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谈论任何正在出现的社会现象都会冒一定风险，因为它非常有可能突然转到你无法预料的方向，“韩寒现象”也是如此。 我把韩寒现象作为中国现象进行考察，分别写过《韩寒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2010-5-22 ）和《韩寒的可能性》（ 2012-1-13 ）两篇文章。前者主要分析了出现韩寒的社会原因以及它的当代意义，后者则是在“韩三篇”发表以后，在很多我不能同意的观点中发掘出某些有价值的言论，把它作为韩寒的可能性（或者说或然性）来论说，本意还是从珍重这位年轻人的角度出发，阐述我对于当代社会情状的观察与见解。 现在由于方舟子的介入，“韩寒现象”正在演变为“韩寒事件”，在这个事件中，由“韩三篇”引发的思想探索和争论—— …… ……
阅读更多核心提示：今日中國不會慶祝100前清帝的遜位，今天中國的領導層也不面臨著有組織的軍事化的反抗，但是，此起彼伏的小規模農村抗議讓本文作者，歷史學副教授史蒂夫，不由地想起了150年前造成史上最血腥內戰的”太平天國”起義。考慮到彼時的超級大國英國不得不出手協助平息那場動亂，今天的美國真的那麼期望”中國之春”到來嗎？ 原文： Is China Ripe for a Revolution? 作者：STEPHEN R. PLATT 發表：2012年2月9日 本文由”譯者”志願者翻譯并校對 【原文配圖：圖片來源：Mansell Collection Time & Life Pictures — 蓋蒂圖片社】 100年前，在1912年的2月12日，清朝六歲的兒皇帝退位，結束了在中國延續二千多年的帝制。但是，這個現代中國劃時代的日子不會在人民共和國內得到廣泛慶祝。隨著共產黨準備秘密地把政權移交給下一代領導人，未經鍛煉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預計將要成為國家主席，北京的政治氣氛一片緊張。事關改朝換代的提示都不受歡迎。 當然，中國現政府對1912年的事沒甚麼好怕的。由滿洲人於1644年南下征服中國後建立的清朝，在1912年被高度組織化、得到海外武器資助、帶有愛國主義大一統意識的革命運動推翻了。今天的共產黨並不面臨這樣的威脅。 然而，它正在面臨的是巨大、原生態的農村動盪。中國經濟崛起的黑暗面是富庶的沿海地區和貧困的內陸之間日益加深、令人吃驚的鴻溝；地方官員普遍貪污；以及依據我們所能蒐集的資料所示，還有廣為蔓延的怒氣和不滿。政府承認每年有數以十萬宗”群體性事件”，這既包括了一些無依無靠老婦人抗議腐敗的房地產徵地，也包括了公然反抗村莊/社區(就如南部的烏坎村那樣)，還包括致命的種族暴亂，就如過去幾年在內蒙古、西部的新疆省以及在藏人當中發生一樣。 諸般景象，現政府面臨的更象是在1912年之前50年幾乎推翻清朝的太平起義。那場堪稱史上最血腥的內戰在被平息前至少奪去了二千萬人性命的暴動，那些希望今天出現”中國之春”的民眾起義的人不能掉以輕心。 太平天國起義是1850年代初在中國南部爆發的。那年代像今天一樣，經濟混亂、腐敗、道德真空。農村的貧困人口很多，地方官員瘋狂腐敗；北京政府遙遠得似乎不存在。觸發起義的是說廣東話的漢人和客家人就土地權而起流血種族衝突。許多客家人加入了一個信徒不斷增加的邪教，其中心人物名叫洪秀全，一個認為自己乃耶穌基督之弟的人。當清朝的地方官員站在漢人農民那一邊的時候，客家人—和他們的教派—舉兵造反了。 太平天國令人嘖嘖稱奇、同時令人惴惴不安的是，它擴展迅捷、全憑自發。和1912年那推翻帝制的革命或是1949年那促成共產黨執政的革命不同的是，它不需要多年的早期”革命”準備工作。 儘管洪秀全的信徒形成了其教派核心，但當他的教派突破清帝國的封鎖線並向北推進的時候，其所到之處風靡了成千上萬的農民，這些人都有各自的苦難和委屈，跟著造反對他們來說沒有損失。失業的礦工、貧窮的農民、犯罪團伙以及所有其他不滿者紛紛加入，壯大了叛軍。到了1853年，由招募和強徵入伍的人組成的叛軍人數達到50萬。那一年，太平軍佔領了南京城，屠戮城內所有的滿族人，並以那城市為他們的首都，直到11 年後內戰結束為止。 1950-60年代，中國的中小學生受的教育是，太平天國乃共產黨的前身, 洪秀全為毛澤東的精神祖先。這個比喻現在已經擱在一邊了，因為中國政府已經不再是什麽革命者。故此，近年來對太平軍的描述多是負面的也就不足為怪，說他們鼓動迷信和宗派暴力，威脅社會秩序。而曾經鎮壓他們的中國將軍曾國藩，曾受到過幾代人唾罵，抨擊他支持滿族人、背叛自己的民族。但現在對他的評價變了。今天，他是中國最受歡迎的歷史人物之一，一名忠貞不二儒士和自律的典範。他對中國歷史的主要貢獻是無情地鎮壓暴力異議，這正好合乎國家需要。 北京已經從歷史汲取了教訓。