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

周瑞金：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 ● 周瑞金 （ 进入专栏 ）   　　 　　作为从业党报60年、入党47年的老报人、老党员，我参加过或关心过党的九大到十八大十次全国党代会的宣传报道，很想从历史视角谈谈十八大。 　　 　　 一、十八大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十八大胜利闭幕，新一届党的最高领导人产生了。党的政治局常委由九人减为七人，换了五人，政治局委员25人换了15人，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全换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换了六成以上，军委委员换了七成以上。所以，十八大最大的热点、亮点、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执掌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我称之为开启了我国常人政治的时代。 　　回顾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一共召开过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抗战胜利后1945年党在延安召开的七大，到建国后第七年1956年召开执政后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相隔了11年时间。从八大到文革中1969年召开的九大，中间又相隔了13年。中共作为大国的执政党，全国党代会不按党章规定召开，反映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党的九大到十大（1973年）只相隔四年，党的十大到十一大（1977年）也是四年，都是因为重大政治事件（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而提前召开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我们党才按党章规定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走上正轨。从1982年召开十二大，到今年召开的十八大，基本都是五年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 　　纵观我们党执政以来召开的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以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八大，这五次党代会具有比较重要的特点而确立它的鲜明历史地位。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沿用到今天），提出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主的正确路线，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方针，在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扬党内民主，开启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良好开端。但好景不长，受1956年底国际形势尤其是“波匈事件”的影响，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起了变化，错误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背离了八大的路线方针。1957年由党的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就开始了二十年“左”的统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折腾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这都是在毛泽东主席主政的伟人政治时代发生的。 　　党的十二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基础上，正确总结了从八大以来正反两方面重大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十二大以后六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题目都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主调不变。这就开启了邓小平同志主政的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专章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党政分开、信息公开、民主对话等具体改革要求，提出“政府主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改革方向。十三大还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行中央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成员差额选举（邓力群与朱厚泽被差额落选），应当说是发扬党内民主比较好的一次党代会。 　　党的十四大，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全国兴起第二次解放思想热潮，突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在重要历史关头把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下召开的。这次党代会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启了老一代领导集体向新一代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交接班的先例。这两件大事确立了十四大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此，开启了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相继主政的后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转型期陷阱”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时，机遇与挑战交织，改革与发展难度加大，利益博弈错综复杂，如何重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攻坚克难重启改革，迫在眉睫。同时，又要开创新老交替新规范，所以引起全世界瞩目。 　　我们党从八大到十八大，经历了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到常人政治时代的转变过程。大体可以说，毛泽东主政的27年（1949－1976）是领袖终身制的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主政的11年（1978－1989）是双峰制约的强人政治时代，江泽民主政的13年（1989－2002）和胡锦涛主政的10年（2002－2012），进入了老人制约的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主政的常人政治时代。 　　在伟人政治时代，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搞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一个个接班人被清除掉了。党的八大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被伟人一句话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接班人刘少奇到九大就被打倒了。而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到十大就被打倒了。而十大确立的接班人王洪文，到十一大就被抓起来了。华国锋主席短期主政属后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同志评价他没有提出自己的东西，基本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也搞一点个人崇拜，党的十一大会场挂双领袖像（十一大前党代会会场只挂毛主席像，十一大以后就都不挂领袖像了）。 　　到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有了一定制约，出现上世纪80年代逢单反自由化、逢双反“左”的现象。由此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开。有次陈云同志在赵紫阳面前抱怨为什么不开会时，赵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与小平同志什么时候定下开会就什么时候开。总书记变成大秘书长一个，这就是强人政治时代的特有现象。因此我们看到，在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斗争是一个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被拉下来了。对这样一种现象，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领导核心”的说法，说毛主席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而江泽民同志是第三代领导核心。那么，有没有第四代领导核心？他没有说，邓过世后，胡锦涛同志就不便再称自己是“领导核心”了。“领导核心”成为党的特定专用名词，这个说法没有形成党的专门决议，也没有写入党章。这样，就出现一个难题，难道说中共历史就只有三代领导核心吗？而领导核心，与党章规定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的权力？