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

作者： 苗蛮子   将最近两则新闻放在一起，颇有些意思：一是，北京暴雨过后，该市气象局官员曲晓波声称，手机预警信息发送尚有技术障碍，发送短信的基站却十分有限，向北京全部人口发信息需要几个小时时间，发完时降雨可能已经结束。但三大运营商纷纷回应称全网发送短信没有技术障碍，此前已与市政府合作多次。二是，7月24日4时，强热带风暴“韦森特”在广东台山登陆，广东移动配合气象部门，连夜向深圳、中山等预计受影响最严重的五个城市发送预警短信3000万条。 正当“技术障碍说”而引发的争论甚嚣尘上时，“韦森特”预警短信来得真及时，这不仅在第一时间为台风影响地的居民提供了灾情，更是间接地捅破了北京官方的谎言，也为运营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在“韦森特”预警短信这面“照妖镜”前，某些官员的惊世丑态尽显无遗。 从技术上说，所谓因技术障碍而无法及时全网发送短信，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一如运营商所称，全网发送短信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把北京2000万常住居民都通知到。事实上，去年在同样条件下，仅除夕一夜，北京的手机用户就发送了共10亿条短信。而此次广东发送的3000万条预警短信，覆盖面广、发布时效快，也再次证实了技术障碍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可见所谓“技术障碍说”，与某些砖家将“短命公路”归咎于“老天爷”一样，不过是推卸责任的挡箭牌，是不折不扣地睁眼说瞎话。 退一步来说，即便排除“技术障碍说”背后的撒谎因素，而将之归结于财政对气象预警的投入不足，相关职能部门也难逃不作为的指摘。对于北京来说，雨水浸街、“城市看海”现象，并非今年才出现，而实则是最近几年定期上演的“连续剧”。当然，“城市看海”的根治路径在于下水道，而这需要时日，但至少在防灾减灾预警信息发布制度上，无论物力还是财力显然并非难事，关键就在于政府重视与否。 信息时代，手机短信作为一种预警渠道愈显重要。较之网络、电视、电台、户外大屏幕、移动电视等渠道，手机短信预警的最大优势在于：覆盖面广，迅捷、及时而准确地传输到具体的个人，因而预警效果相对要好很多。当然这并非否认其他预警渠道的作用，而是说预警系统中显然不能缺少短信发送这一重要环节。无疑，在灾难来临前，多启动一种预警渠道，就能给公众多一些安全保障。可实际情形是，气象部门在预测到特大暴雨后，明知自有的短信发送渠道作用有限，却不求助于运营商，而选择放弃全网群发短信这一最高效的预警方式，以致造成死伤人数过百，这不是失职、渎职又是什么？！ 然而可笑的是，气象部门不主动发送预警短信也就罢了，一些“帮闲砖家”反而将责任推给了市民——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继松声称，每个人都要有防灾减灾的意识，首先应学会主动获取预警信息。这显然是一种颠倒黑白的混账逻辑。 不错，每一个人都应该建立起防灾减灾的意识，并掌握一些必要的自救互救知识。但前提是政府部门“主动发布”预警信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气象专家；而市民在没有这个前提下的“主动关注”，由于未获得确定而权威的信息，非但难有预警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而在当前国民防灾减灾意识较弱的背景下，政府部门更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国民做出引导，而不是急于找借口撇清自己的干系。这个顺序和权责界限绝不能混淆。

2012年06月28日 12:46:19 　　 哈耶克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分岔处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六 韦森     　　【内容提要】 虽然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同源于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和“自然利率”说，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哈耶克认为银行人为压低贷款利率到自然利率之下，是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凯恩斯则认为，要通过操纵和调控银行利率，影响、引导和干预投资，使经济体系恢复充分就业均衡。       　　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在伦敦和剑桥之间曾发生了当时的两大经济学家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有关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的理论论战。这场理论论战影响甚广，波及面也很大。不但当时英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罗宾斯（Lionel Robbins）、斯拉法（Piero Sraffa）等都直接参加了这场论战，而且美国、瑞典、奥地利和德国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参与了其中。现在看来，这场论战不但催生凯恩斯的《通论》这部在20世纪对人类社会运行和经济理论发展影响最大的著作，也促使哈耶克殚思极虑地写出了《价格与生产》（1931）、《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1933）、《利润、利息与投资》（1939）和《资本纯理论》等一系列理论艰深的经济学著作，并由此与瑞典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一起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而，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场理论大论战影响深远，且对20世纪的人类经济社会的进程实际上影响深远，但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多年来关注和真正二人经济学思想和他们理论分歧到底在哪里的经济学家并不多。在国内，虽然大多数经济学人都知道有过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场大论战，但他们论战的内容是什么，分歧点在哪里，现实的政策主张有哪些差别，乃至最后这场论战又是如何结束的，却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即使在国际上，尽管在论战的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双方阵营中在自20世纪50年代到最近几年都有多部凯恩斯和哈耶克传记的出版，但是即使一些经济学家关于他们二人的传记在计数和回忆他们二人的这场争论时，也大都是匆匆提到、语焉不详。