我們可以從它在法輪功和其他類似太平天國的教派變得軍事化之前展開迅速而殘酷的鎮壓中看到這點。我們也可以從當今”群體性事件”的數字中看到這點。據估計，在2010年有18萬宗群体性事件聽起來確實不祥。但事實上，群體性事件”數量之多顯示，抗議是無組織的，也（還）沒有聚合成足以威脅國家的勢力。中國共產黨寧可面對數以萬計甚至數以十萬計的獨立、小規模抗爭，也不願看見它們聚合成單一的越滾越大的叛亂。政府最害怕的不是暴力抗爭，而是這些抗爭會聚合為一。 對西方而言，太平天國也是一個教訓。19世紀的中國統治者，一如今天的，在外國也普遍惹人反感。人們視滿族為傲慢腐敗、阻礙貿易和憎恨外國人的暴君。所有的幻想都在太平軍那一邊，在起事初期外國稱譽他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者。正如一個當時在上海的美國傳教士所說，”美國人對政府賴以建立和發展的原則信念之牢固，使得他們無法不同情那些為反對外國奴役而戰的英勇人民。” 當習先生準備於週二訪問美國的時候，類似的同情塑造我們對中國目前動亂的看法。就在上週末，參議員約翰·麥凱恩警告中國副外交部長說：”阿拉伯之春天會降臨到中國。”西方新聞報導的主調是，共產黨終於嚐到它貪污腐敗，在農村的暴虐，以及漠視民主人權的惡果了。而在這表象之下，潛藏著一種通常不會宣之於口，但深深感受到的幸災樂禍情緒是對共產黨被本國人民推翻的一種渴望。 但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我們想要的是什麼。西方在19世紀時儘管蔑視中國政府，但當太平天國把它推向毀滅邊緣時，英國介入了，以保著當時的政府不被推翻。當時英國經濟對中國市場依賴程度之深，使它根本無法承受叛軍勝利可能造成的風險（在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中失掉美國市場之後更是如此）。在美國鼓勵下，英國向滿清政府提供武器、砲艦和軍事人員，並最終使戰爭局面轉為對清朝政府有利。 我們可能不會和當時的英國相去甚遠。考慮到我們經濟今天所處的不穩狀態，特別是美國對與中國貿易幾乎攸關生存的依賴性，人們不禁要問：我們儘管原則上譴責中國政府在政治權利和人權的立場，但如果它真的面臨一場內生革命——即使是由要求更大民主的聯盟領導的革命，我們最終會有多大可能不想让革命成功？ 作者是阿默斯特馬薩諸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著有《太平天國之秋：中國、西方、太平內戰的史詩故事》。 本文版權屬於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譯者遵守 知識共享署名-非商業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3.0許可協議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阅读更多2011年年初，中国当局采取镇压手段，防止内地出现如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2011年年底，民众对腐败的地方政府与非法征用土地，忍无可忍，发起连场草根起义。 茉莉花革命镇压 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 提醒了 中国人民他们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历史；而 穆巴拉克在埃及垮台 ，当然就惊动了中国的独裁政权 。 真正的威胁尚未乍现 ，中国共产党就 先下手为强 ，展开一连段的镇压行动。自2011年2月以来，当局针对 网上舆论领袖和维权人士 ，拘捕了以百计的异见者，当中包括活跃于博客的 刘荻 、著名的艺术家 艾未未 、四川作家 冉云飞 、上海律师 李天天 、四川法律工作者 李双德 和活跃于北京的 王荔蕻 。 Christian Bale，图片来自微博 尽管内地气氛一直紧张，网上活跃份子仍不断声援被捕的政治犯。 “释放陈光诚行动” 已持续了好几个月，最新的发展是 美国色演蝙蝠侠的演员Christian Bale试图探访陈光诚 ，却遭到便衣保安的阻挡。 基层冲突 这一年以来，社会矛盾在基层一触即发。首先是发生于年初的 钱云会之死的公民调查 ：钱云会为浙江省寨桥村村长，他反对乐清县的强制征地，涉嫌被谋杀。虽然官方调查指其死纯粹是意外，但因县政府在征地发展项目有很多利益，不少网民仍然认定钱云会事件是一宗谋杀。 农村土地被掠夺，城市则受房地产泡沫所威胁。大多数城市居民认为政府应推出相应政策为楼市降温，对 共产党种种不切实际政治宣传，即如北京市政府指廉租房租金补贴政策已可帮助北京的低收入家庭 ，民众深感愤怒。 