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

“ 文学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精神事物，在社会被吞噬的地方，文学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随社会一道被吞噬。” 一、 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文学死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我这里说的中国当代文学，不包括台湾、香港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从国民党手中武装夺取政权，特别强调党必须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全党必须思想高度统一，于是，在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实质，是将作为精神事物的文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工具化，从此，政治集团就开始有意识地把文化作为政治工具使用，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和它的道德状态。 1949年以后，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动用国家机器对舆论进行控制的手段进一步致密，不管来自延安的经过管制的文学还是来自国统区的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文学，一致受到严重的政治挤压，致使中国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健康的文学发展潮流被遏止，一种作为国家政治工具的文学开始作为整体出现。 这种现象也曾经出现在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则是国家政权发动的一场全面绞杀中国文化人和文化作品的政治运动，这件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她在精神上被国家权力粗暴地强奸了，她不再贞洁，她甚至开始自觉自愿地委身于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她以一种让人惊愕的轻佻和无耻出现在人们眼前。在那个年代的文学标准范本中，人和人性消失了，代之以阶级和阶级性；个体意识消失了，代之以国家意识形态；人的灵魂被遮掩，一种被波普尔称之为“历史主义”的幽灵在文学的字里行间、在美术品画布上、在音乐作品音符里惬意地游荡，形成了所谓的“历史最强音”。 这种状况，在1966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反文化、反人性、反人类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到极致。纵观古今中外，你很难找到全国只上演八个样板戏、所有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全部遭到禁毁的历史样本。几乎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都遭到了否定和批判，大批文化学者、作家被殴打致死或自杀身亡……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囚禁了，所有精神事物都被国家权力吃掉了。秦始皇同志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做到了。 七十年代末期兴起了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为什么会兴起？这是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们对精神发展的需求，一旦历史创造机缘，人的旗帜一定会高高飘扬！在仍旧无法进行政治言说的情况下，人们把弄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精神要求寄放到文学身上，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甚至已经顾不得什么文学性，他们只要你做出回答：我是谁？我在哪里？伤痕文学浅显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做了它能做的事，它因此获得了远远超乎其文学价值的欢呼。 到八十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都在鼓荡思想解放的热潮，有一个说法：八十年代启蒙。与之相对应，中国当代文学勇敢地站了出来，出现了一大批直面社会人生的具有一定思想容量和人性深度的好作品。然而，人的精神解放与权威主义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换一句话说，权威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与人对精神解放的谋求敌对的，它是不能见容于人的出现的，结果接连发生了两场政治运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当代文学的良好发展势头被兜头打了回去。 于是先锋主义文学兴起，出现了所谓拉丁美洲文学热。我始终认为先锋主义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的深化和迈进，而是一种经过伪装的逃避。在那场大规模的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借鉴和模仿中，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借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精髓，只学了一些技艺性的皮毛，我将其归结为“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不负责任地玩弄技巧，把小说写得鬼也看不懂，发展到极端，有的作家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要了。那些经过伪装的浅薄的文学评论家对这些作品不负责任的鼓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也起了极为恶劣的破坏作用。 1989年事件以后，文学被吓傻了，就像看到鸡被剁掉脑袋的猴子那样瑟瑟发抖，再加之大规模实施空前严厉的意识形态管制，中国当代文学也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这就是我们最近20多年来看到的：逃避现实，彻底犬儒化，商业化，真正面向社会现实与人民生存状态的作品越来越稀少，文学不再肩负道义与良知的责任，不再对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文学反映，而是热衷于与权力打情骂俏，在庸俗浅薄的杯水风波中寻求文学快感……文学死了，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死亡了的文学苍白腐烂的尸身。 在这个问题的最后，我想插一句。 62年来，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竟然没有给世界贡献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这是一个惨痛的事实。虽然王蒙先生曾经悠悠然说：“目前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这个惨痛的事实是谁都可以看到的，它并不由于王蒙先生看不到而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是萎靡无力的，然而也有很多人肩负着历史的责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上网人数的增加，思想界越来越活跃。不幸的是，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至少构成文学主流的王蒙先生不在这里，铁凝女士不在这里，张艺谋导演不在这里，余秋雨先生和于丹女士不在这里，还有一个当省作协副主席的叫王什么山的人肯定也不在这里。在这里侥幸存活的都是一些为体制不齿的家伙，这些家伙写出的作品因为有思想和艺术价值而不能被出版，他们更不可能像各级作家协会主席那样享受什么部级、局级、处级待遇，他们的生计都会遇到问题，为了活下去，为了证明自己还“在”，他们不得不流落于社会江湖。 这个枝节同样也可以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死了，真的死了。     二、 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会死？   我在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时，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让大家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我再把它们爬梳整理一下。 