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

海峡两岸从高层到民间的联系日趋增多 第五届海峡论坛大会，这一被称为“两岸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涉及领域最广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周日（６月１６日）在厦门举办。 大会期间，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表示，那些曾经支持过、追随过、从事过台独的人，只要他们有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意愿，大陆方面也欢迎他们来大陆走走看看。 就在此番讲话的同一天，台湾方面证实，包括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在内的台湾蓝、绿两党政治人物，本周将以个人身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两岸事务研讨会。 继去年的“台北会谈”后，两岸统合学会将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院台湾所等单位在北京合办“北京会谈”，蓝、绿两党政治人物，将以个人身分参加会议。 许信良更在台北的一次记者会上重申，他将在“北京会谈”建议两岸参考欧洲联盟成立欧洲议会的经验，倡议成立“中国议会”，为两岸事务提供建议。 台湾中央社周日引述两岸统合学会执行长郑旗生表示，两岸统合学会延续过去每年举办一次研讨会，塑造各方沟通平台的惯例，继去年的“台北会谈”后，预定于6月20日、21日在北京举办简称为“北京会谈”的两岸事务研讨会。 据郑旗生透露，这次台湾方面将有37位学者专家出席会谈，而大陆方面则有40多位学者专家与会。 郑旗生证实，包括许信良、民进党中执委洪智坤、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副主任张百达、前总统陈水扁办公室主任陈淞山、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城等绿营人士将与会；国民党方面也有多人参加，但蓝、绿阵营都是以个人身分出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余克礼周日说，即将举行的“北京会谈”不默认目标，大家畅所欲言。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海峡论坛上还赞扬两岸关系在短短几年间取得重大成就，认为“关键在于两岸双方建立并巩固了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 预计此番讲话很难获得本次参加“北京会谈”的台湾蓝、绿两党政治人物的一致认同。 最近，海峡两岸关系显得格外热络。上周，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前往北京会见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被称为是“两岸首次政治接触”，而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周日在厦门举办的海峡论坛则有近万人参加，“台湾地区22个县市均有代表共襄盛举”。 2012年12月举行的“台北会谈”上，两岸红、蓝、绿学者首次聚集，参会人员包括大陆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等大陆涉台官员，以及台湾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等绿营人士。 当年的“台北会谈”原定于7月举行，但因邀请名单里有多达11名具有台办、解放军背景的官员，比例过重，未获台湾移民署同意入境而延迟。 而在目前两岸关系日趋密切的大背景下，本次的北京会谈预计将不会出现类似的插曲。 撰稿／责编：郁兰

　 　　 编者按/ 薄熙来、王立军留给重庆这个直辖市的痕迹正在逐渐一寸一寸地被外界所知晓。这些历史的记忆能够在信息如此发达的年代隐藏至今，不能不让人感到可怕与悲哀。而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反思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警醒和启示。 　本报上期刊发专题报道《重庆“打黑”申诉潮》之后，再次更加深入地考察重庆“打黑”的内部机理，关注到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即是“打黑”过程中对于众多民营企业涉黑资产的处置问题。而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由于无视相关法律法规，使得整个涉案资产处置过程极为不透明，更为今天有关部门的清理处置带来了诸多困难。 　　强权推动的运动式“打黑”该如何早日被法制规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淘汰，恐怕是重庆“打黑”给中国执政者提出的严峻课题。 　　 调查一 　　 重庆涉黑富豪陈明亮资产“蒸发”记 　　“当时小混混来闹场子的时候，遇到了陈明亮，这些小混混吓得撒腿就跑。”12月11日，尚未装修显得有些空洞的世纪英皇大酒店大门前一位擦鞋大姐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世纪英皇大酒店前主人所谓的黑帮故事。这位大姐的身后，一片片枯黄的银杏叶飘落在地。 　　2010年7月16日，重庆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在涪陵区看守所留下了一封写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信，但这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两个月后，他被执行了死刑。 　　就在陈明亮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申诉材料之时，他所拥有的亿万元资产，已经在重庆市有关部门紧急处置下被划走。陈明亮和其妻子左保书最为看重的世纪英皇大酒店，也被列为涉黑资产进行处置。 　　而在薄熙来、王立军落马之后，陈明亮数十亿元资产的处置或许也有了新的转机。12月11日，接近陈明亮亲属的陈丽(化名)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由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已经与陈明亮家属进行了对接，但是现在暂时还没有任何进展。” 　　 英皇前世 　　1985年，南下广东闯荡了一番的陈明亮回到重庆，与妻子左保书一起，做起了电线、电缆生意。1994年，陈明亮和左保书创立了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经营项目涉及仪器仪表、建筑材料等领域。而在资产积累之后，陈明亮对于古玩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创立的泰古三峡古玩城在重庆收藏界也极为有名。 　　财富积累的同时，陈明亮也在寻求着一个更大的机会。2003年，重庆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做了一生中最大的一笔买卖。当年陈明亮了解到重庆英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意出售一个烂尾项目。重庆英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背景极其深厚，其母公司是香港英皇集团。陈明亮在权衡之后，前往香港与英皇集团老板郑裕彤进行了商谈，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 　　此时，重庆房价尚未高涨，土地价格也远未达到如今的价格。重庆英皇在重庆江北红旗河沟拥有15900平方米(约合23.8亩)土地，按照当时的市价周边土地价格大约也在一两百万一亩左右。然而，老重庆陈明亮意识到这块地处于交通枢纽，未来必有可观的升值空间。 　　为了能够在收购后迅速予以动工建设，陈明亮还拉上了老朋友曾学建的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共同受让该地块。最终，陈明亮和曾学建以5500万元(约合230万元每亩)买下了这个烂尾项目。 　　由于这一项目系重庆处置“四久工程”(久划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建不完)的范畴，重庆市还发文同意该项目享受重庆市的相关优惠政策。而在记者掌握的相关文件中看到，该项目的取得符合重庆市的规定，并核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重庆市规划局2006年核发的建筑工程许可证显示的情况，世纪英皇大酒店项目投资金额为18000万元。该项目在2007年取得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随着一系列手续的完成，这一重庆著名的“烂尾项目”终于开始动工。陈明亮和妻子左保书期望在这里打造出重庆最顶级的白金五星级酒店和写字楼，成就重庆的英皇帝国。2009年6月，陈明亮被抓捕之时，世纪英皇大酒店已经主体完工，酒店也即将进入装修阶段，左保书甚至急切地开始为酒店的窗帘进行挑选。 　　然而，随着陈明亮的被捕，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资产被收缴 　　2009年3月19日，重庆发生了哨兵枪杀案；2009年6月3日，重庆爱丁堡发生了李明航被枪杀案。当时的重庆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熟悉陈明亮的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爱丁堡枪案发生之后，李明航的家人一度到处说是陈明亮所为(相关部门最终未认定)，一些朋友也劝陈明亮离开重庆暂避风头。但是已经当了15年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的陈明亮却根本没有在意，“他说：‘我出去躲什么，又不是我干的！’”于是照常与一帮朋友聚会打牌，而左保书也在准备着赶往国外与儿子、媳妇碰面。 　　然而，2009年6月5日，正在与马当(拥有大世界酒店等资产大正集团负责人，被判无期)、曾学建等老搭子打牌的陈明亮被重庆警方抓捕。陈栋说，一开始以为只是赌博的小事情的左保书也没有在意，甚至认为把陈明亮抓进去几天，也可以给陈明亮一个教训。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左保书等人的想象。2009年6月19日，左保书也被有关部门抓捕，并被关押在荣昌一个戒毒所的黑屋里，一共24个警察看守。而在左保书和陈明亮被关押期间，一场针对其资产的处置行动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记者获得一份重庆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中显示，2009年10月20日，一位市政府副秘书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世纪英皇项目非法资产处置有关问题，重庆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城乡建委、江北区和重庆交旅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纪要中，明确写明：经公安机关查实，由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与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世纪英皇项目，其50%的权益系陈明亮犯罪团伙违法所得，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追缴，并作罚没财务上缴财政。