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墙外楼 | 《陽光時務》揭秘烏有之鄉:中國毛派行動地圖

中國毛左大本營「烏有之鄉」吸引了一批具有民族主義傾向且對現實不滿的人。但只要稍作詢問和討論,就不難發現,這群為共同信念而團結的人,在做着一場輕而易舉就能打碎的同床異夢。 文 /趙思樂 政經評論網站「烏有之鄉」於今年4月被政府當局以「違反憲法,惡意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妄議十八大」為由關閉整頓。 此前,烏有之鄉以其明顯甚至極端的毛澤東主義左派言論,被認為是中國「毛左」的大本營。烏有所發布的言論有幾個基本共同點,在政治上,抨擊胡錦濤和溫家寶政府,讚頌支持薄熙來;經濟上,反對改革開放和「自由化」,支持國有經濟、貿易保護和重慶模式;思想上,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和毛澤東主義傾向。 烏有之鄉網站隸屬於「烏有之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在北京設有實體書店,專銷左派政經著作,不定期組織講座和旅遊活動。烏有之鄉網站被關閉後不久,「烏有之鄉書店」網站就部分繼承了原網站的網民發帖功能,但以圖書銷售和發布左派學者的文章為主。 關於烏有之鄉的傳言甚囂塵上。最主要的傳言有二,一是烏有之鄉受到體制內左派勢力的暗中支持,甚至由其背後操控;二是烏有之鄉的「頭面人物」——如學者孔慶東、張宏良,媒體人司馬南等——收受了來自重慶方面的資金支持和職位許諾。另有一些傳言稱「烏有之鄉」擁有龐大且高度組織化的地方團體力量。這些傳言都為烏有之鄉披上了異乎尋常 的神秘面紗。 烏有之鄉的內部結構與外部聯盟 烏有之鄉副總經理李道國稱,烏有內部工作主要分為圖書經營、紅色產品經營、組織紅色旅遊、舉辦活動和網站編輯五大塊,而目前工作人員包括志願者在內僅有十多人,其中網站編輯的人數最多。據李道國說,網站編輯的工作即是將符合烏有之鄉價值觀的外部文章轉貼到網站上,以及審核發布烏有之鄉網友的投稿。這樣的工作內容看來簡單,但他們所接受的培訓內容卻要複雜得多。 要成為烏有之鄉的工作人員必須先經過一個被稱為「中華英才班」的培訓。該培訓在一年中會不定期進行三到四次,每次招收學員二三十人,學員的年齡被限制在 18到 25歲,並要求具有高中或中專以上學歷。 據烏有工作人員介紹,培訓分為三期,每期約二十天,期間學員須住在八人一間的集體宿舍裏。第一期是考核階段,內容包括軍訓、調查研究等等;通過第一期考核的學員才能進入第二期,接受張宏良、韓德強等左派學者的課程培訓並最後以寫作和演說作為結業考核內容;第三期是到與培訓班有合作關係的「紅色企業」實習,最近的合作方為實行「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的南街村。 李道國說,「相互選擇」後,培訓中的少數學員才能夠進入烏有之鄉工作,而其它學員則會回到地方上去「進行一些工作」——按李的話說,主要是推廣工作,比如到所在群體的論壇裏發帖,也可以組織一些活動,但「要注意技巧」。 烏有之鄉並非只進不出,很早就進入烏有的熊芳(音)在工作一兩年後與在烏有認識的幾個朋友一同創辦了「大學網」。據她介紹,大學網主要是向大學生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平時則通過跟高校裏面的社團和老師聯繫,邀請諸如左大培、韓德強、張宏良等知名學者主辦講座。但講座的內容,多是應社團的要求,比如韓德強講得最多的是「大學四年應該怎麼過」,有時也結合時事,談論國家的宏觀經濟、三農問題等等。 大學網所載文章基本為左派言論,有相當大的篇幅用於抨擊媒體人白岩松等左派所認為的「西奴」,同時不少文章旨在歌頌毛澤東,比如首頁即有文章標題為《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萬歲!》。烏有之鄉書店網站將大學網作為友情鏈接。 熊芳現已不在大學網工作,而是自己辦了一個幼兒園,但她同時仍在參與烏有之鄉的工作。熊芳承認會對幼兒園中的孩子進行符合烏有之鄉理念的教育。 事實上,由烏有之鄉的原工作人員創辦的左派網站不在少數。熊芳提及,紅歌會網、獨家網都在此列,綠色食品網站「安和四季」則由烏有之鄉創始人范景剛的妻子創立。推廣中醫的網站「百家合符」的常駐老中醫聶曉萍則透露自己是受烏有之鄉的邀請,一起創辦了該網站。這些網站都在與烏有之鄉進行各種形式的合作。 烏有之鄉如何舉辦活動 今年以前,烏有之鄉所主辦的活動多為在北京的講座,張宏良、韓德強、左大培等左派學者是座上常客。但今年來,活動形式則主要變為綠色旅遊和文藝演出,其中穿插講座和座談。 烏有之鄉所舉辦的活動均要求參與者佩戴毛澤東像章,在講座進行前必須集體高唱國歌,活動主持人稱參與者為「同志」。在一些旅遊活動中,烏有之 鄉會派發紅歌本,其中還收錄了大量毛澤東詩詞和語錄,旅遊乘車時,幾乎每一次都會有工作人員帶領齊唱紅歌。 在烏有之鄉的講座活動中,主講者往往花費絕大部分時間批判社會現實,這些現實進而被歸納為「外國陰謀勢力與國內漢奸勢力勾結的結果」,形容中國形勢危在旦夕。之後便直接給出毛式的解決方案,比如回歸毛澤東思想、提振國有經濟、實行公有制等等,但很少有人給出這種措施何以能解決問題的論證,所用語言往往是「必須」、「只要」。 在許多宣稱以「綠色」、「健康」為主題的活動中,烏有之鄉找來合作機構「百家合符」的中醫師進行現場義診和醫療。受邀的老中醫聶曉萍被稱為「治癒過的病人無數,上至八旬老人,下到不滿周歲的嬰兒」。「百家合符」所舉辦的中醫治療學習班被宣傳為能使人短時間內學會效果驚人的中醫醫療術,比如稱有學員通過學習艾灸並以之醫治半年多不能動彈的老母,兩週後老母即可下床。「百家合符」還倡導天下無癌論,即中醫中不存在癌症,西醫對腫瘤的治療是無用的,只需進行中醫調理。 在烏有之鄉的活動中,聶曉萍會對參與者進行針灸、艾灸、刮痧、放血等現場醫療,甚至不需診脈,只聽病情描述,即可開方問藥。更特別的是,聶曉萍會將毛澤東思想和中醫結合在一起,譬如稱「只有毛澤東思想回歸,我們的中醫才能發展。」她並不對此進行論證。 烏有之鄉舉辦的大型紅色文藝演出一般由司馬南主持,還會邀請到一些體制內重要老人或其親屬參與。例如,今年 9月 6日進行的毛澤東逝世 36周年紀念晚會上,就有原中組部部長張景全、胡喬木女兒胡木英等人出席。 