首先，造成文学死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吞噬了社会，而文学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精神事物，在社会被吞噬的地方，文学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随社会一道被吞噬。“吞噬”是什么意思呢？通俗说法是“被吃掉”——“被吃掉”不就是死了么？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学死了。 国家为什么会吞噬社会呢？国家是怎样吞噬社会的呢？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波普尔的不朽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们会得到点拨，我就不在这里赘言了。随着历史的进步，当年那些思想者的振聋发聩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早已经家喻户晓，甚至成为了被历史无数次验证过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些思想仍旧是极为稀缺的。一位年轻朋友曾经跟我说到阅读《通往奴役之路》后的感想：“完全是颠覆式的，它把我整个灵魂都再造了。”我希望有更多的灵魂得到这样的再造。 还是说“吞噬”。我们这里谈论的“吞噬”不是观赏，比如我们去非洲的马萨依玛拉大草原观赏老虎狮子猎豹之类的食肉动物扑杀比它们弱小的生物，我们只是观者，是置身于事情之外的。我们所说的“吞噬”不是这个意思。无论在生物学意义还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员，社会被吞噬了，当然也就意味着我们也被吞噬了，我们绝对不是那些挎着相机的旅游者，我们就是那些被扑杀的弱小生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例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8月24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因为罹患抑郁症跳楼自杀了。据我所知，在座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微博的作者，你们一定都看到了徐怀谦生前说的那句很有意味的话：“我的苦处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写杂文谋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无法脱离体制，那样就得举家食粥了。” 为什么说这句话很有意味呢？ 临来这里之前，一位朋友和我谈到了徐怀谦，给了我很深的启迪。徐怀谦2011年参加“《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颁奖大会并担任评委的时候，曾经有人质疑说，《人民日报》从来不说真话，徐怀谦没有到这里来当评委的资格……徐怀谦的反应是很谦和地就个人和集体关系进行了解释。 我这位朋友分析说，徐怀谦的反应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徐怀谦认为“《人民日报》不说真话”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否则他只需要反驳说“《人民日报》说真话”就可以了；第二，徐怀谦认为他“没有资格当评委”这个质疑是错误的，所以他才竭力解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把愿意说真话的自己从“不说真话”的集体中摘出来。这实际上体现了人真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可以设想，徐本人是杂文作者，也出版了若干文集，他渴望得到圈内人的认同，然而他的身份又让圈内人质疑他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甚至直接对他抱以鄙夷的态度，他本人无力反抗这种身份制约，“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是一种焦虑，是社会认同感和自身认同感的双重失落。身份剥离了真实自我生存和展现的空间，导致个体自我认同的彻底丧失，最终导致生命意义的丧失……于是，徐怀谦自杀了。 我很信服朋友的分析。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悲哀的事实：每一个把精神表达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作家），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徐怀谦。徐怀谦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意象，那就是：在国家吞噬了社会的地方，是不可能为人预留位置的，他只能死亡——我这里所谓的死亡，指的是作为精神事物的死亡，文学的死亡。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是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中国不是通过庞大的国家财政拨款建立了一整套苏联式的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吗？中国不是搞了很多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乃至于乡级的文学评奖吗？王蒙先生以及别的什么作家先生不是信誓旦旦说“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吗？中国不是每年出版3千多部长篇小说吗？你怎么反倒认为中国文学死了呢？ 我的回答是：正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国家才有意动用国家财政建立各级作家协会组织，搞很多文学评奖，有意制造“利出一孔”的生态，从而造成很多有良知的作家“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表”的恶劣局面，王蒙先生所谓“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不过是某些文学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与作家身份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尸堆上为维护自身话语权所做的谄媚的吟唱，丝毫也不能说明中国文学的当下处境。每年出版3千多部经过意识形态过滤和“政治标准第一”筛选的长篇小说，有的歌颂帝制，有的亵渎历史，有的沉迷于色情，有的热心于狎昵讨巧……唯独没有了人民这个历史主角的真实生存处境，没有了对社会不公正的严肃质疑，没有了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拷问，这样的长篇小说即使每年出版3万部又如何？垃圾堆上徒增了新一层垃圾而已！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读者就像面对品行不端的女子那样失去了尊重，失去了信任，甚至失去了面对的兴趣，你能责怪广大读者抛弃了文学吗？你还能说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死亡吗？中国当代文学死了，的的确确是死了。 我想就上面已经涉及的中国作家协会体制问题再发表谈一点儿看法。时间关系，我不想展开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利用大量国家财政豢养的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实际上已经沦为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的一个分支，国家官僚机器常有的权斗、阴谋和对官位的争夺也同样在各级作家协会大院里激烈地进行，作家协会的功能和作用与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文学的产生机制和文学的内在本质早已没有了任何关系，相反，它成为了国家在文学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掌控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客观上成为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的扼杀者。经由这个组织严密的国家行政体制，文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部分人群借助于国家财政谋取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工具，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圈外人难以察觉的利益链，就像动用天文数字民脂民膏实行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一样。热心于借助文学活动游山玩水吃吃喝喝；热心于在文学领域设立小圈子；热心于相互勾勾搭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热心于利用文学作品发表权相互做各种形式的利益交换……在这样一个肮脏堕落的体制之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岂能有容身之地？！