而在会议纪要中，重庆市财政局委托重庆交旅集团作为世纪英皇项目追缴资产的托管人，履行对世纪英皇项目50%的经营管理权，委托期暂定为一年。 　　对于这样的处置，陈明亮的辩护律师刘劲律师至今仍然有些愤怒地说：“当时还没有判刑，就已经处置世纪英皇的资产，这是不按照法律来办事，而且股东犯罪还要区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之间的关系，不能够把合法的公司财产也一并没收。” 　　然而，当时正值“打黑”的高潮，谁也阻挡不了重庆加速度处置涉黑资产的脚步。而已在监狱中的陈明亮也只能够选择拒绝签字来作为抵抗。根据2009年9月21日重庆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追缴通知书(渝公追缴字2009 01号)显示：“经公安机关侦查，陈明亮位于重庆国际贸易中心住宅6套和世纪英皇大酒店50%权益，以及兰博基尼轿车(车牌号渝AZ7777)，均系陈明亮涉黑犯罪团伙违法所得购买，予以追缴。”在这份追缴通知书上，重庆市公安局陈明亮专案组成员还标注：2010年9月24日20时10分，620专案组成员向陈明亮出示追缴通知书，陈明亮拒绝签字。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包括左保书新买的宾利车，以及大量的古玩等贵重物品都被公安机关予以追缴，而且并未出示清单。 　　 资产处置糊涂账 　　对于资产处置的情况，左保书在2010年出狱之后很长时间也并不清楚。 　　2010年2月4日，重庆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明亮进行了一审宣判。陈明亮被认定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贩卖、运输毒品罪，行贿罪，故意伤害罪，赌博罪，非法拘禁罪7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于法院的判决，刘劲律师表示：“对于陈明亮的量刑过重，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以陈明亮直接负责组织卖淫活动的经营、管理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这是在以往有关组织卖淫罪的案例中没有先例。” 　　据了解，被认定为卖淫场所的大世界云梦阁开业于2001年，但是由于长期亏损，最终在2008年2月歇业。陈明亮在大世界云梦阁持股10%，属于小股东。 　　而在法院判决之后，2010年6月，同样被抓的陈明亮的姐姐(当时57岁)和陈明亮在向最高人民法院写的上访信中写道：对于没收陈明亮个人全部财产不服，在本案侦查阶段，有关银行存款、房产、汽车等财产被冻结查封，这些财产中有些属于陈明亮家庭其他成员的合法财产，有些是陈明亮在本案一审认定犯罪行为发生前积累的合法财产，两次判决都没有对这些财产的来源、权属进行甄别，这样的判决很可能造成对他人和单位的合法财产、对陈明亮个人合法财产权益的侵害。 　　但是律师的辩护以及所有的反应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就在陈明亮一步步迈向不归路之时，重庆对于陈明亮资产的处置即将收尾。2010年2月，重庆交旅集团出资500万元成立了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该公司随后开始托管世纪英皇大酒店。 　　对于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如何处置英皇大酒店资产，记者与该公司党群工作部、投资发展部都取得联系，然而都以“这个事情最好问市政府”为由拒绝采访。记者多方查询之后了解到，早在2010年5月25日，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就与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世纪英皇项目权益分配协议》，根据协议由甲方收购了乙方在世纪英皇酒店资产中所拥有的50%权益。知情人士透露，林建物业只获得了1.6亿元。对于此次出售，由于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不愿提供当时的收购和处置细节，因此无法掌握更准确的信息。 　　江州实业原高层表示，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中，其中7层准备用做酒店的约有6万平方米，即使按照2万元/平方米的商业价格估算，这块就价值大约12亿元，加上10万平方米的两栋写字楼，总估值近20亿元元。即使在2009年重庆官方组织的评估中，世纪英皇酒店也将近10亿元估值。而且据之前陈明亮与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的合约，酒店这部分资产共同所有，不能变卖。 　　但是，一切的操控权已经不在陈明亮和左保书手中，在房地产产权证上，江州实业也被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替代。而在写字楼和临街门面已经交付使用后，共7层楼占地6万平方米的原酒店用房却一直处于荒废状态。

（维权网信息员张峰报道）本网信息员获悉，因到北京上访，欲向国家总理陈情而打听温总理地址，结果回到成都全家四口遭到拘留的成都公民陈明芳，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近日得到法院通知，将于本月31日开庭审理。 2011年11月1日，成都访民陈明芳一家四口，因在北京打听温家宝办公地址，回到成都后，一家四口均被拘留。出来后一家人不服，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本案原来法院决定于8月7日开庭，但临时又以法官生病为由改期。近日通知于31日下午2点30分在青羊区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原告陈明芳一家四口的诉讼代理人是六四天网创始人黄岐先生和天网义工蒲飞先生。 成都访民认为：原定8月7日开庭的陈明芳行政诉讼案，法官是被数百名欲前去旁听的成都民众“吓”病了，不敢开庭，只好称病，推迟开庭。 据悉，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估计，31日的开庭也不会低于一百人前去旁听。访民们说：我们倒要听听，打听温家宝办公地址，触犯了那条法律。难道温家宝的办公地址也成了国家秘密？ 原告陈明芳（15828481758）希望全国关心中国法制的人士前来观摩学习。 另据悉：双流胡金琼家被强拆一案，也同日在青羊区法院审理。

陈明明：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政治发展战略 进入专题 ： 民生政治 政治发展    ● 陈明明       一、问题中国与民生政治     　　     最近十年来，中国一直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困扰，中国堪称是一个“问题中国”。这些问题如果梳理一下，大致有：（1）住房问题：（2）拆迁问题；（3）贫富分化问题；（4）就业问题；（5）腐败问题：（6）稳定物价问题：（7）养老保险问题：（8）教育公平问题：（9）央企、国企与民企关系问题：（10）社会诚信缺失问题：（11）食品医药安全问题；（12）环境保护问题：（13）流动人口问题；（14）恶性矿难问题：（15）突发性或群体性事件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大都可追溯至上个世纪 80 年代，只不过是于今为烈，程度更为严重，涉及面更广，对改革所需建立的配套制度和治理技术的要求更高。就其性质和直接表现而言，它们绝大部分都属于民生问题。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巨大的跃升，但民生依然是个大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制定了各种合理可行的发展战略，但关于发展战略的导向，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基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对行动者的任务和目标进行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评估和计划安排。在发展政治学的文献上，有过先增长后分配或先分配后增长的争论，有过先经济后政治或先政治后经济的争论，其中，民主与稳定、集权与分权、效率与公正，何者为先何者为重，几乎是所有后发国家发展战略争论的焦点1。中国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同样如此，如 80 年代的民主化改革论和新权威主义论，90年代的市民社会构建论和国家中心主导论，新世纪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论和经济社会建设先行论。这些争论的背后，都隐含着这样一个认识，即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存在着复杂的难以分开的关系，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最后都会归结为政治问题。所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变成了政治发展战略。     在当下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意见中，有两条思路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对主政者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一条是主张通过加快市场化改革和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从体制上扼制腐败与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发生的深层原因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和民主化改革的滞后。另一条思路则把问题的根本症结归结为市场化改革形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强制、权力对大众的剥夺，因此必须采取“大民主”的方式，从政治上革除财富分配不公的制度弊端，彻底摧毁权力与资本的结盟。这两种思路都把解决之道寄托于民主政治之上，差异只是对民主的界定不同。前者希望让人民立刻拥有用选票去选择领导人的权利，用舆论的自由和选举的自由去限制公权力，用民主体制去抑制腐败与不公。后者希望使用过去那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黑暗面”的办法，通过“大民主”反对所谓“官僚资产阶级”以及“新生资产阶级”，恢复和保障大多数社会下层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利。     “大民主”不必多说，它的“集体泄愤”效应足以在一个早上导致国家与社会的玉石俱焚，它的“大众民主”多半只会通向个人专断的奴役之路，对于解决今天中国的民生问题，只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这是有史可鉴的。相比之下，“票决民主”在理论上有很多支持，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也有成功先例可援，不过，以选票为中心的民主方式解决目前中国的困境，可能是一个过于乐观的方案。     票决民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对抗性民主，它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权利、利益和追求，并不要求人们服从同样的模式，而是给人们解决相互冲突的利益提供程序性机制，因此它是建立在多元（对抗）主义的基础上的。它的预设是，公民的偏好可以籍由对抗性的机制得以真实表达，公民的自由意志可以通过对抗性的制度设计得到充分实现。人们会援引市场和法庭的实例，说明市场交易者的竞争性的谈判博弈或法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的权利申诉，最终都能达致一个“合作解”或“均衡解”。显然，这种合作或均衡依赖的前提是，对决双方都承认有一个高踞于他们之上的公共规则，并最终都能接受这个规则的裁决。但是政治与此有很大区别，因为政治不仅涉及利益的表达，而且涉及规则本身的确认，因而要比市场过程或司法过程具有更大的敏感性、易爆性和不确定性，在规则和议程尚未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表达的对抗很可能演化为结构的对抗，结构的对抗可能演化为系统的解体。例如，诉诸票决民主来解决目前中国西部边疆的民族问题，结果恐怕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分裂，诉诸票决民主来解决过渡时期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结果恐怕不是中央地方的共同繁荣而是地方主义的相互倾轧，诉诸票决民主来解决台海两岸关系，结果恐怕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公民通过竞争性的票决方式对于淘汰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是足够了，但对于能否产生一个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则远是个未知数，而在制度不够健全和政治文化不够成熟的条件下，票决民主所带来的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则有大量的事实证明。     以票决民主为诉求的激进的政治改革（其实也包括大民主这样的激进政治改革），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制度上，都会和现存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发生尖锐的冲突。激进政治改革的理由只能是，这个体制已经陷入僵化和停滞，不再反映发展变化的国情和民情，不再能容纳社会变革产生的任何新质，甚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反过来，如果这个体制仍然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仍然能够通过持续的开发社会自主空间，通过权力和资源的理性配置来和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那么激进的政治改革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它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造成政治权威的削弱和流失，反过来导致政治改革的失败。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凝聚力仍相当脆弱，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激情燃烧的政治动员（包括选票动员），而是理性节制的政治改良，最需要的不是一揽子解决、毕其功于一役的跨越式发展，而是在社会秩序、政治环境稳定宽松的前提下有步骤、统筹协调式的渐进式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民生政治应该成为可持续政治发展战略的基本导向。     　　     二、为什么说民生政治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     　　     政治发展战略不能离开一定的传统、环境和结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它延袭下来并受其制约的传统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即通常所说的大传统；一个是社会主义传统，即共产党开国建政60多年积累的政治传统；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传统。传统是一种记忆，传统也是一种规制，即使是反传统，也仍然需要借用传统的资源。当代中国的基本情况是：它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仍然是一个“第三世界”2，大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那些关于中国已跻身于“中上收入水平国家”的数据甚至由此生发出来的关于“中美共管”（G2）的想象话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另外是中国从晚清以来谋求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逻辑没有改变，中国至今仍然处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中，只不过由于它已经建立起现代化的政治权威，所以它可以运用国家的力量有选择地输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某些产品。第三是由于受其资源禀赋、人口压力、赶超战略和新旧利益的制约，中国的发展进程充满着紧张冲突的性质，表现为人口超大规模与人均资源极度贫乏的尖锐对立；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贫富悬殊；社会价值观的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化与官方主流价值观的贫困化的鲜明对比；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核心制度逻辑的深刻矛盾.这些都是一种结构性的强制。发展战略，包括政治发展显然不能罔顾结构的压力。     如果不是从浪漫主义的价值出发，而是从现实主义的历史和经验出发，那么，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是接续三个传统、舒缓结构压力、解决中国发展困境的务实理性的政治选择。     讲民生政治并不是讲民生史观，即使是民生史观，也并不是和唯物史观截然对立，它们事实上分享着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讲民生政治，首先是我们的政治发展战略要从解决基本的首要的问题做起。这个基本的首要的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或者是反贫困的问题。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已经提到年收入2300元，按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1：6.3），相当于人均日收入1美元。根据这个新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上升到1亿人3。刚刚结束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的总目标，其中之一是保障扶贫对象的吃穿。事实上，在过去20年间，现有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这已经被认为是未来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埋下的巨大隐患。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一百年内都有一个发展经济的问题，都有一个反贫困的问题。当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一切政党存在的理由都要以它们是否促进和解放生产力作为评判标准4。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一切主政者存在的理由都要以他们是否有效的反贫困作为评判标准。这是民生政治的最大内涵，它不是以选票为出发点，而是以吃饭为出发点。     其次，讲民生政治，就是要以民生问题的解决来引导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构建。在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主政者不仅面临着开发资源的巨大压力，而且面临着公平配置资源的巨大压力。让人民“吃饱”是一回事，让人民“吃好”而且吃得“有尊严”是另外一回事。在发展政策上，保障人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改变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约束政府权力的专横，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民生政治的基本要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成功地解决了经济社会权利问题，实际上等于解决了大部分的政治问题。的确，在苹果不够充分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公平分配苹果的压力便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与此相应的是，这个分配体制的刚性程度也特别高，集权的冲动也特别强。在这种情况下，以改变基本权力结构为使命的民主政治恐怕只能加剧政治过程的不稳定性，政治前景的不确定性，促使体制出于自保的需要而全面收缩。而唯有民生政治，由于着眼于经济社会权利的主张，而不是着眼于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更替，可以有效地软化体制的刚性，合理提出分权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民生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代用品、调节剂和稳定器。