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散文

——《观念迷障与思维转型》系列之三 刘亚伟   一 2003 年，一本题为《 1421 ，中国发现世界》的书在台湾出版，一位退休的英国船长孟席斯在书中认为，是中国的郑和而不是欧洲的哥伦布、麦哲伦发现了世界。这个似是而非的消息又一次满足了国人的虚荣心，在华人社会引起广泛反响。 2007 年 2 月 27 日，中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二”， A 股暴跌，波及全球各国股市，几乎无一幸免，哀鸿遍野。其中纽约股市出现了美国“ 9 • 11 ”事件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让人诧异的是，国内主要舆论对于这次“股灾”的成因以及未来走向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而是异口同声地起劲论证或反驳海外媒体关于此次全球性股市暴跌的真实“震源”究竟是不是中国，言语间论述中溢于言表的是得意与自豪之情。 对此，有人敏锐地指出：“我们热情地关心外国股市受中国影响的程度，则似乎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这就好像是说：为了能够证明中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经济就会发烧，我们就算再多患几次重感冒也是值得的。或者说得更极端一点，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是为了让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打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陈季冰《下一站：中国》） 我们的强大为什么非要别人承认？ 这里面所反映出的是一种什么心态？   二 几千年的日积月累，“中华天下”观已经不仅仅是外化的国家间的关系准则，更内化为深藏在每个中国人血液中的不可泯灭的文明自豪感和民族自尊感。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从未受到过挑战。在与相邻族群外邦的互动中，其情形大致是征服之、同化之（或称归化、改土归流），或和亲之、安抚之，以及驱逐之等手段交换使用。虽然宋代之后的中国屡遭北方马上民族的铁蹄蹂躏，但是“文化中国”的天下至尊心态却历尽劫难得以流传下来。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元朝和女真人在中国建立的满清，事后甚至被中国史家一一列入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序列。同时，在东亚区域内，中国与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那种中央帝国与外籓邦国的朝贡关系，也在偶尔中断中被承认和延续下来。 有人曾用诗一样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自信：中国传统文化像海一样包容一切，任何外来民族的文化侵入中国，试图彻底改变中国，都是徒劳的，等待那些异域文化的，是它们被中华文化同化的命运。   三 鸦片战争之后的 100 多年中，中华民族面临的危境困境，与历史上曾经的灿烂辉煌，反差形同天壤，造就了民族无意识中的巨大历史悲情，使得我们很难用一种正常的、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外部世界，面对自己。 多少年来，许多中国人一直在心里默念着拿破仑的一句话：“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从 80 年代的那部电视政论片《河殇》，到最近几年出现的《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大国崛起》，推出时都曾轰动一时，无一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救亡图存心结在新时期的变奏。 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诉求，成为支撑现代中国人的唯一信念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价值，成为一切理论探讨和政治行为最后的归结点。但吊诡的是，也正是这种价值诉求后来成了统治者剥夺民众权利、加强集权专制的借口——为了救亡图存，实现强国之梦，每个中国人应自愿放弃个人的权利，以至于所有一切都得为此让步。于是我们看到，爱国主义的内容只剩下牢记民族屈辱，报仇雪耻；教育的目的只剩下为国家培养人才，直到今天，我们的孩子还在“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成长和国人消费力的快速膨胀，这种渴望获得外部世界承认的心态有转为炫耀心态的倾向：现在看谁还敢像过去那样欺负我们，瞧不起我们？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我们瞧不起你们了！   四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开幕那天，我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公园散步。回来听家人说，央视播出的开幕式现场采访中，中国人又骄傲了一把，说什么，开幕式的盛大、辉煌、精彩、壮观，就像北京奥运会给伦敦奥运会造成了压力一样，这次世博会又给今后的世博会举办国造成了压力，别人今后还怎么办呢？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评论 2008 年奥运会北京的开幕式：“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心态，在于一开始就选择了奢华的路数。而奢华在环境和能源危机的二十一世纪，显然不合时宜，透露出陈腐的气味，甚至有摆阔的嫌疑。我们太把奥运当作一回事了，以致忘了这本质上不过是一次体育活动，尽管有 80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前来观看，尽管中国人盼了 100 多年，尽管……它也只是一次体育盛事，一场地球上规模最大的成人游戏，仅此而已……一个民族要想被人尊重，除了认同和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普世价值，还要有自信心、幽默感和面临大事的定力，甚至包括自嘲的勇气。我们缺乏的是正常的心态，缺乏的是平等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心智，以致使我们为这次体育盛事添加了许多体育以外的东西，负载了许多额外的内涵，影响了上上下下组织者、设计者的的正常思维和判断。” 现在历史已经翻过了近两百年，今天，当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希望第一次真切地浮现在中国人眼前时，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同样也面临着再次调整、适应的需要。        