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家禽化犬儒式的人物被豢养和繁殖了起来，原本很有才华的作家一旦进入作协大门，马上丧失文学创作力，精神涣散，意志消沉，在极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就像阳痿病人一样逃避推诿，稍有举动动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你能指望这样的人去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灵魂吗？ 有了上述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指出造成中国文学死亡的另一个原因了：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的文学批评体系。文学批评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引导者，在俄罗斯，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冒着被囚禁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张扬他们的文学主张，就没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没有涅克拉索夫的支持和赞扬，没有屠格涅夫的大力推崇，列夫·托尔斯泰也不可能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这里如何了呢？相当一部分评论家先天缺少最基本的哲学思想的训练，精神境界局促而狭小，他们甚至读不懂或者不愿意读懂有价值的作品，只热衷于玩弄一些概念化的文学辞藻做绝不触动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的文学批评。更加恶劣的是：金钱支配了文学批评。有的评论家只要能够拿到区区几千元评论费，就可以把一部垃圾作品吹捧到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为了维护好不容易得到的文学话语权，他们同样也可以对一部杰作装聋作哑，装作什么也没看到！刘宾雁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章诒和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高行健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野夫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在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被查禁的时候，中国评论家在哪里？他们的声音在哪里？我们看到是他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发抖，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怯懦的讨饶声！ 我曾经慨叹说，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这里同样包括评论家——我再重复一遍前面说过的话：在好不容易得来的网络空间，在公共知识分子竭力喊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你听不到中国文学评论家的声音，他们全部暗哑了。当然，我们理解评论家的处境，就像我们理解徐怀谦的处境一样，然而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原谅中国评论家对文学历史和文学现实失责的理由。在中国当代文学死亡的过程中，这个群体的浅薄、轻佻和不负责任难辞其咎。 一个社会没有了健康的文学批评体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注意到，尽管绝大多数长篇小说不忍卒读，然而仍旧有相当一些读者在寻找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也在寻找好的读者，无情的现实是，他们两者之间却很难见面。如果说意识形态管制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堵高墙的话，不负责任的文学评论家客观上成为了这堵高墙上的砖石，他们不值得敬重。   三、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对文学燃烧着热情，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呢？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呢？总括来说，一个作家一定是与他所处时代的统治思想尖锐对立的，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以托尔斯泰《复活》为例。 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人格，没有这个东西很难成为有价值的作家。 当一个作家要耐住寂寞。严肃探讨社会人生的作品往往因为管制原因而无法出版无法上演无法拍摄无法播出，倘若你正好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重的人，你就会极为寂寞。这时候，你需要有坚韧的毅力耐受寂寞，忍受孤独。在任何情况下，你心中的那盏灯都不要熄灭。你要坚信历史发展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不管经历多少艰难，历史总是在把完美与和谐回赠给人，尤其是那些参与了精神建构的人。 当一个作家要忍受平庸。由于直面现实人生的作品被不正常地阻隔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那些远离生活真实的虚假、无聊的平庸之作便大行其道，甚至于泛滥成灾。只有知道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平庸，你才能够让自己警惕平庸，忍受平庸。你可以忍受它们，但是你绝对不要让自己平庸。你必须记住你心中仍旧燃烧着的那盏灯在告诉你什么，你必须遵循它的指引。 当一个作要醉心创造。非常不正常地大量翻拍所谓的“红色经典”，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管制正在导致文艺作品题材狭窄，精神萎缩。你不要萎缩，你必须醉心于创造，这是你存在的方式，是你作为一个人的证明。创造会很难，但是你不要畏惧，你要相信时代终归会为创造物欢呼。千万不要在时代欢呼着的时候去遗憾那里没有你的创造。 当一个作家要像人那样站立。当一个社会被腐败、贫富差距和道德滑坡折磨的时候，一定是有人无力支撑自己，无法像人那样站立了。你不要。你既然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你就必须像人那样站立，不管付出多么大代价，你也要站立。一个不能站立的人是不能称之为人的。你站立着，你就能够看到和听到，你就知道该向哪里行走。要紧的是站立。如果哪一天你把所有力量都用尽了，你实在无法站立了，那么，你就歇息下来吧！没有人责怪你，因为，在你能够站立的时候你一直在站立，人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个站立过的人。 当一个作家要像西西弗那样坚韧。在绵绵无尽的历史过程中，一个人的生命极为短暂，某件即时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概括这个人的全部生命内容。这里所说的“即时发生的事情”，既可能是欢乐与幸福也可能是忧虑与悲伤。你作为一个作家，碰到忧虑与悲伤事情的概率一定比碰到欢乐与幸福事情的概率高许多许多，因为这是你的命定。但是你要坚韧，你必须坚韧地推石头上山，哪怕它周而复始，哪怕它一再证明世界荒诞不经。坚韧地推石头上山的过程就是你创造的过程。你不仅仅创造你创造的东西，你还创造你自身。 当你被自身创造了的时候，你一定也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你是天下最富有的人，因为，属于你的那个世界独一无二，它是你的，完完全全是属于你的。   四、 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前景   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是世界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绝对不会是一个例外。不要低估中东国家相继发生革命的意义。中国完成社会转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代价大小的问题。 作家要敢于担当，要站在历史的潮头，人民的代言人。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拒绝官方荣誉。 不远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出现让世界为之侧目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那些作品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然而它一定是深入中国当代社会的，是反映社会运行机理的，是进入人的灵魂的。 （此文据2012年8月26日在湖南株洲“湘江大讲堂”的演讲提纲整理而成，需要说明的是，文中许多话并未在演讲时表述，对这一部分内容，文责自负。）   （陈行之，作家。）