民生政治同样构成体制变革的动力，但民生政治的基层性、世俗性、普遍性、包容性、节制性，使得这个动力的作用不是去解构这个体制，而是革新这个体制。     第三，讲民生政治，势必涉及对现存体制的一个总体评价。现存体制的基本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结构是党国一体，基本逻辑是人民民主。现存体制的形成，从历史来看，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应的结果，是试图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超越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两极化社会结构，所以不患寡患不均的中国人接受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反西方国家炮舰政策的帝国主义，所以民族生存境况岌岌可危的中国人接受了国家优先的集体人权；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组成政党的阶级才能来实现社会改造，所以受困于低组织化状态的中国人接受了高度整合性的党国体制；马克思主义主张巴黎公社式的人民主权和社会共和国，所以长期处于无权地位的中国人接受了能够确保经济社会权利的人民民主。细心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现代国家体制的缘起，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独特性、中国国际地位边缘性、中国社会变革迫切性相结合的结果。20 世纪中国革命，通过底层社会民众的动员与组织，通过排除一般公民权所隐含的抽象的、平等的法律权利，根据阶级身份归属来分配多数人的平等的经济社会权利，这是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民生问题的重要实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成长、市场经济的实行，社会资源逐渐开发和积累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民生政治引导下的体制改革开辟了道路。我们可以看到，30 年来，以民生政治为取向的体制改革，废除了禁锢性的公社制度，恢复了农民的财产权利和变换身份自由的权利，实行了县区以下的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推广了村民和城市居民的基层群众自治，推动了以企业自主权为中心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城乡实现了公民的自主创业和自由择业，在经济社会层面改变了原有体制高度集权的品质。这个体制虽然还有许多缺陷，但仍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有人说它是一种“韧性的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silience）5。撇开意识形态不论，它的确是一种在调适性变迁中成长的具有强大韧性、弹性、适应性和改革空间的体制。     第四，讲民生政治，就是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的战略角度出发、改革那些阻碍和不利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规则和议程结构，为发展经济和民生幸福创造适宜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政府主导和社会推动的“双轮”驱动过程6。在这个双轮驱动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奥秘所在。不过，也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权力与市场的紧密结合，官僚机构与利益集团的紧密勾连，政府自身的监督已经成为推行民生政策的关键，如何约束政府的管制性权力，是民生政治发展战略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说，过去 30年间公民经济权利可以通过政府的放权让利来解决，那么现在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则应该通过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来实现。因此，公民社会的建设是民生政治在今天的必然要求。换句话说，前 30 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经济发展，未来 20、30 年则应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的任务可以逐渐交给市场和企业，政府职能的重点应围绕社会建设、公共服务而进行，政府的改革应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而推进。在落实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运用国家调控和公共政策，使社会财富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机制惠及全体人民，不仅是市场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而且是维系新时期政府有效性与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这里，民主和法治的机制是在民生政治的推动下成长起来的，是在现有体制内协调发展起来的。推进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公平正义，实际上是一个开发体制资源而不是推倒重来的过程。这也是党和政府提出“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的要义所在。     　　     三、以民生政治来推动国家建设     　　     从民生政治的发展战略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由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三步走的战略系统，是一个以民生为主导的先易后难的渐进过程。如果能够在未来 20 到 30 年时间内，通过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如养老、医疗、公共卫生、劳动就业、文化教育、个人自由、社会自治、社会组织等权利）的长足发展，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经济与政治之间良性互动的新传统、新机制，市场缺陷和政府治理的不足将得以克服，这样，以上所举的各种社会问题不仅会得到有效解决，权力与资本联姻导致的腐败现象，以及其对公平正义的损害等政治性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基本实现的基础上，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票决民主在内的政治改革将会平稳展开。     最后，如果对民生政治做一个总结，我想民生政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1）民生政治是一种有根的政治，它既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归仁的有道之世、丰衣足食的小康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理想相衔接，也和中国近代史以来开民智、振民力，达致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造方案紧密相联，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主流的基本诉求。一种政治有没有文化的根，是这种政治能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2）民生政治是一种真正的平民政治，它从改善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出发，以经济社会权利的发展引领政治权利的发展，最大限度和最直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一种政治是不是照顾到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是这种政治能不能转化为全民行动共识的基础。（3）民生政治是一种从基础上提供国家建设动力的发展政治，它的理念是国强的基础在于民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政治哲学上，它是以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依赖而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为理论前提，通过建立一个繁荣强大的社会来建设一个自由法治的国家。（4）民生政治是一种良治的政治，它以民意为依归、以参与为经纬、以共享共治为目的，其内在逻辑是建立一个公序良俗的社会秩序。总而言之，以市场激发效率、以法治保障公正、以参与推动改革、以民生促进发展，以经济社会建设推动国家政治建设，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进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久安长治，是民生政治的基本主张。     　　     注释　     1〔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罗荣渠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361-373页。     2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被认为是一个过时的概念（Martin W. Lewis， Is There a Third World？ in Current History，November 1999， pp.355-358； Barbara Crossette， The“Third World”is Dead， But Spirits Linger， in Annual Edi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98/99， Dushkin/McGraw-Hill， pp.178-180）。但“第三世界”概念被宣布“死亡”，并没有改变相对于发达的西方工业世界，由于结构使然，某些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边缘的地位，从而构成了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事实本身。在 IMF、WB 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美国一国的投票权就接近 17%，而欧盟中的德法英三国的投票权之和就超过15%，这意味着欧美可凭一己之力阻止任何对他们不利或不喜欢的重大决议案，虽然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获得了很大的话语权，但仍无法动摇发达国家主导、掌控国际经济机运行制的格局。