在活動中,烏有之鄉的工作人員對參加活動者的態度十分體貼親善,參與者之間也熱情以待,互稱「同志」「自己人」。再加上頻繁地齊唱紅歌,飯桌上、座談中的同仇敵愾義憤填膺,烏有的活動參與者間往往會迅速形成一種相親相愛、歡快激昂的情感。這種情感使人十分為這個組織所吸引,希望為它作出更多行動。烏有之鄉工作人員也不時倡導參與者在回到當地以後,盡力多「覺悟」身邊的人,或組織一些地方活動。 燕郊會議挺薄 反日遊行喚毛 在烏有舉辦過的活動中,最大型也最重要的,應屬今年 1月在河北燕郊舉行的「千人大會」。在這場「燕郊會議」中,張宏良在主題報告中提出了「抗美救國,轉型備戰,反腐鋤奸,整黨正本,大眾民主,共同富裕」的二十四字方針。在其他烏有主要學者接連進行演講之後,與會者按地區進行分組討論,並由各區選派代表到全體會議上作報告。 有來自重慶的與會者認為該次會議的真正主題是擁護薄熙來當總理,「每個報告都提到這個口號」,與會者說。 該會議共進行了三天兩夜,而與會者的食宿費用據當事者回憶只交了一百多元。曾經與烏有之鄉過從甚密,而在3月薄熙來事件後與其決裂的左派學者楊帆,則公開質疑烏有舉辦這次會議所用資金來路不明,並暗示可能來自重慶。但重慶的體制內知情人士認為,薄熙來其實刻意與烏有等極左派保持一定距離,在 2011年 8月《重慶日報》發表了對張宏良的專訪後,市委宣傳部專門向《重慶日報》打了招呼稱「英雄要問出處」,要求下不為例。烏有之鄉的支持者則挺薄不遺餘力,3月 18日,薄熙來被免職後三天,烏有之鄉在重慶的主要聯絡人朱高即組織人員在朝天門廣場拉起橫幅「薄書記,重慶人民愛戴您!」,但隨即被在場便衣帶走。 「燕郊會議」由於促進了同一地區烏有之鄉支持者的相互熟悉,催生了一大批同城毛左 QQ群。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今年 3月薄熙來被免職以後便開始了頻繁的聚會。北京毛左群的成員周晴承認這種聚會與薄的事件有莫大關聯,「這件事把大家激發起來了,有很多話一定要當面說,因為(在)虛擬的(空間),不知道對方什麼情況,也不放心。」 周晴所在的毛左群的聚會並沒有十分嚴密的組織,每次都是事先在群裏召集,真正參與的人員和人數都不固定。聚會基本每週舉行一次,地點往往選在公園或校園。聚會除了討論時下發生的重要事件外,也會設置學習主題,內容涉及左派學者的文章、毛澤東的理論,也包括有機農業之類,每次學習由群內對該方面較為熟悉的成員擔任老師。 這些毛左群並沒有僅僅停留在空談上,它們在今年 9月的大型反日遊行中直接導致了「懷念毛澤東」的聲音異軍突起。周晴透露,在得知將有反日遊行後,烏有之鄉官方印製了數十條與毛澤東主義相關的橫幅,並散發到各 QQ群的成員手中,他也拿到了十多條。周晴在遊行當天將這些橫幅免費散發給遊行民眾,並鼓勵他們扯起橫幅,遊行民眾不曾拒絕。福建的一個 QQ群的成員則自發印製了毛左標語並上街遊行。多地的 QQ群成員都承認他們曾通過各種方式發動更多的人參與反日遊行。 誰是烏有之鄉的支持者? 如果將積極參加烏有之鄉活動的網民視為其活躍支持者,則其中有一大半為 50歲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其餘主要為30至 50歲中青年男性,女性和青少年支持者很少,且有一部分是被作為一家之主的男性帶到這個群體中的。 烏有之鄉 50歲以上的支持者群體是相當穩定且堅決的,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曾多次參與烏有之鄉在各地組織的活動,並成爲了會員——會員每年需向「烏有之鄉」繳交 200元會費,每月可領取一本《烏有之鄉會員專刊》,烏有之鄉也會向他們定期發送活動信息。 這些中老年人往往在年輕時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當過紅衛兵、跑過大串聯、鬥過單位領導,他們幾乎全都坦然承認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懷念之情。 六十三歲的周晴說:「我們這個歲數的人,可以說對文革沒有什麽惡感。鬥走資派那段時間可能會給領導幹部留下深刻印象,上台低頭、噴氣式……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當時挨了鬥的人,現在並不抱怨毛主席,他們在看見中國社會發生今天這種變化以後,覺得領導國家還得毛主席。」 周晴還說:「那個時候領導幹部沒有特殊化,他們稍微做錯一點事,第二天大字報就出來了,所以他們必須得戰戰兢兢地小心為老百姓服務。」周晴非常懷念文革時夜不閉戶,群眾精神振奮的狀態。七十歲的老人周可仁認為文革後四人幫被判刑是可笑的冤案,並認為江青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提議在稱呼四人幫時應稱「四人爺」。老人們普遍相信文革終將得到平反。 爲了使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保持穩固,周晴引用毛澤東的話說:「文革應該隔七八年再來一次!」他還表示,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第一次發動的,肯定會存在一些問題,如果發動到第二第三次,就不會出現問題了。 相對於中老年人,參加烏有之鄉活動的中青年支持者的流動性要大得多。在一次活動中,多數中青年都稱自己是第一或第二次參與類似活動。他們基本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目睹了農村近年來環境惡化或房地被强徵強拆了的農民和維權人士;另一類則是從事金融、法律等行業的人士,或自行創業的商人,這一類人往往有着不錯的學歷和生活條件,也往往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國有資產被權貴瓜分的現狀有着切身體會。 來自山東膠南的王寶和是當地二十多個被強拆住戶的維權領袖,他說:「我領導着他們,毛澤東思想武裝了我,我又去武裝他們,現在就是跟政府對立。」王寶和認為,文化大革命完全正確,並稱毛澤東思想已經深入自己的骨髓。在一場烏有之鄉支持者的座談會中,當有人提出,面對當前政府壓制左派的形勢,烏有之鄉應該採取實質行動「主動出擊」,王寶和當即表示自己可以利用兩年多來領導維權鬥爭的經驗擔當骨幹:「老同志吧,體力跟不上,年輕的,閱歷又不行,我這樣的中年,體力最好閱歷又最好,這樣的骨幹可以由范鄉長(范景剛)組織起來鬧革命,實質上就是鬧革命!」 