陈行之：建文帝削藩：处心积虑为哪般？ 进入专题 ： 建文帝 削藩    ● 陈行之 （ 进入专栏 ）   　　 　　 　　1 　　 　　最近读了一些闲书，无意间在明史中与明朝诸位皇帝邂逅。彪炳史册的伟大领袖早就彪炳史册了，我并不特别在意，反之，对于那些黯然离开历史舞台最终不知所踪者却充满了好奇，于是循着建文帝朱允?傻淖慵Ｒ宦纷吡讼氯ィ?氩坏骄谷豢吹搅撕芏嗄腿搜拔兜姆缇啊 　　 　　中国历史是“家天下”的历史，历史在某一个时段总是属于某一个宗族，秦属嬴政和他的儿子胡亥，汉属刘邦及其后代宗亲，唐属李世民，宋属赵匡胤……我们说到的明代，则属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及其繁衍的子孙。可能有人会问：“陈行之先生，你说的是古代的情况，近现代难道也是这样的吗？”我的回答是：至少在中国，近现代也是这样的，不同点在于国家权力的递延从一家一户的宗族血亲向打江山坐江山的利益同盟（或者说集团）转移了，这个利益同盟既可能是政党，也可能是某种形式的政府组织，总之，还是“家天下”。 　　 　　任何社会形态的运行都将严格遵循它自身的结构——如果美国每年“三公消费”高达万亿美元而它的政府无法遭到人民的质疑，仍旧岿然不动，不能被选民（因为没有选民）抛弃，绝不仅仅因为《美国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的宣传遮掩了权力罪恶，一定是因为他们实行了一种即使每年“三公消费”万亿美元也能够让政府岿然不动、不被选民抛弃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是这个社会的内部结构决定了它必然以这种形态运行，我们看到的只是它所运行的无数结果中的一种结果。 　　 　　“家天下”的社会形态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社会又是如何运行的呢？它又将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现在就请建文帝朱允?赏?敬?颐堑嚼?飞畲ψ咭蛔撸?匆豢茨抢锓⑸?氖虑椋?蛐砜梢哉业揭恍┐鸢浮 　　 　　2 　　 　　1398年5月（明洪武三十一年润五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明太祖朱元璋同志不幸去世，全国人民都处在哀痛中，举行各种悼念活动，神州大地到处都回旋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朱太祖，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哀婉歌声，《明史》记载，全国有5364人因悲痛过度自尽，2456人疯癫，327800人昏厥，32978279人从此不知东南西北，日子显然是过不下去了。 　　 　　然而，太阳照旧每天灿烂地从东方升起，江河照常不舍昼夜地奔流到海不复回，万物照常在辽阔的大地上葳蕤生长，每天照常有新的生命在永恒的自然规律支配下呱呱坠地……与此相对应，太祖的嫡子嫡孙们也并没有惊慌失措到不辨东西南北的程度，相反，皇位继承工作正在皇宫高墙之内有条不紊地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朱姓人家的私事了，所以，全国人民并不知道皇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从随后下发的文件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在太祖数十个嫡子嫡孙中，唯有嫡孙朱允?傻玫搅酥煸?啊澳惆焓拢?曳判摹钡囊炮?骸盎侍?镌?扇拭餍⒂眩?煜鹿樾模?说谴笪唬?谕馕奈涑剂磐?母ㄗ簦?园参崦瘛！保ā睹魇贰肪砣?ぬ?姹炯腿?┧?哉馕?1岁的年轻人就顺理成章继位为大明王朝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史称惠帝，年号建元。当时大明帝国的首都还在南京，建文皇帝是在这里继位的。 　　 　　严格说起来，21岁还不是可以肩负国家大任的年龄，是那个制度把他推到了皇帝的位置，我相信，朱允?杉涛灰院笠欢ㄔ??蛋捣⒊睿骸罢饷创笠桓龉?遥?Π煅剑浚　焙迷谌?κ钦庋?恢侄?鳎??芄换??辔?衿妫?呐率且桓鏊祷傲鞴??拥纳底樱?灰?魃匣使冢?范ヒ不崴嬷?杂吵鲆?鄣墓饣罚?涂梢灾傅憬?剑?龆ɡ习傩盏纳?溃??灾煸?山?牖实鄣慕巧?⒉荒选 　　 　　所有专制皇帝最头等的事情都是如何尽可能地保住皇位和延长在位时间，什么“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什么“我想退休，可人民不答应”，什么“我是伊拉克总统，我将为伊拉克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我是你们的父亲！”不过是矫情罢了。相对于老谋深算心毒手辣的职业政治家，朱允?啥匀绾伪Ｗ』饰缓脱映ぴ谖皇奔洌?谛睦砩峡赡芨?咏羝群突蹄ひ恍??唤鲆蛭??昵幔??且蛭??泛懿恍业匕阉?梅诺搅艘桓龅酱Χ记辈刈盼；?奈恢谩 　　 　　3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368年。 　　 　　历经征战的朱元璋终于推翻了元朝，建立起一个新的统治王朝，这一年（洪武元年）年初，朱元璋在南京登极称帝，正式成为大明王朝的缔造者，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皇帝和芸芸众生在对利益的盘算上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芸芸众生在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想把日子过好一些；皇帝想的则是尽可能地保住皇位和延长在位时间，这样，下面发生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朱元璋看来，元朝之所以经常发生宫廷政变，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及早设立太子，造成太子之间为争夺权力发生政治倾轧；他还看到，当元末农民群体性事件频繁爆发的时候，元朝在各地缺少强有力的藩卫，即缺少能够有效调动的镇压力量。有鉴于此，朱元璋登极之后的第三年（1370年）就做了封藩的制度安排，即把他的儿子们（被立为皇太子的长子朱标除外）分封到全国各地为王。 　　 　　朱元璋诏谕天下：“考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长者必正位储二。若其众子，则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盖明长幼之分，固内外之势者。朕今有子十人，岁前以立长子为皇太子。爰以今岁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为秦王、第三子为晋王、第四子为燕王、第五子为吴王，第六子为楚王，第七子为齐王，第八子为潭王、第九子为赵王、第十子为鲁王、侄孙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署。”（《明经世文编》卷四）如果把这件事放到芸芸众生家里，无外乎意味着给几个儿子分了田产，让他们安心，别成天惦记着老子的权位，而掌握着国家大权的皇帝则有另一套说辞：“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尊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用现在的话说，是为了使国家的地方权力分属“红二代”手中，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藩王当然意味着无边的特权和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否则封它作甚？！按照明制，皇子封为藩王都被授予金册金宝，年食禄米万担，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明史》卷一百一十六，《诸王列传序》）这些藩王的府第、服饰和车骑虽然都“亚天子一等”，却也在万民之上，公侯见了都要“伏而拜谒”，差不多俨然就是国中之国了。更重要的是，既然江山是人家的，人家也就有权力把整个国家视为私产，不仅藩王如此，就是藩王的后代也得到了百般呵护：藩王的嫡长子会被立为世子，即藩王的接班人，10岁既可以获得金册金宝；其他诸子则被授予银册银宝，封为郡王；以后各世子孙都有封爵，自六世孙以下都封为奉国中尉……所有这些人就构成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的家族利益集团，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 　　 　　若说朱元璋同志封藩只是为了给儿子们谋取一些特权和利益显然是小看他了，让他们远离帝国的权力中心，不至于对皇位构成挑战和威胁才是他的真正目的。那么，朱元璋的目的达没达到呢？显然是达到了，这位意志坚定的皇帝在位整整30年（1368-1698），镇守各地的藩王没有发生一次挑战中央的事件，朝廷坚如磐石，皇位固若金汤……据此，开国皇帝朱元璋当然有理由认为他这套制度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合理而严密，他甚至有理由认为大明王朝从此一定可以长治久安，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历史是按照历史的脚本演出的，不是按照某个人——哪怕是皇帝，哪怕是伟大领袖——的意愿发展的。 　　 　　戏剧性事件出现在朱元璋死后。 　　 　　