这就导致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理解这场争论以及二者经济学理论观点和真谛的并不是很多。这说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以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中，乃至当代宏观经济学中的各种凯恩斯主义学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并不看重和认真研究以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而反过来一些奥地利学派的当代传人一提到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就成了他们“要强烈抨击”甚至“要打翻在地要再踏上一只脚”的对象，几乎众口一致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次世界的几次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乃至1973年石油危机后出现的“滞涨”现象全部归咎为西方各国听从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和采取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恶果。结果，论战双方阵营的一些当代传人，几乎都被自己的理论信仰和强烈信念遮蔽了自己理论研究和思考的视线，从而很少有双方的经济学家们去心平气和地乃至理性地去研究和探究对方的理论逻辑和话语。这就导致了现在的局面：一方面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大都不怎么去认真研读凯恩斯（这其中Gottfried von Haberler和Roger W. Garrison可能是两个例外，这两位奥地利学派背景的经济学家可以说既懂哈耶克，也懂凯恩斯，并能平和地和理性地分疏这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学家的思想和理论差异），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为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包括种种新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根本不怎么去关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     　　目前，美国和西方各国深陷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衰退的萧条中复苏步履维艰；另一方面，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最近又呈现出经济增速下行的征兆。在此世界经济格局下，重温20世界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有关货币、利息、信用、资本形成和商业周期发生机理的大论战，重新认识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和复苏机理，不但具有经济学说史上的理论意义，也显然有着极强的、切实的和巨大的当下意义。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知道，哈耶克的货币、利率、投资和商业周期理论，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同源于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的货币经济思想，而“自然利率”（natural rate）则是魏克赛尔经济理论的基石性概念。然而，无论在理论论证上，还是在现实政策导向上，哈耶克与凯恩斯则截然相反。受米塞斯的影响，哈耶克认为，如果银行人为将信贷利率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会导致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结构的错配，从而认定货币政策是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解药。相反，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则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是经济波动根本原因，乃至是英国多年经济萧条的病根，因而凯恩斯主张，要由央行人为操纵并压低贷款利率，并通过政府引导和干预投资，改变企业家和人们的预期，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     　　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思想大致同源，且使用同样的经济学术语，但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导向。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又牵涉到一些更深层的问题：什么是自然利率？自然利率是如何决定的？这显然又回到了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魏克赛尔所使用的“自然利率（natural rate of interest）”概念那里去了。     　　从经济学思想史上来看，早在1691年，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写给英国一位议员的信的形式所出版的小册子《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中就使用了“自然利率”的概念。洛克认为，货币的借贷利率会围绕着自然利率上下波动，而自然利率取决于一国货币数量的多少以及一国货币数量与商业贸易总量之比。半个多世纪后，英国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马西（Joseph Massie）匿名出版了《论决定自然利率的原因》一本的几十页小册子，批判了洛克的货币明目论（朴素的货币数量论）的自然利率决定论，提出了“自然利率是由工商企业的利润决定的”观点，从而被马克思称赞为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到了奥地利学派那里，庞巴维克（Eugan V. Böhm-Bawerk）在1890年出版了其名著《资本与利息》，书中一上来就讨论了“利息”与“自然利息（率）”概念，提出“利息”可分为“自然利息”和“契约或贷款利息”（Contract and Loan interest）。