最後一類人的觀念則與其他人有着明顯的不同。金融從業者鄭西和車向豐都認為,西方的多黨制是防止腐敗和執政者變質的有效手段,但鄭西說:「搞西方民主是可以立刻解決很多問題,但在我們國內就很麻煩,這個票是可以買的,我們國家要搞西方民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鄭西認為以中國的目前狀況,薄熙來上台實行毛澤東思想是最好也最現實的,他深為薄的垮台惋惜。鄭西和車向豐都認為市場經濟已經走不了回頭路,「但必須是有道德的市場經濟。」車向豐說。鄭西認為私有制和公有制都可以存在,但要求公有經濟真正為全民所有,至於如何保證該點,鄭西提出應訴諸毛澤東思想。 烏有之鄉的支持者基本對文革持正面態度,雖有部分人承認文革導致了無辜者的死亡,但這只是少數失誤並且是值得付出的代價,他們堅持此類群眾運動不應受到法制的約束。體制內的左派認為烏有支持者的此類想法是危險且不可理喻的,烏有方面則認為這些體制內左派屬於既得利益者。 60歲的羅紅在烏有之鄉的支持者中顯得非常特殊,她出生於台灣,父親是 49年逃往台灣的軍官。羅在國民黨戒嚴時期長大,就讀於台大哲學系,70年代即偷偷閱讀左派書籍、辦讀書會,以致被國民黨警察干預。她 77年離開台灣,旅居美國,成為證券軟件專家。羅紅承認自己是活躍的左派,但強調是國際背景中的左派,她的丈夫是台灣最早的一批保釣人士,現就讀於布朗大學的女兒也經常參與左派活動。 直到 2007年羅紅才真正踏足中國大陸,而此前她就關注中國的社會問題並注意到了烏有之鄉,她說:「當時我在紐約吧,哎呦,看烏有之鄉好痛快呀,那是我的精神鴉片!」她在美國時對烏有之鄉充滿嚮往,但回到中國與其真正發生接觸後,認為烏有的做法存在問題,而且歷史和文化的內涵不足。然而羅紅強調:「他們的立場還是站得比較好一點吧,比很多右派好一點,右派擁抱資本主義或者是歐美的價值是有問題的,那邊自己都懷疑得一塌糊塗了,我們還在那裏擁抱,真是非常地可笑。」 另一個在烏有之鄉支持者中顯得特別的是 91年出生的王高陽,他近三年來一直在國外讀書,其父為華東某市公安局督查長。王高陽說:「我喜歡宗教化,朝鮮這個國家就是宗教化,就是把領導人當做宗教的教主一樣膜拜。我希望中國也變成朝鮮一樣,把毛主席當成教主。每個人都朝毛主席像鞠三躬,就懂得溫良恭儉讓了。」但當被問到一黨專政好還是多黨制好,市場經濟好還是計劃經濟好時,王高陽這樣回答:「你處於社會上層,什麽都好,你處於社會底層,哪裏都不好!」在烏有之鄉的一次活動中,王高陽曾多次邀請同行一名年輕女性一同赴朝旅遊,並許諾向她贈送珠寶。 王高陽嚮往人人朝拜領袖的社會,卻似乎並不想做朝拜者,他將自己定位在被朝拜階層中。而與此同時,王高陽作為一名 90後,常被「烏有之鄉」的支持者形容為「未來的希望」。 事實上,只要稍作詢問和討論,就會發現烏有之鄉的支持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社會想像和個人信念。然而,由於烏有之鄉往往重在聲討各種社會不良現狀,並加以外國陰謀的解讀,使得具有民族主義傾向且對現實不滿的人們直覺地聚攏在它周圍。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也認為彼此在爲了共同的信念而團結,卻似乎沒有發現這是一場輕而易舉就能打碎的同床異夢。 儘管支持者的觀念各異,但烏有之鄉的核心人物們似乎并沒有對異見寬容的打算。近日網上瘋傳烏有之鄉活埋 200名「西奴」人士的名單, 「入選」人士按程度被分為「骨灰級」、「無恥級」等。被烏有之鄉選為「無恥級西奴」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的何兵表對名單調侃道:「我努力不够,不過比崔永元強。」崔是央視著名節目主持人,時常針砭時弊。他被烏有之鄉評為「幼稚級西奴」。 被問及如何對待異見者的問題時,烏有之鄉創始人范景剛說:「在變革不合理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時,像厲以寧這樣的人,首先必須要在政治經濟利益關係上,除掉他的經濟基礎,在這個條件具備之後,才去改變他的思想認識。」范景剛承認,所謂「除掉他的經濟基礎」,就是要沒收財產、剝奪社會地位,至於是否要進行肉體消滅,則需再行計議。 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與厲以寧同樣被范認為要「除掉經濟基礎」的茅于軾在今年 4月「烏有之鄉」被關閉時則說:「當局把烏有之鄉等網站封了,不過我還是希望他們有說理的機會。我雖然不贊成他們的觀點,但是發言權是不可剝奪的。」 (文中朱高、周晴、周可仁、王寶和、鄭西、車向豐、羅紅、王高陽均為化名。)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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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揭秘烏有之鄉:中國毛派行動地圖

中國毛左大本營「烏有之鄉」吸引了一批具有民族主義傾向且對現實不滿的人。但只要稍作詢問和討論,就不難發現,這群為共同信念而團結的人,在做着一場輕而易舉就能打碎的同床異夢。 文 /趙思樂 政經評論網站「烏有之鄉」於今年4月被政府當局以「違反憲法,惡意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妄議十八大」為由關閉整頓。 此前,烏有之鄉以其明顯甚至極端的毛澤東主義左派言論,被認為是中國「毛左」的大本營。烏有所發布的言論有幾個基本共同點,在政治上,抨擊胡錦濤和溫家寶政府,讚頌支持薄熙來;經濟上,反對改革開放和「自由化」,支持國有經濟、貿易保護和重慶模式;思想上,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和毛澤東主義傾向。 烏有之鄉網站隸屬於「烏有之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在北京設有實體書店,專銷左派政經著作,不定期組織講座和旅遊活動。