地方市政府，不但没有帮助穷人，反而要清除 “低端人口” 。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义正，使那些所谓“不受欢迎的人”对富者及 政府官员充满怨恨 。 药家鑫杀人案 里，网民的反应充分反映了他们的不满。 另一边厢，随着社会变得不稳定及经济日见低迷， 富人 和 老板 接续出逃、 公务员相继自杀 。 在如此不公义的社会里，儿童是最脆弱的一群。在农村地区， 5千8百万儿童 因父母去城市寻找工作而被留在乡下，许多因而成为了 拐带 的目标，更令人齿寒的是，中国的儿童强奸犯，竟然受 “嫖幼法” 所保护。 食品安全的问题未解决 。2011年里，毒奶事件层出不穷。内地人过境抢购奶粉导致了 香港奶粉短缺 。日本面临震后核辐射危机之时，中国人的 即时的反应是抢购海盐 。然而就负影响而言，日本核辐射可能比不上国内 西瓜 和 香醋 中的化学添加剂。 过度开发与起义 上千人挡住快速道路的入口，这张照片在微博上广传。 许多基层冲突其实是过度发展的结果。 三峡大坝建设对国家的环境影响 尚待评估。 今年八月， 大连因PX化工厂泄漏化学品 而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当地政府被迫接受居民提出的搬迁要求。2011年完结之时，广东省 乌坎村 和 海门镇 分别发动了成功的起义，抗议那些透过强收土地谋取暴利的开发项目。 中国模式 中国当局一方面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而感到自豪，特别制作了一些电影，如 《建党伟业》 ，去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 另一方面，为了处理社会和政治的不满，及解决其政权合法性的危机，中共试图探索镇压以外的 治理模式 。譬如说，一些学者就主张 恢复儒学为国家意识形态 。 中共不愿放弃一党专政或引入政治改革。它宁可推行 洗脑教育 和 政治宣传 、依靠 维稳机器 去和保持社会及政治秩序，拒绝理性的政治改变。维权的行动被视为 癫狂 、地方选举中， 独立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被受打压 、微博客平台受到 官方宣传机器抨击 、活跃人士的日常生活遭受全面监控。 自8月副总理李克强的访港，中国模式似乎也进入了香港。这是香港历史中 首次有公民因身穿政治T恤而被拘捕 。 地缘政治 所费不菲的太空登陆竞赛 告诉中国人民和世界：这个国家正在崛起。不过在国际政治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正被地缘政治 围困 ，他们认为 湄公河的屠杀 和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策略 ，都是对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警号：中国的外交位置正逐渐被边缘化。 然而，这种 假想敌游戏 永远解决不了社会内部矛盾。尽管一些知识分子觉得另一次 革命依旧遥远、不切实际 ，在这 辛亥革命的100周年 ，民主和自由绝对成为了普遍民众的希望。 译者： 欧辉(香港独立媒体 ) 作者 Oiwan Lam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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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中国，有关“革命”的论战再起，显示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近年，在中国，有关“革命”的论战再起。最近，因韩寒的几篇博文引起的争论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社会各界、乃至官方的学者和媒体都卷入论战，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改革与革命，一个世纪的变奏 十年前，受南美的玻利维亚政府之邀，笔者赴玻参加一个为纪念该国１９５２年发生的一场在拉美影响深远的革命所举行的题为“二十一世纪的民族与二十世纪的革命”的国际研讨会，作过“从改革到革命，从革命到改革——一个动荡曲折的探寻中国现代性的世纪＂的发言，中文稿后刊载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在发言中，我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历程归结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循环：从改革到革命，从革命再到改革。 ＂正象让毛在革命中成功的因素并不一定保证其在建设上的成功一样，让邓小平乃至江泽民在前一段改革中获取成果的因素并不能保证改革的最后的胜利。急剧增长的社会不平等，难以令人置信的腐败，在保护弱势阶层利益和进行政治更迭方面制度的阙如等，都威胁着改革的成功。 直到现在，中国基本上是靠专制的手段维系着政治的稳定，于是在达成某些正面功能的同时也不断生成一系列可怕而令人忧虑的负面后果；１９８９年的民主运动就是因这些原因产生，在未来我们也无法排除出现一个新的抗议运动的可能。 为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同时也考虑到统治集团的利益，一个渐进的和平的政治改革是给中国带来富裕、自由和持久和平的最佳途径。它也是避免让中国经历一场新的革命的唯一方式。” 十年过去，在笔者看来，革命风暴的云朵已再一次在天边积聚，我们已能隐隐听到雷声。这场有关革命的论战本身已在传达这样的信息。一种重要的转折已经出现：革命重新成为一种选项，改革正在失去合法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改革开道，曾有“为改良（革）正名”的讨论；今天，革命似乎也正在被重新正名，重新获取某种正当性，成为一部分人视为中国迈向新生的条件。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要进入一个新的循环——从改革再到革命？ 事实上，笔者曾多次提及：改革可以避免革命，但也恰恰可引发革命，当因改革造成的新的社会期望不能得到满足，旧的问题不能根除的时候，革命最易产生。革命常常是改革停滞、不彻底的产物。 革命—形式的变化 在当下有关革命的讨论中，一些争执、分歧常常是起因于对革命的不同理解。正如法国已故著名学者H. Mendras在分析传统的农民起义和现代革命的不同时所说：革命是现代性的产物，与传统那种农民造反大不相同，它通过大规模动员造成制度的整体性变更。 从法国大革命起，世界范围内绝大部分的革命是通过暴力完成的，因此也不难理解在有关革命的讨论中时常伴有或隐或显的另一个有关暴力在社会变革中的正当性问题。然而，从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到“橙色革命”乃至最近的“茉莉花革命”，在以往意含着血雨腥风的“革命”一词前，人们越来越多地冠以这些优雅美丽的限定词。 时代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传统的“革命的时代”（借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ric. J. Hobsbowm语）已让位于一个“民主的时代”，现代的通讯、观念的改变以及因武器的毁灭性能力的发展等等都促成革命事件中行动者行为方式的变化，革命的方式发生转变。但在以大规模社会动员从整体上达成更迭既有体制、突破既有制度框架这一点来看，人们也当然有理由称其为“革命”。 不过，大规模改革也会达成某种体制更改的目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湾九十年代被称为“宁静革命”的民主转型；此外，从毛时代的极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八十年代官方称“改革是一场革命”，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 因此，在我们的相关讨论中，首先需要明确我们所指涉的是何种革命，如果说是传统的大规模使用暴力的革命，姑且不谈可能与后果，从原则上讲赞同者恐怕就有限。但如果是指最近二十年来上述提及的这些革命，在执政者执意不作根本改革的情况下，事实上很可能出现，估计相当多数的人也不会反对。 至于用“改革”来消除积患，本为共识，但之所以在中国丧失动力和合法性，就在于其越来越成为权贵阶层侵害民众权益，维护既得利益结构的说辞；而当具有新的文化特质、具有建设性的维权运动被不断打压，新型的与传统革命者不同的依照法律秩序来维护正义的行动者＂维权律师”们不断受到迫害的时候，“革命”呼声再起难道还会让人意外？ 革命—条件与结果 中国一旦再爆发革命结果如何，是否具有条件，这是讨论中另外聚焦的一些问题。许多人都有的韩寒式的忧虑：担心一旦大规模风潮骤起，伴随官方的镇压，朝野的冲突加剧，社会秩序的崩解，现有的希望不再，要达成的目标也渺茫，也就是“天鹅绒革命”有其始与形而无其果，向传统的革命滑落，最后玉石俱焚，政客弄权，重建秩序，再次轮回。 