庞巴维克认为，资本所得产品的价值超过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物品价值所获得的利润，就叫“自然利息”。     　　作为庞巴维克的学生，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中继承并发展了庞巴维克的思想，使用了“自然利率”（请注意他用的是“ 资本的 自然利率（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on capital）”）“贷款利率”两个概念，并提出了“贷款利率迟早总是要向资本的自然利率水平趋向一致”这一核心思想。按照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自然利率原初包涵了两重含义：（1）借贷以实物进行时的利息率；（2）借贷资本供求一致或者说储蓄等于投资时形成的均衡利率（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多使用“均衡利率”概念）。但问题和麻烦是，魏克赛尔在解释“自然利率”这一概念时，其含义一开始就比较含混。譬如，在《利息与价格》中，他把“资本的自然利率”首先界定为“不使用货币、一切借贷以实物资本形态进行时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率”，但在后来的《讲演集》中，他自己也放弃了这一含混的界说，他把“自然利率”认作为“正常利率”、“真实利率”，而实际上把它理解为商业利润，或用魏克赛尔本人的话来说，是“预期的利润率”。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本身含混不清，到了哈耶克与凯恩斯那里，他们侧重了两重含义一个方面的理解，发生了二人经济理论思路和政策主张的根本性分岔。     　　魏克赛尔原初的“自然利率”的含混，均被哈耶克和凯恩斯两人所认识到了。譬如，在1933年出版的《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的小册子中，当哈耶克谈到哈尔姆（G. Halm）对魏克赛尔自然利率的第一个定义（即“不使用货币、一切借贷以实物资本形态进行时有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率”）的商榷时，他说：一个社会的“单一利率（a uniform rate）只有在货币经济才能形成，因而[魏克赛尔]的这一分析整个并不成立”。尽管如此，哈耶克还是接受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这一概念，并认为它是比“真实利率”（real rate）更为合适的一个概念。只不过哈耶克主要是从储蓄和投资相等时的均衡利率来理解“自然利率”的，这一点与凯恩斯在《货币论》阶段上对“自然利率”的理解是相同的。     　　同样，凯恩斯在写作《货币论》和《通论》阶段，也认识到了魏克赛尔“自然利率”概念的含混性。譬如，在第17章第6节，凯恩斯就明确地说：“在我的《货币论》中，我把可视为最重要的唯一利息率称作为 自然利率 ……即储蓄率与投资率相等的利率。我当时相信，我的定义是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的发展和明确化。”凯恩斯接着指出：“然而，我在当时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根据这个定义，任何社会在每一个就业水平上都会有一个 不同的 自然利率。同样，相对于每一个利率，都存在一个使该利率成为‘自然的’利率的就业水平，即该经济体系的利率与就业处于均衡状态。……当时我还没有懂得，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体系可以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我现在认为，过去被我当作在学术发展上似乎是有前途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对我们现在的分析不再很有用，也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由此看来，尽管魏克赛尔被经济思想史学界视作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或者反过来说凯恩斯素来被认为是魏克赛尔思想的忠实传人和发展者，但今天看来，事实却是在凯恩斯扬弃了或者说超越了魏克赛尔的思想和理论，才发展出了他的《通论》中所提出的国家“干预说”。     　　当然，魏克赛尔那里，已经初具了国家干预银行体系的思想雏形。譬如，在《利息与价格》以及《政治经济学讲义》中，魏克赛尔基于他的货币均衡论所提出的现实政策主张是，要不断变更银行利率，使贷款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因为，照魏克赛尔看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是自发的，但会走向不均衡，因而主张银行在正确理论的引导下自觉地进行利息率的调整，以同“资本的自然利率”保持一致。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继承并发扬了魏克赛尔的这一思想，认定一个社会的物价是否稳定与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投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又取决于市场利率是否与自然利率是否相一致。因而，凯恩斯的《货币论》的具体宏观政策建议是，要对银行体系进行金融管理，操纵并调节银行利率，来影响投资率，以使投资与储蓄相等，把经济从萧条中恢复出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魏克赛尔被公认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先驱。     　　虽然魏克赛尔是国家干预银行和金融体系思想的始作俑者，他并不相信货币政策的万能。譬如，在他的经典著作《利息与价格》一书的结尾，魏克赛尔就警告世人说：“那些冀望从货币手段中出现奇迹的人，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公认的事实：货币并不会生儿育女——即使会的话，贵金属和银行券也是饥不可为食、寒不可为衣的”。尽管如此，魏克赛尔还是指出，“撇开这些不健康的幻想，遵循合理途径的货币改革，肯定是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由此他主张，“价格变动完全自由，只是在银行审慎计划的指导之下”。     　　