烏有之鄉網站被關閉後不久,「烏有之鄉書店」網站就部分繼承了原網站的網民發帖功能,但以圖書銷售和發布左派學者的文章為主。 關於烏有之鄉的傳言甚囂塵上。最主要的傳言有二,一是烏有之鄉受到體制內左派勢力的暗中支持,甚至由其背後操控;二是烏有之鄉的「頭面人物」——如學者孔慶東、張宏良,媒體人司馬南等——收受了來自重慶方面的資金支持和職位許諾。另有一些傳言稱「烏有之鄉」擁有龐大且高度組織化的地方團體力量。這些傳言都為烏有之鄉披上了異乎尋常 的神秘面紗。 烏有之鄉的內部結構與外部聯盟 烏有之鄉副總經理李道國稱,烏有內部工作主要分為圖書經營、紅色產品經營、組織紅色旅遊、舉辦活動和網站編輯五大塊,而目前工作人員包括志願者在內僅有十多人,其中網站編輯的人數最多。據李道國說,網站編輯的工作即是將符合烏有之鄉價值觀的外部文章轉貼到網站上,以及審核發布烏有之鄉網友的投稿。這樣的工作內容看來簡單,但他們所接受的培訓內容卻要複雜得多。 要成為烏有之鄉的工作人員必須先經過一個被稱為「中華英才班」的培訓。該培訓在一年中會不定期進行三到四次,每次招收學員二三十人,學員的年齡被限制在 18到 25歲,並要求具有高中或中專以上學歷。 據烏有工作人員介紹,培訓分為三期,每期約二十天,期間學員須住在八人一間的集體宿舍裏。第一期是考核階段,內容包括軍訓、調查研究等等;通過第一期考核的學員才能進入第二期,接受張宏良、韓德強等左派學者的課程培訓並最後以寫作和演說作為結業考核內容;第三期是到與培訓班有合作關係的「紅色企業」實習,最近的合作方為實行「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的南街村。 李道國說,「相互選擇」後,培訓中的少數學員才能夠進入烏有之鄉工作,而其它學員則會回到地方上去「進行一些工作」——按李的話說,主要是推廣工作,比如到所在群體的論壇裏發帖,也可以組織一些活動,但「要注意技巧」。 烏有之鄉並非只進不出,很早就進入烏有的熊芳(音)在工作一兩年後與在烏有認識的幾個朋友一同創辦了「大學網」。據她介紹,大學網主要是向大學生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平時則通過跟高校裏面的社團和老師聯繫,邀請諸如左大培、韓德強、張宏良等知名學者主辦講座。但講座的內容,多是應社團的要求,比如韓德強講得最多的是「大學四年應該怎麼過」,有時也結合時事,談論國家的宏觀經濟、三農問題等等。 大學網所載文章基本為左派言論,有相當大的篇幅用於抨擊媒體人白岩松等左派所認為的「西奴」,同時不少文章旨在歌頌毛澤東,比如首頁即有文章標題為《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萬歲!》。烏有之鄉書店網站將大學網作為友情鏈接。 熊芳現已不在大學網工作,而是自己辦了一個幼兒園,但她同時仍在參與烏有之鄉的工作。熊芳承認會對幼兒園中的孩子進行符合烏有之鄉理念的教育。 事實上,由烏有之鄉的原工作人員創辦的左派網站不在少數。熊芳提及,紅歌會網、獨家網都在此列,綠色食品網站「安和四季」則由烏有之鄉創始人范景剛的妻子創立。推廣中醫的網站「百家合符」的常駐老中醫聶曉萍則透露自己是受烏有之鄉的邀請,一起創辦了該網站。這些網站都在與烏有之鄉進行各種形式的合作。 烏有之鄉如何舉辦活動 今年以前,烏有之鄉所主辦的活動多為在北京的講座,張宏良、韓德強、左大培等左派學者是座上常客。但今年來,活動形式則主要變為綠色旅遊和文藝演出,其中穿插講座和座談。 烏有之鄉所舉辦的活動均要求參與者佩戴毛澤東像章,在講座進行前必須集體高唱國歌,活動主持人稱參與者為「同志」。在一些旅遊活動中,烏有之 鄉會派發紅歌本,其中還收錄了大量毛澤東詩詞和語錄,旅遊乘車時,幾乎每一次都會有工作人員帶領齊唱紅歌。 在烏有之鄉的講座活動中,主講者往往花費絕大部分時間批判社會現實,這些現實進而被歸納為「外國陰謀勢力與國內漢奸勢力勾結的結果」,形容中國形勢危在旦夕。之後便直接給出毛式的解決方案,比如回歸毛澤東思想、提振國有經濟、實行公有制等等,但很少有人給出這種措施何以能解決問題的論證,所用語言往往是「必須」、「只要」。 在許多宣稱以「綠色」、「健康」為主題的活動中,烏有之鄉找來合作機構「百家合符」的中醫師進行現場義診和醫療。受邀的老中醫聶曉萍被稱為「治癒過的病人無數,上至八旬老人,下到不滿周歲的嬰兒」。「百家合符」所舉辦的中醫治療學習班被宣傳為能使人短時間內學會效果驚人的中醫醫療術,比如稱有學員通過學習艾灸並以之醫治半年多不能動彈的老母,兩週後老母即可下床。「百家合符」還倡導天下無癌論,即中醫中不存在癌症,西醫對腫瘤的治療是無用的,只需進行中醫調理。 在烏有之鄉的活動中,聶曉萍會對參與者進行針灸、艾灸、刮痧、放血等現場醫療,甚至不需診脈,只聽病情描述,即可開方問藥。更特別的是,聶曉萍會將毛澤東思想和中醫結合在一起,譬如稱「只有毛澤東思想回歸,我們的中醫才能發展。」她並不對此進行論證。 烏有之鄉舉辦的大型紅色文藝演出一般由司馬南主持,還會邀請到一些體制內重要老人或其親屬參與。例如,今年 9月 6日進行的毛澤東逝世 36周年紀念晚會上,就有原中組部部長張景全、胡喬木女兒胡木英等人出席。 在活動中,烏有之鄉的工作人員對參加活動者的態度十分體貼親善,參與者之間也熱情以待,互稱「同志」「自己人」。再加上頻繁地齊唱紅歌,飯桌上、座談中的同仇敵愾義憤填膺,烏有的活動參與者間往往會迅速形成一種相親相愛、歡快激昂的情感。這種情感使人十分為這個組織所吸引,希望為它作出更多行動。烏有之鄉工作人員也不時倡導參與者在回到當地以後,盡力多「覺悟」身邊的人,或組織一些地方活動。 燕郊會議挺薄 反日遊行喚毛 在烏有舉辦過的活動中,最大型也最重要的,應屬今年 1月在河北燕郊舉行的「千人大會」。在這場「燕郊會議」中,張宏良在主題報告中提出了「抗美救國,轉型備戰,反腐鋤奸,整黨正本,大眾民主,共同富裕」的二十四字方針。在其他烏有主要學者接連進行演講之後,與會者按地區進行分組討論,並由各區選派代表到全體會議上作報告。 有來自重慶的與會者認為該次會議的真正主題是擁護薄熙來當總理,「每個報告都提到這個口號」,與會者說。 該會議共進行了三天兩夜,而與會者的食宿費用據當事者回憶只交了一百多元。曾經與烏有之鄉過從甚密,而在3月薄熙來事件後與其決裂的左派學者楊帆,則公開質疑烏有舉辦這次會議所用資金來路不明,並暗示可能來自重慶。但重慶的體制內知情人士認為,薄熙來其實刻意與烏有等極左派保持一定距離,在 2011年 8月《重慶日報》發表了對張宏良的專訪後,市委宣傳部專門向《重慶日報》打了招呼稱「英雄要問出處」,要求下不為例。