4 　　 　　实际上，早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就有人对推行封藩提出了质疑，一个叫谢缙的知识分子官员就曾经忧心忡忡地说：“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谢缙传》） 　　 　　官位不高却因非议封藩制而进入《明史》的叶伯巨更值得说道。 　　 　　叶伯巨，字居升，元末明初浙江宁海人。元末即有文名，弱冠游于卿大夫之间，明洪武初年入国子监学习。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朱元璋下诏选国子监学士们分赴北方任职宣政教化，废元末轻文之陋俗，振兴民间读书风气，大概有现在的宣讲团的味道，不同的是这些下到基层的知识分子是带有官职的，又有些像到基层兼职锻炼。在这些下派到基层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就有分配到山西平遥任儒学“训导”——我理解“训导”的官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教育局局长助理之类——的叶伯巨。 　　 　　那时候科学不发达，老天爷的脸色对人间事物还有很大的影响。洪武九年(1376)，因天象出现异常情况（“星变”），被认为是上天示警，标志着国有大难或天下有不平之事，朱元璋不敢儿戏，马上下诏要天下人上书朝廷，对朝廷的政治得失或者行政不公之处提出批评建议，与1957年毛泽东号召人民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相当。 　　 　　远在山西平遥的叶伯巨像所有读书人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决心上书皇帝，指明朝廷关乎国政典宪的弊端，藉此劝谏皇帝，这就是说，这个不知轻重的家伙完全不知道这是朱元璋施展的“阳谋”，是“引蛇出洞”，竟然以谋略家的语气对朋友们放言：“当今天下所能造成大祸患的有三件大事，两件事容易看清但不会那么快爆发，一件事难以看清却很容易就爆发，即使皇帝不下诏求言，我也有心上书言明，何况皇帝明白下令要人们大胆直言，我一定要上书朝廷，奏明所看到的问题。”就连他爹都拦不住了。 　　 　　叶伯巨起草了最终断送其性命的《奉诏陈言疏》，疏曰：“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叶伯巨传》） 　　 　　朱元璋看到奏疏气得七窍生烟，挥舞着手臂叫道：“事情起了变化！这狗日的明明是在离间我们父子骨肉，你们赶紧把丫给我抓起来，我要亲手弄死他！”皇帝想弄死某人或者某一群人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在伟大领袖旨意下，朝廷的官兵虎狼一样星夜奔驰，到山西平遥将叶伯巨押解到南京，被关进刑部大狱，受尽虐待，活活饿死……据说像叶伯巨这样因言获罪、不明不白送掉性命的“右派”达数千人之多，牵累到的家属数以万计。 　　 　　5 　　 　　叶伯巨死了，但是他的声音却留在了历史时空之中，发出绵延不绝的回响，朱允?梢欢ㄊ翘?搅怂?纳?簦?缭谏形?侍?锏氖焙颍?臀侍?担ㄌ?拥睦鲜Γ┗谱映危骸爸钔踝鹗粲抵乇??嗖环ǎ?魏危俊被谱映纬烈髁季茫?缓笏担骸爸钔趸の辣??抛阕允兀?ビ斜洌?僖粤?Γ?渌?苤В俊币馑际侵钔醯木?δ壳吧胁蛔阋钥购獬?ⅰ 　　 　　目前不足以抗衡朝廷不等于永远不能抗衡朝廷，朱允?尚睦锏谋?泶癫⒚挥谢?猓?孀湃俚腔实鄞笪唬??牡Ｐ暮陀锹嵌冈觥Ｖ煸?捎?398年5月登基，随即就将左侍郎齐泰提拔为兵部尚书、将他的老师黄子澄为提拔为太常寺卿，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到京任翰林院侍讲及翰林学士，从此，这三个人就成为建文帝最重要的谋臣，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脱不了他们的干系了，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是帮助建文帝做出了削藩的决定。 　　 　　“人们向来认为削藩的政策是黄子澄和齐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说出自皇帝的圣裁。”（《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四章）我在这里使用“帮助”而非“鼓动”二字，也是想强调，各路藩王本来就是皇帝的一块心病——这块心病无关乎民众福祉，无关乎正义或非正义，完全是权力者自利的思谋——谋臣们不过是把住了朱允?傻牟÷龆?选 　　 　　刚刚登基的建文帝问黄子澄：“先生你还记得曾经说过的话吗？(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陈行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建文帝 削藩   

陈行之：警惕国家意志对体育精神的扭曲 进入专题 ： 国家意志 体育精神 奥运会    ● 陈行之 （ 进入专栏 ）   　　 　　1 　　 　　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你要是面对一个超常敏感而脾气暴躁的人，说话就得特别小心遣词用句，否则你很可能会遭遇尴尬，或者被强令闭嘴，或者遭遇推推搡搡，挨一顿打也说不定。人都想顺顺当当活着，谁愿意招惹是非呢？本文标题使用“警惕”二字就源于这种心理——“警惕”通常是提醒的意思，不是指陈，也不是控诉，而是说：“小人在这里叩首了，烦请您老人家好歹听我说一句……”实际上“警惕”两个字在这里无意义，这是因为，从六十年前国家意志就开始扭曲体育精神了，我们述说的不过是事实而已。 　　 　　2 　　 　　昨天我乘坐公交汽车去赴一个约会，上车的时候车上人并不多，只有十几个昏昏欲睡的老人，过了两三站，车上就拥挤上来满满一车厢的人，让我十分诧异的是，拥挤上来的人全部衣衫褴褛，面如菜色——有的提着蓝红相间的编织袋子，有的拿着泥瓦工工具，还有的干脆提一根棒，那是用来挑行李用的；由于拥挤，一个妇女的奶几乎全部露了出来，她怀抱里的男孩正在严肃地对付一块面包，弄得鼻孔里都是面包屑，我相信他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一个劳累的汉子一屁股坐在汽车轮子凸起的地方，售票员就像对低等动物说话那样喝令他站起来，汉子站起来了，我从他那双原本很漂亮的褐色眼睛中看到无奈、屈辱、愤懑的光亮；车厢前部不知道为什么起了争执，一个活得很不如意的北京人竭力羞辱活得更不如意的外地人：“你们丫的都跑北京干嘛来呀？！纯粹是死催的！”我身边一个脸色蜡黄的大妈颤抖着声音问周遭的人：“谁有吃的没有？我糖尿病……”这时我才注意到老人家大汗淋漓，马上就要虚脱了，好在有人给她递过去一瓶可乐，她抓在手里，颤抖着咕咚咕咚喝下去……我下了公交车，看着它向远方驶去，再看一看马路两侧豪华的饭店和政府办公机构，看一看街头超大屏幕上正在播映我奥运健儿在伦敦勇夺金牌的感人画面，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了一种置身于卡夫卡小说世界中的感觉，觉得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都是荒诞的。 　　 　　3 　　 　　我听说，我国在奥运会上夺取的每一块金牌，都是国家用数千万乃至于上亿元培养和训练经费换取来的，这意味着我们这些纳税人（当然也包含那些挤公交车的北京人和外地人）每年都要为国家缴纳数百亿（我敢说，把庞大的国家体育系统消耗的资金计算在一起，绝非仅只是这个数目）税款，用来打造一支类似于军队的体育组织，为国家争取荣誉。 　　 　　国家荣誉好还是不好？当然好，谁都愿意听到街坊四邻议论说：“哎哟，你看人家把日子过的！你看他爸出来进去的多有脸面！”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宁愿勒紧裤腰带来换取街坊四邻的夸赞，我们甚至完全不顾家庭条件，拿出大把大把的银子来换取这种名声。2008年在北京发生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人类究竟为什么要弄体育？什么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答案在不同的人群中是不同的——国家会认为国家荣誉高于一切，所谓体育精神就是为国争光；那些挤公交车的人则会激愤地认为：“鸡巴！” 　　 　　4 　　 　　徐贲先生最近在《举国体制下的体育是“利维坦”式的怪兽》一文中指出：“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Leviathan)中，把全能的国家比喻成一个无所不想吞食，无所不能吞食的权力怪兽。体育一旦被国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怪兽，它取消体育对人的体格和心灵培养作用，无视体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体育变成一个手段，一种显示国力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方式。这种国家政治化的体育，它吞食本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体育资源，吞食作为活生生个人的体育人员，它也同样吞食无数普通的‘体育观众’，使他们无法有效地扮演自已在‘竞赛’中的角色。” 　　 　　我认为徐贲先生说出了中国体育的实质，挤公交车的贫困北京人和外地人那句简单的粗口，表达的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稍微难听一点儿罢了。 　　 　　“鸡巴”与普通民众的福祉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没有一根毛的关系！ 　　 　　5 　　 　　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将人类社会秩序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发的秩序，即哈耶克所表述的“自我成长的秩序”，“自我组织的秩序”；另一种是人为的秩序，又称为组织，这是人类有意设计的，它的终点是设计者预设的。 　　 　　哈耶克认为，自发的秩序与人为的组织所涉及的规范是不同的：自发的秩序依仗“规律”，人为的组织则依仗“命令”。规律是抽象的普遍的，而命令则是具体的特殊的，这就是说，人为的组织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是“被指定的任务”，每一个成员在固定结构中的位置是由命令预先决定的，人们社会活动的全部目标都趋向了设计者的预设。 　　 　　正是通过这种预设，国家意志才得以全面扭曲体育精神；正是通过这种预设，才最终把本应从人出发的体育弄成了国家事务；正是通过这种预设，才固定了金牌运动员以及他们身后庞大利益群体的位置；正是通过这种预设，才使得那些拥挤在公交车上的人如此窘困、如此没有尊严。 　　 　　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2012-8-8 进入 陈行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意志 体育精神 奥运会   