同样接受了魏克赛尔的银行贷款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与差异会对消费品物价和生产资料价格产生影响，并最终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和生产的结构，奥地利学派的中期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则得出了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结论。基于对古典经济学传统理论的信念，即人类社会现代经济体系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哈耶克却对魏克赛尔的思想做了这样的解读：“魏克赛尔的学说可以简要地说明如下，如果没有货币因素的扰乱的话，利率将会被这样地决定：使储蓄的供求相等。他把这个均衡利率（我宁愿这样称呼它）命名为自然利率”。接着，哈耶克还补充道：“只要货币利率等于均衡利率，则利率对物价的影响就是‘中性的’”，“从而保证了物价的稳定”。由此，哈耶克形成了他的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构成货币影响生产的理论分析之出发点的，不是货币价值是否稳定，而是货币是否保持中性”。 由此哈耶克得出了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政策导向：如果经济萧条到来之后，如果央行和商业银行系统人为扩张信贷，创造人为的需求，“那就意味着，一部分可用资源再一次被引导至错误的方向，并使一种决定性和持久性的调整再一次受到阻碍。即使闲置的资源的吸收因此而加速，也只等于为新的纷扰和新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对于用银行信用扩张和人为压低市场利率到自然利率之下的政策选项来避免危机的发生这一做法，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中说得更尖锐和和直接：“ 毫无疑问，各银行能够延缓崩溃的发生；然而，一如之前所指出的那样，一旦信用媒介的循环扩张不再可能，衰退之时就必然到来。于是，灾难遂告发生，而且，贷款利率被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的时间越久，不符合资本市场实情的迂回生产过程被采用的程度越大，结果将会越糟糕，而反市场趋势的力量也将更加强大 ”。     　　在《通论》中，凯恩斯曾指责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奇怪的”、“异常简单化”的理论推理。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思想史学界，也有人一直批评米塞斯－哈耶克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一种纯理论推理，并没有现实的数据资料支持和史料验证。然而， 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之前美国的多年的货币和信用膨胀以及通货膨胀，接踵而至的是多年的大萧条；乃至2008～2009年以来的这场世界性的大萧条之前美联储和许多西方国家多年的低利率政策，也没有阻止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的突然降临，难道不一次次印证了米塞斯－哈耶克的这种理论推理？同样，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再读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我们也真怀疑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这些话是对80多年前的西方社会而说的。     　　也许历史再一次验证米塞斯－哈耶克的推理是正确的？         　　 2012年6月10日初识于复旦 2012年端午节定稿 本文将发表于王志毅主编的《启真》杂志2012年第二期 上一篇： 英国病与凯恩斯的“货币三论”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6月21日 10:38:09 　　 “英国病”与凯恩斯的“货币三论”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五   　　 韦森     　　【内容提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经济萧条期。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和《通论》）正是在这一“英国病”三个阶段上为经济复苏所开的不同剂量的“药方”。凯恩斯认为，由于信用货币阶段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不能使储蓄等于投资，需要央行来操纵并调节利率来达致价格稳定和经济均衡的目标。       　　20世纪30到40年代，在英国发生了一场波及世界经济学界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大论战。正是在这场论战中，乃至在凯恩斯逝世后对凯恩斯理论的反思性的批判中，哈耶克发展出了他的货币、资本与商业周期理论。反过来看，也正是在与哈耶克的论战中，凯恩斯写出《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这部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对经济理论和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著作，从而被人们广泛认为引发了20世纪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导致了宏观经济学的创生。相比而言，国际经济学界真正理解和赞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并不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历史反差？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置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且在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比较分析中，才能大致理解凯恩斯的理论，也才能发现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本身的价值和问题。     　　从近代史上来看，英国是最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大英帝国的极盛时代。