烏有之鄉的支持者則挺薄不遺餘力,3月 18日,薄熙來被免職後三天,烏有之鄉在重慶的主要聯絡人朱高即組織人員在朝天門廣場拉起橫幅「薄書記,重慶人民愛戴您!」,但隨即被在場便衣帶走。 「燕郊會議」由於促進了同一地區烏有之鄉支持者的相互熟悉,催生了一大批同城毛左 QQ群。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今年 3月薄熙來被免職以後便開始了頻繁的聚會。北京毛左群的成員周晴承認這種聚會與薄的事件有莫大關聯,「這件事把大家激發起來了,有很多話一定要當面說,因為(在)虛擬的(空間),不知道對方什麼情況,也不放心。」 周晴所在的毛左群的聚會並沒有十分嚴密的組織,每次都是事先在群裏召集,真正參與的人員和人數都不固定。聚會基本每週舉行一次,地點往往選在公園或校園。聚會除了討論時下發生的重要事件外,也會設置學習主題,內容涉及左派學者的文章、毛澤東的理論,也包括有機農業之類,每次學習由群內對該方面較為熟悉的成員擔任老師。 這些毛左群並沒有僅僅停留在空談上,它們在今年 9月的大型反日遊行中直接導致了「懷念毛澤東」的聲音異軍突起。周晴透露,在得知將有反日遊行後,烏有之鄉官方印製了數十條與毛澤東主義相關的橫幅,並散發到各 QQ群的成員手中,他也拿到了十多條。周晴在遊行當天將這些橫幅免費散發給遊行民眾,並鼓勵他們扯起橫幅,遊行民眾不曾拒絕。福建的一個 QQ群的成員則自發印製了毛左標語並上街遊行。多地的 QQ群成員都承認他們曾通過各種方式發動更多的人參與反日遊行。 誰是烏有之鄉的支持者? 如果將積極參加烏有之鄉活動的網民視為其活躍支持者,則其中有一大半為 50歲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其餘主要為30至 50歲中青年男性,女性和青少年支持者很少,且有一部分是被作為一家之主的男性帶到這個群體中的。 烏有之鄉 50歲以上的支持者群體是相當穩定且堅決的,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曾多次參與烏有之鄉在各地組織的活動,並成爲了會員——會員每年需向「烏有之鄉」繳交 200元會費,每月可領取一本《烏有之鄉會員專刊》,烏有之鄉也會向他們定期發送活動信息。 這些中老年人往往在年輕時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當過紅衛兵、跑過大串聯、鬥過單位領導,他們幾乎全都坦然承認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懷念之情。 六十三歲的周晴說:「我們這個歲數的人,可以說對文革沒有什麽惡感。鬥走資派那段時間可能會給領導幹部留下深刻印象,上台低頭、噴氣式……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當時挨了鬥的人,現在並不抱怨毛主席,他們在看見中國社會發生今天這種變化以後,覺得領導國家還得毛主席。」 周晴還說:「那個時候領導幹部沒有特殊化,他們稍微做錯一點事,第二天大字報就出來了,所以他們必須得戰戰兢兢地小心為老百姓服務。」周晴非常懷念文革時夜不閉戶,群眾精神振奮的狀態。七十歲的老人周可仁認為文革後四人幫被判刑是可笑的冤案,並認為江青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提議在稱呼四人幫時應稱「四人爺」。老人們普遍相信文革終將得到平反。 爲了使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保持穩固,周晴引用毛澤東的話說:「文革應該隔七八年再來一次!」他還表示,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第一次發動的,肯定會存在一些問題,如果發動到第二第三次,就不會出現問題了。 相對於中老年人,參加烏有之鄉活動的中青年支持者的流動性要大得多。在一次活動中,多數中青年都稱自己是第一或第二次參與類似活動。他們基本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目睹了農村近年來環境惡化或房地被强徵強拆了的農民和維權人士;另一類則是從事金融、法律等行業的人士,或自行創業的商人,這一類人往往有着不錯的學歷和生活條件,也往往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國有資產被權貴瓜分的現狀有着切身體會。 來自山東膠南的王寶和是當地二十多個被強拆住戶的維權領袖,他說:「我領導着他們,毛澤東思想武裝了我,我又去武裝他們,現在就是跟政府對立。」王寶和認為,文化大革命完全正確,並稱毛澤東思想已經深入自己的骨髓。在一場烏有之鄉支持者的座談會中,當有人提出,面對當前政府壓制左派的形勢,烏有之鄉應該採取實質行動「主動出擊」,王寶和當即表示自己可以利用兩年多來領導維權鬥爭的經驗擔當骨幹:「老同志吧,體力跟不上,年輕的,閱歷又不行,我這樣的中年,體力最好閱歷又最好,這樣的骨幹可以由范鄉長(范景剛)組織起來鬧革命,實質上就是鬧革命!」 最後一類人的觀念則與其他人有着明顯的不同。金融從業者鄭西和車向豐都認為,西方的多黨制是防止腐敗和執政者變質的有效手段,但鄭西說:「搞西方民主是可以立刻解決很多問題,但在我們國內就很麻煩,這個票是可以買的,我們國家要搞西方民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鄭西認為以中國的目前狀況,薄熙來上台實行毛澤東思想是最好也最現實的,他深為薄的垮台惋惜。鄭西和車向豐都認為市場經濟已經走不了回頭路,「但必須是有道德的市場經濟。」車向豐說。鄭西認為私有制和公有制都可以存在,但要求公有經濟真正為全民所有,至於如何保證該點,鄭西提出應訴諸毛澤東思想。 烏有之鄉的支持者基本對文革持正面態度,雖有部分人承認文革導致了無辜者的死亡,但這只是少數失誤並且是值得付出的代價,他們堅持此類群眾運動不應受到法制的約束。體制內的左派認為烏有支持者的此類想法是危險且不可理喻的,烏有方面則認為這些體制內左派屬於既得利益者。 60歲的羅紅在烏有之鄉的支持者中顯得非常特殊,她出生於台灣,父親是 49年逃往台灣的軍官。羅在國民黨戒嚴時期長大,就讀於台大哲學系,70年代即偷偷閱讀左派書籍、辦讀書會,以致被國民黨警察干預。