陈行之：马基雅维里：把政治与道德分开 进入专题 ： 马基雅维里 政治 道德    ● 陈行之 （ 进入专栏 ）       1          伟大的思想作品的诞生，并不经常与辉煌相伴，它大多时候都诞生在卑微与困窘之中。          1513年前后，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1469-1527）在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叫克西亚诺的乡村，在父亲遗留给他的小农场里像任何一个农民那样在田间劳作，伐木砍柴，然后背到街市上去卖，艰难地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马基雅维里出身并非农民，也绝非无所作为的庸庸碌碌之辈，他是经历过剧烈的政治沉浮才隐居到这里的，附近的乡亲们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正在做一件大事：“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房……在长达四个小时时间里，我忘记疲倦，忘记一切烦恼，进入到古人的宫廷。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宫廷深处的景物迷住了。”结果他写出了惊世骇俗的名著《君主论》，“在这本书中，我竭力深入探索这个课题：君主国是什么？它有哪些种类？它是怎样创建、怎样维持以及是在什么情况下丧失的？”          醉心于这些与生计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问题的人，显然不能再被称之为农民了，因此，后代人很少知道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作者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还是一个在乡间讨生活的人，与普通农民无异。心志高远的马基雅维里没有亲眼看到这本浸透了心血和汗水的著作出版，它是1532年即作者去世5年以后，在一位大人物的资助下才得以问世的。          发生这些事的年代，正是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大致上是名臣高拱同志、张居正同志、海瑞同志，哲学家王守仁同志，抗倭名将俞大猷同志、戚继光同志、胡宗宪同志以及著名的奸臣严嵩同志折腾事的年代。之所以要特别提到这些同志，是因为我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把历史比喻为一条江河，那么，河床一定是它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而人则是激越在潮头的浪花。虽然你也可以清高地认为浪花者转瞬即逝也，江河则永存，然而历史的价值仍旧体现在人的活动之中，尤其是英雄人物。还可以说近一些：假如你现在言说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你能回避名臣周恩来同志、历史学家吴晗同志、名将林彪同志以及著名的奸臣王洪文同志、张春桥同志、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吗？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话题不在本篇谈论范围，我只是想为读者提供一个具象的历史方位。那么，《君主论》是怎样一本书呢？马基雅维里在这本书中说了些什么呢？它为什么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我们今天谈论它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我们来做探讨。          2          人类在精神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粗略转向精细的过程，体现在学科的划分上，出现了哲学与科学的分离，物理学与化学的分离，文学与历史学的分离，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分离……这种分离还将继续下去。          以文学和历史学为证，我曾经借小说人物之口说：“最初文学与历史是纠缠在一起的，无论是古希腊的《希腊波斯战争史》还是中国的《左传》、《史记》之类，都同时肩负了文学和历史的双重重任：在纵向上它是历史，在横向上它又是文学。这当然很好。但是，人类在自己设立的学科上总是趋于精细，这样，在以后的岁月中，文学与历史就渐渐分离了。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历史之树更为精悍，除却了可疑的枝条和花朵，二是文学也获得了独立的品格，可以在想象的空间里恣意驰骋。我们今天读到的现当代历史著作已经没有似是而非的历史传说了；而我们的文学也不再为历史所束缚，即使名之为“历史小说”，也获得了更大的想象自由。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历史和文学的功能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从而避免了某种程度的混乱。现在我们一般不从文学中了解历史了，同样，我们也不从历史学著作中品味文学的情感意味了，这是一个进步。”          这种进步在《君主论》诞生这件事上显得尤为突出。《君主论》诞生之前，欧洲政治学还将政治与道德伦理混为一谈，严格说起来是一种政治伦理学，即评价一种政治体系是否健康，政治行为是否正义，道德伦理总是混杂其中，很多时候甚至扮演支配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还从来没有人从纯粹的政治学角度去剖析政治，剖析权力形态以及它的运作方式。我们举例两位哲学家来做说明。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秉持一种“自然主义的道德”观念，认为人可以通过实现他们的自然能力或目的而获得德性与幸福。他曾经专门说到“节制的德性”：当欲望被意志和理性正当地控制之时，人的日常的德性也就得到了，这就是说，他主张通过灵魂的理性力量（道德品性）控制人的激情，籍以形成好的习惯，从而引导人们既不要怯懦，也不要鲁莽，在适度中避免过错。他认为德性乃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某些品性，诸如怨恨、嫉妒、通奸、盗窃和谋杀，自身就是坏的，人应当远离它们。正因为这样，亚里士多德才同意和赞赏柏拉图把勇敢、节制、正义和智慧称作“基本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高贵、慷慨、友谊和自尊的德性等问题。          阿奎那（1225-1274）则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伦理学说，认为理智是人的最高的能力——意志代表人对善和正当的欲求，而理智则具有理解什么是善的一般的或普遍的意义的功能和能力。阿奎那进一步提出了道德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自由不仅是一个被看作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更重要的是，一种行为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是真正的合乎道德的行为，因为自由只是在那种可加以选择的知识的地方才能够存在，以及意志有能力去加以选择的地方才有可能存在。阿奎那依据自己的观念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依其本性是政治的动物”改成了“人依其本性是社会的动物”，不是偶然的。他认为，人的德性或者说善，归根结底在于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个人道德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阿奎那认为，“任何部分的善都会在与整体的比较中加以考察，由于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部分，除非与共同的善相适应，一个人想成为善，是不可能的。”          这些带有伦理学特征的政治学探讨，好还是不好呢？当然很好，正因为它很好，所以它才从来没有中断脉流，直到今天，你也无法把伦理学完全从政治学中剥离出来。