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只有等待党的以后历史决议解释了。 　　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接班人稳定下来了，不会走马灯一样变换了。胡锦涛同志作为党的接班人，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个能够顺利接班的。但后强人时代党的领导人，都受到政治老人的制约。有的制约是正确的，如20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有些制约不利于新领导集体的主动担当，如军委主席延期交班。这个时期党内斗争出现什么动向？转向了政治局成员：党的十五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问题；党的十七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良宇问题；党的十八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问题。而且，他们都是以刑事犯罪被处理的。 　　如此看来，党执政以来63年时间里，不论在什么时期，党内都充满着斗争。这种现象对执政党的科学化建设究竟有何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党对伟人政治时代的路线斗争历史经验，初步进行了总结（1981年通过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而对强人政治时代和后强人政治时代这种斗争现象，却没有作出过总结。而十八大前发生的震惊国内外的薄熙来事件，十八大上却没有一个代表发出声音，为什么会产生薄熙来案件？有什么值得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反映了执政党建设中什么样的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中央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些根本性问题，恰是党代表大会应当讨论、应当解决的问题，怎么能回避呢？ 　　 　　 二、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新特点、新思维 　　 　　十八大开启了我们党进入常人政治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有哪些主要特点？ 　　（一）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不是哪个人指定或由哪个人事安排小组安排出来的。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并经过反复协商产生的。在2007年酝酿党的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时，胡锦涛总书记就采用了民主的办法，由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自由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中央当时在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大军区正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民主推荐会，当场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数多少排列，推出了十七届政治局成员预选名单，实际上也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提供了参考，这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同志进常委会的背景，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作为这种民主选举倡导者之一的曾庆红同志，为这次党内民主选举的成功，感到特别高兴和鼓舞，坚决表示自己在十七大上从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从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交替带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规矩，就是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七上八下”的标准（六十八岁的退下，六十七岁可以上）。今年5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主持党内高级干部推选十八大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预备人选。规定政治局推选10人，常委推选5人。这次不像十七大那么简单，中间经过多次反复，这也是进入常人政治时代的一个特点。 　　（二）集体领导体制、民主工作作风、依法依规办事，将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不仅当选党的总书记，同时当选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交接班中，第一次同时接受党与军队的最高权力。这就结束了老人干政的历史。这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使常人政治时代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新领导人独立主政，显示执政新风。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带领新政治局常委班子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平实，清新，少说大话空话，不回避现实问题，多讲老百姓关心的事，显示出个性特点。此外，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就决定单独为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委委员、二炮司令魏凤和一个人，举行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显示他的军委主席的魄力，不循规蹈矩的硬朗作风。近日，政治局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带头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告别。 　　（四）新一届领导人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主导，常委会成员的出身与背景、生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以前领导人有较大差别。他们参加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亲身体验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与军事强人出身和以理工科、工程师背景的前领导不同，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他们治理国家的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将会与以往有较大差别。此外，他们访问过很多国家，他们的世界眼光比较宽广。开放的心态更为强烈。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不仅工作上得到磨炼，积累经验，更与改革开放结下不解之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他们的改革开放理想色彩更强烈，更懂得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 　　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些新思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十七届中央作的，主要总结十七届中央的工作。而主持起草的小组组长却是习近平同志。我们也可以在政治报告中品味出新领导人不同于以前领导人的一些新思维。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更完整的、又有切割性的表述。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近年来有些理论家起劲鼓吹毛泽东早就已经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毛是一直在探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发展道路，晚年犯下严重错误，与邓小平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是两回事，十七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含糊地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一起阐述，这就混淆了两者的关系。这次定位比较明确，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十八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也做出了不同的评价。“革命”和“改造”时期的成就，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建设”时期的成就表述为，“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周瑞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War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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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信力建   建国以来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翻大饼”运动的历史——所谓“翻大饼”就是指领导人根据自己喜恶，将整个中国社会象烙大饼一样翻来覆去，全然不顾如此折腾给黎民百姓社会生态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这方面的佼佼者当然首推“伟大领袖毛主席”，其翻大饼的大手笔主要集中在建国初和文革时。 