她 77年離開台灣,旅居美國,成為證券軟件專家。羅紅承認自己是活躍的左派,但強調是國際背景中的左派,她的丈夫是台灣最早的一批保釣人士,現就讀於布朗大學的女兒也經常參與左派活動。 直到 2007年羅紅才真正踏足中國大陸,而此前她就關注中國的社會問題並注意到了烏有之鄉,她說:「當時我在紐約吧,哎呦,看烏有之鄉好痛快呀,那是我的精神鴉片!」她在美國時對烏有之鄉充滿嚮往,但回到中國與其真正發生接觸後,認為烏有的做法存在問題,而且歷史和文化的內涵不足。然而羅紅強調:「他們的立場還是站得比較好一點吧,比很多右派好一點,右派擁抱資本主義或者是歐美的價值是有問題的,那邊自己都懷疑得一塌糊塗了,我們還在那裏擁抱,真是非常地可笑。」 另一個在烏有之鄉支持者中顯得特別的是 91年出生的王高陽,他近三年來一直在國外讀書,其父為華東某市公安局督查長。王高陽說:「我喜歡宗教化,朝鮮這個國家就是宗教化,就是把領導人當做宗教的教主一樣膜拜。我希望中國也變成朝鮮一樣,把毛主席當成教主。每個人都朝毛主席像鞠三躬,就懂得溫良恭儉讓了。」但當被問到一黨專政好還是多黨制好,市場經濟好還是計劃經濟好時,王高陽這樣回答:「你處於社會上層,什麽都好,你處於社會底層,哪裏都不好!」在烏有之鄉的一次活動中,王高陽曾多次邀請同行一名年輕女性一同赴朝旅遊,並許諾向她贈送珠寶。 王高陽嚮往人人朝拜領袖的社會,卻似乎並不想做朝拜者,他將自己定位在被朝拜階層中。而與此同時,王高陽作為一名 90後,常被「烏有之鄉」的支持者形容為「未來的希望」。 事實上,只要稍作詢問和討論,就會發現烏有之鄉的支持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社會想像和個人信念。然而,由於烏有之鄉往往重在聲討各種社會不良現狀,並加以外國陰謀的解讀,使得具有民族主義傾向且對現實不滿的人們直覺地聚攏在它周圍。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也認為彼此在爲了共同的信念而團結,卻似乎沒有發現這是一場輕而易舉就能打碎的同床異夢。 儘管支持者的觀念各異,但烏有之鄉的核心人物們似乎并沒有對異見寬容的打算。近日網上瘋傳烏有之鄉活埋 200名「西奴」人士的名單, 「入選」人士按程度被分為「骨灰級」、「無恥級」等。被烏有之鄉選為「無恥級西奴」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的何兵表對名單調侃道:「我努力不够,不過比崔永元強。」崔是央視著名節目主持人,時常針砭時弊。他被烏有之鄉評為「幼稚級西奴」。 被問及如何對待異見者的問題時,烏有之鄉創始人范景剛說:「在變革不合理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時,像厲以寧這樣的人,首先必須要在政治經濟利益關係上,除掉他的經濟基礎,在這個條件具備之後,才去改變他的思想認識。」范景剛承認,所謂「除掉他的經濟基礎」,就是要沒收財產、剝奪社會地位,至於是否要進行肉體消滅,則需再行計議。 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與厲以寧同樣被范認為要「除掉經濟基礎」的茅于軾在今年 4月「烏有之鄉」被關閉時則說:「當局把烏有之鄉等網站封了,不過我還是希望他們有說理的機會。我雖然不贊成他們的觀點,但是發言權是不可剝奪的。」 (文中朱高、周晴、周可仁、王寶和、鄭西、車向豐、羅紅、王高陽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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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失戀補習社

文 /葉七城 踏入十二月,一年將盡的時候,聖誕節過後,要考公開試的學生,將會面臨最緊張的一個學期……香港是個考試重要性凌駕於學習意義的城市。 香港有很多補習社,收費不便宜,最有趣的是不知誰帶起的風,補習老師都包裝成娛樂圈明星般的模樣招徠生意。他們會租用城中最繁忙地區的大型廣告牌,展示他們精心打扮的外型和戰績,香港的家長在耳濡目染下,產生錯覺,認為單靠學校的教育,是無法取得考試佳績,必定要進補雞精,才可安心讓子女應考。 看台灣侯季然導演的《南方小羊牧場》,以台灣南陽街及許昌街一帶的補習街作背景,感覺一點都不陌生,台灣莘莘學子面對的考試壓力比香港更重,對補習社的需求更高,電影中的柯震東本來是個單純的大男孩,學歷不高,也沒有想過要考大學,但因為她的女友留書出走,說要去補習,便沒有再回來,令處事被動的柯震東也要做決定,動身往補習街尋人。 他那份強烈「尋找」的本性,在南陽街變成替人將失物物歸原主的天使,天使在滿佈考卷的南陽街遇上活潑女孩簡嫚書,她在考卷的草原上畫了一隻以為沒人會注意的羊,而柯震東無聊下畫了隻狼回應,在緣份的安排下,尋找的「狼」遇上等待的「羊」——羊給自己一個期限去等某人回來,那是她自幼從媽媽身上學懂的 magic,但她也明白,當數到100都沒有結果時,便應該重新上路。 《南方小羊牧場》沒有給「狼」和「羊」考試的壓力,兩位樂天的人,在南陽街找到療傷的方法,「狼」在最後一天才發覺「羊」的第100天,他號召學生送出紙飛機,為「羊」送行,在漫天飛機飛舞下,「狼」重遇舊女友,但他已經明白:有些人永遠不必等。而「羊」卻輕鬆地說,她離開了南陽街,但留在附近,誰也沒有取代誰,只是很簡單地,一段新的關係,在今天開始。 感謝侯季然導演的悉心安排,為我們補習如何去愛,及何時放下。看完電影,走進「西洋菜街」,迎面又是補習天王廣告,倍覺他們面目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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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滲透港大抗學聯 專上同盟︰新紅色學生組織