这点正是“第三世界”概念的精髓。     3〔北京〕《第一财经日报》，2011 年 11 月 30 日，A3 版。     4《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第1028 页。     5Andrew J Nathan：《从极权统治到韧性威权：中国政治变迁之路》，〔台北〕巨流出版社 2007 年版。     6林尚立：《双轮驱动：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战略选择》，在复旦发展论坛的讲演，2011 年 10 月 20 日。    进入专题： 民生政治 政治发展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43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江苏社会科学》2012.2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255 挨户征求意见。①中央党校一学员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三十多人对他的意见。②集体帮助 的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温情式，另一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 用。一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 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 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 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 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你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 首先「帮助」你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你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你孤 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在自我压力与集体压力的双重重压下，个人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犹如历 经一次漫长的心理炼狱的过程。在整风审干期间，干部们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许 多人因思虑用度，「头痛、失眠、减少饭量，面色发黄」，以至「旧病复发」。③ 更有个 别人因神伤气虚，心情极度焦虑、紧张，以致「午睡遗精」。④ 为了使自己的反省获得 组织的首肯，绝大多数干部都竭尽全力，反复撰写有关材料，惟恐对自己的挖掘、批判 不够深入而难于过关。中央党校有个学员检讨自己的「小广播」，竟写出八百多条交组 织上审查。⑤ 中央党校二部学员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学员的材料 「修改了八次才完成」，少数人甚至「修改了十三遍」。⑥ 与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 干部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中央党校三部学员刘白羽自陈，「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 里」，他「惶恐不安，彻夜难眠」，「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 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刘白羽回忆道：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 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 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 当时张如心同志是党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负责对我进行了审查。我详详细细从 诞生之日起一点一点严格剖析自己，对自己进行再认识。我写了一稿，自以为不 错，谁知张如心同志看了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严正地指出不正确之处，一方面推 心置腹耐心交谈，于是我又从头到尾写了第二稿，还是不能通过，最后写了第三 遍稿，张如心同志才点头认可。⑦ 刘白羽的回忆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精神炼狱的逼真画面，尽管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他的 两稿自传都没被通过的原因，也没有具体描述张如心是如何指导他抛弃「旧我」的，但 ①抗战期间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部队皆有代号，如「团结」部，「澳洲」部等。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52。 ②《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01。 ③〈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 年9 月17 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页278-79。 ④〈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 年9 月17 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页278-79。 ⑤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页140。 ⑥〈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 年9 月17 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页278-79。 ⑦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34-36。 @@@ 256 我们仍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窥见当年审干严厉之一斑。问题是，如此酷烈的灵魂搏杀，能 否产生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据刘白羽称，他就是经由审干的洗礼，「在 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① 和刘白羽的情况相类似，丁玲也经历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丁玲在整风运动中一 度是延安文抗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 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 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当年她的那段心路历程： 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 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完 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 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 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 ② 不言而喻，不管是刘白羽，还是丁玲，要想「得救」，到达「真理的彼岸」，都是「不 容易的」。这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③ 向党 献上一颗赤诚的心，最后彻底埋葬「旧我」，走向新生。 七「得救」：「新人」的诞生 对于已在组织内的一般中共党员和干部，能否「得救」，即获得党组织的真正信任 和被组织完全接受，首先取决于党员个人对党组织的态度，而判断其态度的重要标志， 是看他（她）是否向党敞开心扉，将自己的一切向党和盘托出。换言之，一个普通党员 若想从孤立、苦闷、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党忏悔。对于个人而言， 寻求「得救」一旦成为内心的强烈冲动，就使原本带有强迫性质的坦白反省挟有了一丝 愉悦的快意，许多干部为了赢得组织的好感，忽然变得异常积极、主动，甚至不惜以精 神自虐的方式渲泄个人的隐秘。一时间，延安出现了群体性的自我悔过的热潮，在坦白 内容的广泛性和自我鞭挞的严厉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们以中央党校三部女学员朱明的反省为例。④ 朱明原先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1938 年到延安后参加了中共，被分 配在文化单位工作，以后进入王明担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继而调入中央研 究院，最后被送入审干、肃奸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朱明反省的最大特点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广泛性。 —、首先，朱明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党的观点相 左，承认自己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仇视新生阶级，仇视共产党，怀疑毛主席。朱明说： 回忆北伐前，我们住在安徽，当时在军阀统治下，不仅财产要受勒索，就连 ①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34-36。 ②丁玲的这两本整风笔记以后佚失，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 年第2 期，页35-36。 ③见毛泽东1943 年6 月6 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8 期。 ④ 朱明：〈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255-81。 @@@ 257 精神也受威胁，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敢抛头露面，总是坐在家里。