建国之初毛泽东翻大饼主要是对中国自晚清启动现代化以来积累起来的各类人才的全面清洗。这首先体现在政治上，因为仅依靠1949年的党员规模远不能满足建政需要，故而当局采取了放手发展组织的政策：一方面经过初步筛选后，政府系统留用了原国民党政权的部分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则快速发展新党员，某些地区因之甚至出现了“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式。然而，出于对原来旧政权人员和新党员的不信任，所以从1951年春起开展了系统的审查与清理。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要求各地在镇反运动中除打击社会（外层）中的反对势力外，还要“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干部中暗藏的反革命份子”，“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份子”。经过反复斟酌后，毛将中、内层再细分为“党、政、军、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八个方面进行。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于5月21日发布了《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正式清理旧政权人物。执政党虽着力于清理中、内层，可建政后各项事务蜂拥而至，受制于时间急迫，无法对组织内所有人员进行“精雕细刻的审查”。彭真此时就曾明确说过，由于“工作很忙，普遍地一个一个地详细清理还不可能”，所以“只能初步清理”——这几乎就是随意处置的意思。其方式是组织部门主要通过整理、查阅各种档案数据的方式，发现政治不纯份子。在整理、查阅的各类档案中，国民党政权遗留在大陆的档案最受到重视。审查者认为，国民党档案是一份珍贵的“原生态”数据。通过对它的查阅，可充分了解被捕人员的审讯表现，同时还可作为审查、处理留用人员的参考和依据。在组织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各地整理出大量“敌伪档案”，仅上海市就清查出国民党政权七十六个中央级机关在沪的重要人事档案，江西省也从国民党“南昌行营”档案中发现众多“剿共”人员、庐山训练班和“自首叛变份子”的原始数据、执政党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投入档案整理工作，其目的只有一个，组织部门依照档案可按图索骥地发现、判断干部的历史问题，从而使国民党管理层人员身陷这天罗地网中，无所逃遁。民国时期的管理层精华被一扫而光。 其次则是对经济精华的清洗，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家的毁灭上。当时企业家则分成几股应变，有些留在大陆，很少到国外。一部分到香港，成为日后发展香港经济最主要的资金与企业人才来源，香港经济之有今日，这批人才与资金应居首功。同样情形也适用于台湾。而留在大陆的企业家，其结局大都十分悲惨。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一开始就是强令执行，私人企业主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的说法是“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这样大规模改造的结果，是一大批具有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才能的企业家毁于一旦——据统计：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也一蹶不振。 文革期间的翻大饼则是对中共自身建国后培养起来的各类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的清洗。一九六六年，为了扳倒因在一线负责而地位大升的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借助红卫兵和学生运动将其势力进行清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具体方式则是 “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于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後“清阶”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借此将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彻底砸碎打烂，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翻大饼”。据统计，这次 “清阶”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刘少奇、周恩来十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统治精英被一扫而空。 到邓小平时代，虽然这翻大饼的力度和频率都已经远不如毛泽东，但还是不绝如缕。大的折腾也有两次。首先是打倒四人帮后对毛“极左势力”的清洗，这就是所谓“清理三种人”运动。“三种人”包括：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主持党内人事调整清理活动的，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派，以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为主，目的是防止改革开放的方针被文革遗留分子进行翻案。1981年5月8日、6月8日，陈云分别出具《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着手进行党内人事改革与新老交替。同年7月2日，陈云在省级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以王洪文为例，指出必须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进行选择。1982年7月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申，并首次提出：“对于提拔青年干部要注意：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决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1982年9月6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强调了要警惕“三种人”。“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对此三类人进行清理。1983年，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重申。19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再次重申，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已经查清核实的“三种人”要清理出去，更要特别注意清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积极、干了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比较年轻，隐藏下来，对党危害大的人，以及在幕后操纵的人。还有一次就是“八九”风波，这次折腾除了在上层对原来赵紫阳的势力进行清洗而外，就是大范围地整肃了曾经活跃一时的知识分子，结果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流亡现象中，包括了当时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精英。以刘宾雁为代表的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以郑义为代表的出生于四五十年代，在当时最为活跃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出生六七十年代的学生精英。不是说这些精英个人的才质是无可替代的，而是说他们的精神气质中蕴含着社会进步中最宝贵的品质，如今中国社会中最缺乏的就是这种东西，这也就是知识精英普遍流亡后造成的明显影响。逮至第三代领导人走上政坛，翻大饼式的运动便告式微，再没有出现大规模全社会的整肃运动，顶多是将诸如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这种政治野心家和贪腐分子进行小范围的清算，这应该是一种进步现象。 按现代国家文官制度要求，政府公务员应当相对稳定，具体说来就是：政府最高领导层可以以选举方式经常更替，但作为政府公务员却只对法律或法定职权负责。各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文官的法定地位、权力、责任、义务，文官职务常任，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也就是说，公务员应当做到的也只是忠于国家，为国家的总体利益服务。因此，各国文官制度几乎都规定要“政治中立”，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要之，文官制度体现了“机会均等”、“自由竞争”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显然，“翻大饼”式的政治运动跟这种现代文官制度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彻底抛弃这种政治挂帅意识形态主宰的集权国家运作方式，中国才有希望真正进入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