然而，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打击很大，大英帝国自此由强盛转向衰退，尤其是1920～1922的经济衰退，重创了英国经济。这次萧条之后，英国一直完全未能恢复元气，整个失业率在20世纪20年代高居两位数，一直未能降得下来。到1929年，英国经济才勉强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而同期美国经济总量则差不多翻了一番，1929年为1913年的180％，法国为142.7％，意大利为181％，日本经济总量则翻了三倍，达到324%。英国经济刚刚恢复，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又骤然而降，对英国经济产生了巨大打击。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失业率一直很高，未能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失业”成了英国的一种“慢性病”，也随之出现了“英国病”之说。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通过多年探讨和研究货币、利息与就业的关系，提出了他的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从时代背景上来看，凯恩斯写作他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就业、利息和货币一般理论》（1936），并不是为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开出的“药方”，而是为探索如何根治“英国病”而提出的一些可行且实用的“济世之道”。     　　按照现代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病”，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1920～1922的经济衰退到1925年英国回复金本位制的初期阶段；（2）从1925年到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3）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及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病”的晚期阶段。凯恩斯的“货币三论”，恰好是对这三个阶段的“英国病”并所开出的不同剂量的“药方”。     　　在“英国病”的初期阶段上，凯恩斯的基本理论还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以此为基本分析思路，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1923）的短篇中提出，由于物价是由银行创造的信贷量所决定，当经济处于萧条期，要通过创造比繁荣期更大的信贷量来保持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即不陷入通货紧缩）。在这个阶段上，凯恩斯已达致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已经达到了货币发展史上一定阶段，此时‘人为管理’的货币已经不可避免了……”。由此，凯恩斯反对英国政府的通货紧缩政策，主张容许温和的通货膨胀（在《货币改革论》中凯恩斯也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了通货膨胀的危害），并以这种政策来治疗经济萧条。凯恩斯还反对回复金本位制，指出实行金本位制会使英国出口更加困难，国际贸易和收支更加恶化，加深经济萧条。     　　到了第二阶段，凯恩斯在1930年出版了他的《货币论》，创造性提出了他的“货币内生说”，并沿着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假设，初步形成了他的新货币理论：物价是否稳定与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则取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否相一致。在此理论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一些具体的宏观政策建议：中央银行应对银行和货币金融体系进行管理，操纵并调节利率来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使投资与储蓄相等，已达到价格稳定与经济均衡的目标。     　　在《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的基础上，并在哈耶克的尖锐批评和挑战中，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了他的石破天惊的革命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根据英国多年失业萧条的实际情形，凯恩斯在《通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国民收入增加时，由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扩大，储蓄增加，最后会消费需求不足。这时就需要有投资增加以弥补其差距，减少储蓄。但是，由于预期的原因，企业家对投资前景往往缺乏信心，投资支出往往不能弥补二者之间的差距，使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也使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就使得就业量在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了，甚至趋于下降，从而造成大量失业，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要帮助市场恢复均衡，其中主要是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在《通论》中，凯恩斯的原话是：“传统的经济理论的众所周知的乐观主义已经使经济学家们被看作是甘迪德（Candide ）那样的人物；他离开了现实世界来耕种自己的园地，并且教导人们：只要听其自然，在可能有的最美好的世界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最美好的途径。我认为，这种状态可以被归之于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对经济繁荣的障碍。”     　　