……当时蒋 介石军队到南京后，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资财不仅有了保障，就连安 徽的财产也被蒋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胁，同时也被解除了。 接春朱明反省了自己对十年内战的看法： 十年内战究竟是谁打谁，对这个问题我也怀疑。书里说蒋介石要坚决消灭共 产党，可是我在外面听说共产党「捣乱」，想要得天下，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复 兴民族，所以才打。当时我认为应该打，因为共产党不安份守己，不让蒋介石统 一国家，国不统——，民族焉能复兴？所以应该打。 朱明其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对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怀疑：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始我听这句话，也是怀疑的。因为在我 思想中一贯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统治中国，他领导抗日，共产党 也是在他领导下抗日的，为什么要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呢？说他是边区人 民的领袖还差不多，因为只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大后方的人民，我想还是承认 蒋介石是领袖吧。 对于中共所宣称的蒋介石是「假抗日」之说，朱明也表示了强烈的反感： 到底为了什么东西大家都说蒋介石抗日是为了消灭异己，不是为了中华民 族？在这种气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看大家一样说，可是心里却想蒋介石抗日 虽然是要消灭异己，但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记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时候，亲 眼看见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战斗。晚上也听到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我也看 到过前线运下来的伤兵。能说蒋介石不是抗日？……过去我一听到说共产党代表 中华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那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 的是蒋介石，他要复兴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点是她将自己作为反面典型，执意以自己的错误来证明王明 「右倾投降主义」与知识分子劣根性存在着密切关系。 朱明来延安后曾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受校长王明的影响，女大较注意对学生进行 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教育，对此，朱明专门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 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评了女大的「负责同志」： 几年前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绅的小姐 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我很反感，我想你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就 打就分好了，为什么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们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阶级立 场，警惕性很高。 ……我对毛主席的文件，是这样反感。但是，我对蒋介石的东西怎样呢？在 这里我附带地反省在女大时的投降主义。当每年「七?七」的时候，蒋介石发表 的宣言，女大总是配合看时事来讨论的。有时候负责同志还帮助我们指出宣言里 哪些是比较进步的：「譬如说团结吧，虽然提到，但还不具体，所以他的进步还不 够」，我呢，总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进步」的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国共关系 @@@ 258 不好，负责同志有时还说：「我们党在抗战中是发展了，可是国民党呢？只要他和 我们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们还可帮助它。譬如保卫 大武汉，我们还帮助他动员哩。」我听了这些话，就很能接受，我总是希望共产党 能帮助国民党，这样两党不会分裂，统一战线也才能持久。因为我有一个中心思 想，当我想革命的时候，我又怕吃苦，我总想过资产阶级生活，但又要无产阶级 的事业，这个矛盾如何能统一呢？我就想到了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国共 分裂，从我自己讲，我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长期统一了。从家庭 来说，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上讲，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 因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于在思想上与党不断抵触，最后发展到在政治与组织上与党对 抗，承认自己对党组织阳奉阴违，「总是采用合法的手续来超越组织」。 朱明交代自己羡慕周恩来、林伯渠，总想做「特别党员」，希望到大后方作统一战 线工作，「也坐汽车，也住大饭店」，所以经常以要求学习为名，逃避具体工作： 比如我在大众读物社的时候，那里的会计因为生孩子到医院去了。支部书记 和我谈话，让我暂时代理一下，我心里不高兴，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是候补 党员，又是支部书记和我谈话，只好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因此在工作中，手里拈 看帐条子，心里想着统一战线，我做梦也没想过我会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不安心做具体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对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在延安老 是风平浪静的」，「也感觉不出什么阶级友爱」，在几次申请随林伯渠前往重庆做统战工 作的要求被拒绝后，经过个人的顽强努力，排除了种种障碍，终于以「要求学习」为名， 转换了工作单位，先进了延安大学俄文系，又转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后，「一心 想进国际问题研究室，将来好做外交家」，「从来也没有想到，白己要服从组织」。 四、朱明从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认为自己之所以「与党一切 都是分歧」，与她的阶级出身有密切关系。 对于阶级出身对自己带来的严重影响，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部分进行 反省。朱明说： 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剥削阶级，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没落。……外祖父 本来是前清学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剥削阶级，是地主式的书香门第。…… 我的母亲和姨母们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艺术，早晨起来，还临帖临《灵飞经》， 什么《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等曲谱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 环境中，所谓是三岁念唐诗，十二岁看《红楼梦》的角色。……记得小时候听故 事，从来就没听过工人和农民的事情，专门是歌颂统治阶级的人物，就连外国故 事也是一样，总是讲什么公主、王子的遭遇，飞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为了「说明阶级斗争不仅限于武装斗争」，朱明列举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 的「家庭的阶级教育」： 吃饭要慢，要不带声音。否则就骂你象饿死鬼，没有吃过饭的，……说话更 @@@ 259 要轻声慢语。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深沉含蓄，所谓轻声浅笑，不准张开 嘴，哈哈大笑。否则就要为你是莽张飞，……连走路你也不能随便，站也没有自 由，必须要按他们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一步一步走，走 要端正，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小家碧玉，像牵牛花一样依靠墙壁。所谓 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不仅要风骨凛然，而且还要仪态万方。 接着，朱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罪恶；声称「资产阶级教 育的中心，就是培养大私无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管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就是为了这 么一个目的」。 朱明检讨道： 我在资产阶级的学校中，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呢？……因为我是一个女的， 家里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学，学一些艺术，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斯大林同志 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资产阶级也有雕刻 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被他们雕刻过的。我喜欢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东西， 什么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可是鲁迅的东西，我就不喜欢。