然而，1513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那个叫克西亚诺的小乡村发生的事情却是一个极大的例外，它横切了这个脉流，导引出一支不容小觑的支流，形成了马基雅维里笔下赤裸裸的、带有权谋色彩的政治学，这就是说，他探索的不是一般的政治学原理，而是一种源于黑暗人性的国家政治权谋。换一种说法，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是一种宫廷政治学，他探索的是远在公众视野之外的宫廷政治，是赤裸裸的权力者的游戏。          3          历史负载着不同的人群走过不同的地方，经历不同的事情，彼此很难交叉。譬如，施耐庵同志写作之余来到阳谷县街头，买一斤荷叶包着的碎肉和几个香喷喷的炊饼，不至于会遇到城管人员来砸武大郎的挑子，或者看到引车卖浆者流被打得皮开肉绽躺倒在路旁；也不至于会看到强拆队“保护性拆除”，用推土机轰隆隆把阳谷县半个县城推倒；更不至于看到县老爷动用公安、武警以“打黑”名义先灭了西门庆，然后将这位大官人的巨额财产充公；不会看到一干人打扮得花花绿绿涌到县委大礼堂去唱红歌，每天领取三十块钱补贴；更不会看到县委书记在县委大礼堂做“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报告以后，很有情趣地与阳谷县第一美女潘金莲同志在狮子桥下的酒楼推杯换盏……总之我们今天看到的事情，施耐庵同志是不大看得到的，同样，我们也无法跨进“清明上河图”，到那个恬适的世界去享受难得的惬意与安宁。          然而人性是相通的，正因为这样，县武装部长武松同志的愤怒才能够被我们所理解，居委会主任王婆同志的下流卑劣才能够被我们所鄙夷，因为“先富起来”就去胡搞的西门庆才能够被我们所愤恨，命运多舛的潘金莲同志的遭遇才能够被我们所同情……由此往上追溯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权力形态和社会规则，我们也不觉得陌生，不要说宋朝，就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政治，不是也没有超乎我们的常识和经验，同样能够被我们理解和感知了么？要不然秦始皇这个跟我们非亲非故的家伙为什么会经常跑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呢？          还可以把话再说远一些——科学研究表明，人类虽然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然而就其智力程度来说数千乃至数万年以来并没有显著提高，人性还基本上保持在与远古时期相同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鄙夷、愤恨、同情等感情，在古人那里同样存在，他们是用与我们几近相同的心理揣摩眼前的社会和自己的人生的，秦始皇据守秦国发起统一六国的征战，与薄熙来同志偏安于西南一隅、谋划更大的政治抱负没有什么不同。          依据这种见解来谈论马基雅维里，理解起来或许会容易一些。          《君主论》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影响，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舆论界还将它列为“影响世界的十大名著”之一，一定是因为这本薄薄的书在某些方面表达了人们意识到、当时却没有人能够明确说出的观念，这种观念对于人们弄清自己所置身的世界又是那么重要；一定是由于它道出了某种被遮掩着的世界真相，尽管这种真相有一种阴森森的味道，你又没有办法否认它的精准性，所以，四百多年来它才在政治学领域获得了教科书一般的位置。          这本书于我们今天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为了弄清马基雅维里的观念和他所揭示的真相，必须首先弄清我们自身的文化观念和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见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将政治与道德混在一起的，由此产生以“三纲六纪”的精神枷锁，数千年以来极为坚韧地禁锢着中国人的精神，它所造成的恶果，一直绵延到今天，尽管表述的方式不同，概念也有了变换和转移，然而就实际的精神处境来说，我们与帝制时代的子民——据说最近降格为“屁民”了——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老子主张“以道莅天下”（《老子·六十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老子·七十三章》，老子的“道”表面上看是出世的，实际上它本身就在“世”中，这个把事情弄得很玄奥的人关注的是现实的政治，阐述的是统治者的行政手段和道德遮掩下的权术运作。“无为而治”很超然吧？可它照例是一种道德手段：“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最后还是落在“治”上，这就是说，他强调的仍旧是为统治秩序提供支撑的道德秩序，归根结底是为了从精神上束缚住人民。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和“礼”，则更为直白地说明了道德不过是权谋之术的华彩遮掩：“克己复礼谓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人的道德必须符合政治伦理要求，只有符合“礼”的道德才是高尚的道德，高尚道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为了把这种社会变为现实，人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对此，王亚南先生曾经指出：“任何一个专制君主，无论他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是出于强夺，抑是由于篡窃，他一登大宝，总不会忘记与他取得天下正相反对的大义名分来，借以防阻他臣下效尤‘强夺’或‘篡窃’。所谓‘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就是这个道理。”（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81年）          可见，统治者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他们是有意把政治与道德混淆在一起的。对此，马基雅维里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全是胡扯！鸭是鸭，鸡是鸡！两码事！”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把鸭撇到了一边，专门说鸡，说得令人毛骨悚然。          4          马基雅维里从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出发，不再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揭示政治的本质，而是把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的独立现象加以界定和解说，认为政治的运行与道德无干，是权力以及由权力衍生出来的权术才构成政治的本质，相应地提出了一整套君主统治的权术思想——          “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不能去做所谓好人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为了保住权位，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背离人道，违反信仰。”          “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的事物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          “许多合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          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把国家规定为一种受其自身发展规律制约的有机体，国家是人性恶的产物；国家权力是君主统治的基础，在国家中，政治是政治，道德是道德，两者不是一回事情；君主在追求权力目的的过程中，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应当“效法狐狸与狮子”，把道德作为达成政治目的手段，可以任意使用物质引诱、暴力镇压、精神欺诈等非道德手段为施行政治统治服务；君主不应当害怕留下恶名，应该大刀阔斧，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非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情，他认为结果的正确（也可以理解为“成功”，这是唯一的“正确”）最终将会说明手段的正确。这种后来被概括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思想，既可以归结为国家至上的强权主义的政治主张，又可以归结为对国家至上的强权主义政治主张的描绘，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归结方式导致了对马基雅维里完全不同的评价。          