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 | 英国病与凯恩斯的“货币三论”

“英国病”与凯恩斯的“货币三论”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五

韦森

 
 　　【内容提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经济萧条期。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和《通论》）正是在这一“英国病”三个阶段上为经济复苏所开的不同剂量的“药方”。凯恩斯认为，由于信用货币阶段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不能使储蓄等于投资，需要央行来操纵并调节利率来达致价格稳定和经济均衡的目标。
 
 
 　　20世纪30到40年代，在英国发生了一场波及世界经济学界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大论战。正是在这场论战中，乃至在凯恩斯逝世后对凯恩斯理论的反思性的批判中，哈耶克发展出了他的货币、资本与商业周期理论。反过来看，也正是在与哈耶克的论战中，凯恩斯写出《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这部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对经济理论和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著作，从而被人们广泛认为引发了20世纪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导致了宏观经济学的创生。相比而言，国际经济学界真正理解和赞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并不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历史反差？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置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且在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比较分析中，才能大致理解凯恩斯的理论，也才能发现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本身的价值和问题。
 
 　　从近代史上来看，英国是最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大英帝国的极盛时代。然而，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打击很大，大英帝国自此由强盛转向衰退，尤其是1920～1922的经济衰退，重创了英国经济。这次萧条之后，英国一直完全未能恢复元气，整个失业率在20世纪20年代高居两位数，一直未能降得下来。到1929年，英国经济才勉强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而同期美国经济总量则差不多翻了一番，1929年为1913年的180％，法国为142.7％，意大利为181％，日本经济总量则翻了三倍，达到324%。英国经济刚刚恢复，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又骤然而降，对英国经济产生了巨大打击。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失业率一直很高，未能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失业”成了英国的一种“慢性病”，也随之出现了“英国病”之说。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通过多年探讨和研究货币、利息与就业的关系，提出了他的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从时代背景上来看，凯恩斯写作他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就业、利息和货币一般理论》（1936），并不是为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开出的“药方”，而是为探索如何根治“英国病”而提出的一些可行且实用的“济世之道”。
 
 　　按照现代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病”，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1920～1922的经济衰退到1925年英国回复金本位制的初期阶段；（2）从1925年到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3）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及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病”的晚期阶段。凯恩斯的“货币三论”，恰好是对这三个阶段的“英国病”并所开出的不同剂量的“药方”。
 
 　　在“英国病”的初期阶段上，凯恩斯的基本理论还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以此为基本分析思路，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1923）的短篇中提出，由于物价是由银行创造的信贷量所决定，当经济处于萧条期，要通过创造比繁荣期更大的信贷量来保持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即不陷入通货紧缩）。在这个阶段上，凯恩斯已达致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已经达到了货币发展史上一定阶段，此时‘人为管理’的货币已经不可避免了……”。由此，凯恩斯反对英国政府的通货紧缩政策，主张容许温和的通货膨胀（在《货币改革论》中凯恩斯也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了通货膨胀的危害），并以这种政策来治疗经济萧条。凯恩斯还反对回复金本位制，指出实行金本位制会使英国出口更加困难，国际贸易和收支更加恶化，加深经济萧条。
 
 　　到了第二阶段，凯恩斯在1930年出版了他的《货币论》，创造性提出了他的“货币内生说”，并沿着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假设，初步形成了他的新货币理论：物价是否稳定与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则取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否相一致。在此理论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一些具体的宏观政策建议：中央银行应对银行和货币金融体系进行管理，操纵并调节利率来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使投资与储蓄相等，已达到价格稳定与经济均衡的目标。
 
 　　在《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的基础上，并在哈耶克的尖锐批评和挑战中，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了他的石破天惊的革命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根据英国多年失业萧条的实际情形，凯恩斯在《通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国民收入增加时，由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扩大，储蓄增加，最后会消费需求不足。这时就需要有投资增加以弥补其差距，减少储蓄。但是，由于预期的原因，企业家对投资前景往往缺乏信心，投资支出往往不能弥补二者之间的差距，使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也使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就使得就业量在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了，甚至趋于下降，从而造成大量失业，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要帮助市场恢复均衡，其中主要是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在《通论》中，凯恩斯的原话是：“传统的经济理论的众所周知的乐观主义已经使经济学家们被看作是甘迪德（Candide ）那样的人物；他离开了现实世界来耕种自己的园地，并且教导人们：只要听其自然，在可能有的最美好的世界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最美好的途径。我认为，这种状态可以被归之于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对经济繁荣的障碍。”
 
