907亿美元，年均增长37%。根据IMF的排名，中国是2010年世界最大资本净输出国，同时也是仅次于日本的世界最大对外净债权国。     第三，“历史”与“底蕴”当然是国内挑战三大评级机构垄断地位的“年轻后生”们所不具备的。但是，评级机构的建设不是100米的短跑，也不是马拉松式的长跑，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永无止境的竞逐。既然权威评级机构的成长需要时间来累积自己的信誉，那么从当下开始培育中国自己的评级机构领头羊，而不是继续落后下去从而与抢先起跑的三大评级机构越拉越远，就成为必然选择。     其次，美国目前经济处境艰难给予了我国评级机构树立自身权威的机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遭受重创，目前正处于缓慢复苏阶段，掣肘美国经济复苏的因素之一，是其国内债务问题从2011年开始愈演愈烈。10年来，美国债务总规模由5.3万亿美元增至15.23万亿美元，已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相当。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总和已达到约36.5万亿美元，尤其是政府未偿付债务已占GDP的65%，是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2011年8月3日，鉴于美国政治体制弊端、国家偿还债务能力缺乏、赤字削减速度远低于新增债务速度以及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四大因素，大公国际将美国本、外币信用等级从A+下调至A，前景展望为“负面”这一下调评级之举早于标准普尔两天。此举说明中国评级机构在事实面前敢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公国际的分析不仅得到了同行的认同与追随，也得到了世界众多媒体的关注，大大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与权威性。     第三，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面临下调风险，急需本土评级机构崛起以对抗部分别有用心的“唱衰中国”风潮。     之所以说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面临下调风险，主要基于两个理由。     一是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就其自身来说，如经济增长放缓、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房地产价格下跌及通胀率可能再度上升等。同时，还面临着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债危机、地缘政治风险等诸多外部风险，未来的经济发展之路将充满崎岖与坎坷。事实上，目前已有多家机构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是2012年的主要经济风险之一。过去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稳定，盖因基本面良好，“身正不怕影子斜”，因此，虽然西方屡屡有人“唱衰中国”，国内部分媒体与所谓的专家学者也予以附和，但中国经济向好的趋势并未因之而动摇。一旦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趋于复杂化，则我国的信用评级将面临一定的风险。     二是美国将宣布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这一战略转移，增大了美国通过金融手段遏制中国的可能性。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做了名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其中谈到“我们将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预算减少不能以削弱关键地区力量为代价”，明确提出了美国将把战略重心转移至亚洲太平洋地区，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此举使美国已酝酿一年多的“重返亚太”战略得到最为明确的证实。同时，这次美国总统亲自提出这一战略，意义重大，矛头明显对准中国。目前在经贸领域已经有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彰显着美国的野心，其是否将在金融领域进一步遏制中国值得警惕。如果采取此种战略，那么标普、穆迪、惠誉这三大美国金融攻击的“打手”将可发挥重大作用。     综合以上两点，中国若不大力培育本土评级机构，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定的影响与话语权，则无异于将这一金融制高点拱手相让，如今已经被折腾得半死不活的欧元区即是前车之鉴。     第四，欧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受三大评级机构危害不浅，已准备创立本土评级机构，届时中国评级机构将遭遇激烈竞争。     目前，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鉴于欧元区的惨痛遭遇，已经开始谋划筹建自己的评级机构。欧洲自不必说，从欧洲“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以及公司企业界已经多次呼吁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打破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目前，欧洲的本土评级机构建设正在全速推进，欧洲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计划组建一个由25家企业参与的集团，每家企业出资1000万欧元，建立一个欧洲信用评级机构，以抗衡三大评级机构，预计2012年第二季度即可发布首项主权信用评级。     同为“金砖国家”，被三大评级机构评级过低从而造成借债成本上升、经济风险加大的俄罗斯，也准备在2012年建立评级机构以削弱美国评级机构的主导地位。     非美国评级机构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对于打破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固然是一件好事，同时也给中国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    进入专题： 信用评级 金融战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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