显然，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不过，＂颜色革命＂的结果的可能也同样存在，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其它历史事件一样，对革命的成因和结果我们都无法做绝然的预见，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中行动者的取舍和作为。 所谓的条件也从来是相对而言。内战初起时的中共，许多人也没有会想到中共革命会成功，也认为革命条件不备；“茉莉花革命”成功的一些国家先前是有些条件，但也很难说比中国的今天要好多少，就一定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埃及广场上的民众不坚持，也不会有穆巴拉克后来的下台。在这一点上，“让子弹飞”中的张麻子倒是有悟性的：历史中较量双方的力量对比常常是在动态中发生转移的。 此外，许多情况下，主张或者是反对革命的精英其心态同身处另外境遇下的民众可能并不一致，只要那些让民众不断受害、受辱的机制和集团继续存在下去，无论一些知识精英从何种立场出发所作的“告别革命”的呼吁，到头来终难阻挡革命声音高涨；而假如正义和利益表达机制能及时得到修补、保障、顺畅，革命的呼声就会转而淡去。这一切，都将取决于今后一段时间官方如何抉择。 回到常识：是脓总该要冒的，就看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付怎样的代价了。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 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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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念曾的革命 （2012-02-05） 早报导读 [香港政情] 严孟达：向孔教授致敬！ [热点关注] 金里奇可以休矣？ [财经人物] 施冰：站在父辈肩上 [中国早点] 傲慢与偏见 《百年之孤寂10.0—文化大革命》演员，全长100分钟在舞台上从左走到右。 ● 周文龙 漂流记 《百》说的是革命，但最终荣念曾并没对自己“革命”。 《百年之孤寂10.0—文化大革命》演出至一半时，已经有观众不耐烦，大声地喊道：“国王没有穿衣。”讽刺着导演荣念曾的戏是一件国王的新衣，观众是那不愿承认自己不聪明的子民。 演出交流会上，一名观众也直言他一点也不懂这戏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这些演员在台上走来走去是什么意思？这个戏跟文化大革命又有什么关系？”但他话刚说玩，另一观众却马上反驳说，看不看懂一部戏并非重点，尽管她跟很多观众一样是摸不着头脑，陷入五里雾中，但她仍然很喜欢这出戏。 接着观众彼此的争辩越来越激烈，有人说这戏的演员太年轻，连文革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去演绎文革的伤痛呢；有人说他觉得这出戏对文革叙述很细腻；有人说这出戏乱来，有人说这出戏是他最感动的杰作……《百》戏剧指导郭庆亮忙于反应这一个个看得懂／看不懂，文革／非文革，好戏／烂戏的争辩，应对现场观众提问和情绪反应。至于荣念曾，他则坐在舞台一角，像个顽童般，乐在其中。 看《百》演出，台上台下仿佛都是戏，而且台下比台上更精彩。由荣念曾和本地12名演员集体创作的《百》说的虽是革命相关主题，但舞台上只有抽象符号和疏离情绪，不见革命激情；反倒是舞台下一些观众宣泄的愤怒情绪，更接近革命意识。 但熟悉荣念曾创作的人，都知道他早已习惯《百》演出的诸般评议。打从1982年荣念曾创立进念剧团以来，他和该团已建立一套独特的舞台美学和演出风格，其演出也不断引起许多批评。 以《百》为例，去年该剧在香港演出时，一些观众便不满该剧只是“一套只有表演者在自爽的戏”“胡乱拼凑符号就当成艺术”，愤然成立“反对资助《百》学生导赏场”的面簿，质疑进念获得香港艺展局资助的合理性。 相比之下，新加坡观众在演后交流会的情绪反应，就显得平缓多了。事实上在演出结束后，我挺惊讶地发现大多数观众都安静地看完整出戏，中途离场的人并不多。这是因为大家的接受能力强，能消解和进入演出的内在逻辑，还是大家容忍程度高，秉持着新加坡人独有的乖乖静静看戏的个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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