文 / 孫賢亮 香港各大專院校的學生組織,近年多次傳出有親北京人士或組織想滲透進去。而作為龍頭的香港大學,其學生會在近十年來一直疑遭親北京的「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HKTSA)滲透。 據本刊調查發現,專上學生同盟的最終目標,是要與一向以爭取民主自由為宗旨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分庭抗禮,甚至成為全港規模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學生組織。 專上學生同盟的創辦人兼理事會主席王耀瑩,在大學校園促成各種內地交流與實習計劃等活動。有批評認為這會淡化大學生對當權者和社會的批判意識。 他在今年 3月曾介入特首選舉中,希望可以左右選舉結果,不過最終因「押錯注」收場。 今年 3月 8日,正當兩名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與唐英年爭持不下之際,32歲、曾任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的王耀瑩,在《信報》以《一條誤導中央的「左」傾投機路線》的文章,痛陳梁振英競選團隊,以及挺梁人士不斷誤導中央,並「懇請中央對唐、梁還是流選,在作最終決定前三思」。 港大學生會的「黑金聲明」 4天後,港大學生會突然豪花 38萬港元,在八份報章刊登標題為《有關「黑金政治」的嚴正聲明》的全版廣告,在批評梁營人士之餘,還要求北京介入「黑金」選舉風波。廣告一出,立刻引起輿論譁然,七所大專院校學生會迅速發表聯合聲明,批評港大學生會只針對個別候選人的作法,並質疑「要求中央介入」之說。 負責起草這份廣告聲明的,是港大學生會時事委員會。本刊調查發現,時事委員會骨幹成員黃柏榮和梅懌熙,均是 TSA的核心成員。而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冠康,及譚振聲、張楚晞等委員會成員,也與 TSA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在「黑金聲明」事件後辭去港大學生會外務秘書職務的趙希彤指,時事委員會在 3月 10日才為刊廣告事件召開緊急會議。他在會議上曾反對聲明內「要求北京介入」的說法,不過卻遭大多數人否決。他說︰「我相信這份聲明是早有預謀的,打擊梁營的背後,其實是希望選舉流選。方便他們所支持的、被視為是北京『特首後備人選』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上台。」結果梁振英最終當選為行政長官。 趙希彤分析,王耀瑩以及 TSA,由於在特首選舉中「押錯注」,「導致自身在建制派中的地位下降,轉而變本加厲,做出『激進』舉動來證明自身價值」。 譬如今年 9月,港大學生會批評首席副校長錢大康與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因突發情況而對入宿安排作出調整,並發起罷免 2人的公投。是次公投不僅在校內遭到普遍反對,校外更有數千位港大校友抵制。最終因學生會所準備的選票被指有兩個版本,公投有違規之嫌而不能成功。 「港大學生會今年來經常逆民意做事,是因為滲透的勢力在去年成功修訂了學生會憲章,大開方便之門,導致學生會多個重要職位都被佔領,連出缺多年的榮譽秘書一職也由 TSA核心成員沈顯龍擔任。」趙希彤指,原本應互相制衡的幹事會和評議會,卻被同屬同一陣營的人士同時控制,讓學生會淪為「一個獨裁的組織」。 港大學生會成 TSA基地 港大學生會被 TSA「攻陷」並非一時之役。港大學生刊物《學苑》副總編輯周永康稱,TSA滲透港大學生會至少已有 10年︰「本來 TSA只是不想港大學生會發聲,誰料道後來卻被用來執行政治任務」。 TSA核心成員立場有一定傾向性。港大學生會幹事會前內務副秘書成曉宜亦指,目前擔任 TSA理事會司庫的潘奕祺,曾經在 2009年的學生會競選活動上,強調自己在六四問題上「沒有看法」。而陳一諤則不斷強調愛國與責任。 陳一諤後來成為學生會會長,並在2009年 4月、也即上任會長僅 2個多月,就因在論壇上發表被指淡化中共「六四」屠城責任的言論,遭港大學生以公投方式,罷免了他的職務。當年陳指中共鎮壓「可能有點問題」,又指學運領袖柴玲是「走佬學生領袖」。 與成曉宜共事了一年的港大學生會幹事沈顯龍與梅懌熙,一年後聯同黃柏榮,組成「尚風閣」競選新一屆學生會。成曉宜說:「雖然一起工作了一整年,但他們競選的策略竟然是大肆抹黑我們這一屆的舊莊,指我們貪污。而且,他們從不出席會章所規定的諮詢大會,逃避所有選民的提問和質疑。」最終「尚風閣」競選失敗,2010年港大學生會出缺一年。 三人雖然未能當選,但據 TSA十周年特刊所指,沈顯龍、黃柏榮均成為2010年 TSA的地區主席,而陳一諤則成為地區的副主席。 TSA成學生會出局者同盟 於 2001年成立的TSA,可謂是港大學生會幹事會的「出局者同盟」。2001年在香港大學就讀工商管理學士的王耀瑩,曾連續兩年組建學生會候選內閣「和風閣」,不過均競選落敗。其中在 2002年競選中,他因為公開支持時任特首董建華連任,和他的高調親中態度,使他雖在僅有一個候選內閣競選的情況下,也因反對票高達八成而落敗。 入主港大學生會幹事會不成,王耀瑩在 2001創辦了大埔專上學生同盟,也就是今天 TSA的前身。 在 TSA的十周年特刊卷首,王耀瑩指出創立 TSA是源於「對香港學生社運狹隘與失焦的掙扎而另尋新路」。這一句宣言式的陳述,顯示 TSA與包括學聯在內的其他主流學生團體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 2010年 5月,TSA舉辦了就職典禮,並成立了包括大埔、沙田在內共 5個地區幹事會,並在翌年 1月迅速增加到 10個地區幹事會。除了王耀瑩,TSA還集合了港大學生會落選內閣「尚風閣」三子黃柏榮、梅懌熙、沈顯龍,以及潘奕祺、陳一諤等一眾港大學生會幹事會的出局者,組成了TSA「核心集團」。 他們借着 TSA所整合的力量和資源,開始滲透曾將他們拒諸門外的港大學生會。 「嘉賓太右」引發辭職風波 TSA舉辦的學界活動,以在內地實習、去內地交流訪問為主。2011年就職的TSA西貢區主席黎朗謙表示,他籌辦的「職業生涯探索計劃」(Career ExploringProgram, CEP),曾經邀請劉慧卿、梁家傑、涂謹申等泛民主派議員出任嘉賓。活動得到了聯席會議的批准後,並宣傳招募學生參與時,理事會卻以嘉賓名單「太右」為由,要求更改名單或取消活動。雖然他堅拒更改名單,但是「核心集團」最後召集了很多從不出席聯席會議的人,以投票方式通過腰斬活動。 