《观念迷障与思维转型》系列之二                                                              刘亚伟   中国近代史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是史家共识。读这段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不时跳入眼中，让人触目惊心之余，不免陷入沉思。一部中国历史，分裂统一、改朝换代的变局可谓多矣，为何称 1840 年后的中国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鸦片战争前的数千年间，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中华文明一直是在东亚地区相对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天下，统御四夷。到 1840 年，这个局面被打破了。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着的国门，而且中国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的感觉也遭受到全新的宇宙结构知识的猛烈冲击，同时人们还发现，在正统士大夫眼里近乎完美的儒家圣学，在应对这前所未有的变局时似乎不再得心应手。 有人用“天崩地裂”来形容这变局之大之烈，可谓恰如其分。从那时起到当下， 170 多年间，围绕着中学与西学、变革与保守、全盘西化与固守传统等问题，形成两大阵营，激烈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歇，以致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中国近邻日本发生的情况却与中国截然相反。在武力威逼之下，日本于 1854 年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决口由此打开，西洋其他各国接踵而至，如潮涌入。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条约。到 1858 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除割地赔款这一条之外，日本几乎享受了与中国同等的待遇。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对此评论道：日本未作抵抗，以对方的条件签订条约，可以认定为投降。这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中枢神经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一场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明治维新。 此后，日本在向欧洲学习的路途上迅猛前进，半个世纪后，这个曾经跟在中国后面虔诚学习的蕞尔岛国，以一个庞然怪物的模样在渤海突然现身，不仅从中国手中夺走了朝鲜控制权，还出其不意地吞掉了中国的北洋舰队和台湾，继而又打败了老牌帝国沙皇俄国，确立了在世界上的强国地位。 而中国呢，从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到闭关锁国不予往来，或拒不承认死要面子，甚至利用暴民耍泼，自取其辱，辛亥革命后又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直到面临全国沦陷的最后时刻才发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最后的吼声”，若不是借助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整体的力量，中国恐怕很难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为何错过了变法图强的机遇？ 是何原因造成了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进入近代时的同遇而殊归？ 近代之前，日本人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学生，没有自己的原创文化，无论文字、儒学、佛教，还是律令制度都是从中国趸来的。对于借来的文明，不会产生中国人那样的对自己原创文明的归属感。向别人学习，调整改造自己落后的方面，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习惯甚至性格。当佩里舰队的到来迫使他们睁开眼睛，看到古老的农业文明在与新兴的工业文明碰撞中所处的无可挽回的劣势地位之后，日本人迅速更换了学习对象。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他们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过去学中国，现在学西方，反正都是学，都是拿来。历史学家许倬云用脱换衣服来比喻日本这种学习外来文化的态度，“先学德国，再学英国，战后又学美国，随脱随换”。 脱换衣服是轻松的，选择换什么衣服的过程伴随着的是新奇感兴奋感。而中国人却截然不同，认为自己面临的是一场亡国灭种的危机，当他们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剔骨换心的痛苦”。 在开到家门口的坚船利炮面前，门关不上了，国也锁不住了，历来习惯于接受朝拜和贡奉的“天朝”，现在只能放下身段与“蛮夷”打交道讲条件、妥协退让，如何尽量保全面子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种憋屈受辱的心态，使得所有应对举措都显得颟頇、愚钝、僵化，不得不一次次为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付出沉重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延缓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