从思想史上来看，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都深受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魏克赛尔的影响，均从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和波动来分析商业周期，但是他们对货币、利息、信用、投资和经济波动的传道机制的及其各个环节的理解有很大差异。对此，凯恩斯曾在《通论》中有点调皮地说：“货币是刺激经济体系活跃起来的酒，那么，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酒杯和嘴唇之间还有几个易于脱落的环节”。与哈耶克相类似，凯恩斯也认为，“经济周期最好应当被理解为是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的”。但是，凯恩斯马上不点名地与哈耶克划清了界限：“上述分析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和某些人的观点（看来凯恩斯这里显然是指哈耶克——韦森注）相一致。这些人认为，投资过度是繁荣阶段的特点，而避免这种投资过度是惟一的治疗下一步即将到来的萧条阶段的办法。他们还认为，……低利率不能避免萧条的到来，然而，繁荣却可通过高利率来加以避免。”谈到这里，凯恩斯还马上指出，“如果认为从我过去的分析中能得出他们上述的结论，那就误解了我的分析”。凯恩斯的思路是，“投资量取决于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而“利息率实际上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因而，只有理解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和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决定，才能理解经济周期的发生原因。照凯恩斯看来，资本的边际效率，又“取决于人们对资本的预期收益，而不仅仅取决于资本现存的收益”。     　　这样，凯恩斯就把自己的理论与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根本区别开来了。哈耶克认为，正是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和人为压低利率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引致了企业家和投资者对资本未来收益预期的误判，导致不当或过度投资，最后产生社会生产结构的时际失调；而凯恩斯则认为，正是企业家对未来的投资的预期，决定了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用凯恩斯的原话来说，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取决于资本的预期收益，而不只是取决于现行的收益”（页145），“既定量资本的边际效率取决于预期的改变”（页148）。照此逻辑，凯恩斯认为，受企业家预期影响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的上下波动，才是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根本原因（页148）。换句话说，照凯恩斯看来，不是央行所人为操控的市场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导致了大萧条，而是市场“自发”运行中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相对背离与波动，才是经济繁荣与衰退交替发生的根本原因。     　　基于这一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背离作用机制的不同认识，凯恩斯进一步提出，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政府和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才会实现市场的均衡和充分就业。由此，在《通论》第22章，凯恩斯明确提出他与哈耶克不同的宏观政策主张：“对繁荣的治疗方法不是较高的利率，而是较低的利率！因为，低利率可以使所谓的繁荣继续下去。对经济周期的治疗方法不在于把繁荣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在半萧条之中，而在于把萧条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于接近繁荣的状态之中”。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凯恩斯与哈耶克经济理论出发点和整个论辩逻辑的根本性区别了。若把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理论争论放在20世纪20到30年代世界的时代背景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当时的经济状况中，我们今天大致可以认为，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是旨在为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的正常运行所给出的“养生之道”，而凯恩斯的理论，则是对一个长期陷入慢性病的经济体开出的“治疗药方”。     　　对于凯恩斯一些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学过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初年级学生似乎都很熟悉了。然而，到今天这个大家都不怎么读经典原著，而只是喜欢读读教科书、做做模型因而常常是人云亦云的时代里，凯恩斯和哈耶克这样的思想大师常常被误读，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的一些深刻思想也往往被遗忘甚至被掩埋了。譬如，在《货币论》第二卷第30章，凯恩斯就特别强调说：“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之前，他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今天，中国政府决策层困顿于经济增速下行和通货膨胀难抑的两难困境中，各种宏观指标却表明中国各种类型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滑。在此格局中，读到凯恩斯近一个世纪之前的这一警示，又如何不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2012年5月23日星期三定稿于复旦 上一篇： 哈耶克到底与凯恩斯论战了什么？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