職業生涯探索計劃被喊停之後,同盟的 10區中,最少有 5個地區停止運作,超過總數一半的幹事離開。黎朗謙說:「TSA內部充滿爾虞我詐、朋黨批鬥和暗自設定的政治傾向。」在其Facebook群組內,反對和批評的帖子也不斷遭到管理員刪除。 TSA雖然以地區為單位,但實際上地區並沒有自決權力。黎指︰「理事會和核心集團像是在利用地區幹事來舉辦他們想搞的活動,完成他們預設的目標。」如多次邀請《明報》文化版編輯李炘來做講座,題目便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的左派思想理論。參與的除了同盟幹事外,還有現任港大學生會幹事會主席陳冠康。他曾私底下告訴受訪的同盟前幹事,自己其實並不認同講座的內容。 理事會:「同盟」最高權力機構 TSA的權力架構是由上而下,最高權力機構是理事會,負責領導及任免各級機構、制定主要方針及作出重大決策。現任理事會主席王耀瑩,不僅身兼全國青聯委員,也是菁英會副秘書長和學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香港菁英會成立於 2007年,是由曾修畢國家行政學院、浦東幹部學院和中華文化學院及青年政治學院等中央級培訓院校國情研習班學員,所組成的青年團體。一名曾被菁英嘗試招募的知情人士指出︰「菁英會的成員都是獲得中央信得過的人。這些人不僅與中聯辦有來往,更主要的工作是協助中央政府一些不具實名的辦公室做暗處工作,譬如收風和統戰工作等。」 除了王耀瑩外,前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馮英倫也是菁英會副秘書長。他曾於 2004年發表《七一救港宣言》,質疑以遊行示威爭取普選,引起頗多爭議。來自上海的港大畢業生陳冉,亦曾在菁英會負責籌辦的博鼇青年論壇(香港)中擔任委員。她現任華菁會(出身內地的在港青年專才組織)副主席,早前更獲梁振英聘為侯任特首辦項目主任。 一名 TSA成員指,王耀瑩曾在TSA內部多次提到,「要培養香港未來的政治精英,也希望 TSA可以成為香港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學生組織。」他把矛頭直指學聯。除了要為建制派挖掘、收買人才,滲透學生會、掌握輿論導向亦被視為是 TSA的要務。 香港電台政壇新秀節目的嘉賓主持袁智朗,於 2010年受到黃柏榮的邀請,出席了由菁英會主辦的博鼇青年論壇。他說當時「自己和黃柏榮坐的是貴賓席位」,而黃手中的入場券是從菁英會處得來,可見菁英會與 TSA之間的關係。 此外,擔任 TSA秘書長的孫靄雯,同時亦是湖南省青聯委員、新界青年聯會副主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助理。理事會另一成員黃冠麟,曾擔任香港公開大學學生會會長,現任華菁會幹事。 記者曾致電王耀瑩要求採訪,但對方以「每個組織都會有人加入,有人離開,不值得大驚小怪」為由拒絕採訪。記者也曾嘗試採訪陳一諤,但同遭拒絕。 成曉宜認為,港大學生會的現狀正是香港社會的縮影,「建制派憑着手頭豐沛的資源大行其道,不斷蠶食社會的其他領域。港大作為香港高等學府的龍頭,校友又在各行各業佔重要地位,正是被 TSA視為橋頭堡的原因。」 她又指,TSA的成員通過合憲的競選渠道進入學生會本無可厚非,但他們「在參選前並無公開自己的身份背景,而勝選後又倒行逆施,這是欺騙選民的行為」。她慨嘆道,最可悲是,選民根本不留心學生會事務,以事不關己的態度聽之任之,這才是造成 TSA堂而皇之入主港大學生會的根本原因。在各大學校園裏,滲透正潛移默化地發生着,這顯然與香港所面臨的「溫水煮蛙」式的困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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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西九第一塊獨立音樂拼圖

文 /梁偉詩 由黃耀明牽頭的「文藝復興音樂節2012」在萬人「獨立起義」的歡呼聲中圓滿結束。周雲蓬、巴奈等中港台與明哥同場獻唱,從下午三時唱到晚上十時多,在香港已是馬拉松音樂會。香港觀眾對這種音樂會模式的認知,通常來自慈善賑災大匯演。今回的「文藝復興音樂節」背後隱伏着幾個關鍵詞:戶外、免費、自由和多元。 這幾個元素看似平平無奇,想深一層,其實是相當「唔香港」的。大部分香港人聽賞音樂的根是廣東歌,是令獨立音樂人有點「喵嘴」的CANTOPOP,睇騷文化更來自紅館。可是物換星移,不知不覺地胡士托的戶外、自由進出的音樂模式,成為世界大勢。戶外,縱是被動地受制於天時,卻是一種光天化日、自然開闊的舒坦狀態。放眼看去,赫然又與城市空間各種流動狀態並時而生。這邊廂,巴奈與周雲蓬跨刀合唱《美麗島》,聽眾掉進眼淚的河流,旁邊維多利亞港的貨船同在游移。人和天地合唱,成就一道人文風景。 戶外造就的一種奇妙、自由的文化氛圍,又可以野餐聊天喝喝小酒,正是戶內場地所不能比擬的。「文藝復興」另一個關鍵詞是免費,作為基金會插旗定調之作,它所實現的,恰恰是黃耀明和好些藝術工作者一直在說的「文化權利」——不論是玩音樂、談社會還是推廣平權精神,背後其實是文化權利和人權。 朋友笑說,「文藝復興」不是給人「聽音樂」的,象徵意義多於一切。既展示了「文藝復興」這個儼如概念股品牌的大中華視野和動員能力,以述行姿態公告天下它的自我定位,站在「主流與獨立之間偏向獨立多啲啲」。態度又是開放的,只要你願意來,他們就唱歌給你聽。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文藝復興」的圍觀者,或者不介意充當臨記,完成這個在「文化權利」議題上的portfolio。 另一方面,「文藝復興」的多元,是與接力開唱的 Clockenflap和「自由野」互為對照的。如同香港獨立音樂的三塊拼圖,放射出不同的光譜排列。即使「文藝復興」很香港、珊妮公主還是很明星。在主流 CANTOPOP貌似傾頽的大勢下,2012年,西九第一塊獨立音樂拼圖、彷彿帶點小資情調的「文藝復興」——開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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