……对于旧俄 时代的东西，我是喜欢的，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就 不大喜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欢，觉得很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感兴趣。什么牛、猪，我觉得没有意思。再说音 乐，我到延安后，就很少唱歌，因为我喜欢「山在虚无飘渺间」这样一类东西。 劳动人民的歌声，我是不感兴趣的。……讲到画呢，我也喜欢资产阶级的一套， 比如鲁迅介绍的版画，我虽然买了，但不喜欢。我喜欢古典的画，如意大利画家 画的「蒙娜丽莎」的像，我非常喜欢。 五、朱明给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责、自我鞭笞的方法表达她「从原 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决心。 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满自我责骂的词句，诸如：自己一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 政治立场，「站在蒋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资产阶级说话」，「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 「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与党不一致的」，「对国民党有感情」，自己希望「站 在广大人民的头上」，「总想做一个特殊人」，到延安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等等。朱明甚 至将自己贬低到贱民的地步，她痛悔由于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致使「我的 血液都带有剥削阶级的成分」。为了表达她的思想转变，朱明干脆直接歌颂「血统论」 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党为什么珍惜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遗 孤，因为不仅他们的思想有传统，就连他们的血液也是干净的，党为什么不珍惜 他们呢？ 最后，朱明表示，从今以后，自己将心甘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① ①朱明在1945 年5 月与林伯渠结婚，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 260 朱明反省提供了延安干部自我反省的合格样本。也许朱明的反省确有若干真实的内 容，但是，这份反省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它简直堪称标准的「反革命百科全书」。它 几乎具备毛泽东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所有表现，并为毛的有关知识分 子的论断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知识分子，其思想与行为明显烙有反动阶级的烙印，他们 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和感情上并未真正入党。 二、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党员，在一切问题上与党和 革命格格不入。 三、知识分子党员极易由思想上与党的对立发展到在组织上对抗党。 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共党内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社会基础。 五、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知识分子党员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才可能转变。 问题是，知识分子所有的劣根性难道都集中在朱明这「一个人」身上吗？从朱明的 反省所暴露出的思想看，她岂止是一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而更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反 革命，可是人们又不禁发出疑问，朱明既然有那么多的反动思想，为何又要投奔延安？ 种种迹象表明，末明的反省是在领导的诱导下写成的。为了给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 有个性特征的实证资料，一定有某些「灵魂工程师」对朱明的反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加 工，使其符合毛所需要的一切特征，而这种设计加工现象在坦白运动期间是普遍存在的。 在康生等人的速成训练下，许多单位的审干领导小组的成员已学会了「政治诱导术」， 他们巧妙地利用干部们急于解脱的心理，交替使用大棒与胡萝卜，劝导被审查的对象给 自己层层加码，上纲上线，使他们相信，非经自唾自责，不足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 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当事者只得依据诱导者的逻辑推论，硬将自己描绘成极反动、极卑 鄙的「两条心」，以满足领导者的「关心」和「爱护」。在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下，当事 者从「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逐渐发展到主动的忏悔交代，然后进入到亢奋性的渲 泻状态，最终，外力与内力产生了奇妙的结合，当事者开始出现旧皮蜕尽的喜悦。因此 朱明的反省，不仅是思想改造能工巧匠手上创作的一件工艺品，也是朱明心理状态复杂 变化的产物。 向组织彻底交代自己的一切，只是标志着当事者已初步迈入无产阶级的门坎，如何 巩固既有的成绩，防止旧思想复辟，还须经由一定的形式才能完成，这就是当事者必须 在公开的场合暴露自己的丑恶思想，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个人进行坦白的形式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庄重的、富有 礼仪色彩的坦白形式对加强党组织的权威，增强党的凝聚力，教育当事者和其它党员起 看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党支部或党小组召集会议，让当事者当众宣读自己的书 面交代，接受每一个出席会议的党员的质疑和批评。在这种会议上，每个人都应积极发 言，为了表明自己党性强、觉悟高，宁可说过头话，也不可显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 义」。当事者则必须拿出小本子，虚心记下同志们的批评，而决不可作申辩。如果某人 急于解释，强调各种客观原因，那么大家就会众口一声，指责此人态度很不老实，坦白 @@@ 261 极不深刻，结果这位党员必须再次写出交代，直至领导和与会者一致认可才能过关。如 此循环，该支部或小组的各个成员，每人都需经历这一程序。会议的组织者，由于他受 到上级的信任，负责所有人的最后鉴定，他的个人权威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与会者都众星拱月般地簇拥在他的周围，以他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而他本人的交代， 往往一次就能通过。党支部或党小组的负责人，还负有发现、培养坦白典型人物的责任， 一旦某人的反省被认为具有典型意义，负责人将推荐这个党员到更高一级的会议上当众 忏悔，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走坦白道路，同时，也以此向上级表明本支部 开展运动所取得的成绩。 经由这套程序，「新人」终于诞生了，随着党组织给每个党员作出政治鉴定，个人 有了新的归属——此生不仅思想上，而且身体和生命都无保留地属于党。从此，这个世 界上就少了一个个人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半条心」），而又多了一个无产阶级的 革命战士（「一条心」）。 个人一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一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 一新，萎靡之气一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 晨光」。① 经由坦白、审干运动铸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种特有的气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 已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 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 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然而就在「新人」成批产生的同时，保守苟且、浑浑噩噩的「机械人」作为「新人」 的伴生物，也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出现。为了服从现实生存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根据地内 的许多党员学会了隐瞒真实想法，而随声应和上级的指示。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 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②口是心非、投机钻营、 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由于人性毕竟非强力和说教所能完全改变，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现象。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后开始出现。 勿庸置疑，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是毛泽东的一项「伟大」的发明， 与斯大林的清党和肃反运动相比，坦白审干运动在触及和改造人的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上 ① 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36。 ② 伴随看毛泽东新权威的确立，根据地内的等级制度也基本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发生了静悄悄的改变，请人情， 谈私交开始受到遏制。早在1939 年，曾三对此就有过议论，他认为，「除同志关系外，不许有私人感情，这话不尽对。