 　　从思想史上来看，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都深受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魏克赛尔的影响，均从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和波动来分析商业周期，但是他们对货币、利息、信用、投资和经济波动的传道机制的及其各个环节的理解有很大差异。对此，凯恩斯曾在《通论》中有点调皮地说：“货币是刺激经济体系活跃起来的酒，那么，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酒杯和嘴唇之间还有几个易于脱落的环节”。与哈耶克相类似，凯恩斯也认为，“经济周期最好应当被理解为是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的”。但是，凯恩斯马上不点名地与哈耶克划清了界限：“上述分析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和某些人的观点（看来凯恩斯这里显然是指哈耶克——韦森注）相一致。这些人认为，投资过度是繁荣阶段的特点，而避免这种投资过度是惟一的治疗下一步即将到来的萧条阶段的办法。他们还认为，……低利率不能避免萧条的到来，然而，繁荣却可通过高利率来加以避免。”谈到这里，凯恩斯还马上指出，“如果认为从我过去的分析中能得出他们上述的结论，那就误解了我的分析”。凯恩斯的思路是，“投资量取决于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关系”，而“利息率实际上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因而，只有理解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和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决定，才能理解经济周期的发生原因。照凯恩斯看来，资本的边际效率，又“取决于人们对资本的预期收益，而不仅仅取决于资本现存的收益”。
 
 　　这样，凯恩斯就把自己的理论与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根本区别开来了。哈耶克认为，正是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和人为压低利率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引致了企业家和投资者对资本未来收益预期的误判，导致不当或过度投资，最后产生社会生产结构的时际失调；而凯恩斯则认为，正是企业家对未来的投资的预期，决定了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用凯恩斯的原话来说，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取决于资本的预期收益，而不只是取决于现行的收益”（页145），“既定量资本的边际效率取决于预期的改变”（页148）。照此逻辑，凯恩斯认为，受企业家预期影响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的上下波动，才是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根本原因（页148）。换句话说，照凯恩斯看来，不是央行所人为操控的市场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导致了大萧条，而是市场“自发”运行中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相对背离与波动，才是经济繁荣与衰退交替发生的根本原因。
 
 　　基于这一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背离作用机制的不同认识，凯恩斯进一步提出，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政府和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才会实现市场的均衡和充分就业。由此，在《通论》第22章，凯恩斯明确提出他与哈耶克不同的宏观政策主张：“对繁荣的治疗方法不是较高的利率，而是较低的利率！因为，低利率可以使所谓的繁荣继续下去。对经济周期的治疗方法不在于把繁荣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在半萧条之中，而在于把萧条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于接近繁荣的状态之中”。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凯恩斯与哈耶克经济理论出发点和整个论辩逻辑的根本性区别了。若把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理论争论放在20世纪20到30年代世界的时代背景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当时的经济状况中，我们今天大致可以认为，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是旨在为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的正常运行所给出的“养生之道”，而凯恩斯的理论，则是对一个长期陷入慢性病的经济体开出的“治疗药方”。
 
 　　对于凯恩斯一些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学过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初年级学生似乎都很熟悉了。然而，到今天这个大家都不怎么读经典原著，而只是喜欢读读教科书、做做模型因而常常是人云亦云的时代里，凯恩斯和哈耶克这样的思想大师常常被误读，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的一些深刻思想也往往被遗忘甚至被掩埋了。譬如，在《货币论》第二卷第30章，凯恩斯就特别强调说：“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之前，他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今天，中国政府决策层困顿于经济增速下行和通货膨胀难抑的两难困境中，各种宏观指标却表明中国各种类型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滑。在此格局中，读到凯恩斯近一个世纪之前的这一警示，又如何不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2012年5月23日星期三定稿于复旦