卢梭看到的是似乎更多的是后者，这位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赞扬道：“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国王上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上大课。” （卢梭：《社会契约论》）卢梭还在这段话后面专门加了一个注解：“马基雅弗利是正直的人，也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但由于依附梅狄奇家庭，所以不得不在举国压迫下把自己对自由的热爱伪装起来。他选择那样一位可咒诅的主人公这件事本身，就充分显示了他的秘密意图，而他的《君主论》一书中的准则与他的《李维论》和《佛罗伦斯史》相矛盾，也说明了这位深刻的政论家的读者从来都是一些浅薄的或腐化的人。罗马宫廷曾严厉禁止他这本书,我很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本书描写得最明晰的正是罗马宫廷。”          马克思对马基雅维里也做了高度评价，他着眼的东西似乎更为宏观一些：“从近代马基雅维里……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卷，第368页）马克思既看到了马基雅维里宣示的强权主义的政治主张，又看到了他对强权主义政治主张的科学描绘，而他所强调的正是马基雅维里将政治与道德分开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将政治与道德分开真的很重要么？真的很重要。          这种重要性，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两个领域都体现了出来。          5          有必要指出，马基雅维里的名声不怎么好，有人从他那里追溯到了现代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精神渊源，譬如他认为专制君主才能真正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君主政治中任何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权术都是正确的；他将强权主义的国家政治抬到至高无上的高度，用抽象的国家利益替代人民的利益；他认为政治生活中的目的决定手段，手段只有有效与否的区别，没有正确错误的分别……所有这些都很容易使人想到在独裁和专制轨道上运行的国家形态。然而这不是马基雅维里的错，相反，这恰恰是这位思想家对人类精神成长做出的独特贡献——他把政治与道德分开了，他让我们看到了政治深渊的幽暗，让我们看到了政治灵魂潜沉着人性之恶，他在客观上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警惕啊！人们！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道德，你面前只有政治！只有罪恶！你们是脆弱的！一定要警惕政治这头残暴的动物啊！它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袭击！”          卢梭之所以说“他是在给人民上大课”，培根之所以说“我们十分感谢马基雅维里及其他人写出了人们所作的事，而不是人们应该做的事”，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自从马基雅维里以后，“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就是因为他们听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声音。这种声音经由与伦理学分开的政治学通道传导而来，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人类经历过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暴政蹂躏之后，变得愈加响亮了——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谴责，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抨击，哈耶克对奴役之路的描绘，都无情地揭去了原本覆盖在政治学上的道德面纱，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未经涂抹（或者说剥去形形色色道德油彩）的本色世界，为我们指出了我们所处的位置实在不怎么妙，我们面临着许许多多未知的凶险……不幸的是，这竟然就是我们的真实处境。          道德领域如何了呢？让我们重温先人的教导：“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如果这只是单纯的伦理学阐述，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到什么时候善都是值得呵护的好东西，然而中国文化严格意义上是一种将政治与伦理糅合在一起的文化，对道德的强调很多时候都起着遮掩政治机能和政治权术的伪饰作用。          这位热心于道德训诫的孟子随后就强调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意思是：人和禽兽相异的地方只有那么一点点，老百姓把这些相异的地方都去掉了,只有君子还保存着。英明领袖舜主席就很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伦之常情，他做任何事都出于仁义，而不是把仁义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和工具，所以他是“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大救星”。在孟子的伦理世界里，君子与君主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君主才懂得道德，才对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只有君主骨子里才有仁义礼智的观念，老百姓有什么理由不接受这样的人的驯化和统治呢？          中国文化完全彻底地将对道德秩序的鼓吹服务于政治秩序，把人民浸泡在道德溶液之中，不仅让人民对权力失去警觉，还伪善地让人民生活在对国家权力的感恩戴德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奇境，秘密政治昌盛，作为政治权术的政变之术、驭臣之术、愚民之术、谄媚之术、韬晦之术、馋毁之术、诬陷之术、阿附之术、结党之术发达。在这种秘密政治状态下，就连政治信息也成为了权力者独享的资源，每当遇有重大事件发生，国家权力总是戴着华丽的道德冠冕在人民面前指手画脚，本能地在权力者和民众之间划分出一条边界，边界这一边“知之为知之”，那一边则“不知为不知”——叫人哭笑不得的是，“知之”的一方往往要求“不知”的一方表态拥护完全“不知”的那些内容！          这种奇境恰如乔治·奥威尔所形容的那样，“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拷问的目的就是拷问，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其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          6          我想用卢梭的话结束本文——          “国王总是想使自己成为绝对的，人们遥遥地在向他们呼吁:做一个绝对的国王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自己受人民爱戴。这条准则是非常之美好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于还是非常之真实的。然而不幸，这条准则在宫廷里却受尽了人们的嘲弄。由于受人民的爱戴而得到的权力，无疑是最大的权力；但它却是不稳定而又是有条件的，君主们永远也不会以此为满足。就连最好的国王也都想能够为所欲为，却并不妨碍自己依然是主子。一个政治说教者很可以向国王说，人民的力量就是国王的力量，所以国王的最大利益就在于人民能够繁荣、富庶、力量强大。然而国王很明白这些都不是真话。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贫困的，并且永远不能够抗拒国王。我承认:假如臣民永远是完全服从的话，那末这时候君主的利益也还是要使人民能够强大有力，为的是这种力量既然归自己所有，也就能够使自己威加四邻。然而由于这种利益仅仅是次要的、从属的，而且这两种假设又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十分自然地，君主们就要偏爱那条对于自己是最为直接有利的准则了。这就是……马基雅维里向我们所确凿证明了的。”（卢梭：《社会契约论》）          在这段话下面，紧接着就是我前面引用的那句著名的话：“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国王上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上大课。”          但愿我们知晓这是一堂大课，但愿我们听得懂这堂极为重要的大课。          （2012-4-12） 进入 陈行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马基雅维里 政治 道德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28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