只能说私人朋友感 情是次要，不允许超过或并重于党的利益，而不能说私人感情须一笔抹杀，这是违反人情的。这一趋向的发展，可能走到人间的冷酷。」参 见《谢觉哉日记》，上，页284-85。对于根据地内的反「人性论」的气氛，初入延安的从事白区地下斗争的党员和外来知识分子都觉得不甚 习惯。因为在白区，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十分亲密，到了「家」，情况反而不一样了，所以一时间，「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成了许多人的 共同感受（丁玲、王实味、萧军、朱明）。王世英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进入延安后，感触最深的就是「人际关系越来越难处」。他对刘少奇 锐：回到延安，我感觉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期那样纯洁。刘少奇认为，王世英 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他告诉王世英：「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 就要做。」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44-45。这种革命的「吹牛拍马」，以后伴随着等级森严的干部级别制 度，逐渐发扬光大，成为某种新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至于长期从事国统区工作、从未去过根据地的夏衍在1949 年听到别人称他「高干」， 看到革命文艺家马寒冰向他敬礼报告时，还很不习惯。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62-22、640。 @@@ 262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经细致考察，我们仍可发现，这场基于明确政治目的 而发起的运动。除了套用列宁、斯大林的若于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运作方式和操作实 践的背后，还有着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与宋明新儒家 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只是词汇和解释系统不同， 而在手法上更具强制性。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一 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在中共历史上，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的政治生活，使用强制手段调查党员的思 想与历史情况，在1949年之前，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最为典型，但是，抢救运动并 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抢救运动的思想逻辑和运作方式有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实际上， 早在江西时期就已显出端倪，而1937年后在延安和其它中共根据地秘密进行的「肃托」 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抢救的先导和试验。 然而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却有一个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改写基础上的系列神话： 王明不仅是江西时期肃反「扩大化」的罪魁，而且是1937年后「肃托」的总策划者。对 于王明与「肃托」的关系，中共党史编纂学却语焉不清，除了揭露出王明在莫斯科厉行 「肃托」的一些事例外，对延安及其它根据地的「肃托」则一直讳莫如深，即使对具体 领导延安「肃托」的康生也只是点到为止，似乎特别吝惜笔墨。毛泽东，这位延安的最 高统治者，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更成为与「肃托」毫无关系的局外人。 毛泽东、王明与江西时期肃反的关系，本书前一部分已有专论，这里从略。「肃 托」虽非毛泽东首创，怛需要指出的是，与毛在江西肃反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毛对 于从莫斯科泊来的「肃托」主张，也是依据自己的需要迅速加以利用，使其完全服从于 自己的政治目标，毛的所作所为不仅远甚于王明，更在中共党内造成不良的影响，为将 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开辟了一条危险的信道。 毛泽东在「肃托」问题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毛对王明、 康生从莫斯科带来的「肃托」主张没有作过任何祗制，而是移花接木，接过「肃托」的 口号，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第二，毛放手支持康生在延安「肃托」。 「肃托」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斯大林。王明作为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主要引进入之一， ①对中共党内的「肃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27年始，斯大林就开始以「肃清反 ①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事件发生在1929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该年的10 月5 日，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 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的决议〉，警告陈独秀等必须主动服从中央决议，停止一切托派主张的宣传，11 月5 日，中共中央宣 布开除陈独秀等四入党籍。 @@@ ——————- 更多免费TXT书请到 BBS.downtxt.cn ——————- downtxt.cn收藏整理 263 对派（托洛茨基派）」为由在苏共党内，继而在全苏范围内，大肆清洗、镇压他所认为 的公开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种清洗、镇压在1937年后甚至演变为超恐怖的大屠杀。王 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间，正是「肃托」逐渐趋于激烈的时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 康生在苏联「肃托」恐怖达到最高潮的时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 派」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将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达文逮捕。俞、周过 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反对过王明，而王明返抵迪化后也曾散布俞秀松、周达文有 托派嫌疑的言论，因此，俞、周被捕，王明、康生是摆脱不了干系的。1938年6月25日， 俞秀松被苏军押往苏联，不久就被苏联格伯乌秘密杀害。1938年春，原红四方面军重要 干部、参加西路军后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然而李特、黄超被杀 的内情极为复杂，因为王明、康生与彼毫无个人恩怨，相反，李特、黄超却因参与张国 焘与毛泽东的对立，与毛的关系极为紧张。李特、黄超之死，究竟是王明、康生为讨好 毛而对邓发施加了影响，抑或是邓发得到延安密电而加害于两人？1937年11月底王明、 康生已回到延安，在迪化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邓发在两人被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 色？知道其详情的，早些年也许只剩当年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陈云一人，而陈云数十 年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毛泽东对王明从莫斯科贩来的「肃托」主张的态度颇为微妙。原来，在陈独秀重 回中共问题上，毛已有所松动，但此议遭王明反对后，毛就不再坚持。毛原本就对陈独 秀重新回党一事兴趣不大，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党，毛就更无必要为 区区陈独秀事而与莫斯科把关系搞僵，王明还指责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思想曾受托 派影响，由此毛就更不反对「肃托」主张了。王明打击张闻天，正做了毛泽东自己想做 又一时不便做的事，他所希冀的国际派的分裂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何乐而不为？于是， 从1938年初开始，毛迅速接过「肃托」口号，不论演说和撰文，都忘不了数说一遍「日 帝、托派汉奸的罪恶」。 毛泽东对「肃托」的热心远未停留在一般号召，与1938年后仅在口头上说说「肃 托」的王明不同，毛立即将「肃托」与日常的肃反锄奸工作相衔接、毛在涉及军政肃反 机要方面一向精细异常，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康生动用社会部，在来延安人员中进 行了秘密调查和秘密逮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37年后的延安「肃托」，其处置对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类人员身上： 一、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有联系的来延人员。 1938年3月，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陕北公学学员张醒及随张醒同来延安的两位青 年妇女。保安处根据「情报」，认定张醒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张醒的公开身分是阎锡 山晋军的一个军长），两位女子，其中一人是项英前妻，1934年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逮 捕，并与一国民党「特务」结婚；另一位女子是胡宗南下属的宪兵队长的妻子。1938 年6月前后，在经历数月的审讯后，张醒援引张慕陶的话，交代康生在1930年被国民党 逮捕后曾参加托派。当审讯者陈湖生按规定向边区保安处负责人周兴汇报后，张醒即迅 速被秘密处决。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随即出现在周兴住的塞洞外的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